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回眸

第一篇：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回眸

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回眸

摘 要：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先生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在语言学、修辞学等众多领域的学者气质让他在学界备受瞩目。履职复旦大学校长后，他全心全意为学校师资、教学、科研等工作殚尽竭虑，形成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

关键词：陈望道；高等教育思想；复旦大学

陈望道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1891年生于浙江义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陈望道早年曾在金华中学求学，后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主修文学、哲学等课程。回国后，陈望道执教复旦大学，执教足迹遍布中文系、新闻系、文学院，为复旦大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献出了一生的精力。此外，陈望道还担任过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复旦大学校长，是这所百年名校名副其实的最大功臣之一。

一、钻研修辞学，归国执教印

当后辈研究陈望道的高等教育思想时，最深切的感受之一是，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和丰硕的成果。二十世纪初期，年纪轻轻的陈望道就完成了《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作为法讲义》等高水平的著述。从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陈望道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修辞学、美学、逻辑学等多个学科都是他所擅长的，这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学界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陈望道于1932年完成的《修辞学发凡》，这是一部对中国汉语言学而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是汉语言学中修辞学研究发展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凭借这部宏著，陈望道一举奠定了他在我国语言学、修辞学领域崇高的学术威望。

陈望道的学养与他从小喜爱读书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大学》、《中庸》等传统典籍在少年陈望道手中早已翻旧。而他的两位舅舅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中一位文笔流畅、简洁、清丽、明了，偏向于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深奥的古籍理韵。另一位则刚好相反，其文笔华丽、浓墨重彩、注重韵律、讲究修辞，尤其是喜欢在酒后创作意境豪放的诗词。在这两位文采极佳又文风各异的舅舅的熏陶下，陈望道逐渐悟出了汉语言修辞学的魅力。即便是不喜修辞、喜简洁明了行文的那位舅舅，在陈望道看来也是修辞学的高手，他只是在修辞上表面上很消极，但实际却具有非同一般的修辞效果。

上世纪初，陈望道曾获得了留学日本的机会，他丝毫不想放过如此难得的机会，在入读早稻田大学后更加勤于学术研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文学、修辞学是最负盛名的学科之一。诸如坪内逍遥、岛村龙太郎、五十岚力等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几位修辞学家都在早稻田大学执教。分别出自上述三位的专著《美辞论稿》、《新美辞学》、《修辞学讲话》在日本修辞学界被视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最具学术代表性。尽管陈望道在这所世界级名校没有以修辞学为专业，但他本人深厚的学术功底、学校浓烈的学术气氛与优质的学术环境，让他对修辞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吸引他在专业学习之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修辞学研究。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陈望道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刚成为大学教师，他便为复旦大学开设了一门新课程――修辞学，并专心致志创作完成了《修辞学发凡》。1923年，这部著作就已经通过油印面世了，但直到快十年后的1932年才付梓出版。在出版前，《修辞学发凡》的油印稿曾经历了五次大的修改，并被冯三昧、熊昌翼、田汉、章铁民等修辞学学者在课堂上试教过。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在一边试教、一边修订、一边油印、再一边试教的过程中不断被完善的。

在谈到对修辞学的兴趣来源以及主张推广修辞学课程的原因时，陈望道说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西学东渐的潮流一直没有停止过，于是出现了不少以西学为纲人，他们身上总或多或少有一些崇洋媚外的影子，对中国文化、文学、文字大放批评言辞，说中文根本比不上英文；与此同时，虽然八股文已经被彻底否定，但是白话文体系尚未健全，很多白话文方面的东西还在探索建设当中，毋庸说学生，就连老师都不一定能将白话文使用准确。有鉴于此，陈望道坚信，在那个“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修辞学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向学生传授如何在文章创作中正确运用修辞是修辞学课程亟需解决的重任。陈望道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不仅是对修辞学这门学科而言的，更是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空白，让学界高度认可了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涵养。1952年，他走上复旦大学的校长之位，在此后二十多年生涯中无怨无悔地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教育顾国情，平易求团结

陈望道也是最早的一批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领导，也是中国建设事业的顶梁柱，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开展。自从承担起复旦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陈望道便始终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正确领导，并对党的领导无限忠诚。他履职校长一职开始，复旦大学就坚决施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校长的陈望道只要遇到重要的人事任免、教育大政方针、学校办学政策等问题或事务，都会将其提交至校党委会集体讨论、集体决定，自己从不搞一言堂。在陈望道的领导下，复旦大学始终沿着正确的教育方向发展，高等教育成就有目共睹。

陈望道一心扑在教育上，并有意识地定期考察国家的教育发展实情，再回头根据实际情况为学校订立规章制度。履职复旦大学校长没多久，陈望道便遭遇了一个十分为难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苏联在教育经验。究竟是不顾中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还是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办出有自己特色的高等教育。这个问题不仅是复旦大学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全国所有教育系统及其他社会主义事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高等教育经验还十分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苏联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是必要的。然而，把与教育相关的苏联经验不假思索地一味搬到中国显然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以苏联学校作息制度为例，苏联的做法是六节一贯制，即一个上午学生要连续学习六节课，期间的休息时间非常短。这种作息时间引入中国后，陈望道指出，它显然与中国国情是相悖的。“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学生们，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作息习惯，抑或是用餐规律都有很大不同，如此不顾中苏差别的照抄照搬，是非常错误的。”陈望道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教育部门向上反映，很快得到了答复：教育部门要立即纠正六节一贯制。

复旦大学于1952年做出院系调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及华东其他地区的十余所大学融入复旦，它们要么整体融入，要么按专业融入，在此过程中，很多原本在各自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也成为复旦的一员。在调入调整涉及人员多、诉求广的复杂情况下，陈望道积极应对，多次亲自出马做新调入专家学者的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教学科研积极性，维护整个学校教师队伍的团结稳定。陈望道为了请一位著名的外语系教授担任学术带头人，曾多次拜访这位教授，根本不像一位大学校长，而像一位拜请长辈的学生。在他的多次努力下，这位原本准备提早退休的教授接受了陈望道的邀请。对学术界的老前辈，陈望道可以放下校长的身段，对学术界的年轻新星，陈望道同样可以没有校长的架子，而是对他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陈望道想尽各种方法，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些学术新星们尽快成长、独当一面。如果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身为校长的陈望道一定会上门给予嘉奖。陈望道一心一意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从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规章、团结教师、关怀后辈、迎难而上，赢得了复旦大学所有师生员工的爱戴。他们安心教学与科研，在各自的教育岗位上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尽其能。对此，陈望道的个人作用和个人魅力功不可没。随着陈望道领导下的复旦大学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标杆，海内外不少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向复旦大学提交了加入申请，师资力量得到迅速提升，学校跻身国内高校教育水平前列有了坚实基础。

三、教研两手抓，老骥仍伏枥

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教学与科学研究，陈望道不仅注重教学，对科研事业也十分重视。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认为教学是高校教育主要任务，同时，科学研究也必不可少。如果只重视教学忽略科研，将直接导致学校教学水平下降，难以培养出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人才。因此，陈望道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他常常组织师生开展科研工作，强调科研的重要性。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陈望道的积极努力下，每年复旦大学都会组织科研报告会，集中讨论当年重要的科研项目报告，讨论完成后还要大力进行宣传。陈望道倡导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总结梳理了广大师生的科研活动及成果，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师生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师生认识到科研之于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望道创建的科研报告会模式由于特殊的时局而一度关停，直到数年之后才在小范围恢复。然而今天，复旦大学的科研报告会不仅是该校一年一度的大事，同时也是国内高等教育界、科学界的一大盛事。参加科研报告会的除了科研主力军――各个专业系部的师生之外，复旦大学的行政部门也可以参加。根据陈望道曾经提出的要求，科研报告会不仅要体现复旦大学的高等教育办学特色，更要坚决落实我党的教育大政方针，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陈望道还坚持将复旦大学的科学殿堂向各种学派、持不同见解者敞开自由的大门，欢迎他们在其中自由研讨。这不仅有利于教学科研工作者能力的提升，更有利于繁荣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复旦大学今天的成功就足以证明陈望道当年所思、所做的正确性。

在很多人看来，陈望道在高等教育中强调科研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名酷爱科学研究的学者。如前文所述，陈望道将很多精力都用在了中文语言学的研究上。而且，在他履职复旦大学校长时，他还同时受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担任委员、国务院高等教育学科规划委员会的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的会长。在出任这些社会兼职期间，他在中文修辞学、中国文化研究、语文教育等领域的科研贡献让海内外学者同行瞩目。就连毛泽东主席都曾对陈望道主编的《辞海》、撰写的《修辞学发凡》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不仅是智慧的全中国人民的心血，也突出凝聚了陈望道先生的力量。”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陈望道的健康状况每日愈下，然而他总是不放心复旦大学的教学科研，放不下国家的教育事业。他以崇高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心、惊人意志品质，在病床上撰写完成了《文法简论》，再次为中文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努力。

参考文献：

[1]陈立民.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3-44.[2]陈望道.陈望道全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4.[3]崔雪芹.大学校长访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68-169.[4]陈望道.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5-76

作者简介：

张?B（1982～），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工程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项目课题：2014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资助课题《河南省高等教育在全国的地位研究》，课题编号：2014398。

第二篇：我眼中的陈望道校长

我眼中的陈望道校长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1891年出生。青年时代才华出众，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翻译出版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全国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周恩来总理深爱《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对陈望道校长非常崇敬，并有幸接触，此后又痴迷于他的事迹，现采撷片羽，以表达对这位杰出先辈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博学谦和 大家风范

1960年夏天，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到校后，满耳听到人们高度颂扬老校长陈望道德高望重，学术地位如高山一样耸立于沪上，师生们对他敬仰不已。但大家普遍吐露苦衷，不易见到老校长，高年级的有些同学担心毕业前不一定有机会见上呢!可开学后一个多月，我就近距离接触见到了陈校长。此后，40多年来，他的形象、仪态、气质和人格力量，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上，成为我精神园地里一株高大的常青乔木。

一个星期六中午，一位青年教师推开虚掩的宿舍房门，亲切地说，“新同学，我是陈望道语言研究室的教师，现有两张老校长学术研讨会的入场券，欢迎你们参加!”我喜出望外地接过入场券，并愉快地表示，“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老师!”下午，我约了同室的一位同学一起去。我们两人首次参加如此重要的社交活动，心里泛起甜甜的滋味，换了几趟车，终于找到了位于市内的科学礼堂，门卫客气地让我们两位迟到者进去。大厅里约200多人，已人声鼎沸，一片热烈的交谈声。这是一个轻松自由、气氛热烈的茶话会。几名招待员在大厅人群里穿梭，托着盛有一、二种饮料和一些面包片的盘子。我和同室同学像两只稚嫩的小鸟，进入了上海学术界的林子，与会者都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教师、学者、文人。我们胆怯地站在不显眼的地方，面对招待员递来的食品，不知如何表示。后来感到手中持一杯水可以显得自然一些。我们就大胆地向招待员取了一杯水和两片面包，首次享受招待会的赐物，比我后来在工作中出席盛大宴会还要兴奋。我们对陈校长的学术名著只是听说，尚未拜读，今天是怀着天真的想法而来的，希望亲睹老校长的模样和神采。我们在人群里小心地走动，鼓着勇气，问了一位长者，“陈校长来了没有?”“不是吗，他就在麦克风不远处，正在和几位弟子交谈。”我们挤近了细看陈校长。但见他个儿不高，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穿着一身浅色的中山装，十分朴素，庄重地站着，亲切和蔼之状可掬。我睁大眼睛望着这位名震全国的一代宗师。遥想20世纪初，他年仅20多岁，凭着对祖国命运和人民苦难的高度关注，率先将红色经典《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让马恩圣火在中国大地上闪亮，产生广泛影响。周恩来总理曾回忆说，早年在天津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等书籍。他还对陈望道风趣地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历史将永远记住陈校长翻译马恩著作的首创之举。此刻，陈校长虽年近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举止言谈非常谦和平易，沉稳而不张显，没有半点架子和颐指气使，慈祥的目光给人以莫大的关怀和温暖，人人见了，由衷敬之。过一会儿，主持人对着麦克风说：“请大家安静一下，欢迎陈望老讲话。”会场上顷刻爆发出一阵欢迎的掌声，接着是寂静的恭听气氛。陈校长带着浓浓的浙江口音讲话。他从容地说，简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今天，我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同行前来讨论我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我希望，赞同我书中观点的同行能不断增多，并多多宣传此学说的观点，还望继续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对于不赞同我们一派学术观点的同行们，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听到他们的新见解，这将俾益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陈校长讲话不多，但言简旨深，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充满自信，对他人的观点则采取兼容态度。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陈校长就缓步走到人群中去，同人们进行亲切交谈。给人以人淡如菊的印象。

这次见到陈校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迪，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今后的人生。

求贤若渴 爱校如家

陈校长，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译者，而且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并在享誉时代号角的《新青年》杂志社担任一名编辑，参与编发一篇篇雄章檄文，显示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尔后，他投身于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32岁起就出任该校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积极为党培养急需的一批批革命干部。“上海大学”在教育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上开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河。

陈校长善于从一名热血青年、早期党务活动家转换成一位踏踏实实研究学问，并且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泰斗，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解放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他深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倡导语文改革，在语法学、修辞学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修辞学发凡》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修辞学的奠基之作。

陈校长尤其钟情于教育事业，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任校长时间之久在全国高校的校长中是罕见的。他为复旦倾注了晚年的全部心血，复旦深蕴着他的理念和风格。复旦校风向以朴实严谨著称。当年我在复旦念书时，师生们常以陈校长引为自勉，常以复旦的校风砥励自己。人们赞扬陈校长宽容大度，豁达谦和，学问博大精深。

1952年复旦院系调整时，陈校长求贤若渴。他亲自到火车站将一些名教授接到复旦来。当年，复旦云集了一大批全国大牌教授和著名学者。如：数学界巨擘苏步青教授，不仅学术成就卓著，而且积极靠近共产党，银发之时实现入党心愿，成为当时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学习的一面旗帜。1977年后，他众望所归，接任陈望道担任复旦校长。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遗传学方面独领风骚，相传毛主席与他友情甚笃。曾多次与他在沪地开怀畅谈。历史系的周谷城、周予同教授在史学界英名显赫，周谷城先生关于“时代精神汇合论”曾震响史学和哲学界。谭其骧教授开创了历史地理新学科，名躁学术界。当年复旦还重视培育后辈，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如数学系谷超豪、物理系杨福家、历史系金冲及和中文系蒋孔阳、章培恒，等等，均已崭露头角，后来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

陈校长爱校如家的精神十分感人。1965年复旦成立60周年，准备将国权路窄小的校门移至邯郸路校门，当时有关部门只拨款一万元，陈校长感到实难敷用，就慷慨

解囊，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万元补上，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堂堂正正的大校门。这件事，直到复旦百年校庆前夕，人们才从陈校长的子女那里得知。大家深为老校长的默默做事、无私奉献的精神敬佩不已。

陈校长在“文革”中是免遭批斗的全国仅有的几名“保护校长”。他早年译介《共产党宣言》的业绩，恐怕让那一小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都感到十分棘手。陈校长于1977年逝世，已有幸看到“四人帮”垮台，中国刚展露春天的幼芽。

厚爱中文系 鼓励青年学子

陈望道曾在1927至1930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故对中文系情有独钟。中文系师生对陈校长总是敬重有加。系里设立了陈望道语言研究室，老校长直接带领宗廷虎等弟子，让其语言学说发扬光大。师生们赞扬陈校长广招人才，各施其能。当时，中文系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学生们感到无比高兴和荣幸。郭绍虞是全国知名教授，年轻时即与郑振铎等发起创立著名的“文学研究会”，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权威专家，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晚年担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系主任朱东润教授，陈校长对其非常器重，赞赏他的人品和学问，虽非中共党员，委以系主任使命十年之久，直至“文革”爆发。陈校长对这位解放前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如此信赖，反映了“用人不疑”的磊落胸怀。朱先生工作和为人在师生中有口皆碑，10年“文革”尝尽被揪斗折磨的苦头，“四人帮”垮台后，于1978年以82岁高龄重新执掌中文系，朱老也不负众望，于1979年83岁时荣幸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学术著作频频问世，他的写作生涯直至92岁生命的终止时刻。朱老高龄入党在复旦传为美谈。再说，刘大杰教授当时美名沪上，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史专家，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瑰宝，至今还被同行们击节赞赏。据说，他曾应邀到北大演讲《红楼梦》，产生轰动效应，对其生动精彩而富于激情的精辟论述，博得课堂里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掌声和喝彩声。赵景琛教授讲授“中国戏曲理论”，深受学生欢迎。他曾兼课上海戏剧学院，学生们赞赏其边教边唱、声情并茂的讲课特点，羡慕复旦学子有这么出色的教授。当时中文系还有诸多名教授，如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优秀弟子蒋天枢教授、著名版本目录学专家王欣夫教授、语言学家吴文祺教授以及音韵学专家张世禄教授等，均受到陈校长的垂爱，这些全国稀有的珍贵学科，在复旦校园吐艳溢香，争奇竞放。当年，复旦老教授被视为“国宝”，也是青年教师和广大学生心目中敬佩的师长和崇拜的偶像。

陈校长对青年学生研究学问十分关怀。我年级两位同学曾在1963年向陈校长去信，谈及研究语言方面碰到的问题。信中写道，鲁迅先生在《鸭的戏剧》一文中，运用了谐音的辞格，而陈校长在《修辞学发凡》中的称引，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里正式出版的鲁迅原作，两者很不一致，请问是怎么一回事。陈校长对这封普通来信非常重视，他特意在办公室备了茶水，热情地约见了上述两位同学。赞扬他们不肯轻信的态度值得肯定，拿鲁迅原作和称引作对比，这本身就是一个学风问题。称赞他们做学问比较认真而且细心，能够发现和提出问题。然后，陈校长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说明他的著述是依据鲁迅先生亲自给他的本子而写作称引的，也不会有错。如果还有疑问，可写信询问许广平先生。我们的同学对陈校长高度负责的答复，十分感动。从中也可窥见学术大家治学的严谨作风，值得后辈们学习和发扬。

陈校长淡泊名利，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连与学生毕业留影也难以见到。我们这一届同学太荣幸了。1965年8月6日下午，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校园的大草坪上，他穿着一身淡色中山装，悄悄来到我们中间。系主任朱东润教授平时不苟言笑，此时特别兴奋。那天不仅老校长光临，连百忙中的党委书记陈传纲，穿着简朴的夏装，也喜滋滋地来到我们中间。校长和书记分别坐在朱东润主任的右边和左边，他们面露微笑，同我们一届全体同学留下了毕业合影。这是陈校长与中文系学生唯一的一次毕业合影。感谢历史老人的天作之美，否则失去此次机会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珍贵留念了。看看“文革”期间的同学的毕业合影，真让人啼笑皆非，大家端坐在草坪上，人人手举语录，老教授荡然无存。试问，没有教授和老师，还可谓之大学吗?

在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我们这一届同学，阔别40年后欢聚在母校。当我们踏在校园新修的“望道路”上，倍感亲切，仿佛又回到了老校长和老师们身边。呵，40年了，岁月悠悠，我们敬仰师长的情愫始终在心中流淌。我们愿一辈子行走在老校长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