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丰银行信托受益权非标ABS业务经验分享

第一篇：恒丰银行信托受益权非标ABS业务经验分享

恒丰银行信托受益权非标ABS业务经验分享

自2014年开始，针对银行表内的信托收益权等非标资产，已有部分券商与银行合作，将其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并悄然推行，如最新的在2017年1月17日，“兴证资管-九江银行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正式成立，并拟于近期在上交所挂牌转让等。截止2017年1月17日，共计有6个被披露的，并明确表示银行作为原始受益人的信托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管理计划。虽然近几年非标业务的监管政策密集出台，但银行信托受益权非标ABS却似乎未受大的影响，仍旧在不间断地低调开展。在这6个资产证券化项目，恒丰银行作为原始受益人的“国君资管恒信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2015年9月16日）”其规模最大，为26.03亿元，且具有持续性发行的特点。

二、业务引出：国君资管恒信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自2015年3月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国君资管恒信系类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该专项计划由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上交易所发行，国君资管恒信1号、2号、3号、4号、5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原始权益人为恒丰银行，托管银行为宁波银行。其中，“国君资管恒信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具有此系列业务的相对代表性，其以恒丰银行的存量信托受益权为基础资产，绕过了央行与银监会体系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体系，转道证监会旗下的企业ABS渠道进行证券发行。在复杂的监管环境下，交易所对这类项目的审核标准较为严苛，不仅关注基础资产的质量，更穿透核查底层资产现金的稳定性、底层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和债务人所属行业集中度等各方面情况。本文在次将对国君资管恒信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相关交易结构进行分析。

三、业务分析：恒信21号专项计划业务结构清晰，风险相对集中“国君资管恒信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恒信21号专项计划”），自2015年9月16日起向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客户进行推广，截止2015年9月16日，推广期参与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参与资金于2015年9月17日已全部划入宁波银行为此专项计划开立的托管专户。此次推广优先级参与金额为人民币2.448亿元，由机构或个人投资者缴纳，有效参与户数为5户；次级参与金额为人民币0.25亿元，由机构或个人投资者缴纳，有效参与户数为1户。按单位份额面值人民币100.00元计算，本专项计划推广期共参与2.698亿份。

（一）业务运作模式综合来看，该专项计划的业务模式为：由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募集的资金购买原始权益人恒丰银行有限公司享有的信托受益权，专项计划聘请原始权益人担任资产服务机构，负责对信托合同项下贷款进行管理，并提供与贷款及其管理、催收有关的管理服务及其他服务。计划管理人以基础资产形成的属于专项计划的资产和收益，按约定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分配收益与本金。

（二）基础资产构成此前“国君资管恒信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池构成为：优先级为24.2亿元，次级为1.82亿元。在交易结构上，与传统信贷ABS产品类似，恒丰银行并未对该产品提供担保或差额补足，而只是作为资产服务机构落实非标资产的催收、回款。而在恒信资产池的地域分布上，其中共有22笔合计22.44亿元的债权分别在川渝地区，在行业布局上，其重点集中于零售批发业，占比达51.9%，此外，建筑业、制造业等重资产行业的合计占比也达37.19%。相比于此前“国君资管恒信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恒信2号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构成为：2014年-2015年间投资于云南信托、中铁信托的单一资金信托产品。较为单一，且其分布于较为集中，风险不够分散。此外，在增信手段上，恒信2号专项计划采用了证券分层的内部增信手段。恒信2号专项计划分为优先级A1、A2、A3、A4、和次优级B，和次级档，均为按月付息。

（三）风险揭示：风险集中程度高、增信措施简单、信息披露不足风险集中性：恒信2号专项计划是针对某一个信托项目开展的，即云南信托、中铁信托的单一资金信托产品，这种模式较为简单，现金流预测和匹配较为简易，但是造成了基础资产的单一性和风险集中性，未能充分发挥基础资产池的多样性和风险分散性的优势。增信措施简单：恒信2号专项计划采用的内部增信方式主要是分层机制。可能由于信托项目本身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增信措施，因而相对应的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相关增信措施较为简单。信息披露不足：恒信2号专项计划由于信托结构的分割，其信息披露止于信托资产的层面，对于底层资产的透视力度不够，信息披露较不充分，对于信托刚兑的信仰仍然较高。综合来看，现阶段，以恒信2号专项计划为代表的银行信托受益权ABS模式还是相对结构简单，同时也存在基础资产单

一、风险集中、增信手段简单、信息披露不足等风险点。

四、业务指引：多元化信托受益权ABS交易结构，丰富增信手段

（一）丰富信托受益权ABS交易结构以及基础资产池，形成风险分散根据证监会的监管要求，单一信托受益权为基础资产，其基础资产除必须满足现金流独立、持续、稳定、可预测的要求之外，还应当依据穿透原则对应和锁定底层资产的现金流来源，同时现金流应当具备风险分散的特征。无底层现金流锁定作为还款来源的单笔或少笔信托受益权不得作为基础资产。总来说，监管层对于信托受益权作为基础资产的要求做了细化，明确采取穿透原则。因此，各银行在开展信托受益权ABS时，首先要丰富产品的交易结构，如可在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的交易过程中引入双SPV交易结构，其过程可能相对复杂；其次要丰富基础资产池，注重底层资产的分散性以及现金流的稳定性，如可引入房地产信托、基础产业信托、工商企业以及与上市公司合作的信托业务等，都可以通过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操作。此外，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可助推基础资产池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扩大。银行可考虑讲信托受益权的基础资产整合来自几个不同信托项目的受益权、甚至扩充与互联网金融相结合，有效地提高资产多元化水平。

（二）多样化扩充增信措施，提高流动性银行在开展信托受益权ABS时，一般采用“内部+外部”的混合增信模式，其中，内部增信模式多聚集在证券分级，即优先级、次优级以及次级；在外部增信方式上，银行可多样化扩充增信措施，如增加质押担保和保证担保的形式，即以信托受益权所属的信托公司的商业、物业等项目在特定期间的经营收益应收账款等为质押担保一增信，但一定要保证相关抵质押物的有效性。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成立相关的信托业保障基金的增信手段，即若借款人存在对信托受益权资金计划的信托合同项下义务有任何违约行为的，受托机构有权将收到的本合同认购的保障基金本金、收益及活期存款利息等全部资金优先用于承担借款人应负的违约。

五、其他同业分享：兴证资管-九江银行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设立2017年1月17日，兴证资管-九江银行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正式设立，并拟于近期在上交所挂牌转让。该项目是近期少有的获交易所审核通过的银行非标类信托受益权项目，兴证资管担任其管理人和推广机构。“兴证资管-九江银行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为“九江专项计划”），于2016年12月23日获得上交所的无异议函，继而，管理人向合格的投资者进行推广工作，推广期为2016年12月26日—2017年1月16日。截止2017年1月16日，九江专项计划在募集期间有效参与金额为7.3亿元，并已全部划入该专项计划托管人开立的托管专户，各档资产支持证券认购人的认购资金总额均达到该档资产支持证券目标募集规模。该项目发行规模7.3亿元，其中优先级规模5.2亿元，优先01级、优先02级获得AAA评级，优先03级获得AA评级。该产品增信措施主要包括优先/次级结构分层、超额现金流覆盖、信用触发机制设置等。优质的基础资产、完备的风险缓释措施，也使得该项目获得了投资者的积极认购。欲了解更多产品及服务方式，请致电我们!世经未来咨询：公众微信号：wefore（请扫描底部二维码）电话：010-87167575

第二篇：银行信托受益权

银行绕道信托受益权 银信合作不止1.7万亿

如果不出意外，各家银行都会陆续宣布银信合作转表任务已于2011年底完成，因为这是“72号文”规定的最后期限。

农业银行(601288)在年报中表示，该行对融资类信托理财产品进行认真排查，采取正常到期收回、未到期提前终止、不符合入表标准资产列示台账方式，规范运作银信合作理财业务。中国银行(601988)年报称，已按“72号文”要求，将银信理财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内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招商银行(600036)年报亦称，对银信合作理财业务相关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但是，在转表形式上完成的背后，银行通过投资信托受益权等创新方式部分规避了银信合作新规。

“转表政策本身就有值得商榷之处，又面临和会计准则的冲突，缺乏可操作性，多数银行都采用让原有银信合作到期结束，用新模式替代原来的模式。”一家全国性股份行同业部总经理对本报表示，转表实际导致的资本占用和拨备计提非常有限。

与大多数人预期，2011年银信合作会大规模终结，信托业管理的资产规模会“缩水”至3万亿以内截然相反，2011年底，信托业管理的资产规模飙升到4.8万亿元，一年内增加1.8万亿元；银信合作余额1.67万亿元，仅比最高峰时的2万亿减少约4000亿。

“如果考虑新的银信合作模式，2011年的银信合作不减反增，银行理财资金投资的信贷类资产余额也并未减少。”一位信托公司高管对本报表示。

银信合作新规漏洞

银信合作发放信托贷款，诞生于2006年左右，当时国开行有项目没资金，其它银行就发行理财计划通过信托发放贷款，国开行担保。据当时参与这项业务创新的人士介绍，通过信托是鉴于银行理财计划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按当时银监会的有关规定，银行理财计划直接发放贷款有合规性风险。

但2011年，银行理财业务条线的管理者普遍认为，应该提高银行理财计划的法律地位。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通过信托完全是“多此一举”，信托公司几乎是“不劳而获”，坐收“通道费”。

“信托原本就是一个面纱，银行理财计划遮遮掩掩的，但是就是要放贷款。现在监管部门老说这个面纱有问题，那银行就扯掉面纱，以真面目出现。”一位曾从事银行理财业务达七八年的资产管理行业人士说。

于是，在2011年上半年，银行理财尝试直接发放委托贷款。银行理财计划作为委托人，直接委托本行(或他行)向指定的客户发放贷款。不过，银监会在年中曾对此进行“窗口指导”，依旧认为不合规。

2010年8月，银信合作超过2万亿元，信贷规模管控失效后，银监会发出《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即“72号文”)，要求商业银行将表外资产在2011年底前转入表内，并按照15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计提拨备，同时大型银行应按照11.5%、中小银行按照1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计提资本。

转表政策甫出，市场普遍预期，银信合作“进表”会占用2011年的信贷规模，但这种担忧并未变成事实。2011年5月，银监会对转表范围及方式进行了明确，转表并非银行用表内资金将表外资产买入表内，而仅仅是计入风险资产并计提拨备。

转表的范围也仅限于三类，即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信托发放信托贷款，受让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转表范围的这一规定，为银行理财通过创新方式，规避转表要求埋下了伏笔。

除了让银行“转表”，整个银信合作系列新规的思路是，控制信托公司这个“通道”。

相应的措施包括，将银信合作发放信托贷款，受让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业务的风险资本系数设定为10.5%，而一般的业务风险资本系数仅为1.5%左右，银监会希望通过加大银信合作业务对信托公司净资本的消耗，迫使信托公司放弃此类业务；并对信托公司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实行余额比例管理，即融资类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30%。

对银行的“转表”要求和对信托公司的惩罚性监管措施，都只针对银信合作发放信托贷款，受让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三类情形。对银信合作投向其它资产，比如债券，实际是鼓励的。于是，银行和信托公司很快就钻了银信合作新规的“漏洞”，信托受益权很快成为银行理财资金投资的新标的。

受益权转让玄机

银行理财计划投资信托收益权，达到“曲线”为企业融资的目的主要有两种模式，找企业“过桥”，银行理财计划投资信托受益权，但不作受益权转让登记；或是企业设立自益型财产权信托计划，再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理财资金。前者主要是兴业银行(601166)等银行在操作，后者大规模被工商银行(601398)采用。

“过桥”模式的交易结构大致为：假定A企业需要融资，B企业(可以是央企的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机构等)以单一信托方式投资一个信托计划，这个信托计划给A企业发放

一笔贷款(或其它投资方式提供一笔融资).B企业再将自己手中的信托收益权转让给银行理财计划。

这样，A企业获得贷款，资金的提供者是银行理财，B企业只是拿出一笔钱“垫一下”，获取“通道费”。更激进的做法是，B企业可以不用拿出真金白银。B企业投资信托计划和转让信托受益权两个合同可以在同一天签署，这样，银行先按合同给B企业划款，到账后，B企业再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再给A企业。整个流程只需一两个小时。

但是，此种模式已被银监会觉察。

2011年6月，银监会非银部通知信托公司，并明确表示，银行理财资金作为受益人的信托业务，包括银行理财资金直接交付给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业务和银行理财资金间接受让信托受益权业务，一律视为银信合作业务，应接受相应监管，在计算风险资本时也应按照银信合作业务计算。

针对这个监管政策，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办法是，B企业虽然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理财计划，却不在信托公司进行受益权转让登记。这样，在信托公司的“账本”上，受益人一直是B企业而不是银行理财计划，银监会无从统计。

“这就是银信合作实际规模不止银监会统计到的1.67万亿的原因。”一位从事银信合作业务的资深信托经理称。

银行理财受让财产权信托计划受益权的原理为：假定M企业需要贷款，它拥有一栋正在出租的商业物业。传统的模式是，M企业将这栋物业抵押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对其发放信托贷款，银行理财计划是信托计划的委托人。

“创新”模式是，M企业将这栋商业物业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一个财产权信托计划，物业过户到信托公司名下，这个信托计划的受益人是M企业自己。然后，M企业再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理财计划，交易价格取决于物业预期的租金收益。

此外，物业产生的租金收益归集到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再划拨给银行理财计划，如果租金收入低于预期，则由M企业补足。在转让信托受益权时，M企业一般还要和银行理财计划签订租金差额补足协议。

这样，M企业获得融资，而银行理财计划拥有长期的现金流(此类模式下，期限一般长达6-8年)，银行借信托公司之手控制了物业资产作为抵押。其结果与银行理财计划给M企业放一笔贷款，然后M企业分6-8年还款，效果相当。

在这个案例中，用以设立财产权信托的是一栋商业物业，实际上，任何有稳定、可控现金流的资产都可以通过此模式操作。银行理财资金之所以愿意投资一个回收期限长达6-8年的现金流，是因为现在“长期优质资产太难找了，何况物业实际是银行控制的，长期来看是升值的，抵押率也很低。”一位银行理财投资经理说。

而至于没有进行受益权转让登记，会否影响相关法律效力，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对此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一位信托法务人士表示。

争议表外信贷

银信合作新规，被银行和信托公司“绕道而行”，业内和监管层内部对此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

一种观点认为，“72号文”的出台本身就是权宜之计且有矫枉过正之嫌，要求银行为理财计划持有的信贷资产计提拨备和资本，用监管表内业务的思路来监管银行理财业务，有违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方向，而且“转表”本身和会计准则存在冲突。因而，“72号文”没有得到执行，无须深究。

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银行理财产品靠稳健收益吸引客户，银行理财资金必然偏好投资固定收益资产，主要是债券和信贷资产。“如果金融市场上品种丰富，高收益债、信贷资产证券都有，我直接买就行了，这些基础投资品都没有，只能自己做基础投资品。”一位国有大行理财业务管理者说。

在他们看来，应该明确允许银行理财计划投资信贷资产，无须通过信托。如果监管层害怕规模失控，可以规定银行理财资金投资信贷资产的规模，与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挂钩。比如规定，前者与后者的比值不能超过一定数值。这样，银行理财想要多投资信贷资产，就必须做大风险加权资产，而风险加权资产规模扩大，影响资本充足率，如此，可以使银行理财资金投资信贷资产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72号文”的精神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说明银行和信托公司在继续“监管套利”，应该出台更严格的措施。

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银行理财业务出现了“异化”，成了“第二信贷部”，银行采用资金池-资产池运作模式，相当于在一个“大银行”旁边造了一个“小银行”。

由于银行理财产品销售误导严重，“银行当存款卖、客户当存款买”，彼此心照不宣。加之，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过程不规范，信息披露缺失，一旦银行理财资金投资的信贷资产出现损失，必然是银行要“兜底”，而不太可能是投资者承担损失。因而，“72号文”要求银行将表外资产转入表内，补充计提资本和拨备，是必要的。

至于银行理财认为基础投资品匮乏，则应该通过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解决。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已经推出了私募债，证监会正在酝酿推出高收益债，国务院也已同意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目前，“银行理财总的资金规模也就4万亿-5万亿，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足以容纳这个资金量。银行理财业务没有必要在第二信贷部的定位上越陷越深。”一位地方银监局人士认为，银行理财业务部门，要提高资产管理能力，提高管理资产组合的能力，“银行最擅长做的事就是放贷款，放贷款也比资产管理简单，但这不是银行理财部门应该做的。”

第三篇：银行、券商、信托共同合作的“信托受益权 转让”融资案例解析

银行、券商、信托共同合作的“信托受益权 转让”融资案例解析

一、引言

在监管政策对信贷资产转让、同业代付相继收紧之后，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逐渐成为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新热点。银信、银证、银保之间的资产管理合作越来越深入，跨机构、跨市场、跨境交易更加频繁，资金在市场间的横向流动大大提高了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难度。有效整合被分割的数据和信息、压缩监管套利空间、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建立完善以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应成为应对商业银行资管业务不断变换的必由之路。

二、信托受益权转让的相关研究

信托受益权转让是指信托受益人将其所享有的信托受益权通过协议或其他形式转让给受让人持有。信托受益权转让后，转让人不再享有受益权，受让人享有该受益权并成为新的信托受益人。《信托法》第48 条规定，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实践早已存在，如2003 年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就曾在国内以信托受益权转让模式进行不良资产处置，但其快速发展却是因为2010—2012年银行资金的大量介入。银行投资信托受益权是商业银行资产业务、中间业务的创新，其产生和发展均可以在约束诱导、规避管制以及制度改革等金融创新理论中得到解释。

三、信托受益权转让：某商业银行地矿集团融资案例

（一）业务流程

某地矿集团为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简称A 银行）的授信客户，2012 年12 月向该行申请28 亿元人民币贷款用于投资和开采煤矿资源。该企业为省国资委下属的全资子公司，资信、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还款能力和担保能力较强，属于A 银行的高端客户，A 银行决定满足其资金需求。但A银行对该笔信贷投放存在种种顾虑，一是A 银行贷款总量不足300 亿元，28 亿元的信贷投放将会触及银监会关于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不超过10%的监管红线；二是贷款资产的风险权重高，直接发放贷款将大幅降低资本充足率。A 银行要稳固客户资源和追求资金收益，就必须绕过上述制约。A银行采用的方法就是以信托受益权为平台，由信托公司、券商和其他银行（简称B 银行）在出资方和融资方之间搭建融资通道。该交易主要涉及A银行、B 银行、券商、信托公司和地矿集团五个主体，在提前对交易具体内容、利润分配、风险承担、各方权利和义务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五方 进行下列交易：

1.签约券商资产管理。B 银行作为委托人与券商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要求券商成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约定对该计划投资28 亿元，并要求券商根据B 银行的投资指令进行投资。

2.成立信托计划。券商作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 的管理人，按照B 银行的指令与信托公司签订《××国投·地矿集团股权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委托给信托公司28 亿元资金。信托合同生效后，信托公司与地质勘查局签订《地矿集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全额信托资金受让其持有的地矿集团100%股权的收益权，期限两年，合同存续期内，信托公司凭其受让的股权收益权参与地矿集团的利润分配。该信托为自益信托，券商代表其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 获得信托受益权。

3.成立理财产品。B 银行根据A 银行委托，发行单一机构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并从A 银行募集资金28 亿元。理财产品成立后，B 银行将理财资金投资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由于资产管理计划C 的投资标的是自益信托产品，因此B 银行的理财产品实际投资的是信托受益权。至此，28 亿元的A 银行资金经过层层流转后进入地矿集团的公司账户，融资过程结束。从具体交易过程看，该业务中的所有合同包括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 的投资指令均在同一天签订和下达，A 银行、B 银行、券商和信托公司之间的资金划转也在同一天进行，B 银行、券商和信托公司均未动用其自有资金，具体交易环节如图1示。

（二）各交易主体的角色

尽管上述交易链条中涉及主体多，交易环节复杂，但交易实质仍是地矿集团以股权质押方式获得A 银行信贷资金。交易链条的拉长和交易结构的安排掩盖了真实交易目的，导致各交易主体的实际角色错位。

1.A 银行：形式上投资，实际上贷款。A 银行是交易的起始环节和实际出资方，通过与B 银行、券商和信托公司合作曲线满足地矿集团的融资需求，实现一举三得：一是巩固与地矿集团的合作关系，二是腾挪出信贷额度用于给其他企业放贷，三是将该笔资产业务的风险系数由发放贷款的100%下调至对金融机构债权的20%，避免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因客户和项目由A 银行自行选择，B 银行在与A 银行签订的《理财产品协议》中明确指出，B 银行不对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做任何保证，A 银行应充分调查和了解地矿集团的还款能力以及经营现状，并要求A 银行对信托项目出具风险自担回执函，因此A 银行最终承担了地矿集团的融资风险。从收益看，A 银行表面获得的是预期收益率为6.15%的投资理财产品的收益，但这种收益方式仅仅是法律形式上的安排，其真正获得的是地矿集团使用A 银行资金产生的股权质押贷款利息收入。

2.B 银行：形式上理财，实际上过桥。B 银行成立理财产品、募集理财资金、选择投资标的均是在A 银行的授意和委托下进行，B 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形式上是投资券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实际真正投资的是信托受益权。虽然券商、B 银行和A 银行未在信托公司进行受益权转让登记，但通过B 银行的理财产品对接信托受益权，A 银行实际成为信托计划的真正受益人。B 银行作为交易链条中的过桥方，其收益主要来源于0.12%的理财产品销售手续费。

3.券商：形式上资产管理，实际上过桥。券商代表旗下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 委托信托公司成立信托计划，其收益表面上来源于信托公司的资金运用，实际上来源于通过信托受益权的隐形转让从B 银行获得的转让价款。该转让价款包括两部分，一是信托计划的本金，即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 委托给信托公司的资金28 亿元；二是高出信托计划本金的溢价款，即券商在此次交易中按照0.08%收取的平台管理费。因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 的投资标的由B 银行指定，因此券商的风险很小，其收取的平台管理费实则为过桥费。

4.信托公司：形式上信托，实际上过桥。信托公司是上述一系列交易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信托计划的设立将A 银行、B 银行、券商和地矿集团联系起来，A 银行借助信托公司之手控制地矿集团的股权作为抵押。因信托公司是按照券商的委托设立信托计划，同样不需要承担信托资金运用过程中的任何风险，仅收取0.15%的信托费用作为过桥费。

5.地矿集团：形式上使用信托资金，实际上使用银行资金。地矿集团最终获得的资金以信托资金的形式出现，但透过环环相扣的交易环节，可以追溯其真正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经过层层过桥后，地矿集团的资金成本为6.15%+0.12%+0.08%+0.15%=6.5%，基本相当于A 银行两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各方角色、风险承担、收益的情况具体如表1 所示。

（三）在中央银行金融统计体系中的反映情况

上述各交易主体中，纳入人民银行全科目金融统计指标体系的金融机构只有银行和信托公司。其中，A 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在全科目统计指标“投资”项下反映；B 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在全科目统计指标“代理金融机构投资”和“金融机构委托投资基金”项下反映；信托公司受让股权受益权在信托资产项下的权益类指标“股票和其他股权”反映。从统计指标的填报可以看出，地矿集团28 亿元的资金融通既未计入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也未作为信托公司信托贷款计入社会融资规模口径。

四、信托受益权转让的主要模式

信托受益权转让主要分为买入返售模式和银行理财计划投资模式，其中银行理财计划投资模式操作更为灵活，上述案例就是银行理财计划投资信托受益权模式的演变。在现实操作中，信托公司除了以权益投资的方式为融资企业提供资金外，最常见的资产运用方式是信托贷款。两种投资模式分别如图2、3、4 所示。

（一）买入返售模式

买入返售模式的操作流程是过桥企业与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委托信托公司向融资企业发放信托贷款，过桥企业获得信托受益权。同时过桥企业与银行A、银行B 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A，银行B 以买入返售方式买入银行A 的信托受益权，银行A承诺在信托受益权到期前无条件回购。

（二）银行理财计划投资模式 1.银行理财计划对接过桥企业模式：操作流程是过桥企业与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委托信托公司向融资企业发放信托贷款，过桥企业获得信托受益权。然后过桥企业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A。银行A 与银行B 签订《资产管理协议》，银行B 购买银行A 发行的基于信托受益权的保本理财产品。在该模式下，银行B 是信托贷款的实际出资方，银行A 则相当于过桥方。

2.银行理财计划对接融资企业模式：操作流程是融资企业将自有财产权（如正在出租的商业物业）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受益人是自身的财产权信托计划，银行成立理财产品，向个人或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融资企业的信托受益权。

五、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对金融监管及宏观调控的影响

经过对上述案例和其他交易模式的分析表明，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作为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产品，打破了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界限，在为交易各方带来经济效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协同效应的同时，也给监管和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不利影响。

（一）信托受益权转让是商业银行绕避银信合作新规的监管套利

传统银信合作是银行将理财资金直接投资于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信托公司将资金以信托贷款的形式发放给融资企业，或用于购买商业银行的表内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为避免商业银行借助银信合作业务将信贷资产移出表内，隐藏贷款规模，自2009 年开始，银监会下发了一系列规范银信合作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09]111 号、银监发[2010]72 号和银监发[2011]7 号），银信合作业务逐渐被叫停。但融资需求旺盛的实体经济以及商业银行考核体制促使各商业银行不断创新产品，以规避监管，银信合作新规中的漏洞为银行借助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机会。首先，新规中将“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界定为“商业银行将客户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并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即信托计划委托人仅限定为商业银行，以第三方非银行机构为主体发起设立信托计划的操作模式（如案例中的券商资管）则不在新规监管范围之内；其次，新规要求将理财资金通过信托计划发放信托贷款、受让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三类表外资产转入表内，而银行受让信托受益权并不在上述要求转表的资产范围之内。在传统银信合作产品中引入更多的过桥方和改变理财计划投资标的设计形成了银行对银信合作新规的监管套利。

（二）信托受益权转让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一是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信托受益权实际是采用资金池—资产池的模式在传统信贷业务之外制造出一个异化的信贷部，并通过证券公司、企业、信托公司甚至包括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机构形成的资金通道，以非信贷方式向各类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这个过程为表内贷款移至表外、以风险系数较低的资产运用方式计量贷款等提供了操作空间，导致监管标准降低和监管指标优化。二是交易链条的延长使部分过桥方与融资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存在发起方利用自身信息资源优势损害过桥方利益的行为。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中存在的不公平和信息不对称易导致风险在不同机构和市场的交叉传染。三是资金流向难以控制。如果不注重对信托受益权交易规模和资金流向的控制，会导致银行资金变相流入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信贷政策限制的领域，影响宏观调控。

（三）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和结构

当前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包括本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债券、股票融资等10 项指标。信托资金的运用方式不同，会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和结构有重要影响。若以信托贷款的方式融通资金，虽不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但会改变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使得原本以银行贷款反映的资金以信托贷款的方式出现；银行以自营资金直接购买或以理财资金间接投资信托受益权，或在表外反映，或在表内的“投资”、“买入返售资产”等指标反映，均不计入本外币贷款，若信托公司也未反映在信托贷款中（如案例所示，其反在“股票和其他股权”中），则会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虚减。2011年以来，信托资产特别是信托贷款的快速增长，与银行资金介入信托受益权交易密不可分。信托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信托贷款增加1.28 万亿元，增量是2011 年的6 倍之多，信托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为8.1%，比2011 年提高6.5 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