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仓储合同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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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仓储合同与保管合同有几项重要区别, 例如保管合同是实践合 同,而仓储合同为诺成合同。再例如保管合同是否有偿由当事人约定, 而仓储合同均为有偿契约,等等。但仓储合同与保管合同的本质是一样 的,即都是为他人保管财物。对于仓储合同法律未加规定的事项,可以 参照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例如,保管人不得将仓储物转交第三人 保管、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仓储物,等等。保管人能够 证明仓储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仓储物本身性质的原因, 或者因包装不符 合约定、或者因仓储物超过有效储存期而造成的, 保管人不承担赔偿责 任。
仓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保管合同。因而在法律对仓储合同有特别的 规定时,自然应适用法律的特别规定,在法律对其未设特别规定的,法 律关于一般保管合同的规定对其有适用余地。法律关于一般保管合同的 规定与法律关于仓储合同的规定,系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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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 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 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 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六条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 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一百二十七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 第三人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一条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 害人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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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五条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 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 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 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 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十二条 本法所称留置, 是指依照本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 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 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 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留置该财产, 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 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第八十八条 留置权因下列原因消灭:(一债权消灭的;(二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并被债权人接受的。--法律咨询 s.yingle.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八十九条 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 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一条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 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 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 造成受赠人损失的, 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二十条 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 损失的, 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 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四条 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 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九十四条 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 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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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仓储合同的法律适用 http://s.yingle.com/y/ht/418735.html 精彩推荐: 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计算机4 http://s.yingle.com/y/ht/491378.html 有限合伙价值论 http://s.yingle.com/y/ht/491377.html 教育项目合作协议书 http://s.yingle.com/y/ht/491376.html 内部承包经营合同(道路建设项目 http://s.yingle.com/y/ht/491375.html 电影合作拍摄合同 http://s.yingle.com/y/ht/4913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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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涉外合同法律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7年6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2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8月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
干问题的规定
(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29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7〕14号
为正确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准确适用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争议。
第三条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
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
第五条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时，应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
(一)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住所地法；如果合同是在买方住所地谈判并订立的，或者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住所地履行交货义务的，适用买方住所地法。
(二)来料加工、来件装配以及其他各种加工承揽合同，适用加工承揽人住所地法。
(三)成套设备供应合同，适用设备安装地法。
(四)不动产买卖、租赁或者抵押合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五)动产租赁合同，适用出租人住所地法。
(六)动产质押合同，适用质权人住所地法。
(七)借款合同，适用贷款人住所地法。
(八)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住所地法。
(九)融资租赁合同，适用承租人住所地法。
(十)建设工程合同，适用建设工程所在地法。
(十一)仓储、保管合同，适用仓储、保管人住所地法。
(十二)保证合同，适用保证人住所地法。
(十三)委托合同，适用受托人住所地法。
(十四)债券的发行、销售和转让合同，分别适用债券发行地法、债券销售地法和债券转让地法。
(十五)拍卖合同，适用拍卖举行地法。
(十六)行纪合同，适用行纪人住所地法。
(十七)居间合同，适用居间人住所地法。
如果上述合同明显与另一国家或者地区有更密切联系的，适用该另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第六条当事人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该合同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七条适用外国法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该外国法律不予适用，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八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履行的下列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
(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
(三)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
(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股份转让合同；
(五)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包经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同；
(六)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的合同；
(七)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合同；
(八)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的合同；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其他合同。
第九条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律时，由当事人提供或者证明该外国法律的相关内容。
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律时，可以依职权查明该外国法律，亦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证明该外国法律的内容。
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通过适当的途径均不能查明外国法律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十条当事人对查明的外国法律内容经质证后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第十一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或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参照本规定。
第十二条本院以前发布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篇：浅析国际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浅析国际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摘要：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日臻成熟，世界已经步入了以IT产业为支柱的新经济时代，电子商务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全球。然而“网络泡沫”的出现，使得世界范围内电子商务大面积遭遇寒冬。但是，伴随着各国相继颁布法律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的出台，对电子商务的规范日益完善，电子商务的发展开始回暖，甚至电子商务合同有取代传统纸质合同的趋势。从简单的EDI信息传输到构建数字化交易平台，从初始的E-mail身份认证到数字化签名，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的促进了电子商务教育流程和交易形式的变化和发展，进而有力的推动了信息时代经济的发展。国际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为此，各国理应加紧此类法律问题的研究，推动解决电子商务特殊法律障碍的法律规范的出台。
关键词：电子商务合同 国际合同 法律适用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国际互联网为媒介的电子商务活动迅速兴起。电子商务通常是指是在全球各地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服务器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电子商务是利用微电脑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进行的商务活动。根据联合国贸法会会议发表的报告书，2003年电子商务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多达四分之一，并且其发展的趋势日渐迅猛，就中国而言，今年仅“双十一”一天，淘宝网的交易额就达到191亿元人民币。随着电子商务领域的不断扩展，一种新的和同类型——电子商务合同应运而生。
一、电子商务合同的概述
（一）电子商务合同的定义
电子商务合同，又称电子合同，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以及世界各国颁布的电子交易法，同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电子合同可以界定为：电子合同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通过电子信息网络以电子的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电子合同是以电子的方式订立的合同，其主要是指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通过数据电文、电子邮件等形式签订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电子协议。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特征
1、电子商务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电子合同这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双方或者是多方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当事人
之间以电子的方式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这种合同是合同的电子化，是合同的新形式。根据《电子商务示范法》中有关规定，电子合同是以财产性为目的协议，该示范法列举了大量商业性质的关系。
2、交易主体的虚拟化和广泛化
电子合同订立的整个过程所采用的是电子形式，通过电子邮件、EDI等方式进行电子合同的谈判、签订及履行等。这种合同方式大大的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电子合同的交易主体可以是地球村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及其相关组织，这种交易方式当然需要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建立信用制度，让交易的相对人在交易前知道对方的资信状况，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用权益必将成为一种无形的财产。
3、技术化、标准化
电子合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他有别与传统的合同订立方式，电子合同的整个交易过程都需要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技术标准予以规范，如：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这些具体的标准是电子合同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关的技术与标准电子合同是无法实现和存在的。
4、合同订立的电子化
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订立需要有要约和承诺这两个过程，电子合同同样也需要具备这些要件。传统的合同的要约和承诺采用的方式不同于电子合同，电子合同中的要约和承诺均可以用电子的形式完成，它主要输入相关的信息符合预先设定的程序，计算机就可以自动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
5、电子合同中的意思表示电子化
意思表示的电子化，是指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通过相关的电子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方式是通过电子化形式实现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将电子化的意思表示称之为“数据电文”。
二、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概述
（一）国际合同的概念
所谓国际合同就是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利益的合同。这一方面说明了某个合同是否具有国际因素主要取决于是否同时有两个国家存在法律利益，而不仅仅局限于主体、客体及法律事实三个方面，因而扩大了国际合同的情况；另一方面又说明由于两个国家或更多的国家存在法律利益，因而具有法律冲突。
（二）国际合同法律冲突的解决
1、分割论和单一论
分割论既是指将合同分割为几个不同的方面，分别适用不同地方的法律。单一论就是指将合同看作一个整体，统一适用一个地方的法律。
2、主观论与客观论
前者是指合同的准据法应当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后者则是指应当根据合同与某个场所（或地域）之间的客观联系来确定准据法。
（三）原则
1、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当事人通过协商自行选择合同所应适用的法律。
2、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真实联系原则”、“最强联系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选择无效的情况下，由法院综合分析与合同或当事人有关的各种因素，推断出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的法律予以适用的一项原则。
三、Internet背景下国际电子商务合同对传统法律适用的挑战
（一）国际电子商务合同对客观连接点的挑战
国际私法中的客观连接点有合同缔结地、合同履行地、交易所在地，当事人的国籍、住所地、惯常居住地、营业地。电子商务合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工具来完成合同的订立，即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来传递信息，但不是在网上履行的合同，即非网上履行合同。在这类合同中，合同缔结地不容易确定。传统法律上的缔结地有：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地点；受要约方的住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与订约有最密切联系的地点。但在网络环境下，传统的理解就可能出现问题。例如，A公司是仅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络公司，注册于甲地，其信息服务系统位于乙地，但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如果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将无法确定其住所地，同时，又因为A公司没有固定经营场所，营业所所在地也无法确定，因为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信息系统的支持设备或技术的所在地，不能看作营业地。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缔结地的确定面临很大困难。第二类是其订立和履行可以全部通过网络完成的合同，即网上履行合同，如技术转让合同。在这类合同中，除了合同缔结地很难确定以外，合同履行地也很难确定。根据传统国际私法，在特定场所按照特定程序缔结的合同如证券交易、拍卖等无疑应适用交易所所在地的法律。但是，网上拍卖是“悬浮”在虚拟空间的，并不与任何地域相联系，适用拍卖场所所在地法实际上无法可依。网络使得人们通常在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对方所处的地理位置的情况下相互传递信息和进行交往。另外，网络是一种面向任何人的独立自主的开放系统，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的计算机上订立和履行合同，国家、住所与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当事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弱的，国籍、住所这些传统连接点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意义不大。
（二）国际电子商务合同对主观连接点的挑战
1、当事人合意
即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该原则被广泛的适用于涉外合同领域。由于客观性连结点缺陷的存在，人们把视角转向主观性连结点，由于当事人双方合意选择应适用的法律。通过当事人的选择，能够解决网络服务商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以及网络服务商之间发生的许多法律问题，所以该连结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电子合同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点击包装合同。在网上消费交易中，供货商不是就每一笔交易都分别订立合同，而往往提前制定好格式合同，并利用自己有利的经济地位制定一些损人利己的免责条款和法律选择条款。而消费者进行交易时，只能点击“接受”或“拒绝”键，要么全部接受成立合同，要么全部不接受。这样，大大限制了合同当事人的选择权，当事人合意的连结点收到了限制。
2、最密切联系连结点
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弹性特征，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因而被各国理发和司法实践所广泛采用。在合同准据法中，应适用承担特征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法后惯常居所地法；如果该当事人有营业所则适用营业所所在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电子合同环境中遭遇困境，主要原因还是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特征性履行因素难以确定。
四、国际私法的应对
（一）连接点的嬗变
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许多客观的连接因素难以有效的运用到网络空间中。主观连接因素，特别是当事人意思自治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法律选择条款可以解决用户与ISP、用户与用户之间以及ISP之间的法律争议，使大多数法律冲突得以解决。在新的连接点尚未得到各国立法认可之前，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解决电子商务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同时，还应针对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减少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当然，电子商务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各国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经营者通过网上格式合同或附合合同免除或限制自己责任采取规范限制的态度，如德国的《一般合同条款法》和英国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法》，对涉及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合同适用“直接适用的法”，否定法律选择条款的效力。
在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或选择无效的情况下，按照现行国际私法冲突规范寻找电子商务合同法律适用的连接点时，很多连接点的判定从技术上非常困难。但是，以虚拟的网络空间为依托的电子商务合同纠纷最终是在物理空间中的法院解决。法官处理此类案件时，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法律意识的影响，传统的连接点仍会发生作用。但对传统连接点的含义应根据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性做扩大解释。除了在现有的连接点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以适应电子商务合同的需要以外，可以考虑构筑新的连接点。网络空间派生的新的因素，如网址，为构筑新的连接点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且，新的连接点的形成与发展与客观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意思自治原则就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新的连接点的形成虽然尚待时日，却是必然趋势。根据学者们的设想和构思，网络服务提供者ISP不仅仅在技术上处于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法律上也应被赋予新的权利、处于新的地位。用户在选择ISP的时候，可以由ISP明示应当遵守的规则。用户将制定和选择规则的权力交给ISP，选择了某一个ISP，也就意味着接受了ISP所在国的法律或该ISP选择的法律，用户在选择ISP时就能预见纠纷发生时应适用的法律。将ISP所在地作为连接点，既有灵活性，又具有可预见性，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1、意思自治原则
在电子商务合同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仍然是首要的适用原则。在确立电子商务合同准据法的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很多国家将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当然的适用原则。采用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知行为的后果，维护合同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对于存在于虚拟空间的电子商务合同尤为重要。另外，在各国电子商务立法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当事人争议的尽快解决。
但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具体适用与传统合同有所不同。在选择法律的方式方面，由于网络证据的复杂性，只可能承认明示选择。在选择法律的范围方面，现在的趋势是根据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尽量扩大当事人的选法范围，使当事人就能够选用对电子商务关系作有规定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从而避免因选择或适用法律不当而导致电子合同的无效。当然，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有学者认为，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主要应局限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制止不公平合同条款的法律。许多国家对格式合同制订有禁止不公平合同条款的法律。如果当事人选择外国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院国法律所施加的保护措施，那么法院国就有权拒绝承认当事人合意选法的效力。②禁止滥用个人数据的规则。③反托拉斯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尽管许多国家正在积极推广电子商务的应用，但如果一方当事人独占数据电文标准的使用，那么此种行为通常被认为属于托拉斯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受法律的制裁。④法院国有关公共秩序的法律。如果电子商务的应用或交换协议的内容如果违背公共秩序，法院国可以拒绝承认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或拒绝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2、最密切联系原则
前面已经提到，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适用受到了挑战。但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合同领域的适用已经比较完善，其所具有的灵活性使其在电子商务合同中仍有用武之地。这在立法中也有所反映。如UCITA的第109条就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订立于罗马的《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时，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关系的国家的法律。对于电子商务，欧盟不主张建立任何新的冲突法规则，上述规定也适用于电子商务合同。可见，最密切联系原则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在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时，对于网上履行合同，不能套用特征性履行方法，因为在这种合同中，几乎不能确定特征履行地。而只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连接因素来确定准据法。
参考文献：
【1】参见：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6
【2】参见：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参见：张楚著.《电子商务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参见：齐湘泉主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参见： 齐爱民、刘颖主编.《网络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参见：
【9】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139813.htm
【10】参见：孙铁成.《计算机与法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篇：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一、什么是涉外合同
1．世界市场的形成
合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起初，因为交易的即时性，数量也小，当有涉外因素时，交易也只能在一国境内发生，并没有人去考虑适用外国法。但是，随着交通逐渐发达，人们的流动性增加，尤其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国际贸易的发生，批量越来越大，其时间和空间的跨越，使一个交易很难仅在一国境内发生。这样，合同的法律适用就变得复杂化了，也就有了区分涉外合同与普通国内合同的必要，其法律适用也有了自身的特点。
2．划分涉外合同的标准
依据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 本法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订立的经济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但是，国际运输合同除外。”可以看出，我国涉外合同的划分是以当事人具有不同的国籍为依据的，这就形成了划分涉外合同的第一个标准，即“国籍性”标准。
这是为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普通法系诸国）所接受的，也是人们在常识上所易于接受的。因为国籍是将一定的合同当事人隶属于一定国家的支配和保护之下的基本标志，国家总是保护那些具有其国籍的合同当事人，而且有某国国籍的合同当事人一般也是处于其国籍所属国的控制之下的。可见，把合同当事人具有不同国籍作为涉外合同划分的标准，有其合理性。
在国际贸易中，自然人参与国际交易只是一小部分，大量交易的当事人都是以法人名义进行的，而法人的国籍不过是国家赋予一定社会团体的拟制人格。法人国籍确定标准的不一和跨国公司的存在，使其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跨国公司在奉行不同的确定法人国籍标准的不同国家来看，便会具有不同的国籍。或然的国籍往往掩盖了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国际交易同有关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条的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这一标准是经过世界各国几次讨论后定下来的，可见，多数国家同意将当事人的营业地（或住所、惯常居所）位于不同的国家作为涉外合同的标志，这便形成了划分涉外合同的第二个标准，即营业地标准。
在普通法系诸国，合同当事人住所何在历来是判定合同是否具有涉外性（国际性）的主要因素，因为合同当事人通常是在其营业所进行经营活动。当事人的国籍虽然具有客观性，但缺乏充分的实在性，而当事人营业所则既是客观的，也是实在的，因而便于国家对当事人的监督和控制。因此，以合同当事人的营业所位于不同国家作为划分涉外合同的标准，在国际贸易领域更有其合理性。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把国际运输合同排除在外。因为《涉外经济合同法》确定的是“国籍性”标准，无法解决国际运输合同的问题。对于国际运输合同来说，即使合同当事人的国籍或营业所均在一个国家，其履行也可能涉及不同的国家。当合同的履行处于另一个国家时，就会处于他国权力的控制之下，从而涉及到两个以上国家的利益。因此，国际运输合同也应该视为涉外合同。
此外，在不动产买卖中，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虽然合同当事人的国籍和营业所都仅与同一国家相关联，但有关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却由于其履行涉及了两个以上国家而具有涉外性。如买卖的不动产在国外时，因为该合同的履行超出了一国范围，而与两个国家发生了联系。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8条规定的比较明确：“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这样确定合同具有涉外性就有了第三种标准，即履行涉及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3．涉外合同的概念
上述情况表明，判定合同是否具有涉外性的标准是多样的，但其涉外因素仍然离不开合同的主体、客体、法律事实发生地具有涉外性；主体具有涉外性表现在当事人的国籍或营业所所在地；客体则表现在合同的标的物在国外，如买卖的不动产在国外；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则涉及合同的履行，如运输合同在国外履行时。因此，我认为，涉外合同是指从我国角度看，当事人的国籍、营业所、标的物所在地、合同的履行等至少有一个涉外因素的合同。
新形势下对合同法律适用的新要求
一、新型的国际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
今天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原来几十年前的境况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大量发生的是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基础关系。在形形色色的国际协议背后，是各国实力的最终较量，在维护国际经济与法律统一化进程的同时，各国的国家利益与本国当事人的利益都是各个国家在谈判中首先考虑的。
二、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目的 在具体操作中，对于涉外合同的法律保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正确选择涉外合同的适用法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哪一个法律能更好的为当事人所用，而是如何能够使之得到适用，增加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可确定性。在维护国际经贸关系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我国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要维护外国当事人和外国国家的正当而合法的权益，这也是它与国内合同法律保护的根本不同。所谓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是指采用哪一国家的法律解 决涉外合同的争议 ,也就是以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为合同准据 法。199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生效 ,《中国 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和其司法解释则同时废止。目 前 ,关于一般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 ,除了《民法通则》第 145 条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的意见(试行)》外 ,主要规定于合同法第 126 条:涉外合同 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 ,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涉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 ,适用与合同有最密 切联系的国家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合同、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 发自然资源合同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一、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 根据合同法第 126 条和《民法通则》第 145 条的规定 ,涉 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 ,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当事人未选择的 ,适用与合同有 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就表明 ,在涉外合同领域 ,我 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由国家一样 ,也采用意思自治原则 ,并 且把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确定涉外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 ,但 在这一原则的适用上 ,仍存在尚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1、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方式。合同法对当事人在意 思自治原则适用上的法律选择方式未作明确规定。允许当 事人以明示的还是以默示的方式选择法律 ,最终将影响到究
竟以何国法作准据法 ,直接关系涉外合同当事人的切身利 益 ,因此 ,这是一个在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上必须首先解决 的问题。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对此也无法规定 ,只有最高 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颁布的 <涉外经济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 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倒是明确规定了合同当事人选 择必须是明示的 ,从而排除了默示选择的方式。这一解答虽 已失效 ,但考虑到涉外合同关系到国家司法主权及当事人利 益 ,并且我国涉外合同当事人运用法律的自我保护能力上也 有待进一步提高 ,如允许默示的法律选择方式将可能使我方 当事人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实践中仍参考《解答》的规定以明 示选择而排除默示的方式是可取的。
2、当事协议选择法律的时间。关于当事人协议选择法 律的时间 ,各国的做法并不一致。如意大利规定 ,在合同缔 结以后 ,不允许再选择准据法。1980 年的《罗马公约》和 1986 年的《海牙公约》则规定了当事人可事后选择法律 ,但以 不影响合同形式的有效性和不损害第三者的利益为前提条 件。我国合同法对这一点无明确规定。考虑到意思自治原 则应充分给予双方当事人最大限度选择自由 ,应当认为只要 在法庭开庭审理前 ,当事人双方能达成共同选择的一致意见 就应该允许 ,实践操作中司法机关也应如此运作。
3、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是否应与合同有联系 许多国家不允许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毫无关系的国家的法 律 ,这种限制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中较为明显 ,我国合同法 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对这一问题有的学理解释存在着相对立的观点:郭卫华主编的《新合同全方位解释》 ,即采取不要求必 然有联系态度 ,认为当事人可对中国法、外国法及港澳地区法 律作自由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编著的《合同法释解 与适用》中认为应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观点 ,只允许合同当事 人在合同缔结地法 ,履行地法、物之所在地法、当事人住所地 法、当事人国籍国法五者之间进行选择 ,不允许当事人选择与 合同毫无联系国家的法律。这就给合同法的实际操作带来了 困难 ,有待于法律对此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
4、选择法律的限制 世界上大多由国家及许多国际公约都认为合同自由是 有限制的自由 ,当事人选择合同准据法应受到限制。这样限 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应受法律中强行法的限制。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颁布的《意见》第 194 条中明确做出了 规定;②当事人协议选择必须公平、合理。这在合同法的第 五条有体现;③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必须“善意”、“合法” ,即 不得损害社会公利益。我国立法目前对此却无具体规定 ,合 同法第七条只是对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方面做出了相应规 定。但是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过程中如若没有明确的限 制性规定 ,将不仅影响当事人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还牵涉 到国家的主权及利益的可能受损。因此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 法律过程中 ,立法应强调并明确做出规定 ,在应适用的法律 为外国法律时 ,如其适用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社 会公共利益的 ,则不应适用 ,而应适用我国相应的法律。
5、当事人选择的法律适用范围 合同法对这一点没做出规定 ,只是已失效的《涉外经济 合同》及其《解答》指出 ,凡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合 同成立的时间、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以 及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终止等发生的争议 ,都应属于当 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范围。从目前实践操作看 ,我认为仍 参考这一作法是较合理的。这样 ,关于合同形式及当事人缔 约能力的争议应如何把握则排除在当事人法律范围之外。对此 ,我认为 ,关于涉外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 , 我国立法虽无明文规定 ,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79-181 项规定的精神来看 ,对涉外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原 则上应适用当事人的本国法 ,但行为地法认为有行为能力的 也应认为有行为能力。这样规定有利于保证合同关系的稳 定性与安全性 ,也符合世界大多数国有的立法趋势。关于涉外合同形式问题 ,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规定只要 符合了涉外合同缔约地法或当事人选择的那个国家的法律 对合同形式方面的要求即为有效。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 事人订立合同 ,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 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且对此条及结合 该法36、37 条规定新的观念认为 ,合同的书面形式仅具有证 据的效力 ,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 ,即使就某合同没有采用法律规定的形式 ,其合同效力不 受影响;并且如果当事人没有采用法律规定的书面形式 ,双 方就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时 ,在诉讼上应是贯彻“谁主张谁 举证”的原则。结合国际上普遍作法及我国国内合同法相关 立法思想。我认为 ,对于涉外合同的形式问题 ,可考虑不 再一味强调必须是书面形式 ,而是与国际立法接轨兼采合同 缔结地法和合同准据法而为选择适用。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首先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协议 选择处理其争议的法律 ,如果当事人未作选择 ,或所做选择 无效的情况下 ,则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可以看出 ,在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中 ,最密切联系原则 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补充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一个灵活的、富于弹性的、开放性原 则。以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法律进行适用 ,可适应复 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关系 ,使法院可以通过对与合同有关的多 项因素的选择 ,找到更能切实调整合同关系、公正合理解决 纠纷的法律 ,以更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交易的 安全。这一原则在实践操作中存在一个弊端 ,即法院在判断 最密切联系时没有统一标准 ,使其判断中存在着较大的主观 任意性。我国已失效的《解答》中用的是“特征履行说” ,即以 特征履行方的营业厅所所在国或特征履行行为地国作标准 , 并运用使“最密切联系”具体化的立法技术而规定了国际货 买卖合同、银行贷款或者担保合同、保险合同、加工承揽合 同、技术转让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科技咨询或设计合同、劳 务合同、成套设备供应合同、代理合同、关于不动产租赁、买 卖或抵押的合同、动产租赁合同、仓储保管公司等分类合同 的不同特征履行连结点。并且同时立法还规定了在适用当 事人营业所所在地法时 ,如当事人有一个以上营业地的 ,应 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业所 的 ,以其住所或居所为准。如果合同明显地与另一个国家或 者地区的法律具有更密切关系 ,人民法院应以另一个国家或 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依据。从以上规定可知 , 这一特征履行说不但提供了一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判定最密 切联系的依据 ,而且给了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来决定合同与 哪一法律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灵活性。现有的立法特别是合同法的规定中对应如何确定最密 切联系、克服其存在的弊端 ,尚无具体化的立法 ,这一点反而 不如已失效《解答》那样完备而具可操作性 ,并且现在对合同 法所作的学理解释仍参考的又是失效的《解答》 ,这就使新立法体现出缺乏严肃性及缺乏与立法之间的衔接性。我认 为 ,要克服目前立法的不足 ,给法院提供一个判断最密切联 系的标准并限制法院在判断最密切联系时的主观任意性 ,仍 应考虑采用“特征履行说”。首先 ,从国际立法趋势看 ,特征 履行说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国际立法所采用 ,其次 ,在我 国 ,无论是合同法生效前的《解答》中 ,还是其生效的学理解 释及司法实践中也都采用的是这一特征履行说。但在实践 操作中还应注意:一是在适用特征履行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 时 ,立法不可过于僵硬 ,应给予法院综合合同各方面因素来 最后决定最密切联系点的灵活性;二是我们在运用特征履行 学说过程中可重点参考已失效《解答》中的有关规定 ,并针对 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融资租赁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等 几种新出现的合同类型来考虑相应的具体化的立法。
适用我国法律的原则及国际条约的适用 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合同以及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 ,只适 用中国的法律。应该说 ,这样的规定既符合我国的主权利益 原则 ,又不违背合同准据法适用的理论。这是因为:(1)根据 “最密切联系原则” ,这几种合同与我国的联系应是最密切。其成立须经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由其规定的经营活动也 基本上在我国境内进行 ,缔约主体的主事务所和营业地均在 我国;(2)这些合同履行属于国际投资合同 ,根据有关国际文 件 ,如 1974 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有 关规定 ,对国际投资合同 ,接受投资的东道国法律是唯一被 适用的法律;(3)在实践中 ,有关国际投资和勘探开发自然资 源合同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均强调废除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 ,只适用接受投资国和资源国的法律。对我国 法律强制适用的这三类涉外投资合同 ,当事人不能以任何借 口规避中国法律而适用外国法。在实践操作时我们还应注 意 ,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 ,通 常还有技术进口设备进口等有关合同 ,对此立法无明确规 定 ,学理上的认识及司法实践中都是将这些合同视为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合同或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的附件 ,也只适用中国 的法律。我建议对这点立法进一步明确则更为妥当。另外 ,根据《民法通则》142 条规定及国际法上“条约必须 信守”的原则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与合同有关 的国际条约 ,如果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与我国法律不同 ,而 我国又未做出保留时 ,应当适用条约的规定。但问题是这个 “应当适用的国际条约规定”是仅指冲突法规定 ,还是仅指实 体法规定或是二者全包括在内 ,则司法实践及学术界都未加 讨论 ,这也有待法律进一步明确。综上所述 ,我国有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 ,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及《解答》于 1999 年 10 月 1 日废止后 ,目前仅有《民法通则》145 条和《合同法》126 条的相 关规定。制订于 1986 年的《民法通则》中有关涉外合同法律 适用的 145 条规定 ,在涉外合同逐年猛增一系列相关操作问 题出现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已显 示出条文的过于笼统抽象和立法的滞后性;于 1999 年 10 月 1日生效的《合同法》 ,从整体上看整部法律适用的 126 条规 定而言 ,则表现出缺乏操作性、过于简略、原则的不足 ,这与 我国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中所出现 的大量涉外合同现状也是不相称、不适应的。相反 ,与我国 目前这种立法现状形成强烈反差的 ,则是我国已失效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及其《解答》中有关涉外合同 法律适应的规定十分详尽且具可操作性 ,有些规定在当前国 际上还是十分先进的;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及对合同法所作 学理解释中有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仍大多参考的是这部 失效法律中的规定 ,这实际也体现出新旧立法的缺乏连续性 及新法在这一问题上的缺乏严肃性。
二、解决的途径 其一 ,对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几项原则运用中所存在 有待解决的上述问题必须由法律做出补充性明确规定。在 做出具体规定时可着重参考已失效《涉外经济合同法》与《解 答》中的相应条款 ,应结合目前国内一些新的立法观念和国 际立法趋势等实践情况来制定出与我国现阶段整体立法与 司法相适应的新补充性立法规定。其二 ,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具体操作规则应以何种立法 形式出现 ,我们可考虑随着合同法在实践中的运用 ,相关的 司法解释也已出现 ,一部分则可在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制定 颁布这一司法解释时 ,对有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具体解释性 立法进行充分研讨并列入对合同法 126 条所作的司法解释 中予以明确。其三 ,在我国 ,随着涉外民事关系的不断发展、涉外民事 案件亦逐年增多 ,国内要求制定一部独立《国际私法》的呼声 越来越高 ,有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内容也是国际私法不可 缺少的重要部分。我们也可考虑是否将其具体操作规定列 入这部单行法规的相关章节。其四 ,究竟应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具体操作细则以何 种立法形式出现 ,是列入合同法的司法解释还是国际私法的 有关篇章;以及对具体实施细则中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 ,建 议像合同法一样在理论及司法界进行广泛讨论并征求意见 , 最后再予决定.一、改进的意义
要使法律能够逐渐完善和合理化，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现并解决新问题，而理论又推进社会的接受能力。就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而言，要显示出我国法律的公平合理并进而得到推广，尤其要坚持能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理论，并努力推进涉外法律统一化的进程。但是，各国立法包括国际条约签订的过程，本身就是国家间实力的较量，每一个国家都会尽可能的考虑到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本国当事人利益，我国也不例外。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不考虑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我们的法律可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如果忽略了我国的国家及我国当事人的利益，立法还有什么意义？
二、改进措施
前面我们分析了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并对其成因和缺陷进行了分析，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改进的正确途径，在这里加以明确。
关于合同的成立，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应该依合同成立的准据法确定，并且不得违反法院地国家的强行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合同成立与合同效力是分开的，只要符合了依冲突规范确定的合同成立的准据法，合同就成立，但生效要符合法院地国家的强行法律规定，这与我国合同法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分离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一点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如果不明确，很可能在法院的审判中，法官仍会以本国法律去判断涉外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
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默示的法律选择，只要能认定它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就应该承认这种选择的有效性，不能仅以法官可能有偏见而否定当事人默示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权利。如果说法官有偏见，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都可能存在这种倾向，任何法律规定都是要靠人去裁判，这是难以避免的。积极的作法是对默示的法律选择作出限制，一般认为合同是当事人合意的最大体现，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进一步明确或证明当事人的选择。因此，本人拟将其整体表述为：
当事人的选择必须是明示的，或者由合同条款并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能够合理确定地表明。
对于管辖权的选择问题，我国因法律规定的欠缺，以及当事人在争取管辖权上显示的法律意识淡泊，减少了在我国诉讼和仲裁的机会，从而在涉外合同纠纷中限制了我国法律的适用，不利于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应在法律中增加这方面的规定。如果不改变立法，也可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允许当事人提出类似“被动宣示”、禁止对方当事人在外国起诉等诉讼请求，并对《仲裁法》第16条“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作出广义的解释，尽量尊重当事人的仲裁选择，维护仲裁的有效性。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一国审判适用另一国法律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当事人要提高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纠纷的管辖权，并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为管辖地法；而为了避免谈判及执行中的困难，涉外仲裁是当事人最合理的选择。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应用，给涉外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便利条件，无纸化办公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交易速度，减少了交易成本，并减少了失误的机会，这里应用最多的就是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它是“按照商定的标准将信息结构化并在计算机之间进行电子传递”。
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也给涉外合同带来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如签订合同地点的确定，合同认定的依据，如何用“数码签字”（digital signatures）来代替单证签字，以及单证资料的确认，合同准据法如何确定等等。
二、电子商务合同法律适用的设想
可以明确的是，当事人可以选择电子商务合同适用的法律，这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时，可考虑网址说，即通过签订国际条约，以网址所在地确定合同适用的法律；或者采用电子邦联说，由各因特网服务商（ISP）协商确定合同适用的法律。
值得欣喜的是，我国《合同法》承认了口头合同的法律效力，这给予了电子商务用于涉外合同一个很好的方便条件。不过，电子商务尤其是网络的快速发展，在合同纠纷中会有许多新问题值得研究.论涉外合同的法律应用
姓名:曹显耀
学号:20122460303
院系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通信工程
第五篇：非典型合同及其法律适用
非典型合同及其法律适用
以法律是否设有规范并赋予一个特定名称为标准，合同可分为典型合同与非典型合同。法律设有规范并赋予一个特定名称的合同，为典型合同；反之，法律未作特别规定且未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为非典型合同。典型合同又可称为有名合同或有名契约，非典型合同又可称为无名合同或无名契约。
非典型合同是实行合同自由原则与法律列举典型合同的必然产物。根据民法基本原理之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任意订立合同。但与此同时，为便于当事人订立和履行合同，立法部门往往在合同法等民事法律中列举一些比较常见的、已经定型化的合同类型，即所谓的“典型合同”。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参照现行法之规定订立合同完成日常交易行为，但由于生活现实情况复杂，“是故吾人日常生活所缔结之契约，其形态可为千差万殊，不一而足，加以随着交易生活之进展，人类欲望之增大，社会生活之益愈复杂化，吾人日常所为之契约未能纳于法律所定之典型中者，比比皆是，”根据合同自由原则这些合同在法律上又是有效的，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认为其无效，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以及发生纠纷时究竟如何适用法律就成了问题。我国《合同法》对此在第一百二十四条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类型五花八门，仅靠合同法的一条规定实难对付，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类问题有必要进行类型化分析。特别是合同法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非典型合同的新类型也越来越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非典型合同的类型
非典型合同是法律列举典型合同之产物。民法或合同法若不列出典型合同类型，自无非典型合同这一对应物的存在。在分析非典型合同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典型合同的范围进行界定，把典型合同的范围界定之后，余下的合同就是非典型合同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从这一条反向推论，合同法分则所列举的15种合同应属典型合同没有什么疑问，问题在于对其中所言的“其他法律”应如何理解。从广义上讲“其他法律”包括一切立法机关依据其立法权限制定的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从狭义上讲仅指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基本法律。我们认为典型合同作为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抽象之产物，对典型合同范围之界定实属关系社会经济交往稳定与安全之“民事基本制度”，按照《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关于“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进行规制。因此，典型合同的范围只应限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所列举之合同类型以及其他基本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的合同类型，如《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合同、《海商法》规定的船舶租用合同、《土地管理法》与《房地产管理法》中规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除了这些基本法律中规定的合同以外的合同类型都属于非典型合同，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与司法解释中新创立的合同。须注意的是国家基本法已作出规定，又在其它规范性文件进行细化的合同仍属于典型合同范畴，不能划归为非典型合同。
根据内容的不同，非典型合同可以分为纯粹非典型合同、混合合同、联立合同与准非典型合同等几种类型：
（一）纯粹非典型合同
纯粹非典型合同，又称为狭义的非典型合同，是指以法律全无规定的事项为内容的合同，即其内容不符合任何典型合同要件的合同。这类合同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常见，多是学者依学理所举出的几种情形，如在广告中使用他人肖像或姓名的合同等。
（二）混合合同
所谓混合合同，是指由两种以上的典型合同的部分条款或者典型合同的部分条款与不属于任何典型合同的事项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合同。在非典型合同中，这类合同在实务上最为常见也最为复杂。具体地讲，它又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二重典型合同。即在该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所负的对待给付义务分属于不同典型合同类型下的义务。如甲方租用乙方房屋开办饭店，同时甲方承担乙方全部之日常饮食等。在该合同关系中，甲方租用乙方房屋属于租赁合同，乙方在甲方所开饭店饮食属于消费合同（或买卖合同）。
2.类型结合合同。即一方当事人负担数个给付义务，该数个义务分别属于几个不同的典型合同，并且彼此间处于平等的地位，另一方当事人仅负单一的对待给付义务（有偿合同场合）或不负任何对待给付义务（无偿合同场合）。在有偿合同场合，如甲律师事务所与乙饭店订立“包租”写字楼数层的合同，乙饭店同时负责为甲律所提供卫生保洁、工作餐供应等服务，甲律所仅负单一的金钱给付义务。在该合同关系中，乙饭店对甲律所所负义务分属于租赁、买卖和雇佣合同的构成部分。在无偿合同场合，如朋友出门远行，为朋友赠与礼品并且提供无息借款的情形即属此类。
3.类型融合合同。即一个合同中所含构成部分同时属于不同典型合同类型的合同。例如，甲方以半赠与的意思将价值百元的物品以六十元的价格卖与乙方。在该合同中，甲对乙的给付行为同时属于买卖和赠与两种合同的行为，其中的价值六十元的物品属于买卖的标的，另外的物品则属于赠与的标的。
4.典型合同附其他种类合同的从给付。在这种合同情形下，存在一个主给付义务，同时为实现合同的主要目的，附加有其他典型合同的构成分子作为从给付。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所为的两个以上给付中，其中一个为主给付，另有为助主给付功能实现的从给付义务。如甲向乙购买瓦斯，同时约定使用后返还瓦斯桶，前者构成买卖合同，后者则构成借用合同，并且后者有协助前者实现之功能，二者并不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三）联立合同
所谓联立合同，又称为合同联立，是指数个合同具有互相结合的关系。根据其结合情形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单纯外观的结合。即数个独立的合同仅因缔约行为（如订立一个书面合同）而结合，相互间不具有依存关系，如顾客甲在乙商店修理旧手机的同时，在乙商店购买一部新手机，此处两个行为中，前者属于承揽合同，后者属于买卖合同，二者并无内在牵连关系。
2．存在依存关系之合同联立。此类合同联立与前述的第一种联立合同仅依外观的结合不同，联立的各个合同之间存在效力上的依存关系，具体表现为一合同的效力或存在依存于另一合同的效力或存在。例如甲公司以乙银行为主办银行，并且全部财务中介业务交由乙银行办理，乙银行以此为条件向甲公司提供贷款。在此合同关系中，借贷关系成立与否系于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而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不依存于借贷关系。
3.择一之合同联立。所谓择一的合同联立是指多个合同因某个条件的实现，而产生一个合同失去效力而另一合同生效的情形。如在专利权使用合同中约定，如果使用方连续使用该专利达到五年，则专利权归于使用方所有。
（四）准非典型合同
前已述及，典型合同仅限于《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其他基本法律中作出规定的合同类型，因此如果在这些基本法律中没有作出规定，但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一些新的合同类型仍不能划归典型合同范畴，但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对该类合同的有关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因此我们把这类非典型合同叫做准非典型合同，因为它们都有相应的具体规定作为适用依据。这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新的已经成型的合同类型，往往是先以其它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然后才以基本民事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
二、非典型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
非典型合同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合同内容不完备时，应如何适用法律。一般来说，非典型合同作为合同之一种，在法律适用上与典型合同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与此同时，在非典型合同内部，类型又五花八门，它们之间在法律适用上既有各自独特之处，又有一般的适用原则。结合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非典型合同在法律适用上有以下几项一般原则：
（一）适用合同法总则的一般规定的原则。
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是对所有合同的一般规则的抽象和归纳，不但适用于所有典型合同，而且适用于所有的非典型合同。也就是说，非典型合同作为合同之一种，在适用合同法总则上与典型合同并无区别。应该按照合同法总则来确定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是否有效，在合同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时，按照总则的规定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在一方当事人违约时，确定违约一方的违约责任，涉及诉讼时效时，依合同法上的有关规定来决定诉讼时效等。
（二）类推适用合同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的原则
类推适用也称法律类推。所谓法律类推，是指法院在处理具体的非典型合同案件时，由于法律无明文规定，则比照最相类似的典型合同的法律、法规或立法意图、法理精神，对案件作出裁判的一种方式。所谓“最相类似”，是指该非典型合同的性质以及当事人的主给付义务与合同法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典型合同最相类似。合同法关于合同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在合同中的主给付义务为标准的，因此，要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主给付义务来判断。例如，如果该无名合同属于有偿合同，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该无名合同属于无偿合同，可以参照赠与合同的规定；如果该无名合同是转移所有权的，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该无名合同是转移使用权的，可以参照租赁合同的规定。同时，在类推适用法律处理非典型合同案件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法无明确规定是适用法律类推的前提条件；
2．法律关系性质与相类似法律的基本一致性是适用法律类推的关键；
3．类推原则与约定从优原则的统一，是类推适用原则所追求的法律效果。
（三）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原则
合同法崇尚合同自由原则，在当事人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可以自由订立任何种类的合同，不论法律上是否有所规定。非典型合同即是当事人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的有效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便具有同法律一样的效力，我们应依据“法有强行性规定的从规定，法无强行性规定的从约定”的原则出发对待非典型合同。当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或当事人约定内容不违法时，应适用“约定从优”的原则。这样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所追求的经济目的。
三、非典型合同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
前已述及，对于非典型合同在法律适用上有其一般原则，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不同类型的非典型合同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别，在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上有很大不同。根据对非典型合同的类型划分，兹分述如下：
（一）纯粹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
纯粹非典型合同是以法律全无规定的事项为内容的合同。在处理这类合同时，应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只要当事人的意思不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和公序良俗，应按当事人的约定处理；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可以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合同法总则部分之一般规定；如果现行法没有相应规定，当事人的意思又不明时，有习惯或商业惯例的，可参照习惯与商业惯例；没有习惯时可依据一般法理解决，尽可能地对合同作有效解释，以促进当事人之间交易之实现。
（二）混合合同的法律适用
混合合同是非典型合同中最复杂也最常见的一种，在法律适用上分歧也最大。对于如何处理混合合同，在学说上有三种观点：
1．吸收主义。主张将构成混合合同之各个部分区分为主要部分与非主要部分，在适用法律上采用主要部分所属之典型合同规定，也就是说，在法律效果上合同的非主要部分为合同的主要部分所吸收。
然而在一个合同中主要部分与非主要部分有时很难区分，即使能够区分，在适用法律上不顾及合同的非主要部分，其处理结果往往违背合同当事人之订约本意。
2．结合主义。主张分解各种典型合同之规定，而寻求其法律要件，以发现其法律加以调和统一，创造一种混成法而予以适用。
这种学说忽视各种典型合同所具有的独特经济目的及社会作用，因此在实际应用上，典型合同之各构成部分难以分解，并且机械地结合典型合同各构成部分的法律规定决定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亦存在有悖于当事人意思之缺点。
3．类推适用主义。主张可就混合合同之各构成部分类推适用关于各典型合同之特别规定，但类推适用时，应斟酌当事人订立合同所欲达成之经济上目的及社会上机能，而加以类推适用。
对于上述三种学说，多数学者认为类推适用主义较为合理，学界也以该学说为通说。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三种学说各有所长，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可以单独地圆满解决混合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于当事人有约定时，应依其利益状态、合同目的及斟酌交易惯例决定适用何种学说较为合理。笔者认为混合合同类型复杂，各个类型之间差别较大，很难以一个方法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原则上，应结合混合合同的四种具体情况，按以下规则处理方为合适：
1．对于二重典型合同、类型结合合同与类型融合合同原则上应采“结合主义说”，整个非典型合同中属于典型合同的成份分别适用其所属合同类型的规定。
2．对于典型合同附其他种类合同的从给付的非典型合同，原则上应采“吸收主义说”，适用该典型合同的法律规定，从给付部分可以视为辅助主给付实现的从义务对待，对于合同的效力及其履行应以典型合同部分为准。
（三）合同联立的法律适用
对于合同联立的情形，因构成非典型合同的各个部分不失其独立个性，在适用法律上，仍各适用其固有典型合同之规定，并不发生适用法律的困难。只是在联立的合同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时，被依存的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解除时，依存的合同应同其命运。
（四）准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
前已述及，由于典型合同仅限于《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其他基本法律中规定的合同类型，准非典型合同因国家基本法律未作规定而不属于典型合同范畴，但在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中对其合同名称、调整范围、实体处理规则均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法院在处理这些合同案件时，除了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以外，可以直接适用这些规定。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些规范性文件毕竟与国家基本法律在效力级别不属于同一层次，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国家基本法律相抵触时应排除这些规范性文件的适用。
四、结束语
非典型合同作为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向前发展，将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应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原则，对合同尽可能地作有效解释，只要当事人的意思不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应按当事人的约定处理；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可以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合同法总则部分之一般规定；如果合同内的某一事项，与合同法所规定的各种典型合同相符合时，也可以适用有关典型合同的规定；如果现行法没有相应规定，当事人的意思又不明时，有习惯或商业惯例的可参照习惯与商业惯例，没有习惯时可依据一般法理解决，以达到既维护现行法的稳定，同时又促进双方当事人交易的进行，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之经济目的，保证社会经济生活之正常运转。
作者：朱俊峰，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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