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尾职院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第一篇：汕尾职院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汕尾职院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是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并茂文献的图书馆，实质上是一种多媒体制作的分布式信息系统。它把各种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字技术存贮，以便于跨越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查询和传播。它涉及信息资源加工、存储、检索、传输和利用的全过程。通俗地说，数字图书馆就是虚拟的、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存储和传播的信信息量越来越大，信息的种类和形式越来越丰富，传统图书馆的机制显然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因此，人们提出了数字图书馆的设想。数字图书馆是一个电子化信息的仓储，能够存储大量各种形式的信息，用户可以通过网络 方便地访问它，以获得这些信息，并且其信息存储和用户访问不受地域限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扩展面临很多问题，如如何建立不同图书馆数据库之间的相互对话：用户通过何种途径获取所需信息：如何将数字图书馆系统中包含的信息分类并传递给用户：如何建设和发展大型的数字图书馆系统 ：如何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如何侦查和纠正数字图书馆使用不当问题及如何控制数字图书馆使用不当。这些问题都阻碍了汕尾数字图书馆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加快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汕尾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现状分析 1 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1993年2月，我国第一家数据库专业公司“万方数据公司”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数据库开始走向市场。1997 年将 “中国试验型数字化 图书馆”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联合开发研制。目的实施开创了多馆协作整体研发数字图书馆的先河，其成果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是数字图书馆建设开始的标志。1998 年 4月，文化部与国家图书 馆启动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标志着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进入实质 性操作阶段。2000年4月，由文化部等 21个部委单位参加的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 始启动，其主要 内容是组织全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技术的研发、集成和运行，对全国数字图书馆的研 究和建设发挥统领和带动作用。国家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广东省湛江图书馆同北 京超星电子技术公司合作，开展大规模数字化馆藏资源建设，利用国际先进水平的中文全文检索软件开发图书搜索 引擎，利用 163、169网络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将 300多万页（约 5000多种）文献上网供读者检索和浏览，现每月访问量超过 200多万人次，这些都标志着 我国数字图书馆正在逐步的发展扩大。汕尾数字图书馆也存在类似历程。汕尾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现状分析

我国数字图书馆自发展以来年，发展至今己经历近20 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馆藏资料，实现数字化，部分数据己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还有部分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所拥有的数据库总量超过了100 个，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等。这些数据表示我国数字图书馆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己建立一定规模的数据库。但是，从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初期到现在建设中 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的健康发展。汕尾数字图书馆一样存在影响数字图书馆的问题，那么汕尾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存在着那些问题呢？ 2.1 资源浪费问题

从数字图书馆概念的提出到现在许多高校图书馆纷纷投身于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行列，只有短短几年时间，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数字图书馆标准不一，相关立法尚未制定和执行，各单位之间的利益又难以找到彼此都认同的平衡点，同时，有的单位抱着“ 急功近利”的思想而片面地追求数字化资源的量，有的单位则是忽视自身馆藏的特点和学校教学的实际情况，这就造成中国不少高校在盲目地建设数字图书馆，合作建设少、各自为政多的现象屡见不鲜，各数字图书馆的用户检索界面、检索语言和管理系统等存在较大差异，不同馆的数据库各不兼容，各系统之间难以相互联通、应用，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上。2.2 信息版权问题

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文献资源的格式转换、数字化作品的复制、下载、盗版等变得更加容易，数字化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比传统纸质文献也更为复杂和突出。根据著作权法，上载作品必须取得作品权利人同意，但是资源库容量庞大的数字图书馆要取得每一位作品权利人的授权在现实中非常困难，在数字图书馆的有关立法中再不能套用那些陈旧的、与自身建设和发展特点不符的法规。2.3 建设资金问题

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一个庞大、系统、长期的工程，硬件设备和软件资源的购置、网络布线工程、人员培训、数字化资源的更新、馆藏文献的数字化转换等等，都需要充足的经费作后盾，但经费不足偏偏又是困扰高校图书馆发展的老大难问题。重点大学及进入“ 211 工程”的大学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开发有专项拨款，而普通高校图书馆经费来源单一，主要依靠学校拨款，图书、刊物价格大幅度暴涨，以致许多馆连每年的纸质文献购置、业务培训、科研、奖励等各项基本经费都难以维持，开展数字图书馆建设更是举步维艰。2.4 图书馆员素质问题

中国高校图书馆员队伍整体现状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普遍不能适应数字图书馆发展的要求。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兴起,馆员队伍中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少、工作热情欠缺、年龄老化等现实问题显得更为尖锐。由于图书馆地位历来没受到足够重视，各大高校中普通馆员与教师仿佛是两个相差极大的级别而接受截然不同的待遇，致使图书情报专业、计算机专业、自动化专业等方面的人才择业时很少会将图书馆置于优先考虑的范围，这也是一直以来高校图书馆出现高素质人才难以引进，另一方面馆内人才纷纷跳槽另谋高就的重要原因。对现有馆员队伍缺乏系统的、有计划的在职学习和培训，馆员和业务水平难以出现质的提高，知识结构和观念落后陈旧，无法适应提供数学化信息资源服务的要求，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2.5数据库信息保护问题

数字图书馆的信息安全是指 数字图书馆信息网络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的正常运作和 保证其中的信息不受侵犯。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信息存储安全和信 息传输安全。其中，数据库信息安全是主要问题。信息在互联网这个无序的信息网络中运行时，任何一点漏洞都会遭到偶然或恶意的攻击。一些具有超凡计算机技能的人利用系统 漏洞攻击系统。软件的漏洞和后门等容易导致数据泄露，破坏信息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同 时，操作系统的广泛运用，使得计算机病毒大量传播，如果数字图书馆的网络信 息系统安 全保障性差，将会给黑客的入侵提供大量的 便利条件。一些未经系统授权的行为人通过 系统认证窃取信息，导致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安全得不到保护，从而使得网络资源不稳定，信息容易被窃取，著作权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数字图书馆中存储文献的数据库信息遭到破坏。2.6读者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在网民中的普及与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些获取个人信息的技术，由于数字图书馆的安全性并非天衣无缝，管理软件安全性保障不一，而且在客观上图书馆员的素质良劳不齐，从而造成对读者个人信息的安全侵害。第三方还可以直接侵入图书馆数据库或用户数据库，查看、篡改、传播读者个人信息，如果这种行为是出于恶意，那么读者的信息权益将会受到极大威胁。例如，2007年初，湖南某高校的网站发出一帖子，大爆该校图书馆泄露个人信息，使读者个人信息的安全受到威胁。数据用户在利用 数字图书馆的过程中，需要输入或多或少的个人信 息，而如果用户安全意识不强，有可能 会导致帐号和密码失窃。而数字图书馆在收集用户信息时，必然有泄密的嫌疑，如果操作不当，数字图书馆将会面临着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问题。这些都造成了读者个人信息的泄漏。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建议

(1)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建设。数字图书馆是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系统工程，在建设中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提议规划目前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还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宏观规划，出于各自独立、相对分散的状况，在相当的范围和层次上存在着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个图书馆之间要相互联系，大图书馆要起带头作用，先进图书馆要带动落后 图书馆。在专家把关、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各地区、各级图书馆的规划，保持大局的协调一致。

(2）统一标准，规范管理。数字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基于网络技术的数据库信息系统。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是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建设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库必须由众多单位和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参与。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在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尚缺乏统 一的标准，各个单位所建设的数 字化文献信息资源不仅数据库本身不兼容，而且在用户界面、索语言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都直接影响数据库的质量和查询服务效果。作为数字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到区域联网、国联网、要考虑到最终要 与全球联网，因此必须积极研制并引进国外相关 标准和规范，在各种技术标准的选择中，要尽量考虑到与国际标准兼容，从而使我国的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3）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拥有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图书馆界应尽早建立熟悉图书馆业务知识、网络知识、法律知识及国际公约条例知识的理论研究队伍，参与知识产权法律条文的制 定，使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向国际标准靠拢，并尽快制出一套适 合中国特色的、对数字图书馆起到切实可行保护作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尽可能地达到 既保护知识产权人权益，又给数字化的图书馆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的目的。对于每个 数字图书馆个体来说，了解法律特别是知识产权方面法律的专业人才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数字图书馆在人才的聘用和培养上也应该下大功夫。

(4）尽快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传统的图书发行主要由作者、出版社、发行商几个角色构成，经过长期演变，己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架构。在这个架构里，取得著者的授权是关键，现今的版权法支持的是一对一授权模式。随着网络的发展，数字内容传播 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而数字传播对信息的应用方式与传统纸介图书区别巨大，采用传统的一对一模式来处理网上海量信息难以实现，只能寻找集体解决的途集体管理在实现和 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为作品使用人提供了使用作品方便畅通的渠道，有利 于作品的广泛迅速传播。例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作为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不仅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而且还与世界上几十个同类组织签 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其所使用的素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要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 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

(5）加强用户和管理与人员信息安全意识。信息安全意识薄弱是导致信息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要防止安全问题的产生，就要重视系统安全，全面认识和熟练操作安全软件，及时为系统打补丁，定时升级安全软件。其实不仅馆内的工作人员（包括管理者、信息安 全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需要有强烈的信息安全意识，读者和用户也要具有一定的信息安 全观念。目前，数字 图书馆的用户普遍没有认识到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大多数人认为只要保护好密码就足够了，而且很多用户的密码设置非常简单，这为黑客获取用户 密码和信息提供了便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数字图书馆应该定期组织用户进行信息安 全培训，提高用户的信息安全意识。

（6）增加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加强培训。目前，国内数字图书馆大多缺乏专业的信息安全管理人员，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多由技术部人员来完成，由于原有的技术人员缺乏全面 的信息安全管 知识和技能，难免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完善，导致各种安全问题的产生。因此，各馆应适量引进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并对现有管理人员进行全面、系 统、科学的安全管理培训，从管理人员素质入手，提高信息安全管理水平。

(7）加大信息安全保障经费投入。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相应的用于信息安全保障的经费也必然十分有限，很难满足数字图书馆的信息安全需求。由于受到经费限制，安全设备的采购严重不足，很难满足实际需要，这就导致在如今网 络攻击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相对薄弱，容易出现易于攻击的漏洞或弱点，导致安全事件的发生。

(8）改善信息安全管理策略。信息安全管理策略就是根据数字图书馆的信息安全方针，依据各个部门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目的是为针对各部门情况分别进行安全管理提供依据［ I匀。目前只有少数大型数字图书馆制定了简单的信息安全管理策略，其余大部分馆都还未意识到管理策略的重要性，有些数字图书馆即使制定了相 关策略，也不能真正地把制度落实到位，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各个图书馆把信息安 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贯彻执行。4未来展望

有许多项目在Google、Million Book project、MSN和yahoo中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书籍管理与科技，如光学器材(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和电子书(ebooks)，贮藏所或商业的商业模型的替代之发展持续在进步中，而数字图书馆也因Google、MSN及yahoo这些大众较常使用的站点之努力下，正在急剧的成长茁壮当中。就像图书馆内会出现电影或音乐的馆藏，数字化图书馆也出现了网络数据库。

数字图书馆现在广泛的由公共团体或商业利益的机构所认同，数字图书馆的好处在于可以更迅速的找寻到我们所想要的书籍、文件甚至是图片。数字图书馆的好处在于它能够轻易的连接并浏览许多不同的页面，能够更快速的找到我们所想要的数据，数字图书馆有别于传统的图书馆在于它不受限于仓库空间的限制，数据的数字化大大的缩减了书籍所占的空间，所以数字图书馆有能力可以存储更多的数据。相对的，维护一个传统图书馆的花费远高于维护一个数字图书馆，因为传统的图书馆需要在人事成本以及书籍维护费上花上一笔开销，而数字图书馆则完全不需要这笔花费。

结束语

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技术、观念、管理体制、版权问题、信息安全等 问题的限制，但随着人们对信息社会的进一步认识，以及计算机、通信 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数字化图书馆将快速蓬勃的发展起来。数字图书馆是时代新生事物，它是人们实现理想状态资源共享的手段。虽然在目前的建设过程中还存 在许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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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图书馆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工具需求实证研究

图书馆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工具需求实证研究

杨涛/曹树金/冯彩芬CCYang Tao Cao Shujin Feng Caifen 2012-12-24 15:51:29 来源：《情报资料工作》2010年02期

【英文标题】Personalized Service Tool Demand of Library Users: A Positive Stud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510631)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510275)

【作者简介】杨涛，男，1977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广州510631

曹树金，男，1962年生，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510275

冯彩芬，女，1973年生，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采编部主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510275

【内容提要】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研究了图书馆用户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需求及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开发和利用的四条建议。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user needs for library personalized service tools and the factors that have effect on their needs based on the result of questionnaire.And then,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advices 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personalized service tools based on the results.【关 键 词】个性化服务工具/Web2.0/Lib2.0personalized service tools/Web2.0/Lib2.0 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Lib2.0的发展，用户的信息行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给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OCLC于2004年2月发表的The 2003 OCLC Environmental Scan: Pattern Recognition指出：“搜索引擎已经成为信息用户的首要信息来源；Google Answer和Ask Jeeve这类的“Ask a”的自助服务取代了传统的图书馆参考服务”[1]。2005年底，OCLC推出了研究报告Perceptions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这份报告从6个国家的3300多人中，收集了27万条信息用户的观点、习惯与评论。它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图书馆现在的作用不像原来那样显著了。自从网络出现后，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利用图书馆。84%的用户使用搜索引擎开始信息检索，1%的人从图书馆网页上开始信息的检索[2]。2007年10月，OCLC发布的研究报告Sharing，Privacy and Trust in Our Networked World显示，使用图书馆网站的信息用户的比例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2005年还有30%的调查对象使用图书馆网站，到2007年，同样的国家里只有20%的公众使用图书馆网站了，降低了33%。在线网民不但将继续扩展活动范围，而且他们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对信息需求自给自足[3]。

面对这种局面，图书馆必须将服务延伸到图书馆网站之外，主动走进用户，利用用户最常使用的网络服务和网络工具来提供服务，使得用户在进行网上冲浪时，无需访问图书馆网站，就能及时获知图书馆资源，进而利用图书馆服务[4]。也就是说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必须超越Mylibrary模式，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事实上，图书馆正致力应用新技术于个性化服务之中，从早期使用电子邮件来推送图书到期提醒、新书通报等信息到现在利用RSS、SNS（社会性网络服务）、博客、图书馆工具条等工具，图书馆一直在努力。用户对这些个性化服务工具的需求到底怎么样，用户的需求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对图书馆按照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服务工具的开发和使用都非常重要，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就将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够给同行提供参考。研究设计与实施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通过调查和统计分析来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用户个性化服务和Web2.0服务的使用情况。因为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有一些涉及Web2.0服务，因此有必要了解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和Web2.0服务的使用情况；(2)用户需要哪些个性化服务工具。目前图书馆使用了多种个性化服务工具，用户对这些工具是否存在需求，需求的程度如何；(3)个性化服务工具需求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什么因素导致用户中哪一部分群体需要，哪一部分群体不需要，哪一部分群体需要得多，哪一部分群体需要得少。

2.2 研究方法和问卷设计

本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根据研究问题，问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个性化服务和Web2.0服务的使用情况；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的需求情况；用户需求的影响因素。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的需求使用了五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需要，2表示不需要，3表示一般，4表示需要，5表示非常需要。

(1)个性化服务和Web2.0服务使用情况

问卷设计了4个问题，是否使用过个性化服务、使用过哪些个性化服务、是否使用过Web2.0服务、使用过哪些Web2.0服务。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是必答题，第二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是使用过有关服务的用户才回答的选答题。第二个问题设计为开放式问题，供用户填上使用过的个性化服务名称。第四个问题设计成半开放问题，先给出了维基(Wiki)、博客(Blog)、播客(PodCast)、简易信息聚合(RSS)、社会书签工具、社会性网络服务供用户选择，同时提供了其他选项，供用户填上其他的Web2.0服务名称。

(2)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

胡小菁将图书馆网站延伸服务分为小书签(Bookmarklet)、用户脚本(user scripts)、工具条(toolbars)、信息推送、第三方服务、与其他系统结合六类[4]。钱国富认为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可以利用的工具和服务主要有小书签、用户脚本、浏览器插件(Browser plugins)、工具条、桌面插件程序(Widget)、信息推送等[5]。小书签、用户脚本、浏览器插件的原理类似，且大多数用户对这些专业术语不太熟悉，所以在设计问卷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三种工具的典型产品LibraryLookup，此外根据目前图书馆的实际使用情况，加上了电子邮件、RSS、实时通讯工具、社会性网络服务、手机短信、桌面信息工具、图书馆工具条、迷你博客网站，一共是9种工具。大多数用户对电子邮件、RSS、手机短信、实时通讯工具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问卷中就直接加上其用途后询问用户需求的情况；LibraryLookup书签、图书馆工具条、桌面信息工具、社会性网络服务和迷你博客网站几个工具在问卷中以括号的形式简短的解释其含义。

(3)影响用户需求的因素

可能影响到用户需求的因素有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用户行为等。问卷中涉及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身份和教育程度。用户行为包括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频率、图书馆服务使用的数量、图书馆资源使用的数量、平均每天上网时间、网络使用资历、网络使用能力来衡量。

2.3 数据分析和处理

本研究以SPSS statistics 17.0为数据分析工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子方差分析、Scheffe事后比较法等统计方法。调查结果

3.1 样本特征

本次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572份，调查对象覆盖了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科技图书馆三大类型图书馆的用户。其中包括lib2.0服务开展较好的暨南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由于纸质问卷主要在广州地区发放，因此调查对象主要是广州地区的用户，另外通过网络调查获得20多份问卷，网络问卷的回答者主要来自外地。在572份有效问卷中，女性占一大半，即53.8%，男性占46.2%；调查对象以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其中18-25岁最多，占74.1%，18岁以下的占2.1%，36-50岁的占3.8%，50岁以上的比较少，仅占1%；调查对象的身份中学生最多，占76.6%，公司与企业员工占7.2%，教师（包括高校与中小学老师）占5.9%，科研人员占2.8%；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本科居多，占67.7%，其他教育程度的人员相对少一些。

3.2 个性化服务的使用并不普遍，使用过Mylibrary的用户不多

图书馆认为个性化功能非常重要，用户也有类似的看法。但是调查结果显示，个性化服务的使用并不普遍。只有284位调查对象使用过个性化服务，占有效样本数的49.7%，这意味着还有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没有使用过。

调查对象使用过的个性化服务中，大多都不是图书馆提供的。调查对象使用最多的是搜索引擎或者门户网站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如Google的iGoogle有102位使用过，MSN的My Msn有67位使用过。电子商务网站提供的个性化服务也有较多用户，如“我的当当”有33位使用过，“我的淘宝”有15位使用过。图书馆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工具Mylibrary使用的不多，只有21位使用过，与学术有关的个性化服务如PubMed提供的my ncbi、Apabi电子图书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只有1位使用过，详细情况见表1。

3.3 Web2.0服务利用的较为普及，博客使用的最广泛

Web2.0是近年来图书馆界非常热门的概念，图书馆用户对它们的使用情况怎么样？调查结果显示，Web2.0服务的使用较为普及，将近7成(69.8%)的调查对象使用过Web2.0服务。在调查对象使用过的Web2.0服务中，博客使用的最广泛，有297位使用，占使用总数的74.6%；其次是社会性网络服务，有147位使用，占19.3%；播客有97位使用，占12.8%；维基有96位使用，占12.6%；简易信息聚合(RSS)有65位使用，占8.6%；社会书签工具有48位使用，占6.3%。也有10位选择了“其他”，但是只有2位给出了其他的具体内容，分别是即时通信工具QQ和微博客。

3.4 用户对个性化服务工具存在需求

参考类似的研究，我们以平均需求程度达到3.5及以上表示调查对象对需求存在共识[6]。调查对象对于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平均需求程度为3.64，表明调查对象对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存在共识。具体的个性化服务工具中，调查对象对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的推送服务的平均需求程度最高，68.8%的调查对象感到需要或者非常需要，只有5.3%的调查对象感到不需要或者非常不需要；其次是LibraryLookup书签和桌面信息工具，调查对象的平均需求程度都是3.73，对于LibraryLookup书签，69.9%的调查对象感到需要或者非常需要，7%的调查对象感到不需要或者非常不需要，但是有7位调查对象没有做出回应，可能是对此工具不太了解；对于桌面信息工具，68.8%的调查对象对此感到需要或者非常需要，7.4%的调查对象感到不需要或者非常不需要；调查对象对“RSS推送服务”平均需求程度为3.70，65.4%的调查对象感到需要或者非常需要，6.9%的调查对象感到需要或者非常不需要，感到无所谓的比例将近3成；用于参考咨询服务的QQ、MSN等实时通讯工具，用于参考咨询服务的社会性网络服务，调查对象对它们的平均需求程度分别为3.69和3.61。调查对象对图书馆工具条的平均需求程度是3.60。用于推送服务的迷你博客网站Twitter及类Twitter的服务饭否等工具的平均需求程度为3.46，用于推送服务的手机短信的平均需求程度为3.45，说明用户对这两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需求不存在共识。总体而言，用户对个性化服务工具存在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不是特别高。

3.5 性别和用户行为对个性化服务工具需求产生显著影响

如表2所示，性别、图书馆使用频率、图书馆服务使用数量、图书馆资源使用数量和网络使用能力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产生了显著影响。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女性调查对象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程度比男性高；使用Scheffe事后分析的结果显示：平均每个星期使用图书馆10次及以上的调查对象比不使用图书馆、每个星期使用图书馆1-3次的调查对象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程度高；使用过三种图书馆服务的调查对象比只使用过一种图书馆服务的调查对象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程度高；使用过五种及以上图书馆资源和使用过四种图书馆资源的调查对象都比使用过两种图书馆资源的调查对象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程度高；使用网络不熟练和熟练的调查对象都比使用网络非常不熟练的调查对象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程度高。

对于调查对象存在共识的个性化服务工具，又对其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子方差分析，并且使用Scheffe事后分析法，以找出影响个性化服务工具具体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3。

总括而言，性别、图书馆使用频率、图书馆服务使用数量、图书馆资源使用数量和网络使用能力这几项因素无论是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还是对具体特定个性化服务工具的需求，都存在着显著影响。并且女性、使用图书馆频率高、使用图书馆服务数量多、使用图书馆资源多、网络使用能力好的需求程度高。说明利用图书馆频繁、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数量多的用户更倾向于尝试图书馆的新服务，网络使用能力好的用户更愿意使用新工具来接受图书馆的服务。

3.6 是否使用过个性化服务和Web2.0服务对个性化服务工具整体需求没有显著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使用过个性化服务和没有使用过个性化服务的调查对象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不存在显著差异(t=.458，p=.647)，使用过Web2.0服务的用户和没有使用过Web2.0的用户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也不存在显著差异(t=1.043，p=.297)。调查之前的预计是使用过个性化服务和Web2.0服务的用户要比没有使用过的用户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要高，但是调查的结果是否定的。

表3影响个性化服务具体工具需求因素的分析结果

注：(1)－表示没有显著差异者，＊表示有显著差异存在，经Scheffe事后分析并无显著差异存在者。

(2)表中“1”代表“用于推送服务的电子邮件”、“2”代表“LibraryLookup书签”、“3”代表“桌面信息工具”、“4”代表“用于推送服务的RSS”、“5”代表“用于参考咨询服务的QQ、MSN等实时通讯工具”、“6”代表“用于参考咨询服务的社会性网络服务”、“7”代表“图书馆工具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开发和利用的建议

4.1 加强个性化服务工具的宣传和推广力度

图书馆要加强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在调查中，LibraryLookup书签、桌面信息工具、社会性网络服务这几项个性化服务工具尽管在问卷中都给出了注释，但是还是有一些调查对象没有给出对他们需求程度的答案。在与部分调查对象的交流中，得知主要原因就是不了解这些工具，不好回答，所以干脆就跳过去。图书馆可以网站、公告栏等多种渠道进行广泛的宣传，加强用户培训，让更多的用户了解和使用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

4.2 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增强用户使用个性化服务工具的信心

调查对象对用于推送服务的迷你博客网站和手机短信这两项个性化服务的需求没有共识，特别是对用于推送服务的手机短信的平均需求程度最低，原因很可能是用户对于隐私保护的担忧。据统计，81.7%的手机用户或多或少收到过垃圾短信，其中每周收到四十条以上的竟达到6.25%。大多数人为了避免垃圾短信干扰而不愿意留下手机号码[7]。图书馆必须制定明确地隐私保护法规，在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之前获得用户的许可，并且详细说明用户个人信息的用途，制定用户隐私信息的保护方案，降低用户对于隐私保护的忧虑，促进用户放心地使用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

4.3 继续发挥电子邮件的作用，谨慎使用手机短信服务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用户对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的推送服务的平均需求程度最高，说明图书馆应该重视电子邮件的地位，继续发挥电子邮件这个工具在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中的作用，想用户推送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个性化信息和个性化服务。现在已经有很多图书馆开通了短信服务平台，通过手机短信推送过期提醒、新书通报、图书馆新闻与通知等信息。图书馆对于通过短信进行信息服务的热情高涨，但是，用户的需求程度并不是太高。因此，图书馆在推动短信服务平台的建设之前，最好是先进行用户需求调查，了解用户是否需要，需要通过短信推送哪些内容，在什么时间段推送比较好，这样图书馆的手机短信服务才能够有的放矢，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4.4 占领用户的浏览器和桌面

桌面是用户打开电脑后首先看到的界面，用户在桌面上选择要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如果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能够占领用户的桌面，对于个性化服务工具的使用无疑会大有裨益。调查结果也显示，用户对桌面信息工具的平均需求程度较高，达到了3.73，说明桌面信息工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图书馆应该加强桌面信息工具的开发工作，使得桌面信息工具的功能更加丰富和符合用户需求。浏览器是人们上网使用一切应用的入口[8]，在未来云计算环境下，浏览器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用户不用购买或者下载软件，然后在电脑上一个个安装，在需要的时候再启动它们，并维护软件相关的一堆数据，用户只需要一根网线，加上浏览器，就可以享受到各种服务[9]。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也需要占领用户的浏览器，开发出各种基于浏览器的应用，LibraryLookup书签、图书馆工具条等浏览器插件在本次调查中用户的平均需求程度都在3.50以上，说明他们符合用户的需求，图书馆应该沿着此方向继续前进，开发出更多更好的个性化服务工具。

【参考文献】

[1]OCLC.Environmental Scan: Pattern Recognition[EB/OL].(2003)[2009-08-25].http://.[9]趋势中国研发中心.云计算改变生活[EB/OL].[2009-08-25].http://qzone.qq.com/blog/622000935-1250494986.

第三篇：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本文对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影响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理事会关注领域、基金会范围和组织规模的影响，影响因素的差异也因慈善组织的性质类型以及注册地区差异而存在不同。最后针对如何改善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慈善组织 财务信息 披露质量

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遭遇公信力危机的事件频发，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备受质疑。因此，加快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建设、提高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建立统一的慈善监管机制刻不容缓。这对于提高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完善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完善慈善组织发展以及提高捐助者信心与积极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以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数据为实证样本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

一、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信息披露不充分，缺乏可比性。表面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状况大有改观，大多数基金会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披露了财务指标。事实上，其中很多基金会只是披露了审计报告的摘要，有的甚至只在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几个对组织自身有利的财务信息，对费用支出以及员工薪酬等公众感兴趣的指标“避而不谈”。这说明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的披露还不够充分，所披露的财务信息较少并且具有局限性。这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统一规范。目前，我国的官办慈善组织执行的是《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而民间的慈善组织则遵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这就造成了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没有统一的格式内容，从而使得组织之间的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

（二）信息披露监管乏力。我国的监管部门一直被公众所诟病的是其“有投诉我才管，没投诉我不管”的运行机制，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基金会监管中。由于我国的慈善组织使用两种不同的会计制度，监管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清，权责模糊，这给监管又增加了很大的障碍。尽管我国陆续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都要求慈善组织应当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但是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要求，没有严格的具体规定，更没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导致监管没有依据。另外，受成本的影响，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无法提供审计报告，我国的统一的独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亟待建立。

（三）信息化水平较低，专业人才匮乏。除了上述问题外，缺乏信息技术的支持也成为我国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短板。目前，我国早已走出了报告张贴公示的年代，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在其官网公开相关信息。但是，仍有不少基金会还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其相关的信息只能靠其他专业性的网站对外公布，信息化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些基金会缺乏专业的IT人才和专业的财务审计人员。信息化程度较低和缺乏专业人才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制约慈善组织完善自身财务信息披露和自我监督的瓶颈，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

二、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随着时代的发展，基金会管理层的特征对财务信息披露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Parsons and Trussel（2008）研究表明，慈善组织的理事会关注的慈善领域分布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一般认为，慈善组织中理事会关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灾方面内容，更愿意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的财务信息。据此提出：

假设1：理事会更多关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灾领域内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

慈善组织治理状况越好，就越希望能够通过财务信息的披露来吸引更多的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Weisbrod and Dominguez（1986）定义了价格指标来预测捐赠者或者投资者投资1美元项目会产生的费用，以此来衡量慈善组织的财务治理状况。价格越低说明组织的执行效率越高，组织治理状况越好。本文借鉴Tuckman and Chang（1991）定义的组织“管理效率”，即管理费用占总费用的比率来衡量慈善组织的财务治理状况，发现“管理效率”越高（即占总费用的比率越低），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据此提出：

假设2：慈善组织的管理效率越高，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通常认为，慈善组织越复杂，其就会有越大的信息披露压力。Greenlee and Trussel（2000）证实收入集中度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慈善组织复杂程度和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指标。收入来源较为单一的慈善组织一般倾向于与特定的捐赠者或者投资者进行单独的沟通;而收入来源分散的慈善组织，为了满足更多的捐赠者和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会更加注重相关财务信息的披露，以此来向社会公众传递一种良好的积极的信号。因此，收入集中度越分散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据此提出：

假设3：慈善组织的复杂程度与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慈善组织根据其业务范围分为全国性慈善组织和地方性慈善组织。全国性的基金会社会影响力较大，往往有较广的收入来源，而地方性的基金会由于知名度和地域的局限，其收入较为集中。同时，全国性慈善组织由于受公众关注的程度较高，受法规政策的影响程度较大，以及受到的监督压力较大，往往倾向于更好更完整地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据此提出：

假设4：全国性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

另外，慈善组织的规模从另一层面上投射出该组织拥有的各项资源。Luoma and Goodstein（1999）的研究表明，组织规模越大其社会知名度就越高，同时，慈善组织的项目运作和财务状况将会得到社会公众以及媒体等利益相关者更多的关注。因此，规模较大的慈善基金会有更强烈的意愿去进行财务信息的披露。据此提出：

假设5：组织规模与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使用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基金会信息，在剔除了2013年及以后成立的基金会后，选取了按照净资产排名的前200家基金会样本，共得到公募112家、非公募88家，共计200家基金会的2013相关信息观察值。由于我国目前暂无完整的慈善组织相关信息披露的数据库，因而为了获取慈善组织的相关信息，本文主要通过浏览基金会中心网以及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来手工收集相关的指标数据。

（三）变量设置和模型选择。

1.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即“DQ”，取值为0―24。该变量的数值通过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评价体系计算得出，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基透明度指数FTI指标。

（2）解释变量。设置五个主要解释变量，分别是“理事会关注领域”“管理效率（管理费用/费用总额）”“收入集中度[（捐赠收入/收入总额）2+（投资收益/收入总额）2+（其他收入/收入总额）2]”“基金会范围”“组织规模”，分别用BF、ME、IC、Scope、LnNA表示。其中，理事会关注领域为教育、科研、救灾取1，其他为0;基金会范围为全国的取1，其他取0;组织规模使用的是基金会的净资产取对数后得到的数值。

（3）控制变量。借鉴Behn et al.（2007）、Parsons（2007）和刘亚莉、王新、魏倩（2013）的研究，我们将控制慈善组织组织年限（Age）、盈利能力（PC）的影响。同时，还控制了是否公募（TYPE，公募取

1、非公募取0）、是否在发达地区注册（AREA，发达地区取1，其他取0）、筹资效率（FE，筹资费用/费用总额）、理事会规模（BS，理事会成员数量）等变量。

2.模型选择。根据上述假设及变量设置，设置如下检验模型：

DQ=β0+β1BF+β2ME+β3IC+β4SCOPE +β5LnNA+β6AREA+β7TYPE+β8BS+β9Age+β10FE+β11PC+ε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下页表1是200个全样本以及112个公募和88个非公募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差异较大，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得分最高的是满分24分，最低的只有9分，平均分为16.99分，整体情况较好。非公募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均值17.17）略好于公募基金会（均值16.84）。在理事会关注领域方面，非公募基金会（均值0.73）在教育科研及安全救灾领域比公募基金会（0.56）更具有针对性。而在收入集中度方面，我国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均值是一致的，为0.77，与2012年的研究结果（均值0.88）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但与美国慈善组织收入集中度（均值0.53）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这反映了我国慈善组织目前的收入来源依然较为单一，捐赠收入以及政府补助收入占主导地位。从管理效率来看，我国慈善组织管理效率平均为4.4%，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均值3.39%）的管理效率要优于公募基金会（均值5.2%）。

2.相关分析。在做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对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表略），发现理事会关注领域（BF）、基金会范围（SCOPE）以及组织规模（LnNA）均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DQ）显著相关，并且符号和我们之前预期的相同。我们假设的收入集中度（IC）和管理效率（ME）与披露质量的相关性虽然符号符合预期，但是并不显著。我们还发现，理事会关注领域与组织规模之间显著正相关，说明慈善组织规模越大，其理事会会更多地关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灾领域。

3.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显示全样本模型的调整R2达到29.5%，其中公募子样本调整R2为42.9%，非公募子样本则为12.6%，这说明该模型拟合度较好，公募子样本的模型拟合度要明显优于非公募子样本。理事会关注领域（BF）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DQ）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理事会更多关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灾领域的，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与假设1相符。管理效率（ME）与DQ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这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Tuckman and Chang，1991），说明对于我国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管理效率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因此假设2不成立。同样，收入集中度（IC）与DQ也不显著，不符合Parsons and Trussel（2008）的研究结论，因而假设3也不成立。基金会范围（SCOPE）以及组织规模（LnNA）均与DQ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全国性慈善组织以及组织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较高，所以符合假设4和假设5。在公募子样本中，理事会关注领域（BF）、组织规模（LnNA）、成立地区（AREA）以及理事会规模（BS）对DQ均有显著影响。而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只有组织规模显著地影响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理事会关注领域（BF）和成立地区（AREA）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显示模型中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5，这表明该模型中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自相关以及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理事会关注领域、基金会范围和组织规模的影响。然而影响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组织规模以及理事会规模较大，注册地区发达，理事会更多关注教、科、救灾领域的公募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收入集中度较低（即收入来源分散）和组织规模较大的非公募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同时，全国性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要高于地方性慈善组织，教育科研及救灾类慈善组织、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

从上述对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实证结果分析出发，笔者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慈善组织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规范。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良莠不齐，影响因素各异，但有一个基本性的制度问题值得我们探讨，那就是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我国的慈善组织按所有制成分分别施行不同的会计制度，这导致了我国的慈善组织之间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又不太规范和详尽，仅有一些框架性的基本准则，存在缺乏对具体的项目业务处理以及信息披露的规范这一显著缺陷，这导致了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难以做到充分完整。因此，为了规范我国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相关法规亟需完善和规范。

第二，加强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审计监督。慈善组织信息的披露或呈报的质量参差不齐，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审计缺失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1）强制审计主体的缺失。现阶段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审计没有强制明确规定审计的主体，到底是由国家主管部门审计还是民间独立审计机构审计（如会计师事务所），抑或仅仅由慈善组织内部审计单位审计。（2）审计缺乏强制性。现有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审计仅限于对一些大规模的公募基金会有一定的定期披露审计报告要求，而对于大部分的非公募及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没有强制审计规定要求。仅有自愿披露审计报告的要求不足以改善现阶段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或其他信息质量低下的现状，因此加强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强制审计监管也是相关职能部门亟需解决的“慈善之殇”。

参考文献：

1.Trussel J M，L M Parsons.Financial reporting Factors Affecting Dona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J].Advances in Accounting，2008，（23）：263-285.2.Weisbrod B A，N D Dominwez.Demand for Collective Goods in Private Nonprofit Markets：Can Fundraising Expenditures Help Overcome Free-Rider Behavior？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6，（30）：83-96.3.Tuckman H，Chang C.A Methodology for Measuring th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Charitabl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1991，（11）：152-178.4.Greenlee J，Trussel J.Predicting th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J].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2000，（12）：102-115.5.Luoma P，Goodstein J.Stakeholders and Corporate Boards：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on Board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05）：42-57.6.Parsons L M.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s on Contribution to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J].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2007，（19）：179-196.7.刘亚莉，王新，魏倩.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后果研究[J].会计研究，2013，（1）：76-83.

第四篇：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大学生时间知觉的影响的研究与分析论文

一、引言

（一）理论基础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时间信息与数量信息，我们可以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可以辨识身边物体的数量。人们以往一直认为人类对于这两种信息的认知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但是后来研究者发现数量信息可以影响人类对于时间长度的主观感知，时间知觉和数量信息之间的关系可以影响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时间、空间和数字的心理表征是人们认知系统的基本内容，之前也有很多研究者探讨了时间、空间和数字间的关系。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对时间知觉与数量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认知系统中数量和时间信息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针对时间、数量以及空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数量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数量系统。这个数量系统之中包含了时间、空间和数字数量信息等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通过相同的“计量动作”相联系。无论是可数的还是不可数的数量信息，都可以通过“心理数量”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也使得认知系统中的各种数量成分相互之间可能存在干扰。模式控制模型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时间和数字虽然包含了不同维度的有关“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转化，最后在一个特定的度量体系内被分析、比较。

Brown的双重任务实验的结果表明，在三种双重任务条件下，只有心算任务与计时任务之间相互产生了干扰，计时任务不会对其他任务产生干扰。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心算任务和时间估计任务共享执行功能所造成的，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时间和数字加工共用了一种数量加工机制。有研究者在操控了一系列圆点的呈现时间和数量之后，要求被试对这些圆点的呈现时间和数量分别进行比较，发现数量将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Dl（PIO9—IZ4>这些研究都为数量理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甚至在以动物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了数量和时间之间存在关联的现象。Mick和Church的研究表明动物能够同时自动地加工数量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计时和计数任务具有共同的内部心理机制。研究也证实，动物对数量和时间信息的反应模式是一致的，数字数量和时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不过人与动物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相比于数量信息，动物对时间信息更加敏感，而人类则对数量信息比对时间信息更加敏感。

在之前的研究中，有一些研究者通过操纵数字刺激的数值大小等方式研究数量信息对时间知觉的影响。Oliver等人分别给被试呈现目标刺激“1“ ”5“ ”9“ ”11“ ”15“ ”19”以及“I” “M ”，要求被试比较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与固定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长短。研究者发现被试在任务中总会自动激活数字的数量信息，即使在当前任务中被试无须对数量信息进行任何加工，被试也会高估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而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然而当目标刺激为字母时，被试对其呈现时间的估计则不会受到影响。中国研究者发现汉语数字也可以被纳入到综合的数量理论体系中：无论目标刺激是标准的简化汉字（“一”“五”“九”）还是大写的汉语数字（“壹”“伍”“玖”），被试均会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而高估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除了数字数量外，其他不同形式的数量信息也会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有研究证明，物理维度的数量信息，例如个数、面积、亮度，均会使被试的时间知觉出现偏差。[3]可见，数量信息是造成被试时间知觉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明显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当代中国大学生已经普遍完成了十年左右的英语学习，对简单的英文数字应该已经非常熟练。但是研究者并不确定中国大学生在看到英文数字后是否会自动激活数量表征信息，同时也无法确定这种数量加工的深度，即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是否可以被纳入到认知系统中的数量成分中，进而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数字数量与时间知觉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多，且大都是以汉字或阿拉伯数字为刺激材料进行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出现以英语材料为刺激进行的研究。出于以上原因，研究者决定用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的影响进行研究。

（三）研究假设

中国大学生在数量信息加工和时间知觉任务中会自动激活他们已熟练掌握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可以影响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英文数字数量信息也被包含在中国大学生的普遍数量系统之中。

二、实验一

（一）方法

1。被试

被试为20名在校本科生，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为汉语，英文学习时间为8——10年。

2。实验工具与刺激

实验工具为戴尔1014型号笔记本电脑，该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的刷新频率最高可达100Hz。实验程序为primal。1。

在实验中，屏幕背景色为白色。练习时呈现的刺激为随机的英文字母。在正式实验阶段，为排除英文数字中字母的个数对被试加工数量信息时的影响，研究者以“zero，five，nine”作为英文数字目标刺激，参照刺激为“five。相应的中文数字目标刺激为中文数字“零”“五”“九”，参照刺激为“五”。英文数字的字体为Times New Roman，中文数字字体为宋体，中英文数字大小均为72号，颜色为黑色。

3。实验程序

本实验为单因素被试内设计。在实验中，被试需要判断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长短关系。在每个试次中，参照刺激均为中文数字“五”或英文数字“five，呈现时间为300ms。目标刺激为中文数字“零”“五”“九”或英文数字“zero；five；nine；zero five，nine。目标刺激在参照刺激之后呈现，两种刺激之间的间隔为500，600或700ms。目标刺激呈现时间的变化范围为250ms——350ms，以10ms为最小单位从250ms变化至350ms，因而每个目标刺激共有11种呈现时间，平均呈现时间为300ms o

本实验共分为六个区组。在区组一和区组二中，一个区组只呈现中文数字，另一个区组只呈现英文数字。在每个区组中，各个目标刺激以每种呈现时间呈现2次。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就按“F”键。区组三和区组四以同样的方式和数量呈现刺激，但被试的按键方式与区组一和区组二相反：若被试判断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F”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就按“J”键。中、英文刺激呈现的先后顺序在区组一、二和区组三、四之间进行了随机化处理，在每个区组内部，不同呈现时间、不同数值的目标刺激的呈现顺序也被进行了随机化处理。在区组五和区组六中，每个区组内既会有中文刺激也会有英文刺激，不同文字类型、不同数值以及不同呈现时间的刺激各呈现一次，对不同刺激的呈现顺序进行随机化处理，每个刺激在每个区组内只呈现一次。被试在区组五中的按键要求与区组一和二的要求一致，被试在区组六的按键要求与区组五相反。每个区组均包含66个试次。

（二）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被试的按键反应进行赋值、编码。假若被试认为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将此反应赋值为“+1“；假若被试认为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将此反应赋值为“—1 ”。

在实验中，有些被试因为程序不稳定或理解出现偏差而没有完成实验，还有的被试的反应与样本均值之差的绝对值大于三个标准差，因而共有4名被试的数据被完全剔除。剩余被试对不同中文数字的反应的均值为M。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表明中文数字的数量大小确实会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实验中的任意两种中文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均存在差异。

被试对不同英文数字的反应的均值为Z。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表明英文数字的数量大小确实会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的时间知觉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试对“zero”和“nine”的时间知觉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不难发现，在本实验中，英文数字对被试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存在一定的异常：被试高估了“nine”的呈现时间，却对“zero”的呈现时间判断得较准，并且低估了“five ”的呈现时间。依照实验的假设，被试应该会低估了“zero”的呈现时间，面对“five”的呈现时间判断得较准。

（三）讨论

在本实验中，中文数字部分的实验结论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被试会高估较大中文数字的呈现时间，低估较小中文数字的呈现时间。而在英文数字部分的研究中，实验结果与假设并未完全吻合。虽然说英文数字所代表的数量确实对被试的时间知觉有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模式与假设不符：被试低估了“five”的呈现时间，面对“zero”的呈现时间估计得较准。

被试为何对“zero”的呈现时间估计得较准呢？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实验中呈现的表征较小数量信息的英文数字“zero”并未给被试传递足够强的数量信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经常使用的基本英文数字是从“rune”开始的，而不是从“zero”开始的。在书写中，我们不常用到“zero”即使在口语中，“zero”也经常会被“0”代替。虽然被试知道“zero”代表了“0”，但是“zero”并不能同中文数字“零”一样，激活“0”这个数量信息在深层次的心理数量体系中的表征。

那么被试为何会低估“five”的呈现时间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zero”在实验中不能激活被试的心理数量的表征时，被试会将“five”和“nine”进行比较，此时“five”代表的是较小的数量“nine”代表的是较大的数量，所以被试会低估“five”的呈现时间而高估“nine”的呈现时间。

实验一的结果与研究者预想的不一致。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被试不熟悉英文数字zero所代表的数量信息。为了进一步确定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者决定进行实验二。在实验二中，整体的实验流程同实验一类似，但是只以英文数字为刺激进行实验，而且实验一中的“zero被换为了one。如果实验一中的反常结果是由于被试不熟悉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所造成的话，那么在实验二中，这种反常结果就应该会消失，因为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应该对one这个英文数字十分熟悉。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应该会高估“nine”的呈现时间，低估“one”的呈现时间，面对的呈现时间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计。此外，如果实验一中的反常现象是因为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被试的影响本身就是不同于阿拉伯数字或中文数字的影响的话，那么实验二应该仍旧出现一个反常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可能与实验一的结果也不同。如果实验一的异常结果是由于程序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话，那么实验一中的异常结果应该仍旧会出现在实验二中。

三、实验二

（一）方法

1。被试

被试为19名在校本科生，其中男生7人，女生12人。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汉语为母语，英文学习时间为8——10年。

2。实验工具与刺激

实验二的实验工具与实验一相同。刺激为英文单词“one”“five”和“nine”。英文数字的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大小均为72号，颜色为黑色。

3。实验程序

实验二中每个试次的流程与实验一相同。实验共包含6个区组，每个区组内，各个数字以每种呈现时间呈现2次，一个区组包含66个试次。在三个区组中，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键。在另三个区组中，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不同区组因为其按键方式的不同，其呈现顺序在被试间进行了随机化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对被试的反应按照类似于实验一中的方法进行赋值，即如果被试认为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呈现时间，则该反应被赋值为“+1”，如果被试认为该刺激的呈现时间短于参照刺激呈现时间，则该反应被赋值为“—1 ”。

在进行赋值后，对被试所给出的分值进行分析。有两名被试对“one”的反应与样本均值之差的绝对值大于三个标准差，故剔除了这两名被试的所有数据。剩余被试对不同刺激的评分的均值为M。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结果表明，表明被试对不同刺激的呈现时间的判断确实存在差异。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任意两种英文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均存在差异。

接下来对被试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进行分析。分析每一名被试对三种刺激的评分，可以模拟出每名被试对每种刺激的评分与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个关系函数，逆向求出当评分为0时，函数所对应的刺激的呈现时间，即为该被试认为的该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换言之，如果该刺激的呈现时间与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相等的话，被试会认为此时该刺激的呈现时间与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相同。被试认为的不同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的均值为M。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结果表明，表明被试对不同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确实存在差异。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one”的主观相等时间以及“one”和“nine”的主观相等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1 vs5 = 0。008 } p1 vs9 = 0。000，被试对的主观相等时间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

（三）讨论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被试的时间知觉确实会产生影响，被试会低估较小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高估较大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这表明被试可以较快地激活这几个英文数字的数量表征，同时这种表征影响到了深层次的认知系统。

通过实验二与实验一结果的对比，我们可以确定实验一中异常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实验程序中的问题所导致的，英文数字对被试的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与阿拉伯数字以及中文数字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类似。英文数字可以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但是这种影响的出现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的：被试一定要对这个英文数字的意义十分熟悉，例如“one“ ”five”等单词。如果被试仅仅是知道某个英文数字的意义，而对这个意义并不十分熟悉、达不到自动加工的水平的话，这个英文数字就不会干扰到被试的时间知觉。

四、讨论

研究者通过实验一和实验二研究了英文数字对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被试对英文数字较为熟悉的话，即使是英文数字而非汉语数字或是阿拉伯数字，它仍旧可以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具体而言，被试会高估较大的数字的呈现时间，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

但是只有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上述的理论才可以成立。如果被试学习过英语，但是对某些英文数字不够熟悉的话，那么这些数字也无法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在实验一中，因为被试对“zero”不够熟悉“zero”就没有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将这一结果与实验二的结果以及实验一中中文数字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认为被试在对数字的熟悉程度上的差异造成了结果的差异。

在实验二中，由于数字选择上的限制，使得数字间的字母数量存在差异，one的字母个数相对较少。被试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低估了它的呈现时间呢？研究者否定了这一观点。在同样的实验中，“five”和“nine”即使在字母数量上不存在差异，但是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被试对这两个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是有差异的。此外，在实验一中，三个中文数字的笔画也不相同，数量越大的数字笔画数量越少，但是被试会高估了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表明中文数字不会通过笔画的数量或复杂程度来干扰被试的时间知觉。在Oliver等研究者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被试判断呈现时间并不以单词长度作为依据（Oliver et al。2008）。

那么这一结果是否会是由于数字的顺序造成的呢？在现实中，“one”通常出现在前，+nine ；nine出现在靠后的位置，而“five”则居中。这种顺序与空间信息存在一定的联系，那么会不会与时间信息存在一定的联系呢？研究者否定了这一可能，因为之前的研究者使用字母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但是发现被试对字母表中不同位置字母的呈现时间的感知没有差异，因而排除了顺序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的可能。

五、结语

被试可以对较为熟悉的英文数字进行自动、深层次的加工，将其表征为心理数量的形式，这种数量信息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并使得被试的时间知觉受到了英文数字数量信息的影响，使被试高估较大英文数字的呈现时间并低估较小英文数字的呈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