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初恋女友张若茗自杀真相

第一篇：揭秘：周恩来初恋女友张若茗自杀真相

揭秘：周恩来初恋女友张若茗自杀真相

揭秘：周恩来初恋女友张若茗自杀真相

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茗。一九五八年，张若茗投河自杀。张若茗究竟何许人也？她与周恩来有什么样的感情经历？为何最终又选择了自杀？

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后来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

有一首据说是“邓大姐最喜欢”的诗，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与人说起自己的丈夫，禁不住“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传》第220页）

如此完美的夫婿，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邓颖超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茗。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才貌双全的张若茗终不敌“小超”

1919年9月16日由周恩来、谌志笃在天津东南角草厂庵胡同41号主持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觉悟”两字，顾名思义，代表着一种爱国、民主、科学、创新的精神。觉悟社的创立蕴涵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斗争勇气。

当时参加觉悟社的社员共20名，其中男女各半。10名男社员是周恩来、马骏、李震瀛、谌志笃、关锡斌、谌小岑、潘世纶、赵光宸、薛撼岳、胡维宪；10名女社员是：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茗、李毅韬、周之廉、李锡锦、郑岩、吴瑞燕、张嗣倩。他们多数都是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骨干。经过全体成员讨论，大家取得共识：觉悟社决定由周恩来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并担任社刊《觉悟》的主编。

对于邓颖超也许“并不重要”，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这位张若茗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邓颖超和张若茗同为直隶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战斗情谊，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隶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张若茗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二人几乎相当。如果仔细分析，张若茗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茗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张若茗在冲破男女的界限，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茗。十一月七日，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茗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成行，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茗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种说法是，家庭富裕、性格开朗的张若茗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热”。另一种说法是，在旅欧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茗“热烈的追求他”，周却没有选择她。后来他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生活压力也比他大。

很难想象，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

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与张若茗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张若茗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与张若茗分手，张若茗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来结婚后，张若茗也另嫁杨堃。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一九五七年，杨、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张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张若茗投河自杀。张若茗究竟何许人也？她与周恩来有什么样的感情经历？为何最终又选择了自杀？

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入狱

1902年2月23日，张若茗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一富户人家。14岁时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开始崭露才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若茗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女学生发起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1920年1月25日，在天津数万群众抗议日本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并抵制日货的活动中，周恩来、张若茗等26人被抓捕关押。直到半年后，周恩来、张若茗等人才被释放。

革命意见分歧申请退党

出狱后，张若茗于1920年11月7日，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开上海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张若茗加入以周恩来、李富春为首的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任支部执行委员。这期间，她努力学习法语，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与任弼时合著《马克思主义浅说》。后来，因与当时的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任卓宣意见分歧，经充分考虑后，她提出退党申请，随后被批准。

退党后，张若茗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1924年张若茗进入法国里昂大学，并于1928年2月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30年取得了博士学位。1930年，张若茗与河北同乡里昂大学的杨堃博士结婚。同年底，夫妻经德国、苏联返回祖国。

回国教书育人 硕果累累

1931年初，张若茗回到北平，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心理学等课程，深得学生喜爱。1937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军队占领华北，张若茗没有跟随学校南下，留在了北平家中闲赋了一段时间。

1948年4月，张若茗与杨堃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她任中文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同时在外语系讲授法语课程。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外长前往印尼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经昆明时，在云南震庄迎宾馆接见了张若茗、杨堃夫妇。此次会面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这也是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见到张若茗。

被指责是叛徒 投河自尽

然而1955年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不但张若茗的大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而且她在22岁时退出少年共产党的举动，也被翻出来，被指责为不齿的叛徒。1958年6月18日上午，一场批判会召开，要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她想不通。当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批判还要继续升温，她不寒而栗，伤心中走到了油管桥附近的盘龙江铁路桥上纵身跳了下去，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1980年，张若茗的儿子杨在道结束了21年的劳教生涯，恢复了自由后，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给母亲平反，邓颖超给云南大学写了信。随后，张若茗被彻底平反，并肯定了她在爱国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第二篇：周恩来与张若名的关系背景 张若名个人资料简历子女

周恩来与张若名的关系背景 张若名个人资料简历子女

张若名（左）、郭隆真

有关她最早的信息，来自韩素音的一本书。这位英籍女作家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追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五四时期的初次相遇。然后，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他(指周)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个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如果我不是在看在本书的同时，正在采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上述文字可能就从眼底溜掉了。巧得很，周秉德说，她的七妈，也就是邓颖超，告诉过她这个姑娘的名字：“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一、张若名：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比邓颖超大两岁，她俩从一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若名曾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论部部长、天津各界联合会庶务科干事。6月至10月，她三次作为天津代表进京请愿。

当年9月她与周恩来等发起创办了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组织“觉悟社”。为体现男女平等，二十名成员男女各半，女学生的名单就是由张若名提出的。同年12月张若名当选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论委员会委员长。1920年1月29日，她与周恩来等一起在天津被捕，经过半年的狱中斗争，7月17日获释。

这个时期的史料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博物馆的文字说明中和不少材料甚至有关的书籍里，张若名的名字都被勾掉了。比如当年4名爱国学生请愿代表被捕坐牢，这样一段重要的史实，现在只提“周恩来和郭隆真等”。只有在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的字里行间还有张若名。周恩来还摘录了张若名十多天的日记，冠以《张若名在营务处的日记》的标题，编入了他的文章里。

据悉，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册附录中，曾提到周恩来当年与他一次谈话的笔记，当谈到觉悟社的创办人时，周恩来说，有他、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

现在还可以查到七十多年前觉悟社出版的第一期刊物《觉悟》，其中刊登着张若名以“三六”署名所撰写的《急先锋的女子》。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当年18岁的张若名，正是以妇女解放先驱的姿态，投入五四运动，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

二、张若名的祖父是河北清苑县的首富，父亲做过官。她自上学以后与当医生的叔叔一家往来密切。这个书香门第家庭里的堂姊妹们，说起张若名啧啧赞许，称她为女中豪杰。当年她在秘密出走之前，给家里每个人都留下了一封信。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与郭隆真、周恩来等一百九十多位勤工俭学生，登上了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

张若名比周恩来早九天到法国。周中途在新加坡下船，改乘下一班轮，为的是和蔡元培先生同船抵法。周恩来到了马赛港后，连夜赶赴里昂。第二天一早他与朋友们兴高采烈地会面了。他们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饭店里等候着他。大家在一起畅谈了两天。在场的有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张申府、陶尚钊、盛成。

1921年夏天，张若名和郭隆真迁到法国中部布卢瓦居住，在那里经常和周恩来见面。1922年上半年，她们加入了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开始完全是秘密组织，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化名，周恩来的化名是“伍豪”，张若名的化名是“一峰”，郭隆真的化名是“林一”。

当时少共以学习作为主要活动内容，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采用自学和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张若名聪颖好学，法文进步快，不久就能顺利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法文书籍，所以她经常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曾把小组会上的讲稿加工整理成两篇文章《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发表在法国《赤光》半月刊上，所用的笔名为“一峰”，这篇文章还油印成了小册子。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特地把这两本书稿带回广州，并一手经办在国内印刷出版。

现在能找到的还有一本192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其中有张若名署名“一峰”的文章《帝国主义浅说》，排在开首的第一篇，后边还排有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文章。

张若名初到法国时笔耕很勤，作为北京《晨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她寄回报道近二十篇，1921年3月至7月，《晨报》先后刊出《留法勤工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等若干篇。1924年在邓颖超等人创办的《妇女报》上，张若名和郭隆真合写了一封关于如何办好妇女报的信，她还以“一峰”署名再次论述妇女解放运动，文章的题目是〈〈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全文二千余字。

三、1924年，张若名人生之旅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这年的7月，周恩来奉调离法回国，冬天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为他们送行以后，退出了少共，并从此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留在法国闭门读书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作出这样一个选择？要知道这不仅意味着她放弃了一贯的革命主张，也意味着她与亲密的战友分道扬镳了。

据她的丈夫杨堃说，张若名与当时共青团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意见不合，此人唯我独“左”，作风粗暴，在他的激进指挥下，张若名在一次会议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国秘密警察的盯梢，险些被驱逐出境。杨昆当时也在法国，他是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中国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与郭隆真同乡，郭介绍他与张若名相识，还介绍他加入了旅法共青团，在团内名叫“杨赤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退出了共青团。

往事如烟。现在找不到更多的材料考证张若名当时的心路历程了，杨堃的说法，可能是原因之一。邓颖超在向她的侄女周秉德讲述往事时，曾有一句话，或许提供了寻找答案的另一条线索。她说，周恩来从法国来信讲到张若名，觉得和她不可能志同道合。那时侯周恩来正奔波于法国、英国、德国，从事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张若名渴望的安定的留学生涯的距离已越来越大。

四、即使如此，周恩来仍然把张若名视为可信赖的朋友。1928年夏天，他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途中，专程赶到里昂秘密会见过张若名。那时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读书已有3年，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但是周恩来还是在坐落于北郊村镇中的女生宿舍找到了她。杨堃说，他的夫人在他们婚后亲口告诉了他那天的情景，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

周恩来化装而来，他戴着墨镜，穿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戴一顶白色法国盔帽。当他脱下墨镜时，张若名看到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们在村镇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直坐到夜色沉沉。周恩来首先告诉张若名，1925年他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然后他讲了觉悟社的成员们已经各奔东西，有人继续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有人脱离了政治，个别人彻底堕落，临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表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他说，他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张若名则向周恩来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四、张若名从1924年进入里昂大学读书，她学习非常刻苦，到1928年就取得了〈〈心理学〉〉、〈〈普通哲学与逻辑学〉〉、〈〈伦理学与社会学〉〉、〈〈教育学〉〉四门专业的合格证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她接着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里昂大学塞贡教授，她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29年她以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列·纪德为题，准备博士论文，1930年秋季〈〈纪德的态度〉〉全稿完成，此文用流畅优美的法文写就，共八篇一百二十一页。纪德看完这篇论文的打印稿以后，给张若名的回信中说：“我确信自己从未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这篇论文被里昂中法大学评为最优秀成绩之一。并获得了500法郎奖学金。张若名还得到了导师赛贡教授的高度赞誉：“我不仅发现她是一名非常专心的学生，而且思维敏捷，她掌握的法语能力能洞悉细微的差别……张若名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顺利地通过了博士答辩，此时她已应聘回国担任北平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教授。1931年1月她和她的丈夫杨堃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她与杨堃在回国的前一年举行了婚礼，杨堃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主修社会学和民族学。

这对博士夫妇在新婚之际，又一次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从1937年至1948年，张若名一直在北平中法大学执教，讲授法国文学史、心理学，并在附中教法语，后来还曾编辑过这所大学办的〈〈法文研究〉〉刊物。日本投降后，有人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后来刘清扬介绍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张若名都拒绝了。

1946年的夏天，留下了一个谜。

张若名夫妇当时住在北平沙滩北街嵩祝夹道二号的一个四合院里。有一天夫妇俩外出回家，保姆告诉他们，来过一位戴着墨镜的先生，自称姓王。当听完保姆形容这位王先生的长相、身高和穿着以后，张若名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参加军调处谈判，正在北平，住的地方离张若名家并不远。但以后这位王先生再也没有出现。

五、1948年4月，张若名与杨堃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前往云南大学任教，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讲授法语。杨堃任社会系主任。

昆明解放了，与其他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较快地适应了政局的变化和新社会的秩序，她终究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在张若名的印象里，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和1924年退出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个印象，在周恩来和张若名最后的一次见面中，被周恩来证实是错误的。据杨堃回忆，1955年4月，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接到省委统战部的电话，要张若名和杨堃第二天早晨7点钟到统战部长陈方的家里，什么事，不清楚。第二天到了陈方的家以后他们才得知：“周总理要见你们。”杨堃后来回忆：“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震庄，那是个花园式的大院子，在宽敞的会客厅里只坐了一两分钟，周总理就快步地走了出来。大约十多分钟以后，陈毅元帅也来了。”

有关这天会面的情景，当事人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省委统战部长再三叮嘱此事千万不能声张，因为总理和陈毅元帅是去万隆开会，秘密经过昆明。还规定了好多具体的框框，比如不许外传，不许记录等等，因此在杨堃和张若名的日记本上，关于这一天，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据回忆，周恩来刚见到张若名时曾很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代表邓颖超向若名姐问好。以后很长时间的谈话，四个人分成两摊，周总理和杨堃谈论云南的民族问题，陈毅向张若名询问法国文学。陈老总去过法国，且酷爱法国文学，所以与张若名谈起这个话题时兴致勃勃。

杨堃记得，其间周恩来总理问过张若名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当谈到1922年在法国人入党的事，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杨堃说：“我听了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张若名早就是共产党。张若名听了也直发愣。”到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出了一连串的事情，杨堃对他的儿子说，周总理这样讲，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母亲。因为退团的罪过比退党要小一点儿。

会面持续了五个小时，周恩来还留他们吃了中饭。

关于这次故人相会，周恩来返京后详细地向邓颖超讲过，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七妈当时还问伯伯：‘你怎么没有拍张照片呀！也让我看看她与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么！’

这次会面一两个月以后，张若名夫妇接到刘清扬从北京来的信，信中说：受总理和邓颖超的委托，转达他们邀请张若名夫妇到北京工作的意思。杨堃说：“我记得对张若名的工作安排得很具体：外交部外文秘书，主要接待讲法语的外宾，同时兼全国妇联的法语翻译。我到北京当教授，我很高兴，张若名却不大高兴，她不愿离开学校去搞接待工作。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一两年以后，反右运动开始了。张若名又想回到北京工作了。他们再给刘清扬写信，却为时已晚，刘回信说：总理知道了。但他现在已不担任外交部长，而且调动干部有了明文规定的一套制度，总理个人不能擅自做主。

六、张若名生命的最后三年，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她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但她最终反而被自己满腔热忱参加的运动所吞没。她的儿子杨在道说：“当时我的母亲左极了。”她曾把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了组织，她认为他的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但她绝没有想到，这个她最喜爱的儿子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她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结果这些汇报材料，反而成为揭发她的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靶子。最后，她在22岁时退出少共的举动，也被翻出来，指责为不齿的叛徒。不难想象，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张若名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批判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她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总支书记给她指了指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压着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意思显然是“你早就够了”。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继续加温，中午，张若名自杀身亡。

两年以后，邓颖超到昆明曾亲自过问了此事，据说她要求云南大学党委把张若名的档案和参加运动的全部材料报上来。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发过一份甄别材料，大意是承认“不适当地给了过多的压力”，“当时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等等。

这个甄别显然还留着不少尾巴。1980年杨在道结束了二十年的劳教恢复自由以后，立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为母亲做政治结论，开追悼会。不久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邓颖超工作处的回信，告诉他信已经收到，“邓颖超同志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于是改正以后的结论才做出。杨在道说：“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

注：郭隆真(1893——1930)女，回族。“五四”时期天津学生组织“觉悟社”成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山东青岛被国民党 逮捕，后就义于济南。

刘清扬(1894——1977)女。觉悟社成员。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1927年脱党。1931年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1年重新加入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