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施亮指定交易制度可以休矣

第一篇：郭施亮指定交易制度可以休矣

郭施亮指定交易制度可以休矣

近日，针对账户指定交易的问题，上交所称目前正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讨论相关的解决方案。不过，因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家机构协调配合，且需要调整相关技术系统。因此，仍然需要一些时间。

所谓指定交易，即指投资者与某一证券经营机构签订协议后，指定该证券经营机构为自己证券买卖的唯一交易点。也就是说，投资者一旦执行了相应的指定交易模式，就只能够在指定的证券商处办理有关的委托交易，而不能在其他地方进行证券的买卖。实际上，该规则主要针对上交所。

上交所的指定交易制度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该制度能够防止投资者股票被盗卖，还能够实现自动领取红利等。不过，随着市场的大规模发展，上交所的指定交易制度明显压制了市场发展。正因为市场内部制度的不匹配，加上其他相关因素，最终导致了不同市场间的差异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上交所的指定交易制度对投资者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以转户为例，因上交所特殊的交易制度，投资者基本很难从原有的券商中销户，更何况是转户了。然而，作为深市市场，因相应的限制不多，投资者不必受限于单一的券商。于是，市场的运作模式就显得相对灵活。

最近几年，深强沪弱的局面相当明显。而在深市成交金额长期领先于沪市之际，上交所也必须进行全面性的改革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上交所逐步推进战略新兴产业板，并在不同的时期为市场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此举也意在抢占市场的IPO资源，进而有效提升自身水平。当然，仅有战略新兴产业板尚不能有效助推沪市的竞争力。于是，作为长期压制市场潜在交易量的指定交易制度便成为了上交所亟待改革的重要内容。

如果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分析，取消沪市的指定交易制度实质上是利大于弊。且不论取消该制度会否引发更多的新增流动性进场，或者沪市市场的活力会否得到有效提升等。就目前的市场环境而言，取消该制度必然会引发券商行业的大转型。

可以预期，相关的券商无法再以任何理由拖延投资者的转户行为，也无法沿用过去落后消极的服务体系。同时，券商也必须进行激烈的佣金大战和高质量的服务手段以维护自身的客户资源。所以，在预期的券商争夺大战之中，客户的争抢必然激烈，而券商也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提升自身水平。毫无疑问，投资者也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笔者认为，在沪深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市场进行自我改革将会是必然趋势。虽然笔者并不认同上交所力推战略新兴产业板的举措，但是会对其拟取消指定交易的制度予以肯定。毕竟，在激烈的竞争氛围下，谁能够消除投资者心中的疑虑，谁能够留更多的福利给投资者，谁能够提升市场的整体吸引力，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第二篇：形式主义可以休矣

形式主义可以休矣

刘文嘉 《 光明日报 》（2013年01月21日 01 版）

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出台后，政风为之一清，人们看到，不封路也能调研、不宴请也能开会，减少了繁文缛节、迎来送往，自然会有行政的效率和质量。未来，这些精神更应由中央示范落实到制度层面，以彻底杜绝形式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种种宿弊。

有哗众取宠，无实事求是；有投机取巧，无埋头苦干；有走马观花，无深入实际；有口吐莲花，无脚踏实地——这是人们为“形式主义”勾勒的画像。

岁尾年初，又是形式主义泛滥之时：年终总结代写业务火爆，无论事业企业、干部职工都可“量身定做”；地方政府网站出现“万能回复”，600封信全部以一句“尽快处理”搪塞。

形式主义背后必有懒政。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实际上取代了深入基层和调查研究的过程。调研，来往于楼堂馆所而不是田间地头；施政，满足于纸上谈兵而不是一线作战；检查，下级摆花架子和上级走过场如演双簧，在这样的怠惰政风之下，领导干部无从接地气，无处听民声。

形式主义亦可能隐藏失职渎职行为。广东揭阳福利院空壳17年，为迎接领导检查“借”孤儿，将形式主义演绎到极致。为应对检查做表面功夫，是浅层的形式主义；而在基层福利救助机构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让稀缺的公共资源浪费闲置，则是更深层的形式主义。这种危害要远大于走过场、摆花架子。

有形式主义的地方，必有官僚主义，必有官本位思维。一则，有官本位才有“唯上是从”，才有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工作思路，才有重政绩轻民意、重排场轻实效的工作作风。二则，有官本位才有“以官为大”的价值取向，才有骄矜傲慢的“在上位者”心态，才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倾向。多少年来的经验一再表明，凡是政风不正的地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必会结伴出现。形式主义与求实精神针锋相对，对它的批判、矫正已不是一年两年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除了在意识形态上的批评之外，更要着重从体制上清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和透明度，拓宽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渠道，严格审计和细致公开“三公”经费的支出，都是防止形式主义产生的治本方法。

第三篇：“高分低能”教育可以休矣

一、“高分低能”教育可以休矣！

众所周知，我国留学生在国外表现一大特点是“高分低能”。究其原因，是多年来过分强调知识教育的结果。

近日读报，有文章介绍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很受启发，也很赞同他的观点。我已古稀之年，今天回过头来想想，这几十年接触过的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确实都同时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就是说逻辑思维和现象思维都很发达。如华罗庚精通京剧，还在古诗词方面有很高的修养。计算机科学界著名专家洪家威和马希文都精通音乐。洪会谱曲，马喜爱收集地方民歌，他听当地歌手唱一遍就能准确地谱下曲来。

我建议幼儿园教育改为培养形象思维能力为主，老师主要讲解国外著名童话、小说、寓言、诗歌、新编三字经等，教唱国外儿童歌曲、跳舞、弹琴、画画、剪纸、捏泥人……儿童学会了阅读，语言表达，能充分发挥想像力，即可以培养创造力。

二、加强公共道德，文明礼貌教育，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

有人说中国是吐痰大国。近年来这个顽疾通过旅游带到国外去，影响极为不好。前些年，有一天，我在紫竹院公园门口的阅报栏边，因劝说一位同时在阅报的女青年不要随地吐痰，没想到招来一顿辱骂。她说：“你管得着吗？这里有地方吐痰吗？”说完还不解气，又补上一句：“我看你有病，你有精神病！”为此事我气得几乎病倒！在公共汽车老弱病残孕的专座上，也常常坐着年轻人，而旁边站着老年人，年轻人都装作看不见。至于青少年在街上乱扔纸屑、瓶子，更是常见。

这些绝不是小事。2008年快要到了，这些顽疾如何根治？太多讲理论没有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媒体常有报道，国外青少年如何爱护环境，如何尊老爱幼。比如俄罗斯前几年生活用品匮乏，但购物排队从来没有人“加塞”。韩国公共汽车老弱病残孕专座即使空着，年轻人也不敢坐上。我们也有许多年轻人做得很不错。建议把此类事例收编成册，教育我们的青少年，培养他们的光荣感和羞耻感，还我中华民族文明大国的风貌和声誉。

第四篇：“带病坚持工作”可以休矣

“带病坚持工作”可以休矣

2012年10月17日09:3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带病坚持工作”，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一直就被视为一种优良品行，被舆论所推崇、嘉许甚至鼓励。这种思维的滥觞可能源自于战争年代的“轻伤不下火线”，因为那时候有着一种远比一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护卫和坚守——比如神圣的国土、民族的气节、国家的尊严„„战争年代遗传下来的某些“惯性思维”，是否仍应成为今人的思维模式?

譬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就有反思的必要。时下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正是为了从物质上保证每个国民的生存质量，而“健康至上、生命至尊”这一理念，也同样应成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固守于我们的价值体系之中。

随便翻开一本英雄、劳模的先进事迹汇编，为他们的事迹感动的同时，也会发现“十个英模八个病”。是因为他们以自我牺牲(健康或生命)换得了这份荣誉，还是舆论只将褒奖的眼光盯着那些为工作而奉献健康甚至生命的人?

笔者供职于教育系统，应该说工作环境的安全系数要比砖窑、煤矿、隧道高出许多，可我每年都能从媒体上看到同行们猝死于讲台前、办公桌旁，或是晕倒在下班路上的新闻。前不久，还看到过苏南一位刚刚年届不惑的女校长癌症手术后放弃休息，最终倒在校园里的消息。感佩于他们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也很“自私”地想，工作真的比一个人的生命还重要?家庭里失去一名重要成员、教育界失去一位优秀教师、地球上失去一个鲜活的生命，与少上几周课、丢下几个月工作相比，到底孰轻孰重?

带病坚持工作，有些是强烈事业心的驱使，但不可否认有些乃是制度所逼。比如，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就明文规定，除了因公出差或公派学习，凡事假、病假都要自己请人代班，并扣发奖金、津贴，超过一定时限还要扣发工资。所以，不少教师小病能扛就扛，扛不住也就是抽空打个点滴再继续上班。

当然，也有很人性化的单位。我的一位同学在美读完博士后找了家高科技企业就业。这家企业的员工都可以享受到天数不等的带薪病假。请假很简单，假期在三天之内的，只要打个电话给上司说你因病不能上班就行;假期在三天以上的，需要医生开的病假单。如果病情较重，需要长时间恢复的，先用上你这一年的病假，如果病假不够用，还可以用上你下一年的病假，而这期间的工资津贴都是分文不扣的。

我国从去年开始启动了“带薪休假”制度，在“带薪休病假”这一点上，是否也应尽快“与国际接轨”?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带病坚持工作，甚至病倒在工作岗位了。(王淦生)

第五篇：“反腐影响改革论”可以休矣

罗嘉铮：“反腐影响改革论”可以休矣

2014年08月04日来源：光明日报

从***、苏荣到徐才厚，再到***被立案审查，这是一场场正义的胜利。交出这样一张夺目的成绩单，中纪委工作人员忙到“篮球队主力突然下场去外地办案”，也算是忙得其所，忙得值。

不过总有些悲观论者和怀疑论者，认为当前的腐败是体制机制注定的，甚至认为这是民族性，与生俱来，没有尽头。更有些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初期的必然；或者更进一步说，腐败促进了改革，成为改革的原动力，没有了腐败，改革也将动力不足。凡此种种，造成部分人在举国百姓欢呼“老虎”落马的时候，他们却在说悲观的话；当上下齐心推动反腐高歌猛进的时候，他们却害怕天要塌下来。

腐败和改革，本身并无任何逻辑上的关联。腐败在没有改革的时段中照样存在，而且还可能更加严重。而改革则可能因为不够完善而给了腐败一杯羹，但改革也能让腐败把“吃了的”全给吐回来。所以，腐败和改革，可能有“已然”的某种联系，但绝不能把这种“已然”混淆为“应然”。

事实上，这种“已然”的联系，已经到了尽头。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许多人带来了很大的红利，一方面良知、正义、民主、法治等健康因子在茁壮生长，而另一方面，部分阴暗势力也在潜滋暗长，包括腐败、涉黑、涉黄等等。然而，在改革进入到“深水区”的今天，让各方都受益的“帕累托最优”（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编者注）已经到来，作为良知、正义、民主、法治的需求，已经和那些阴暗的不合理的腐败、黑恶势力短兵相接，水火不容。

在由扩张型转质量型的改革2.0版中，不对腐败造成的既有利益集团进行清算和改造，改革将无从前进，良知、正义、民主和法治也将无从扩充。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寻租腐败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最大问题，其意义也即在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腐就是改革，改革就必须反腐。所谓的“反腐影响改革论”，可以休矣。当前轰轰烈烈的“苍蝇、老虎一起打”是反腐，而有策略、有步骤、有序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反腐。反腐本应该包含标本兼治的两方面内容，轻视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短视行为。

日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朝着应有的方向，带领我们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