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案例4--摄影作品的权属证明

第一篇：解读案例4--摄影作品的权属证明

这是笔者之前代理的一个著作权纠纷案件，自2016年2月份起诉至2018年2月份结案，共计2年时间，并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办案期间，笔者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和原告并肩战斗，虽有曲折和困难，但也享受尽力而为的维权过程。

当事人：

原告：赖比星，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景观气象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长期从事宝光（佛光）研究，拍摄了众多惊艳的宝光作品。被告一：中央电视台，制作了《等待佛光》的视频（下称涉案视频），涉嫌使用原告的11幅摄影作品（下称涉案作品）。被告二：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播放了涉案视频。

办案经过：

首先面对的就是管辖问题。原告虽然长期在长沙工作，但住所地不在长沙，所以向长沙市中院起诉的话，被告很可能会提起管辖权异议，进而导致诉讼被法院驳回。但是，我们还是想争取一下，因为综合考虑后在长沙起诉是最合适的。后经过认真准备，成功在长沙中院立案，并收到了开庭传票。可就在开庭前不久，被告向法院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长沙不是被告住所地，不是侵权行为实施地，更不是原告住所地，故长沙中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根据《民诉法》规定，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管辖。而《民诉法解释》进一步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其中，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基于上述规定，长沙不属于被告住所地，也不属于侵权行为实施地，也不是原告住所地，那就只能考虑长沙是否属于侵权结果发生地？然而，审判实务当中，针对网络侵权的结果发生地的认定，各地法院意见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网络侵权的本质特点就是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侵权内容，只要在某个地方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侵权内容，就意味着相应侵权损害结果的发生，著作权人就已遭受了损失，因此当地法院应当具有管辖权。之所以法律规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也正是基于该出发点。所以照此观点，长沙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按照上述网络侵权的本质特点确定侵权结果发生地，无异于各地法院均有管辖权，导致管辖制度被架空。而法律之所以规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正是鉴于网络侵权地域涉及广、侵权人难以确定等因素导致的维权难度太大的情况，为了便于权利人维权，增加侵权成本的角度考虑而作上述规定。而且，类似于网购侵权物品的管辖问题，最高院判决认为不能将收货地确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所以，照此观点，长沙中院不具有管辖权。

至于本案中，长沙中院认为自身不具有管辖权，建议我们撤诉。而我们考虑到时间成本和维权成本，选择了撤诉，直接到原告住所地起诉。后到原告住所地起诉后，我们再次补充了证据资料，特别是涉及涉案作品权属问题。

原告作为宝光领域的最富经验者，毕竟不是法律上的“最富经验者”，在摄影作品的权属保护中没有采取充分有力的措施。根据法律规定，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或法人为作者。本案中，原告的摄影作品大部分没有胶卷底片，或者缺乏原始数码格式，故难以从作品本身确定拍摄时间。不过，原告的作品全部在杂志或网络上发表过，且均署有原告姓名，故据此可佐证原告的权属。但原告在某些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是作为文章配图使用，署名问题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仅就图片与他人共同署名，二是作为文章作者与他人共同署名，图片只作为文章一部分，且图片部分没有单独署名。这样的署名方式，自然难以毫无疑问的证明原告的权属。但同时，除了载有涉案作品的杂志、新闻报道外，原告还对每副作品的拍摄地点、时间、方位、光线等拍摄要素做出了详细说明，以证明涉案作品是原告拍摄。在庭审时，被告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唯一著作权人，不能单独起诉，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因为是调解结案，所以法院对该案权属证据并没有做出定性。

就摄影作品的权属证明问题而言，属于著作权纠纷的关键事实，提前做好证明工作，对维权至关重要。因此，笔者就权属证明有三点建议：

1、如果是数码设备拍摄，有内存卡的，就永久保留在内存卡上，不要转移到其他存储设备上，以免丢失拍摄时间的原始记录；如果情况特殊，必须转移存储载体的，则尽量不要改变存储格式，还可以对转移过程进行细致录像。

2、一个简便做法是，把照片第一时间打印出来，装入信封邮寄给自己，因为信封上的邮戳可以证明照片最先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进而证明作品权属。

3、最稳妥最有法律效力的方式，就是申请著作权登记，作品权属直接获得法律认可。当然，除上述三种方式外，还有诸如公证、水印等方式，就看著作权人是如何选择了。

以上就是对这个案件中管辖、权属问题的解读，但碍于篇幅，暂时至此。下次就两被告是否属于分工合作侵权、视频广告是否属于直接获利、被告对涉案作品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等焦点问题作出详细解读，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第二篇：解读案例5--摄影作品的权属证明(二)[小编推荐]

上篇文章解读了管辖和权属证明的问题，该篇就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分工合作侵权、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是否直接获利进行解读。

判断两被告是否构成分工合作侵权，需要首先分析下两被告的行为。对于被告一的行为，因为涉案视频系被告一制作，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涉案作品，并许可被告二进行网络传播，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被告二的行为，根据被告一向被告二出具的《授权书》中“我台所有电视频道及其所含之全部电视节目。。授予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独占行使。。”的约定及播放页面中涉案视频上部标注的“来源

CNTV”字样，可知涉案视频系被告二上传于网络。因此，被告二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将侵犯原告著作权的涉案视频上传到网络进行传播，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综上，两被告的行为均构成侵犯原告著作权的情况下，就需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侵权合意及基于合意的分工。如果两被告就视频上传、自身宣传、利益分享等围绕涉案视频做出了详细安排，则说明双方对制作、传播涉案视频存在合意，并基于合意实施了涉案行为，属于分工合作的共同侵权，承担连带侵权责任。退一步说，如果仅仅是被告一负责拍摄制作，被告二负责上传，各自负责各自环节，互不干涉，则说明双方不存在合意。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各自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两被告是否承担连带侵权责任，还需要考察二者之间的合作细节。因本案是调解结案，故此细节事实未做查明。

若不构成共同侵权，则两被告承担责任的方式也有不同。著作权法规定了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且这些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因此，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中，该条文最后规定的法律责任应当就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根据不同侵权情节而适用不同方式。

本案中，被告一作为涉案视频的制作者，未经原告授权而复制涉案作品，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而被告二通过网络免费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复制品，属于复制品的发行者，并且提供了被告一的授权委托书，证明涉案视频具有合法来源。那么在此情形下，被告二是否还应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首先依据条文字面逻辑判断。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了复制品的发行者不能证明合法来源，则应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如果证明了合法来源，是否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却并未明确。既然未明确，那就有承担责任的可能，包括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其次，参照《专利法》第七十条和《商标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即能够说明合法来源的，只是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他责任还是要承担。因此，同为规范无形资产的法律，著作权法中合法来源的抗辩结果也应是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他方式的责任还应承担。更何况，从实务而言，因合法来源而认定无需承担任何方式的法律责任，势必导致侵权行为以合法来源为幌子，行实际侵权之实，恶意侵害著作权人权益，摧毁著作权保护制度。所以，综合上述分析，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免责条款，指在证明合法来源的情形下，应当免除赔偿责任，而非免除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责任。

当然，仅有客观行为层面的合法来源还不足以免除赔偿，还应在主观上无过错。无论是专利法还是商标法，免责条款均规定了主观要件是“不知道”，意在保护善意第三人（通常为销售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明知或应知存在侵权仍然销售，表明主观存在恶意，故意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故在此情形下，必然要剥夺其非法获利，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实际隐含了主观上“不知道”这一要件，即尽到了与自己能力相符的注意义务仍无法发现侵权事实，这种情况下便推定为善意，即主观无过错。在此，需要强调注意义务，即如果结合经营内容、被侵权客体的知名度、行业通常做法等因素综合判断侵权人应当知晓存在侵权，则侵权人的“不知道”抗辩实为诡辩，不应免除赔偿责任。

本案中，被告二作为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广、权威性的综合网站，并开设有专门科教栏目，显然有能力采取合理措施进行著作权侵权审查，应对所有上传素材采取审慎的态度，避免侵权行为。况且，佛光作为一种少见的自然现象，拍摄难度较大，被告二理应核实涉案视频中佛光镜头的来源，这也是被告二举办科教栏目所应负有的注意义务。因此，本案中被告二未采取合理措施尽到与其能力相符的注意义务，主观存在过错，即使提供了合法来源，仍就不能免除赔偿责任，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至于被告二提交的授权书，其内容为授权相关事项，并不能说明被告二尽到了注意义务。

综上所述，被告一未获授权擅自使用涉案作品进行网络传播，应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二虽然提供了合法来源，但未尽到与其能力相符的注意义务，主观存在过错，并导致含有涉案作品的涉案视频在网络上公开传播，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至于两被告是否属于分工合作共同侵权，需考察二者之间的合意，因上文已阐释，故在此不做赘述。

被告的行为不属于合理使用。首先，涉案视频的主题为讲述佛光这一自然现象，佛光的景象构成视频的实质主体部分，也是最核心部分。然而，涉案视频中佛光景象大部分是涉案作品，尤其是关于佛光的形成原理中使用了原告自行创作的示意图，即涉案视频的主体实质部分使用的是原告作品，这明显超出了适当引用的范畴。其次，适当引用不仅看量，更要重质。虽然涉案作品在涉案视频中所占时长较短，但却是涉案视频主题佛光的直接体现，没有涉案作品，涉案视频的内容必然出现重大缺失。再者，被告在引用作品时，并未对原告进行署名，违反了合理使用的基本规定。因此，被告将原告涉案作品作为涉案视频的主体实质部分，明显超出了适当引用的范畴。不构成合理使用。

涉案视频播放时视频旁边出现的广告不属于被告的直接获利。根据公证书记载，在播放涉案视频时，视频旁边会有服装类的广告，且服装款式不断变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直接获利的判断标准是广告与视频是否存在特定联系，因为特定联系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如在涉案视频旁播放峨眉山佛光景色旅游的广告。而且，特定联系也意味着被告已经对涉案视频充分知晓，应对涉案视频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被告从涉案视频获得更大的利益，自然要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这也是直接获利与一般获利对被告赔偿责任的影响。本案中，涉案视频旁边的服装广告与涉案视频不存在特定联系，属于收取一般性广告服务费，故被告的赔偿责任相对直接获利要轻。

综上所述，本文对管辖、权属证明、侵权构成、责任承担、合理使用、获利认定等问题进行了解读，望大家加以批评指正，共同进步。

第三篇：作品权属证明

作品权属证明

本作品由公司法人组织员工集体创作，代表公司法人意志创作。本作品所有权利归本公司所有并由本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章：

年月日

第四篇：作品著作权权属证明

作品著作权权属证明

权属证明要说明权利渠道方式和权利范围

【1.权利取得方式】：

选择著作权人取得权利的方式，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

软件著作权是通过继受取得的，从下列方式之一中选择填写：

a.转让，是指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权有偿或无偿地移交给他人所有的法律行为，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为著作权转让合同;

b.继承，指根据继承法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著作权中财产权利，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被继承人有效遗嘱、与被继承人的关系证明、继承人身份证明、法院的法律文书;

c.承受：是指享有原著作权的企业被合并或分立，由合并或分立后其他企业享有著作权情况，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是企业变更证明及其他证明(合同、债权人会议决定和清算组织公告等);

该申请软件已作过著作权登记的，填写原登记号;原登记事项作过变更或补充登记的，填写变更或补充证明编号。

【2.权利范围】：

选择著作权人享有权利的范围包括下述情况之一：

a.全部权利：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8条规定的所有权利，且没有任何限制;

b.部分权利：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8条规定的一项或者多项权利，并需要注明具体的权项。

另外需考虑此作品的类别按以下类别进行说明

个人作品是指自然人在没有他人的参与下，独立创作的作品。

合作作品是指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

法人作品是指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

职务作品是指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在以下两类中选择：公民享有著作权;公民享有署名权，单位享有其他著作权。

著作权权属证明指一切能够证明著作权归属的证明材料。但实务上著作权权属证明主要是指著作权登记证书等国家机关的登记材料。

提供著作权权属证明，证明效力最高的一般是各级版权局办法的著作权登记证书，除非有确切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

除此之外的证据如果能充分提交，也可以证明著作权的权属。但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因为作品的形式不同，证明方法也不同。比如摄影作品用底片或者数码摄影的原文件。文字作品用手稿等等。

第五篇：作品著作权登记(美术作品)作品权属证明

作品权属证明

本作品由公司法人XXX组织创作，代表公司法人意志创作。本作品所有权利归XXXX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所有并由本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章：

2018年 0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