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

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有违约行为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没有违约行为的另一方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当违约方继续履行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时，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但必须由违约方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以保证对方当事人的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

二、在以分割商铺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中，买方对商铺享有的权利，不同于独立商铺。为保证物业整体功能的发挥，买方行使的权利必须受到其他商铺业主整体意志的限制。

原告：江苏省南京新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周秋隆，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冯玉梅，女，40岁，住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

原告江苏省南京新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宇公司）因与被告冯玉梅发生商铺买卖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与原告签订商铺买卖合同一份，购买原告开发建设的时代广场第二层一间商铺。被告付清了购房款，原告也已将该商 铺交付被告使用。1999年6月 18日，在时代广场租房的江苏嘉和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公司）因经营不善，遭到哄抢后倒闭，各小业主经营的商铺也随之关门停业。当年12月，购物中心又在时代广场开业。由于经营成本过高，各小业主不服从物业管理，不交纳物业管理费，购物中心也于2002年1月停业。时代广场的两度停业，引起大部分业主不满，纷纷要求退掉购买的商铺，还与原嘉和公司的债权人一起到处集体上访。为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出面协调，要求原告回收已售出的商铺。其间，原告的股权经历二次调整。新的股东认为，前两次停业，是经营者选择的经营方向与方式不对造成的，因此决定将原经营衣帽箱包等项目，改变为经营高档消闲娱乐等综合性项目；将原来的市场铺位式经营，改变为统一经营。为此，原告开始回收已售出的商铺，对时代广场重新布局。目前时代广场中150余家商铺，回收得只剩下被告和另一户邵姓业主，时代广场开始按重新布局施工，原小业主经营的精品商铺区不复存在，今后也不可能恢复。由于这两家业主不退商铺，时代广场不能全面竣工。上述情形构成情势变更。请求判令解除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被告将所购商铺返还给原告，以便原告能够完成对时代广场的重新调整。原告除向被告退还购房款外，愿意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商铺买卖合同，用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商铺买卖关系；

2、物业交接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已将商铺交付给被告；

3、新街口公安派出所告示，用以证明时代广场前两次开业后秩序混乱，无法正常经营；

4、新宇公司会议纪要，用以证明原告始终在努力处理各位业主反映的问题；

5、情况说明及统计，用以证明大部分业主因不满时代广场的混乱经营状况，提出退商铺的要求；

6、玄武区人民政府会议纪要，用以证明时代广场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当地政府重视，政府部门参与协调；

7、关于商铺商业氛围的改善意见和建议，用以证明时代广场内商铺经营状况不佳的原因，以及进行重新调整的必要性；

8、南京市外经委通知，用以证明原告的股东已作过调整；

9、原告致被告的函件，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过解除合同的请求及理由；

10、时代广场现状照片，用以证明时代广场已全面停业，原分割各商铺的幕墙均已拆除，正在对全面布局重新调整；

11、物品清单及公证书，用以证明原告将被告商铺内的物品进行清点后，拆除了该商铺的玻璃幕墙。

被告辩称：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当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签订后，被告按约交清全部购商铺款，原告也向被告交付了商铺。原告的股东变更，不应影响被告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代广场经营不善，也不能成为原告不履行合同的理由。原告请求解除商铺买卖合同，没有法律依据，该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未提交证据。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新街口地区是南京市最繁华、最集中的商业区域。位于新街口东北角中山路18号以南的时代广场，是原告新宇公司开发建设的商业用房。该建筑物为地下一层、地上六层，总面积6万余平方米。地上第一、二、三层约6000平方米的部分区域，被分割成商铺对外销售给150余家业主，其他建筑面积归新宇公司自有。1998年10月 19日，新宇公司与被告冯玉梅签订了一份商铺买卖合同，约定：新宇公司向冯玉梅出。售时代广场第二层编号为2B050的商铺，建筑面积22.50平方米，每平方米售价 16363.73元，总价款368184元，10月22日前交付，交付后三个月内双方共同办理商铺权属过户手续。1998年10月26日，上述合同在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登记。合同签订后，冯玉梅按约支付了全部价款。1998年11月3日，新宇公司将2B050号商铺交付冯玉梅使用，但一直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1998年，原告新宇公司将时代广场内的自有建筑面积租赁给嘉和公司经营。1999年6月，嘉和公司因经营不善停业。同年12月，购物中心又在时代广场原址开业。2002年1月，购物中心也停业。这两次停业，使购买商铺的小业主无法在时代广场内正常经营，部分小业主以及嘉和公司的债权人集体上访，要求退房及偿还债务。在此期间，新宇公司也两次变更出资股东。新宇公司的新股东为盘活资产、重新开业，拟对时代广场的全部经营面积进行调整，重新规划布局，为此陆续与大部分小业主解除了商铺买卖合同，并开始在时代广场内 施工。2003年3月17日，新宇公司致函被告冯玉梅，通知其解除双方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3月27日，新宇公司拆除了冯玉梅所购商铺的玻璃幕墙及部分管线设施。6月30日，新宇公司再次向冯玉梅致函，冯玉梅不同意解除合同。由于冯玉梅与另一户购买商铺的邵姓业主坚持不退商铺，新宇公司不能继续施工，6万平方米建筑闲臵，同时冯、邵两家业主也不能在他们约70平方米的商铺内经营。新宇公司为此提起诉讼。

根据原告新宇公司的申请，法院委托南京大陆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冯玉梅所购商铺的现行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报告确认，该商铺在2004年3月3日的价值为531700元。

审理中，法院主持了调解。原告新宇公司认为，为使时代广场真正发挥效益，经营方向和方式必须改变，不可能保留商铺式经营。如果被告冯玉梅与案外人邵家再在时代广场内经营商铺，将影响时代广场内新格局下的整体经营。为此，新宇公司不仅愿意给冯玉梅退还全额购商铺款，还愿意以承担逾期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手续违约金的名义，给冯玉梅补款48万元，用于补偿冯玉梅的经济损失。冯玉梅认为，时代广场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全在新宇公司，与己无关；新宇公司愿意给付的款项，不够弥补自己的损失；新宇公司如果真愿意解除商铺买卖合同，应当按每平方米30万元的价格给予赔偿。新宇公司认为，全南京市任何一处房产均无30万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冯玉梅提出难以令新宇公司接受的赔偿价格，表明其根本不想解决纠纷；这个纠纷不解决，时代广场固然不能竣工，冯玉梅也别想经营。由于 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调解未果。

本案应解决的争议焦点是：商铺买卖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当解除?如果解除，应当在什么条件下解除?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新宇公司与被告冯玉梅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合同签订后，冯玉梅履行了给付价款的义务，新宇公司也将商铺交付给冯玉梅使用。后由于他人经营不善，致使时代广场两次停业，该广场内的整体经营秩序一直不能建立，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合同想达到的营利目的无法实现，这是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当事人没有预料也不希望出现的结局。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告新宇公司在回收了大部分业主的商铺后，拟对时代广场重新进行规划布局，争取再次开业。被告冯玉梅坚持新宇公司必须按每平方米30万元的高价回收其商铺，否则就要求继续履行商铺买卖合同。虽经调解，由于双方当事人互不信任，不能达成调解协议，以至新宇公司的6万平方米建筑和冯玉梅的22.50平方米商铺均处于闲臵状态。考虑到冯玉梅所购商铺，只是新宇公司在时代广场里分割 出售的150余间商铺中的一间。在以分割商铺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中，买方对商铺享有的权利，不能等同于独立商铺。为有利于物业整体功能的发挥，买方行使权利必须符合其他商铺业主的整体意志。现在时代广场的大部分业主已经退回商铺，支持新宇公司对时代广场重新规划布局的工作，今后的时代广场内不再具有商铺经营的氛围条件。冯玉梅以其在时代广场中只占很小比例的商铺，要求新宇公司继续履行本案合同，不仅违背大多数商铺业主的意愿，影响时代广场物业整体功能的发挥，且由于时代广场内失去了精品商铺的经营条件，再难以通过经营商铺营利，继续履行实非其本意。考虑到时代广场位于闹市区，现在仅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不信任而被闲臵，这种状况不仅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受损，且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从衡平双方当事人目前利益受损状况和今后长远利益出发，依照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商铺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尽管冯玉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本案的商铺买卖合同也应当解除。

鉴于被告冯玉梅在履行商铺买卖合同中没有任何过错，在商铺买卖合同解除后，其因商铺买卖合同而获得的利益必须得到合理充分的补偿，补偿标准是保证冯玉梅能在与时代广场同类的地区购得面积相同的类似商铺。原告新宇公司同意在商铺买卖合同解除后，除返还冯玉梅原付的购房价款、赔偿该商铺的增值款外，还给冯玉梅补款48万元，这一数额足以使冯玉梅的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应予确认。

据此，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4月30日判决：

一、原告新宇公司与被告冯玉梅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予以解除；

二、被告冯玉梅给原告新宇公司返还时代广场内编号2B050的商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付；

三、原告新宇公司返还被告冯玉梅的商铺价款368184元，赔偿冯玉梅商铺的增值额163516元，合计5317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四、原告新宇公司赔偿被告冯玉梅逾期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过户手续的违约金及其他经济损失48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本案案件受理费7867元、评估费 2650元，由原告新宇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冯玉梅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一、一审已经认定双方之间的商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但却在既不是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提出的履行合同会对其重新规划布局造成影响为由，就判决解除合法有效的合同，于法无据。

二、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不可预见的情况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或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则显失公平，从而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不存在这种情况。首先，时代广场整体长期歇业、巨额资金闲臵，是被上诉人经营、管理不善，经营策略错误等自身过错造成的。其次，在开发、销售和出租商铺时，对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导致资产闲臵的风险，被上诉人应当预见，不属于情势 变更原则所指的情势。如果将这种商业风险归类于变更的情势，那么购房后房价下跌，上诉人也就可以以房价下跌、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被上诉人退房，那么契约的稳定性及合同的诚实信用则无从谈起。再次，即使继续履行合同会给被上诉人带来不利，这也是经济交往中的正常损失，是被上诉人在订约时应当预见的、且应当由其自己承担的商业风险。继续履行合同，不会出现显失公平的后果。因此，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三、因被上诉人经营不善造成的后果，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为了维护被上诉人的利益，使其避免损失，也应当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自愿协商，通过公平买卖的办法来解决，不能借助国家强制力来实现。一审为维护被上诉人的商业利益、公司利益，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除合同，是错误的。

四、商铺是上诉人的私有财产，不经上诉人许可，被上诉人无权对上诉人的私有财产进行估价。一审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委托估价师事务所对上诉人的商铺进行估价，估价的结果令上诉人无法接受。被上诉人的48万元，不能补偿上诉人因此蒙受的损失。况且上诉人并未对一审法院提出退还房款、赔偿增值款、追究违约责任等请求，一审法院在没有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违背了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实际履行合同，为上诉人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并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新宇公司答辩称：一审依照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作出解除双方合同的判决是正确的。本案讼争房屋已被拆除，事实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一审并未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也未维护被上诉人的商 业风险和公司利益。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同意向上诉人支付的违约金和赔偿金，足以保证上诉人的利益不受侵害。二审应当维持原判。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另查明，被上诉人新宇公司已取得本市中山路18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现正在对时代广场进行整体布局调整的施工。

二审审理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被上诉人新宇公司表示，可以在本市同类地区为上诉人冯玉梅购买同等面积的门面房；冯玉梅要求，新宇公司应当在原地点给其安臵同等面积的门面房，并给予经济补偿，或者在本市同类地区给其补偿80平方米的门面房。因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后新宇公司表示，愿意在一审基础上再给冯玉梅补偿各种经济损失20万元。

二审应解决的争议焦点是：

1、一审判决解除合同是否正确？

2、在权利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一审在解除合同的判决中一并判决义务人给权利人赔偿，是否符合程序?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冯玉梅与被上诉人新宇公司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新宇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已构成违约，又在合同未依法解除的情况下，将2B050商铺的玻璃幕墙及部分管线设施拆除，亦属不当。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从这条规定看，当违约情况发生时，继续履行是令违约方承担责任的首选方式。法律之所以这样 规定，是由于继续履行比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或者支付违约金，更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但是，当继续履行也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就不应再将其作为判令违约方承担责任的方式。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此条规定了不适用继续履行的几种情形，其中第（二）项规定的“履行费用过高”，可以根据履约成本是否超过各方所获利益来进行判断。当违约方继续履约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时，应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用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在本案中，如果让新宇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则新宇公司必须以其6万余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来为冯玉梅的22.50平方米商铺提供服务，支付的履行费用过高；而在6万余平方米已失去经商环境和氛围的建筑中经营22.50平方米的商铺，事实上也达不到冯玉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一审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判决解除商铺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冯玉梅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考虑到上诉人冯玉梅在商铺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一审在判决解除商铺买卖合同后，一并判决被上诉人新宇公司向冯玉梅返还商铺价款、赔偿商铺增值款，并向冯玉梅给付违约金及赔偿其他经济损失。这虽然不是应冯玉梅请求作出的判决，但此举有利于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也使当事人避免了讼累，并无不当。在 二审中，新宇公司表示其愿给冯玉梅增加20万元赔偿款，应当允许。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4年9月6日判决：

一、维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二、变更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被上诉人新宇公司赔偿上诉人冯玉梅逾期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过户手续的违约金及其他经济损失68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二审案件诉讼费7867元，由被上诉人新宇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0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第6期出版

第二篇：XXX、XX诉X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XXX、XX诉X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丹丹 杜东辉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深入细致的工作，奠定当事人依法维权牢固的维权基础。

【基本案情】 甲、乙与开发商丙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丙公司又采取售后包租的方式以丁公司的名义同甲、乙签订《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后丙公司违约逾期交房，甲、乙欲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要求丙公司返还购房款并支付违约金。因为此时甲、乙已经与丁之间存在《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所以，甲、乙担心与丙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后，自己会无法履行与丁之间《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对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为此，甲、乙来我们这里咨询应该如何依法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才能依法实现自己要求退房之法律目的。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丙以丁的名义采取包租方式预售商品房的行为是违法的。在这一违法事实存在的情况下，甲、乙与丁之间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也是违法和无效的。因此，甲、乙可以依法维权。

根据以上分析意见，我们律师认为，甲、乙要依法实现自己的诉求，我们必须锁定丙以丁的名义，采取包租方式预售商品房这一违法行为。否则，甲、乙退房的诉求虽然可以依法得到满足，但是，甲、乙已经与丁之间存在《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可能会成为甲、乙与丁之间发生法律纠纷的隐患。因此，锁定丙以丁的名义，采取包租方式预售商品房这一行为是我们律师的工作重点。为此，承办本案的李丹丹、杜东辉律师，围绕我们的工作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首先根据甲、乙与丙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准备充足的证据，以达到可以依法认定由于丙存在违约行为，甲、乙提出退房，符合甲、乙与丙之间合同内容约定这一事实之目的；

2、通过查询工商档案、录音、拍照等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以合法证据的形式证明了丙存在以丁的名义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这一事实。

3、在上述工作准备就绪情况下，李丹丹、杜东辉律师依法作为甲、乙的诉讼代理人，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启动了依法维护甲、乙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

诉讼过程中，丙提出，虽然自己逾期交房，但是，甲、乙根据《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应获得的房屋租金，丁仍按照甲、乙与丙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日开始支付。所以，自己虽然违约但并未给甲、乙造成损失，表示不愿意解除甲、乙与丙三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对此，李丹丹、杜东辉律师提出，丙以丁的名义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这一行为是违法的。违法的合同是不能因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既得利益得到实现而演变为合法合同的。

在李丹丹、杜东辉律师认真履行律师代理职能的情况下，丙表示同意在法院的调解下，尊重甲、乙的诉求。本案在法院的调解下，得到圆满解决。

【裁判结果】 经甲、乙、丙协商一致，甲、乙与丙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丙将甲、乙支付的购房款退还甲、乙。丙保证，若甲、乙被丁追究违约责任，由丙负责解决并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法律后果。

第三篇：大浩化工株式会社诉宇岩涂料株式会社、内奥特钢株式会社买卖合同纠纷案

大浩化工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大浩化工）诉宇岩涂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宇岩涂料）、内奥特钢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内奥特钢）买卖合同纠纷

案

民 事 裁 定 书

（2010）苏商外终字第005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0）苏商外终字第00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浩化工株式会社，住所地韩国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盘浦洞736-2大有大厦。法定代表人李奉浩，代表理事。

委托代理人宋成哲，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恩华，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宇岩涂料株式会社，住所地韩国京畿道安城市薇阳面九水里305-1号。法定代表人金常奎，代表理事。

委托代理人陈根轲，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友胜，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奥特钢株式会社，住所地韩国庆尚北道浦项市南区槐东洞710-1号。法定代表人朴永植，代表理事。

上诉人大浩化工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大浩化工）因与被上诉人宇岩涂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宇岩涂料）、内奥特钢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内奥特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苏中民三初字第0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浩化工一审诉称：大浩化工与宇岩涂料存在多年业务关系，一直由大浩化工向宇岩涂料提供化学用品，宇岩涂料再将化学用品制成涂料提供给内奥特钢使用。内奥特钢将货款以信用票据的方式开给宇岩涂料，宇岩涂料再背书转让给大浩化工，用于支付货款。但在2007年8月17日信用票据到期向银行提示付款时被拒绝付款。经查宇岩涂料和内奥特钢在苏州市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宇岩涂料和内奥特钢立即支付大浩化工货款2047155464韩元。

宇岩涂料一审辩称：宇岩涂料破产案件由韩国水原地方法院于2007年11月22日受理。根据韩国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后，禁止债权人单独行使权利。现大浩化工规避韩国破产法规定，恶意提起境外诉讼，不应得到中国法院的支持，应向韩国水原地方法院申报债权或在韩国提起诉讼。此外，涉案票据中的3张已向韩国中小企业银行贴现，8张已由大浩化工背书转让给韩国的案外人金永洙，1张背书转让给韩国的案外人卢承珊，案外人已依照韩国地方法院裁定获得了13.54%的清偿额度。因此大浩化工已不再享有涉案债权，请求法院驳回大浩化工的诉讼请求。

内奥特钢一审辩称：内奥特钢破产案件由韩国大邱地方法院于2007年8月29日受理。本案诉讼中内奥特钢已于2009年4月3日在韩国注销主体资格，法院理应裁定终结诉讼。此外，大浩化工以买卖关系提起诉讼，因内奥特钢与大浩化工间并无发生买卖关系，大浩化工主张内奥特钢支付货款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查明：

2006年12月至2007年8月，大浩化工向宇岩涂料供应化工用品。2007年8月31日宇岩涂料向大浩化工出具了债务确认表，其中未支付货款为230460010韩元，拒付票据金额为1816695454韩元，合计金额为2047155464韩元，其中12份银行拒付信用票据出票人为内奥特钢。因宇岩涂料在我国境内设立了外商独

资企业苏州同信涂料有限公司，宇岩涂料还与内奥特钢以及吴江市汾湖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共同在我国境内设立了中外合资企业苏州同信彩色金属板有限公司，大浩化工遂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追讨货款。前述大浩化工、宇岩涂料以及内奥特钢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及票据关系设立、履行、争议均发生于韩国。本案诉讼中当事人主要争议为：

1、宇岩涂料和内奥特钢是否在韩国进入破产程序，大浩化工在中国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于法有据以及如何适用法律；

2、涉案12份信用票据是否已在韩国贴现或背书转让给韩国的案外人，大浩化工是否仍享有票据权利。

另查，2007年11月19日，宇岩涂料向韩国水原地方法院提出回生程序，水原地方法院于2007年11月22日受理了该申请。

再查，2007年8月23日，内奥特钢向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提出回生程序，大邱地方法院于2007年8月29日受理了该申请。内奥特钢于2009年4月3日注销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系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为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诉讼中，宇岩涂料、内奥特钢始终坚持认为在两公司进入破产重整期间，大浩化工规避韩国法律，不依法申报债权并恶意提起境外诉讼，请求我国法院不予受理此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各国立法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国家依据其国内法对同一涉外民事诉讼均拥有管辖权，产生管辖权的积极冲突。解决管辖权的积极冲突是国际私法合作的目标之一，为此，有的国家采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予以解决。我国司法审判中亦不排斥该原则的适用。就本案而言，首先，一审法院非协议管辖法院和专属管辖法院。案件当事人之间未约定选择中国法院管辖，争议买卖合同及因交付票据拒付后产生的纠纷亦不属于中国法院专属管辖。其次，法院受理该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重大困难。涉及本案纠纷主要争议在于认定宇岩涂料以票据形式支付货款后，该12份信用票据经部分背书、贴现后大浩化工是否仍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或通过票据权利抵押后是否重新取得票据权利，而涉案12份票据出票、背书、付款均在韩国且涉及案外人韩国中小企业银行及韩国自然人金永洙、卢承珊是否已依据票据权利向宇岩公司申报了债权。在法律适用上，针对涉案票据权利应当适用韩国票据法，诉讼中大浩化工虽提供了含韩国票据法中文翻译的《韩国商法》一书，但宇岩涂料、内奥特钢认为该书未附韩文原版，无法确认翻译是否正确。针对双方争议的未支付票据的货款债权，也涉及到宇岩涂料、内奥特钢在韩国破产后债权人是否应当申报债权，以及破产企业投资在中国公司的股份是否纳入破产财产范围、破产债权的分配及重整计划的内容和履行等问题，对该争议的解决亦应适用韩国破产法。但双方均未提供韩国破产法及中文翻译。此外，内奥特钢诉讼中已注销商事登记，该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亦应适用韩国法。由于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确认无误的韩国相关法律原本及译本，导致法院审理本案适用法律上存在重大困难。第三，韩国法院对涉案纠纷享有管辖权且审理本案更加方便。出票人、背书人均已在韩国法院进入破产程序，本案买卖关系形成的债权是否需进行依法申报，在债权金额发生争议时是否能够提起诉讼，依据买卖关系取得的票据在贴现、背书后银行拒付时是否可依据基础关系主张货款余额等诉讼争议，对此韩国法院受理并审理涉案纠纷将更加便捷。且大浩化工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韩国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其债权。第四，本案不涉及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韩国有管辖权的法院处理本案也不会损害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相反在我国法院受理本案将会涉及到案外人韩国公民或法人的权利义务。

综上，法院审理本案在事实查明及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障碍，极不方便，诉讼争议也将无法得到迅速有效的解决，而韩国法院审理涉案纠纷将更为适当。因此，对大浩化工的起诉，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大浩化工的起诉。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大浩化工负担。

大浩化工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及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2、本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首先，在认定本案事实方面，双方当事人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本案事实完全可以依据当事人的举证查明；其次，在适用法律方面，双方当事人已经提供了大量韩国法律条文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韩国商法》供法院参考使用，故不存在因适用法律无法查明的可能。

3、本案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错误。首先，适用不方便法院

原则在中国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明确，完全具备判决的条件，一审法院以不方便法院原则裁定驳回起诉，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增加当事人诉累；第三，驳回起诉严重侵害我方的合法权益。

4、宇岩涂料和内奥特钢应当支付我方货款。首先，我方提交了交易列单、税金账单等证据证明宇岩涂料和内奥特钢收到我方的货物，对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其次，我方提交了被拒付的票据证明宇岩涂料和内奥特钢用以支付货款的票据被拒付的事实。同时，宇岩涂料也以《公司别债务现况》的形式确认了欠款的事实；第三，宇岩涂料、内奥特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支付相应货款，其提供的破产证据均为韩国法院的裁判文书，因没有得到中国法院的承认，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综上，宇岩涂料、内奥特钢欠款事实清楚，不存在事实无法认定和法律适用困难问题，故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或者其他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宇岩涂料、内奥特钢未作答辩。

二审另查明：

大浩化工一审庭审中认可，涉案12份信用票据部分背书转让、部分已贴现给韩国的案外人。

本院认为：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指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虽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但该管辖权的实际行使，对当事人和受诉法院极为不便，且存在审理该案更为方便的法院时，受诉法院有权自由裁量拒绝行使管辖权。我国法院以不方便管辖为由拒绝行使管辖权，通常考虑的因素有：(1)被告提出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而受诉法院认为可以考虑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2)受理案件的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3)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协议；(4)案件不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5)案件不涉及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6)案件争议发生的主要事实不在我国境内且不适用我国法律，我国法院若受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7)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本案中，一审法院虽对本案享有合法的管辖权，但其以“不方便法院原则”裁定驳回大浩化工的起诉并无不当，大浩化工认为本案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是：首先，宇岩涂料、内奥特钢在本案中明确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韩国法院管辖；其次，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协议；第三，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也不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第四，本案不涉及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第五，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及相关票据的设立、履行及争议均发生在韩国，尤其是在涉案12份信用票据经背书、贴现给韩国案外人的情形下，大浩化工是否仍享有票据权利，因涉及韩国的案外人，对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困难；针对涉案票据权利应当适用韩国票据法；针对双方争议的未支付票据的货款债权，因涉及到宇岩涂料、内奥特钢在韩国破产，对于破产财产范围、破产重整计划的内容和执行等，以及内奥特钢因被注销商事登记，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均应适用相关韩国法，但当事人未提供确认无误的韩国法律原本及译本，致使在适用法律上亦存在重大困难。因此，本案争议发生的事实不在我国境内且不适用我国法律，我国法院受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最后，本案各方当事人住所地均在韩国，双方之间因合同关系、票据关系产生的纠纷发生在韩国，即案件中与诉讼有关的各种因素均集中于韩国，韩国法院对涉案纠纷享有管辖权，且由其审理更加方便、合适。综上，大浩化工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裁定驳回大浩化工的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第四篇：四川星城外经合同公司诉陶玉霞劳务派遣合同纠纷案

四川星城外经合同公司诉陶玉霞劳务派遣合同纠纷案

2012-03-13

[研究要点]

对外劳务派遣不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调整，故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案情]

原告：原告四川星城外经合作公司

被告：陶玉霞

原告诉称，2006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陶玉霞签订了《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约定陶玉霞等人作为赴日服装研修生派遣至日本学习及技能实习三年。原告履行了合同全部义务，陶玉霞于2006年11月17日抵达日本。但在合同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陶玉霞等5人于2009年11月10日，未经原告及从事技能实习单位的同意离开实习地点，构成合同5·2·2约定的逃逸行为，被告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现诉请法院：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赔偿金7万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2009年11月10日，陶玉霞等5人离开工作地点日本山形异业种交流协同组合之堀田纤维兴业株式会社之茂木缝制最上工厂，一直到2009年11月21日回到中国是事实。但其离开最上工厂，是在岐阜一般劳动组合甄凯的帮助下与日方工厂就拖欠加班工资等劳动权益保护进行谈判。并且陶玉霞等5人离开工厂时行李是由工厂寄送、到机场的车费是由工厂支付的。因此，被告的行为经过了日本会社同意，没有违反派遣合同书约定，不属于逃逸行为。被告已经履行完合同，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认为合同书约定由中西功来指明是否逃逸的条款规定，显失公正，依据该条款产生的证据不应采信；合同书约定对逃逸者，没收在日本存款的条款没有法律依据，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收入应受法律保护。

温江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四川星城外经合作公司系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向境外派遣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劳务人员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企业。2006年11月5日，原告与被告陶玉霞签订《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经被告自愿申请，日方考核录取，原告派遣被告陶玉霞等24人作为赴日服装研修生至日本学习及技能实习三年。该合同5·2约定：乙方（指被告）出现下列情况者，为违约行为，将被遣送回国。本人负责其归国前停留及归国的一切费用，甲方（指原告）有权没收乙方在日本的所有收入。5·2·2约定：需要外出时，必须两人以上。违犯以上规定所出现的不良后果，责任由乙方自负。单独外出或者擅自离开群体（一起外出人员）不归会社2天以上，为逃逸。对逃逸者，除没收在日本的存款外，并将向其国内的财产担保人追究100万日元的赔偿金。甲乙双方对“逃逸”行为的认定：发生逃逸行为，以日本组合法定代表人中西功的签字和盖有印签函为证明逃逸事实的依据。换言之，只要有中西功的签名和盖有印签其内容是指明某人逃逸的函，逃逸的行为即成立。7·1约定：为了有利于研修生团体的管理和财务安全，除每月支付给乙方25000日元现金外，其余部分以乙方名字存入日本银行，存折由乙方所在会社统一管理，回国前退还乙方。当存款超过150万日元后，超出部分乙方可提前支取。甲方每月从乙方生活津贴中收取5000日元的管理费。三年共计18万日元。此款作为保证金，乙方圆满完成研修任务回国后，到大洋学校领取。

2006年10月18日，成都市商务局批复同意派遣陶玉霞等24人自2006年11月至2009年11月17日前往日本执行研修任务，在国外工作期限1095天。

2006年11月17日，被告陶玉霞等人到达日本，与日本山形县茂木缝制最上工厂签订研修合同，时间从2006年11月17日至2007年11月17日；2007年11月17日，被告陶玉霞等人与山形县堀田纤维兴业株式会社签订雇用合同书，时间从2007年11月17日至2009年11月17日，在其下属茂木缝制最上工厂进行缝纫技能实习。在2009年11月10日，被告陶玉霞等五人离开工作地点山形县茂木缝制最上工厂，一直到2009年11月21日，5被告才返回中国。在2009年11月18、19日，五被告在中国的家人在原告处领取存折一本，内有76559元人民币（100万日元）和18万日元。此款系根据《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第7·1规定而形成，其中100万日元，系五被告在日本的工资累计而成；18万日元系四川星城外经合作公司每月从被告生活津贴中收取5000日元的管理费，三年共18万日元。[审判]

温江法院经审理认为：《研修生派遣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都应当遵守。原告在签订《研修生派遣合同书》后，按照合同约定，将被告派遣至日本从事服装研修及实习。被告陶玉霞自2006年11月17日到达日本后，一直在日本山形县茂木缝制最上工厂进行研修和实习。在2009年11月10日，被告陶玉霞等5人在未告知会社的情况下，有计划擅离工作地点山形县茂木缝制最上工厂，一直到2009年11月21日回国时止，离开工作的地点达10日之久，已经违反了《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的相关约定。被告陶玉霞辩称其离开工作地点是经过了日本会社同意，没有违反派遣合同书约定。但从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离开会社是经过会社同意的：

1、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其中协议书约定由堀田纤维兴业株式会社和岐阜一般劳动组合茨城支部盖章，但是协议书只有岐阜一般劳动组合茨城支部盖章和个人木村阳司签名，堀田纤维兴业株式会社只有个人茂木国久签名、无会社盖章；

2、公证1的证明内容是岐阜一般劳动组合茨城支部的木村阳司提供的协议书的复印件与原件对照，完全一致；公证2的内容是认证甄凯在其本人所提供的证明书上（指协议书的中文译本）签字盖章；

3、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落款是岐阜一般劳动组合茨城支部，但是其印章却是岐阜一般劳动组合琦玉县支部。谈判内容书是情况说明的附件，无任何签名或盖章。因此，对原告主张被告陶玉霞未经原告及从事技能实习单位的同意离开实习地点，构成了违约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约定，对逃逸者，没收在日本的存款，纵观《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的行文表述，该条款实质上是对于违约金的约定。但是合同书中并没有约定违约金的具体金额，本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支持被告陶玉霞承担违约金4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陶玉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四川星城外经合作公司支付违约金40000元。

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近年来，国内的劳务公司与大量劳动者签订合同，以研修实习的名义将劳动者派遣至国外工作。部分劳动者因无法适应国外公司的工作环境、劳动强度、规章制度等，又对签订合同中存在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约定等问题未作正确理解，片面认为与国内劳务公司已形成劳动关系，即应受到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保护，致使违反合同约定，承担了不利的法律后果。但国内劳务公司大多与劳动者之间签订是的外派劳务合同，合同主体之间并不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调整，合同中可以约定违约事项。劳动者应遵守合同约定，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焦点在于应当如何确认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以及如何确认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本案的审理也是围绕这两个焦点而进行。

一、本案应当是劳务派遣合同纠纷

根据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2004年第3号）第三条“对外劳务合作是指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境内企业法人与国（境）外允许招收或雇佣外籍劳务人员的公司、中介机构或私人雇主签订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有组织地招聘、选拔、派遣我国公民到国（境）外为外方雇主提供劳务服务并进行管理的经济活动。”以及商务部关于执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年9月）第二条第（七）项“劳务人员出境前，经营公司应根据与境外雇主签订的《对外劳务合作合同》，直接与劳务人员签订《外派劳务合同》，并为劳务人员取得合法的工作准证，不得以旅游、商务签证等形式外派劳务人员。劳务人员出境后，经营公司须协助其与雇主签订《雇佣合同》，并承担境外管理责任，及时妥善处理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的规定，在本案中实际涉及三个主体和三种法律关系，三个主体分别是具有从事对外劳务经营活动专有资质的企业、具有外派劳务人员性质的研修生以及境外用工单位；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法律关系则为外派劳务企业与境外用工单位之间的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外派劳务企业与研修生之间的外派劳务法律关系和研修生与境外用工单位之间的雇佣法律关系。

在本案中，从陶玉霞与四川星城外经合作公司签订的《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的具体内容以及履行情况来看，符合外派劳务合同特征，应当定性为外派劳务合同法律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外派劳务合同纠纷”这项案由，与其最接近的是在第六部分“劳动争议、人事争议”中“劳动争议”下第163项“劳动合同纠纷”之（3）“劳务派遣合同纠纷”，因此，本案案由应当是劳务派遣合同纠纷。

二、对外劳务派遣合同可以约定违约金

依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劳动部《关于切实加强保护外派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的通知》（〔1994〕外经贸合发第654号）中对外派劳务企业争取和保护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外派劳务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与境外用工单位进行交涉解决做出的规定和要求，外派劳务企业对外派劳务人员负有管理的责任和权益保护的义务，外派劳务人员在外派期间应当遵守其与外派劳务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服从外派劳务企业的管理，如发生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应通过外派劳务企业依据法律和合同与境外用工单位进行交涉。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在陶玉霞与四川星城外经合作公司之间建立的并不是劳动合同法律关系，而是劳务派遣合同法律关系，故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不适用劳动法律法规来调整。亦即原被告之间签订《研修生派遣合同书》，乃是基于原被告之合意，只要不违反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针对原被告双方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完全可以在《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约定违约责任形式。具体到本案，就是在《研修生派遣合同书》中，原被告双方可以约定对方当事人违反或者不履行《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约定义务的时候，其可以承担违约金赔偿责任。

三、被告陶玉霞应当酌情承担违约金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研修生派遣合同书》中，陶玉霞与四川星城外经合作公司自愿约定一方当事人违反《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相关内容时，可以向对方当事人支付违约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约定：（研修生）单独外出或者擅自离开群体（一起外出人员）不归会社2天以上，为逃逸。对逃逸者，除没收在日本的存款外，并将向其国内的财产担保人追究100万日元的赔偿金。纵观上述行文表述，该条款实质上是对于违约金的约定。在本案中，现有证据表明陶玉霞提前离开工作地点达10天之久，虽然其离开工作地点是因与境外用工单位发生劳资纠纷进行权益的维护，但其维权应当依据所在国法律以及《研修生派遣合同书》，通过四川星城外经合作公司与日本用工单位交涉等正规渠道和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故依照《研修生派遣合同书》约定看，其违反了《研修生派遣合同书》中的相关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陶玉霞在日本的存款为76559元人民币（100万日元），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原被告双方利益因素，酌情支持陶玉霞承担违约金40000元。

第五篇：北京新奥特公司诉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北京新奥特公司诉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1

2002年6月28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与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特科技)、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特集团)签订关于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广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共同组成收购团收购华融公司持有的北广集团55081%的股权，股权转让的最终价格不低于3亿元。受让方完全知悉其他股东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风险，并承诺不为此向出让方提出任何抗辩。

同年6月28日，经华融公司提议召开北广集团2002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拟就华融公司将其持有的北广集团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比特科技和新奥特集团组成的收购团的事项作出决议。北广集团的另一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未在相关决议上签章认可，并于同年9月23日以华融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就其作为北广集团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作出相关裁决。

同年9月27日，华融公司与新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国投)、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与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分别签订《关于股权转让相关问题的协议书》

(一)、(二)，确认新疆国投以信托方式对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给予融资支持。协议书同时确认，因北广集团的另一股东已经以华融公司侵犯其优先购买权为由提起仲裁程序，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承诺如华融公司在仲裁中败诉，造成股权转让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时，不得追究华融科技因签订上述协议而应当或可能负有的对2亿元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融资成本、可预期利益、赔偿等相关责任。2002年12月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电子公司有权行使作为北广集团股东所享有的同等条件对华融公司拟转让的北广集团55%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其应于2002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将转让的总价款3亿元付给华融公司。同年12月20日，电子公司与华融公司签约，12月23日，电子公司向华融公司付款。

因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能继续履行，新奥特集团于同年12月19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融公司继续履行协议并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但因北广集团另一股东电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该协议的目的已不能实现，故应终止履行。华融公司明知股权转让协议可能发生履行不能的后果，仍签订该协议并收取股权转让款，负有主要责任，新奥特集团在签约过程中对其风险已经知悉，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其为促进协议履行所支付的款项等部分损失应由华融公司予以赔偿。

华融公司、新奥特集团均不服此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合同，但由于电子公司实际行使优先权的行为而使协议继续履行不可能，故维持原判中终止履行一项；华融公司和新奥特集团在签订协议时，均知悉电子公司不放弃优先权的态度，双方应当预见该合同可能因电子公司行使优先权而终止但没有预见，造成合同终止履行，对此双方均有过错，新奥特集团因准备合同履行及实际履行中产生的损失应由华融公司、新奥特集团各自承担50%，原审认定华融公司的责任大于新奥特集团，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公司缴纳的出资，称为“出资额”，由此形成的股东权利，简称为股权。因此，所谓股权转让，即为股东以股权为标的物而进行的特殊买卖行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权转让是一种要式行为，不仅需要转让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还要征求公司其他股东的意见。通常情况下，只有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股权转让才具有对抗公司外第三人的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必须尊重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公司法》第72条规1案例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2)。

定了优先认购权的行使程序，即股东应当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３0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如果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在股东同意转让股权后，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股东同时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由其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如果协商不成，则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在本案中，电子公司作为北广集团股东，在另一股东华融公司拟转让股权时，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公司股东的法定权利。除非优先权人明确表示放弃，否则，该项优先权不受影响，该案各方当事人对公司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没有异议。新奥特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明知电子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如果电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就将使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新奥特公司对于该后果是应当预见的。因此，由华融公司和新奥特集团按照过错分担损失是公允的。必须注意的是，在电子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新奥特集团和比特科技依然可以与华融公司之间签订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但该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须受到电子公司优先购买权的限制；一旦电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新奥特公司和比特科技即无法取得转让的标的，此属于民法理论上所称的“嗣后的履行不能”，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由股权转让各方合理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