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恶意透支行为的司法认定

第一篇：浅析恶意透支行为的司法认定

浅析恶意透支行为的司法认定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日益增加，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复杂，认定起来也较为困难。从法律规定来看，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超过规定限额、规定期限透支、数额较大是恶意透支行为客观要件，对这三者的理解，将有助于对恶意透支行为的认定。

【关键词】信用卡；恶意透支；数额较大；非法占有；银行催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135-01

一、对超过规定限额、规定期限的认识

超过规定限额透支，是以透支后的信用卡账户余额来计算的，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每一个具体的持卡人的透支限额是不尽相同的，在持卡人持卡消费的过程中可透支的限额相应的就不同了。另外，如果持卡人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超过信用额度透支，那么持卡人也可以与发卡银行进行联系，经过发卡银行审核批准的也可以超过规定限额透支，否则，持卡人可能就会从完全善意的透支变成违规性透支。

超过规定期限，是指超过信用卡管理章程和领用信用卡时的协议明确规定的还款期限，这一期限一般在领用信用卡时就已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刑法》第196条的规定，恶意透支中要求的超过规定限额和规定期限是一种选择关系，在实践中只要持卡人的行为符合二者之一即有可能构成恶意透支，而非要求既要超过规定期限，同时也必须超过规定期限。

二、对“数额较大”的数额标准及其相关计算问题的认定

犯罪数额是指因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而以钱款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对于像信用卡诈骗罪这样的经济型的犯罪来说，犯罪数额的界定尤其重要。对此，2009年12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同时根据该条第四款规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如果持卡人多次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应当累积计算透支金额；如果持卡人在办卡时曾向银行缴纳保证金或手续费等的，那么在计算金额时应予扣除；持卡人恶意透支不还银行已计入利息的，应该扣除利息，只计算本金部分。凡是透支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不可能构成犯罪，凡是透支数额达到或超过“数额较大”的标准就可能构成犯罪。

多卡累积透支的数额包括在多家银行办理的多张信用卡透支额的累积和在一家银行办理的多张信用卡的累积，那么对于这多张信用卡的透支额是否能够累积计算，立法是没有明确的。在立法者没有言明的情形下，依据法治的内涵，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我们就只能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而在法有模糊之时，我们也只能做出最有利于嫌疑人的解释。本着这一精神，那么这里的透支数额应该是仅指持卡人在一家银行办理的一张信用卡的透支数额。因此，无论是从法治的精神内涵，还是从其社会影响来考虑，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中的透支数额都不宜包含多卡累积的数额。

三、对银行催收程度的必要性及其作用的理解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有经过发卡银行催收后持卡人拒不归还其超限额或者超期限的透支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成恶意透支。

首先，该要件的确立可以有效地区分恶意透支和其他形式的违规性透支。《刑法》明确规定“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要件，实际上就具有对“非法占有目的”加以推定的机能，而这恰恰就是认定恶意透支的关键。同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又是对恶意透支和其他违规形式的透支进行区分的关键。

其次，规定“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要件是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对于本罪来说，发卡行的催收程序是认定持卡人的透支行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的必要要件之一，通过这一催收程序可以直观有效地推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其他因素的影响

认定恶意透支行为，还要结合一些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比如主体和主观方面。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如果是以盗窃、抢劫、侵占、拾取、收购等方式非法获得他人的信用卡，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们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这些人手头上虽然也有信用卡，但都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因而都不能成为恶意透支的主体。

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立法明确规定持卡人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立法的这一规定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因为从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实际情况来说，行为人透支钱财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排除他人的控制，自己占有，同时也有将钱财加以使用或者处分的意思，也就是说行为人对透支款项是具有不法占有的目的的。

参考文献：

[1]安文录，李睿.恶意透支行为刑事司法认定问题研究[J].刑法论丛，2010（3）.[2]揭志文.浅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J].法制与社会，2009（1上）.[3]樊辅东.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催收”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2（3）.[4]毛玲玲.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实务问题思考[J].政治与法律，2010（11）.[5]李光耀.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思考[J].法治研究，2010（06）.[6]冯晓清，姚晓红.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问题探究[J].法制与社会，2011（17）.

第二篇：如何认定恶意透支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

信用卡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恶意透支都属于违约行为，需依照信用卡领用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恶意特征

(1)超出了透支限额，是否超过透支限额以信用卡帐户余额轧差数是否超信用卡恶意透支过限额为准；

(2)在规定期限内未偿还透支款本息而又继续透支的；

(3)超限额或超期透支前没有取得 发卡行授权的许可，包括逃避授权、伪造授权和骗取授权等情形；

(4)透支人主观上有 非法占用发行卡资金的故意。

恶意透支行为包括两种基本行为方式：

一是超过规定限额透支，即超过信用卡章程的规定或者发卡银行的允许透支。

二是超过规定期限透支，即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归还本息。一般来说，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将在发卡银行留下不良的信用记录，影响 持卡人的个人信用。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9年12月16日起施行。《解释》对信用卡“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及“恶意透支”认定处罚的相关问题,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了界定,以区别于善意透支的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介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恶意透支”属于信用卡诈骗的犯罪行为。这次“两高”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第一,在司法解释中,对“恶意透支”增加了两个限制条件:一是发卡银行的两次催收;二是超过三个月没有归还。这里面就排除了因为没有收到银行的催款通知或者其他的催款文书,而没有按时归还的行为,持卡人没有接到有关通知或者文书,过了一定的期限没有归还的,不属于“恶意透支”。

第二,因为“恶意透支”这种信用卡诈骗犯罪是故意犯罪,因此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是该行为非常重要的构成要件。“非法占有”是区分“恶意透支”和“善意透支”的一个主要界限,只有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透支的才属于“恶意透支”,才构成犯罪。

这次司法解释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合司法实践列举了六种情形,比如明知无法偿还而大量透支的不归还;肆意挥霍透支款不归还;透支以后隐匿、改变通讯方式,逃避金融机构的追款等。这些情形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现。

第三,这次司法解释明确了“恶意透支”的数额,“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拒不归还和尚未归还的款项,不包括滞纳金、复利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第四,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法院未判决或者公安机关未立案之前,偿还了这些透支款息的,从轻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既依法追究那些“恶意透支”的诈骗行为,同时又发挥法律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尽可能地缩小刑事打击面。

最后，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拒不归还和尚未归还的款项，不包括滞纳金、复利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第三篇：浅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之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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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之认定

作者：顾奕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情形。通过分析恶意透支的手法、期限和数额的认定以及对“催收不还”的界定，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作出法律界定。

【关键词】信用卡；恶意透支；催收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对恶意透支的定义为：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做出在规定期限内透支或超出规定限额，同时在发卡银行多次催缴后仍未进行偿还相关金额的行为。简单来讲，合法持卡人明知无力偿还或者有能力偿还却不愿偿还，而进行的不合法的透支行为。

一、恶意透支的手法

（一）持卡人利用现有无效真卡

在非发卡区域进行高额透支等行为，部分持卡人所持“黑卡”已被发卡银行列入本行黑名单（止付名单），但是由于在异地各特约商户接到银行发出止付通知和银行接到止付通知之间存在时间差，这一漏洞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异地透支交易作案。

（二）合法持卡人利用现有有效真卡

在极短时间内，在不同区域多次进行发卡银行授予的最高金额提取，进而在多次领取超出银行规定限额的巨额后逃逸。因各特约商户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信用卡的重复使用性，因此只要交易在各特约商户的限额内，那么其职能对消费信用卡的签名及信用卡是否有效与真实进行判别，对该持卡人的守约信誉及交易次数则无从查起。通过这一点，不法分子利用在限额内重复使用达到了大量透支的目的。

（三）持卡人利用现有真卡

伙同他人在非发卡银行区域进行大额金额透支，通常来讲，如果持卡人独自作案，无论其使用的信用卡是否有效，都可以为相关部门轻易抓获，而对于不法份子而言，常使用新的作案手段，采取多人作案、相互伙同的手段进行信用卡恶意透支。譬如说，台湾等地的一些不法份子，就经常使用多人作案的手段在大陆进行信用卡恶意透支，即信用卡实际持有人将已持有卡交于第三者，第三者在得到卡后到内地消费，进而造成信用卡超出银行规定限额透支。而在1-2个月后，当信用卡实际持有人受到银行账单时，就可以以未离境为由谎称银行账目出错，由银行承担透支。[1]

二、恶意透支期限和数额的认定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条例规定，构成恶意透支的行为分为两种，一是超出规定期限透支，二是超出规定限额透支。所谓超出规定限额，其主要是指持卡人做出其与银行有关信用卡协议中明文规定的透支限额规定行为，限额的判定，并不是以每次透支数额作为鉴定标准，而是根据发生透支行为后，持卡人账户最终所剩余额进行计算。所以只要余额超过限额的，哪怕每一次透支都未达到限额标准，即可判定为超限额透支。与此同时，相较于透支限额，还存在一种交易限额，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持卡人每次消费或提取的限额，只要是在消费过程中达到银行授予规定限额，此时，发卡单位需授权给受理机构，发卡单位按照持卡人账户现有月与透支限额情况对受理单位进行授权，只有在得到授权后，受理单位才能办理此项业务，否则受理单位要承担损失责任。

关于恶意透支数额的计算，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指出，应以超过透支数额的一定倍数并应当以高于其他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及冒用信用卡犯罪的数额作为犯罪起点标准。另一种观点则指出，计算恶意透支数额的标准可以参照《关于审计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数额较大以恶意透支金额5000元以上为标准，数额巨大以恶意透支5万元以上为标准，数额特别巨大以恶意透支20万元以上为标准。若恶意透支信用卡持卡人已在协议签署前缴纳一定保证金，那么恶意透支金额则以减去保证金后计算。笔者认为，在我国尚未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前，有关恶意透支数额只能参照上述内容来计算。

然而，事实上，上述内容显然不能满足事实现状需求。按照我国银监会1999年发布的《银行卡管理办法》第45条规定相关要求，对于信用卡业务风险的控制，银行需遵循两大标准：一是持卡人同一账户在月度透支余额必须少于5万元人民币或相同价值外币；二是持卡人单笔透支金额必须少于2万元或相同价值外币。此外，该项办法第46条对于准贷记卡的透支期限（最长为两个月）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持卡人在与银行签卡协议中需约定每月最高透支限额为5万元。根据透支限额60天规定，透支10万元是不违法的。所以现阶段有关恶意透支构成的数额起点并没有做较高的要求，还需进一步修订与完善。

与信用卡诈骗罪的其他犯罪手段行为相比，无论是在主体、主观亦或是客观方面，恶意透支行为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数额标准应当规定较高。不难发现，根据合法透支数额倍数对恶意透支数额进行计算的方式没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为善意透支技术范围非常大，如若根据倍数来计算犯罪数额，那么标准就会变得过高，与信用卡诈骗数额标准相比，差异性过大，不具有合理性。正确的措施是尽快颁布最新的司法解释，相较于其他信用卡诈骗犯罪手段的数额标准，恶意透支数额规定应做进一步更高规定，与此同时，不应当将利息计入透支数额，而应当还按照本金来计算。根据透支是否超过限额，构成犯罪的恶意透支期限也有所差异。透支数额在银行规定的限额内的，透支期限为2个月，超出2个月的，银行就会以多种方式对持卡人进行催收。而持卡人的透支超出限额，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发卡银行会在短时间内派发出催款通知单。按照我国司法解释（最高院1996年）规定，出现恶意透支行为且逃逸的，或未能在接受发卡银行催款通知单90天内及时支付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必须以“催收不还”为要件认定恶意透支

按照我国相关刑法要求，凡是发卡银行将催款通知单发给透支持卡人却仍未在规定期限内还款的，即以恶意透支罪论处。然后，该项规定的合理性在我国刑法学界一直未能达成共识，部分学者认为，该项规定既缺乏合理性，又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在众多的司法实践中，在银行尚未发现持卡人有恶意透支的行为或虽已发现但尚未向持卡人发出催告前持卡人就已经落网的情况屡见不鲜，基于此，若银行还没有寄出催款通知单，那么司法机关是否就无需查处相关人士呢？[2]还有学者认为，以催收不还为要件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发卡银行是否“催收”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因为持卡人会以各种理由否认银行曾经催收而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其次，银行催收有困难，由于人口流动等因素，银行有时在催收中找不到持卡人。第三，“催收无效”的含义不尽明确，部分归还是否视为“催收无效”，催收后多长时间内归还为“催收有效”等，没有明确规定。第四，对“明知故犯”的行为不必再附加任何条件就可以确定其为违规、违法行为，因为持卡人在申办信用卡时就已经了解发卡银行关于透支的规定，如再规定附加条件，无疑是对已有规定的否定。第五，规定“催收无效”这一要件，会使持卡人认为规定可不遵守，这不仅不利于培养持卡人遵纪守法的意识，也不利于贯彻执行有关法律、规章。[3]

笔者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既然刑法已明确规定经过“催收不还”的才构成恶意透支，那么就必须严格照此执行。事实上，立法者如此规定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因为信用卡区别于其他金融票证的基本特征就是透支消费，这是信用卡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它的优势所在。透支可以区分为恶意透支和善意透支，善意透支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规定限额和规定期限内的透支，是完全合法的透支；另一种是违法但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透支，即虽已超过了规定期限或限额，但透支人打算归还的透支。法律规定恶意透支必须以“催收不还”为要件，就是为了在第二种情况的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使恶意透支内在的主观恶性获得可靠的证明，使司法机关有一个统一的、直观的衡量尺度，以便于操作。因此，即使事实上行为人在透支时确实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在银行催收期间归还了透支款的，就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那些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就构成恶意透支。因此，对于那些四处异地透支，突击消费取现，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的，如果在银行催收期间全部归还了透支款的本息，哪怕是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归还但没有超过归还期限，也应当依法认定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这是法律上的一种推定，不管其行为时的本来目的如何，只要在催收期间归还了透支款，就应当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既然法律已推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前述论者所言的即使透支人在银行催收期间归还了透支款，也可以视情节（“归还”作为一种退赃情节考虑）对其以信用卡诈骗罪处罚的观点就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透支人在催收期满后才归还透支款的，则完全符合恶意透支的构成要件，归还行为就可视为一种退赃行为。因此，对于透支后逃避追查没有抓获的，银行仍应发出催收通知，3个月期满后仍不归还的，不管透支人收到与否，都可以定为恶意透支。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刑事法专论（下卷）[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1125-1126.[2]王明立.信用卡恶意透支及其法律责任[N].金融时报，1997-12-10（6）.[3]王明立.信用卡恶意透支及其法律责任[N].金融时报，1997-12-10（6）.

第四篇：改变农业土地用途行为的司法认定

改变农业土地用途行为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点

承包方承包土地养鱼后，整治所承包土地的田坎、河沟并修建简易生产用房的行为没有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发包方以承包方改变土地用途，主张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案件索引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2012)营民初字第718号

基本案情

原告朱先杰、朱兴民、朱红民诉称：被告承租三原告的土地后，将耕地变成了鱼塘，改变了土地用途，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判令被告返还耕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被告邓家民辩称：被告在与原告等多户协商租赁土地时，就明确租赁用途为养鱼。被告租赁土地后只是对原水田的田坎进行了加固加高，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非原告诉称的挖塘养鱼。原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09年4月口头约定，被告承租原告的稻田用于养鱼，租金为每年1800斤稻谷。被告承租后，即对稻田的田坎进行了加宽、加高，将田边的小河沟由约1米宽改为约2米宽，并在田边上修建了简易的生产用房。原、被告达成口头协议后，双方按约履行了协议。2012年1月，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未果，于同年4月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原、被告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并判令被告返还耕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4日作出(2012)营民初字第71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朱先杰、朱兴民、朱红民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三原告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

（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的规定，原、被告口头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还按该协议实际履行了三年，因此，该合同合法有效。

农业部关于做好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农经发[2008]10号）明确了流转的底线是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就是农地流转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能用于非农开发和建设。因此，被告加宽、加高田坎，整治小河沟和修建简易生产用房，未破坏耕作层，将承租的土地用于养鱼，属于大农业范围，没有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原告诉称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损失情况。因此，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注解

近年来，随着我国乡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日趋活跃，但由于当前统一和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尚未建立，在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各类纠纷。其中经常涉及合同中一方改变土地用途，将承包地用于永久性非农用途，例如将承包地用于采矿等情况、实践中大量存在土地出让给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承租人并在该土地上建起房屋、厂房，也未获得相关建筑审批手续。如何准确界定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稻田养鱼是否改变土地用途的问题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试行《土地分类》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255号）中将全国土地分为三大类：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其中农用地又分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其他农用地中又包含了养殖水面。国土资发[1999]511号文件规定，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将耕地调整为其他农用地，但未被破坏耕作层，不作为耕地减少衡量指标。本案中，被告承租土地后，将耕地改为养殖水面，属于大农业范围，没有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二、关于整治田坎、小河沟和修建简易生产用房是否改变土地用途的问题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指出，生产设施用地是指在农业项目区域内，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其中包括水产养殖池塘、进排水渠道等生产设施用地。附属设施用地是指农业项目区域内，直接辅助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包括管理和生活用房用地、仓库用地等。本案中，田坎、小河沟和简易生产用房均系附属设施用地，被告加宽、加高田坎、整治河沟和修建简易生产用房的行为并未改变土地用途。

三、关于改变土地用途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

农业部关于做好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农经发[2008]10号）明确：土地流转的底线是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就是农地流转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能用于非农开发和建设。但要注意的是改变土地用途指的是改变其根本用途，即将耕地改为非耕地、将农业用地改为非农业用地的情形，如将农田用于建房或采矿等。一般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不属于改变土地用途。如有的荒山承包合同签订时双方约定用于种植果树，但承包人后来改种其他作物，对此不宜以其变更土地用途为由轻易解除承包合同，如确因此给发包方造成损失的，可视情况适当采用增加承包费、赔偿损失等形式酌情予以调整。如土地流转后确实改变了原土地用途，对土地造成根本性破坏的，发包方可据此解除合同并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承担方式。

第五篇：规范司法行为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2006年以来人民检察院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规范司法行为是维护司法公正、增强司法公信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检察权正确行使、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抓手。200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8年来,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要求,积极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坚持不懈地健全制度机制、强化监督管理、提升能力素质,司法规范化建设取得新的成绩。

一、严格落实法律规定,健全司法规范体系

完善制度规范是规范司法行为的治本之举。为落实和细化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建立完善程序严密、标准统一、责任明确的司法规范体系。

(一)完善司法程序规范。为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办案随意性问题,检察机关坚持从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项要求抓起,明确办案程序、细化操作规范,厘定权力边界、确保司法公正。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全面明确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司法办案流程,2013年又根据司法实践和法律修改进行全面修订,共12编1710条。为正确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刑事诉讼规则,制定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依法明确和细化办理刑事、民事案件的操作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分别对逮捕、死刑二审、减刑假释法律监督、刑事申诉、国家赔偿等案件办理程序予以具体化。

(二)完善司法标准规范。检察机关坚持以标准化促进规范化,统一司法尺度,规范自由裁量。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研究制定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就办理行贿、渎职、危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侵犯知识产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出台司法解释32个,明确追诉和定罪量刑标准。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先后发布5批19个在审查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为处理同类案件提供参考。为防止和解决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不一致、司法解释之间不协调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严格执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制定的司法解释及时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健全司法解释沟通协商机制,规范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司法解释工作;分两次对1949年以来制定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清理,废止165件。

(三)完善司法言行规范。检察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一言一行,不仅体现司法文明,也直接影响司法公信。检察机关坚持从细节入手,切实规范检察人员言行举止。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以“忠诚、公正、清廉、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2010年又颁布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着力解决检察人员履职行为、职业作风、职业礼仪以及接待、询问、讯问、出庭用语等方面存在的不文明不规范问题。

(四)完善司法责任规范。明确和落实责任、强化责任追究,是规范司法行为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司法档案制度,检察人员办理每一起案件的情况都记入司法档案,作为考核评价、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健全司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对故意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或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案件实体错误、程序违法的,严肃追究责任。

二、围绕检察权运行重点环节,严格规范司法办案活动

规范司法行为的核心,就是规范司法权的行使。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从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司法办案活动入手,紧紧抓住检察权运行的重点环节,切实防止和纠正不严格、不规范、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确保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

(一)严格规范案件受理和立案工作。案件受理和立案是司法办案的初始环节。为切实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控告申诉难问题,检察机关不断完善控告、举报、申诉受理和办理程序,加强源头管理。一是规范职务犯罪举报线索的办理程序。健全举报线索受理、分流、查办和信息反馈机制,各级检察院举报中心统一受理、管理举报线索,并实行集体评估、定期清理、要案线索备查、实名举报答复等制度,做到有群众举报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认真核查,防止有案不办、压案不查。细化职务犯罪线索审查、初查、立案侦查的批准程序和时限,对决定立案的3日内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对决定不予立案的,由举报中心审查提出意见,并受理举报人的复议。二是规范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程序。对不服检察机关刑事处理决定和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立案复查,原承办部门和承办人不再参与。坚持有错必纠,对从申诉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徐辉强奸杀人案”等冤错案件,人民检察院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依法再审改判的意见。三是规范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办理程序。实行受理和办理相分离,控告检察部门受理后,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立案审查并反馈结果。

(二)严格规范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职务犯罪侦查涉及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是人权保障的重点环节。检察机关在加大惩治职务犯罪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强化内部监督,规范行使侦查权。一是规范初查。制定实施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工作规定,明确在立案前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涉案人员人身自由,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二是规范侦查取证。细化传唤、讯问等程序性要求,依照法定条件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逮捕等强制措施,制定“十个依法、十个严禁”。加强办案工作区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完善工作规程,对每一次讯问必须全过程不间断录音录像,在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必须同时移送录音录像资料。三是规范扣押、冻结财物。制定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财物工作规定,完善执行程序和管理制度。从2009年起,坚持每年组织专项检查,逐案清理,坚决纠正违法扣押个人合法财产和案外人财物、违规使用扣押财物等问题。

(三)严格规范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承担着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以及对立案、侦查、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等重要职责。检察机关认真总结发生冤错案件的教训,制定实施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等意见,正确把握捕诉标准、加大监督力度,既依法打击犯罪,又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努力做到不枉不纵、不错不漏。一是严把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审查逮捕、起诉和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依法不批捕、不起诉。二是健全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坚持全面调取、综合判断各类证据,坚决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2013年以来,因排除非法证据决定不批捕750人、不起诉257人。建立完善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对于命案等重大案件审查逮捕和延长羁押期限的,必须当面讯问犯罪嫌疑人。三是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针对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制定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意见,细化保障律师权益的法律规定,指定专门部门接待律师,安排专门场所方便律师阅卷、复制卷宗材料。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及时审查和答复。

(四)严格规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起步较晚,相关法律规定比较原则。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深入推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手段,规范抗诉、检察建议、督促起诉等监督方式的适用条件。特别是,规范检察建议提出、办理机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必须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规范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内容和程序,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在12个省市开展试点,2013年以来共对民事执行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50702件。实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职务犯罪侦查相分离,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办案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的,移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理。

(五)严格规范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事关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公正、事关监管秩序稳定、事关被监管人合法权益保障。为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实施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颁布监狱检察、看守所检察、监外执行检察办法,明确和规范监督职责和程序。一是规范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加强与监管场所信息联网,健全同步监督机制。对原厅局级以上、县处级职务犯罪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必须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针对一些“有权人”、“有钱人”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问题,今年3月起部署开展专项检察,重点监督有关部门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罪犯的刑罚变更执行情况,至9月底已建议收监执行800名罪犯,含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82人,立案查处背后弄虚作假、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的国家工作人员129人。二是规范刑事羁押期限监督。为防止和纠正各政法机关超期羁押,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羁押期限届满提示等机制,坚持定期清理、督促纠正久押不决案件。今年1月,又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换押和羁押期限变更通知制度。三是规范派驻检察室设置和管理。实行派驻检察室规范化等级评定和动态管理,完善和落实日常派驻检察、上级监所检察部门业务督查指导和巡视检察等制度。四是规范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范对社区矫正违法情况的监督纠正程序。

三、强化办案管理和监督制约,促进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

加强办案管理监督,是规范司法行为的重要方面。各级检察机关以司法办案活动为重点,以制度机制建设为载体,不断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管理和监督制约。

(一)建立案件集中管理机制。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决定改革长期以来由各个业务部门分别受理和管理所办案件的模式,设立统一的案件管理机构,统一进行案件受理、流程控制、质量管理、案后评查、综合考评,统一开具法律文书,统一接待律师,统一管理涉案财物。全国97%的检察院已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部门。2013年11月,又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融办案、管理、统计功能于一体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所有案件从受理到办结全部网上运行,特别是对办案流程、重要环节实行节点控制,上一个环节的司法活动必须符合规范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实现了对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全部办案活动和各类案件的全程、统一、实时、动态管理和监督。

(二)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检察机关坚持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到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制定实施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内部监督等规定,健全和规范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一是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环节的制约。合理划分司法办案权限,职务犯罪案件的受理、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分别由不同部门承办。建立公诉部门提前介入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机制,监所检察、案件管理部门加强对检察环节羁押犯罪嫌疑人情况的监督,强化侦查监督、审查起诉、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其他办案部门的纠错功能。二是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省级以下检察院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撤案、不起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逮捕报上一级检察院决定,一审判决报上一级检察院同步审查。调整办案考评机制,突出案件质量评查,引入社会评价,改变简单通过数字指标、比率控制线等评价业务工作的做法。三是加强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建立司法办案监察建议、重点案件回访监督制度,推进重点岗位、关键环节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制定在司法办案活动中防止说情干扰的规定,检察人员遇到打探案情、干预办案的,必须及时报告。

(三)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为加强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外部监督,2003年9月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2010年10月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超期羁押、违法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等“七种情形”进行监督。2006年以来共监督案件34215件。为解决“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问题,今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司法部出台改革试点意见,探索由司法行政机关选任、管理人民监督员,并拓展监督范围,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法、阻碍律师依法执业等纳入监督。

四、深化检务公开,以公开促规范

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规范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积极适应开放、透明、信息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断拓展公开的深度和广度,“倒逼”规范司法。

(一)拓展检务公开范围。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的意见,2013年10月又部署在10个省市部分检察院开展深化检务公开试点,积极推进从选择性公开向该公开的全部公开、从职能职责公开向以案件信息公开为主转变。今年9月,颁布人民检察院信息公开工作规定,开通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正式运行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案件信息公开系统,目前已建成四大平台。一是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平台。将办理案件的案由、办案期限、办案进度、强制措施等信息,提供给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等在网上查询。二是法律文书公开平台。对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案件的起诉书、刑事抗诉书,不起诉决定书,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等在网上公开。三是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平台。将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刑事案件的办理情况,包括犯罪嫌疑人身份、涉嫌罪名、案件所处诉讼阶段等信息,以及已经办结的典型案例,及时向社会公开。四是辩护与代理预约申请平台。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阅卷、会见、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以及提供证据材料、要求听取意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可以通过该平台提出申请,相关检察院在法定时限内处理回复。

(二)创新检务公开方式。广泛开展举报宣传周、检察长接待日、检察开放日等活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建立定期新闻发布会和专题新闻发布会制度,加强重要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全面推进四级检察院门户网站建设,学会运用新兴传播工具,拓展与公众互动平台。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网上发布厅,全面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订阅数已从今年4月初的120多万上升到9月底的1267万。对于在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拟不起诉、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和答复。

(三)规范检务公开场所。推进统一的检务公开大厅建设,把检务宣传、业务咨询、控告举报申诉受理、律师接待、视频接访、案件信息查询、12309平台等工作整合起来,开展“一站式”服务。同时把这些功能整合在检察机关门户网站上,实现网上网下同步服务,方便群众查询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制定检务公开大厅建设方案和管理规则,即将颁布。

五、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提高规范司法水平

过硬检察队伍是规范司法行为的基础保障。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从源头抓起,有针对性地强化教育、管理和监督,着力提高检察队伍严格规范司法的能力和水平。

(一)持续强化司法理念教育。深入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检察职业伦理建设,明确提出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并重等“六个并重”。坚持每年一个主题,深入开展专题教育活动,强化忠诚使命、规范司法的理念。去年以来,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查找和整改司法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大力宣传张飚、张章宝等先进典型,寻找“最美检察官”,引导检察人员信仰法治、坚守法治。

(二)全面提升司法能力。制定落实检察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深入实施检察人才“六项重点工程”。以办案一线人员为重点,推进大规模、正规化全员轮训,广泛开展业务竞赛、岗位练兵和专题培训。2006年以来,累计培训检察人员118万人次。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培训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9145人次,直接培训各类业务骨干24917人次,直接培训西部检察人员4585人次。加大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青海藏区等地检察教育培训援助力度,连续五年组织讲师团赴西部巡讲,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双语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三)大力加强纪律作风建设。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特权思想、霸道作风、违规使用警车警械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制定实施廉洁从检若干规定,出台检察人员与律师交往行为规范、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筑牢“防火墙”。以发现问题、促进整改为主要内容,加强对省级检察院领导班子的常规巡视和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的专项巡视。建立检务督察工作机制,对检察人员履职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坚持从严治检,在12309平台设立“举报检察干警违法违纪”专区,2006年以来共查处违法违纪检察人员2040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98人,处理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通报。

(四)突出抓好基层司法规范化建设。针对不规范问题更多发生在基层的实际,检察机关坚持把基层作为规范司法的重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实施基层检察院建设指导意见和规范化建设考核办法,坚持领导干部对口联系、业务部门对口指导等制度,开展“规范司法强化年”等活动。建立基层抽样评估制度,去年以来,对10个省基层检察院建设情况进行抽样评估,深入查找司法不规范的突出问题,剖析原因、提出整改意见,并向全国检察机关通报,促进基层检察人员提升规范司法水平。

多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把司法规范化建设作为重要的监督内容,通过执法检查、听取专项报告、开展专题调研、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等方式,监督检察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各级人大代表提出不少关于规范司法行为的议案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有力推动了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

我们清醒认识到,检察机关司法活动中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一是一些检察人员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规范意识没有真正牢固树立,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配合轻监督、重保密轻公开。有的不认真听取当事人和律师意见,对律师合法要求无故推诿、拖延甚至刁难;有的应当公开的信息不及时公开。二是一些司法不规范的“顽症”根深蒂固。有的滥用强制措施、违法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违法取证,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有的办案质量不高、瑕疵较多,引起当事人质疑甚至上访。有的司法作风简单粗暴,对待当事人和来访群众冷硬横推。三是有的执行法律规定和制度规范各取所需。尤其对一些限制性规定变通执行、打折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规不究、监督不力。有的认为办案规范束缚手脚,对监督管理有抵触情绪,一些制度规范的落实在基层还有“盲区”。有的制度规范过于原则或繁琐,针对性、操作性不强。四是检察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有的宗旨意识不强、职业素养不高,缺乏准确判断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独立办案的能力。办案骨干力量缺乏,高层次、专家型业务人才更少。编制紧张、人员紧缺与办案任务繁重的矛盾突出,有的检察官因为办案压力大、待遇低等原因,要求调离检察院,或不愿在一线办案。中西部地区基层检察院人才难进和人才流失问题叠加。五是司法不廉洁问题仍然存在。有的接受吃请、收受贿赂、以案谋私,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有的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案情或帮助打探案情。我们将紧紧抓住这些问题,坚持不懈下大气力认真整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对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将以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为契机,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把规范司法行为作为长期性、基础性的战略任务来抓,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严格司法,不断提高检察机关规范司法的能力和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一,坚持不懈推进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司法作风建设。检察队伍的理念、能力和作风,始终是司法规范化建设第一位的任务。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增强党性、严守纪律、廉洁从政”专题教育活动,开展“坚守职业良知、践行司法为民”大学习大讨论,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格公正规范、理性平和文明司法。制定检察人员岗位素能基本标准,紧贴司法实践开展分类培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进一步规范检察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的接触交往行为,健全纪律执行机制,对司法领域的腐败“零容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第二,集中整治司法不规范的“顽症”。检察机关将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全国人大内司委的调研报告,进一步持续深入整治检察环节司法不规范的突出问题,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霸道作风,决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阻碍律师会见、不严格执行同步录音录像等“顽症”,最高人民检察院将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第三,以规范检察权运行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司法规范体系。按照科学、适用、简便的原则,统筹推进规范性文件废改立,当废则废、该修则修,使制度规范易懂易记,接地气、可操作。健全职务犯罪线索管理制度,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程序,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制定常见、多发罪名证据收集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和标准,严格依法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加强对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和责任倒查机制。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案例指导工作,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第四,深化司法改革和检察改革。认真落实中央部署,稳步推进省以下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完善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等改革。推进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依法科学划分办案权限,建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落实谁决定谁负责、谁办案谁负责。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办案程序监控和质量评查,完善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检务公开机制,完善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依法接受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制约,紧紧依靠人民监督规范司法行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听取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对检察监督和规范司法的高度重视和有力监督。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的审议意见,更加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进一步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坚持严格司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江西南康区检察院认真学习曹建明检察长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报告

正义网赣州3月30日电(通讯员 蓝书生)为了促进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扎实有效的开展，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检察院召开专项整治工作促进会，专门认真学习曹建明检察长于2014年10月29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所做的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的专题报告。

会后，各部门对照专题报告，针对涉及本部门的具体事项进行集体讨论，对日常办案中，不规范的司法行为进行一一梳理、汇总，并提出整改时间和措施，如反贪部门提出的办案区改造措施、法警管理措施，案管部门提出的检务进一步公开措施等都获党组审议通过；全院干警对照专题报告，对照自身，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出言行举止方面的不规范司法行为，如很多干警没有着制服上班，部分干警工作中与当事人用地方土话沟通、讯问犯罪嫌疑人口气过于严肃等一系列问题，自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四川省荣山地区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作,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通过会议部署、方案制定、学习研讨等方式,积极推进专项整治工作有序进展。

近日,荣山地区检察院全面安排部署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并对涉及各个部门的具体事项进行了举例强调,特别是表现突出的问题,要求认真对待,以专项整治为契机,除掉检察顽疾。同时,该院要求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专项整治中来,着力解决各个部门、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执法公信力。

荣山地区检察院安排部署规范司法行为之后,该院各部门积极展开行动,认真开展各类专项整治工作学习会、研讨会,迅速制定了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规范司法专项整治学习安排表》,组织干警进行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学习。同时,该院为每一位干警提供一个规范司法行为学习笔记本,要求每一位干警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以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领导讲话精神,进一步熟悉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司法工作规范、检察纪律规定等知识。

截至目前,该院开展专题讨论4次,撰写心得体会20份,上报检察信息10余篇。该院每名干警整理学习笔记10余篇,实现了思想上的高度集中与统一,且动态反映快,有效推进了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有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