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17中移动反腐被指矫枉过正：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

第一篇：20101217中移动反腐被指矫枉过正：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

中移动反腐被指矫枉过正: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

《商业价值》杂志，张鹏｜文

一场“移动反腐”，正在演化成一次严重的生态系统浩劫──体制带来的纠结、历史带来的惯性、变革带来的风险，正在让这家企业与其身后的整个行业共同经历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

2010年堪称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移动”)10年来最为复杂而激烈的变局之年。这场变局不仅仅正在影响中移动自身的战略，也在深远地影响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生态系统和中国电信领域的未来大格局。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国际上苹果、谷歌等通过终端引爆的产业链革命，微博等移动互联网关键应用的大量出现，再加上市场上中国联通等对手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但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些都不是现在困扰中移动的最大问题。而年初开始的“移动反腐”，才是今年中移动大变局的最深层背景。

大变局

去年年末中移动党组书记张春江被双规之后，中移动省公司高管接连出事：安徽移动总经理施万中、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相继被采取强制措施。这期间，四川移动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的出逃更是震惊全国。

就在这一年，中移动在猜想和谣言中，完成了掌门人的交替。此前10年中一直分管计划和采购的副总经理李跃从王建宙手中接任中移动集团总经理和上市公司CEO。

李跃上任后面临的局面异常复杂。从中移动集团到省公司上下的意识和人心上来看，一系列的审计和高层的出事，以及漫天飞舞的“XX正在被调查，XX已经被限制出境，还有很多省公司一把手要出事”的谣言每天都在刺激着众人的神经。多位内部人士都表示，进入今年以来，集团和省公司里一直存在着一种“无心干活”的混乱状态，在市场巨变的时刻意外地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

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知道由于集团分管领导的分工调整和在当时条件下应该采取的“收缩阵线、谨慎务实”的“李跃新政”，带来了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到新业务发展的一系列新思路和新变化，集团各部门都在适应和磨合新的流程，各省移动又都在观望集团的政策动向。一时之间潮流逆转，曾经辉煌的基地模式、曾经被看好的“依附”于中移动的合作公司和“收入分成”的商业模式，都成为了敏感关键词。

现在，有关基地模式是否应改变、收入分成是否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中移动是否应从合作伙伴处收回平台和运营权转变为自主经营等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中移动近些年来在商业模式和业务创新上的探索，正在陷入到内外部的剧烈争论冲击之中。从集团到省公司，都在谨慎等待战略方向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一切带来的结果就是进入今年之后，中移动的合作公司们再有什么新业务要申报，已经很难找到人来拍板决策，现有业务的合作伙伴也开始人心惶惶。《商业价值》了解到，很多合作公司都私下抱怨整个生态系统都进入了一个僵直状态。与移动对应部门见面交流最流行的一句话大多是：“先看看吧，看上面究竟是什么意思？”

中移动这样一个巨头，进入僵直状态非常危险。从下半年开始，中国联通用户数量增长迅速，大城市里换号短信司空见惯。而这个关键时刻，中移动原本铺天盖地、充满创意的广告和积极的市场活动却明显消失了。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中移动集团的广告预算大多没有花出去，因为从年初开始，中移动就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广告投放，甚至连新的广告创意都没有做。

究其原因，就是在“移动反腐”的大形势下，整个集团的心态开始矫枉过正，动作开始随之变形。毕竟，严格管理下层层报批的长线审批机制，与以往中移动在营销活动、广告投放、广告创意等方面的充分授权、甚至可以先斩后奏的灵活动作出现了冲突。常规的广告投放流程都还在磨合中，过去被集团市场部所得意的“总能狙击竞争对手于出其不意的应变性广告策划”也自然更没有了。

但是，比停滞和僵直更加令人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一场与市场化运作相违背的逆流已经开始出现。

就在不久前，有消息显示，中移动甚至更进一步，已经解除和其合作多年的4A广告购买公司实力媒体的合作关系，据说以后或许将由集团采购部自行进行媒体广告的购买。有广告界人士对《商业价值》意味深长地说：“据移动内部人说这是为了降低采购成本，杜绝媒体广告购买环节中的腐败黑洞。但是用专业广告购买公司来代理广告，是全球几乎所有大型企业的惯例，已经沿用上百年了。广告购买，是一个有专业性和规模性要求的技术活儿，而中移动的采购部是用来采购大型通信设备的。”

冷思考

整治腐败是正确的，但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这显然是个令人痛惜的动作。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中移动的变局不仅仅是战术和微观层面的，而是战略和全局思维的“反市场”逆转。

中国移动经过10年的发展，在其身后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和数量众多的合作伙伴。这些伙伴中的绝大多数企业并不是“有罪”的，但是他们却受到惩罚──中移动内部正在准备调整原有的合作模式和分成模式，变成自己运营或者按照成本结算。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有人打比方说：当移动生态系统中所有企业都渴望中移动可以带头构建一个“没有围墙的花园”的时候，中移动却突然停下了自己的脚步，甚至开始考虑把原来那个“围墙花园”里的“园丁”们都开掉，甚至不惜因此把“花园”变成“盆景”。

中移动这家企业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反市场”运动，是其正在经历一场痛苦变局的集中体现──其中，体制带来的纠结、历史带来的惯性、变革带来的风险，多重因素裹挟在一起，让这家企业与其所影响的一个行业共同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

这场变局的本质是什么？或许与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所经历的大局非常相似──中移动10年的市场化给自己带来了市场、财富和远远超过其他国有企业的执行力，但是也带来了令人叹息和憎恶的阴暗角落与隐藏的危机。

而这个时候，恰恰最需要通过更健全和严谨的制度、以及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护卫”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寻求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是因噎废食走回头路。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今天，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有能力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市场经济中的问题应该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杜绝商业腐败不应该是关上大门，而应该依靠提高合作伙伴的透明度、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和清晰的规则，然后给所有参与者公平的机会来实现。

这正是中国移动把一场大变局书写为“胜局”而不是“败局”的真正关键所在。历史上的大变革，总是始发于微小的偶然事件。一位已经离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移动”)的内部人士向《商业价值》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0年中，刚挂牌不久的中移动通过调研发现，用户对于通过短信方式获取悉尼奥运会相关信息非常感兴趣。于是公司市场部6月份决策启动“奥运快讯”短信增值的产品开发，但是中移动当时并没有能够全国互联互通的短信息网关。根据公司流程，将建设全国短消息网关的需求报给计划部，计划部和技术部沟通，结论是：经过规范制定及测试，然后由计划部进行可行性研究，财务收入预测、招标采购、业务上线，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那时悉尼奥运会早就结束了。怎么办？业务需求报到总裁办公会上，分管市场和数据业务的中国移动副总裁鲁向东做了一个“违规的决策”，让技术开发能力强的SP或系统集成商自带业务和短信网关接入中移动的网络，以确保在悉尼奥运会开幕前开通业务。结果只用了1个月时间，“奥运快讯”业务上线开通了。

谁都没想到，该业务获得了巨大成功，并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移动短信增值业务的普及和发展。要知道2000年6月，全网短信业务量尚不足5000万条，但2000年全年发送的短信总条数超过了10亿条，到了2001年短信量达到了159亿条。

虽然我们不能断言是这个偶然事件开启了中移动运营体制的变革，但是中移动的确从“奥运快讯”上尝到了甜头，也认识到原有机制需要设法“突围”，对于自己没有的东西，如内容应用和平台是可以拿自己的东西去换回来的。

这，可能就是中移动生态系统变革的起点。

移动生态系统的最大赢家

中移动早在2000年成立之初，就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未来竞争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技术和网络的领先”。当每分钟资费下降到一定程度，MOU(平均每户每月通话时间)会趋于稳定，甚至会下降。显然语音通信日趋饱和，而数据增值业务将在电信运营商的新增收入中扮演重要角色。

为了尽快提高数据业务在中移动收入中的比重，以支撑未来10年的可持续增长。中移动大胆复制了日本运营商的I—MODE模式。中移动2001年快速引进了200家SP(服务提供商)，又配合业务运营需要调整了短信定价，从按月收短信息功能费改成按条数收费，一条1毛钱，同时在手机中预置了短信息中心号码、中文输入，降低了用户的业务使用门槛。这次创新中，中移动拿出了“用户通道和计费”这两样运营商最擅长的东西，以新业务信息费按照15：85分成的“代收费”模式，招揽了一大批携内容、自有投资和风险投资、技术、运营经验的互联网“共舞者”，他们原本在互联网免费的商业模式下找不到盈利前景，已经濒临绝路。中移动从“移动梦网”开始，建立了开放的面向全社会进行资源整合和业务集成的移动网络平台，这就是所谓的“电信运营商搭台，让有内容的SP们唱戏”。传统电信运营商“自己建网、自己开通业务”的封闭体系被第一次打破了。

一时间，各种背景、各种类型的合作公司蜂拥上门，兜售着创意、业务和平台，也兜售着他们对于用户和市场的理解。市场化的环境结合商人逐利的热情，推动这个电信国企也逐渐变得对市场敏感而富有热情。

应该说，移动梦网形成了中移动的第一批“依附者”，新建了以电信运营商为主导的生态链，也改变了中移动内部的基因。“互联网思维、业务创新意识、前卫的营销创新意识”从此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移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如此新锐，甚至激进的行为，和国企相对迟缓的大企业机制和封闭保守但求无过的惯性思维交缠在一起，互相妥协着前行。

收获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移动梦网鼎盛时期上万家SP的恶意订阅和吸费，用户投诉，监管部门的政策的压力、舆论谴责，中移动为这次大胆创新招来了相当的口舌是非。曾经一度有人说，中移动实在没必要给自己惹来如此之多的麻烦。自己赚的钱和传统通话费来比并不多，倒让众SP中很多公司因此上市了，很多人心里很不平衡。

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和更大的产业视野来看，中国移动到底得到了什么？2009年，全年短消息使用量超过6800亿条，是移动梦网开始前的1500倍；收入超过500亿元，是当时的1110倍；WAP用户超过3亿户，收入183亿元，是当时的4000多倍；而数据流量是当时的9万倍，去年还保持着190%的增长率。2009年，数据增值业务收入已经占到中移动总收入的30%(2000年的时候不过区区1%)，更占到中移动2009年新增收入的49%。

而这还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中移动像只聪明的鲨鱼，在这片他自己开创的海洋里，逐渐摸索出谁有可能成为鲨鱼？以及如何做一只鲨鱼？然后，他自己开始成为了最大的鲨鱼。中移动将自己定位于移动门户+移动网络提供商，自移动梦网的繁荣之后，它拥有了原本不具备的多种增值业务，并一直作为门户把持着产业链主导者的地位。借助这样的地位，其经过几步就完成了从“养鱼”到“变成鲨鱼”的转变。

开始中移动只提供“用户通道、计费功能并少量收取SP代收费佣金”；后来“中移动加强对梦网SP的分级考核评估，采取严格的淘汰机制” 提高准入门槛；再后来中移动“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数据业务管理系统(DSMP系统)，将用户订阅关系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重手制裁SP”；再再后来发展为中移动对“主要赚钱的数据业务进行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提高自身的分成比例”；直到最终发展为“和SP说再见”，直接和CP(内容提供商)对接，成为中国最大的数字内容分销渠道。

这个贯穿10年的“开始、后来，再后来，再再后来„„”的故事，让“与狼共舞”的SP只剩下硕果仅存的几家。而中移动通过10年经营，其“自有业务”却将触角延伸到手机阅读、手机邮箱、无线音乐、手机视频、手机游戏、即时通信、手机报等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热点业务。所有的用户需求集中、时髦而有前途的分项业务都演变成为中移动的自有业务，自己拥有品牌、自己拥有用户、自己营销、自己服务。

围墙里的“花园”与“长工”

中移动通过建立一个移动生态系统，然后再摧毁这个系统的过程，完成了自己市场化能力的进化。在培养起一支有一定互联网思维和运营经验的团队之后，中移动开始在最赚钱和最有发展前景的几大业务上改变策略，开建“有围墙的花园”──也就是一套“以我为主”的业务平台，进而改变与合作伙伴的分成比例，做内容和应用的“编辑者、整合者、分发者”。

不过，虽然中移动成了中国最市场化的国企，与其做“互联网鲨鱼”不匹配的电信运营商的体制基因却丝毫没有改变。

实际上，在中移动选择做鲨鱼的不少领域，都具有典型的移动互联网特征，它面对的都是非常强大的互联网竞争对手，而不仅是其他“绑着手脚跳舞”的电信运营商。这些业务需要根据用户需求变化，灵活调整产品开发、市场策略，以及利用互联网营销通道进行营销的互联网业务特质。要知道移动互联网业务的竞争关键，不在网络和技术的先进性，在于推出业务的速度，在于响应和变化的速度。而速度，恰恰不是中移动和所有电信运营商的基因。于是，中移动开启了“基地模式”来承载其鲨鱼的梦想。所谓基地，是由一个省公司承担某项产品的产品规划、开发、试点、试商用、运营支撑等。基地模式其实是个没有其他选择的创新。在中移动集团，一项产品从用户需求分析、产品规划到推向市场需要约12个月，而四川音乐基地承担的中央音乐平台和12530网站仅5个月就正式商用了。手机阅读自基地成立至形成产品并在省内试商用，仅用了8个月。为什么能这样？这是因为省公司的机制比集团灵活很多，很可能早晨开个会，下午就可以启动了。

而在中移动“以我为主”的基地模式上，一个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也逐渐诞生，一批合作伙伴开始围绕基地模式出现。为什么在中移动消灭SP后还是引入了一群新的伙伴？简单说就是因为中移动靠自己玩不起来。

认真观察中移动选择做基地的业务，会发现这些业务大多运营体系庞大，需要7x24小时的不间断运营。四川音乐基地有位产品经理曾描述过“运营”的重要性：“是否利用用户行为数据跟踪，对彩铃的沉默用户进行及时的新歌推荐和彩铃更换提醒，前后收益差别数10倍。”但是，这种必须的模式是运营商自己无法承担的，因为其连基本的人力都无法满足。

中移动集团、省公司属于二级体制，集团距离市场链条长，人员编制有限。据《商业价值》了解，集团数据业务部目前在编人数56人，集团统一规划的一二类业务就超过60种，不可能在集团组建这样一支专业运营团队。而各省公司数据业务中心专职负责业务运营生产工作的人员平均3～4人。这样的体制和人员团队，是不可能在离开合作伙伴的前提下，完全自主进行产品和业务运营的。

中移动集团数据部的人曾在多个场合感叹：人家腾讯仅QQ一项产品，负责产品运营的专职人员就达到1000人左右，我们怎么比得了„„再比如有某基地的负责人曾表示，现在中移动的这些基地业务基本都需要大量娱乐、金融、传媒等行业的专业人才，而中移动目前的薪酬标准和激励制度，根本没有可能招揽到这些人才。所以，合作伙伴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机制和由机制而来的专业人才与业务运营的灵活性。

目前中移动所有的基地，都普遍引进合作伙伴做运营支撑并采用分成模式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这些伙伴是中移动“围墙花园”中不可或缺的园丁。他们在自身获取收益的同时，有的已经为中移动创造了10倍以上的收益。据《商业价值》了解，以无线音乐为例，中移动音乐相关业务的月收入规模超过15亿元，其中结算后移动收入超过14亿元，合作伙伴结算收入1亿元。

中移动的做法，被评价为是个聪明的借鸡下蛋的做法。不过，其合作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却早就被质疑得体无完肤。比如被指责“依附于中移动、难以独立收益。没有业务品牌和用户数，以及随时会有被中移动踢掉”等等。

而这些围绕在中移动周边，提供服务支撑的“长工们”即便再被外界挖苦与质疑，也鲜有人离开。毕竟，运营分成的商业模式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用户规模越大，市场收入越多，各合作伙伴拿到的也越多。正因为有这点根本的激励机制在，所以虽然放弃了品牌，放弃了直接用户，隐藏在中移动的身后，合作公司还是很有积极性地拿出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劲头，去玩命做业务。

但是现在，中移动生态系统开始面临又一次被“摧毁”的局面。只不过，上一次是中移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化行动，而这一次，则很可能没人能成为赢家。

生态系统与伙伴的价值

在中国移动这一轮大变局中，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正在出现。据移动内部人士向《商业价值》记者透露：“上面有声音质疑中移动为什么不自己干？中移动那么有钱，为什么不能自己投团队、自己做运营？为什么一定需要合作伙伴，是不是就是为了权利寻租和腐败留下空间？”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基地模式的“灵活”是一把双刃剑。这在后来四川音乐基地李向东案事发之后，成为集团重点反思的关键问题。

但是，基地模式中的问题正在被扩大化为“合作模式”和“分成模式”的问题，甚至有声音认为“那些依附于中移动的合作伙伴，是分流了中移动的收入，进而分流了国有资产”。

用一位和中移动合作数年，业务如今已经上规模的合作公司高层的话说：中移动的很多业务开始之前，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业务是否真的能上规模，其实说到底只是个市场感觉而已。正因为没有办法进行财务预测，所以中移动集团最大的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问题。这样的平台投资是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中移动的计划采购时间周期长，自建平台所需要的上线时间根本无法满足市场机会窗口的需要。“所以，在前期有巨大风险时，他们用我们这样的‘长工’，让我们自筹资金、自建平台、用我们的风险投资解决了初期巨大的投入风险和业务快速上线的需要，然后又用我们的团队和运营经验来解决专业运营支撑团队的短板。最后，中移动拥有这些业务的品牌、用户和市场收益的大头。”他对这种风险共担的模式被看作国有资产流失感到难以接受。

实际上，“最不幸的长工”还在于承担了最终的风险和具体运营的投入之后，并不是都会有好的结果。如辽宁的位置基地至今做了5年，据《商业价值》了解，中移动的投入超过5000万，而10多家围绕在位置基地周围的合作伙伴的投入更大。比如地图厂商高德人员投入500人，仅人力成本每年就有2000多万；同时四维图新人员成本每年投入3500多万；而手机导航运营支撑方泰为公司每年投入也近3000万。其他的还有GIS等其他专业平台的维护支撑方也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和资金。在少数成功上市的公司的无限风光中，在默默无闻中黯然牺牲的合作伙伴其实是多数。

令人悲观的消息是，中移动合作伙伴和移动内部人士证实，集团数据部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做“把合作伙伴的平台收购回来，完全自己运营”的可行性研究，并准备将合作伙伴的运营收入分成模式改为“按人头、内容购买和系统设备折价核算，支付固定运营支撑费”。目前合同已经到期的公司(如手机证券、IVR等)将成为头一批试点。而新开展的“彩印”业务则已经实现固定劳务支撑费方式。

这一消息使得众多合作公司阴霾密布。“如果按劳务用工算，那就再不会有人真当成自己的活儿干了。”中移动曾经所以看重合作伙伴的，除了资金、动辄成百上千的人力投入，更重要的是合作伙伴创业的激情和机制上的灵活，能够招聘到中移动招聘不到的专业人才，拥有中移动没有的速度，具备可以和互联网巨头们一较高下的产品运营效率。但是，随着目前中移动将在网管维护外包服务中最常用的“计人头、计件、计次”的成本核算方法复制到新业务上，机制优势还能剩下多少？

其实，合作公司们也没什么不平衡的。别说他们，就连被认为是“实现中移动互联网战略”的有机制优势的卓望公司，恐怕也不能在这场变故中幸免。究其原因，是因为卓望是中移动控股60%多的合资公司，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外部机构和公司的小股东。所以，集团觉得利益外流了，正在研究在集团数据部下边成立一个二级部门数据业务运营中心，将手机报、飞信等“最赚钱的业务”拿出来由集团自己运营，这样就不用“分成”给卓望了。据了解，卓望公司最近已经有大量人员离职。这一场“移动反腐”，正在演化成一次严重的生态系统浩劫。如果说SP时代中移动通过对其生态系统的颠覆塑造了今日的辉煌。那么今天，在压力下其对生态系统的再次颠覆则很可能将带来对企业自身巨大的伤害，这应该已经超出了来自上级部门的“稳健收缩、减速补漏”的政策初衷。

国有企业的职责之一是为股东创造效益；但其还有一个重要使命是带动产业链的繁荣和关联行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国有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将某些服务外包、通过分享利益获得整个生态系统更快的发展，这早在中海油等很多国有企业身上已有大量的成功经验。

而中移动这样的电信企业，更承担着国家对于整个信息社会基础结构的搭建、运行模式的确立和转变，甚至对很多其他行业的转型升级都有着重要的牵引作用，其责任更不同于一般的国有企业。所以仅仅追求自己企业内部的成本控制，将业务和收入都收缩在本企业内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显然不符合目前社会发展对于它的期望和需要。

退一步讲，谋求一家独大，什么都自己做来包揽收益，这也不是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办法。对于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需要分辨哪些收入是增量收入。对于增量收入，需要分析哪些是由外部合作伙伴和外部资源带来的，对于增量部分的分成，不能视同国有资产的分流。真正需要严查的，不是分成模式本身，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利用监管漏洞。

因为苍蝇飞进来就把窗户关了，最终窒息的是自己。毕竟，企业的天职首先是发展，而发展中的问题，应该在发展中解决。一个放弃了生态系统视野、从不在意伙伴关系的公司，又怎会有基业常青的未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地讲到，中移动要设法在互联网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实，自从把老牌世界电信运营商头号选手沃达丰等抛在身后，成为全球第一大运营商之后，中移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再是那些传统电信运营商了。

论话音通信，网络电话公司Skype最近的招股说明书宣布，其注册用户数已达5.60亿，而其中用户通话分钟数的40%用了视频通话技术。

论注册用户规模和收入，10亿用户数的腾讯，2009年高达24美元的每用户APRU值(每用户每月收入)是中移动的两倍多，堪称全球第一大运营商。与此同时，以苹果为代表的硬件厂商，将手机的定位转变为应用和内容的聚合和销售平台，建立起苹果主导的产业价值链。AT&T这样的运营商已经完全沦为苹果运营生意的“通道”。

更令中移动这样的运营商担心的是，互联网公司正在以原有的黏性业务，迅速向移动互联网渗透，腾讯基于QQ聚集了大量用户，并逐步向新闻、社区、游戏、支付等领域扩展；谷歌和百度通过搜索、地图等逐步向手机移植应用，并通过手机操作系统占领最终用户。而UCWEB这样的浏览器公司，更是立志于成为手机的流量和内容导航门户，把新闻、推荐、应用、游戏、用户中心、支付，聚合在其浏览器上。

可以说，应用和内容供应者在掌握用户之后，都有和电信运营商分庭抗礼的资本，而电信运营商在以上竞争者的战略版图里，无一例外被定位为两个字──“通道”。

法国电信董事长迪迪埃·隆巴德(Didier Lombard)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以下这段话，被认为代表着全球电信运营商对于未来趋势的普遍共识：

“电信运营商正沦为‘哑管道’(Dumbpipe)，因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应用和终端设备而不是电信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为他们认为能在任何地方找到网络。”他认为现在运营商必须将自己定位为服务提供商，通过开放的方式掌握内容源、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而同时，最重要的是保证价值链上所有玩家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收入”──也就是说越是被降为管道，就越是需要拆掉“花园的围墙”来获取完整的服务，然后为整个生态系统提供支撑，在没有围墙的花园中贡献力量也分享收益。

未来5年，通过移动装置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很有可能超过通过桌面PC接入互联网的10亿用户，达到100亿。这样诱人的前景下，其实运营商们的“花园围墙”自然已经摇摇欲坠，不能阻挡众多跨界势力的渗透与入侵，还不如赶快拆掉来拥抱变革。比如欧洲很多运营商在面对这些咄咄逼人的异类竞争者其实已经放弃了抵抗──把自己退为通道，开放平台接入最好的应用，这样用户就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和网络上享受最好的移动互联网服务，至少暂时不会扔掉自己的手机。

而相对保守些的日韩运营商目前还和10年前一样，坚持“开放产业链和业务收入分成”，用合作共赢的心态吸引外部内容业务的供应商不断创新业务，来加固自己主导的“有墙花园”，但是已经很少谈自己的互联网理想。可以说，现在中移动可能是全世界“对自己最有信心”的运营商，它从没有像欧洲运营商那样放弃抵抗，一直相信自己有机会在互联网中找到更高的位置。中移动的确有这样思考的资本，其历史的辉煌、手中海量的用户、雄厚的资本实力放到谁的身上，恐怕也不会轻言放弃。

早在2006年，腾讯的马化腾、新浪的曹国伟、百度的李彦宏等互联网巨头一起聚在中移动开会时，就集体倡议中移动做管道就很好，别的就不用做了，否则也太打击别人了。当时中移动高层的回复是：“做管道是我们电信运营商的天职，不用你们说，我们也会做管道的。但是‘鲨鱼’我们也可以做嘛，我们也不反对你们做鲨鱼。”

中国移动的实力和地位决定了它有能力，也应该成为这个产业中有国际竞争力的“鲨鱼”，但成为这样的“鲨鱼”应该有其独特的方式。毕竟要求这个庞然大物内生建立起有效的创新体制，形成创新所需要的快速、灵活的反应能力，这将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现代大公司的创新管理实践表明，必须通过外部整合，即树立生态系统的视野和“价值链竞争”的理念，通过优化合作伙伴的生存环境，让一群机制灵活、反应迅速的小“鲨鱼”拱卫在中移动周围，这样，这家巨型企业的业务创新之路才会越来越宽广。

更何况，作为一个肩负多重身份的电信国企，中移动拥有的特殊资源决定了其不仅仅只是个关注创造自身收益的企业。它应该尽早完成明确的发展战略规划，甚至公布发展战略的“白皮书”──合理的圈定自身“核心利益”，然后给身后的生态系统创造空间和稳定的环境，促进整个产业的持续发展，这才是其作为电信国企的使命所在。

遗憾的是，在目前“移动反腐”带来的“反市场”逆潮之下，中移动的未来走向正在变得更加不确定。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在如此技术突飞猛进、市场只争朝夕的行业，如果中移动在市场化和开放程度上出现大踏步的后退，这对整个电信和移动互联网产业都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在不可逆转的产业潮流与无法回避的制度局限的双重挤压下，这家全世界最强大也最独特的电信运营商，还能不能创造一个最辉煌与最独特的未来？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是旁观者。

第二篇：***被指与***徐才厚令计划案均有牵连******反腐

***被指与***徐才厚令计划案均有牵连***薄熙

来反腐

周瑞金

我们砍病树、去恶竹的过程，就是动手术切割肿瘤和病变组织的过程，既要精细操作，不误伤健康肌体，又要做到不留余地，不存死角；同时又要去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拔出腐败的总根子，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腐败

【皇甫欣平/文】反腐，无疑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话题。一个时期以来，腐败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忧患。高层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源很多同腐败有关，普通百姓对官员腐败更是深恶痛绝。如果能够终结腐败，那么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就能够因此迎刃而解，国民的凝聚力、社会的和谐度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经济也将在更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打下更加坚实牢固的基础。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从拍“苍蝇”到打“老虎”，再到打“大老虎”；从党政要员到军中巨蠹；从在位的到退休的；从国内的到已经逃到国外的„„可以说，反腐败是在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这充分彰显了中央猛药去沉疴、砍树救森林的决心，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深得民心。反腐的第一步，“不敢腐”的态势，已经初见成效，也为下一步的反腐，赢得了空间。

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从目前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

总结前一阶段的反贪腐情况，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一是贪腐的数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一是贪腐手段之多样化，令人叹为观止；一是贪腐分子分布之广、团伙规模之大，令人冷汗直下。

先说数量。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为例，有媒体报道，当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北京阜成路上徐才厚的一处宅第进行查抄时，结果令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也出乎预料，在这处二千平米的豪宅地下室，堆放着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大量现金，以及各种名贵的金银珠宝，古玩器具和字画！在去年全国政协的一个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当着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面，这样评价徐才厚案：“徐的疯狂敛财，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2015年“两会”上，曾经在徐才厚身边工作过的军事科学院军建部原副部长杨春长少将说，某个大区级的军队高官，一次向徐才厚行贿的数额，高达1000万，但还是没能如愿晋级，因为另一个送了2000万。

有人说徐才厚是当代和，我看即使能起和于地下，听到这些，他恐怕也要羞愧不如到再死一次。

如果说，徐才厚贵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巨蠹，其贪污数目足以惊世骇俗的话，那么，那些司局级甚至科处级甚至村级贪官，每每传出家中被抄出数以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现金，真是“小官大贪，蚂蚁搬山”，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老百姓的神经，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没有最贪、只有更贪的纪录。

第二是贪腐手段之隐蔽，方式之多样化。以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案为例，***受审时的法庭调查显示，2001年7月9日，薄谷开来用徐明给予的购房资金，购买了位于法国尼斯地区的枫丹·圣乔治别墅。但是其交易程序之复杂程度，也远超我们的想象。为了不让薄家人露出水面，同时为避税，徐明与法国人德维尔等设计了用公司方式购入房产并进行管理的一整套复杂方案。枫丹·圣乔治房产公司名下的资产实际由罗素地产公司拥有，但薄谷开来是该公司实际所有人与唯一获益人，因此该别墅应属薄家无疑。法国企业文件显示，曾有三位接近***家庭的人在不同时期负责管理该别墅，被薄谷开来杀害的英国人尼尔·伍德便是其中之一。据报道，这套豪宅目前以695万欧元的价格正被挂牌出售。

如果说收受房产得实物总还会有迹可循的话，那么，通过海外离岸公司，那些输送或转移了数以亿万的复杂交易，绝对可以说是在国人的想象力之外进行的。这次“两会”期间，有审计署的官员说，海外投资的4万亿元，几乎没有过审计，其中的奥秘，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还有在金融领域的各种暗箱操作中，在矿产资源的买进卖出过程中，在国有资产的各种重组过程中，总有一些面目不清的神秘身影若隐若现。经过了多年的“历练”，贪腐官员们从简单的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进步”到了贪腐行为像“空中有鸟飞过，但是不留痕迹”。他们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复杂程序，给他们的贪腐行为蒙上一层又一层的伪装，使得即使受过专业训练的办案人员，也常常摸不着头脑。

再有就是贪腐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家族化、团伙化甚至集团化的趋势。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案为例，他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主政地方期间，时间长达近10年。在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家人、亲属的违纪违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自身腐败，还纵容家人亲属，擅权干政，利用影响力寻租，搞家族式腐败。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今年“两会”上说，苏荣腐败案就是典型的家族腐败——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苏荣妻子于丽芳，绰号“于姐”。在江西官场上，“于姐”之名流传颇广。其身影亦出现在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等多人的举报中。还有报道称，这位“于姐”酷爱收藏景德镇瓷器，有不少工艺美术大师，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她。苏荣本人这样忏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苏荣可谓是“有权就任性”的代表。

家族化、集团化的贪腐案例中，令计划、***案表现突出。令家不但是夫妻同失自由，其兄其弟其妻弟也纷纷涉案落马。***被指与***、徐才厚、令计划案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他伙同李东生、蒋洁敏等部属，更是或串联，或并联，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到了几乎可以遮天蔽日的地步。在地方层面上，山西等地官场出现了塌方式的腐败现象。在“两会”期间，山西的现任领导甚至发出无官可用的感叹！

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就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更准确地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所以进一步看，反腐的对象貌似官僚体系，但官僚体系的背后是利益集团。

从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数量和越来越高的层级来看，这些集团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正在不断快速上升过程中，很可能这些集团业已成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最强大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利益集团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从目前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

正因为如此，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并且及时地提醒我们：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中国的反腐会走向何处

即便是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带来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那么责任也不在反腐而在腐败，在于腐败势力过往所造的“孽”与今天所作的“祟”。

中国的反腐会走向何处？这个疑问不但存在于国内很多人的心中，在海外也不乏其例。

有人说，腐败的癌细胞，已经在国内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广泛地扩散开来了。现在反腐为时已晚；也有人说，现在反腐扩大化了，就像给肿瘤病人做化疗一样，我们的党和国家会从此虚弱下去；还有人说，随着反腐的深入，打击面在不断扩大，一些强大的、“不可触碰的”利益集团必然会进行抵制；已经落网的老虎们的余党以及尚未落网又担心落网的老虎甚至巨虎们一定会蠢蠢欲动，伺机反扑；还有人说，现在无官不贪，再查下去，干部队伍将全军覆没，势必彻底动摇党的统治基础；随着目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有人出于对经济下行的担心，也开始忧虑反腐败会不会影响到经济运行„„这些言论貌似有理，但都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和局部。

应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现在这种衰退式调整或者叫调整型衰退，本身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腐败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经济，其导致的所谓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反腐对相关腐败经济的冲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加深了这种经济衰退式调整的到来。

我们应该认识到：该来的一定会来，早来早解决，总比滚脓包要好。我们要想真正摆脱权贵经济的敲骨吸髓，就必须承受今日反腐带来的经济阵痛。甚至可以说，随着中国反腐的深入，随着权贵集团破坏、阻扰，中国经济可能还会迎来更严酷的局面，但纵使如此，也绝没有放缓反腐脚步的理由。

更确切地说，即便是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带来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那么责任也不在反腐而在腐败，在于腐败势力过往所造的“孽”与今天所作的“祟”。

有人说：2015年告别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潜伏期，迎来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爆发期；反腐风暴加速了中国总危机的解决，但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总危机。可以断言的是，中国的任何选择都将根本地改变中国命运并影响世界。

大家都认识到了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决战之年。中国的反腐能不能成功？王岐山说得好：我们不信邪。从总的趋势来讲，反腐是正义的事业，贪腐则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这一点毋庸置疑。所谓邪不压正，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但也要看到，这的确是一场冒险的斗争。有一点可以肯定，反腐可能不一定取得全赢的结局，但不反腐我们一定会输，输得丧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输得无法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果必然法治不张，党无宁日，国无宁日！

当然，如何认识、如何衡量党内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一些分歧意见甚至是尖锐的对抗性矛盾，如何在反腐的具体布置和运作上区别战略与战役、长期与阶段之分，这些都存在探讨的余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义无反顾地将这场反腐斗争向前推进，深入进行下去，逐步从治标为主转入标本兼治的决战决胜阶段。

最近，国外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担心中央反腐的“高度风险”。当过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与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以及《毛泽东的最后革命》等多部专著的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也说，(习近平)所采取的政策表明他是一个敢冒风险的人，因为尽管我确信他的反腐运动很得民心，也是他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性所作出的可信的努力。但他担心“习式反腐会危及中共”。国外专家对中国存在的腐败的严重性所表示的忧虑可以理解，也代表了海外对中国的反腐会走向何方的疑问。但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还是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没有看到，党中央把追求社会的法治、自由、平等、公平和正义，作为本届中央十分重要的执政目标。反腐败，是让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法治、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之，中国的反腐事业一定会得到党内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必须解决树倒根在的问题

腐败确实像癌症一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致命的影响。我们砍病树、去恶竹的过程，就是动手术切割肿瘤和病变组织的过程。

砍树救林，除恶务尽，标本兼治，必须解决树倒根在的问题。这个根，既有历史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如果树林里有一棵树病死了，倒了下去，可能是这棵树本身出了问题；但是如果一片树都成为病树，倒了下去，那就不一定仅仅是树本身的问题，更可能是土壤和水分出了问题。所以，砍树救林，标本兼治，一定要边深入反腐，边抓住典型案件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从体制制度方面深化改革，为党政官员不能贪、不想贪营造良好的“土壤和水分”的健康成长环境条件。

从各种媒体的报道里，我们经常可以听见那些贪腐分子事后的反省。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这些年随着地位的提高，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以致陷入贪腐的泥淖，越陷越深，最终不可自拔。甚至有些人还把自己的贪腐堕落归罪为是西方所谓腐朽价值观的所谓“侵蚀”。果真如此吗？

在事发前，这些犯罪分子的地位可能是在不断提高，但是党对他们的教育并没有因此放松，各级党校对于各级干部都有这样那样的培训计划和课程；可以说，他们不断提高地位的过程，也是接受党的培养教育不断深入的过程。所以，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什么放松了要求，放松了学习上面。根子是，随着他们地位的提高，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权力，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节制，成了所谓的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最终将腐败者本身吞噬——我们现在的反腐，是党中央最高权力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现在的反腐局面很难想象。

这就给人们带来了疑惑：腐败的根子在于权力，所以反腐败需要更大的权力。那么更大的权力就不会带来新的更大的腐败么？所以，以更大的权力来节制权力，来剔除那些依附在权力上的枯枝败叶，这也只能是治标之举；只能做到让官员不敢腐，而不能做到让他们不能腐，不想腐。还应当指出，把权力分散的做法，只能节制权力于一时，而不能根本上解决权力的节制问题。根本上的解决方案，是把权力关进笼子。

那么什么才是能把权力关进去从而从根本上终结腐败的笼子呢？这就需要请出宪法和法律，请出党章党规。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权力所能到达的最远边界。没有宪法，或者有了宪法，只是把它当摆设用，那么社会的乱象，不管是政治层面的，还是经济层面的，都将不可避免。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有文革等政治灾难于前，有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在后，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宪法法律，党章党规，是节制权力的根本力量，也是保证权利的根本力量。权力和权利，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法治程度越高的社会，其公民权利也必然越高；反之，一个公民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其法治程度也必然低下。在一些地方，权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现象之所以泛滥，执政党对立法执法的领导，变成了党组织某个书记的领导，这就为腐败的滋生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样导致不少党政官员，不尊崇宪法，不敬畏法律，不遵守党章党规，而去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关系，那就必然掉进腐败的泥坑。

《终结腐败》一文曾经在操作层面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建设建议，这些举措，其实也离不开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全面推进。因此，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真正实施，要靠公民权利的真正落实；要靠干部任用制度及反腐倡廉的制度、体制、机制的真正建立，要靠媒体监督的真正实现。

正如法律的建立和修改需要领导一样，法律的执行和落实需要监督。离开了监督，权力即使在笼子之中，也免不了会产生暗箱操作，从而产生新的腐败。透明和公开是暗箱操作的天敌。对于最近反腐斗争中，很多落马官员集中于各级政协机构这一现象，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说，大多落马的政协官员，其犯罪事实，多发生在来政协以前。这就又带来了一个疑问：他们是怎么进政协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贪污腐败犯罪，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那么，在进政协之前，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甚至越腐升得越高的？这就与选拔过程的不透明、暗箱操作有绝大的关系。

可以说，权力的本性决定了它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掩藏隐蔽自己的特点，所以，权力越想遮蔽、越想掩盖的东西，媒体和社会越需要不屈不挠地去监督、去阻止、去揭露。只有这样，不能腐才有可能实现。我认为，要改变以前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做法，而要提倡有能力就用、用了一定要“疑”的做法。任何一个人，或选或拔，只要他来到了领导岗位上，我们就要把他当作“可能的坏人”，对他的一切行为，都要实施有效的监管，必须确保证这个人手里的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坚决杜绝任何能让他“出轨”的机会。

我们也不否认社会进步中人的因素。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再先进的制度，也还有完善修改的空间。只要有修改完善的空间，就一定有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可以钻的空子。篱笆再紧挡不住风，渔网再密兜不住水。有了制度，有了监督，还需要一支过得硬的党政干部队伍。这支队伍要在灵魂深处真正做到不想腐。个人的德行，也是整个社会系统作用的结果。在不敢贪、不能贪的社会环境中，不想贪的官员自然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漫长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毕竟我们不能否认人性中存在着阴暗的一面，尤其是，这个阴暗面和权力的特性特别契合，特别容易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生成危害社会的毒素。因此，从理论上讲，干部德行是优先考核的，实际上，能力是官员考核的主要因素。在选拔干部的时候，我们重视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其领导岗位上，也有逐步变坏变质的可能。所以官员上岗后，就要把他们交给法律，交给媒体，交给社会去监督，去评判，去决定取舍。

杜甫有诗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病树、恶竹务去，山林才能常绿。这个已经是全党、全社会的共识。腐败确实像癌症一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致命的影响。我们砍病树、去恶竹的过程，就是动手术切割肿瘤和病变组织的过程，既要精细操作，不误伤健康肌体，又要做到不留余地，不存死角；同时又要去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拔出腐败的总根子，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腐败。

砍树救林，除恶务尽，标本兼治，现在是要让所有贪腐分子无所遁形，接着是要让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能保持清正廉洁，从而远离腐败覆灭的深渊。

第三篇：新高考被指拉不开差距 家长担心孩子吃亏

新高考被指拉不开差距 家长担心孩子吃亏

尽管能够理解高考改革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第一拨儿“尝试者”

尖子班学生家长群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新高考能不能拉开差距”

因为“还没想好选哪三门”，就在现阶段把6门等级考试科目都先“补一补”

一场突如其来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正在改变着一大批上海年轻人的生活、学习方式。

作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试点城市，上海最先开启了改革大幕。看似3年后才会实施的新高考，实际上已经“活生生”地降临到2014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家长身上。

在新高考风向标的指引下，这些“最早吃螃蟹的人”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不同情况的学生和家庭，品到的滋味以及选择的应对方案也各不相同。

担心和普通生拉不开差距“吃亏”，理科尖子生家长“团购”托福班

张女士的儿子目前就读于上海一所顶尖中学的高一理科班，这所中学把“尖子生”分到了3个班级：理科班、科创班和工程班。张女士最近正在给儿子“团购”托福培训班，一起参加团购的，还有尖子班里的其他学生家长，他们平时通过QQ群进行联系。

“我们考虑，高三还是让孩子出去读书，毕竟是(高考改革)第一届学生，家长们总是有些担心。”张女士说，尖子班学生家长群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新高考能不能拉开差距”。

根据上海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起，高考不分文理科，高校录取的依据是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考科目成绩和学生自主选择的3门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并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信息。

等级性考试成绩在计入高考总分时，细化为11级，其中最高等级为A+，相当于满分70分，最低等级为E，相当于40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3分。

张女士担心拉不开差距的，主要是3门等级性考试。

她和丈夫均毕业于复旦大学，是一路挤着高考独木桥走过来的，原本打定主意让儿子也挤一挤这个独木桥，锻炼一下。但现在她有了新想法，“教育部门一直在强调新高考的平衡性、公正性，错是没错，但我们担心过分强调‘非差异化’，对尖子生没好处，等级性考试怕是很难拉开尖子生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差距”。

张女士觉得自己儿子在未来的“新高考”中会“吃亏”，“他的物理、化学很出彩，以前选一门课，值150分，拔尖儿的孩子很容易和别人拉开差距，但现在，不行了。”她分析说，就算儿子三门等级课全拿了A+，也只比其他得A等的孩子高出最多9分而已，而语文、数学、外语拔尖儿的孩子，一门课一下子就能跟别人拉开十几、二十几分的差距。

尽管能够理解高考改革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张女士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第一拨儿“尝试者”，“万一考题很简单，连统考3门都拉不开差距，怎么办？孩子伤不起”。

张女士的担心，得到了上海另一所普通市级示范高中的化学老师米开(化名)的印证。米开告诉记者，新高考方案对一些偏科的理科生尤其不利，确实有一部分理科尖子生家长在考虑送孩子出国念高中，“以前他们可以靠理、化成绩弥补语文的不足，现在确实不行了”。

在一所普通高中教语文的张老师说，他所在的学校，也有偏科生家长打算送孩子出国读书，但他认为家长不必过于焦虑，“原来的尖子生肯定还是尖子生，除非学生偏科很严重”。

想不好未来高考选哪3门，现阶段就“门门都补”

而在一些普通高中，更多家长和学生因为“还没想好选哪三门”，就选择在现阶段把6门等级考试科目都先“补一补”。

杜女士是上海一所普通高中的高一学生家长，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后，她的女儿主动要求补习了英语、数学两门课，“这两门课能拉开分数差距。一定得补”。此外，她还在其他家长的建议下，给女儿报名参加了生物、物理、化学三门课的补习班，“我还算好的，没全报，有很多家长都报了6门”。

杜女士说，孩子刚上高一，还没想好未来高考要选哪3门，只能要求她“每门都学好”，而且每一门课都要求跟往年“学得一样难”。

米开告诉记者，他的化学课已经从以前的每周4节，被缩减至每周3节，“新高考的物理、化学难度可能会下降，所以没必要开那么多节课。”尽管如此，米老师对高考改革持支持态度，“这样没什么不好，让学生(学习的)功利方面能去除一些。有兴趣的，你可以多学一些。”

米开坦言，目前阶段，家长、学生、老师都处于有些“茫然”的状态，“现状是，三大课的关注度很高，但6个小科目也没放松，家长们因为担心、焦虑，让孩子们学得比以前更多了”。

去年9月，在新高考方案公布之后，上海市教委曾对“新高考火了培训机构”的报道作出回应，呼吁家长应鼓励孩子把最珍贵的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全面发展上，盲目补习完全没有必要。

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也反对“门门补”，“改革细则还没出来，补什么？”他说。

中学更加青睐“全面均衡发展”的学生

忙着应对新高考的不只是学生和家长，中学也在调整和改变。

张志敏告诉记者，去年9月，格致中学对高一学生进行了一次意向摸底，并着重在3个方面进行应对。第一，在师资安排上，由于学生们所选的“小三门”组合不同，班级建制要重新排、师资也重新排；第二，摸索实行“走班”，让学生自主选课，并出台不同的课时组合供学生选择；第三，重新安排大小教室的空间使用。

上海进才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孙翔老师告诉记者，虽然课程标准尚未下发，但高一语文教学已经就新高考作出改变，“课外阅读现在作为重点课来上。”学校现在每周一节阅读课，要求学生做读书笔记、摘抄点评，并每月要求学生看一本推荐书，去年12月的推荐书是《苏菲的世界》。

一个基本判断是，未来上海高中会实行“走班制”。“学生每天来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把书包往衣柜里一放，按照自己的课表去各个教室上课。”张民选乐见这样的改变，“英国高中给学生提供60多门课，我们还是这些课程、这些老师，形式变一变而已，肯定能做好。”

与此同时，高考改革的风向标也在影响着上海高中的中考招生理念。

据上海媒体报道，最近，上海一些示范性高中开始为中考自主招生“预热”。上海交大附中校长徐向东坦言，在今年的招生中，会“锁定”那些初中学校潜在的“10A”生，对偏科生说“不”。他眼里的“10A”生就是在各区初三一模考排名前列的学生，各科成绩优秀，全面均衡发展，基础扎实。

复旦附中自主招生中有4条标准，第一条就是“学业基础要好，大概在同龄学生中排名前5%左右”；上海中学则明确提出“淡化竞赛，关注潜能”。

准备不足的高校或将“招不到人”

根据上海新高考方案，将来高校招生可以对3门等级考试作出“入门性”要求，学生满足其中任何1门，即符合报考要求。

这对高校招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多数已经适应“电脑拉分、划线”招人的高校，如今必须学会“自己招人”。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海的一些高校已经开始为新高考招生作准备。

上海大学招生办主任叶红最近组织一批招生教师一起分析研究学校所处的地位，“按照等级制的比例分析一下，以往上大招到的学生大致在一个什么位置，以此为依据再适当放宽一些，作为对一门课程等级的要求。”

并不是每一所高校都作好了准备。一名参与上海方案制定的教育界人士告诉记者，可能会有一些“吃不准”的学校主动放弃对“专业课等级”和“综合素质评价”方面的要求，“啥要求都不提，直接按老办法，仅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依据招生。”

这样做的好处是，学校不至于因为标准定得过高而招不到学生，且能做到“完全公平”。但损失是，学校可能很难招到适合自己学校、适合自己学科发展的学生。

“这就倒逼着那些还没给自己明确定位、不清楚要培养什么人才的学校去思考，你想招什么人、你能招到什么人、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上述人士预测，未来或许会出现因标准制定不当而招不到人的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