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春源洪沉：从伍子胥到屈原看节日文化传承

第一篇：戈春源洪沉：从伍子胥到屈原看节日文化传承

端午节所纪念的人物与今形成的各种习俗，有一个积聚、充实、交替的过程。在端午人物的谱系中，呈动态的流传。最早是伍子胥，但后来，除了苏州之外，逐步被屈原所代替。今就古代文献中，端午人物的演变与世俗的嬗递，谈谈节日文化的传承问题。

一、伍子胥被神化与节日定型

众所周知，伍子胥因强谏被谗杀后，装入皮袋，弃尸胥江。此事发生在夫差十二年（前484年），早于屈原自沉湘江汨罗二百零六年。因此，伍子胥的被神化，早于屈原，自在情理之中。

春秋末至战国时所作《左传》、《国语》、《国策》，多存伍子胥史迹，但几乎都是直书其事。只是《国语》对伍子胥之死略带修饰，写伍子胥极谏，阻吴伐齐，因吴王疑忌而自杀，“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所见也，乃使取申胥（即伍子胥——作者）之尸，盛鸱鴺而投之江。”（《国语》卷19）已含一定的情节性。与此同时，《庄子》、《荀子》等亦有关于伍子胥的一些零星记载。至战国之末，吕不韦作《吕氏春秋》，写到伍子胥求其奔吴时在江上救助的渔父而不得的情景，渔父成了“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见”的隐性人物，已涂上一定的神秘色彩。

两汉时，伍子胥被进一步神化。《史记》、《说苑》均载伍在自杀前要求“悬目于东门”，而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江上”（见《史记·伍子胥列传》、《说苑·正谏》。）可见在春秋末当地人早已把伍作为神来崇拜，而为汉时人所记录。以后，伍子胥的经历，亦有被神化之处。《吴越春秋》所记伍子胥投吴途中，充满曲折艰险。伍至溧阳濑水，饥饿无力，迄食于一个三十岁不嫁的女子。女子给食后投金水而死，为之殉情。当伍子胥伏剑自刎，仍激发出巨大的力量。传说吴王把伍子胥尸投入江中后“言曰：‘胥，汝一死之后仍能有知？’即断其头，置高楼上，谓之曰：‘日月炙汝肉，飘风飘汝眼，炎光烧汝骨，鱼鳖食汝肉，汝骨变形灰，有何所见？’乃弃其躯，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往来，荡激崩岸。”（《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这时伍子胥已升为江神。后又传说越军攻吴至南城，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悬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越军大惧，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风疾雨，雷奔电激，飞石扬沙，疾于弓弩。越军败坏，松陵却退，兵士僵毙，人众分解，莫能救止。”伍子胥已被描写成具有护国神力，使越军不敢越界前侵。后来由范蠡、文种出面拜谢，获伍子胥托梦允许，越军才进入吴都。《吴越春秋》还记载，与伍子胥有相似命运的越将文种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同上，《勾践伐吴外传》）伍子胥已从江河扩展至海上，成为海潮之神。东汉袁康、吴平所作《越绝书》亦言，伍子胥捐躯于大江之口，“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越绝书·越绝德序外传记》），直言伍子胥是混江通海的“水仙”。直至西晋张华作《博物志》仍言“昔吴相伍子胥为吴王夫差所杀，浮之于江，其神为涛。”（《博物志·佚文》）可见，至迟至两汉，已完成了伍子胥的神化过程。既然伍早有化神传说，人们用竞渡方式加以纪念，就显得很自然了。

因此，一些古代文献，早把端午竞渡的起源归于伍子胥。东汉邯郸淳《曹娥碑》说：“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文中伍君，即伍子胥。这一记载比第一次提“端午为纪念屈原”的吴均《续齐谐记》要早三百余年。即使两晋之交的虞预在《会稽典录》中所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作者）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盱，乃投瓜于江。”此记亦比《续齐谐记》早二百年左右。与吴均同时代的宗懔在所作《荆楚岁时记》中，既承认端午竞渡缘于“屈原投汨罗江，人伤其死”；而又承认“斯又东吴之俗，不关屈平也。”十分明显，伍子胥是端午节中被首先纪念的人物。

吴地自古至今，一直坚持“端午祀伍”说。汪撰有诗：“吴儿好事弄江潮，五月争标不惮劳，龙舸若曾沿楚俗，犀军今幸偃胥涛。”认为江上竞渡是纪念伍子胥。清初朱彝尊《吴门午日观竞渡》诗中有“胜日衔杯罢，轻舟解缆初。尽传迎伍相，不比吊三闾。”明确指出，端午竞渡在吴人相传中是为伍子胥，而不是三闾大夫屈原。马学乾《烟雨楼观竞渡》诗中亦有吴地竞渡“不迎三闾迎伍相”之说。而《越地传》与《事物原始》等书，传龙舟竞渡起于越王勾践。此说实际与端午起源于伍子胥相一致。越王勾践对伍子胥十分尊重，攻吴时，在三江口曾杀马祭伍，龙舟竞渡实是越王勾践为伍子胥所设。故清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卷五中作诗云：“忆昔越王习水战，麾兵竞渡托游讌”，“又传勾践悯胥忠，鼓乐迎神浙水东。弄潮犀手年年集，不与湘潭吊屈同。”《清嘉录》指出，五月初五的竞渡是“吊三闾大夫”的这一说法，“于吴地无涉”，并据《吴越春秋》“以为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而作。”（见顾禄《清嘉录》卷五）又说龙舟戏“荆楚自为灵均，吴越自为子胥耳。”灵均，是屈原的字。吴人始终认为端午人物之始是伍子胥。从上述史料的梳理，可知伍子胥死后，在其神化的同时，越王为之设龙舟以祭。加上伍子胥殉难日期与端午相近，斗百草、采药草、食粽、饮雄黄酒等，又多起源于伍子胥所在的吴地。因此，伍子胥是端午节人物的源头。

二、屈原后来居上的原因

屈原不仅生活年代晚于伍子胥，而且是伍子胥精神上的后继者。他与伍子胥在出身、经历、悲惨命运上均有相似之处。他对伍子胥的忠贤，十分推崇感佩，说：“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诗中的“伍子”即伍五胥。屈原对伍子胥的悲惨遭遇，感到不平与愤怒。又对伍没有遇上汤武、齐桓、秦缪一类的明君，体味不出忠贞之气，而感到惋惜。（见屈原《惜往日》）屈原在国事日非、楚王信谗而斥忠良的困境下，表示要以伍子胥为榜样，投水自死。“吾怨往日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惕惕，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屈原《悲回风》）“自适”两字，表示他的投水是为了“适顺己志”，追随伍子胥而去的一种自我抉择。古代的一些政论家、辞赋家，也大都把屈原作为伍子胥的续行者看待，“伍屈”或者“胥原”往往相提并论，指出屈原“愿自沉于江流，绝横流而往逝，愿为江海之泥途”，是由于“哀子胥”所致。（见东方朔《七谏》）从上可见，在端午节中屈原之被重视，只能说是“流”，而不是“源”。

端午起源于屈原说，至南北朝中后期才有文献记载，也可以说，到此时才流行起来。但这一说法明明晚于伍子胥，却后来居上，几乎覆盖全国，甚至影响世界。连我们苏州本身，有人也只知屈原而不知伍子胥了。民国十九年（1930）所出《相城小志》就说端阳抛粽是为“吊屈原”。

“端午起源于屈原说”的影响之所以超过伍子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屈原有强烈的爱国爱乡的激情，与慷慨赴死的英雄气节。他几经磨难而未抛弃楚国，一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浸沉于国事，目的是挽救楚国危亡，希冀国家的强大。即使在流放之中仍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为国焦虑而“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最后投身于清流之中，形体虽灭而精神永存。同时，在当时楚国“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为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战国策·中山策》）的情势下，能做到“内直质量”，独立周行，不与那些贪婪竞进、扰堂的燕雀同处。他反对“时俗工巧”，揭露社会的“腥臊黑暗”，主张改革内政，增强外交自信，关心民生，以求国家的强盛。照屈原的自喻，他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洁荷，是追求光明的鸾凤。当然，也是一个坚强执着的勇士，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

屈原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创作了《离骚》、《天问》、《九章》等优美的诗篇，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以丰富的想象，运用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甚至山川草木、日月风云，展现杂色相混错综纷乱的社会内容，表现了热爱祖国、同情人民、追求纯洁理想的胸怀，体现了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由于富有文彩，因而易于传播，引起共鸣。言之有文，行之即远。就是屈原影响力逐渐超过伍子胥的重要原因。

最后，在客观上，由于吴被越所灭，越最终又被楚所灭，楚国不可能鼓动宣传伍子胥。这对伍子胥在端午节中的地位在相当时期内，有一定的影响。而屈原在死后，其“瑾瑜比洁，日月争光”的品质与不屈的斗争精神获得一致赞扬。这使端午节起于屈原说，从荆湖传向全国，成为较普通的认同。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伍子胥也正是由于忠于吴国，因而在苏州端午节中作为纪念性人物被保留下来。伍子胥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出生入死，忠勇奋战，毫无私心，推荐孙武子等众多人才，从而“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为吴国称霸，创设了条件。伍子胥还是吴大城（也称阖闾城，今苏州）的总设计师。他根据“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总体方针，因地制宜，“相士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围47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形成一个城墙坚实，水道纵横，城郭相套，城内区划整齐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基址一直保留至今，给人们带来后惠。因此，吴地人民感谢伍子胥，在端午节中保持崇祭，也就不奇怪了。

三、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从端午节人物影响力的消长与一些风俗的更替中，我认为。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应注意下列几点：

其一、端午节无论是纪念伍子胥，还是纪念屈原，都一定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基质，保持中华儿女勤劳、勇敢、爱国爱乡、温良恭俭、崇文尚智等核心价值标准。在各种节日所崇祀的人物与民俗活动中，挖掘其自强不息的大勇，坤厚载物的大德，与刚柔兼具，因势而为，与时俱进的大智，增建我们民族共同信仰与道德的基础，提升中华节日文化的内聚力与对外的竞争力。

其二、在内容与形式上，一定要本土化、大众化，体现民俗活动、民族艺术的个性。一些古老的节日活动品种，如竞渡、抬阁、荡湖船、锣鼓、祭仪、秧歌、灯谜等，是经千年提炼而逐步成熟，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应进一步发扬完善，要注入像伍子胥，屈原一类中国人文要素。某些活动，可插上文学的翅膀，通过媒体散发开来。节日活动办得越是民族的，越有个性，越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兴趣，更具有生命力，更带有世界性，更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产。要从节日文化的渠道，来构筑中国文化的高地。

其三，应认识到像端午那样，节日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动的。一些如“毁体迎佛”等糟粕，应该弃除，而吸收先进的文化精华，充分体现人的价值，做到以人为本。全人类的节日最早起源，很多都与农业生产有关，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几乎概莫能外。但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内容多偏于集体性、综合性、宗社性、家庭性活动，而缺乏某种个人情感的抒发与释放，因此必须充实一些现代化的内容。如，可通过端午这一载体，开发其现代意义，重塑节日辉煌。端午的竞渡、拔河，可以与现代水上运动结合起来，发扬其强身体育的作用。挂艾草、洒雄黄酒可以与卫生医疗活动挂起钩来，增强环保与保健意识。纪念伍子胥、屈原可以与爱国主义教育与诗歌文艺活动相合，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与艺术修养。节日文化也只有吸收先进的营养，才能壮大自己。

现在传统节日文化越来越瘦，端午节除吃粽、竞渡外，一些活动已经消失或正消失。我们应从传统传节日文化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节日的作用，防止全盘洋化，光大民族的大众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