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秦晓1)

第一篇：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秦晓1)

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秦晓1)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我想先谈谈问题。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十八大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

拐点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政府“脱嵌”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为了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该设定七大目标。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第二，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第三，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第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第六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第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

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改革应该注意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七大目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即每项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它指标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七大目标

下面从政策工具和定量的角度分别谈一下改革的七个目标。

目标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仍存在争论，即增长回落的性质，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若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PPF)。以往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目标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美国在G20会议上提出，以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IMF的初步研究也支持这个指标。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超过2.5%。

目标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我们需要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2.5%，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目标之四：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来服务业占比平均每年增长1%，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即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统计数据。不同经济学家由于采用数据和假设条件不同，所得结论亦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升若干个百分点，具体还需要量化。

目标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GDP构成中含有大量消耗大、产出低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主要产业的单位产品（吨）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甚至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们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五年。

目标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个指标，国外机构估计中国这个基尼系数为0.47-0.52，已超出了0.45的警戒线。我们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至警戒线之下。

约束条件

接下来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约束条件之一是就业压力和通胀水平。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我们提出的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们建议的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约束条件之二是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同时，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我们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几点建议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十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我们的建议是：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我们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改革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作为一个较为全面且可行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包括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方案。

第二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北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随着快速而不均衡的增长给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实施关键经济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与以往相比，IMF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的警示意味更强烈。报告称，中国日益迫切需要转变其严重依赖信贷和投资的增长模式。

IMF表示，中国现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同时“尽管中国仍有抵御冲击的有效缓冲器，但安全边界正在逐渐消失”。今年3月上任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誓言加大改革努力，但尚未采取任何重大举措。

IMF表示，有必要采取“一轮果敢措施”，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成功。该机构补充称，当务之急是“遏制整体信贷增长，阻止金融行业进一步累积风险。”

中国社会融资总量的存量（衡量经济中信贷总量的一种标准）自2009年初以来增加60%以上，显示杠杆率上升，导致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IMF表示，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信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传统的金融体系安排的。

“再加上增长放缓，这不能不令人发问：这是可持续的前进道路吗？”IMF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6月，中国曾爆发一场“钱荒”，原因是中国央行不愿注入流动性，引发银行间利率飙升，信贷市场短暂冻结。IMF表示，这场流动性紧缩显示，中国央行有意遏制信贷扩张，抑制风险较高的放贷形式。但罗德劳尔表示，中国需要通过加快解除利率管制，来解决导致市场扭曲的根源问题。中国推动其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模式的努力最近遭遇挫折。2011年，消费曾成为大于投资的增长贡献因素，但2012年底的一轮小规模刺激逆转了这个趋势。IMF表示，“朝向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消费者的经济的决定性转变尚未发生。”

IMF还对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发出警告。据IMF测算，若计入政府融资工具和预算外基金的债务，去年“实际政府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罗德劳尔表示，尽管这样的债务负担仍是可控的，但政府在财政上的回旋余地小于以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出台了巨大的刺激方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债务激增。随着中国经济再度放缓，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呼吁推出新一轮刺激。IMF敦促中国中央政府继续抵制此类呼声。IMF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7.75%，明年将增长7.7%，这两个预测都处于区间高端。但IMF表示，其预测面临的下行风险在近几周有所增加。译者/和风

第四篇：营改增引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深度试水

营改增引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深度试水

作者 王劲松

2013-2-23 5:11:44来源：2013年02月22日 08:14:00 中国财经报网2012年是营改增的元年。

是年，营改增率先在上海启动改革试点，之后采取“雁阵”扩围方式，陆续有12个省市纳入改革试点。经过精心组织实施，各试点省市新旧税制均已成功实现转换。这标志着，营改增已经试水成功，这艘巨轮正乘风破浪，朝着下一个目标远航。

“可以说，这是我国经济领域重大改革中稳中求进的典范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对营改增当前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如是评价。

新旧税制成功转换

纳税人成功转换。截至目前，共有102.8万户试点纳税人，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一般纳税人21.6万户、占21%；小规模纳税人81.2万户、占79%。从行业分布看，交通运输业16.1万户、占15.7%，现代服务业86.7万户、占84.3%。

征管系统平稳运行。目前，各项系统运转正常，2012年已开出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119.5万张、税额720.7亿元。同时，各地纳税申报顺畅，纳税服务到位，风险防控有效。纳税申报率达到99.8%。

抵扣链条顺利打通。营改增各项改革措施到位后，适用税率、计税方式、计税依据等全部按照新税制执行，其抵扣机制作用日益显现，试点行业与其上下游行业抵扣链条已经打通，基本消除重复征税。初步统计，12个试点省市共为企业直接减税426.3亿元。既减轻了服务业税负，也降低了制造业成本，促进了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新增值税入库顺畅。各试点地区财政、国税、国库部门，严格按照财政部制定的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办法，转换新增值税税款入库方式，做好税款入库核算工作，成功搭建了税款入库平台，新的体制和核算制度运行顺畅，基本做到了缴得进、分得清、记得准，没有发现税款混库、滞压等现象。

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国家层面出台了“一方案”“一办法”和“两规定”,即：财政部、国税总局印发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和《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地方层面建立了配套的预算管理、会计核算、税收征管、税款入库核算等制度，以及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制度建设有机衔接，共同构筑起了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为改革试点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

促减税、推转型卓有成效

基本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促进了跨区域、跨行业抵扣链条的形成，强化了区域内外、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安徽为例，试点以来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合计接受安徽营改增专用发票3.3万份、税额2.7亿元，占到安徽开具给外省总份数的50%以上，进一步密切了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此外，营改增

促进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接。营改增对试点企业提供的交通运输、研发和设计服务实行零税率，实现了与国际通行税制的接轨，使国内服务业企业与国外企业处于更加平等的竞争地位，既有效地提高了服务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增强了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上海市去年全年新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多家，投资性公司25家，研发中心17家，实际利用外资逆势上扬，增长20.5%。

切实减轻了企业税负。从12省市的纳税申报情况看，一是试点实现总体减负。试点全年减税426.3亿元，其中，试点纳税人减税189.1亿元，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试点服务减税237.2亿元。二是中小企业普遍减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下降幅度平均达40%，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发展。三是增税面不断下降。以上海为例，2012年全年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增税面逐月下降，并于7月份实现了全行业减税。即使改革初期少数企业税负增加，各地也都采取了不同的扶持办法，对税负增加的企业予以财政补贴，对冲因税负增加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税负并没有增加。

促进了服务业加快发展。一是服务业企业户数增加较快。每月新办企业都在迅速增加。以湖北省为例，试点一个月全省新增试点纳税人3952户，增加最多的是文化创意服务业，占新增户数的29.8%。二是服务业经济总量快速增长。2012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其中二产增长3.1%，三产增长了10.6%，高出全市生产总值增速3.1个百分点；三产增加值占全市GDP首次突破60%，拉动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三是服务业出口迅速增加。

推动了制造业创新发展。营改增直接受益的虽然是服务业，但对制造业产生了重要的“溢出效益”，影响十分显著。一是推动服务外包，促进主辅分离。不

少企业主动将生产性服务业务外包，进一步优化企业组织架构，使企业从“橄榄型”转变为“哑铃型”，专注于提高主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加速资产折旧，鼓励科技创新。由于设备采购抵扣增加，改革有力促进了试点企业的设备更新改造。

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为更好地适应税制变化，企业在经营模式、市场营销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做出适应性转变，如交通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制造业中的研发与运输服务等，寻求通过专业化协作完成。促进了企业管理升级。很多企业主动从产业链构建、财务管理、合同管理、供应商选择等方面，完善了企业治理机制，内部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新一轮改革正试水

专家和地方都在呼吁，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区域范围和改革行业。鉴于已进行改革试点的12个省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区域分布等方面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改革试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度设计更加完善，工作机制更加协调，改革氛围更加有利，因此，全面实施扩大试点的条件已具备；同时，因局部地区试点导致的政策差异和征管风险等问题，以及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税制不公平和“洼地效应”，都需要尽快通过扩大和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此外，随着营改增的实施，作为地方主要税种的营业税逐步被增值税取代，地方税体系建设更加迫切。要构建新的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同时增强地方财政实力。要深入研究税收征管体系改革，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国税、地税部门职能及工作资源配置。

高培勇认为，营改增不仅限于税收制度改革的层面，它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方

方面面和各个层面，牵动着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它实际上已经成为重大财税改革乃至新一轮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

长期关注营改增改革进程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对记者表示，他十分赞成营改增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说法。现在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

“方向正确、全面铺开、顶层设计、通盘考虑。”朱青对营改增的远航表达了这样的愿景。

第五篇：秦晓——清华大学演讲稿全文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主）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

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而不是 The Wealth of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