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元诉堂等人共同完成定稿的作品著作权归属案[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陈启元诉堂等人共同完成定稿的作品著作权归属案

「案情」

原告：陈启元。

被告：范文堂、张学松、付华春、刘建平、刘海群、杨淑贞、赵书群、商武恒、梁国印等9人。

1991年暑假期间，原告陈启元经人介绍，携带其写的《八卦探源与周易研究》书稿，到被告范文堂家与范就此书稿的创意和修改进行探讨和研究之后，陈启元将该书稿留给范文堂进行修改。1992年初，陈启元曾向范文堂取走书稿，不久又送回给范文堂。1993年春节假日期间，范文堂到陈启元处住了约一个星期，双方共同研究书稿。此后不久，范文堂又介绍被告张学松参加此书稿的再创作。同年暑假期间，陈启元又到范文堂处住了十多天，和范文堂、张学松一起探讨研究，在原稿基础上完成了定稿，字数从3万多字扩充到近40万字，书名定为《易数原微》，陈启元并试设计了书的封面，在该设计封面上标明“陈启元、范文堂、张学松著”。此后，张学松经联系，在中州古籍出版社落实了出版事宜，取得了出版书号。同年12月29日，陈启元、范文堂、张学松三人签订了一份《关于〈易数原微〉出版发行等有关问题的协议》。协议约定：主编第一名陈启元，第二名范文堂，第三名张学松；如能联系到副主编和编委，可署副主编和编委若干名，名次按姓氏笔划序排；主编名字印在封面上，版权归三名主编所有。该协议还对出版经费、发行、利润分配、风险责任等事项作了约定。三人均在协议上签了名。经范文堂、张学松联系，确定了被告付华春、刘建平、刘海群、杨淑贞、赵书群、商武恒、梁国印等7人作为该书的副主编署名。此后，此书印刷了4000册，并按协议的约定，由原、被告分担了销书数量。

在书的销售过程中，原告陈启元向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其于1991年7月自行完成了《易数原微》的创作。认识被告范文堂和张学松后，在他们二人的胁迫下，三人签订了一份出书协议。后范文堂、张学松二人又以集资出书为名，又增加了被告付华春、刘建平、刘海群、杨淑贞、赵书群、商武恒、梁国印七位副主编，擅自转让其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确认其独自享有《易数原微》一书的著作权，并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和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

被告范文堂答辩称：该书先系我与陈启元合作所著，并由我申报了《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请评审书》，后张学松也参与了写作，并进行了统稿和终校。1993年12月份，3人又签订了一份出书协议，明确该书的著作权归3人享有。所以，不存在侵犯原告权利的问题。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学松答辩称：我不仅参与了《易数原微》一书的创作，而且负责对全书的编审、修改、定稿和终校工作，同时还联系了该书的出版。三方还达成有出书协议。因此，本人依法享有该书的著作权。

被告付华春答辩称：其被署名为副主编，是根据陈启元、范文堂、张学松三人出书协议所为。本人对该书提出有自己的见解，且已出资1500元，请求依法公断。

被告刘建平、刘海群、杨淑贞、赵书群、商武恒、梁国印未答辩，亦未出庭。

「审判」

驻马店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八卦探源与周易研究》初稿虽为陈启元所写，但其将初稿交给范文堂后，陈、范、张三人共同对该书稿进行了修改创作，直至最后完成《易数原微》书稿，三人均付出了劳动和心血。陈启元称范、张二人不是该书作者，没有事实依据，不予认定。陈启元所称出书协议是在胁迫下所签的，亦无证据加以证实。据此，应认定出书协议有效，《易数原微》系合作作品，陈启元、范文堂、张学松是该书的合作作者。付华春等另7名被告，虽被署名为该书的副主编，但该7名被告未参与《易数原微》的创作，不是该书的作者，他们是基于陈、范、张三人的协议被署名的，主观上并无过错，不构成侵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该院于1995年12月19日判决如下：

一、《易数原微》一书的著作权归陈启元、范文堂、张学松三人共同享有。

二、驳回原告陈启元的其他诉讼请求。

陈启元不服此判决，以起诉所持理由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出书协议应无效为理由，上诉至驻马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范文堂、张学松以一审答辩理由进行了答辩。

被上诉人刘建平答辩称：我参与了本书的写作讨论，负责全书插图和审定表格及部分内容的校对，应依法确认我享有此书的著作权。

驻马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启元将《八卦探源与周易研究》交范文堂后，双方具有了出书的意图。张学松参加后三人具有了互补性。陈启元对易学研究较多，范文堂、张学松对著书有理论上的基础。三人曾多次对该书稿的篇章结构、内容及修改等进行研讨，体现了共同创作的合意。三人的观点从不同角度表现在书中。所以，该书应是三人的合作作品，共同享有著作权。此书出版发行前，三人签订了书面协议，是每个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除联系副主编和编委署名集资出书的内容外，协议的其他部分有效。陈启元要求独自享有著作权、出书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付华春等七名副主编没有参加本书的创作，基于陈、范、张的出书协议而署名，不享有该书的著作权，原判对此未作判决不当。但该七名副主编主观上无过错，不发生侵权的问题。至于在集资出书、销书过程中各人出资数额和分销书的数量上的争议，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也可另行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该院于1996年4月29日判决如下：

一、维持一审判决。

二、增判付华春、刘建平、刘海群、杨淑贞、赵书群、商武恒、梁国印等七名副主编不享有《易数原微》一书的著作权。

「评析」

本案的审理主要集中在3个问题上：

一、关于《易数原微》一书的著作权是否应归陈启元独享的问题。陈启元写成《八卦探源与周易研究》初稿后，与范文堂进行了探讨，双方产生了出书的意图，后张学松也参加了创作，三人具有互补性。从1991年暑假到1993年12月29日三人签订出书协议的两年半时间里，三人反复共同研讨、修改原稿，使3万多字的《八卦探源与周易研究》扩充到近40万字，并重新定名为《易数原微》，体现了三人共同创作的合意，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三人的观点。所以，《易数原微》应是三人共同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本书定稿后，陈启元试设计了封面，并亲自在上写明“陈启元、范文堂、张学松著”，应该说是初步明确了该书的权属。此后，三人在平等协商条件下又签订了出书协议，应是三人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的规定，创作性劳动对于一部合作作品的完成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易数原微》一书的创作反映了这些条件，因此，该书应属合作作品，著作权应归陈、范、张三人共同享有。

二、关于付华春等另七名被告被署名为《易数原微》的副主编，是否可享有该合作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其中付华春在一审、刘建平在二审分别主张自己曾出资，对该书付出有一定的智力劳动，也应享有该书的著作权。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还规定：“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活动，均不视为创作。”该七名副主编是基于三人出书协议，因其出资而被署名的，并未参与该书的创作活动，该书中也没有他们的智力劳动成果。付华春、刘建平所说的提出见解、参与讨论、表格审定、校对部分内容，也只是一些辅助性活动。所以，根据上述规定，该七名副主编不是本书的合作作者，不享有著作权。

三、关于出书的集资如何处理的问题。为出书而集资，是为了解决无钱出书及自费出书而采取的办法，这种集资并不属著作权中的财产权问题，而属出版中的出版经费问题，产生的是集资法律关系。同时，不能因为出资就有著作权意义上的署名权，从而就可以享有著作权。署名权属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范畴，而人身权是不可让与和转移的，也是不能花钱能买到的，故在审理著作权案件时不宜将集资问题合并审理。

责任编辑按：本案反映的问题，恰恰是关于认定合作作品、认定合作作者身份的构成条件问题。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及创作产生作品的根本原则，认定争议作品是否属合作作品、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合作作者身份（这是从不同角度来提问题），应当以三个条件来认定：

第一、当事人之间应有合作创作的合意（意思表示）。合作要有合作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在实践中其形式和时间上没有固定模式。在形式上，可以是书面协议的，也可以是口头约定的，还可以是其他形式形成的。在时间上，可以是在创作活动开始之前，也可以是创作进行之中，还可以是创作完成之后。如本案情况下，陈、范二人，陈、范、张三人之间开始并无明确的合作创作的意思表示，只是到了定稿完成，陈设计封面时才有了这种合作创作的确定意思表示，即至少陈认为该作品是属三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到了三人签订出书协议时，在协议中最终明确了三人共同署名、共享著作权的这种具有权利意识的合作创作的意思表示。所以，在本案中，应认定陈、范、张三人之间有合作创作的合意。而另七名副主编是陈、范、张在协议中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应归该三人享有的情况下，可以让联系到的其他人署副主编或编委的名而被署名的，不具有著作权中署名权的意义，也不具有合作创作合意的意义。故三人协议对该七名副主编不产生合作创作合意的效果。

第二、当事人之间应当各自实施有对作品的创作行为。作品是创作行为的结果，因此，要主张对作品的著作权，必须证明其产生作品的创作行为。在合作创作作品中，合作者所实施的创作行为与独著作品中的创作行为有所不同。在合作创作作品过程中，创作行为应表现的是一种创作分工和配合的行为，即可以是大家共同构思，共同动手；也可以是其中一人创作初稿，其他人完成定稿；还可以是一人提出创作主题、大纲和要求，另一人执笔，再一人统稿。这种创作分工和配合没有固定模式，因事而异。如本案这种情况，陈启元自行创作完成了3万多字的《八卦探源和周易研究》初稿，在先后找到范文堂、张学松后，经过三人的共同研究、共同创作劳动（包括写作、统稿、修改、终校等），形成了近40万字的定名为《易数原微》的定稿，这表现的就是一种创作分工和配合（并不需要事先明确，实际上是各尽所能）。所以，陈、范、张各自实施有对作品的创作行为，参加了合作作品的创作，就具有了成为合作作者的客观基础。而另七名被署名的副主编，无论是出资也好，还是提出过意见也好，这些行为均只能视为“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活动”的行为，不能视为“创作行为”，他们是“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这一点，从《易数原微》完成的时间及三人协议的时间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易数原微》完成后，陈启元设计作品封面时只署有陈、范、张三人的名，还未发生其他人可署名的问题。只是在三人协议中才出现了其他人可在著作权署名权意义外署副主编或编委的问题。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作品提出过修改意见的人，仅是表达了对作品已有思想、观点的一种看法，属一种思想、观点的表达，而不属作品创作中的创作行为。作者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取决于作者的个人意志，即使予以接受，也只是对该种思想、观点的认同，是行使修改权的结果。而思想、观点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第三、创作完成的作品应当是各个合作作者的共同智力劳动成果，即各个合作作者的创作成份、成果有机地融合在一部最终的作品之中。本案争议作品，从最初的陈启元个人的3万多字的初稿，到经过三个人共同努力完成的近40万字的定稿，应当说是有机地融合了三个人的创作成份、成果，以至很难分出哪一部分是谁创作的。所以，陈启元在定稿完成后，在其设计的作品封面上亲自写上三个人的名字，应当说是对三人共同劳动成果的承认。

综上，《易数原微》是在陈、范、张三人的共同创作活动中产生的，又为三人协议明确这种行为结果的权属应归三人共同享有，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要求，应当认定该作品属合作作品，陈、范、张三人是该合作作品的合作作者，应当共同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

第二篇：关于陈启元的介绍

关于陈启元的介绍

陈启元，男，汉族，1948年6月生，安徽望江人，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中南工业大学化学系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重点跟踪管理对象，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冶金物理化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有色金属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化学热力学与热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南省政协委员。人物生平

陈启元教授长期从事冶金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国家“863”、“973”等计划项目等资助下，在冶金和材料有关的各体系的热力学性质测定、冶金化学平衡、冶金过程动力学与过程强化、冶金过程模拟与模型、材料结构与性能、功能材料设计与合成、资源回收利用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基础理论数据的提供和积累，提高我国冶金领域基础研究水平，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我国有色冶金科研工作的后劲，作出了突出贡献。2000年以来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大部分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工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及教学成果奖10项，出版专著3部。个人履历

1968年12月至1973年9月湖南省靖县铺口公社下乡知青；1973年9月至1976年8月在湖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1976年8月至1978年10月在湖南省靖县平察中学任教师；1978年10月至1982年3月中南矿冶学院化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82年4月至1995年1月在中南工业大学化学系任教师，1982年4月至1986年12月中南工业大学化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1987年7月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7月至1990年12月在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化学系任客座教授，1991年12月晋升为教授，1993年8月任系副主任，1993年评定为博士生导师；1995年2月至2000年4月任中南工业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2000年4月至2010年4月任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06年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发表过很多文献： [1]胡红英 胡慧萍 陈启元 张铁峰.球磨作用对改性二氧化硅热行为的影响[J].功能材料，2007，38(4)：619～ [2]刘文萍 尹周澜 丁治英 陈启元.搅拌磨制备煤直接液化用黄铁矿催化剂的研究[J].功能材料，2007，38(1)：85～

[3]王学文 陈启元 张平民 尹周澜 李元高.改进的凝固点降低法测定摩尔质量实验装置[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7，26(4)：40～

[4]杨亚辉 陈启元 尹周澜 李洁.Cr掺杂对K2La2Ti3O10光催化活性的影响[J].无机化学学报，2007，23(5)：771～

[5]刘红丽 刘士军 肖忠良 陈启元.磷酸三丁酯与醇二元混合体系的热力学性质[J].物理化学学报，2007，23(1)：124～

[6]杨亚辉 陈启元 尹周澜 李洁.KzLa2Ti3O10的制备和光催化产氢性能[J].中国有色金属学报，2007，17(4)：642～

[7]刘文萍 尹周澜 丁治英 陈启元.液体介质对黄铁矿超细粉碎的影响[J].中国有色金属学报，2007，17(1)：138～

[8]梁成 陈启元 李洁 尹周澜.硅对铝酸钠溶液分解过程分解率和粒度分布的影响[J].轻金属，2007，(3)：10～

[9]敬叶灵 尹周澜 张艾民 陈启元.聚丙二醇改善铝酸钠溶液种分行为的研究[J].轻金属，2007，(3)：20～

[10]陈金清 肖承玉 陈启元 尹周澜 张平民.钾离子对铝酸钠溶液种分分解率的影响[J].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07，(3)：25～

[11]陶涛 李元高 王松森 陈启元.铝酸钠溶液离子膜电解附聚过程的影响因素[J].轻金属，2007，(1)：19～

[12]林轩 张平民 尹周澜 陈启元.纳米Sm2O3的表面改性研究[J].化学世界，2006，47(8)：454～

[13]彭秧锡 陈启元 刘士军 张海波.乙二醇中机械化学法制备纳米CuO粉体[J].功能材料，2006，37(12)：1995～

[14]钟胜奎 尹周澜 王志兴 陈启元.碳热还原法制备LiVPO4F及其电化学性能[J].功能材料，2006，37(10)：1613～

[15]尹周澜 邢志军 杨亚辉 陈启元 李洁.K4Nb6O17光催化分解水产氢活性的研究[J].功能材料，2006，37(9)：1445～

[16]兰可 陈启元 胡慧萍.磺化酚酞型聚醚砜/蒙脱土质子导电复合膜的表征与性能[J].功能材料，2006，37(8)：1259～

[17]张斌 陈启元 周科朝.改性有机添加剂对铝酸钠溶液种分分解速率的影响[J].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7(5)：932～

[18]刘文萍 尹周澜 陈启元.煤直接液化用黄铁矿催化剂超细粉碎的研究[J].功能材料，2006，37(3)：399～

[19]张斌 周科朝 陈启元 黄伯云.添加剂强化拜耳法种分分解的工艺条件实验[J].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7(3)：422～

[20]李洁 孙容 陈启元 尹周澜 张平民.[C5H5NH]3[PMo12O40]·4．5H2O的合成与表征[J].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7(1)：58～ 首席科学家

2007年10月19日上午，由我校副校长陈启元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的“973”计划项目“战略有色金属难处理资源高效分离提取的科学基础”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在生物楼三楼报告厅隆重举行。王淀佐、周国治、刘业翔、钟掘等两院院士，科技部基础司重大项目处处长崔拓，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李长求，湖南省科技厅厅领导、高新办主任黄新亮，湖南省科技厅计划处副处长卿涧波，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道全，金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武浚，校领导邱冠周、黄健柏等有关部门、有关项目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出席了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副校长邱冠周教授主持。

副校长黄健柏致欢迎词，科技部基础司重大项目处处长崔拓、金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武浚、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李长求分别讲话，对项目的启动表示热烈祝贺，对项目的研究意义和前景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我校以此次“973”计划项目的启动为契机，继续发挥传统研究领域的优势，为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作出更大的贡献。

经科技部批准，聘请王淀佐院士、周国治院士、刘业翔院士、孙传尧院士、李永军教授、杨显万教授、唐谟堂教授、陈启元教授为项目组专家。启动仪式上，首席科学家陈启元教授向聘请的8位项目专家颁发了证书。

陈启元教授从立项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总体研究方案和创新点、研究队伍、研究工作基础的研究条件等5个方面介绍了“战略有色金属难处理资源高效分离提取的科学基础”项目情况。该项目集中了我国有色金属研究领域的优势研究单位包括中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云南大学、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共同承担该项目。该项目涉及选矿、冶金、化学、材料等学科交叉研究，共设置8个课题，通过对铜锌镍钛难处理矿产资源类质同相、同金属多矿相、高碱性脉石的多金属共生氧化矿的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形成具有我国资源特点、支撑我国紧缺战略有色金属难处理矿产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基础理论。项目将针对铜锌镍钛等主要紧缺战略有色金属难处理矿产资源的共性问题，形成清洁高效的冶金新体系和新方法，提出适用于我国资源特点的冶金新技术原型，实现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扩大我国紧缺战略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经济储量，解决我国紧缺战略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为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资源保证。

仪式结束后，该项目的8个课题向项目专家组进行了课题任务答辩，并与首席科学家签署了课题任务书，与相关企业洽谈了产学研全面合作事宜。据了解，至此中南大学已有六个“973”项目。

第三篇：陈逸飞诉大一公司等擅自加印其作品挂历侵犯著作权案

案 情

原告：陈逸飞，男，美国籍。

被告：上海大一包装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被告：陈云龙，男，上海霞飞印刷厂承包户。

第三人：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

第三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4年9月初，原告陈逸飞与第三人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下称中图公司）达成合作出版与销售1995年《陈逸飞油画作品选》挂历15000本的口头协议，由陈逸飞提供挂历的版模，中图公司负责安排联系出版书号及印刷，挂历最低销售价不得低于每本44元。

同年9月7日，中图公司与被告上海大一包装设计印刷有限公司（下称大一公司）签订《印刷合同》，该合同内容为：“品名全开95版陈逸飞油画精品挂历（柒张），数量15000本，单价16.65元，彩色7幅，交货日期9月20日交5000本，总金额249750元”。9月8日，大一公司开出《工程单》，主要内容为：“客户中图公司，印件名称陈逸飞月历，样本数量5000本”。9月11日，第三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下称世图公司）应中图公司的要求，开出《印订施工单》，该《印订施工单》内容为：“承印厂大一公司，书刊号ISBN7－5062－2025－3／J.06，书名陈逸飞油画作品选，定价108元，印数5000册”。上述《印刷合同》和《印订施工单》均由中图公司委托被告陈云龙交给大一公司。9月12日，因挂历封面印刷要求高，陈云龙即以大一公司的名义，委托案外人中华印刷厂印刷，印数为2万份。大一公司共印制了19900本挂历的6幅内页，由案外人青浦盈盈装订厂装订后交给陈云龙。同年9月、11月、12月，大一公司共收到中图公司支付的印制费304250元，其中124250元由中图公司支付给世图公司后，再由世图公司支付给大一公司。同年12月，大一公司应陈云龙的要求，出具了3张“上海市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的数量共计15000本，单价分别为16.65元、17.55元和19.80元。陈云龙将该3张发票交给了中图公司。印制的19900本挂历均以世图公司名义和出版书号出版，中图公司收取14900本，其余5000本陈云龙称由其销售4150本、送人850本，中图公司收取陈云龙返还的现金64291.80元。

原告陈逸飞以被告大一公司未经其许可，擅自加印挂历5000本并由被告陈云龙销售，侵犯了其著作权为理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该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2万元。

被告大一公司答辩称：其受陈云龙委托印刷挂历，陈云龙受中图公司委托。我公司印刷2万本挂历是依据中图公司15000本的印刷合同及世图公司5000本的印制单，最后按实际印量19900本与中图公司结算。我公司没有擅自加印，没有侵权。

被告陈云龙答辩称：中图公司委托其联系印制挂历为2万本，有15000本的印刷合同和5000本的印制单为证，其行为得到中图公司认可，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

审 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考虑到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将该两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第三人中图公司述称：其与大一公司签订15000本的印刷合同后，先委托世图公司开出5000本的印刷单给大一公司，后又口头通知大一公司再印1万本，未开印制单。

第三人世图公司述称：其根据中图公司的要求向大一公司开出5000本的印制单。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中图公司的经营方式为进出口、发行、代销和经销；被告大一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不包括书刊印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陈逸飞系1995年《陈逸飞油画作品选》挂历中七幅油画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该七幅油画作品的著作权。被告陈云龙在整个挂历印制过程中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知道实际印制挂历的数量与开出的发票不符，并实际处分了加印的挂历，此行为构成对原告享有的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陈云龙辩解其系代理行为，不构成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大一公司应委托人要求印制了19900本挂历，故原告诉称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挂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中图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加印原告油画作品选挂历，其行为构成对原告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中图公司另辩称其未加印挂历，但其出具的《印刷合同》、要求第三人世图公司开具的《印订施工单》、付给大一公司的印制费、接收大一公司开具的发票和陈云龙处分挂历后返还的部分现金等证据证明，其该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人世图公司虽未经原告同意开出《印订施工单》，但因原告对该挂历以世图公司名义出版已予认可，故世图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对于本案原告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请，应在扣除挂历的合理制作成本后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云龙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应停止对原告陈逸飞著作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云龙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应共同赔偿原告陈逸飞经济损失141800元，其中陈云龙赔偿4万元，中图公司赔偿101800元，并对陈云龙的赔偿数额负连带责任。上述款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完毕。

三、原告的其他诉请不予支持。

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出上诉。

评 析

本案是一起违反印刷、出版管理规定与侵犯著作权行为相交织的案件。审理主要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正确区分侵权行为与违反行政法规行为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1988年联合发布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承印图书必须持有许可证。新闻出版署1989年发布了《加强书报刊印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对出版社、期刊社委印的正式出版物实行书刊定点印刷制度。被告大一公司非书刊印刷定点单位，也不持有印刷许可证，故不具备印刷的资格，不能承揽印刷业务。第三人中图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书刊的进出口、发行、代销和经销，非出版单位，与被告大一公司签订印刷合同，超越了经营范围。第三人世图公司将《印订施工单》发给不具有印刷资格的被告大一公司，其选择的主体不合格。上述当事人的行为均违反了我国有关印刷、出版管理的行政法规，属违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著作权包括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等人身权、财产权。该法第四十六条第2款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是侵犯著作权行为。本案原告系七幅油画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被告和第三人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加印挂历并出售牟利，其行为属侵犯著作权行为。由于违反印刷、出版管理法规的行为，应由新闻出版署等行政管理部门处理，非法院管辖范围，现原告以侵犯著作权为诉由向法院起诉，故法院在审理中不处理当事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只根据原告的诉请，对被告及第三人是否构成侵权进行审理。

二、确定本案的侵权责任人

本案原告起诉时未将中图公司、世图公司列为本案当事人。但从侵权行为的发生来看，原告与中图公司订立了出版销售挂历的口头协议，中图公司与大一公司签订了印刷合同，与陈云龙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世图公司向大一公司开出了《印订施工单》，基于该两公司与被告之间的这种联系，考虑到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与该两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法院将中图公司、世图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本案的侵权责任应由被告陈云龙和第三人中图公司承担。中图公司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加印原告作品选挂历，诉讼中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只要求大一公司印制15000本而非2万本挂历，故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并应负主要责任。被告陈云龙明知实际印刷挂历的数量与开出发票不符，又未经原告许可销售了加印的挂历，故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由于第三人中图公司与被告陈云龙是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负连带责任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行为属违法行为，二是被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的行为违法，又不表示反对或听之任之。本案第三人中图公司在诉讼中虽否认同意被告陈云龙销售加印的挂历，但又实际收取了陈返还的部分销售所得，应视为对陈违法行为的认可，故应对陈的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

本案被告大一公司和第三人世图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诉称被告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挂历，但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审理中查明大一公司承印19900本挂历是应中图公司、世图公司的要求，其既无侵权行为，又无侵权故意，故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第三人世图公司开出《印订施工单》虽不是受原告委托，但其出版行为原告已予认可，可视为是一种经追认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可免除代理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世图公司可不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原告诉请被告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和公开赔礼道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前两个诉请。侵犯著作权的经济赔偿计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侵权行为给著作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另一种是侵权人的全部非法所得。本案原告要求按其实际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即未经其许可加印的挂历数5000本，乘以合同约定的每本挂历最低销售价44元，共计22万元。法院认为，最低销售价中应包括成本，故应将最低销售价44元减去成本价15.64元，再乘以5000本的数量，得出赔偿额为141800元。对于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由于原告在出版作品选挂历的过程中，未按我国出版、印刷管理的有关规定直接与有出版权的出版单位签订协议，而是以口头合同方式与无出版权的第三人中图公司合作，故有一定的责任；同时，从侵权行为看，被告陈云龙侵权在于帮助委托人销售加印的部分，被告大一公司不构成侵权，所以法院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不予支持。

责任编辑按：

本案原告陈逸飞所享有的著作权确实受到了侵害，并且是其对作品享有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受到了侵害。但使用权是一项概括性的权利，其具体内容因使用方式及其许可范围不同而可表现为更具体的权利。就本案情况论，原告许可中图公司出版发行其作品挂历，行使的即为以挂历方式出版发行其有关作品的权利，可简称为作品出版发行权。出版发行权的具体内容如何，包括出版方式、印刷数量、何种文字及至销售地区等等，都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著作权人与出版商签订的出版合同，为著作权人授权的实际限度，又为出版商因此而取得的出版权的限度及其应履行的义务的限度。出版商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所为的出版发行行为，可产生著作权人两种请求权——合同违约和侵权（侵犯许可权），因该两种请求权发生竞合，故著作权人可择一而诉。但本案著作权人对与之有出版发行合同关系的中图公司并未主张任何权利，而是向与之没有合同关系的大一公司和陈云龙主张了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这说明其无意追究其合同对方的违约或侵权问题，仅有意追究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侵权责任，而且其事实理由为大一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加印及由陈云龙销售。原告的此项主张，基于其对作品享有的许可他人以某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但是，该项使用许可权所针对的应是对著作权人负有著作权法律关系义务的人。大一公司如果是自己出版发行他人作品，则对著作权人负有取得许可的义务，否则即为侵犯著作权人使用许可权的侵权行为；但大一公司在本案中仅是居于承揽人的地位，而不是为自己的出版发行行为而印制挂历，其仅对与之有承揽关系的定作人负有承揽合同上的义务，对著作权人的义务是由定作人承担的。因而，认定大一公司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在事实上应限于其是否在承揽合同以外加印挂历并自行发行销售、赠送，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即应驳回原告对其提出的侵权诉讼请求。同理，陈云龙与中图公司有印制挂历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对中图公司负责，中图公司对原告负责。从本案事实来看，陈云龙代理中图公司向大一公司订作的19900本挂历，无论中图公司事先的主观想法如何，中图公司事实上是依19900本挂历数与大一公司及陈云龙结算的，即认可了陈云龙的代理后果，中图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即应对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风险责任。据此，原告与中图公司合同约定的印量是15000本，中图公司实际接受的印制发行量是19900本，是中图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或者侵权。在这里，陈云龙作为代理人是否应当负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虽然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是基本条件，但一方面代为寻找承揽人的行为及印刷承揽行为本身并不属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还要看受托人有无审查委托人是否违反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义务，显然，陈云龙作为一般公民是没有这种义务的。因此，陈云龙虽有销售超印的挂历的行为存在，但因中图公司认可了全部印数及按此全部印数承担了全部印刷费用，并向陈云龙收回了应收款，故陈云龙的行为均应视为是中图公司的行为，包括授权的、追认的和默认的在内，陈云龙既无侵犯原告著作权的独立责任，也无与中图公司一起的连带责任。

由此，本案实体责任应由中图公司单独承担，原告对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基于法院应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审判案件的原则，原告未在本案中对中图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即应直接驳回原告对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否再诉中图公司由其自行权衡，不必追加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显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性质。但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其参与的一方当事人的依附性来论，该第三人在诉讼利益上与所参与的一方当事人一致，应支持该当事人，从而该当事人胜诉，该第三人没有责任；该当事人败诉，该第三人负有替代履行的责任。在本案中，中图公司显然与大一公司及陈云龙之间没有一致的诉讼利益，两被告胜诉不等于中图公司没有责任；两被告败诉，中图公司可免除责任。这是不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依附性特征的。在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诉讼中，该第三人应是与不参与的一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律关系的，只通过与其参与的一方与不参与的一方发生间接事实关系。在本案中，中图公司与原告有法律关系，大一公司及陈云龙与原告只有间接事实关系，即如原告诉中图公司，大一公司及陈云龙应作为依附于中图公司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该诉讼。据此，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要求上，中图公司（也包括世图公司），也是不应当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

第四篇：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诉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抄袭其广告作品制作自己产品的广告侵犯著作权案

「案情」

原告：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工业区兴业四路。

被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2号。

原告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委托广州柏信广告有限公司为其金正VCD机产品制作电视广告，并约定制作的电视广告著作权归原告所有。该广告的画面主要是熊熊燃烧的烈火，配以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李时珍、屈原等人物的头像，金正VCD机产品和“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的广告词。广告制作出来后，于1997年6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原告又在《读者》杂志1998年第4期封底及有关报刊上发布了金正VCD机产品广告，这些广告的画面主要是熊熊烈火配以“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的广告语及金正VCD产品等。此外，原告还通过户外广告牌、海报、礼品袋等形式印刷、发布了与上述广告画面相近似的广告。

1997年12月，被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委托达美高广告（香港）有限公司为其GP88无线电对讲机设计制作平面报纸广告，并刊登在《广州日报》1998年4月20日和5月18日的第19版和《深圳日报》1998年5月18日第8版上。该广告的主要画面为对讲机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燃烧，配以“真金不怕火炼”的广告语及“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的文字。

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在《广州日报》等报刊上刊登的《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广告》广告语和广告画面与其金正VCD机广告如出一辙，无论是广告创意还是表现手法，均抄袭了原告的广告。依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被告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鉴于后来被告已停止侵权，请求法院判令禁止被告今后不再使用该侵权广告，在《广州日报》和《深圳特区报》上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

被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不是“真金不怕火炼”一语的著作权人。该语作为一个成语，早就被收录于《汉语成语字典》、《中华学生字典》、《辞海》等各类词典中；该语作为一句广泛流传并使用的俗语，早就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使用该语均不需要经过授权。原告亦不是将“真金不怕火炼”作为广告语和用于广告创意的第一人，早于原告将该语用于广告创意的大有人在。“真金不怕火炼”的广告创意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并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创意等内容本身。所以，原告根本不具有提起本诉的诉讼主体资格，也不具有提起本诉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电视、杂志、户外广告牌等为其金正VCD产品所作的广告，分别属于电视作品和美术作品，其著作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将被告刊登在报纸上的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的广告和原告的上述作品相比较，两者在火焰的形状、图案、广告语的字体、排列以及所作广告的产品名称及图案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两者的表达形式差异较大，因此，被告的广告作品不构成对原告作品的抄袭、剽窃，原告指控被告的作品是抄袭、剽窃其作品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和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该院于1998年10月29日判决：

驳回原告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认定抄袭并不要求两者完全相同，在对两者进行比较时，应从整体上进行。本案中，上诉人的金正VCD产品广告，包括“真金不怕火炼”的广告语、“火焰”画面、“VCD产品”和“产品说明”四个部分。被上诉人的对讲机产品广告，除产品及其说明外，其主要部分和实质部分的广告语和广告画面，均与上诉人的VCD广告相同或相近似，抄袭的范围占整个广告的大部分，足以认定侵权。2.上诉人的金正VCD产品广告不仅有电视、杂志、户外广告的电视作品和美术作品，还包括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被上诉人的对讲机产品广告就是按照上诉人的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制作的，侵犯了上诉人的著作权邻接权。3.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今后不得使用该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广告，在《广州日报》和《深圳特区报》上登报向上诉人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判令被上诉人发布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广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承担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受理费。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答辩同意原审判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为其金正VCD产品制作的广告分别属于电视作品和美术作品，其著作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将被上诉人刊登在报纸上的摩托罗拉GP88对讲机的广告和上诉人的上述作品相比较，两者在火焰的形状、图案、广告语的字体、排列以及所作的广告的产品名称及图案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整体画面显然不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双方的作品虽然都表达了“好产品可经受考验”的意思，也都配以火焰和所宣传的商品来表达此意思，但由于二作品画面明显不同，且表达此种思想的通常方式也就是火和物相映，因而尚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的作品构成对上诉人作品的抄袭、剽窃。“真金不怕火炼”一语已是家喻户晓，也不能作为上诉人的作品来保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对讲机广告属抄袭、剽窃，缺乏依据，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停止使用对讲机广告及赔偿经济损失，公开赔礼道歉，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至于上诉人在提起上诉时还认为被上诉人侵犯其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以及不正当竞争一节，是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审理，上诉人可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12月30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判断被告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要从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和著作权的法律特性进行分析。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是无体物，主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人们一定思想或情感的特定表现形式。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等活动时，总是要用特定的方式记载和体现出创作成果，如果这些成果不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往往可以取得专利权，而不能获得著作权。著作权只保护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思想本身，这是国际著作权保护的共同原则。著作权保护对象要求有独创性。

本案中，原告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要求保护著作权的作品是其为VCD产品所作的广告（发表在电视上和报刊杂志上）。电视广告的画面主要是熊熊燃烧的烈火配以一批历史人物、科学家的头像、金正VCD机产品以及“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的广告；报刊杂志上刊登的平面广告画面主要是熊熊烈火配以“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的广告语和金正VCD机产品。而被指控侵权的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平面广告的主要画面是对讲机在熊熊烈火中燃烧，配以“真金不怕火炼”的广告语及“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的文字。双方的广告都用“真金不怕火炼”喻义产品可经考验的意思，通常表达这意思都是用火与物相衬。“真金不怕火炼”是家喻户晓的成语。因此，原告的广告在表现形式上没有独创性。对比双方的广告画面，两者在火焰的形状、图案、广告语的字体、排列及所作广告产品名称和图案等方面有较大差别，整体画面明显不同。被告的广告不足以构成对原告作品的抄袭、剽窃。本案一、二审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按：

无论原告在一、二审中所持的具体理由如何，其中心问题都是被告的广告作品是否抄袭、剽窃了原告的广告作品。

抄袭，是把别人的作品抄来当做自己的作品的一种侵权行为，简言之即为照抄照搬。抄袭的认定，不以抄来的作品作何用处为其成立的条件，也不以是否完全相同为其成立的条件，其认定成立的条件仅是作品内容的具体表达形式相同。因此，两个作品在具体表达形式上有明显区别的，一般不应认定有抄袭的问题存在，存在的可能是创作上的借鉴、引用、融合的问题，而这些正是创作上允许和客观上必须的。这是抄袭行为的形式要件所决定的。抄袭行为的实质要件在于作品是否是作者独创的，即是否为作者自己独立创作，而不是照抄照搬他人的。因此，尽管两个作品完全相同，只要是各自作者独立创作的，也不认定有抄袭的存在，两个作品均各自独立地享有著作权。据此，证明两个作品相同或基本相同，仅是抄袭行为形式要件的要求，存在抄袭的可能，而不能据此确认抄袭行为成立，只有在同时证明了被控作品不是被控作者独创的情况下，抄袭行为才得以确认。

在抄袭的问题上，不承认创意或表现手法的抄袭，这是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这个基本点所决定的。创意为一种思想上的主观意思表示，可以通过作品体现出来，但不能通过作品予以垄断；表现手法是一种技巧或技能，可以传授，也可以学习，也不存在由谁垄断的问题。否则，社会将无法发展和进步。

基于抄袭认定的要求，原告对其广告中所用“真金不怕火炼”之广告语是否享有著作权，以及火与物相映来表现“真金不怕火炼”的喻义是否为通常方法，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原告广告中广告语、火焰画面、产品、配音等各自及其相互之间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融合形式，是否为被告广告照抄照搬。两者在此问题上差异较大的，就很难认定被告广告抄袭了原告广告。

原告在上诉中还提出了两个在一审时未提出的诉讼主张，一是认为被告行为侵犯其享有的著作权邻接权，二是认为被告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两个主张都是一审未提出也未审理的主张，已超过了原告一审主张的范围和一审审理的范围，依两审终审制的原则，二审法院是不能审理一审未主张也未审理的主张的，故二审法院对该两请求是不能接受并予以审理的。如果该两主张是原告在一审时就主张的，一审通过审理也是不能支持的。其一，何为著作权之邻接权？邻接权是由著作权派生出来的一种独立存在的权利，它是指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由传播作品的人对其赋予作品的传播形式所享有的权利，如出版者对其赋予作品的出版形式，表演者对其赋予作品的表演形式等。所以，原告如主张邻接权，必须具备邻接权的主体资格，在本案中具体的应同时是广告电视作品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制作人或广告印刷物的出版者。如原告不是这种主体，就不能主张这种权利。如原告是这种主体，那么被告侵犯原告邻接权行为就应当表现为对原告的录音录像制品和广告印刷物的原样复制，而不可能是以抄袭来认定的，以抄袭来主张权利，只可能是著作权本身上的权利，不可能是由著作权派生出来的邻接权上的权利。其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基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构成竞争关系，而竞争关系的构成，应当是建立在具有同种使用功能或价值的同种类商品基础之上的。本案原告广告中宣传的是VCD视听产品，而被告广告中宣传的是对讲机通讯产品，是两种使用功能或价值完全不同的商品，双方之间就不存在竞争关系。没有竞争关系，就谈不上一方对另一方的不正当竞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