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双赢和精彩的能力原思路完善(融合)

第一篇：合作,双赢和精彩的能力原思路完善(融合)

跨团队合作——一种双赢和精彩的能力

柴旻

最近，看人力资源部的绩效回顾电子化颇有成效，我们也动起了绩效管理电子化的脑筋。这事儿想来容易做来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不懂IT技术的人。所幸我们得到了总裁办IT团队的鼎力相助，这事儿才逐渐有了眉目，模块上线也指日可待了。回顾这个过程，不但新鲜有趣，而且苦乐掺杂。比如，作为需求方，我们讲理念，提要求，恨不能尽善尽美；但是在和实施方沟通的过程里，我们发现了自己在设计和规划上的不足：我们的要求在技术层面可能实现不了；某些功能要实现的话，可能投入产出比很低；有些将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的问题，我们也未能事先预见„„甚至，就连我们自以为提得尽善尽美的需求，也在推进的过程中，显得不那么细致和周全。回想这样的跨团队合作，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也会给合作双方带来双赢和精彩。

工作因合作而双赢，有时候也会因合作带来苦恼

不同专业团队之间跨团队合作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就，对比IDEO和传统管理咨询公司之间的服务及其区别，可以窥探出一定奥妙。

若干年前，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机构Kaiser Permanente要做一个患者体验的调查项目。一开始，它求助于一家传统的管理咨询机构，这家机构雇佣的是清一色的商学院毕业生。在经过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之后，该机构向Kaiser Permanente提交了729页的报表和电子表格。之后，Kaiser Permanente拿着报表去求助IDEO，问：我们的患者体验到底如何？要怎么改进？这两个问题是Kaiser Permanente做调查项目的本意，却并没有在报表中得到明确的回答。IDEO于是另辟蹊径，制作了一个8分钟不到的DV短片，从患者的视角展示了其接受医疗服务的全过程，包括躺在休息床上看到的脏兮兮的天花板，包括漫长孤单的等待„„Kaiser Permanente的决策者看完短片，也找到了先前问题的答案。

仅仅是一个8分钟的短片，就打败了729页的数据报表？！我们不得不钦佩IDEO的高明之处！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跨专业团队合作带来的效果。IDEO就是一家靠跨专业团队合作卖创意的公司，与麦肯锡、波士顿等企业咨询公司不同的是，后者佩戴着一副单纯商学院的眼镜，都采用一套固有的思维习惯和套路；而IDEO却持续网罗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计算机专家、建筑师、商务管理学家作为其人才储备，这些人大都有着登山、去亚马逊平原捕鸟、骑车环绕阿尔卑斯山等大量古怪的经历与爱好，这样的团队在合作时时常碰撞出火花，打破商学院毕业生的一贯思维模式，寻找到了全新的、直接的解决方式。基于不同反响的跨专业团队合作能力，IDEO设计了苹果电脑的第一个鼠标和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随着业务的发展，IDEO逐步将其创新的本领从产品外观设计扩展到企业顾问，甚至有人预测，传统的商学院式管理咨询公

第 1 页/共 3 页 司将在IDEO面前败北。

上面是跨团队合作带来好处的例子，事实上，令人满意的跨团队合作却是很难的，在孕育超越以往、超越平凡的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困难，经历各种痛苦，甚至会遭遇失败„„。有时候，在跨团队合作中就会遇到砖墙之类的东西，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屁股坐的位置不同而在小目标上有所分歧、价值观的不同、工作方式行为方式不同等等。我在曾经的工作经历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为强化营销团队的前端营销能力，公司要求营销团队暂时加入咨询团队，体验客户服务过程。在合作的过程中，有些营销人员往往会熬时间，非但没有将自己融入咨询团队，还将自己置身事外，过程中说说笑笑，完全不承担任何工作，坐等回归营销团队的那一天；有些营销人员会过分要求咨询团队做出一些短期考虑，尤其是在进场后仍未敲定咨询合同，做出过多承诺，结果造成咨询团队后续执行困难。

跨团队合作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高绩效，但是良好的跨团队合作却可能是很难的事情。跨团队合作中总是有一些类似砖墙一样的东西，让你我无法拆除、也无法绕过。

跨团队合作的项目管理和文化管理

面对跨团队合作中的各种问题，许多卓越公司，尤其是依靠跨团队合作创造出富于竞争力、更人性化的服务或产品的公司，都有一套相应的管理方式，例如IBM多项目群管理体系。

IBM在卖掉家用PC业务之后，明确了以服务、软件和高端硬件为主要业务，致力于成为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实现这一目标，IBM在管理上打造了有利于跨团队合作的多项目群管理体系，在服务、软件、硬件三个核心的事业部下，建立起项目组合管理机制。与此同时，针对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建立起经验、技能、优势、兴趣的电子档案，进而在公司全球范围内重新整合人力资源。在公司高层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面推行了项目管理的方法论和建立了完备的项目管理流程制度，培养了大量专业化的项目管理队伍，大大提升了公司的赢利能力，大大提升了员工的生产效率，使IBM成为全球化整合企业的典范。

与IBM相反，有些公司却用职能制的组织结构去承担一些跨部门合作事务，即需要跨部门合作时就从各个部门找几个人一起推动，同时这些人在沟通上仍然需要向各自的领导汇报，在这样的跨团队合作中常有的管理语言包括主办部门、协办部门、主责、协助之类说法；而在IBM 的项目管理机制下，则是通过临时项目组的方式承担跨团队合作事务，沟通路径上则是向项目经理汇报，项目成员在这件事情上仅对项目经理负责，在这样的跨团队合作中管理语言则常常包括项目经理、项目目标、项目计划、资源需求、项目沟通平台等等。从两种有形的管理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职能制的组织结构在管理机制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推进跨部门事务时会受到部门定位或部门职能的影响；且不管人怎么样，就像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的腐败都是体制、制度、机制给逼的，和人的道德无关，职能制方式推动跨团队合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第 2 页/共 3 页 当然，有形的管理手段可能只是实现跨团队有效合作的一个方面，与之配套的无形的文化管理也很重要。犹如羽毛球双打，事先做好分工只是打好球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合作双方之间的那种默契，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没有这种默契，必然会时常抢着接球，甚至伤害到对方，而有时又都不接球，两个人都在那傻傻的看着球落地。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可以从IBM的案例中得到启发，为使项目管理的工具和技术、方法论、控制管理体系得到有效贯彻，IBM致力于培养有助于跨团队合作的项目管理文化，包括调整薪酬、激励、业绩评估、人员思维习惯、项目经验分享机制等等方面。

对于一些刚走出成长期、即将进入规范大规模发展的企业，可能未必能建立起强大的显性跨团队合作机制，但仍可以鼓励员工积极面对合作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障碍，也只有大量的合作才能培育起共同经历。正如有学者说：文化就是共同经历。我们只要鼓励合作，才会有更多的共同经历，才有助于形成文化上的一致，最终向默契，向心有灵犀的方向靠近。随着跨团队合作事务的逐步增加，可以适时建立起类似IBM一样的多项目管理机制，将许多临时性的事务当成项目来做，形成公司内部多项目群管理，以增加跨部门团队之间的一致性，提升跨团队合作效率。

生命因合作而精彩

从员工个人的角度，跨团队合作可能会带来同事之间的某些误会，可能会遇到许多预先设想不到的障碍，甚至有时候还带来自己原有底线的突破。

正如刘小枫说：误会是生命的自然状态。即使生活中会有许多误会和偶然击碎我们原有的幸福，即使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不能预设什么不能规划什么，即使有些时候我们会被命运推着懵懵然的向前走；但是，我们仍要抱着开放的心态，仍要相信生命中各种好的可能性，仍要努力把自己遭受到的不幸以及自己的过错给别人带来的不幸，交给充满爱的心灵，交给开放的心态，交给乐于接受不确定性的生命态度。

似乎像生活一样，与人合作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预先设定的目标，尤其是不能过分固守于小目标。而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新情况，迎接合作中遇到的“偶然”，根据合作的情况不断修正优化初始目标、调整各自的角色分工、克服横挡在合作各方面前越来越高大的砖墙。换个角度想，大部分的“偶然”和“新情况”其实都是合作过程中碰撞出的火花，这些火花不是障碍，反而是改进工作、优化目标、实现卓越绩效的催化剂，就像IDEO团队，也只有这样的偶然才能带来火花，实现双赢，最终给合作后带来自信、热情和生命激情。

接受合作、愿意合作、勇于合作吧，尽情在合作中徜徉，让我们在合作中享受双赢，让我们在合作中感受生命的精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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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完善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促进海关与企业和合作双赢

完善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 促进海关与企业和合作双赢

漳州海关 郑智勇

各位重点企业经理、报关主管，上午好！今天，我以《完善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 促进海关与企业合作双赢》为题作个发言，讲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厦门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的内容

为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支持海西建设的若干意见，全面落实“依法行政、为国把关、服务经济、促进发展”的海关工作方针，为守法经营企业提供便利，实现海关与诚信企业的良好互动，厦门海关特制订《厦门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厦关办[2009]453号）。

该项制度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从欧洲的荷兰海关引进我国海关，2006年开始在厦门海关试行。厦门海关2006年曾下发《厦门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暂行）》（厦关办[2006]93号），2009年修改为《厦门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厦关办[2009]453号），现制度是对厦关办[2006]93号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正式施行。四年来，漳州海关坚持实行该制度，为关区重点企业提供良好服务，受到重点企业、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欢迎和肯定。

适用新制度的重点企业或重点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适用海关AA类以上企业分类管理的企业；

（二）适用海关A类或B类企业分类管理，且年进出口值超1亿美元的生产型企业或年纳税额超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

（三）省、市人民政府纳入政府重点（省、市领导挂钩）项目或支柱产业的企业；

（四）漳州海关可根据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持项目或企业适当增加重点联络企业，并向厦门海关办公室报备。

重点企业或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于每年第一季度更新一次。海关联络员原则上由厦门海关以及各隶属关、办的综合部门指定本部门人员担任，各业务现场的调研员、副调研员参与。漳州海关即由办公室主任吴超、副调研员郑智勇担任此项工作。企业联络员由企业指定。

海关联络员主要职责：

（一）受理企业来电、来函、来访，协调处理企业在办理海关业务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或急事特事；

（二）积极依规定向企业宣传海关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并为企业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

（三）主动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听取企业的实际需求，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引导企业规范管理；

（四）每半年向厦门海关办公室报送联络工作情况，发现重大、疑难、敏感问题以及行业性、普遍性、苗头性问题的，及时编写信息或提出建议，供各级领导决策参考。

企业联络员主要职责：

（一）如实反映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或困难；

（二）及时向企业领导层反馈海关工作要求和相关办理意见；

（三）积极配合海关联络员工作。海关与企业联络员之间应加强联系沟通，联络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座谈会和走访等形式。海关联络员实地走访企业原则上每年不少于2次，遇有紧急困难和需要随时与企业保持联系，并建立相应台帐，做好联络记录。对企业提出的非疑难问题，海关联络员在2个工作日内答复；重大疑难问题 7个工作日内答复企业；对急事特事应及时专办。海关和企业联络员应严格遵守廉政和保密规定等工作纪律，海关联络员实地走访企业时应实行双人工作制度。厦门海关办公室每年将组织1次考评，采取发放企业调查问卷、检查台帐等形式，结合日常信息报送情况对联络员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考评。

二、漳州海关的主要做法

（一）结合漳州关区重点企业集中度高的实际，2010年漳州海关选择关区16家重点企业作为联络对象。即海关“AA”类企业9家（金冠、长春化工、信华食品、灿坤实业、万利达、华阳、市外贸、陈字贸易、中集、）；进出口值超1亿美元的生产型企业2家（豪氏威马、凯景）；年纳税额超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3家（统一、鸿一粮油、百佳实业）；2009年是厦门海关重点企业因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硬件条件暂时不够予以保留的企业2家（诺尔、新格有色）。在座的有不少企业暂时还不是2010年漳州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对象，漳州海关欢迎你们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成为海关重点联络对象，争取的方向从申请“AA”类企业走比较容易。“AA”类企业的条件有4条，符合“AA”类企业条件的，即能够享受“AA”类的通关便利，又不受进出口值超1亿美元、纳税额超1亿元人民币的限制，望大家积极创造条件申请。2006-2009年，漳州海关曾把“双十”企业即一般贸易征税前十名、加工贸易企业前十名都纳入重点企业联络对象，2010年主考虑与厦门海关的新规定对接，不再这样做，请大家理解。

（二）搭建海关VIP新平台，在联络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本着关、政、企互动和合作三赢，我关从了解重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听取合理需求，为重点企业提供海关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引导重点企业规范管理入手，研究重点企业联络员的工作范围，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并通过海关、外经局与企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和下厂政策宣传会等，试架起一座海关与重点企业及政府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近几年重点一般贸易企业征税约占我关税收的90%，重点加工贸易企业约占我关加工贸易业务量的80%，我关2010年选择的16家企业与海关的业务联系紧密度高，进出口量所占比例大，在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解决好这16家企业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关、政、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以专题调研和综合协调为抓手，突出解决实际问题。如2009年调研反映增值税调整影响重点企业经营的问题，钢桌、钢椅退税率相差4%的问题，设立闽荷（漳州）花卉中心海关公共保税仓库的问题，罐头食品归类不一致的问题。联络员采取专题协调的方式，与重点企业直接交流，避免企业跨科室多头反映现象，一揽子协调研究，树立海关务实高效的形象。对海关暂时无法解决的业务疑难问题，由联络员向企业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对企业反映的具有行业性、普遍性的重大疑难问题，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供领导决策参考；对关区一些企业投资大、项目多、生产链长，及时提出海关监管和服务建议，为关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四）保持与漳州市多个经济协会之间经常性的沟通和联系，信息共享，互通有无。我关联络员担任漳州市经济协会常务理事、个体经济协会顾问和花卉进出口协会顾问，通过参与漳州市台商协会、个体私营经济协会、罐头食品商会、家具协会、钟表协会、花卉协会的相关工作，搭建起海关与漳州特色行业之间联系的桥梁，达到海关与重点行业之间信息共享、互通有无的目的，使基层海关更加“耳聪目明”，优化海关服务的效果更加显著。

（五）规范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员的运作方式，不断健全完善制度。我关领导要求联络员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及时通报给相关业务科，经核实可以解决的，须立即或在二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反馈；较疑难问题由联络员报经关领导协调后，在七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反馈；重大疑难问题和难以协调解决的问题，联络员提请关领导审核，在请示总关后及时向企业反馈。重点企业联络员联络的企业在办公室有备案，联络事项有专门记录，处置方式经关领导批准，并严格实行下企业调研双人以上工作制等，以保证两个风险防范到位和把关服务工作双到位。联络员的工作在关务会上不定期作汇报，努力做到企业提出的问题个个有回音，不推诿扯皮。

三、重点企业联络工作的成效

漳州海关为重点企业提供VIP服务取得一定的成效：

（一）创新海关服务方式，有效地发挥其他科室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关制度是优化海关监管服务的一个新尝试。近几年，联络员深入灿坤、万利达、诺尔、中集等20多家企业调研，送政策上门，对其进行个性化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通关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10多项。撰写的报告、建议、文章4次被总关领导签字或转化为成果，论文获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2008年12月，联络员草拟的向漳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呈报《漳州海关关于金融危机对漳州外贸影响及所采取应对措施的呈阅件》，市委书记刘可清、副市长王耀泉在呈阅件作了重要批示。2009年伊始，联络员到漳州市家具、钟表等行业调研出口情况，及时向上级反映金属家具桌、椅退税率差异4%的不合理现象，引起总关领导和关税处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代表、漳州市李建国市长还将此问题作出全国人大的一个提案。

（二）加强了海关政策宣传，引导重点企业用足用好国家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底国家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我关仅加工贸易电子账册联网监管企业退还保证金一项，就可为漳州企业解冻资金约6000万元。截止2009年2月25日，共办结45家企业退还保证金手续，退还金额4265万元，同时新批64份合同，空转保证金总额约1.2亿元，两项合计为企业减负1.6亿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申请进口机器设备即使符合减免税条件，也只能免征关税，必须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去年以来，漳州关区创达太阳能公司拟进口设备2400万美元、豪氏威马公司拟进口设备1096万美元、统一公司拟进口设备360万美元、长春化工公司拟进口设备320万美元、万利达公司拟进口设备100万美元、海新公司拟进口设备80万欧元，联络员专门召集这些企业进行面对面的辅导，引导这些企业如何利用增值税调整的过渡期政策和抵扣政策，缓解流动资金困难。

（三）引导重点企业守法经营，提升管理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联络员十分重视宣传海关企业分类管理规定，辅导企业由B类晋升为A类，再由A类晋升为AA类，漳州关区的AA类企业由原来的2家增加到9家。投资总额2100万美元的台资企业长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2004年12月28日才在漳州海关注册，时间刚满四年，就由B类晋升两级到AA类企业，2008年实现进出口值6000多万美元，企业的成长速度很快。

（四）海关与重点企业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得到加强，为关领导和地方政府的决策工作提供支持。海关重点企业服务工作使海关与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大大加强。《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下发之后，福建省提出了实施意见，漳州市也提出了实施方案，我关为了促进“海西建设漳州先行”，由联络员撰写了《主动靠前优化服务 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立足市情 实用为主 科学设置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文章，刊登在《漳州宣传》和发改委的刊物上，并加了编者按，海关联络员还应邀到漳州市委党校，给参加培训的领导干部授了一堂课，联络员促进“海西建设、漳州先行”的相关工作，得到了漳州市相关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

四、2010年的措施

（一）优化海关服务是2010年海关工作的重点内容，当前，实行优化海关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帮助重点企业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调结构，促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加海关税收的目的。我关重点企业联络员的工作要再接再厉，勇于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促进海关服务工作方式的转变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二）要继续从建立海关与诚信守法企业间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进一步完善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海关联络员要树立企兴我荣的意识，把企业看作是可以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信赖的新型合作伙伴，高度关注企业的通关成本和贸易效率，全力维护企业的正当利益。海关联络员的服务对象可以考虑扩大到新型行业、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企业以及海关新型监管模式的企业。

（三）以相应的机制和措施作为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的配套，以确保服务质量。目前，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员大多是兼职，没有专门机构、这不能影响优质服务企业。银行等其他行业的重点客户服务具有优先服务、快捷通道、专家坐席、活动通知、温馨提示等特征，海关要注意学习其他单位的好经验。

（四）要坚持做到“两手抓”，既抓服务重点企业，又抓业务、廉政两个风险的防范。我关领导既要对重点企业联络员的工作敢于“放手”，又要抓海关廉政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既要为重点企业联络员予以充分授权，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工作程序，又要对联络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确保运作顺畅。

各位重点企业经理、报关主管，《厦门海关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的实施，过去得到你们的良好支持和配合，现在更需要得到你们的支持和配合，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肩，贯彻落实好国家的政策和规定，诚信守法，互利合作，争取更好的良性互动，促进海关与企业的双赢。谢谢大家！

第三篇：农业人口意外保险经验材料创新思路助发展真诚合作促双赢

创新思路助发展真诚合作促双赢

--志丹支公司“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经验交流材料

（2009年2月7日）

各位阳光同仁：

在过去的2008年，我们志丹支公司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司的正确领导下，以“阳光文化”为指引，以业务拓展为目标，按照总公司“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创辉煌”的公司发展战略，全体上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齐心协力，各项经营指标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经营业绩。特别是我公司开办的“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更是开创了全国保险界的先河。现将我公司开展 “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做法与大家共同交流、探讨。希望我公司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和借鉴。

一、独辟蹊径，创新思路，构想开展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我公司自2007年9月份成立以来，在业务发展上不断开拓创新，把业务的发展重点放在非车险业务的拓展上。二00八年，中支公司计划在我公司办理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这一计划下达后，我公司针对志丹县域经济发展迅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政府积极寻求为农民办实事好事的现状，将此做为开展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切入点。据调查，在志丹县10.5万农业人口中，每年

1发生各类意外事故死亡致伤约200起，患重大疾病，医疗费花费在1万以上的约180余起，灾害事故和疾病成为制约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解决这一突出矛盾，积极响应县委、政府提出的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途径，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富裕和谐新志丹”的要求，促进县域经济平衡发展，充分发挥保险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助推器”和“稳定器”的作用，提高农民应对灾害事故的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稳定运行。我公司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议为全县农业人口办理意外伤害保险的运作模式，构想是由“政府买单、农民受益、公司运作”三方联动共赢，开创出了意外险销售的新模式，也为非车险业务拓展创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二、措施得力，成效显著，成功签单全县农业人口意

外伤害保险。从2008年初开始，我公司以“成本、盈利、发展”的核心主题为业务发展的战略指引，通过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的市场营销和运作推动意外险的快速发展，实现公司业务规模与盈利的双飞跃。

一是各级领导重视，积极沟通协调。延安中心支公司领

导高度关注我公司与县政府的业务洽谈情况，曾先后两次亲临公司作指导，听取公司关于对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承保、理赔等方面的专题汇报，指导公司确定工作思路，参加与县政府主管领导的业务洽谈。我公司经理、副经理经

常奔赴在县政府各部门之间，积极疏导沟通，及时解决问题，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公司针对农业人口意外伤害保险客服工作的具体需要，制定并加大对此项险种的投入和倾斜力度，保证了各环节的服务措施，通过创新的服务思路和特色的服务手段，以强烈的事业心和执著的敬业的精神赢得到了志丹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

二是运筹帷幄，步步为营。在取得县政府为全县农业

人口办理团体意外保险的意向后，我公司面对此项新型险种的历史空白，在毫无任何参考资料和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在阳光文化的指引下，以阳光发展观与价值观为统领，将“价值发展、实现盈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制定出分三步实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以“成本”为战略保障。通过大量的市场摸底、调研，对采集到的保险信息和市场动态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与此同时有6家财险公司、寿险公司参与此项业务的竞标，竞争十分激烈，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公司积极探索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办法和策略，研究制定出了专门的《志丹县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承保方案，进而有力地提升了我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第二步，以“盈利”为战略目标。牢固树立“千道理、万道理，不盈利就没道理”的经营理念。我公司结合对志丹县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市场总体形势的调查分析，发生意外死亡伤残的每年大约在30－40人之间，这就

为我们开办此项业务创造了良好的利润空间。第三步，以“发展”为战略指引。公司要发展必须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就必须发展有价值的业务，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就是很有价值的非车险业务。在业务还没有确定开办之前，我公司多次向县政府递交承保的优惠政策，理赔的具体服务措施。终于在2008年的5月6日的志丹县政府常务会上全票通过，由我公司承办全县“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标的为全辖所有农业人口10.5万人，承保计费人数7万人，优惠率为33%。保险金额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限额每人1万元，总保险金额7亿元。保险费率为1.4‰，保险费为98万元，由县财政统一列支。

三是成立专门机构，搞好理赔服务。在中支公司领导和

志丹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为了更好地为农业人口提供及时周到的保险理赔服务，体现“满意在阳光，理赔在阳光”阳光保险公司的特色服务，我公司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意外险部，由1名副经理主管，抽调2名工作经验丰富的业务和客服人员负责管理及理赔工作，设立24小时报案电话，并配备了专用查勘车、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相关的硬件设施，为承保客户提供从签发保单、收取保费到受理案件、查勘定损、理赔计算、赔款支付等一站式保险服务。树立了阳光保险公司在行业中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是强抓业务落实，让农民受益，政府满意。自业务签

单意外险部成立后，我公司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分别到12个乡镇就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进行宣传，让这一“政府买单”的惠民政策家喻户晓。公司建立了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同时按照行业协会公布的保险服务标准，认真进行落实，并就农村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业务特点，制定出了六项承保服务制度和八项客户服务措施。公开服务承诺，公布服务监督电话，自觉接受客户的监督。定期向县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信息反馈，赢得了政府的高度信赖和农民的良好口碑。也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来，我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克服了重重困难，稳定了与县政府的合作关系，取得了相互信任与支持。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创新思路求发展，真诚合作促双赢，才能带来业务发展上的突破和业务规模的稳固增长，逐步提升阳光保险公司在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全面巩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以上是我们在签订“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县域

通保第一单的一些做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成绩只代表过去。新一轮的目标、新一轮的考验又交付在我们的肩上。2009年，我公司将根据总公司战略目标中的具体要求，牢记“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整体推进、快速发展”的销售工作思路。团结协作，创新奋进，真抓实干，将工作做细、做实，真正使工作落到实处，确保2009年各项工作目标顺利

实现，为公司的可持续有价值发展再做出新的贡献。

阳光保险志丹支公司

二〇〇九年二月七日

第四篇：则与思路论LAH完善我国LAH现行刑罚体系的原

论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原则与思路

【摘要】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对其完善的基本逻辑起点。据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就主要表现为促进刑种、刑序、配刑的合理性。应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罚体系完善的根本决定因素，同时还要以实现刑罚目的作为终极目标，切实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合理地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就完善思路而言，除了对各种具体刑罚进行必要的改进之外，从整体上看，还要调整刑罚的总体结构，增加新的刑罚种类，明确地对刑罚配置制度作出规定。

【关键词】刑罚体系;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结构;配刑制度

【写作年份】2010年

【中图分类号】0

【正文】

关于如何完善中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问题，长期以来理论上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1]然而，客观而言，诸多理论认识并未如愿化为立法现实，成为刑法规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刑罚体系(包括具体刑种)的完善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刑种是否以及如何改进，不仅与刑罚的裁量制度、执行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对具体犯罪类型的有效惩治和防范也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因此，应将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置于刑罚制度的整个体系之中，同时充分考虑刑罚体系对于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现实价值。

一、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逻辑起点

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自然是针对其缺陷与不足展开的，因而显著地区别于刑罚体系的重新设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改革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逻辑起点。对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作出合理的分析，才能使得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有的放矢，切合实际。而对于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理论上认为主要有：(1)刑罚体系存在重刑主义倾向，与世界轻刑化趋势不合拍;(2)刑罚体系立法技术仍有欠缺，与司法实际需求脱节;(3)刑罚执行存在不协调，与刑罚目的要求不相称。[2]但就具体的内容而言，上述分析还涉及了刑法分则中死刑配置过多、部分犯罪法定刑攀比趋重、具体犯罪量刑情节过于抽象、笼统以及司法机关适用和执行刑罚无法与刑罚目的相协调等问题。[3]

对刑罚体系之缺陷与不足的分析，其必要的前提则是准确地界定刑罚体系的基本概念。上述分析显然是在非常广泛的含义上分析现行刑罚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在内容上包含了刑罚种类、具体犯罪法定刑配置、刑罚执行等内容。而严格地说，刑罚体系是指刑事立法者从有利于发挥刑罚功能和实现刑罚的目的出发，选择一定的惩罚方法并加以归类，由刑法依照一定的标准对各种刑罚方法进行排列而形成的刑罚序列。[4]简而言之，刑罚体系是不同种类的刑罚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的体系，在内容上并不包括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的相关制度、对具体犯罪适用某种刑罚所应考虑的犯罪情节以及执行某种具体刑罚所应遵循的原则等内容。在这个层面上分析，刑罚体系的合理性就表现为两个方面：(1)刑种之合理性问题。在此方面，首先应该分析某种刑罚自身是否合理，该种刑罚的内容是否使得其具备应有的刑罚功能，是否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然后还要分析刑法对该种刑罚的规定是否有利于发挥该刑罚的功能。(2)刑序之合理性问题，即刑法对各种刑罚所作的分类与排序是否有利于充分地发挥刑罚功能，有效地实现刑罚目的。从理论上看，多位论者在分析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时都综合考虑了刑法典关于刑罚体系规定之不足与刑种的内在利弊。[5]笔者也认为，尽管从概念上分析，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的问题、具体犯罪之量刑情节、特定刑罚的具体执行等

问题都并不属于刑罚体系的范围，但是，法定刑配置是既可以置于具体犯罪之层面上分析，又可以在刑罚体系的范围内讨论的问题。对不同类型的具体犯罪应当配置何种刑罚，既要考虑犯罪的类型，又要考虑具体种类刑罚的特征与实际功能。例如，对贪欲性的犯罪要比对侵犯人身的犯罪，似乎更应该配置财产刑;对非暴力犯罪，尤其是对犯罪激烈程度很低的犯罪来说，配置死刑的合理性就应受到严重质疑。因此，对具体犯罪如何配置法定刑，应当在刑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得配刑具备其合理性。

综上所述，现行刑罚体系的不足是分析研究对其完善的基本逻辑起点。具体而言，应该考虑具体刑罚种类本身的优劣短长、刑种归类与排序的利弊以及对不同犯罪配置和适用刑罚的基本原则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就不能满足于修修补补，应该将立足点置于刑罚体系的整体改进。而要达到这一点，自然不能仅仅针对于现有规定的不足，还要考虑能否改变刑种、刑罚体系本身所存在的弊端。

二、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原则

(一)罪责刑相适应是完善刑罚体系的根本决定因素

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据此规定，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亦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罪轻罪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和其他各种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关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立法上的体现，有论者指出，我国刑法典总则确定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此一刑罚体系按照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各种刑罚方法相互区别又互相衔接，能够根据犯罪的各种情况灵活地运用，从而为刑事司法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奠定了 3

基础。[6]从这一点来看，刑罚体系的合理设计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前提。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分析没有指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罚体系的改进应发挥什么作用。

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事立法应当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体而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表现为指导刑罚的裁量、执行，表现为对具体犯罪配置合理的法定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刑种的设计发挥指导作用，因为具体刑种的严厉程度决定了对具体犯罪配置该种刑罚是否适当，也影响到具体刑罚裁量和执行制度如何在具体犯罪上体现出以及调剂该刑罚的严厉性。因而尽管法定刑的配置本身不属于刑罚体系的必要内容，但是，刑罚体系本身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具体犯罪所配置的法定刑轻重状况。例如，1979年刑法典第44条后半段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于实施特别严重盗窃罪的此阶段未成年人，就有可能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上述规定从根本上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再如，现行刑法典第295条对传授犯罪方法罪规定了死刑为最高法定刑，尽管立法者此时的规定确有不妥，但如果刑罚体系中没有死刑，或者死刑配置受到严格限制，自然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此处的不足。因此，刑种本身的严厉程度以及刑罚体系的合理设计，就成为对具体犯罪妥当地配置法定刑的基本前提。刑种以及刑罚体系的严厉程度应该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在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立法配置、具体刑罚裁量与执行上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二)有效实现刑罚目的是完善刑罚体系的终极追求目标

在刑罚论中，刑罚目的是最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是刑罚论的核心。它决定或制约着刑罚的其他所有问题，如刑罚目的如何便制约着刑罚对象的范围，刑罚的体系与种类，量刑原则与量刑制度问题，行刑制度问题等等。因此，很有必要从能否有效地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分析如何完善刑罚体系的问题。

对于刑罚目的，西方近代刑法理论上有三种认识，即报应说、预防说、报应与预防兼有说(二元论)。报应说以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为主旨。预防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将来再次犯罪。二元论认为，报应与功利都是刑罚的目的。对于未然之罪而言，刑罚的目的是预防;对于已然之罪而言，刑罚的目的则是报应。在此基础上，我国理论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如惩罚说、改造说、教育说、预防和消灭犯罪说等。[7]应当看到，惩罚与教育应该是刑罚的属性，而不是刑罚的目的，因而上述诸观点似不足取。而上述改造说则将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相混淆，也是不妥的。预防和消灭犯罪说，将消灭犯罪与预防犯罪并列视为刑罚目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份夸大了刑罚的作用。消灭犯罪，决定于犯罪产生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消失，而这又有待于社会生力产的高度发达。刑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犯罪，使之不危及社会的根本生存条件，而不可能消灭犯罪。[6]理论上通说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执行刑罚，防止其重新犯罪。可见，特殊预防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也即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防止社会上可能犯罪的人走上犯罪道路。因而一般预防的对象不是犯罪人，而是没有犯罪的社会成员，包括危险分子、不稳定分子、刑事被害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

一般来说，刑罚目的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导刑法立法对具体犯罪合理地配置刑罚，指导刑法司法对具体犯罪适当地裁量刑罚。反而言之，刑种以及刑罚结构是否合理，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刑罚目的能否实现。因为具体刑种的内容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能否以及采用何种形式得以实现，决定了是否对犯罪人起到实际的惩罚作用，能否对其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对此，可从如下两个方面作出分析：第一，刑罚要对犯罪人有效地起到惩罚作用，就需要注意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剥夺或者限制能够落到实处。如果刑种的实现存在很大的困难，不可能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某种权益，那么，刑罚就起不到报应犯罪、预防犯罪人再犯的作用。例如，剥夺犯罪人个人合法财产的没

收财产，在很多数情况下因为犯罪人贫穷，且与其他近亲属共有财产而难以分割，导致对其判处的没收财产难以执行，进而使得该刑罚没有实际意义。第二，刑罚要对犯罪人以及其他人有效地起到预防作用，就要注意赋予其适度的严厉性。如果刑种及其适用表现得过于宽缓，可能就无法阻止犯罪。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贪污贿赂犯罪适用了较多缓刑或者认定了较多的自首，导致对该类犯罪的刑罚缺乏应有严厉性，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有效地预防此类犯罪。如果刑种的内容过于严厉，就会超过犯罪人的容忍程度，同样导致刑罚目的无法实现。例如，古代社会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花样百出，虽然起到了严厉报复犯罪的作用，但并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反而驱使犯罪人铤而走险，实施更多更严重的犯罪。

(三)犯罪人刑罚适应能力是完善刑罚体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所适用的剥夺或者限制其某种权益的最严厉的法律强制方法。使犯罪人承受一定的痛苦，是刑罚的惩罚性质，也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与对犯罪人的谴责的一种最严厉的形式，它当然地要给犯罪人带来身体的、精神的或财产的剥夺性痛苦。这种痛苦相对于其他法律制裁措施而言，无疑是最强烈的。对犯罪人一定权益的限制和剥夺也正是刑罚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是刑罚的物质承担者。只有现实地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才能有针对性地对犯罪人适用刑种，使得对犯罪人之合法权益的依法限制或者剥夺能够得以实现，因而刑罚体系的改进与完善必须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对此，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问题：

首先，刑罚适应能力是犯罪人能够承受某种刑事处罚的能力。本来，刑事责任是一种社会责任，社会有机体为了防卫自身的需要，必须对一切危害社会的人都予以依法的惩罚。但是，从功利的角度考虑，在危害社会的人中，普通正常人具有刑罚适应能力，可以对之通过适用刑罚达到惩罚与预 6

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而年幼者和精神失常者无刑罚适应能力，若对其适用刑罚，则并不能达到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社会防卫论者也是从这个方面较为极端地认为，刑事责任能力就是通过科以刑罚可以达到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的能力，即将刑罚适应能力直接等同于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责任。[6]但即便是普通正常人，其对于不同刑罚的适应能力也有差别。例如，贫穷犯罪人对于罚金、没收财产的刑罚适应能力就很差;年迈高龄的老年犯罪人对长期的自由刑也缺乏应有的刑罚适应能力;濒临破产、没有财产的单位对罚金也没有足够的刑罚适应能力。因此，在规定对犯罪人所适用的具体刑罚种类时，考虑将要被适用该种刑罚的犯罪人的承受能力，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刑罚适应能力也包含了通过适用刑罚使得犯罪人认识罪错、改过从新的能力。刑罚具有惩罚、改造、教育犯罪人等功能。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让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为刑法所禁止、所谴责、所制裁，知晓自己的罪错，改过从新。而行为人有无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能否通过被适用刑罚增加控制自己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能力，则决定了刑罚目的能否实现，刑罚功能可否发挥。如果行为人没有此方面的认识能力，也不能通过此认识改进对自身的控制能力，对其适用刑罚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如果行为人在行为当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而在刑事追究时因患精神病的原因而丧失了刑事诉讼的参与和刑罚适应能力，就应当依法暂时停止追究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刑种的设计、刑罚体系的改进应该考虑通过其严厉惩罚能否使得犯罪人认识、纠正自己的罪错。例如，不是采用单纯的管制，而是采用强制社会服务，就能使一些未成年犯罪人认识到过去行为错误，以及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意义;日罚金制不仅能增加罚金的可执行性，而且也能起到不断教育犯罪人的积极作用，使得其逐步认识罪错，改善自我。[2]

(四)犯罪人合法权益不受不当的剥夺或限制是完善刑罚体系的必要限度

如前所述，刑罚是针对犯罪人适用的、剥夺或者限制其合法权益的强制措施。刑法的本意在于通过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来惩罚和预防犯罪。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犯罪人的惩罚并不是无限度的，换言之，不能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无限度地剥夺或者不适当地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刑罚而言，不仅要求其法定化，即刑法典对刑罚种类、刑罚裁量和执行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要求其正当化。刑罚正当原则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二是禁止残虐的、不均衡的刑罚。[8]前者涉及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对具体犯罪的规定问题，后者才涉及刑罚种类、刑罚结构。

首先，刑罚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不得设定残虐的刑罚。当今各国宪法一般都禁止“残虐的刑罚”，即禁止“以不必要的精神的、肉体的痛苦为内容，在人道上被认为是残酷的刑罚”。现在世界各国刑罚体系中一般不存在身体刑，有争议的倒是死刑是否属于“残虐的刑罚”的问题。在刑事立法中禁止残虐的刑罚，反映出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立法者对人道精神的追求与体现。[9]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自然要坚持“禁止残虐刑罚”的原则，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对此，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刑罚体系不能包含摧残犯罪人肉体与尊严的刑罚(比如鞭笞);二是刑罚的执行也不能导致犯罪人肉体与尊严受到摧残的后果，即禁止残虐的刑罚执行方式，如不得采用可能给犯罪人带了极大肉体痛苦的死刑执行方式(比如绞刑、火烧等)。

其次，刑罚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须注意刑罚的均衡性。什么样的刑罚才是均衡的刑罚呢?这应从刑罚与什么保持均衡的角度来分析。刑罚是对犯罪人施加的刑事处罚。对于具体犯罪而言，犯罪人犯多重的罪，就对犯罪人适用多重的刑罚，这也是刑罚均衡性的一种表现，是具体犯罪与具体刑罚(宣告刑)的均衡。刑罚的具体均衡性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意蕴。实现刑罚的具体均衡性，从立法上要求对具体犯罪配置与该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刑，从司法上要求对该具体犯罪裁量与犯罪人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宣告刑。但是，从根本上讲，刑罚的具体均衡还要受制于刑罚的抽

象均衡。刑罚的抽象均衡自然不是在具体罪刑关系的层面上展开，相反，其要表明的是刑罚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有否与整体犯罪危害程度保持否定与被否定的一致性。其实，罪刑关系都是历史的，有条件的。[9]刑罚能否对犯罪起到基本的惩治与预防作用，需要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刑罚大体上能够保持与所有犯罪的均衡性，即刑罚所剥夺或者限制的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基本上能与犯罪人从犯罪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或者受益保持等价关系。例如，对盗窃罪犯罪人判处的刑罚能够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从犯罪中获得的利益，进而大体上能够促使犯罪人认识到罪错，抑制其犯罪的决心与欲望。从反面来看，刑罚对犯罪人之合法权益的剥夺或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犯罪人犯罪意志的抑制作用，应处在社会公众的容忍范围之内，即刑罚的严厉性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申言之，社会所公认的不能剥夺或者限制的人的权利，不能成为刑罚的内容，而刑罚的执行也不应该侵犯这些权利。例如，有期徒刑可依法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但是，却不能随意剥夺犯罪人的婚姻自由。总之，刑罚能为特定社会中的全体成员所承受，表明了刑罚的抽象均衡。对我国刑罚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如当前全面、彻底废止死刑，对所有犯罪都不配置死刑，就是很不现实的。[1]

三、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基本思路

对刑罚体系的完善，理论上多是从刑罚结构的调整、刑罚种类的增减这两个问题展开的。但是，理论上有关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的分析，其实是与刑罚体系有着紧密的关系，却未在刑罚体系相关理论中得以论述。笔者认为，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涉及到具体犯罪的刑罚体系，是立法者在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中对刑罚的运用，而刑法典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因而有必要在刑罚体系的完善中给予一定的分析。在此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开展分析。

(一)调整刑罚结构

关于刑罚结构的调整，其内容不外乎是将某些刑罚从主刑调整到附加刑中，或者相反。而此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是否将罚金上升为主刑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认识。[10]而从具体的刑法立法例来看，罚金的地位在各国刑罚体系中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家将罚金规定为主刑，也有部分国家将其同时规定为主刑与附加刑，少数国家将其规定为附加刑。而从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罚金作为主刑予以规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罚金具有自由刑所不具有的开放性特征，完全避免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对经济型犯罪的行为人有较强的威慑作用与惩罚功能，因而在经济时代具有相当的有效性。[2]对于我国而言，将罚金规定为主刑，就较大地增强了刑罚体系的开放性，也意味着单位犯罪不再缺乏主刑，但可能遇到不能同时将罚金与其他刑罚同时适用的问题(尤其是将没收财产予以废止的情况下)。其实，有些国家的规定可以参考，即不再将刑罚分为主刑、附加刑，只是根据犯罪的实际情况在刑法典分则中配置适当的刑罚。例如，泰国刑法典就是不区分主从刑，仅列举刑罚种类。我国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区分主刑、附加刑，仅列举刑罚种类及对具体犯罪配置作为法定刑的规则，完全能够适应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罚金刑的弊端主要在于难以适应犯罪人经济状况各个不同的实际情况，存在难以执行的问题。对该问题进行弥补的主要途径是改进罚金的执行方式，而非简单地将罚金予以废止(下文详述)。

在刑罚结构调整方面，还需要附带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内容相同之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行政处罚的衔接关系。首先，在对犯罪人判处罚金的情况下，不仅按照刑法典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先让犯罪人承担对被害人一方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且也要允许犯罪人的合法债权人以犯罪人缴纳罚金的财产对自己偿付债务，即将刑法典第60条的规定也吸收到罚金的执行过程中。其次，对于因同一事实先接受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的人，若对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应该将其已经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计算到后来判处的刑罚中。目前，有关

司法解释对该问题做出了规定，但缺乏统一的规定，不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也不够彻底。因而应该由刑法典做出规定。

(二)增补刑罚种类

关于在我国刑法典中增加新的刑罚种类，理论上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11]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在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将刑法典所规定的现行刑罚体系完全推倒，另起炉灶，重新设计刑罚体系。尽管其中很多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客观而言，其中某些设想缺乏一定的可行性，难以在短期内成为刑法规范。笔者认为，刑罚种类的增补应该立足于刑法典关于刑罚体系的现行规定，既要注意根据现实需要对现行刑罚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又要注意与刑法典的现有规定进行恰当的衔接。基于此考虑，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可增补强制社会服务和保安处分两种刑罚。

首先，增设强制社会服务，改进管制。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但又保持刑罚对犯罪人的惩罚性质，是各国司法机关都要面临并需要有效解决的共同问题。社区服务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服务令当时是针对监狱人满为患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及对犯罪人应更好地融入社区的顾虑的一种反应措施。该措施起先被视为罚金刑的一种替代安排，但是，现在被认为是替代关押性刑罚措施的。社区服务令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做一定时间(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正常量刑过程的一部分内容。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社区服务令比一个监禁判决更有意义、更为有效，且更加经济。[12]除此之外，该措施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也有利于犯罪人的重新社会化，符合行刑社会化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可吸取社会服务令的合理之处，在我国刑法典中规定强制社会服务，即判处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内从事公益的社会服务，从而改进管制，增强其强制性。

其次，改造劳动教养，增设保安处分。目前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着性质定位模糊、收容对象宽泛、内容过于严厉、审批程序不严、当事人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期限过长等弊端。从价值理念上看，它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观念，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从法律根据上看，它与我国的《立法法》直接相违背，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不相协调，明显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内在需求。劳动教养制度设计的严重缺陷带来了操作、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诟病，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我国法治现代化和人权保障状况的焦点之一。劳动教养作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初衷，已经被其现实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严厉处罚性所取代;作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的最初考虑，则更是荡然无存。可以说，劳动教养作为我国控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其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对法治原则和正义理念的不良影响，已超过它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13]因此，正是存在这些弊端，为全面保障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合法权益，理论上多主张将劳动教养改造为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典中，在程序上由人民法院来适用。保安处分在范围上自然不限于类似于劳动教养这样形式限制人身自由的。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保安处分，从而将适用于实施了严重危害行为、但不构成犯罪之行为人的各种措施予以司法化。这种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因为不仅有利于将劳动教养予以司法化，而且还有助于将其他类似于劳动教养的较长期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也予以司法化，实现刑事法治与行政法治的有效协调。

(三)增加配刑制度

没有抽象而孤立存在的刑罚。从立法上看，刑罚被配置于具体的犯罪，作为法定刑;而从司法上看，刑罚在犯罪人被定罪之后经司法机关的裁量成为宣告刑。刑罚与具体犯罪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脱离具体犯罪而存在的刑罚。不过，就刑法典的具体规定来看，其仅仅对司法机关如何裁量刑罚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形成了我国刑法典中较为完善的刑罚裁量制度。至于刑罚该如何配置

于具体的犯罪，刑法典则没有作出全面的规定。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刑法典第5条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立法者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即在对具体犯罪规定法定刑时，立法者同样需要考虑到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与理论上对法定刑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法定刑配置问题，理论上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是对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配置之合理性进行分析，例如，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是否合理进行分析，[14]就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所规定的所有犯罪之法定刑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白建军教授的《罪刑均衡实证研究》。第二是专门就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周光权教授的《法定刑研究》是此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些研究中，刑罚与犯罪的均衡性成为关键问题，从而充分地表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法定刑配置的基础性意义。

但是，客观而言，对于具体犯罪规定法定刑要否遵循哪些原则或者规则，刑法典付之阙如。从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来看，在刑法典中规定法定刑配置原则或者规则的立法例确实也不多。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九章是关于刑罚的概念、目的和种类的规定，接着在第十章对刑罚裁量做出规定，没有提到配刑的问题。日本刑法典第二章为“刑罚”，后续章节也没有关于对具体犯罪如何规定法定刑的内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国家刑法典在规定刑罚体系之后，对重罪与轻罪的刑罚作了区分。例如，法国刑法典第三编“刑罚”第一章“刑罚之性质”第一节“适用自然人之刑罚”的前两目对适用于自然人重罪的刑罚、适用于自然人轻罪的刑罚分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西班牙刑法典第33条将刑罚分为重刑、较重刑、轻刑。尽管这些内容还不能说是关于对具体犯罪如何配置法定刑的规定，但是，却确定了刑法典分则中所规定之犯罪是轻罪还是重罪的标准，即被配置重刑的犯罪属于重罪，被配置轻刑的犯罪自然就是轻罪。重罪与轻罪的区分不仅有利于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对重罪给予合理的惩罚，并全面地进行预防，而且有利于全面审视对 13

某种犯罪配置重刑或者轻刑的合理性问题。这也说明，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也要注意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在刑法典中完善法定刑配置的规定，自然不限于将刑罚区分为重刑、轻刑的做法。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

(1)充分注意对犯罪进行合理的分类，而犯罪分类的标准既可以考虑刑事实体法上对犯罪所规定的特征，又可以考虑刑事程序法对追究某些犯罪的规定，还可以考虑犯罪学上关于某些犯罪发生原因与规律的分析。通常来说，需要考虑犯罪危害的法益是国家法益，还是社会法益，或者是个人法益(在此方面，还要考虑行为侵犯的是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现实存在，还是其他类别的利益);行为人是采用暴力还是非暴力手段实施犯罪，非暴力手段是否与国家职务有关系;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是为了非法获取经济利益还是实现其他心理需求;犯罪是否属于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强大压力还是纯粹追求个人利益。

(2)对于不同类别的犯罪配置严厉程度不同的刑罚，对于性质严重、手段残忍或者恶劣、动机卑劣的犯罪可配置较重的刑罚，而对其他犯罪则配置较轻的刑罚。具体言之，对于采用暴力手段侵犯国家、社会与个人之现实存在的犯罪，则可配置死刑、无期徒刑、较长期有期徒刑等刑罚;对于非暴力、谋取经济利益的犯罪，则可配置较轻的自由刑与财产刑。

(3)注意所配置之法定刑的选择性与可操作性。就前者而言，应摒弃绝对法定刑，尤其是对于现行刑法典分则某些罪刑条文中存在的绝对死刑，应该或者予以废止，或者补充规定其他刑罚(如无期徒刑、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就后者而言，对现行刑法典分则某些罪刑条文规定的无具体数额或者倍比制的罚金，做出必要的改变。尽管有论者认为，此类属于浮动法定刑的罚金有一定的存在价值，[15]但其确实有不明确性，有违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因而有必要根据情况改变为数

额制或者倍比制的罚金。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对于具体犯罪应该规定具体数额或者某种倍比的罚金，从而制约对具体犯罪之罚金的配置。

(4)注意合理划分有期徒刑的幅度。有论者对我国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关于具体犯罪之法定有期徒刑的幅度作了总结，共有28种刑罚幅度。[9]而法国刑法典在总则的刑罚体系部分对重罪的监禁划分了3个幅度，对轻罪的监禁划分了7个幅度，其分则中罪刑条文对具体犯罪所配置之监禁的幅度也不超出上述范围。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对于准确地体现罪刑之间的均衡关系，适当地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有着重要的限制作用，不致造成幅度过多，难以保持不同犯罪之间刑罚均衡性的不良后果。因而我国刑法典可借鉴法国刑法典的上述立法例，在总则中对有期徒刑划分层次。初步考虑，可以划分为1年以下、2年以下、3年以下、5年以下、7年以下、10年以下、15年以下等7个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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