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生市长与他的乌有之邦

第一篇：《大同》——书生市长与他的乌有之邦

《大同》——书生市长与他的乌有之邦

2015年11月21日，第52届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内地导演周浩的纪录片《大同》（外译名为《中国市长》）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这个口味辛辣的贵州人继《棉花》之后再获金马奖，这是内地纪录片一次意味深长的胜利。过去数年，他隐藏在摄像头之后，拍摄过毒枭，高考生，棉纺织工人和市委书记。在这部片里，他继续隐于庙堂，近距离跟拍一位地方政治“明星人物”——原山西省大同市市长、现山西省太原市市长耿彦波。这部记录片拍摄从他上任大同伊始到被调任到太原的五年，共计84分钟，没有一句配乐和旁白。城市拆迁与建设，个人理想与官场规则，集团与民众的利益分摊，明星领导者与城市居民的”中国式“契约...这部没有配乐的纪录片里，有涌动的人心和难测的欲望，螳臂当车的个体和艰难苏醒的集体，寸步难行的当下和呼号奔涌的时代。万象生灭间，有的轰然倒塌，一地烟尘；有的被建立起来，并站立得比我们所期望的更久。

纪录片封面：《中国市长》主人公是2008-2013年在任的大同市市长耿彦波。出生于山西晋中一户农家，”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声音平静低沉，大部分时候面色严肃”(描述来自《三联生活周刊·古都大同复兴记》)。由于在任期间一系列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行动，他被冠以别称“耿拆拆”，而大同的出租车司机们说起他，多数称其“老耿”。2013年除夕夜，任期满5年的耿彦波在市长换届选举之时被调离大同，出任300公里之外的太原市市长，这一任命事先并未有任何公示。大同五年，耿彦波的到来和突然离开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是历史机遇还是经济负担，至今仍然难以被解答。但他给大同带来的巨大转变将深深烙印在城市记忆中，并持续地塑造着城市性格。

某搜索引擎中，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一句这样写：“（《中国市长》）惊人地捕捉到了一个男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疯狂跳跃着进入一个越来越动荡的未来的过程。”疯狂的是个人还是时代，未来因何而动荡，无为而治的观望与实干兴邦的急迫究竟哪个更合于当下，我相信该搜索引擎无法给出答案。

一．

大同，就像现代化过程中不可计数的重工业城市一样，光荣和屈辱前后紧随。纪录片封面·旧城与新城

大同是现代城市发展史中的没落贵族之一。曾被评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与北京，杭州并列。1600多年前，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并留下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寺院云冈石窟。云冈博物馆前的石碑上，有余秋雨的题词：“中国从这里走向大唐”。但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别称：“煤都”，全球产煤量最大的城市。然而大同从煤炭里得到的并不多：大同的煤炭开采时间早，大部分煤在计划经济时代以极低的计划价格供应市场。2000年以后，工业衰败让城市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城市面貌萎缩成一个小县城。古城是城市物质和精神极端衰败的一个载体，人们各自随形就势，在城内寻得一个蔽身之地。古城墙被扒掉，泥土做地基，城砖做围墙。残存的墙体则作为天然的房壁，沿墙根搭建起一长串民房。”（引用自《《三联生活周刊·古都大同复兴记》)2001年，贾樟柯跟随“大同矿竭城衰，即将整体搬迁到新疆”的谣言来到这里，拍摄了描写当地失业工人子弟的影片《任逍遥》。影片铺陈出了大同的末世情绪——这个城市丧失了改变的力量。耿彦波在《大同》里说：“这片地方居民的住房条件之差，是我在其他城市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贾樟柯《任逍遥》》剧照（背景即大同矿区）

耿彦波，本科就读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喜欢唐诗，能背诵全本《论语》。鲜明的人文气质是他的个人符号之一。从他早期的执政经历看，他具有实干型的特征，且专注于城市规划, 拆迁，和古城复建，在文物保护上颇有心得。上世纪90年代，在山西灵石县担任县长时，他修缮开发了王家大院，后被评为“国保”。2008年农历正月初一，刚赴任大同的耿彦波，第二天便去考察古城和云冈石窟，之后制定了“一轴双城”的发展战略，即作为文化旅游中心的古城与作为经济政治中心的新城分开建设。灵感来源于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构想，它曾经被寄望于规划新中国的首都，那是另外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古城修复保护不仅可以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出一条道路，还可以与一河之隔的御东新区形成强烈的文化对比。传统加现代的城市格局，会呈现出一种文化的张力。这是城市的品牌。”市长耿彦波对记者说。纪录片开始，镜头在剧烈抖动，是拍摄者在跟着市长奔跑——跑着去开会。“他不爱开长会和常开会，开会一般很简短，发现下属工作拖延和偷工减料等渎职行为，他会不顾情面地当众斥责对方。”在一次市政府领导会议上，他朝会议桌对面负责某工程的官员讲：“我现在很不高兴，让你上来就能拿掉你，上来是干活的，不能不干活。”被训责的官员讪笑着，面色通红。

权力，效率，民主...在这样复杂的场面之中，你将无法继续轻率地使用这些词评判自己所身处的政治环境，评价一位中国的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他并不吝惜接待对方的排场，甚至无视身份定位的桎梏：“有一次省领导来大同检查工作，他为争取台商郭台铭对大同的投资，会议开到一半就退场去机场接郭台铭，当天晚上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回来。”这种干练高效甚至不顾情面的作风令很多机构人员一时不能适应。纪录片中，记者问耿：“你为什么不怀柔一点呢？”耿回答：“我在大同还能待多长时间？（一般大同市市长的任期为2年）好多城市建筑还没有完成，历史不会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这次冲上去就冲上去，完不成最后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绩工程。”“别看我这么着急，整个团队的速度是很慢的，好多工程都延期了。”耿不是一位常规意义的“好”官员，他具有太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人风格。然而或许正因这种与背后政府间微妙的疏离感，使他更易获得对政治怀有热情或好奇的民众的亲近。在生活和行事上，他符合传统对于“清官”的定义：由于常年奔波于工地，下属们评价他在大同时不像市长更像包工头，一年四季在工地上，皮鞋从没干净过。他主动来到拆迁现场了解情况，就地办公解决市民的拆迁问题。几乎每个大同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几件关于这位市长的故事。

2008-2012年，北魏平城原址在现代大同城的地图上清晰可见，曾经遍布窑洞,好似蜂窝的土城墙被青砖包裹，巍然高耸； 新建成的云冈石窟大景区在次年旅游节增加了三亿游客…一切都在以决绝的姿势推进。这是个如同被打了强心针一样突然复苏的城市，每天都能听到它抖动骨骼站立起来的声音。同时，伴随着古城的初具规模，是愈发突出的机遇和矛盾。云冈石窟新景区——山堂水殿的实景照片

由于在政府要拆迁的老城区中，大量民房都是没有手续的安置房和私产房，不符合拆迁补偿条件，但居住其内的多数是极端贫困，几代人都居住在老房里，没有能力购置新居的居民。政府的远大规划和居民的当前利益的矛盾在此处变成了具象化的语言甚至肢体冲突。纪录片中，多处或明或暗地表现了这种对抗——老城居民尹女士与前来拆迁的领导间消极的谈判，在她的咒骂声中，邻居的平房正在推土机下倒塌。一个镜头是废墟中掉落的一张毛主席海报，镜头外是一位旁观老人的声音：“毛主席要是在着，他们敢像这样？”在古城区内善化寺门前的广场，平时古城的老居民们在这里聊天，这是江湖的一部分，管窥民意的窗口。摄影师开始跟他们攀谈，有唱民歌的中年女人：“我们吃是共产党，穿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你能像这样？”有穿绿色军装的老人：“现在中国有8000万党员，都是政治家。”一段时间后，有身着制服的人上前威胁：“你里面千万不要有我，有我的话，以后有了问题，我就找你麻烦。”人群聚拢来，言辞变得激烈。有人高声讲：“权力可以买！全国现在都在弄这些，100年以后都成了文物？都是赝品！”在明城墙基础上修建的大同南城墙 关注古城复建的社会各界，有人对于古城内在废墟和基址上复建古寺，文庙和戏台表示不满，并在报刊上引用林徽因曾说过的话发出质疑：“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有西安等古都重建大明宫，阿房宫“珠玉在前”，针对文物古迹进行翻新改造甚至重建的政府措施已经成为政绩工程乃至官员迷信的标志，其失败案例之多，已经在民众心中形成了下意识的抵抗情绪。镜头转换，耿彦波在召开政府会议，邀请了大同市内各行业的代表。会上他语气和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我最终是要走的，你们才是大同的主人。要认识到我们的行动力在什么地方，大同的明天在哪里。有人说，你这个市长不能光搞城市建设，也得关注民生，发展农业工业。我们农业工业有竞争力吗？就大同的资源来说，有人愿意来投资搞发展吗？说说而已。大同的精神在文化上，将来也挡不住要依靠文化发展。明天把城墙建起来，城市品味提起来，外面人看到，说大同这个城市是有希望的。”2008-2010年，随着古城轰轰烈烈的建设，投资商大量涌入，古城土地的市场价已远非4年前可比；2011年，国务院《房屋拆迁条例》的发布，第27条规定“先补偿、后征收”，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的房产按照市场价进行评估”，市民们对公平有了新的要求。原先的拆迁补偿价格已经与当下的土地价格不相匹配，随着古城土地价值的上升，谁能留在古城也是一个牵涉公平的问题。按照每平方公里1万户的人口比例，古城只需要3万户人。“谁留下来，谁的资产就翻倍增加。这涉及一个公平的问题。”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拆谁留谁，最终古城建设的利益如何分配，成为接下来必须思考的新问题，而利益分配的结果对大同未来的影响将会比当下城市建设更为复杂和深远。耿彦波有一支合作多次、被称为中国技术最好的古建队伍，有长期给他提供贷款资金的合作银行，有处理城市动荡危机时的经验。他对自己古建保护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的思考充满自信，2012年9月，当某著名杂志的记者来到大同时，采访的市民或者官员似乎都没有人为资金担心，但前提是耿彦波操控大局。

二．

2013年农历新年的前四天，《大同日报》公示，耿彦波为大同市市委书记候选人。第二天，耿彦波接到通知，调离大同到太原市担任市长。纪录片中，一位刚得知该消息的官员面对镜头，表情迷茫：“省委就是这么做决定的？这么做决定要出大事的，不考虑民意。”次日，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扛着签名的红色条幅游行，并在市政府门口聚集，高喊耿彦波的名字要求其留下。而当时耿已经坐上了去往太原的车，车上，54岁的他在镜头前，泪水无声落下。这样的情况上次发生是在2009年，当云冈石窟建设由于违反文物保护规定被叫停时，人们涌上街头签名支持耿彦波和大同的建设。大同的建设，更像是一个市民和市长达成的契约，以耿彦波个人的资源和能力担保，也因此具有原生脆弱性，就像一场赌博。看似闪耀着传统官民和谐关系的光辉，实际上是一种畸形而不可持续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上下层达成了短暂但真诚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之后它的崩塌也是万般无奈的情理之中。

在观者为耿和市民间的亲密关系感叹的同时，市民与没有耿的政府间的信任隔阂也愈发突出。耿彦波赴任太原的欢送会上，市委书记丰立祥在讲话 随着耿的离开，各项工程由于资金链断裂而难以继续开工，大同城市建设一度陷入停滞，政府账目亏空1000亿美元的消息甚嚣尘上。离开耿的大同一度像一座魔幻现实主义的城市，处处残留着宏伟而空旷的建筑成品及半成品，提醒着往昔旧城改造的如火如荼——在一水之隔的御东新城，有一栋形似鸟巢的体育馆，一座日本设计大师矶崎新设计的大剧院，……这些宏大建筑的附近，一片比杭州西湖面积更大的水域已经注水完成。耿彦波走了，但大同市民失落已久的地方自豪感，以及倒逼政府进行良性决策的民主意识和参政热情，看似不会再次沉睡。2015年8月7日，耿彦波任市长时任大同市市委书记的丰立祥因涉嫌违纪被革除党籍、开除公职。“资源型城市必须转型，这个大方向是绝对不能变的，谁都应该坚持。要退回去，大同将会是一盘死棋。”（《南方周末》 “没有耿市长的大同百亿造城没了时间表”）新建成的华严寺门前广场

这位中国市长是堂吉诃德，一路乐观地向着可预见的结局驰骋。他有权力之下的执拧，独断和野心，也有权力之下的孤独，天真和儒家理想。隔着镜头，我们仍能感受到人性的温度，而不是一个被官场异化的政客，也许因此，他无法融入或明或暗的制度和游戏规则之中，变得面目模糊。他独特的行事方式与他的山西和顺方言一样，清晰而有辨识度。纪录片里，大同城里善化寺门口的老先生蘸水在水泥地上写下书法：大同大不同。这座城市有一个全世界最美的名字，2年过去了，它现在仍旧被时代挟卷着，趔趄着走向它名字所描述的那个遥远又切近的乌有之邦。

第二篇：近代 教 育 的 乌 托 邦——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大同教育思想

近代 教 育 的 乌 托 邦

——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大同教育思想

摘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大同书》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把教育作为通向大同之世的重要手段。他本着教育平等的思想，从教育对象实际出发，设计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机构、教育环境、教育人员、教育内容、激励机制等，表现出独到的教育见解和思想。这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对今天仍然很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康有为 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教育

教育平等 大同教育实施

康有为（1858—1927）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出身于教育世家，先后在广州万木草堂、桂林广仁学堂、上海天游学院执教，曾经撰写《教学通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教育论著，一生致力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探索。《大同书》是康有为用力最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用时近二十年，长达二十余万字的巨著中，康有为结合自身经历，发挥丰富的想象，向世人描绘了一个“无邦国、无阶级、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还设计了一条通向大同之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中，他提出了一套在当时社会比较完整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教育制度，表现出独到的教育见解和思想。

一、大同社会与大同教育思想

1．康有为所描绘的理想大同社会的蓝图。“大同”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中国古代最早描绘出的理想社会的模式。康有为在传统的大同思想基础上，杂糅中国今文经学的公羊学说、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进化论等思想，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锐和睿智观察思考世界，构建了一个近代的大同社会。在《大同书》开篇，康有为即以“入世界观众苦”为题，详细列举了现世人类所遭受的“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等六大类共37苦难。接着，他开始分析苦难产生的原因，“然一览生哀，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1]找到苦的根源后，他开始寻求解救众生苦难的办法，“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即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 [2]破除九界，人类就会迎来至公至平、幸福美满的极乐世界――大同社会。

2．教育是通向大同社会的重要手段。康有为生活在半殖民地的晚清社会，亲眼目睹种种衰相，出于“不忍之心”，欲图振奋，他认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 [3]尖锐指出：“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不修也。”[4]疾呼“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5]康有为把教育当作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注意教育在培养人才、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教育看成通向大同社会的重要手段，“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 [6]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源，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7]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去家族在破九界至大同中占有重要地位，康有为的教育主张在“去家界为天民”中体现最充分，他强调消灭家族后由政府设立“公养、公教、公恤”系统，实行0－20岁的义务教育。另外，在“去种界同人类”中计划用学校教育提高黑人素质以进行人种改良；在“去形界保独立”中提倡设立女学以提高女子独立的人格；在“去产界公生业”中主张设立农工商学校等都体现了他的教育主张。

3．大同社会中的教育平等思想。康有为描绘的大同社会是无国家、无阶级、无家庭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由公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人人接受平等的教育。“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8]在大同之世，学生无需择校，“太平世地地相同，地地平等，不待裹粮远学焉。”[9]针对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康有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批判了“夫为妻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烈女不事二夫”“缠足”等封建传统思想和陋俗，指出“女之与男既同为人体，同为天民，亦同为国民。同为天民，则有天权而不可侵之，同为国民，则有民权不可攘之。”[10]康有为重新解释《礼记·礼运》中的“女有归”。“‘归’者，岿然独立之象，所以存其自立之权也”[11]他还设计了一系列解放女子的方案，其中以教育为重要手段，通过提高女子学问才识使女子自立，进而“选举、应考、为官、为师”等，与男子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主张在男尊女卑的近代社 会无疑是惊世之说。

二、大同社会的教育实施设想

1．建立从上到下的教育管理机构。大同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由一个公政府管理全世界，再按经纬度把全球划分为若干个度，设立度政府管理各地。全球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是文学部，各度掌管教育的机构是文曹。“公政府有学部以统之，各度小政府亦立学曹亦司学务，皆有主、伯、亚、旅、府、吏、胥、徒以司其事。”[12]

2．设计完备的学前学校教育系统。康有为参考西方的教育制度，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使每个人从胚胎开始到二十岁大学毕业，接受由公政府提供的良好的“公养”“公教”。学前阶段设立人本院：妇女怀孕后即入此院；育婴院（包括怀幼院）：婴儿出生至五岁在此院。学校阶段设立小学院：儿童六岁至十岁在此院；中学院：人自十一岁至十五岁在此院；大学院：人自十六岁至二十岁在此院。这五院从低到高，依次递升，环环相接，使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不间断的教育。

3．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大同社会重视学校校址的选择和学校设施的建设，注意环境对人的影响。人本院“院地当择平原广野、丘阜特出、水泉环绕之所，或岛屿广平、临海受风之所，或近海广平之地，次则远背山陵，前临溪水，又次则高山之顶及岭麓广平者。”[13]育婴院“不得在山谷狭隘倾压、粗石荦确、水土旱湿之地，又不得近市场、制造场及污秽之处。” [14]小学院“当择山水佳处„儿童当知识甫开之时，由易感染学习„第一当远戏馆、声伎、酒宴之地，第二当远坟墓葬所，第三当远作厂、车厂、市场喧哗之地。”[15]中学院“当择广原爽垲近海近沙之地，令基宇极广可容万数，自食堂、藏书楼、体育场、游步园、操舟渚莫不具备；其专门之学，则农、工、商、矿凡百实验之事，莫不具备，以备学者游观，玩摩，摩学。”[16] 大学院“不能统一并置一地。譬如农学设于田野，上学设于市肆„盖大学专为世界有用之学而设预备之方，考求之用，故其学舍不在内而在外，不统一而分居，乃所以亲切而有用，正实可信也” [17]康有为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特点和学校功用设计教育环境，着力最多。

4．精心选择教育工作人员。人本院的工作人员主要由医生、女保、女傅、女师负责照顾教育孕妇，以保证胚胎良好发育；育婴院也有医生、女保照料婴儿，这些工作人员必须是女性，选择女工作人员的原因是“以男子心粗性动而少有耐性，不若女子之静细慈和而有耐性也” [18]小学院的司理和教者也都是女子，小学教师称为女傅，“女傅当选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问通达、诲诱不倦者为之”“女傅非止教诲也，实兼慈母之任”[19]在中学院“不论男女皆得为师，惟德才是观”，“中学之师，尤当妙选贤达之士，行谊方正，德性仁明，文学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诲人不倦，慈幼有恒者，方当此任。”[20]康有为特别强调中学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全世界之人类才能德性皆系之，岂不重哉！”[21]在大学“不论男女，择其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者为之。”[22]强调教师学问的精深和实验能力。可见，大同社会的教育工作人员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工作的职能精心选择的。

5．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大同社会依据不同年龄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内容，注重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在公养阶段，既人本院和育婴院，以养为主以教为辅；在公教阶段，即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以教为主以养为辅。在人本院由女保、女傅、女师等教育孕妇生产和育婴知识，并注意音乐对人身心感化和胎教的意义。“人本院终日常有琴乐歌管„盖声音动荡，最能感人„常以声乐养其耳，必能养性情而发神智。”[23]在育婴院给婴儿准备各种玩具，以“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知识稍开时，将世界有形各物，自国家至农工商务，皆为雏形，教之制作，则习惯若性。”[24]在小学院重视儿童身体，注重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令功课稍少而游嬉较多，以动荡其气；发扬其身体„”同时注意儿童道德的养成“以仁爱之事感动其心”，“编古今仁智之事，令为诗歌，俾其习与性成”除此而外，注意各科知识的学习“大同世文字语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简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文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级随时议定。”[25]到了中学院，“故养体开智以外，又以育德为重，可以学礼乐乐矣。”[26]另外，开始学习各门学问。到大学院则是“此时之学，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人人各从其志，各认专门之学以就专科之师。”[27]在大学学习注重专门之学，如农学、工学、商学等，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强调实业教育和科学实验。

6．注意发挥激励效能。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康有为是反对竞争的，他认为达尔文创天演之说导致“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灭为固然；人与人机诈相陷，以欺凌为得计。”[28]所以，他主张禁竞争“大同之世，无异类，无异国，皆同体同胞也，竞争者，于异类异国为不得已，于同体同胞为有大害，岂可复播此恶种以散布于世界哉！”[29]大同社会人人平等，没有竞争，但无竞争会使人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这不利 于社会进步，为此，康有为提出了“竞美”、“奖智”、“奖仁”等一系列激励机制。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要定期接受考核，“其十院执事及诸学教习，皆三岁考之，其完课无过者，皆得赠仁人称号，其等类高下，奖金多少，皆视其功以为差；其有过者，扣除仁人称号”[30]如果工作人员认真负责且工作业绩突出，将被授予宝星或徽章，根据贡献大小被授予“圣人”、“哲人”、“仁人”等称号，享有不同称号的人在养老院所享受的待遇不同，死后在考终院享受的待遇也不同。康有为意识到竞争的危害创激励之法，虽难以实行，却反映出他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由上可见，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及其所欲施行的大同教育，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这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康有为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书成后“秘不示人”。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31]的确，康有为关于大同社会教育的设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但它富含着康有为同情人类的“不忍之心”，闪烁着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智慧火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关于教育平等的思想、教育应从学生特点出发选择教师和教学内容、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等设想，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成分和科学的内容，在今天仍很有启示作用。美国学者萧公权高度评价康有为在《大同书》改造世界的天才计划时说：“其影响的深远，非同时代的任何人可相比拟。他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他足以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32] 参考文献：

[1] 第86页，[2] 第86～87页，[6] [8] [9] [12]第337页，[10] 第169页，[11] 第174页，[13] 第240页，[14] 第252页，[15] 第256页，[16] 第259页，[17] 第262页，[18] 第252页，[19] 第255页，[20]第258页，[21]第259页，[22]第262页，[23]第245页，[24]第253页，[25]第256页，[26]第258页，[27]第260页，[28]第284页，[29]第345页，[30]第335页

康有为．大同书［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4] 康有为.教学通义.《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ｚ]（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5]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3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Ｍ］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32]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