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杭行终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电力行政批准):看了真难受!(2008年8月4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杭行终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
(电力行政批准)看了真难受!
发表时间:2008-8-4 1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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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行政案件的感觉有时实在不好受,如果说非要较真的话,恐怕非脑门冲血、神经错乱不可。
譬如(2008)杭行终字第33号行政判决。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关规定,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应由发改委核准。这当然就是说,项目的核准是此后政府部门一切批文的前提条件。如果项目都没有经过核准,项目的存在都是不合法的,发改委对于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规划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然就是没有依据的.这甚至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常识问题。
本案中,在复议阶段,建设项目的批文被国家发改委撤销。可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却认为,虽然本案中项目批准文件已被国家发改委撤销,但浙江省发改委对于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却仍然是合法的。不知道接下来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又会如何判决。
附1: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8)杭行终字第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锡娟等9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王建林,男,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赵家墩村6组36户。
诉讼代表人黄金福,男,196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赵家墩村5组27户。
委托代理人袁裕来、徐利平,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省府大楼1号楼。
法定代表人厉志海,主任。
委托代理人卢方舟、朱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省电力公司,住所地杭州市黄龙路8号。
法定代表人赵义亮,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涛、..郝利,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丁锡娟等9人因电力行政批准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杭西行初字第9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丁锡娟等9人的委托代理人徐利平、被上诉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发改委)的委托代理人朱宁、被上诉人浙江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省电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诉讼。同日,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 1(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2008年7月18日,本院恢复诉讼程序并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丁锡娟等9人的诉讼代表人王建林、黄金福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利平、被上诉人省发改委的委托代理人朱宁、被上诉人省电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省发改委于2006年11月24日对省电力公司作出《关于萧山天然气发电厂220千伏送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浙发改设计[2006]151号),原则同意省电力公司上报的审查意见,同时对工程的规模、气象条件、导线地线的选定及防振措施、绝缘配合、防雷与接地等提出要求。
原判经审理查明,2004年9月2日,国家电网公司下发《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国家电网计[2004]447号),该批复包含了涉案杭州220KV萧山燃机输变电工程项目。2004年10月25日,被告以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对国家电网公司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进行核准确认。2005年2月23日,杭州市规划局同意该项目路径走向。2005年8月16日,杭州市电力局作为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和管理的单位,委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单位经现场踏勘、监测、咨询并采用公众参与问卷调查等方式,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05年10月18日第三人组织召开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专家评审会”,听取专家和相关单位的意见。该报告书通过了专家组的审查。在评价单位作出环评初步结论后,杭州市电力局于同年10月21日在《萧山日报》上刊登了涉案项目的环境影响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工程基本情况、环评初步结论等。2005年12月31日,浙江省环境保护局以浙环辐[2005]129号文件批复了涉案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06年8月30臼,第三人向被告上报《萧山天然气发电厂220千伏送出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查意见的请示》。同年11月24日,被告对涉案工程初步设计以浙发改设计[2006]151号文下文批复,原则同意上报的审查意见。原告获悉后于2007年6月18日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涉案批复。2007年8月3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复议决定维持涉案批复。原告不服,于2007年9月诉至法院。
另查明,涉案工程跨越原告的房屋,并已建成投入运行。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的《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被告是负责对工程初步设计进行审查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适格。《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努第二十五条规定:“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按规定经过有关部门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否符合经批准的计划投资规模;(二)是否符合城市、村庄、集镇规划以及相关的专业规划;(三)是否符合消防、职业卫生、安全标准和人防要求;(四)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标准;(五)是否符合工艺流程的先进性、可靠性;(六)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七)是否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要求。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审查,由省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组织。负责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查的部门,应当严格审查,并承担相应责任。”第三人在报批涉案工程初步设计时提交了相关资料,有包括杭州市规划局、浙江省环境保护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审查意见,被告按照《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审查后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被告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涉及申请人与他人 2 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在法律、法规、规章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作出的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决定是否使用听证程序。被告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告于2004年10月25日以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文转发形式对国家电.网公司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进行核准确认,原告主张本案缺少合法的项目申请报告核准文件的观点不成立。现涉案工程已建成投入运行。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丁锡娟等9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丁锡娟等9人负担。
上诉人丁锡娟等9人上诉称,原审第三人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规划选址意见、环评批文、项目核准批文。对此,上诉人分别提起诉讼和捷出行政复议申请。被上诉人作出批复前,没有听取上诉人等的意见,程序严重违法。《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上诉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上诉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更是规定了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应该听取陈述申辩。被上诉人作出的涉案项目初步设计批复不合法,原审判决予以维持错误。请求
一、撤销西湖区人民法院(2007)杭西行初字第9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2006年11月24日作出的《关于萧山天然气发电厂220千伏送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浙发改设计[2006]151号)。
被上诉人省发改委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答辩称,省电力公司在报批涉案工程初步设计时报送的资料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对涉案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以及省发改委的转发文件、杭州市规划局、浙江省环境保护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对涉案工程的审查意见,省发改委在作出批复前,对涉案工程的投资概算、工程规划、环评、技术工艺等方面都进行了严格审查。杭州市规划局对项目线路的确认就是专业规划的意见,浙江省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浙环辐[2005]129号《关于杭州220千伏甘露等两个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就是项目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意见,也是批准涉案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重要依据。省发改委作出《关于萧山天然气发电厂220千伏送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符合《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的规定。虽上诉人就规划选址意见、环评批文和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文提出了诉讼和行政复议,但上述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信力,在未被依法撤销、变更前,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之所以反对涉案项目的建设,是担心该项目的运行可能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可能存在利害关系,但与本案的初步设计批复这一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2005年10月21日,杭州市电力局也按照省发改委的要求,在工程所在地主要媒体《萧山日报》上公示了该工程基本情况和环评初步结论及相关部门联系电话。在公示期内,上诉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省电力公司答辩称,被上诉人对涉案工程作出初步设计审批,不直接涉及上诉人的重大利益。在法律、法规、规章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允许被上诉人自由裁量决定是否使用听证程序。被上诉人未进行听证没有违法之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上诉人省发改委作出浙发改设计[2006]151号《关于萧山天 3 然气发电厂220千伏送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是否合法的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
上诉人认为,本案仅适用《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是片面的,还应适用国务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省发改委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对《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中的第(三)、第(五)项内容进行过审查,且环保、路径走向等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应当委托有资质的科研单位协助进行技术性审查。高空架线对人体健康有影响,涉及上诉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上诉人有重大
影响,省发改委应告知审查的全流程并听取意见。
本院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向本院提供国家发改委于2008年3月17日作出的发改复决字[2007]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案争议的行政行为的前置程序中立项已被国家发改委撤销,本案行政行为的依据不足。
被上诉人省发改委认为,国务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是对编制初步设计的要求,不是对审查初步设计的要求,该条规定比较笼统概括,《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更为详尽,详细列明了七点要求,故省发改委适用《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省发改委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证明已依照条文的规定进行了审查。本案所涉项目是线路工程,不存在对《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项内容的审查,对第(五)项规定的工艺流程的先进性、可靠性已由省发改委内部相关人员从专业方面进行了审查,在批复中均有体现。本案是初步设计的审查和批复,不是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和批复,上诉人强调的身体健康问题,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有利益关系,与本案不存在所谓重大利益苯系。省发改委对上诉人提供的国家发改委发改复决字[2007]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文是对国家电网《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的确认,国家发改委复议撤销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文是因为项目主体未向被上诉人申请,被上诉人作出确认是不必要的,故撤销了该确认的行为,但国家发改委并未否定国家电网《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的效力,该批复仍然是本案被诉审批行为的依据。
被上诉人省电力公司认为,本案项目的立项、环评、规划已有相关批文,在初步设计中未详细提到这些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初步设计批复是行政批准行为,上诉人按行政许可的规定要求听证是不正确的。即使按行政许可的规定,也需要直接涉及他人重大利益关系才要求听证,上诉人与本案的初步设计审批并无重大利益关系。省电力公司对上诉人提供的国家发改委发改复决字[2007]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从《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可以看出,国家发改委是将省发改委未经项目主体的申请而主动作出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文视为一种不规范的行为而予以撤销,不涉及对该项目是否应办理核准的判断。根据《国务院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国发[1987]23号)等文件规定,国家电网公司等大型中央企业在投资体制改革前是可以自行审批限额以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虽然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文被撤销:但本案所涉项目的立项审批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本院认为,上诉人向本院提供的发改复决字[2007]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系国家发展 4 和改革委员会在本案二审期间对省发改委《转发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通知》(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应予以采信。据此,被上诉人省发改委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2已被撤销,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判对其他证据的采信并无不当。
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原判认定的事实存在。
另查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3月17日作出发改复决字[2007]37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省发改委作出的《转发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通知》(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
本院认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对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依据作出了规定,《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则对有关部门审查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职权和审查内容作出了规定。《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内容并无冲突,且《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编制依据已包含在《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确定的审查内容中。被上诉人省发改委依照《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案中所涉工程初步设计进行审查,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省电力公司在向省发改委报批时,提交了《关于上报萧山天然气发电厂220千伏送出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查意见的请示》、国家电网公司《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省环保局《关于杭州220KV甘露等两个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及杭州市规划局同意项目路径走向意见图表等材料,省发改委据此进行审查后作出《关于萧山天然气发电厂220千伏送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符合《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省环保局对本案所涉项目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已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了《关于杭州220KV甘露等两个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上诉人主张的人体健康等利益关系与省环保局的审批行为相关。被上诉人认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不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上诉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答辩理由成立。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 方 审 判
员
徐 斐 代理审判员
沈 娜 二OO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叶 嘉
附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发改复决字[2007]37号
申请人:丁锡娟、金杏梅、王建林、黄生根、黄利祥、黄士贤、黄水法、黄金福、顾三壹。
住
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
复议代理人:袁裕来、徐利平
代理人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中兴路655号梅柏公寓四楼(315040)被申请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刘奇
主任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环城西路新5号
2007年12月17日,本机关收到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因不服浙江省发展改革委作出的《转发国家电网公司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通知》(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以下简称“943号文件”),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请求予以撤销。
经查,2004年9月2日,国家电网公司作出《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国家电网计[2004]447号,以下简称“447号文件’’),批准华东电网有限公司2004年6月报送的有关项目请示。2004年10月25日,浙江省发改委作出943号文件,向省内各市计委、省电力公司转发了447号文件。2007年11月26日,申请人在就该项目的环评许可文件向当地法院起诉的过程中看到943号文件,便以不服此文件为由向本机关提起此次行政复议。
经审理,本机关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关规定,本案所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应由浙江省发改委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核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9号)一第3条规定:“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应按国家有关要求编制项目申请报告,报送项目核准机关”。本案中,项目主体华东电网有限公司从未向浙江省发改委提出有关项目核准的申请。在此情况下,浙江省发改委主动作出943号文件,认可国家电网公司的项目可研批复,与项目核准应依申请而作出的规定不相符。此外,由于浙江省发改委并未正式启动项目核准程序,943号文件也没有涉及对城市规划意见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等核准条件的审查。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3项规定,本机关决定,撤销浙江省发改委作出的《转发国家电网公司关于浙江省月牙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通知》(浙发改能源[2004]943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OO八年三月十七日
第二篇: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对许木水终审行政判决书((2000)海南行终字第61号)
海 南 省 海 南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00)海南行终字第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木水,男,73岁,汉族,广东省普宁县人,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海榆路136公里处,系上诉人许汉朝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汉朝,男,50岁,汉族,广东省普宁县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机汽车修理厂工人,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海榆路136公里处,系上诉人许木水之子。
委托代理人许衮辉,男,64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退休干部,住该院宿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符跃兰,县长。
委托代理人张孝民,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符兆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建设与环境资源局副局长。上诉人许木水、许汉朝因被上诉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不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行政争议一案,不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0)琼中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为,被告琼中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不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不作为行政行为,是根据该县1993年进行城建的总体规划及建营红路用地规划而作出的,其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原告持原有 1的《琼中县国土局征用土地批准书》要求被告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筑施工许可证》,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许木水、许汉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原告许木水、许汉朝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l、上诉人持有1987年6月30日琼中县国土局颁发的第362号《琼中县国土局征用土地批准书》(以下简称"《征用土地批准书》"),符合琼府(1995)50号《关于办理国有行政划拨土地使用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第(一)项规定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条件,被上诉人县政府应对上诉人《征用土地批准书》的土地确认土地使用权,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2、1993年营根镇总体规划规定上诉人《征用土地批准书》的土地所在地段,是建商住楼地段,上诉人要求县政府对修建营红路剩余的宅地给上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诉人有能力按总体规划的要求修建三层以上的楼房,城建总体规划不能成为不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法依据;
3、营红路远景规划设计道路宽度为32米,目前上诉人尚剩余约9米土地可建两格楼房,县政府以营红路道路规划用地为由不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毫无道理;
4、琼中县建环局(1998)23号《关于县营红路拆迁户宅基地安置的通知》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五款和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能成为不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法理由;
5、县政府(1999)109号《关于许木水同志建房用地争议问题的批复》违反《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不
2能作为不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法依据;
6、上诉人许木水及其妻等家人是从业多年的工商户,许汉朝是下岗工人,县政府应按照《海南省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二上诉人进行原地安置,县政府除了应对修建营红路后剩余的宅地给上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外,还应在与剩余宅地相连或邻近可建房的土地上,补偿安置与被征用土地面积相当的土地给上诉人使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因此请求:l、撤销琼中县人民法院(2000)琼中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2、判令县政府对修建营红路剩余的宅地给上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同时在与剩余宅地相连可建房的土地上,补偿安置与被征用土地面积相当的土地给上诉人使用,并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被上诉人琼中县人民政府答辩称;
1、上诉人许木水所持有的并据以主张权利的《征用土地批准书》仅系证明其当时占用的土地经过清查的凭证,但并不是合法拥有该块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
2、上诉人《征用土地批准书》的土地已被规划在营红路42米控制红线以内,该用地依法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许汉朝是原琼中县汽车修理厂工人。由于汽车修理厂职工宿舍不足,1979年,上诉人许木水、许汉朝即在县汽车修理厂处建起砖木结构瓦房。1987年6月30日,琼中县国土局对非农业用地进行清查,上诉人许木水根据县国土局的要求,补交了土地费、管理费及查丈费共计596.65元,取得了县国土局核发的《征用土地批准书》。该《征
3用土地批准书》批准上诉人许木水使用土地面积168M2,四至为:东至汽车修理厂水井、西至海输公路界止、南至粮食局车队宿舍排水沟、北至滴水止。1989年10月23日,上诉人许木水向县国土局申报土地使用权,缴交了土地申报费5元。此后,上诉人许木水多次要求县国土局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但由于没有统一印制好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县国土局无法颁发。1993年底,琼中县开始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诉人许木水再次要求县国土局、县建设局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县国土局以该地属城市规划道路建设用地为由,不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1994年,被上诉人琼中县政府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1993年至2012年营根镇总体规划,决定修建营红路[琼中县政府1998年4月28日《关于县城营红路横断面规划方案的批复》批准营红路红线设计总宽度为42米,上诉人《征用土地批准书》的土地大部分位于营红路42米红线总宽度内]。该路前期工程涉及拆迁上诉人的部分房屋,由于琼中县建设与环境资源局未解决好上诉人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上诉人许木水于1997年9月24日书面要求被上诉人琼中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在原住宅相接的空地上批准上诉人重建168M2住宅及补偿拆迁费、青苗费。被上诉人琼中县政府批转县建环局处理。1998年6月14日,县建环局对许木水作出《关于县营红路拆迁户宅基地安置的通知》,内容为:(1)许木水简易房及用地除路面及喇叭口征用外,剩余部分土地不同意许木水私人建房,该地要统一规划安排给单位建设;(2)许木水的房屋,应在6月15日前自行全部拆除,否则县政府组织人员强行拆除;(3)在县民中球场临县电信局用地旁安置许木水宅基地一格面积100平方米.同时许木水
4应缴纳土地平整费7000元。二上诉人不服该《通知》,向琼中县政府申请复议。1999年5月11日,被上诉人琼中县政府针对县土地管理局的请示,作出《关于许木水同志建房用地的批复》,该《批复》称:该同志住宅大部分在新规划的营红路上,不能继续作为建房用地,予以拆迁安置……。二上诉人仍不服该《批复》,申请琼中县政府复议,被上诉人琼中县政府于1999年12月19日以《关于许木水同志建房用地争议问题的批复》作出答复:位于县营红路与海榆路交叉口南侧面积为52.8M2的闲置地属于县粮食局和许木水的争议地,县政府将该地有偿出让给县粮食局使用;城建规划部门要尽快落实许木水同志安置拆迁补偿工作。二上诉人认为,其已取得《征用土地批准书》,依法享有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琼中县政府至今不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是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因此二上诉人于2000年1月27日向琼中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琼中县政府立即给其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筑施工许可证》。
另查明,被上诉人琼中县政府二000年三月二十八日以琼中府办函(2000)22号《关于许木水宅基地安置问题的批复》同意在县中路段、变电站以西规划住宅区内安排规格为7X17M、面积为119平方米给许木水作为住宅用地。许木水、许汉朝认为县政府安置地点太偏僻,不宜做生意,不予接受。
本院认为,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1995)50号《关于办理国有行政划拨土地使用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第(一)项规定,上诉人持有琼中国土批字第362号《征用土地批准书》符合申请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
5条件。但是,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1993年至2012年营根镇总体规划和琼中府函(1998)27号《关于县城营红路横断面规划方案的批复》,上诉人第362号《征用土地批准书》的土地大部分位于营红路道路建设用地之内。服从城市规划管理,是每一个城镇国有土地使用者必须遵守的义务。因此,二上诉人仍要求被上诉人琼中县人民政府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筑施工许可证》,其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如此,被上诉人琼中县人民政府仍须对上诉人许木水、许汉朝给予适当的补偿安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许木水、许汉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三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原告周伯遂,男,195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商业一路409号。
委托代理人王文渊,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1号。
法定代表人崔坚,主任。
委托代理人廖彬,重庆市公安局法制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革圣,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法制科干部。原告周伯遂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教委)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03年12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伯遂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文渊,被告市劳教委的委托代理人廖彬、李革圣到庭参加了诉讼。因等待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即2003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本院于2004年3月9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该中止事由消除后,本院即恢复了对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伯遂诉称,被告2001年2月19日对我作出的重劳教 [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及 2001年6月16日作出的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分别于2001年5月8日、2002年12月24日被依法撤销。由于被告作出的以上劳教决定,我于2001年2月6日至5月10日、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连续两次被关押、劳教长达659天。2003年7月16日,我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对我作出任何答复。故现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我被关押劳教659天的赔偿金32607.32元,我的装璜门市部的门面租金、工人工资、水电气等直接经济损失33.628999万元,我母亲死亡赔偿费和丧葬费24.136万元,我妻为我喊冤花去的路费和住宿费3498.5元,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共计72.385581万元。
被告市劳教委答辩称,原告周伯遂虽然于2003年7月中旬向我委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因此我委未作赔偿决定。现我委只同意对周伯遂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一项,按照规定进行赔偿。被告在庭审中又辩称,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我委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直到2003年12月29日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法院不应受理。
原告当庭举示的证据有:
1、市劳教委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从2001年2月6日起至同年5月10日对原告执行劳动教养;
2、市劳教委重劳教(2001)字第2532号《劳动教养决定书》、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书》及《关于变更周伯遂劳动教养期限的报告》,用以证明被告于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对原告执行劳动教养;
3、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复[20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01)渝一中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及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被依法撤销;
4、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及邮寄该申请书的信封、挂号邮件收据,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
5、丰都至重庆的车、船票、住宿费及保险费票据等共176张,金额共3561.10元,用以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后其家人为其申诉等造成的交通费等损失;
6、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重庆市丰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系合法的个体工商户,于2000年6月15日登记注册后,未按规定在次年3月30日前验照;
7、房屋出租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期间的门面损失;
8、证人曾淑玉、周伯顺、周万
五、周万烈、刘碧芳的证言,用以证明原告的母亲余先池是因原告被劳动教养而死亡;
9、证人秦中平、胡长远、邓国琪的证言,用以证明因原告被劳动教养造成了工人工资损失;
10、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法院提交的行政赔偿起诉状,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10月30日即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
11、车、船票9张及保险费票据3张,金额共493元,用以证明原告因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用去了交通费等493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部分车票上无时间,不能证明这些交通费是因本案引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当庭举示的证据有:2003年7月14日至7月18日收发文簿复印件,用以证明其于2003年7月18日收到了周伯遂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当庭提供的收文簿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分别于2001年2月7日至5月8日、2001年6月13日至2002年9月8日因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而被限制人身自由;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已被依法撤销;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于2002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予答复;证据5、11能够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后,其家人为此申诉及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等用去了交通费等共4054.10元,被告的反驳理由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佐证而不能成立;证据10能够证明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时间是2003年10月30日。以上证据证明的以上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形式和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于2001年7月18日收到了原告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与本案有关联性;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交的证据4能够相互印证,且原告亦明确表示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对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原告当庭陈述其于2001年2月6日至5月10日、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因被告作出劳动教养决定而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告明确表示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1年2月19日,被告市劳教委以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以周伯遂煽动闹事为由,决定劳动教养二年。周伯遂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5月8日作出渝府复[20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被告对周伯遂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因被告作出的该劳动教养决定,周伯遂于2001年2月6日被传讯后即被限制人身自由,执行劳动教养,至同年5月10日被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93天。
2001年6月16日,被告又作出重劳教(2001)字第2532号劳动教养决定,对周伯遂以聚众扰乱生产秩序送劳动教养三年。周伯遂对该劳动教养申请行政复议后,被告于2001年10月15日作出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将周伯遂劳动教养三年改处为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周伯遂对该劳动教养改处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本院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2001)渝一中行终字第149号行政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因被告作出的该劳动教养决定,周伯遂于2001年6月12日被限制人身自由,执行劳动教养,至2002年9月8日期满被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453天。
原告周伯遂被劳动教养后,其与家人因申诉、诉讼等多次往返于重庆—丰都,共用去交通费、住宿费、车船保险费等4054.10元。
2003年7月16日,原告周伯遂以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市劳教委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于同月18日收到该申请书后,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也未给原告任何答复。2003年10月30日,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市劳教委对其错误实行劳动教养造成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因级别管辖原因,该案移送我院受理。
本院另查明,国家统计局公布2003年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为55.93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2个月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被告递交赔偿申请后,在同年10月30日提起诉讼,符合该条的规定,被告称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被告市劳教委对原告周伯遂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及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被依法撤销。被告据此对原告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周伯遂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被告应按每天55.93的标准,支付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546天的赔偿金。原告在被违法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及复议、诉讼过程中用去的交通费、住宿费等4054.10元,系因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门面损失、工人工资损失、水电费损失、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母亲死亡赔偿费和丧葬费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支付原告周伯遂被限制人身自由546天的赔偿金,每天55.93元,共计30537.78元。
二、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支付原告周伯遂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4054.10元。
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34591.88元,限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付给原告周伯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平审
判
员
陈
波 审
判
员
邓
莉 二00四 年 六 月 七 日
书
记
员
蒲险峰
第四篇: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 (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9)秀行初字第19号
原告蔡保生,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委托代理人卢木明,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单位性质:机关法人。
法定代表人陈忠,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芳,法制科科员,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泽,东吴边防派出所干事,一般代理。
第三人肖顺和,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503211959042XXXXX.原告蔡保生不服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09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9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肖顺和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蔡保生及委托代理人卢木明、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芳、张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7月9日对原告蔡保生作出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原告因鲍鱼排纠纷伙同蔡林强、林志贤等人将乐屿海域肖顺和用来固定鲍鱼排的浮球缆绳砍断9条。上述事实有蔡保生的陈述、林志贤、林国春、肖顺和、肖国华、林金文的询问笔录以及作案工具菜刀、竹勾等证据证实。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的规定,决定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治安处罚。拘留已执行完毕,罚款已交纳。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受案登记表;
2、行政处罚审批表;
3、延长办理期限审批表;
4、告知笔录。证据1-4,证明程序合法。
5、处罚决定书,证明对违法行为人蔡保生的处罚内容;
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
7、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
8、罚款收据;
9、传唤审批表;
10、传唤证;
11、传唤通知书;
12、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6-12证明程序合法。
13、违法行为人林志贤的陈述;
14、违法行为人蔡林强的陈述,证明蔡保生等人事实损毁财物行为的原因;
15、违法行为人蔡保生的陈述,证明程序合法;
16、受害者林国春的陈述;
17、受害者肖顺和的陈述;
18、证人肖国华的证言;
19、证人肖燕尖的证言;20、证人林金文的证言;
21、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据16-21证明蔡保生等人存在故意损毁财物行为。
22、扣押物品清单;
23、收缴审批表;
24、收缴物品清单;证据22-24,证明程序合法。
25、辨认照片,证明蔡保生等人存在故意损毁财物行为;
26、民事权利告知书;
27、送达回执;
28、案件说明;
29、户籍证明。证据26-29,证明程序合法。
原告诉称: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作出的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且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
一、被告程序违法。
1、未给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未通知原告家属拟拘留原告的事实。
二、适用法律错误和显失公平。
1、讼争绳子市场价值二、三百元,即使被毁亦构不成情节严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情节严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2、肖顺和违法在先,被告在处理本案时不但未对肖顺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且拒不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决定显失公平。肖顺和已多次违规在原告渔排周围投掷石砣,缆绳勾住原告渔排缆绳,原告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的自救措施,并不违法。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2、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处罚),证明市公安局作出维持处罚决定,原告起诉合法的事实。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辩称:
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09年5月24日17时许,在东埔镇乐屿海域,原告蔡保生因鲍鱼排固定问题,伙同蔡林强、林志贤等人将肖顺和固定渔排的浮球缆绳砍断9条,后蔡林强又将林国春用来固定鱼排缆绳砍断2条。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蔡保生、蔡林强、林志贤的陈述,受害者林国春、肖顺和的陈述,证人肖国华、林金文、肖燕尖的证言以及勘验笔录,作案工具菜刀、竹勾等证据证实。
二、本案处理程序合法。本案依法经过受案、延长办案期限、处罚审批、告知、开具处罚决定书等程序,故程序合法。
三、本案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依法维持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人肖顺和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提供证据及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蔡保生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认为:第一、该受案不合法,且可以看出林国春的报案时间是2009年5月25日上午8点半;第二、损失4500元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履行法定的程序要求,且审批表存在事后添加问题;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蔡林强不是本案诉争当事人,该材料与其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第一、告知主体错误,东吴边防派出所无权作为告知主体,第二、告知时间错误,本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处罚审批表明显自相矛盾,告知笔录显示的时间是6月16日15点50分,而证据2作出审批时间是15点35分,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对证据5,认为处罚决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同证据5的质证意见。对证据7认为林志贤与蔡保生无权确认公安已通知其家属,亦不能免除公安机关具有法定通知的义务。对证据8的罚款收据,该罚款是错误的。对证据9、10、1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其内容,可以表明原告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事实,范文《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对证据12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告知书没有让原告阅读,也没有告诉蔡保生。林志贤是在被告违法行政的情况下被逼所签的。对证据13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传唤及笔录制作时间均在法定上班时间以外,且通过该笔录还可看出蔡保生没有切割林国春绳子,蔡保生的地位较轻,林志贤已表明切割缆绳的原因,但公安机关未进行调查。对证据14蔡林强的陈述没有任何当事人的签字,不具有合法性。且在违法嫌疑人没有签名时也没有叫见证人,行为违法。且如果真得如蔡林强所说的那样,蔡林强也强调了切割缆绳的原因,公安机关未进行调查取证,显失公平。对证据16林国春的陈述,认为:
1、合法性与真实性均有异议,2、此材料表明制作的时间为2009年5月25日8时30分至9时40分,3、可以表明林国春对自己损失的金额处于不确定的状态,4、可以表明绳子可以连结,仍具有使用功能,5、蔡林强与林国春及肖顺和之间存在海域权纠纷的事实,林国春的渔排也没有任何损失。对证据17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笔录表明报案时间是5月26日14时50分到15时40分,肖顺和在关于缆绳能否连结及是否具有继续使用功效问题上作了虚假陈述,肖顺和报案的内容仅是绳子损失,与石头无关。对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与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笔录可以看出林国春的绳子与林志贤无关。对证据19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这份笔录可以证明肖燕尖使用这片海域上存在违法。对证据20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笔录直接表明林国春的绳子并非林志贤所砍。对证所据21勘验及现场照片,勘验没有请相对人到场,程序违法,见证人身份不合法,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勘验照片上的签字主体与笔录上的签名主体不一致,勘验时间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也自相矛盾。照片66页与67页存在明显的字迹涂改。肖顺和的照片无法体现被告的证明内容。对证据22-25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6认为被告从没有组织双方调解。对证据27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8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9证明对象有异议。通过这份材料可以看出被告有行政不合法之处且有偏袒另一方当事人。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本案的证据认定如下:
被告提供的证据1-
4、证据6-
12、证据22-
24、证据26、27、29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文书,原告虽对其中的部份证据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证据1中记载报案时间在纠纷发生的第二天,法律并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在纠纷当天报案,简要案情为当事人报案的案情并非被告查明的事实,故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证据4原告认为被告告知的主体和时间均不合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是规定治安管理的处罚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决定,本证据是处罚前的告知,办案单位东吴边防派出所民警的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并无不当,其告知单位虽是填写东吴边防派出所,也只能是一般的程序瑕疵,并没有遗漏告知程序。被告对原告拟作出处罚的告知时间为2009年6月16日15:50,系在承办单位东吴边防派出所形成意见之后,即在2009年6月16日15:35之后,符合法律规定。相反若按原告所说的告知时间必须在局领导审批意见之后,则处罚已经确定,就不存在告知被处罚人拟作出处罚的必要。故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对被告执行拘留通知及制作笔录的时间问题,原告有异议。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为特殊的业务部门,有着24小时的值班备勤制度,其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对当事人制作笔录并未违法,其用市公安局统一印制的拘留通知家属文书的形式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并得到当事人的确认,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没有邀请见证人在场及勘验程序不合法。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有关规定,受送达人拒签时,是“可以”邀请见证人,而并非“应当”,故原告提出应当邀请见证人在场的异议不能成立。勘验笔录、调查笔录及勘验照片确实在时间上存在办案民警同时签名,但原告并没有否认有现场勘察的事实。故被告该行为为一般的程序瑕疵,并没有达到严重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24日下午17时许,在东埔镇东屿海域,原告蔡保生因鲍鱼排固定问题,伙同蔡林阳、蔡林强等人带着菜刀和竹钩一起开船到第三人肖顺和的鲍鱼排处,原告用菜刀将肖顺和用来固定渔排的浮球缆绳砍了3条,与其他合伙人共计砍断9条。案经被告的莆田市公安局东吴边防派出所处理并委托莆田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原告等人所毁坏的财物进行评估鉴定,但直到诉讼期间,莆田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作出鉴定结论。鉴定所毁坏的财物全部价值为3540.8元。2009年6月16日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对原告作出莆秀公(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11日并处罚款1000元。原告不服向莆田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莆田市公安局于2009年8月5日作出了维持决定。现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罚款原告已交纳。因原告不服而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依职权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进行处罚,主体适格。本案经被告受案、调查、处罚审批、告知并依法送达处罚决定书等,符合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物证,认定原告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情节较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11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主张被告未经任何鉴定,就以“情节严重”为由,径行对原告进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由于原告自认其所损毁的缆绳每条约500元,与第三人肖顺和的陈述能相互吻合,明显已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被告未待鉴定结论出来后就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其行为确实存在瑕疵,但其不影响案件在公安机关的公正处理,不足以产生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据此。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6月16日对原告蔡保生作出的莆秀公(治)决字[2009]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原告蔡保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金华
审 判 员 巩建忠
审 判 员 李振汉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徐继
第五篇:村委会诉县政府山林行政确认纠纷案 (2011)浙台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1)浙台行初字第8号
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陈大超。
委托代理人戴远德,浙江日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董服标,县长。
委托代理人方雪富,浙江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日上。
第三人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罗元尝。
委托代理人罗祥云。
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诉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山林行政确认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0年12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陈大超、委托代理人戴远德,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方雪富、林日上,第三人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罗元尝、委托代理人罗祥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8月9日,三门县人民政府作出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决定:
一、岭根陈村所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第001422号山林所有权证,其四至与山场实际不符,现重新确定:第二、九生产队出气洞山林西边界址确定至龙潭背与岩下村山为界;北至茎头、岩围为界。第四生产队出气洞山林北至茎头、岩围为界。第一、十生产队樟树山山林北至茎头、岩围为界。
二、确定归岩下村所有的唐山岗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团结岗分水界石与岭根陈村为界;南从长岗里田角头沿坑流水至龙潭背、再自龙潭背山茎头向东沿山茎头到团结岗唐家山茎头为界;西至八岭头村山(长岗里田角头湾);北至山岗头分水为界。
三、确定对归岭根陈村所有的唐山岗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松树林岗至平岩为界;南至唐家后山山额为界;西至团结岗分水界石与岩下村山为界;北至山岗分水与岩下村山为界。
四、确定归岭根陈村第一、第十生产队共同所有的樟树山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唐家山界石为界;西至第四队山界石为界;北至茎头、岩围为界。
五、确定归岭根陈村第四生产队所有的出气洞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第一、十队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为界;西至第二、九队山界石为界;北至茎头、岩围为界。
六、确定归岭根陈村第二、九生产队所有的出气洞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第四生产队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为界;西至龙潭背与岩下村山为界;北至茎头、岩围为界。
七、两村原有的插花田,仍按原管理范围各自经营管业。
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起诉称,被告作出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1、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和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记载的出气洞、樟树山均在山额上面,山林所有权四至位置“北至山头”,正常的理解就是唐山岗山头,即以分水为界。
2、《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被告以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和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记载的面积较小为由,错误地适用法律,错误地以面积为准在决定书中重新指定了四至位置。
3、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和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有历史依据:(1)争议的唐山岗山地名,历史上是以唐家村村名命名,历史权属一直是唐家村所有,唐家村属于原告的一个自然村;(2)争议山场上的坟是原告村民的祖坟;(3)争议山林一直由原告管业,岭根陈村70年代种油茶,90年代飞播造林,组织信号员。1994年林业特产局雇岭根陈村村民陈道来、朱庆泽、陈卫法等10余人种湿地松,是按照行政村的管辖林地来处理的。从1970年到1982年一直是原告村的村民潘炳余、陈彩虎、唐金土、陈道差及唐家村人作为护林员在管理。(4)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和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有土地改革时三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为据。原告拥有的三门县436号、405号、447号、407号《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原告唐山岗山林权之樟树山段四至位置北面是至山头;原告拥有的474号、443号、427号、496号《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唐山岗山林权之出气洞山段四至位置北至山头;原告拥有的363号、368号《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唐山岗山林权之石坑门口山段四至位置北至山头;原告拥有的441号《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唐山岗山林权之蓬头岩山段四至位置北面是北至山头。
4、三门县人民法院(2005)三行初字第138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依法确认的三门县林业技术推广站《横渡镇岭根陈村唐山岗森林火灾鉴定结论》,确认了唐山岗山林从重迭岩岗以西至唐春牛坟里,南至山脚,北至山头分水为界属于原告。
5、被告作出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表现在:(1)决定书认定的依据,即1971年3月9日岩下村与岭根陈村签订的《协议书》为被告曲解。《协议书》明确的限定范围是重迭岩岗至冷水龙岗之间,岩下村田里壁二丈以外的产权属于岭根陈村所有,与第001420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确定的西面界址“至龙潭背与岩下山唐春牛坟里为界,北至山头”和第001413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 “北至山头”相符;(2)决定书认定的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四至位置与协议书明显不符。该山林权证没有历史依据;(3)决定书依据的1991年8月的土地调查表,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没有通过法定程序核实;(4)决定书所依据的岭根陈村村民陈××在唐山岗失火烧山赔偿给岩下村林木损失费1785元,属于赔偿唐山岗北面岩下村的20亩左右的林木损失,不足以证明团结岗以西属于岩下村所有;(5)决定书对樟树山界址的认定,采取了主观判断的认定方法;(6)决定书认定的依据7,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的法律准则;(7)决定书认定三政林字第001420号“西面界址中的'唐春牛坟里'五个字是后加上去的,字迹明显不同”,是被告主观猜测;(8)决定书认定的依据9,实际上以错误的依据再次作为依据;(9)决定书认定的依据10,被告未做调查,主观臆断否定原告的经营管理事实。为此,原告请求本院撤销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
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
1、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山林界址是“北至山头”。
2、《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唐山岗山重迭岩岗至唐春牛坟里从古至今都是原告村所有。
3、现场照片、唐氏村民族谱、看山护林员的证明,与第一、二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争议的山林原告一直在管业。
4、三门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横渡镇岭根村唐山岗森林火灾鉴定结论和后面所附的小班调查表,证明三门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出具鉴定结论给三门县人民法院,讲到所争议的山林是属于岭根陈村所有。小班调查是三门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在1999年作出的调查,即作出唐山岗森林火灾鉴定结论的依据,其中有面积、坡度等内容。
5、横政[2008]38号文件,证明争议的山场属于原告村。
6、1971年3月9日签定的《协议书》,其中第二、三条证明唐山岗山重迭岩岗至冷水龙岗以外山林是属于原告所有,第三人超出二丈以外不可以劈柴砍草。第四条约定第三人的村民在此偷树要进行处罚。
7、证人陈××的庭审证言,“起草协议的前提是我们村部分田卖给第三人村村民,在放牛时引起纠纷,所以产生了1971年协议。协议书划分的山是给第三人放牛用的”,证明1971年3月9日协议签订的起因是原告村村民有人把田卖给第三人,第三人从唐山岗北面穿越过来,原告有意见,发生了争执。在政府的调解下,在重迭岩和冷水龙岗之间划出一条道路,但重迭岩岗以东还是属于原告村所有。
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辩称,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与原告持有的山林权证不存在重复登记的情况,被告作出的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一、被告颁发给原告的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中没有山额上面均在唐山岗山上等文字记载。
二、被告颁发的三本山林权证中记载的出气洞、樟树山山林所有权四至的“北至山头”,即唐山岗山头的理由不能成立。“山头”即茎头(山额)的解释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依据。
三、被告颁发给原告的三本山林权证和第三人的山林权证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诉状中所述的所谓历史依据并非客观存在,即便存在,也并非认定山林权属的唯一证据。
四、三法(2005)三刑初字第138号《刑事判决书》中的鉴定结论,只是对火灾面积、起火原因等内容的鉴定,并非对争议的山林权属、界址的证明。
五、原告推定除二丈以外的山林权属归岭根陈村所有的说法属断章取义,曲解1971年3月9日所签协议的本意。被告作出决定的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唐山岗山林权属与原告之间山林权属之间的山界划分是以团结岗分水为界,与原告出气洞山界的界限是从唐家自然村的唐家山茎头界线开始向西到方更墩直落坑中为界,进一步向西延至龙潭背为界,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依据。为此,其请求本院判决维持被告所做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1、《协议书》,证明1971年3月9日原告与第三人为唐山岗山林权属争议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明确岭根陈村与岩下村山界以团结岗分水为界,上至山峰下至田,界以西划给岩下村,界以东划给岭根陈村。
2、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三林所有权证》及山林范围四至示意图,证明第三人提供的山林所有权证范围与山林示意图实际范围相符,至1982年林业“三定”时,唐山岗山林东至团结岗分水界石与岭根陈村山为界,南至长岗里田角头沿坑流水至龙潭背、再自龙潭背山茎头向东沿山茎头到团结岗唐家山茎头为界,西至八岭头村山,北至山岗头分水界属于沿下村所有。
3、权属界址接边调查表、权属界线示意图,证明1991年原告与第三人经过指界确认,岩下村唐山岗山林与岭根陈村唐山岗山林之间的山界线是以团结岗分水为界,与岭根陈村第一、第十队樟树山,第四队,第二队、第九队出气洞山之间的界线是从唐家自然村的唐家山茎头界线开始向西至方更墩直落坑中心为界。界址与示意图明确载明了原告与第三人在1991年确定了四至界线。
4、刑事判决书、火灾山林面积计算报告、赔偿协议书、人民法院领款凭证,证明1996年1月3日,原告村陈××在唐山岗失火引起山林火灾,共烧毁山林面积275亩,县人民法院对陈××作出刑事判决后,又主持民事赔偿调解,由陈××赔偿给岩下村林木损失费1785元,当时就已经认定团结岗以西的唐山岗山林属岩下村所有的事实。
5、调查笔录二份、关于岩下村在唐山岗营造湿地松的基本情况,证明被调查人梅××、潘××二人系1971年负责调处岭根陈村和岩下村因唐山岗山林权属纠纷的当事人,吴××的情况说明证明了岩下村在1992至1993年在团结岗以西的唐山岗造林的事实,两份材料表明团结岗以西的唐山岗山林属岩下村所有的事实。
6、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林范围示意图、现场勘察照片、调查处理意见及建议裁决界址线示意图,证明三门县山林办经过详细勘察,作出调查处理意见及建议裁决界线示意图,被告以此为据作出处理决定符合客观事实。
7、三门县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案卷,证明作出决定的程序依据。
8、台州市人民政府台政行复[2010]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不服被告的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台州市人民政府裁决维持被告处理决定的事实。
9、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浙政办发[1987]230号转发省林业民政厅、公安厅《关于调处山林纠纷问题的报告》等法律、法规,证明被告作出山林权属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
第三人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村村民委员会述称,一、原告持有的三本山林权证与第三人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不存在重复登记。从三块山的四至和位置来看,三政林字第001420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中出气洞山西边靠龙潭背,东与第四队山交界;三政林字第001413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出气洞西与第二、第九队山交界,东与第一、十队山交界;三政林字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樟树山西与第四队山交界,东与唐家村沙蟹窝山交界,三块山坐落位置在唐山岗山茎头下。东西无法与第三人唐山岗山相连接,只有南北茎头相邻。
二、第三人村自1959年至1963年有四户分别居住在唐山岗护林,1967年飞播造林时林业特产局组织实施的造林队不是以行政区域(村)为单位植树造林。
三、《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
四、三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
1、1971年3月9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中权属表述明确;
2、二丈以内是指团结岗以东山林,因团结岗以东山脚山田大部分都是第三人在管业;
3、土地调查表由各村代表签字,村委会也加盖了公章;
4、1996年1月3日岭根陈村村民陈××在唐山岗吸烟失火烧山赔偿给岩下村林木损失费1785元,可以证明团结岗以西属于岩下村所有;
5、三政林字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樟树山已分为自留山,具体北面界址:四户至重迭岩,六户至田为界,说明管理现状就是到茎头为止;
6、三政林字第001413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北至山头”表述实为茎头(山额),相邻沙蜂窝山(唐家自然村)山林权证也是“北至山头”为界,但唐××等户实际管理是到茎头。
7、龙潭背与唐春牛坟里之间为二崀山,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20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记载有误。为此,其请求本院维持被告所作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材料。
法庭调查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被告颁发给原告的山林权证表述清楚,东至松树林风至平岩为界,西至按1971年3月9日协议为准,至岩下山团结岗分水以界石为界,北至岩下山以分水为界没有争议。对颁发给第三人的山林权证的争议实际上就是额头和山岗的文字认定。被告认为山头应该是基准点站在山脚看到的山头。如果站在重迭岩的中间看,山头是山岗头。对土地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就本案来说,经多次协议,已经突破了土地证的框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登记应以四至为准。对护林员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其无法证明是否是当时的护林员以及所护山林是否为争议山林的范围。现场照片、族谱无法证明争议山林权属。《刑事判决书》是证明当时的被告人犯罪事实以及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鉴定结论只能说明当时对火灾造成的损失面积、起火原因作了鉴定,并没有对讼争的山林权属和面积作出鉴定。横政[2008]38号文件是镇政府开发镇属范围内的两座山的报告,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第三人未发表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协议书》证明的对象有异议,《协议书》第二条写明该山场的范围划分,且协议第三条非常清楚,“在岩下田二丈以外不能放火烧和砍柴等”,说明二丈以外属于原告村所有。第三人的山林权登记属于重复登记,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属于错误登记。示意图是被告自己画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调查表中陈道来的签名字迹不一样,前面的签字并非真正原告村陈道来的签字,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法律规定调查表和土地证的四至不一致的,应该以土地证四至为准。判决书中并没有认定被告要证明的对象,山林办出具给法院的说明是被告制作,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两份笔录前后有多处涂改,字迹不一致,而笔录里的用词都是一致的,不真实;没有核实被调查人的身份,笔录后面没有相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出生年月等情况的记载;与1971协议书的内容是不一致的,不能作为作出决定的证据。从照片看,重迭岩的位置是对的,但没有客观查明出气洞山和樟树山的位置在茎头上。在被告提供的纠纷处理案卷中,证据编号15-22,均可以证明争议的山林所有权应当属于原告所有;证据25-45,也可以证明原告的山林权证有历史依据;证据66-74,都证明原告持有的山林证“北至山头”就是北至山岗头分水。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也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且与被告提供的山林权证相一致,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按照《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的规定,该证据与本案亦有关联,予以认定。现场照片不能证明山林权属,唐氏村民族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有关规定,不能作为确定山林权属的依据,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看山护林员的证明,证人为原告村民,与原告具有一定利害关系,该份证据证明力不足。《刑事判决书》、横渡镇岭根村唐山岗森林火灾鉴定结论及所附小班调查表,是认定被告人何××构成失火罪的证据,与山林权属无涉,不能作为山林权归属的证据使用。三门县横渡镇横政[2008]38号文件,系三门县横渡镇人民政府向三门县改田造地领导小组提交的立项报告,既非确权依据,也无关权属变更,不予采信。1971年3月9日所签《协议书》,原、被告对证据本身无异议,只是对证明内容存在分歧,予以认定。证人陈××的庭审证言,不能证明争议山场权属,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1971年3月9日签定的《协议书》和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具有真实性,予以采信。权属界址接边调查表、权属界线示意图证明1991年间曾对争议山场指界确认,可以作为权属确认的佐证。刑事判决书、火灾山林面积计算报告、赔偿协议书、县人民法院领款凭证等证据,不能作为山林权属认定的依据,不予采信。对梅××、潘××的调查笔录,二人系签订1971年3月9日所签协议的居中调处人,笔录与《协议书》相印证,虽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不影响其可采性。吴××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山林权属状况,不予采纳。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林范围示意图、现场勘察照片、调查处理意见及建议裁决界址线示意图及三门县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案卷,证明被告作出决定经过的相关程序,予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作为与案件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应予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为:争议山场位于三门县横渡镇唐家自然村后面(西边)的南面山,山额(又称山茎)上称唐山岗,山额下分别称唐家后面山、沙蜂窝(沙蟹窝)、樟树山、出气洞等,坐北朝南,范围为:东至西边坑流水,南至唐家山茎头界线向西到方更墩直落到龙潭背坑中心、再向西到道秋龙(又称秋垅)坑底,西至道秋龙流水,北至唐山岗山岗分水,面积近600亩。1971年3月9日,因唐山岗山界不清,经当时的桥头公社和双龙公社干部组织原告村与第三人村干部进行现场调解,签订了《协议书》,其中约定,“唐山岗(重迭岩岗至冷水龙岗之间)山界的划分,以团结岗界石为界,上至山峰,下至田界以西划给岩下大队所有,界以东划给岭根陈大队所有”:“在争执山上道路照常通行,不准任何一方干涉,在岩下大队田里壁不妨害生产为原则,在二丈范围内允许岩下大队砍里壁柴和草,但不准放火烧地坎”。1982年林业“三定”时,被告向原告村及第一、第十生产队、第四生产队、第二、第九生产队和第三人村核发了《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原告村第一、第十生产队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樟树山,面积20亩,东至唐家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西至第四队山界石为界,北至山头。原告村第四队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出气洞,面积10亩,东至第一队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西至第二队山界石为界,北至山头。原告村第二、第九队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20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出气洞,面积20亩,东至第四队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西至龙潭背与岩下山唐春牛坟里为界,北至山头。原告村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唐山岗,面积为1200亩,东至松树林岗至平岩为界,南至唐家后面山、山额为界,西按1971年3月9日协议为准,至岩下山团结岗分水以界石为界,北至岩下山以分水为界。第三人岩下村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堂(唐)家岗,面积1000亩,东至团结岗界石同岭根陈山为界,南至唐家山茎头界线至方更墩直落以西至山脚,西至八岭头山脚(长岗里田角头湾),北至山头分水。1991年8月,三门县国土资源局进行土地权属界址接边调查,原告和第三人经指界签字确认。2005年12月9日,第三人因原告对唐山岗山林权属提出争议,阻止其处理唐山岗山场火灾烧死的树木,向被告书面要求解决山岗山林权属纠纷,被告曾于2007年调解平息。至2010年初,因“低山缓坡”开发,涉及到山上道路和树木砍伐等利益冲突,该山林纠纷重新发生。第三人于2010年3月6日再次向被告提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要求明确唐山岗山林所有权。被告经调查,并在调解未成下,于2010年8月9日作出山林[2010]决字第1号《三门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向台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台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23日作出台政行复[2010]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上述决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本案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原告和第三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合法的权属变更,应当予以确认。”本案被告核发给原告村及其生产队和第三人村涉及争议山场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第001422号和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由于“北至山头”的界址不明产生分歧。从1971年3月9日签订的协议内容看,原告和第三人已明确约定唐山岗山界的划分,以团结岗界石为界,上至山峰,下至田界以西划给第三人村所有,界以东划给原告村所有。从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确定的面积来看,将“北至山头”理解为北至唐山岗分水岭,与所载面积相差较大。虽然《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但在四至与面积严重不符的情况下,仅以所载四至确定权属界线,难免产生谬误。再从争议山场实际状况和1971年3月9日协议本身的签订来看,将“北至山头”定界为北至唐山岗分水岭,与实际不符,也于理不合。故可认定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载北至“山头”实指“山茎”(山额)。原告提供的1952年核发的《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虽然也载有“北至山头”,但实际未至唐山岗分水岭,与被告1982年核发的上述山林权证并不矛盾。被告将存在认识分歧的“山头”确认为山额,并将原告第二、九生产队出气洞山林西边界址确定至龙潭背与岩下村山为界,所作决定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根据法律规定,对原告和第三人要求确认争议山场的权属申请经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原告起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2010年8月9日作出的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单位编码:515001,开户行:农业银行西湖分行,帐号:***575].审 判 长 马 英 杰
审 判 员 屈 雪 香
代理审判员 徐 后 利
二0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