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中国汽车企业十大战略创新案例

第一篇：2009年度中国汽车企业十大战略创新案例

2009年度中国汽车企业十大战略创新案例

中国市场学会汽车营销专家委员会推荐十大战略性案例。同一般案例推荐不同，中国市场学会营销专家委员会从2010年前十五大企业中精心选择的案例，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具有清晰的理论与创新标准；

第二，从营销学系统角度，考虑到了各个方面的特点；

第三，从战略创新高度，寻找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内容。

上述三大特点，使我们的案例点评，具有了产业战略创新的指导价值。供诸位参考。同时欢迎学会委员提出自己的案例，并给予指导与推荐。

1、上汽通用创新：强势性价比产品滚动推出，老产品逐渐降价的战略营销模式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通用汽车11月份销售达到了78,777辆，继9月份成功闯关7万辆之后，再次刷新单月销售纪录。而在11月份，上海通用汽车的年累计销量也历史性地突破60万辆，跃上一个新台阶。上汽通用如此发展，一个根本原因是战略性营销，具体来说就是不断推出强势性价比产品，新商品溢价，老产品上量，新老结合，寻求有盈利基础上的品牌份额稳步上升策略。

典型案例是雪佛兰品牌，11月份以35,789辆的优异业绩，历史性地大步跨上月销3万的台阶，环比增长高达28.3%，成为上海通用汽车刷新单月销售纪录的重要驱动力。

雪佛兰科鲁兹上市后迅速跻身万辆俱乐部，此后市场销量更是连拉阳线。这款新一代性能中级车在11月份以13,880辆的销售成绩实现环比增长29.9%，市场锐势不可阻挡。

雪佛兰乐风/乐骋销售也再创新高，当月销售15,501辆，环比增长28.5%，“精品家轿”的活力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年轻购车族的追捧。

2010款景程自9月上市以来，以升级换代的动力科技和中级车理性价值标杆的定位深受市场青睐，11月份以5,906辆的月销业绩，取得环比27.1%的显著增长，展露出雪佛兰中级车的全新魅力。

未来预计，仍然不断推出新产品，老产品降价，逐步扩大市场份额。

点评：上海通用是典型的战略优势营销，稳定系统的研究消费者，针对消费者需求与竞争对手推出优势性价比产品，再依托丰富资源与产品线，根据产品线特点，将市场组合起来，稳定推广，不断挤压竞争对手生存空间。正是这一策略，奠定了通用第一品牌的位置。现在新赛欧又卷土重来，出现在图标的上方，说明通用已经计划推出新的细分市场。

2、上海大众整合营销战略：双品牌加系统化

2009年，上海大众年初就打响了2009年降价的第一枪：宣布旗下途安、POLO、桑塔纳志俊三款车型降价，降价幅度从5000元至2.4万元不等。这其实是上海大众基于2009年市场变化和企业运营管理规律需要，响应政策导向、回馈消费者，全面实施的主动营销。

作为国内第一个轿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成立20多年以来在业内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其营销特征是，品牌战略、品牌形象、营销能力整合明显，突出性强。

目前在主流的细分市场，上海大众依靠大众与斯柯达两大品牌构架出互补而完整的产品体系，并各自取得不俗的市场业绩。

同时，服务网络的建设在2008年也迎来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大众品牌在全国已拥有近600家特许经销商/特约维修站，斯柯达也已建立了202家销售网点。快速建设的同时，营销服务网络的综合实力同时得到提升。通过新一轮经销商能力和忠诚度提升计划，上海大众建立了经销商能力素质模型和相应的能力审核机制。与此同时，CSE卓越服务项目的推动，24小时援助服务的完善以及多种创新的季节性服务活动，《汽车课堂》等品牌化的客户关爱活动，也不断巩固着上海大众在服务技术方面的行业标杆地位。

点评：而对于汽车产业的发展，上海大众的特点是，营销整合能力强，服务水平居于前列，在概念营销等方面，也屡创优势，因此，形成了体系化的操作模式与方法。

案例3：战略性品牌营销，围绕长距离无大修里程，连续进行十年的宣传推广，铸就捷达“车坛常青树”的奇迹

任何事情坚持十年都是不容易的，捷达的事件传播，因为坚持十年，而成为战略性公关的典型案例。

作为老三样，如今桑塔纳早已风光不在，富康也已停产，只有捷达风采依然。在09年1-10月，捷达每月终端平均销量更达到19,897辆，无疑令老车汗颜，令新车畏惧。

自1991年12月在长春首次下线以来，捷达生产了18年，此后，经过数年艰难苦战，从1996年4月份进行的珠海出租司机苏耀洪的捷达出租车创造了600,000公里无大修的惊人记录3年创收近72万元，600,000公里维修费用仅2.4万元。这在当时，甚至现在，也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一事件，开启了捷达战略性事件传播的先河，也成为中国汽车战略性公关的开山之作。：

10年后的2006年，出租司机何革、李宝兴驾驶他们已经行驶了1,000,000公里未经过大修的车号为吉A29079的红色捷达由长春开抵拉萨，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而在此期间，有创造了廖佳，一位女性作家，只身一人驾驶捷达横跨欧亚大陆。不仅成为单身女子自驾车横越欧亚大陆第一人，还创造了142天60,000公里无后援的行驶记录。而她驾驶的车就是捷达。

2004年9月举行的“一箱油穿越千里无人区”挑战活动中，由贵阳出租车司机汤永明驾驶的车号为“贵AU3228”的捷达柴油轿车用一箱油跑了1,952公里，不仅一举夺得了“最远距离奖”并以2.82升的成绩夺得了“百公里最低油耗奖”。

时隔三年，在2007年“绿色奥运 挑战2008——一汽－大众捷达柴油车千里草原穿越挑战赛”，牡丹江的哥董志谦驾驶黑C21302捷达柴油出租车以2,199公里的成绩刷新了汤永明的最好成绩，同时以平均百公里2.5升的成绩刷新了汤永明2.82升的最好成绩。

点评：捷达是中国第一个汽车领域达到价值特征品牌水平的汽车品牌，一提起捷达，人们马上会想到“皮实耐用”。捷达凭借极其优秀的品质、稳定的性能早已经将“坚固、耐用、安全”的品牌形象植入中国老百姓的心灵深处。上述三大词汇，尤其是耐用可靠，已经成为捷达消费者的普遍口碑。而捷达依托出租司机取得的良好口碑（据统计，出租车日行驶超过300km，年行驶12～15万公里，是普通私家车年行驶里程的8～10倍。无疑使之成了检验轿车质量最科学、最令人信服的高效试金石），奠定了自己的良好品牌基础。

在09年1-10月，捷达每月终端平均销量更达到19,897辆，无疑令老车汗颜，令新车畏惧，也无愧“车坛常青树”的称号。

从1993年累计销量超万辆，到2002年3月首次月销售量突破万辆大关，再到单一品牌销量冠军，捷达书写了中国车市上的一个个记录。今天，捷达的总销量也超越了1,720,000辆，在国内车坛单一品牌中更是遥遥领先。

4、案例：引进“现代欧版车”，北京现代开始挑战大众之路

对于北京现代而言，近期只谈自主开发，不谈自主品牌，是一个明显的战略选择，因为现代品牌距离世界一流品牌还有一个差距，就是同大众的欧系品牌的差距。

而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逐步引进现代在欧洲开发的车型，第一款就是即将上市的i30，2010年将引进SUV车型iX35，以后北京现代引进所有现代欧洲开发中心开发的车型都将沿用i字母打头的车名。而且北京现代将其名字定义为“现代欧版车”，以与引进韩国开发的车型相区分。

点评：北京现代已经在中国站稳脚跟，但是它的品牌基础是最便宜的国际品牌汽车，而不是最精致，或者动力性最强的国际品牌车，现代欧版车的推出，是对中国现有消费文化的承认与利用，通过这一款以及后续几款车的进入，现代倘能在中国，战胜一款大众系列的汽车，哪么它的品牌价值，将会有根本性的提升，这是非常鲜明的战略目标，而中国未来，将肯定有一批自主品牌效仿，建立欧洲车型研发中心，走向欧洲，这是中国品牌最终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品牌的一个关键战略。

5、奇瑞QQme牵手湖南卫视《一呼百应》，形成整合娱乐媒介营销

2009年6月，娱乐营销的又一场好戏在汽车界艳丽绽放。

继奇瑞、湖南卫视战略合作发布会暨俞灏明代言奇瑞qq品牌的大型签约仪式之后，创下收视率奇迹的娱乐节目《一呼百应》又将与奇瑞携手，于6月26日共同为QQme小车在全国的隆重亮相精心打造上市活动。此举再度见证了国内第一汽车自主企业奇瑞汽车、中国第一娱乐传媒湖南卫视两大集团联手巨制，将QQme独特理念渗透进明星真人秀风采中，使其产品形象深入人心的传奇。

此次合作，具有三个特点：

1、一反汽车产品发布上市的常规做法，将产品上市与《一呼百应》节目融合，以更加新颖的形式亮相于全国观众面前。

2、作为QQme天造地设的最佳拍档，代言人俞灏明将驾着QQme，与奇瑞车队共同走街串巷，为见面会进行召集宣传，以期到场的观众人数能够达到他所设定的挑战人数。这也是奇瑞车队第一次以召集车的形式出现于《一呼百应》片场，对于奇瑞形象的提升和眼球吸引指数都将是一次良好的机会。

3、明星见面会举行QQme的上市仪式。

4、结合明星推广，介绍奇瑞“前仰后合”的笑脸设计与相关基因。

点评：提高奇瑞QQ的上市关注度，是汽车上市的永恒主题，将新车上市与《一呼百应》等大众娱乐节目结合，在推动明星造势与新车上市的结合，通过《一呼百应》这样一个覆盖率广、收视率高、收视群体年轻的时尚栏目，利用明星互动和大众娱乐的形式所打造的独特上市形式，可谓在汽车界首开先河，这种汽车娱乐营销的模式，以及奇瑞携手湖南卫视的操作，对汽车企业，可谓“双剑合璧”，应有相当的效果。

6、东风风神汽车4S店的麦当劳式管理模式

跨界营销思想的借入，是东风风神的一个突破。快餐业竞争激烈程度肯定高于汽车，所以，风神在上市第一阶段，至少通过引进麦当劳式的管理思维模式，极大提高了人气与团队战斗力。

这一体系，包含下列模式：

第一，突出品牌标志，淡化销售店空间与规模，降低经销商费用，提高经销商利润，增加经销商生存能力。

东风风神已经认识到，经销商所处的经济大环境和行业环境已经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个有车就能卖的火红年代已经被微利时代所替代。因此，经销商的观点是，专营店初期投入不要过大，建店规模要合理，投资回收期要较短，不要资源浪费。而风神在此基础上，也最终确立了与经销商建立一种精确精益、持续共赢的关系，而专营店也要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设计和建造。

为此，一反过去传统4S店建店规则，统一的外观、统一的形象甚至统一的材质，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投入，东风风神决定移植麦当劳的方式重新打造一个汽车专营店的新规则——将视觉形象符号化，尽可能地减少经销商的建店成本。

按照这样的方式，东风风神的品牌文化及诉求的精华都浓缩在屋顶及色彩的符号里并得以保留和传递，而拒绝统一的建筑形态更大的意义在于把经销商从巨额的建店成本压力中解放出来。

按照这样的思路，东风风神最终选择屋顶的符号，强化屋顶符号的视觉效果，开启了一轮汽车专卖店设计建造的新标准。

2、鼓励经销商改造旧有建筑。

为争取经销店数量，获得经销店的实利，东风风神品牌建设思路提出两条标准：一是新建店所需的好的地理位置越来越少，二则是由于追求视觉符号的一致，而不强求建筑风格的统一，因此改造可以将成本大幅地拉低，而把经销商从巨大的经济压力中解放出来，也是一次对传统厂商关系的解构和重建。

点评：无论如何，面对4S店的成本压力，创新变得非常迫切，而风神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无疑是有重大价值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汽车经销商模式的创新，东风风神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7、比亚迪销售千店工程倒逼企业生产与制造体系

根据比亚迪的宣布的计划，2010年其销售网络将达到1000家，超过国内不少汽车合资企业销售网点数量。

这是自主品牌少见的大跃进，从而在客观上，将倒逼王传福的品质体系，是否能够经受得住消费者的检验。

根据统计，比亚迪的销售网络已从2005年的100多家发展到了800家，其中4S销售店超过500家，而2009年，4S店已经超过700加。而比亚迪计划于2010年突破1000家经销商店，而这个数字已直追大众和丰田。目前A1网平均月销能达到2.1万辆，最高已经冲上近3万辆的高峰；A2网平均月销量也稳定在1.3万辆左右。这种分网销售，其实是一种迫使市场接受更多产品的策略，需要推出汽车不断配合，在成功推出了F3、F3R、F6、F0、S8之后，比亚迪除了按照其渠道分销战略，在不断建立和完善A1、A2、A3三大网络外，其第四季度还将密集推出G3、L3、S6和M6等4款全新车型，分别占据中级轿车、SUV和MPV等多个细分市场。

点评：比亚迪一马当先的渠道战略，给了整个比亚迪巨大的销售压力，也是王传福超限战的一个葛征，如果3大网络，都能生存，或者主流能够生存，则有巨大发展，而一切则取决于产品能力与网络销售潜力，当然关键是产品的竞争优势与可靠性，如果不出问题，如此庞大的网络自然覆盖市场，将对市场构建出巨大的压力。当然，在供过于求时代，简单扩大渠道战略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比亚迪的扩张与2009年市场的发展，却不期而遇，至少短期看，是抓住了战略机遇。这种猛冲猛打的策略，的确是适合了中国快速市场的发展特征。

当然，国内其它自主品牌以及外资品牌都马上展开了庞大的扩军计划，这一轮产能扩张后，是否能够笑到最后，要看比亚迪后期不断推出新车与品质管理的能力了。

8、东风日产实施区域化营销范例：象卖药一样卖车

东风日产的区域化营销创造了奇迹，目前，在广东韶关地区这个三级城市，在所有汽车品牌当中，东风日产店的市场占有率约为17%，名列第一。该店每月能卖出100台车，是去年同期的一倍左右。在广东地区，这样的增长率排到了所有东风日产专营店的第二位。

东风日产该地区销售增长的手段，就是用卖药的模式，卖车。其特征是：

1、在韶关市的大街小巷打出了几百条横幅，“广而告之”当地第一家东风日产4S店开业。最远的横幅拉到了韶关市的各个镇。与此同时，员工都被他派上大街，向市民发放传单。

2、由此案例，东风日产在各个不同城市开展的市场营销活动极具差异化。这种各地“自作主张”的活动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提升销售量与经销商的生存模式。

3、为体现差异化，东风日产采取精细化市场战略，将整个市场分为5类，全国排名前10的市场作为一类市场，11位到40位的市场为二类市场，排名100位之前的是三线城市，最后是四线和五线城市。而且鼓励各地专营店的自主活动能力。东风日产的总结是，在二级特别是三级以下城市，当地的文化、生活习惯是更加顽固的，专营店比我们更了解当地的消费者。”现在，“

二、三线城市对我们整体的贡献已经超过了55%”。

出于对各地文化生活习惯的尊重——经销商们认为有必要“投其所好”——在粤东、福建等地的东风日产4S店里，客户能在店里一角悠然品味功夫茶；在成都，喜欢泡茶馆的看车人在4S店里一样欣赏得到茶文化表演。“这种方式和氛围，令来店顾客亲近又自在。”

4、类似的做法并非东风日产独创，许多品牌的4S店也在做这样的事。不一样的是，东风日产做得更彻底，并且将它“放在整体战略的高度去考虑”。而且用资源加以支持，目前，东风日产的营销经费基本上分两个渠道发放。除了总部组织全国范围的投放和活动之外，各地专营店自报方案，经评估审核后，由东风日产出钱予以资助。

点评：东风日产在2008年的惨淡车市中取得了业界第一的增长。而2009年该车是所有日系汽车中增速第一的汽车，日系第一的成果，应当归功于地区特色营销创新计划。而该计划的核心，可能改写三四级市场的经营模式，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案例9：一汽丰田携手招商银行“车购易”，拉抬低端消费者市场

2009年8月28日起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丰田)联合招商银行面向全国30所城市招商银行信用卡用户开展“车购易”分期付款购车项目，为一汽丰田吸引购买能力稍弱的低端客户开辟了一条轻松购车的渠道。

一汽丰田联合招商银行开展的“车购易”信用卡贷款购车项目的优点是，贷款简单，还贷更轻松，办理程序更便捷。手续简单，从申请到放贷最快3天，便捷的办理流程及高效率是“车购易”的突出优势。审核材料仅需身份证和信用卡，部分质优客户的审核结果回复最快在提交申请后的2-4 小时之内，省去家访或正式面谈的环节，审核时效之快，是众家车贷机构所设项目之最。车辆上牌后即可申请放款，从业务申请到放款完成，最快需要3个工作日，且无其他费用。

招商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车购易”项目购车程序：

① 打电话核定分期购车额度

② 持身份证到点面申请购车

③ 填写车购易订单，银行实际核实客户资格

④ 支付首付款(不低于购车总价格30%)，办理分期手续

⑤ 经销商完成保险及车辆上牌

⑥ 持卡人与招商银行签订抵押协议

⑦ 提车

对于没有招商银行信用卡的客户，招行还开辟了申请绿色通道，最快在5个工作日完成办卡及“车购易”审核工作。

“用户第一”，给消费者带来最贴心的服务，是一汽丰田孜孜不倦追求持续完善的服务理念。基于“车购易”与传统车贷项目及汽车金融机构车贷项目的比较优势—办理程序便捷、利率低等，一汽丰田与招商银行的强强联合，体现出双方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的一致理念，也是一汽丰田不断提高服务满意度的举措之一。

点评：2009年，日系汽车增长速度缓慢，失去了市场份额较多，前十大品牌增速奠底的都是日系车，1-9月丰田增速低于行业增速26%，说明日系车低估中国市场是多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推出贷款项目，可以说是对战略营销的补充，值得推荐。

短期策略的创新虽然不能替代长期战略，但是可以修补长期战略的不足，丰田案例就是一个典型。

案例10：上海大众：斯柯达e购中心

7月19日，以“定制未来，轻而e举”为主题的斯柯达品牌首家e购经销商上线仪式在斯柯达品牌威海茂名南路1号路城市展厅举行，上海百联沪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成为斯柯达e购中心首家e购经销商，营销创新不断的上海大众斯柯达品牌正式启动了汽车营销与电子商务整合的探索之旅。通过斯柯达e购中心，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在享受上门一条龙服务的同时坐等斯柯达品牌为自己送来心仪已久、个性化定制、手续齐备的斯柯达轿车。

斯柯达e购中心采用当今国际先进的网上实时3D数字技术，建立了与斯柯达旗舰店展厅同比例的网上3D品牌展厅，用户可详细了解到斯柯达品牌历史、文化荣誉、产品车型、销售、服务及车友汇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借助先进的3D实时定制工具，用户可根据自己喜好直接通过e购中心进行个性化定制，定制后消费者可进入网络“温馨洽谈室”享受斯柯达e购销售顾问提供的一对一服务。此外，用户在斯柯达e购中心还可与斯柯达e购销售顾问进行即时交流和询价，并进行订金在线支付。这意味着，借助企业级项目管理软件开发工具，斯柯达e购中心实现了网上客户从参观3D品牌展厅、个性化3D定制、即时交流询价直至网上支付订金的全过程在线化，打造了一个与客户在线交流和交易的平台。

点评：网络营销虽然一直是09年汽车行业不同主体提倡的新营销模式，但像上海大众斯柯达一样付诸实践，并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却凤毛麟角。做为营销的一个新方式落地，斯柯达e购中心的模式值得大家关注。

第二篇：中国汽车企业介绍

红旗汽车

1958年5月，中国历史上第一辆国产轿车，取名“东风”。(很多人都可能以为中国第一辆车名字叫红旗，其实不是的，这辆才是中国第一辆轿车，让没有见过这部车的人见识一下)车头标识为一条金龙。5月2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坐上了东风轿车后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1958年8月，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试制成功。9月19日，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蔡畅等中央领导到一汽视察，赞扬了红旗轿车，并从此定型。

1959.9，第一辆红旗检阅车送往北京，供国庆十周年阅兵式用。

1960，红旗轿车编入《世界汽车年鉴》。

1966.4，20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送北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国家领导人正式乘用。

六十年代起，红旗轿车成为国家礼宾用车，被誉为“国车”。当量，外国政府首脑访华，把“见毛主席，住进钓鱼台，乘坐红旗轿车”为最大愿望和礼物。

1972。年，毛主席坐上红旗特种保险车，为久负盛名享誉中外的“中国第一车”罩上了耀眼的光环。

1972年，在建国35周年的盛大庆典上，邓小平同志乘坐红旗高级检阅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首都三军，成为让全世界瞩目，让全国人民振奋的历史镜头。

1998年，在红旗轿车诞生40周年之际，新一代高级红旗轿车将再度成为国家礼宾用车。奇瑞汽车

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由安徽省及芜湖市五个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兴建的国有大型股份制企业，坐落在水陆空交通条件非常便利的国家级开发区--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占据着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枢纽地位，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物流中心。

公司于1997年3月18日正式破土动工，至2003年3月，已全部完成一期至二期投资建设，占地面积130多万平方米，现已经形成年产40万台发动机和30万辆整车的生产能力。前两期工程都拥有各自的轿车生产四大工艺，即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此外还包括两个发动机厂、一个变速箱厂。2003年4月1日，奇瑞公司三期工程也正式破土动工，四期、五期工程也在紧张地规划之中。

奇瑞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风云、旗云、QQ、东方之子、瑞虎五种车型。2001年3月，奇瑞（风云）轿车成功推向市场，短短两年时间，一款风云轿车使奇瑞迅速成长为国内主流轿车企业，跻身国内轿车行业“八强”之列；于2003年6月份推出的奇瑞QQ系列轿车和奇瑞东方之子系列轿车再一次体现了奇瑞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QQ以时尚的外形、宽大的空间、强劲的动力、精致的内饰引领中国微型轿车的新潮流；“东方之子”则成为进军公商务用车市场的利器，与当年风云轿车一样，它的上市，成为2003年汽车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同年8月份，奇瑞又推出了奇瑞旗云系列轿车。也在当月，奇瑞月产销突破一万辆，成功完成产品线布置，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04年4月15日奇瑞第二十万辆轿车下线，预示着这个汽车业的新锐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支柱企业，成为中国主流轿车企业之一;2005年3月22日,奇瑞第一辆SUV上市,瑞虎(TIGGO)的下线成功实现奇瑞轿车向奇瑞汽车的精彩转身；2005年3月28日，奇瑞发动机二发启动及首台发动机点火仪式在奇瑞第二发动机举行，从而实现中国在主要零部件自主研发上“零”的突破。

汽车出口是检验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发达程度的指标，只有大量出口才能跻身于全球汽车工业高水平的竞争。奇瑞积极开拓海外市场，2001年10月，即实现第一批奇瑞轿车出口；2003年与伊朗CKD公司的合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截止2004年12月31日，奇瑞已与全球25个国家建立贸易联系，出口总量逾万台。奇瑞轿车已得到海外市场的一致认可，国际间合作合资已成为奇瑞公司重要的部分。

从诞生之日起奇瑞就展现出鸿鹄之志，早在2001年2月就通过了中国汽车产品认证委员会质量体系认证中心向我公司颁发了ISO9001：1994质量体系认证证书。2002年8月又通过了德国莱茵公司的现场审核，从而成为国内首家通过目前国际上最严格最先进的汽车生产质量控制体系--ISO/TS16949标准认证的整车制造企业。

2002年10月，由IBM公司参与实施的SAP/ERP项目正式上线运行，SCM的建成和投入使用、CRM一期项目的投入使用，使奇瑞公司企业管理与工作流程上实现了与国际同步。

遵循“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快速建设，滚动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倡导“建校园式工厂，创学习型组织”的现代公司氛围，始终坚持“实现一个理想、创立一种机制、制造一流产品、锻炼一支队伍”的远大追求，一个生机勃勃、发展后劲十足的、迅速向世界一流汽车企业靠拢的现代化大型汽车企业正在形成。3 中华汽车（金杯制造）

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是由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组建的合资企业，成立于1991年7月22日。公司注册资本为17116万美元，投资总额为29798万美元，华晨公司占总股本的51%，金杯公司占总股本的49%。

1992年10月，华晨公司探索出中国企业第一个走进国际资本市场的新模式----海外上市，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成功地引入7200万美元的资金，为金客公司实施第二期增资扩建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使企业出现了生机和活力。

公司总占地面积8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员工总数7259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996人，拥有主要生产设备896台套，其中进口设备167台套。公司的主导产品为引进日本丰田公司汽车制造技术生产的RZH115L海狮系列轻型客车和在此基础上研制开发的SY6480系列轻型客车。

95年初，按照合资企业和国际惯例，公司加大管理力度，大刀阔斧进行机构、人事以及各项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公司从一个“生产车间”式的企业，逐步改造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合资企业。新的管理体制的确立，不仅使企业实现了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到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过渡，而且使管理工作直接与国际接轨。改革中，公司迅速实现了经营管理上的一系列根本转变。

在新观念、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给公司带来深刻变化的同时，公司还瞄准世界汽车工业一流企业----日本丰田公司的管理方式的“软件”，花七千万元巨资引进，认真地坚持“不走样地学”在全面推行丰田生产方式过程中，公司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将先进的MRPⅡ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于企业管理。同时，公司还大力倡导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和不断改善精神，使公司整体素质得到迅速提高，管理工作日益科学化。

自1996年成为国内轻客行业的排头兵后，公司产品产销量每年以一万辆的速度递增，市场占有率呈跳跃式递进，一年一个台阶，2001完成产品产量60836辆，完成产品销量63009辆，市场占有率在同类产品中高达60%.十年来，公司先后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企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到年产80000辆水平，并使原来只能适应单一产品品种作业的生产线，能够满足多品种混流生产的需要，为公司取得辉煌经营业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12月，国家机械工业局、海关总署、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财政部通过了对公司主导产品SY6480轻型客车80%阶段国产化率的技术鉴定；1999年底，上述部门又通过了对SY6480B轻型客车的国产化率技术鉴定。“海狮”轻型客车基本上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轻型客车。

2002年公司确定产销六万七千余辆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因此，2002年公司把加速产品开发、改善质量作为工作的重头，在企业内部实施更为严格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岗位职责考核制度，建立起更为完善的激励机制的约束机制，为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提供可靠的保证。

展望二十一纪，企业前景十分壮观。金客公司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要求，正以雄健的步伐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东南汽车

公元 1995年11月，一个汽车界的新生儿在福建省福州市诞生，从此致力于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有志之士们开始沸腾起来，福建省的汽车工业渐渐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正在祖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茁壮成长的骄子正是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东南汽车，是由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和台湾最大的汽车企业——裕隆企业集团所属的中华汽车公司合资组建而成，也是迄今为止经国家正式批准成立的最大的海峡两岸合资汽车企业。经过 8年多的努力，已累计推出20多万车辆“东南得利卡”、“东南富利卡”、“东南菱帅”、“东南菱绅”等四大系列66款车型，2003年10月二期扩建工程竣工投产以后，产能提升至为双班年产12万台。

三、四期工程即将拉开帷幕，未来产能将提升至双班年产30万台。2003年东南汽车实现产销两旺，全年实现销售8.5万台，实现销售收入82.5亿元。

两岸优势互补合资成立的东南汽车公司 ,承袭了三菱汽车和中华汽车的研发科技优势,顺应国际车厂强强联合的发展趋势，加强与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合作，促进技术与规模上的攀升，建立先进的东南汽车研发中心，提升车身底盘工程整合、衍生车型开发与动力系统的匹配能力，从联合开发方式走向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大型车厂。吉利汽车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经营为主要产业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始建于1986年，经过十八年的建设和发展，在汽车、摩托车、汽车发动机、变速箱、汽车零部件、高等教育、装潢材料制造、旅游和房地产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业绩，资产总额已经超过50亿元；特别是1997年进入汽车制造领域以来，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不断的观念创新，快速成长为中国经济型轿车的主力品牌，2003年企业经营规模列全国500强第331位，列“浙江省百强企业”第25位，被评为“中国汽车工业50年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之一，跻身中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3＋6”主流格局。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在临海、宁波、台州、上海建有四个专门从事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制造基地，现已拥有年产20万辆整车、20万台发动机和15万台变速箱的生产能力；随着宁波、台州、上海等新建项目陆续竣工投产，集团的整车生产能力将提升到年产30万辆，发动机生产能力将提升到年产30万台。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有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营销网络，在全国共有109个4S汽车专卖店、489家品牌经销商、569家服务站；在海外建有的10余家销售服务网点经营吉利、美人豹、华普三大品牌系列轿车的销售和售后服务；2004年吉利轿车在国内销售达到101611辆，市场占有率达到4.5%，在国内轿车市场排名由2003年的第十位跃居到第七位，在经济型轿车市场占有率达到21.4%；有近5000辆吉利轿车出口到28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国的轿车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稳定的质量、细微的服务、超值的性价比和体验式的营销使得吉利轿车赢得了国内外老百姓的喜爱，截至2004年年底吉利轿车的社会保有量已超过270000辆，并以每月10000辆的速度递增。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员工近6000人，其中不乏从国内、外聘请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和自已培养的大批优秀技术人才；目前集团已经拥有整车、发动机、变速箱和模具的设计、制造能力，先后成立的吉利汽车研究院和吉利发动机研究所每年可推出2—3款全新车型和机型，被喻为“中国第一跑”的都市休闲跑车“美人豹”获得了“中国工业设计创新特别奖”，成为永久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中的中国自主设计开发的第一辆跑车；华普系列轿车被评为“性价出众产品”；吉利系列轿车被评为“消费者喜爱的自主汽车品牌”；自行

研制的MR479Q系列发动机处国内同类机型的先进水平；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箱成为国内第一款拥有自主产权的自动变速箱；吉利集团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在中国轿车界处领先地位。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生产的吉利、华普、美人豹等品牌的各系列轿车产品全部达到国家环保标准，顺利通过了3C认证。

2004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给国内汽车行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面对低迷的汽车市场和各厂家迫于市场压力竞相降价抛售的短期行为，吉利集团及时调整发展战略，集中精力狠抓质量、苦练内功，通过流程再造、管理创新和信息化建设，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了面对市场、面对流程的管理体系和架构，实施了3+3滚动订单管理，有效地控制了生产库存，实现了对市场的快速应变。夏利汽车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控股的经济型轿车制造企业，是一家集整车制造、发动机、变速器生产以及科研开发于一体的上市公司。

公司的前身是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28日，1999年6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同年7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从而成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成为汽车板块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2年6月14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联合重组协议，一汽集团受让了原由天汽集团持有的公司50.98%的股份,对公司拥有控股权,企业正式融入一汽体系之中，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得名。

公司目前拥有居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冲压、车身、涂装、装配生产线，整车质量检测线，汽车发动机铸造及机加工生产线、变速器生产线、计算机工作站、产品开发及检测实验室等，已具备产品研发和年产15万辆轿车、18万台变速器、20万台发动机的生产能力，主要生产“夏利”、“威姿”、“威乐”系列轿车，天内牌系列汽车发动机、天齿牌变速器也是企业的拳头产品。公司生产的轿车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并已成功出口美洲、西亚市场。

“天一重组”后，天津一汽全体员工在公司经管会的领导下，秉承“学习、创新、抗争、自强”的企业精神，不断强化内部管理、狠抓制度落实，公司经营正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强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合作力度，在丰田专家的支援下，全面推行丰田生产方式，实施“110”工程，向“1秒钟、1分钱、零缺陷” 要效益，促进技术、生产、质量、物流、设备、成本等多项专业管理不断上水平，努力打造自身在质量、成本、速度上的核心竞争力，走上了一条依靠创新取得勃勃生机的发展之路。

天津一汽旗下的威姿、威乐、夏利三个品牌在经历了各自的发展道路之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型轿车领域的三款奇兵。引进日本丰田先进的NBC平台技术生产的威姿、威乐是两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小排量车型，且具有各具特色的市场定位。威乐有着“全面修炼、完美平衡”的品牌理念，具有稳健的三厢车风格；而威姿则倡导“生活多姿才多彩”的时尚生活主张。夏利作为天津一汽的当家产品，以其皮实、省油、耐用的优良品质及其便捷的维修服务广受赞誉，18年来夏利走遍大江南北，社会保有量达70万台、总产量突破百万，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个突破百万产量的民族品牌。哈飞汽车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是中国汽车大型骨干生产企业和研发基地，是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

公司座落于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工业区，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拥有资产44亿元。

公司有员工5000余名，其中高级技术管理人员104人，中级技术管理人员600人，主要从事哈飞系列汽车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各类零配件的经营。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有轿车、微型客车、厢式货车、单排座及双排座微型货车共计五大系列130多个品种。公司2001年投资建设了新一号工程，建成了年产10万台轿车的生产线，并于2002年5月投入批量生产。截止到2004年底，公司已累计产销各类汽车120万辆。

公司于1997年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2002年通过了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愿与国内外客商诚挚合作，与钟爱哈飞汽车的广大用户携手前进，共创美好未来。8 富康汽车

作为“老三样”之一的富康从90年代初被引进中国后，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一度还成为家庭轿车的首选，用户广泛，质量过硬，维修方便又便宜，性价比突出使十几年来富康行销全国。经过04年的一次升级之后，2005年05款富康在04款富康基础上进行了内外饰时尚化改进、动力提升和增加实用装备三方面的改进和升级。采用了8V和16V的发动机，得到市场的认可，再次为富康迎来了销售的高峰。华普汽车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普汽车）地处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工业园，毗邻沪杭高速公路，距上海港与长江入海口仅80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继上海通用汽车、上海大众汽车之后，上海第三家拥有国家整车生产目录的中型轿车生产企业。公司始建于1999年，一期工程工厂占地630亩，2002年建成投产，年生产能力为5万辆；二期工程计划发展用地1800多亩，全部建成投产后，年总产能将达30万辆，成为上海西南大门一颗闪亮的工业明珠。

作为中国自主开发轿车制造企业，上海华普汽车不仅拥有现代化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整车生产流水线，并且以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成立的上海华普汽车、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汽车工程研究院为骨干，全面掌握了汽车整车的核心研发技术。2004年末上海华普发动机公司建成投产，能够自主生产1.3L、1.5L、1.6L、1.8L汽油发动机，2007年将达到年产10万台的目标，上海华普汽车实现动力完全自给。

上海华普汽车依靠自主研发，创新进取，致力于打造具有海派特色的民族汽车品牌。产品以中小型家用轿车高性价比车型为特色，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取得了不俗的市场表现，并逐渐形成各具鲜明特色的产品谱系，主要包括：经典大气的海域（Marindo）系列轿车、运动激情的海迅（Hisoon）系列轿车、时尚个性的海尚（Hysoul）系列轿车。产品还远销世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方面亦释放出巨大潜力。华普诞生于上海，从“在上海区域内按上海标准生产的汽车”角度，提出“海派汽车”的概念，和“享受海派生活/Shanghai Spirit”的品牌诉求口号，逐渐形成品牌塑造中的创新元素：精致、运动、时尚。把上海美好的城市精神熔铸成产品和品牌的核心价值，让用户在使用华普产品时，会感知和联想到上海的国际性、先进性、包容性、时尚性、精致性、超值性，这是华普文化造车的愿景。

公司坚持“用户至上、品质为本、服务为先、人本务实、诚信共赢、弘扬海派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弘扬“务实、诚信、科学、进取”的企业精神，在全体“务实、学习、海派、快乐”的华普人努力下，成为消费者信赖的具有鲜明海派特色的中级汽车制造公司。长安奥拓汽车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集团）是中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拥有140年悠久的企业历史，目前已发展总资产超过100亿人民币的重要汽车生产基地，“长安”品牌的评估价值为52.3亿元人民币。

随着中国加入WTO及国内车市空前繁荣，长安的面前既有危及存亡的竞争压力、又有跳跃式发展的巨大商机。一方面，国内汽车市场走上快速扩张的轨道：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全国共生产汽车444.37万辆，同比增长35.20%；另一方面，关税的降低与进口配额的取消，直接的结果是国外优质产品大批量进入中国，对国内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全国性的汽车业投资热潮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新车型层出不穷、价格大战愈演愈烈，整个行业仍处于降低车辆价格并提高股东回报的无情压力之中。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下，汽车企业必须采用全球化的、灵活的电子商务供应链模式，通过完整、集成的信息化平台强化汽车企业在速度、创新、出色的客户关怀以及整个供应链协同方面的突出能力，从而在本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做大做强。

为了能够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长安汽车重新审视集团现状和内外部经营环境，提出了长安汽车求生存、求发展的七大战略，即：管理创新、延展管理、流程再造、网络营销、供应链管理、网络财务和多元化发展战略，以高新技术带动产业升级。为了实施这七大战略举措，长安汽车积极采用先进的管理思想和信息技术手段，2001年6月22日，长安汽车集团旗下的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甲骨文公司正式签约结为“核心战略合作伙伴”，引进了包括Oracle9i数据库、ERP（企业资源规划）、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在内的全套Oracle产品，以建立长安小型客车电子商务平台，并力求把它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之一。

奥拓是中国微型车中最畅销的车型之一。长安铃木的奥拓车型共有三款，分别是奥拓基本型、都市贝贝和快乐王子。排量均为0.8L，都市贝贝在基本型的基础上改装了行李架、保险杠、轮圈、卤素灯泡等部件，同时增加了车锁/防盗设备、高位刹车灯等配置，安全气囊数与基本型相同都为一个；快乐王子在发动机罩上增加了散热口，增加了转速表、双安全气囊、中控锁、四门电窗等配置。

第三篇：2018中国十大战略咨询公司

2018中国十大战略咨询公司

1.贝恩

贝恩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公司，基于“咨询顾问为客户提供的是结果，而非报告”的理念，为客户提供战略、运营、技术、组织以及兼并购方面的咨询业务。我们和客户的最高管理层并肩工作，制定重大决策，协助他们击败竞争对手，取得持续的财务增长。1993年，贝恩公司进入中国，是第一家在北京成立办事处的全球战略咨询公司。十多年以来，凭借对本地市场的充分了解和在世界其他地区积累的丰富经验，已陆续为30多个行业的大型驻华跨国公司以及知名国内企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度身订制企业策略和解决方案。贝恩中国的咨询方法与贝恩全球的方法一致，始终保持对结果的高度关注。在中国本地，我们的专业能力涵盖战略、绩效提升、组织架构改良、兼并购和私募基金等各个领域。2.麦肯锡

麦肯锡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管理咨询公司，1926年创立于美国，为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有关战略、组织、运营和技术方面的咨询。麦肯锡的大中华区分三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本土领先企业改善管理技能和提升全球竞争力，并为寻求在本地区扩大业务的跨国企业提供咨询，同时也积极参与中国公共政策咨询和公共事业建设。3.波士顿

波士顿企业管理顾问公司（BCG）是全球著名的管理顾问公司，在战略管理咨询领域堪称业内翘楚，并为公认的先驱。集团创立于1963年，拥有超过2800位专业顾问，在世界主要城市设有58个办公室。公司的使命是帮助客户超过其竞争对手。其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客户都是规模庞大的企业，其中也包括发展迅速、在本行业内不断开创新领域的中型公司。主要业务涉及消费品及零售业；工业品；能源与公用事业；医疗保健；高新科技；金融服务。4.科尔尼

科尔尼创立于1926年，是全球领先的高价值管理咨询公司，分布在35个国家60多个城市，全世界拥有5000名员工，2002年收入为10.84亿美元。在所有主要行业都拥有广泛的能力、专门知识和经验，并且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咨询服务，包括战略、组织、运营、商业技术解决方案、企业服务转型和高级猎头服务。5.罗兰.贝格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于1967年在德国建立，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隶属于德意志银行集团，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设有35个办事处。公司的咨询顾问来自全球近四十个国家。专长于为企业提供公司战略、重建、重组、市场营销、物流营运、企业兼并后联合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咨询服务，帮助您解决在市场进入战略确定、中国营运模式的建立、合资企业重建与购并、全国销售网络控制及招聘与保留人才方面的问题。6.和君咨询

和君咨询于2000年春在北京成立，迄今经历了十多年风雨，现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本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咨询公司。公司自成立起，就以“管理咨询+投资银行”的双重专业能力闻名业界。目前和君咨询的管理咨询师与投资银行家队伍已经超过1300人，系中国商业原生态中土生土长起来的最大一支咨询服务队伍。2011年，和君集团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是中国本土咨询公司之最。7.正略钧策

创立于1992年的正略钧策是中国成立时间最久、业务种类最全、员工人数最多、专业化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也是最早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全资公司的中国管理咨询公司之一。正略钧策作为中国大型综合性专业化管理咨询公司，业务范围涵盖战略咨询、营销咨询、人力资源咨询、运作信息化咨询、教育培训服务、投融资咨询、高级人才服务、企业文化咨询、政府咨询、管理图书出版等。8.中天华溥

中天华溥管理咨询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依托，致力于为企业发展与组织变革提供专业、实效的管理解决方案，被誉为组织管理变革权威专家。独创的“生存空间”战略咨询为先导，在集团管控、人力资源管理、内控与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均创立了独特的咨询方式与咨询工具。其中以建设企业规范化管理体系，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全面覆盖的制度流程体系咨询设计成为国内咨询领域创新研究的制高点。在中国管理咨询公司专业能力排行榜中，中天华溥始终在战略管理、集团管控、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管理等多个专业领域名列前茅。9.长城战略咨询

长城战略咨询是专业的战略与管理综合性咨询机构,创建于1993年，是国内从业历史最长的民营咨询机构之一。形成了以“战略咨询”为核心，“管理咨询”、“信息化咨询”为两翼的咨询业务结构，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10.中大咨询

广州市中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具实效的咨询公司，于1993年开展业务，是国内最早一批咨询机构;经过20年稳健发展，中大咨询已成为南方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中大咨询秉承中山大学的文化底蕴，开发出“全能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咨询理念和方法、工具，在中国本土咨询业内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被业界誉为中国商界总参谋部。

第四篇：2009十大案例——中国宪法

2009十大宪法事例

一、成都自焚抗拆案件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义务 事件回放:

2009年4月，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对胡昌明违法建设实施过一次拆除，胡昌明、唐福珍及其亲属阻挠致使拆除行动被迫取消。11月13日，该局执法人员再次依法实施拆除，在相持近三小时后，唐福珍情绪失控，向自己身上倾倒汽油并用打火机点燃。11月29日夜，唐福珍终因伤情严重，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12月，北大5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随后，国务院法制办召开座谈会，讨论拆迁制度，并表示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颁布实施之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废除。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表示，全国人大有关部门一直在积极推动拆迁条例的修改，目前更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沈岿：

(主要介绍了该案件的宪法意义——与宪法关联点)：

就第一个事件，我简单的称之为“唐福珍事件”，这个事件如果由我评议。我收到通知的时候有点惶恐，因为有点涉嫌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在会议材料当中，没有出现北大5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情况。由于作为5学者之一，所以我说是有点涉嫌。但也许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从我个人的经验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事件在我们宪法上的意义。

首先，我想说这个事件有两点不太符合作为宪法事例。第一点，就是唐福珍本人以自焚的方式对抗暴力拆迁，应该说并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在城市的拆迁过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恶性事件出现，包括在她之前自焚的，在她之后也有自焚的。第二点，唐福珍这个事件之后，北大的5位学者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违宪违法为由提请了一个建议，但是就唐福珍事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而言，它并不涉及到条例本身，因此是有点错位的。她是集体所有

2009十大宪法事例

土地上被认定为违章建筑，是被拆除，而不是拆迁，这是这个事件透射出的一点信息。

而我又有四大理由说明它具有宪法的意义。

第一，唐福珍由于被媒体广泛的关注，而且由于她视频的出现，给人们的心灵极大的震撼，因此也激发了大家对于拆除、拆迁一系列事件的思考。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这个事件是促使我们发起违宪审查建议的一个主要的事件，就由此启动了公民提请违宪审查建议的一个机制。公民提请违宪审查建议，在《立法法》出台之后，包括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有3位博士生提请审查建议，一直到现在有很多，唐福珍事件仍然是其中的一个事例，启动了违宪审查建议机制。

第二，根据国务院法制办最近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已经明确透露出，由于唐福珍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学者的建议，目前的条例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是违反了宪法的规定、违反了《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已经明确它的命运是要被废止，要被新的条例取而代之。

第三，唐福珍事件涉及到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以及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的问题，而这个旧条例实际上是《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条例》，因此这就引起社会进一步广泛的关注，就是包括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包括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包括城市房屋的征收在内，我们需要一部对土地和房屋征收及补偿的法律，由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期待。这部法律是真正实现《宪法》尤其是第13条征收条款的重要大法。这是第三个理由，引起我们对这个重要大法的期待。

第四，实际上由此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的思考，甚至延伸到相关的宪政制度的思考，尤其是分税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的吃紧，才会出现所谓的土地财政的现象，才会由土地财政进一步引发出大量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征收，然后土地上的房屋被强制拆迁的一些事件。另外一个，也引起我们进一步关注未来在征收、拆迁过程当中，包括补偿，有可能涉及到的地方政务的一些公众参与问题，特别是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很难在法条当中以列举的方式表达清楚，所以需要通过公众议论来确定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项目是否涉及公共利益，这也可能是推动了未来地方公共参与的制度建设。

2009十大宪法事例

所以，基于以上四点理由，我认为重庆唐福珍自焚抗拆事件可以作为2009十大宪法事例。谢谢大家！

任进：

（行政法律的废除方法、关于土地的法律的修改、行政机关的权限——执法过程中维护宪法尊严）

成都自焚抗拆事件实际上是两个事件。

我们知道，《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宪法》的关系学术界都在关注，5位教授以自己独立的人格、批判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违法审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将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很可能会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把它修改，或者有一个新的条例来取代旧的条例。

实际上，《立法法》规定了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这个法规废掉；再一个是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写一个审查意见，然后由国务院修改并反馈，我估计第二种方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学术界一般不太注意第二种方式，将来的命运可能会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

实际上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前、这次5位教授上书之前，大家可能想得起2003年7月份杭州的刘进成和金奎喜等116个人已经对条例提出了违宪审查，我记得当时学术界还进行了讨论，而且国务院法制办和建设部政法司找了专家进行论证，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当时也提出了意见，但是后来就没消息了。后来我们看到2007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了修改，但只增加了第6条。我记得两年前的十大宪法事例评选过程中，当时莫教授和杨教授在点评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第六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请大家注意。这一条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案件主要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还不涉及到城市国有土地的问题，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涉及到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但是它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2009十大宪法事例

我觉得这个案件给我们几点启示：

第一，国家立法机关要很好地按照《立法法》科学合理的界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以及《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来行使权力。法律、行政法规要落实宪法的原则，如果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没有很好的贯彻《宪法》的原则和《立法法》规定立法的基本要求，就会损害法律本身的权威。

第二，行政机关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中，注意维护宪法的权威。我们一般讲依法行政的六个基本要求，很少注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里面还要一个是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这是纲要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比较注意法律的规定，但是不太注意宪法的规定，平时工作的时候很少注意宪法。这个案件的一个启示，就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宪法的权益，包括生命权。

第三，这个案件也给学术界和实务部门提出了启示。对学术界来说，过去学术界认为行政征收就是收费收税，而且是无偿的，如果是公共征收是有偿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修改以后，我个人认为对行政征收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行政征收，如果是行政机关执行的话，不光是收税、收费，也可能是收房子和土地，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的关注，这对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对实务部门，我觉得现在的法院很少审理这方面的案件，但是2004年最高法院法发2号文“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里面，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27种，前面都是用行政、行政，如果按照行政征收的要求的话，案件是不收的。因为不能由行政机关来开展，所以就不受理。将来如果新的规定出来，可能要求法院受理这方面的案件。我就想到这么几点，谢谢大家！补充： 董和平：

刚才第一个案例是自焚抗拆案例，我想今年的宪法事例中间，实际上很多涉及到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但是大家更多是从民主和人权的角度去考虑，我想能不能以后在考量加一个法制化的考量，不光被拆人，还是执法者，都有一个遵守法律的问题，暴力执法这种做法在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再争取你的权利都不行。在美国能这样吗，人家给你行政复

2009十大宪法事例

议裁决下来了，你又没有依法进行诉讼，最后不管这个决定是否合理都应该依法先执行，暴力执法是什么行为？我想这就是一个考量的角度，应该综合起来。

二、“躲猫猫”事件

——犯罪嫌疑人生命权、人权以及《看守所条例》 ■事件回放:

2009年1月，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进入晋宁县看守所，2月8日受伤住院，2月12日死于“重度颅脑损伤”。对于死因，晋宁县公安机关称，李荞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不小心撞到墙壁所致。结论一出，舆论哗然，“躲猫猫”一词迅速走红网络。

2月27日，云南省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公布“躲猫猫”事件调查结论:李荞明系因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拳击头部后撞击墙面致死。4月至9月，高检院与公安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活动，集中解决看守所监管及看守所法律监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11月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拘留所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执行拘留活动应当接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熊文钊：

（躲猫猫的法律依据：公民人身自由权、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政府信息透明度与公众舆论监督）

“躲猫猫”事件，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法律依据：

第一，“躲猫猫”事件当中李乔民的人身自由被侵害，《宪法》第3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同时这个条例说的很清楚，任何公民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且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不受逮捕，这个案件还没有进入逮捕程序，也没有经过法院和检察院的程序，只是在公安机关程序中的拘留。《宪法》第37条规定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公民先享受人身自由，第二点就是国家赋有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责任。在“躲猫猫”事件中李荞明人身、人格尊严都受到了侵犯，《宪法》第3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权存在具有普遍性，不能因公民触犯了法律而丧失，也就是说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犯罪人也不能够剥夺其基本的人格尊严权，然而李荞明只是受犯罪嫌疑暂时被羁押而已，2009十大宪法事例

他涉嫌盗伐林木的行为是否确实构成犯罪都没有确定，却遭到了非人的待遇，乃至死亡，其依据宪法所享有的人格尊严，已经在“躲猫猫”事件当中被践踏殆尽。

第二，“躲猫猫”事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立法法》的第8条规定，某些事项只有法律才能够规定，也就是法律保留的原则。第9条规定，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没有制定法律授权，限制人身自也不属于授权的情形，《看守所条例》的规定，属于强制措施，这样的规定，包括司法制度等事项，这些都是不能授权的，必须要有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并通过国务院令发布的一个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两条规定，它不可以对人身自由采取强制措施。所以说这个问题引发了启动违宪审违法审查，这个可能是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被深纠、展开的一个问题。1990年制定的《看守所条例》不符合《立法法》，我们要清理，而且这里面有一些规定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侦查和看守是一家的问题等。这个问题现在也有很多主张，是不是能把看守的权利也像监狱管理一样，交给司法行政机关，而非公安机关，因为侦查权和看押的权利集中在一个机关的时候，这时候监督机制是有缺失的。

第三，“躲猫猫”事件暗合了当前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事情的真相总是在公共舆论监督介入之后才凸显出来，才得以解决。《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督的权利，然而监督的前提在于真相、信息的公开与获取。“躲猫猫”事件发生之初，有关部门将李荞明的事件解释为玩“躲猫猫”，实际上恰恰体现了我们的国家的有关机关在与公众监督玩“躲猫猫”，来避免真相的出现。事实上，案发后网友们组成的维权委员会对事件的澄清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很难在调查过程中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出于某种原因故意的隐瞒事件的真相，愚弄公众的行为，事实上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的规定，即准确公开政府信息。不仅是网上，还有2009年以来许多的问题，包括内蒙古阿隆旗女检察长的豪车**、邓玉娇案件、“钓鱼执法”事件等，在官方的解释当中都是用了一些“躲猫猫”的解释理由，在愚弄、对付民众，往往这些在网络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下，最后得以水落石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宪政意义上，公众监

2009十大宪法事例

督在网络时代，过去的“躲猫猫”事件可能司空见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2009年新的历史时期，“躲猫猫”事件就成为宪政的一个重要事件。范学进：

（犯罪嫌疑人生命权、人权的保护；《看守所条例》的合法合宪）

“躲猫猫”事件，包括其他的宪法事例，与其说是一件件事件，倒不如说是整个2009年，中国法治进程当中的一个个符号。因为作为一个简单的法律事件，似乎原因非常简单，责任查明之后追究了，整个事件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但是通过这些事件，尤其是通过“躲猫猫”事件，让人们既看到中国法治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法治进程的艰难。这个“希望”就是广大网民、民众对宪法意识、法律意识以及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觉醒，“艰难”就是通过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所折射出深层次的宪法的问题，以及政府责任担当的问题。

“躲猫猫”事件，具体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是被羁押人，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命权人权保障问题，以及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担当问题。第二，是关于看守所条例合法性、合宪性问题。

第一，是关于人犯的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包括宪法保障、法律保障。因为根据《看守所条例》的规定，看守所仅仅是依法羁押人犯的机构，它的任务就是羁押并且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人犯一旦进入看守所以后，他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等都应该受到保障。李荞明仅仅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即使法院宣告他有罪，他的生命权、健康权仍然要受到保障，而保障人犯的生命权是监管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按照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的说法，李荞明是被看守所的一个牢头、狱霸，以玩游戏的名义殴打致死，《看守所条例》明文规定，看守所里，有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该坚守岗位，随时巡视监房。怎么会出现严重的伤及、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游戏呢？所以其中反映出坚守工作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集中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担当。比方说，管理层的疏松，以及玩忽职守，基宁咸看守所的管理既不严格，也不文明，而且漏洞很多，缺乏人性化的管理，助长了牢头狱霸的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而且据说牢头狱霸是我们国家监狱、看守所一个普遍的产物。同时按照《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如果有犯罪行为，看守所应当及时将情况通知相关机关依法处理。但是当时看守所发生此事件后，却回避责任，没有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

2009十大宪法事例

道，而是谎称李荞明受伤是由于玩“躲猫猫”游戏，并不小心撞到墙上致死的，以此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缺乏起码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另外据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平的透露，晋宁县看守所一些监管设备损坏达半年，因为监视镜头损坏半年，看守所没有进行修理，所以无法提供监控录像，这样就使社会和公众永远无法明了事件的真相，无法还原事件的原貌，也许真正的死因也随之被埋没。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看守所的死亡，所引发的对特定主体生命权的保障问题，虽然与某一个看守所有关，但反映出我们国家目前现行宪法与法律对这一权利保障的盲点。比如说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及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特殊人权的保护。同时也缺乏相关法律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一个具体保障问题。

第二，“躲猫猫”事件涉及看守所条例合宪和合法问题。合法问题刚才熊文钊老师已经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非常明确，看守所显然与宪法、法律的规定相抵触。首先是违法的、无效的。关于合宪性的理解，《看守所条例》首先将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界定为人犯。什么是人犯？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犯了罪，这里显然是存在一个先罪后定的问题，是有罪推定的一个体现，违反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与人权保障。第二，既然将人犯界定为犯了罪的人，当然除了羁押以外，《看守所在条例》明确担当起对人犯进行管理、教育、生活、生活、保障、侦查、起诉、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那么看守所应该对人犯进行法制、道德，以及必要形式的劳动教育，同时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等等，集羁押、侦破、教育、奖励于一身的多功能职能，具体涉及到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监狱管理权集权的机构。在权利过分集中的地方，权利就失去了保障，因此看守所定位的混乱和权利的集中，不仅使看守所自身的管理无法法制化，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刑讯逼供这种现象直接诱发的一个原因。犯罪嫌疑人一旦进入看守所，就好比关进一个黑洞洞的房子里，他们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实现羁押与侦查分离的原则，目的就是约束公安机关的权利，最大程度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从而使看守所的管理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谢谢大家！

李元起：

2009十大宪法事例

两位教授不仅分析了对人犯基本权利的保障，还分析了《看守所条例》，并且提出了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公民如何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怎么承担责任，这对我们思考宪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谢谢两位教授。

三、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造假未被大学录取事件

■事件回放:

2009年6月，重庆市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因少数民族身份造假，未被北京大学录取。此前，重庆市联合调查组对此进行调查，在考试前即核实了何川洋等31名考生的少数民族身份，取消了他们的高考加分。重庆招生自考办公室随后公布了进一步处理情况，纠正了包括何川洋在内的31名考生的少数民族身份31名违规考生被取消录取资格，15名当地涉事官员被纪检监察部门查处。侯猛：

（案件处理：比例原则与处罚力度；处理依据；行政程序。案件内涵：受教育权——民族加分政策与公民权利平等、民族生内部加分的不平等、教育部门职责的法律依据缺失）

尽管这是属于十大宪法事例里面的第三位，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对于这一事件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话题？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当时有一个投票，新浪网当时有1.8万人进行投票，关心的结果是这个叫何川洋的这位同学个人命运，到底应不应该被取消进入北大的资格，还是应该宽容一点。网投的比例是52.3%认为可以宽容，其余的认为应该严惩不贷。尽管这个统计的数据可能不太客观，但是大体可以看到两派的观点是相持不下的，所以我首先是对这个个案做一些讨论，然后展开教育公平和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的分析。

从何川洋的个案来看，它最后的结果是北大不予录取，但是从这个案件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2009十大宪法事例

第一，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尽管本案存在造假行为，但是对他的处理是否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事实上何川洋的父母已经撤职了，还有一些处分。另外何川洋最后也没有被录取。就我本人的立场来看，觉得对于何川洋的处理过于严格。按照相关的依据来看，对于弄虚作假的考生应该取消考试资格。这个考生未满18岁，尽管16岁是刑法上一个责任的概念，但是行政法上对于未满18岁的人应该也是可以减轻，或者是从轻处理的。所以我觉得从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来看，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第二，关于处理的依据。相关的处理依据是三部委的通知，2009年4月22日，国家民委、教育部和公安部，三个部委的办公厅联合下发的通知中规定，如果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就要取消考试资格，或者是录取资格。从处罚、处理的依据来看，还不是规章、行政法规，所以在处理依据上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第三，在行政程序上，根据三个部委办公厅的通知，对于弄虚作假的考生要取消其考试资格和录取资格，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北大，应该说教育部委托的招生考试机构—北大决定不录取，但是决定不录取不需要有行政通知。但如果通知里面的取消其考试资格和录取资格，这个要不要有一个程序，如果程序上可以这样处理的话，他可不可以寻求一些救济措施，所以我觉得个案应该有这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如果对这个案件加以讨论，就涉及到已经谈很多年的关于教育公平的问题，也是宪法里的受教育权问题。一个最明显的冲突，就是民族加分这样一个政策跟宪法上我们讲受教育权，以及公民平等这样一个原则有没有相冲突。具体在法规当中，即在《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都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但同时在《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可以说是两个法律之间的冲突。可以稍微扩展一点，我们国家的民族加分政策与宪法的平等原则存不存在这种冲突，或者有没有违宪的问题。我想这个事件，在我们今天评选是一个宪法事件，但我是觉得如果一个考生以民族加分来起诉，说这个是违宪的，这个更具有宪法上的典型性。

另外，如果退一步而言，加分是合理的，因为在其他国家尽管存在有反向歧视的判例，但是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也是有区别对待的，如果我们认为民族加分有它的合理性，现在是不是可以检讨一下现在的民族教育政策，现在是对于聚居

2009十大宪法事例

区少数考生是加20分，对于散居区少数民族考生是加5分，20分和5分定的依据何在，是怎么样定出来这个的，我想应该通过这个事件应该检讨一下现在的民族政策。

最后，这是跟教育有关的，可能离这个案件稍微远一点。因为我在查找教育法律法规的时候，我很奇怪发现我们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规定怎么管理学校，学校有什么权利和义务，但是看不到教育管理部门职责的依据，也没有说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这个是在我们的法律里面是没有的。实际上教育部门对于我们高校的管理和控制是无限大，找不到法律的依据。我找了一个文件，是国务院1986年《关于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但是那个规定当时还是国家教委里面有很多东西在今天已经不太合适了，我想我们的法院有人民法院组织法，但是我们教育部，位阶不如法院，但是不是对教育部的职能应该有一个组织条例之类的规定。

董和平：

（三个层面的宪法平等权问题，以及平等权在制度和观念上的落实）

感谢会议给我这么一次机会来对这个案件进行评议，其实最主要的思路，刚才侯老师已经点到，我只是从宪法学理角度再理一下。

重庆高考状元，因为民族加分造假未被大学录取这个事件，其中涉及到很多类似的违法事件，我想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侵犯宪法平等权利的违法事件，也是留下诸多了遗恨，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个社会事件。为什么说它震惊？首先是对平等权的漠视达到了如此的程度，而且多环节、多机构、多方面协作公然违法，情节十分恶劣，大规模的以权谋私也造成了非常坏的社会影响，所以令人震惊。令人惋惜，是从最后的处理结果来看，最残忍的结果落在了一个相对无辜的考生身上，我们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讲，从社会的公民来讲，对他的前程和心理打击是非常大，是令人惋惜的。同时最后的处理，不公开、不透明的处理方式，也掩盖了更多的腐败问题和制度问题，也是令人叹息的。

就这个案件本身来讲，我想涉及到三个层面的宪法平等权的问题： 首先，是民族平等问题。刚才侯老师也提到了，民族平等、少数民族学生要加分，符不符合民族平等的宪法原则，我们的制度设计是不是有需要改进的地

2009十大宪法事例

方。我们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是不是非得要通过这么一种加分，而最后导致一些宪法上不平等来实现，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就是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取得了一些优惠政策，那么你跟其他考生、其他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如何讲。

第三，宪法平等权就是责任和惩罚的平等权。我们经常给学生讲，讲到平等权必然有第二层含义，就是违法的时候要平等的维权，有平等的违法的责任就要受到相应的平等的处罚，在这个案件中间责任的惩罚是不是平等的。我们从一定层面上也应该看到，当事的青少年实际上也是受害者，他应不应该承担责任，是不是所有的责任者都追究了责任，因为最后的处理不明朗，我们也没有看到，所有责任人员的追究，是不是他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我想这个是要思考的。这是涉及到三个层面宪法平等权的问题。

最后我想有两个反思：

第一，就是平等权的制度落实问题，我们现在宪法上有平等的权利，从制度层面怎么能够把它制度化、具体化、固定下来。不光是教育平等权的问题，民族权的平等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问题，我想都应该渗透着平等权利制度的确认。第二，就是平等权的观念落实。从大规模的造假，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大家平等权的观念，确实是非常的淡薄，我们经常说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没有平等权的意识，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平等权仍然是薄弱的环节，当我们平等权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会义愤填膺。为什么中国没有平等权？是通过造假能够使自己获得一定优惠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评定等权这个意识，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那种不平等的结果，来使得自己获得一点利益。经常出国的人就会发现，我们的平等权太过于平等反而不适应。我们在国内适应了，我们生活中间要有一些关怀，我是一个教授，我是一个院长，我是一个省长，我是一个局长，到那里人们都要肃然起敬、点头哈腰，放到纽约你立马觉得特别的寂寞、特别的孤独。为什么？因为太平等了，这就是我们缺少平等权的教育，缺少平等权的意识，所以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反思，说明我们在平等权的教育、平等权的宣传、平等权的研究，平等权的观念树立方面我们还需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怎么走？我们的学者有特别大的责任，希望共同努力。谢谢！

2009十大宪法事例

李元起：

谢谢两位教授，两位教授不仅是从一般的行政权利层面上分析了这个案件，而且进一步把平等权加以细化。侯教授和董教授提出了对个人的关怀问题，在平等权的层面又加深了一点理解，也是对大家非常好的启发。谢谢两位教授！

补充：

我想就另外一个问题做一点补充评论：就是第三个事例，对少数民族加分与平等权的问题。我们实际上不希望用加分来降低分数录取，因为是少数民族得到的资源限制，是符合宪法平等权的要求，这一点我想说明，对少数民族加分本身这个规则是有法律依据的，是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宪法的依据，这一点是我的看法。

另外关于这个案件，这个学生我们注意有几点：一个是14岁之前他父母的行为，是不是应该由他父母来承担，而不应该由本人来承担这个后果？我们能不能用株连的方式来进行法律的适用？第二，这个14岁的未成年人的权益要不要保护，我们结合教育部，最后在公布消息的时候说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所以不公布，31个人只公布了1个人，而另外3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半以上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它为什么不公布？为什么要把不到18岁的这位重庆高考状元要这样的去公布，这个信息不公开的理由充分吗？另外三个办公厅的所谓通知，有没有权利来设立许可，来限制这样的一种权利？它是一个规范以下的文件，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审查它，三个部门的通知，能不能够按照不诉及既往的法律原则来办事情，拿一个四年前的行为，14岁之前的行为，然后用一个二年以后，甚至是三年以后的一个通知去诉及人家三年以前的行为，这里面是不是违背了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案例还是很多法律问题并没有解决，也没有穷追到底。谢谢！

四、山西煤矿整合事件

——民事法律与宪法的关系，私有财产保护 ■事件回放:

2009十大宪法事例

自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根据《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推行“煤矿兼并重组”以来，2000多座煤矿被挂上了“国字号”的牌子。这场被誉为“国进民退”的改革，成为近30年来山西煤炭领域最大的一场变革。这意味着，这些煤老板如果不接受被兼并，他们的煤矿将会被强制关闭。煤老板们认为应该维权，他们联合律师、学者高举物权法和宪法，准备诉诸法律。林来梵：

（非公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冲突；强制兼并——征收？（比例原则））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本来应该叫莫教授先说，因为他口才好，我就先抛砖一下。

山西煤矿整合事件是挺有意思的，虽然我对这个事件的全部内容不是非常清楚，但也了解一些。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民法的事件，在拆迁过程当中许多传媒说到民法不顶用了，过去我们是宪法不顶用，现在很多人感慨民法不顶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事件，是涉及到诸多法律一个案件，首先涉及到矿产资源法，涉及民法、物权法，当然也涉及到宪法上的问题。从宪法角度讲有两个要点，我觉得有两个要点是这个案件是具有争议性的：

第一，《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要保护非公有经济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这个案件的性质是，由行政机关根据自己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文件，强制由国有企业来兼并小煤矿，这里面涉及对私有财产，或者说涉及非公有经济的性质，也涉及到对私有财产的侵害。当然对私有财产的侵害如果基于公共利益也可以进行。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由政府强制让国有企业来兼并，并且是低价兼并，那么这就可能出现宪法上的争议。比如是否构成了征收，如果不构成征收，那么是否违反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根据第1款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否违反这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很大的争议。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小煤矿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矿难具有多发性。但是，就因为这点，或者是更多的一些问题，加以强行兼并、整合，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否违法了比例原则，为什么我们不经过加强对小煤矿的管理来实现同样的目的，而非要进行强制的兼并整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2009十大宪法事例

第二，从宪法角度来说，山西煤矿整合事件并不是单一的，还有其他地方，比如说内蒙古也存在类似的整合事件，在媒体上，以及在学术界这种现象被称为是“国进民退”。国进民退也涉及到宪法的问题，《宪法》第11条第1款规定，非公有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该予以鼓励发展。在这个事件中，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和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确实国家也有必要控制一些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在这里面允许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国有经济这种主导作用，以及他应该控制和占领、占有的行业和领域，到底边界何在。还有我们改革，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分。像煤矿、矿产，是否应该完全纳入到国有经济当中来发展？这是一个问题。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民进国退，不应该是国进民退，跟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向的争议是相关的。如果，像许多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向应该是民进国退，我觉得这个案件就涉及到了宪法上的问题，是否违法宪法上所认可的，或者说所规定的应该坚持改革方向，这样的一种精神。因此我觉得，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宪法事例是很重大的，同时也是很典型的。以上是我简单的评议。

莫纪宏：

（私有财产的国有化；私有财产的国有化）

林教授刚才说了两点评论，我觉得他的评论基本上把这个问题的实质和原因讲得很清楚。我想在林教授的思路上，明确几个观点：

第一，山西煤矿整合事件，如果在换成宪法的语言，刚才林教授也讲了有一定的难度，我觉得煤矿的整合兼并，可能要类似于宪法学上的一个私有财产的国有化，而不是征收、征用、没收，不是这三个概念。但是，我们宪法里面为了避嫌把国有化给去掉了，甚至是本来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根据宪法文本现在还不能够得出一个评价这个问题的很好角度。

第二，从文献审查的理论和各个国家的文献实践来看，有一个结论是可以下的，私有财产是可以国有化的。

第三，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私有财产的国有化要需要正当的程序、根据正当的程序，要有正当的补偿，当然有很多标准。

2009十大宪法事例

第四，从法治来看，私有财产的国有化应该有立法机关的规定。刚才林教授已经讲了，咱们的东西好像跟立法部门没关系，所以这里有很大的漏洞。如果我们深入宪法学理论来看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进行分析的。现在山西煤矿整合，还有其他几个省的整合，最上位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我现在看了一下，现在恐怕总上位的是2009年10月26日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12月份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的通知，现在目前来说能看到最上位相关于行政法规。即使它相当于行政法规这样一个规范性文件，好像也不符合宪法学理论上，可以实行私有财产国有化这样一个法律文件的模式，不是立法机关的。当然即使是立法机关的法律，他也不能随便去规定私有财产国有化。法国宪法委员会1982年，就国有化法律法案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明确的讲，立法者之间的国有化法律的结果是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必须要通过宪法对财产权保障的规定为前提，不能通过这种立法来规定私有财产的国有化，从而导致私有财产权被架空。

第五，从文献审查实践的角度来看，私有财产的国有化，因为私产财产限定为两种，一种是日本文献审查部门中间发展出来的，一种是美国有消极的规制和积极的规制，消极的规制可能有一种严格的，积极的规制是更加宽泛、宽松的标准。煤矿整合我看相关报道应该是积极的规制，政府主动采取一个措施来发展产业结构。当然，也不是宽松了以后就不好审查了，还是可以审查的，刚才林教授讲了，主要是要有比例的合理性。

第六，这个事件在我们国家制度怎么做，还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性。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既然是国务院最上位的一个通知，可以来作为它的法律依据，能不能启动立法法规定的90条第2款（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的程序呢？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又不是一个行政法规，根据90条第2款的话，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法律依据不足，权利解决途径不是很清楚。怎么办呢？现在只能这样的，我个人觉得：一个是与我们的宪法制度不完善有关系，宪法里面没有国有化的规定，并行征收、征用法理上又不是很清晰。第二，我觉得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刚才和林老师讲的关

2009十大宪法事例

于私有财产的法律限制，这一块其实还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财产权，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上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没有本身的界限呢？国有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呢？这个问题都比较难说，所以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相比的时候，在财产权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政策限制，加上现在还有政府的滥权和地方保护主义，所以山西煤矿整合事件的受害人，对他们来说可以用到的手段不多，现在只能是多要点就多要点，其他的找谁梳理也很难，找谁给你做主也做不起来，尽量的避免损失，跟着一块做就行了。当然如果是对于外资来说，他有一个最终的手段，因为我们国家93年还参加了解决投诉争端这样的条约，最后不行可以到仲裁庭，内资就不行了。

最后，我想强调一句话，通过这个事件我认识到，就是在目前的法治环境下，虽然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受宪法保护，但是怎么样才能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权呢？所以我个人觉得，恐怕私有财产权现在要把它用得好恐怕要两方面结合：一个是尽最大限度的寻求权利救济，如果被人家侵犯了要寻求公权的救济。另外一方面，因为不能采取私立救济，所以与其救济还不如增加点风险意识，最好是对你的权利梳理一下，加强权利管理，像这种有风险的领域，最好是自己把自己保护起来，免得去求政府给你做主，所以现在要做自己财产权的主人，而不是让政府来保护你。在我们的法律环境下，对宪法规定的私有财产权恐怕要保障唯一的手段，靠自己，不能靠政府。谢谢。

李元起：

谢谢两位教授！刚才两位教授分别从民事法律和宪法的关系上，以及私有财产保护方面谈了山西煤矿整合事件。既然国家的管理有积极和消极两种保护方式，作为宪法下面的人，对自己的财产保护恐怕也得采取积极各消极保护两方面的手段，不能一味的靠国家，可能一味的靠国家，好多问题还解决不了，在国家顾及不到自己的时候，还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吧，这也是一个启发。补充：

刚才莫纪宏老师说应该做自己财产的主人，我觉得这种说法当然都是对个人有好处的，但是他就回到了我们过去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变成公民

2009十大宪法事例

社会。但如果都这样做的话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公民社会，做自己私有财产的主人？莫老师说出来这种话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安全没有，我们没有法律安全，法律对任何人都不起作用，对老百姓不能保护，公权力机关不去遵守，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就补充这一点。

五、上海钓鱼执法案件

——执法手段及程序 ■事件回放:

今年10月14日晚，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驶面包车行驶在路上时，遇到一男子衣着单薄恳求搭车，男子上车几分钟后，孙中界的车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随即孙中界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被罚款1万元。

孙中界回公司后遭遇指责。他认为自己遭遇了“钓鱼”执法，他无法接受自己做了好事反被冤枉，遂用菜刀切断左手小指以示清白。此事引发极大关注，一时间，针对“钓鱼执法”的追问占据各大媒体头条位置。

10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处理意见。浦东新区区长姜木梁在会上表示，“10·14”事件中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10月20日公布的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浦东新区政府为此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章志远：

（执法的利益化、运动化；行政手段和程序正当；出租车和管制条例的不合理）

非常感谢人大法学院教授，今天能够与这么多前辈在一起点评宪法事例，特别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傅老师一起“钓鱼”，非常光荣。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就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发生的原因谈三点看法： 第一，执法的利益化和执法的运动化，是构成钓鱼执法方的社会动因。在整个事件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媒体公开披露的上海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过去的二年当中，一共查出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2009十大宪法事例

而且罚没款得到了5000多万元，还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这个信息表明当前的一些执法部门，已经将手中掌握的执法权当成了本单位、本部门一种经济利益的工具。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行政机关才会创造出，包括“钓鱼”在内的各种执法手段。同时还应该看到，为什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频频发生，我想这个跟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城市，交通运输市场秩序的混乱，特别是明年的上海世博会的日益临近有关系。

实际上在我国行政执法领域，经常会出现类似查处黑车、扫黄打非、清理摊贩，这样形形色色的集中整治行为。比方说前不久在重庆发生的烟民被拘留，就在公共场合吸烟被拘留五天，那么像这样的系列案件都是我们固有的运动式执法思维在作怪，把执法当成牟利的工具，我不想仅仅玷污了国家公权利的纯洁性，而且从根本上败坏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执法，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高压的态势，能够遏制违法行为，但是运动之后违法行为往往死灰复燃，这也正是当下中国行政执法的困难。最后我觉得反思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首先就必须通过积极的，这样一种健康的绩效考评机制，实现我们行政执法的纯洁化和常态化，避免法律沦为服务政治形式的工具。

第二，执法手段的合法性和执法程序的正当性缺乏思想的动因。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这样的观念弥漫于我们的行政执法过程当中，为了追求办案的实际效率，一些执法机关往往不遵循法律所预设的程序，只要能够查获违法行为，至于采取什么手段无关紧要，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当中，执法机关打击非法营运的行为，不惜采用倒钩的方式，无疑引诱他人违法，以达到这种目的。而这种办法尽管有可能查处到某些真正的违法分子，但是这种方法却为我国相关的法律所禁止，特别是2002年最高法院证据司法解释57条规定，就是以这种利诱、欺诈、胁迫、暴力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立案的依据。更为严重的是，某些钓鱼执法事件中，执法人员甚至动用暴力手段进行人身攻击，这样更加侵犯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益。所以说反思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就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介入，通过这种个案足够培养起行政机关依程序法行事这样的意识。

第三，出租车管制政策本身不当，也是造成钓鱼执法事件发生的政策原因，大量黑车的存在，与我们很多城市不恰当的出租车管理政策密不可分。比方说，2009十大宪法事例

实际上在今年的钓鱼执法事件之前，在去年3月份上海也发生了黑车事件，我记得当时我的安徽老乡，他表示外地人在上海开不上出租车，所有只能选择开黑车。由于这种强制的出租车公司，甚至是总量控制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租业的正常发展。去年在全国很多城市相继发生了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这个事件的背后也折射出出租车司机群体对我们政府出租车管制政策的不满，由于大量的从业者被阻挡在出租车行业之外，加上我们立法上对于非法营运这些不确定概念的存在，所以在我们国家交通运输执法当中就难以避免发生这种钓鱼执法的事件。所以说，反思上海钓鱼执法，就应该从保障公民出行更加便利，这样一个角度来适度的调整现行的出租车法律政策，使得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能够成为我们政府真正落实民生政策一个真正重要的行动。谢谢大家！

傅思明：

关于钓鱼执法事件在宪法上的意义，在这里我想说我的第一个点：就是今天应该有个案的纠错转向宪法实施，与人权保护层面的机制健全。虽然有人认为，在孙中界那根含血的小指头下，钓鱼执法以后可能在上海，乃至全国会不会销声匿迹，这将是我们中国法治的胜利，但是我们说这是中国现在，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悲哀。因为我们靠血的代价来推动依法治国，实现宪法目标。所以孙中界事件不是我们追问，我们国家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作为宪法规定的、确定的目标，为什么要靠血的代价来推动？为什么在推动依法治国的时候，不能少一点血的代价，而这些血的代价是不是太过于沉重，他们是不是不可避免？正是因为十指连心，孙中界自残手指的事件，换来的应该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清白，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孙中界那根小指头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将孙中界事件，作为十大宪法事例的理由。所以，我想孙中界事件，应该促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去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宪法运行的机制，以及宪法的制度安排。只能建立执法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能无辜的伤害公民，孙中界事件应该引起规范政府行为、控制国家权利，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一系列宪法与人权保护层面的机制改革，这是我想这个案例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在此我想重申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必须加强对国家权利监督与制约。当公权利失去监督和控制，必然导致权利的滥用，严重损害公民个人权益，尤其在2009十大宪法事例

基层，基层执法者作为当事人，也作为受益者，当然缺乏自我纠错的动力，甚至基层的上级也通过谎言来掩盖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需要权利的制约。在这里权利的监督和制约，是宪法实施和实行宪政的基本标志，所以孙中界这个案件，让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司法机关失望，对我们的立法机关也失望。因为法制和宪政的一个标准，法治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个堡垒，但是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这个堡垒，实际上海此前对于钓鱼执法的诉讼原告一个都没有申诉，所以看到这样的材料，公民状告钓鱼执法无一胜诉的背后，典型的表明了司法对行政的制约没有得到落实，同时作为监督一府两院的权力机关，我们也希望立法机关、权力机关有所作为，尤其在今天看来应该有针对性的，根据当前的社会现实情况，比如刚才章老师就谈到了出租车的问题、黑车的问题，对究竟什么是黑车、什么是非法运营，能够拼车等等，已经直接关系到公民出行等切身利益的法律事项，进行更为具体、更为科学、更为明确的立法和界定。

我的第三个观点，就是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也是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今天也是我们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大执政理念。在依法治国中必须体现以人为本，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所有的执法者都面临的一道新课题、新考题。我们说依法查处黑车的确是政府执法部门的职责所在，但问题是执法过程中应该体现宪法的理念——以人为本，让所有公民感受法制，接受法制，进一步维权公民权利的过程，同时也是体现执政为民的过程。我的点评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

补充：

我补充一下上海钓鱼执法的案件，我同意刚才章教授和傅教授的观点，但更进一步我想补充三点：

第一，就刚才章教授提到的出租车管制政策这方面我想进一步延伸，就是不是可以考虑，现在据我了解像北京、上海，其实有些地方黑车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有人专门要去坐这个车，而是确实有一些乘客打不上车才打黑车，因为很多乘客并不是在乎5块钱，或者是几块钱的差距，他更愿意去打正式的出租车，而是因为打不上车。所以，打不上车就意味着是不是有一种行政垄断在里面，就是政府在支持出租车经营公司的垄断经营，也就是门槛过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

2009十大宪法事例

不是有行政垄断，如果可以用宪法语言的话，我们宪法所说的社会与市场经济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待？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我曾经跟北京市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详细的聊了很长时间，我就说你们有没有权利的表达，因为他们基本上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个月给公司交4000多块钱，自己每个月大概拿2000块钱不到，这样可不可以像银川、重庆有些地方的出租车公司有表达，他说不太可能，因为在出租车公司的门口有很多的就业者、有很多准备要加入出租车司机行业的人，如果谁要说不，马上就有人接手，出租车公司根本不在乎出租车司机的供应。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研究一下出租车司机的权利表达机制，因为他们确实是很弱势。

第三，我觉得无论是房屋拆迁事件，还是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都让我们感觉到现在有一种非常让人担心的不安定因素，就是政府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都和黑恶势力在并存，我们不是说政府在助长，但是它的确实是跟黑恶势力在并存。比如说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里面，钓鱼者不仅仅从政府那里拿到他们所谓的工资，或者是薪金。另外一方面和那些黑车司机的团伙互通信息，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要钓鱼，你们就别去了，好，那些黑车司机就绕开那个时间、绕开那个地方，这样在那里又获得一些信息费，这些让人们感到一些痛心的黑恶势力的存在，我们不能说政府在助长，但是它是跟我们政府的制度和机制是并存的。我就补充这点。

熊文钊：

就钓鱼事件我想给大家另外一个思考，为什么要去抓黑车？其实刚才沈岿讲了，有很多的利益，政府和出租公司有一个同盟，实际上黑车说的很难听，其实他们有很多方便的、接送小孩上学、很多熟人社会这样的一些行为是很难区分的，而且我们根据行政许可法是不是要设定这个许可，非要搞这么严格的门槛。所以，这个如果是市场调节能够解决的，我们就不要设定行政许可，或者是中介组织能够自治解决的，我们也不要设许可，或者是我们事后监督能够解决的，我们也不要设许可，《行政许可法》规定的非常清楚，实际上这个问题实行登记制就可以了，要不要这么严格的许可，所以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我们揭示的不够，2009十大宪法事例

就上海钓鱼事件，而且社会上要合乘、要几个人一起坐，可能有利于环保，不能让一个人开车上路，美国就有这样的制度，让资源用的更节约型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还有问题是值得挖掘的。

另外，如果从正常的真正构成一个执法的话，确实钓鱼执法和它隐蔽的去取证要有一个界限问题，否则执法完全不能进行要区分，确实在做违法经营的行为，在做的时候，通过不穿制服的方式、以一个普通乘客的方式所取得的证据应该是有效的。但关键是孙中界是不愿意拉，而他装着有病人有上车引诱人家违法，他们是共同做一个违法的行为，这种执法当然是违法的。谢谢！

甘超英：

其实钓鱼执法大家可能也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是允许的，对于恐怖分子、贩毒集团是允许使用的，这是合法手段。当然对于像这种、一般的、其他的应用普通的调查一般不适用。

刚才沈岿也说到出租车的问题，现在出租车的管理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计划经济产物在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时候，又和掌权者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或者是单位的利益结合起来，所以才有出租公司。我们看，实际上在香港，或者是在其他国家也是不允许黑出租的，如果他们的公民符合一定的条件是允许干出租的，就比较自由，所以我们的黑出租就是这个的问题。因为我也坐过黑车，因为我们家附近根本就没有正式出租车，其实黑出租司机也都是熟人了，很熟悉，都是附近的，他们当然也愿意合法经营，但是没有这个机会。

莫于川：

前面听到专家的评议我很受启发，我就钓鱼执法说一句话：我觉得诱导式侦查，对一些重大案件确实很需要。为什么呢？因为犯罪嫌疑人晚一天到案，整个社会处于风险之中，所以诱惑式的侦查是有必要的。一般的案件是否有必要采取违背善良宗旨的可能就要考虑，所以我想我们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要故意去地放大人性的弱点，这是违背善良公德的，也不利于引导社会公德的发展。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前面提到很多案件，就是与民争利的问题，就是政府机关独自的与民争利，以及官商勾结起来与民争利，这是非

2009十大宪法事例

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就会尽一切办法要规避法律，真正受害的是老百姓和我们社会的发展，几个案件都涉及到这一点。

还有前面的专家提到教育的管理问题，好像给我感觉教育法方面的规定，我们行政法讲管理法的味道特别重，不是注重服务，而是注重于管理，总是和我们行政管理发生冲突，这可能要从根本上反思我们教育法体系要进行一个改造，才可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前面很多专家提到，现在已经评议的五个案件，很多都是死了人、伤了指头才引起重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加以关注的，否则的话哪怕像监管场所本来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括我们看到恐怖片，有些躲避杀戮，故意要躲到监管场所里面才安全，很多都是这样，其他有一些法治国家都是这样，而我们没有做到这点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要约束公权利，确实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感受。

董和平：

刚才大家提到钓鱼执法，涉及到国家公共安全，或者涉及到一些重大的贩毒、犯罪，可以使用这种手段，但是一般的情况下，要诱使别人违法的手段，但是我想这应该有一个界限，因为我在美国跟他们执法机关聊，就碰到一个现实的案件，美国是不允许你向14岁以下的儿童出售含酒精的饮料，但是卫生局，或者监管局的人经常会开一个车，带一个貌似已经成年的孩子，然后到餐馆门口进去去买，餐馆老板不知道，一看这个孩子就像满了14岁或者是18岁，马上售给他饮料，卫生局的人立马上去查封、吊销你的牌子，你说这是不是钓鱼执法，到底允许不允许？我没有查过相关的条例，所以我想是不是有关的专家，如果知道信息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如果不知道的话我觉得应该去查一下，我想有些东西实际上这样一种方式是允许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允许的，我们应该找一个界限，这是我们的任务。

王建学：

我想就第五场、钓鱼执法有一个信息给大家提供一下，之前董老师提到美国的事例，我之前有查过美国的判例，就是1932年有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当时美国实施禁酒令，警察乔装成旅行者，向一个人购买售威士忌，后来这个商人

2009十大宪法事例

出售给他了，警察就以贩酒的名义把他逮捕了。最后这个案子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引诱犯罪的行为都是非法的。目前我看在一些有组织化的、高智能化的刑事犯罪里面，才允许一定程度上使用引诱性犯罪，普通行政执法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管辖横琴岛澳大校区

■事件回放:

横琴岛是广东省珠海市第一大岛，全岛南北长8.6公里，东西宽约7公里，全部开发后将达106.46平方公里，是澳门现有面积的三倍。

今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与横琴岛其他区域实行隔离式管理，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实施管辖，澳门以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这意味着，横琴岛一部分将成为实施“一国两制”的新区域。同时，一旦港珠澳大桥通车，横琴岛将成为连通粤港澳三地的战略要地。甘超英：

（一国两制的新运用；租赁行政管辖权的新模式；立法机关严格遵守宪法）

首先，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意义当然有宪法上的，但意义不只这一点。首先从历史上看，葡萄牙总是想扩大自己占据的土地，但是历届、历代中国政府都没有批准，而这次澳门提出来扩大澳大校区，我们中央政府就批准了，就充分说明了回归以后，我们一国框架下的土地划分、行政区域划分的一个新鲜的事情。也就是说过去是严拒，现在是允许，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了。这是历史上的意义。

按照材料中宪法视点的提示，当然是一国两制的创新和发展。一国两制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事情，充分验证了胡锦涛主席曾经在香港回归十周年讲话的时候对一国两制政策进行了非常高的评价。现在，我们对一国两制的实施就跨界一步。这里产生一个什么问题？这时候管理，按照决定的规定，是要由澳门政府来管理的。也就是说，原来一个社会主义的地方，实行资本主义的管理，会给大家提出一个争议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哪儿？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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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个区别是不清楚的，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清楚，实行就行。因为邓小平也说，社会主义是什么，搞了几十年还没搞清楚，但是邓小平有一个做法，用排除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并没有说。从政治上的意义来讲，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对于一国两制是基本国策的具体体现。

另外租赁的管辖权是我们行政的创新，也可能对内地有借鉴意义。比如说西部大开发，总是东部城市援助西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这种形式，东部地区租赁西部一个地方，完全有东部进行管理，而不是说西部管理。其实西部有时候落后的一些因素有管理的因素，东部支援西部，是不是在这种管理上也是行政区划的模式呢，所以有管理上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借鉴的，用租赁的方式，行政区划租赁是模式很大的发展。

按照《宪法》第89条第15项的规定，国务院只有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划分，实际上这个决定让它具体的划定，然后划定权限等等，按理说不应该是国务院的事。也就是说，国务院行使这个权力，在宪法规定内这个权力是没有的。但是再往前推，它的权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宪法第67条，并没有处理行政区域划分方面的内容。但是第67条最后1款也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行使全国人大授予的职权。全国人大的职权只是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制，即使是授权也不能超越，如果是违法宪法的授权，是没有宪法依据的。或者说全国人大即使有这个权利，但是他没有去进行审议。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没有得到全国人大的授权，而自行授权给国务院。这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法治建设中，即使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应该严格依法去做。其实新校区建设，明年3月份召开人大会议，产生一个新决议去做是不是更好呢？当然从宪法来看，如果非解释，全国人大的权力那儿？要整体研究《宪法》，第31条特别行政区的制度不一样。所以其他宪法条文可以按照这一条去进行理解，给我们宪法学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实例。原来说，要整体研究、整体把握宪法，怎么把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作为宪法的十大事例，选择是正确的。李树忠：

（无法律依据的直接规定）

2009十大宪法事例

感谢有这么一个评议的机会。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管辖横琴岛澳大校区这个事例，刚才甘教授已经说了很多，但是作为十大宪法事件来看，在我的概念和理解当中，这是个大事，也不算什么大事。刚才甘教授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限问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国两制的创新和发展，是不是涉及到行政区域的变更，根据我的理解，好像还不涉及到行政区域的变更，因为是我们出租的，土地还是广东的，只不过是租给澳门用，所以不涉及到行政区域的具体变更和划分。所以，从我的认识来看，好像作为十大宪法事例，或者是事件来说，还是有点存疑。

有一个问题，宪法中规定的土地权益可以依法转让，涉及到特别行政区和大陆土地问题的时候，依据什么呢？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没有转让，只是包括出租，所以再没有寻找国内法的法律依据，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做了一个决定。

通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中央实施一国两制的决心，也可以看出中央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即一国两制的问题上，实际上越来越自信。租给你点地让你管，没什么大不了的。

进而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年5月份，来梵教授在他的家乡召开了一个宪法学范畴的会议。在那里，我看到到处打着大横幅，说要建设海西经济区什么的。全国人大有一些介绍，说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将来把来梵的家乡交给台湾人管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虽然不管是在台湾，还是来梵的家乡，都是福建人占多数，但我觉得让台湾去管理，可能比让来梵家乡的人管理更好一些。所以这也是一种模式。

现在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特区都是被惯着、宠着的，他们提出什么问题，中央都非常重视。所以这次没有非常轻率的由国务院来解决这个事情，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决定。我在想，特区一方面享受着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又在“骂”中央政府，他们是很自由的，也是很幸福的。

有一个问题，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的领土，除过去依法属于个人所有的以外，基本上都归国家所有。澳门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澳门政府管理。这里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现在是中央把珠海的一块地方租给澳门，那将来中央有没有权限把香港或者是澳门的土地拿过来呢？现在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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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这样的权利？现在特区得到实惠，所以可以执行。那将来对他们不利时，是否能顺利执行呢？这是我的一些思考。所以这个事件实际上是比较难评议的。莫于川：

大家知道，在澳门这一次的变动之前，在香港海关用地的问题上，此前已经低调的做出了一些变动。这次澳门涉及到校园用地，香港那个是海关用地，不管是什么用地，最终的结果都是一个区域按照资本主义管理方式来进行管理，在曾经是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区域当中有了一块区域。有一种理由，就有多种理由，当然理由是越来越多的；有一平方公里做了这个变动，还会不会有二、三、四、五及更多的平方公里？在社会主义的领域中还可以再增加一块区域实行资本主义，至少是一个正常的运作，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补充： 甘超英：

刚才李（树忠）教授说，有关授权澳门这个问题，和一国两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义，因为管辖权的转移，实际上意味着法律体系的改变。在我们国家出租的土地上，或者是转让的土地上，如经济开发区，外商、港澳的人到这儿来是服从内地的法律，但是到他们管辖的那个地方，完全是服从澳门的法律„„是不是当地没有人，就是一块空地？不管怎么样，如果就算是一块空地，去那里旅游发生纠纷，也是要按照那边（澳门）的法律，而且现在进到那儿都不大可能，都得办通行证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区分。因为前面谈的比较多了。教授A：

第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管辖澳门管辖横琴岛澳大校区，这个事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扩大了基本法的适用范围。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一点的话说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教授B：

另外第六个、横琴岛的事件，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太注重国家，而忽视地方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报道都在强调国务院、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没有报道广东和珠海市的市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直接意义上来讲应该是珠海和澳门之间的事情，和全国人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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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如果关注国外的自治法的话，地方团体之间的合作、区域变更都是以地方为主导的，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七、广电总局大规模关闭视听网站事件

■事件回放:

广电总局今年持续清理整顿了包括BT网站在内的无视听许可证的非法视听节目网站，目前，已关闭BT网站530多家。

广电总局相关规定指出，将持续清理非法视听节目服务网站。只要被关停网站不解决侵权盗版、传播低俗色情节目等问题，就不可能获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而2009年12月20日前仍未获得该许可证的网站，将被作为无证网站关闭或禁止提供视听节目。刘素华：

我看了这个案例，首先我觉得咱们这个材料上谈的，比如说宪法权利方面的表达自由，财产权，还有文化自由权利，除了这些权利，可能还涉及执行权和监督权，还有关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还有行政机关在行使职能是否存在权利滥用问题。

我先说第一方面，基本权利方面。目前从我们国家来看，我国网上视听资料50%以上都是由公民自己制作然后放到网上播放的，公民自由制作的这些视听材料，可以说是对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反映，是公民表达自由和思想自由最直接的体现。在表达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过程中，实上是在向社会传递各种信息，同时也是行使公民对社会事务的一些监督权利。在行使监督权利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也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最主要的渠道。所以，我觉得网上的视听资料简单的关闭，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规制问题，还涉及到对公民的多项权利的侵犯，或者说保护不到位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互联网的管理目前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管理部门是比较多的，除了我们现在谈到的广电部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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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部，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像中宣部、文化部、法制办、工商局，还有公安部门，包括国家安保部门，这些部门都在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可以说职责不是很清，在具体问题的处置方面，意见、分歧也是比较大的。这就给互联网的管理带来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对视听网站采取简单的一刀切的做法，我觉得让我对我们国家整个互联网的管理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互联网不是一国问题，它有开放性，以及全球性，它是和国际社会联在一起的，很多网络问题涉及到政治问题，所以在网络上自由表达是公民表达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涉及到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问题。这是第一个关于权利方面的问题。

第二，我觉得是关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在会议材料里可以看到广电总局和原信息产业部的规定，这个规定很明显是部门规章，是属于位阶比较低的法律。从行政许可角度来看，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6条已经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在行政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地方性法规可以在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内，以及规章可以在上为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做出界定。我们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关于互联网的许可问题，第2条，本条例所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第4条、第7条、第10条、第11条，互联网管理条例还涉及到关于审批许可。第4条还规定，在互联网上如果要经营文化方面的内容，要得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部门的行政审批，获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才可以，网络经营文化许可证和刚刚材料上提到的两个部门，广电总局和原信息产业部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中的许可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有一个冲突的问题。

再从职权的划分方面看，对于互联网的监管，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国家最多是16个部门监管互联网。在监管过程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划分也是不一样的。广电部有对网上视频资料监管的职责；而原信息产业部是没有的，原信息产业部的职责主要是对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的互联互通，网络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标准进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家联合发出这么一个通知，两部门的规章，实际上和互联网管理条例也是产生冲突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作为原信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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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他没有这个职责，这就涉及到一个越权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案件涉及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根据互联网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取得网络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如果公民的申请没有得到许可，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要书面向申请者说明情况。但是就本案来说，广电总局就一刀切把这些网站都给关了，是否走了这个程序、就是向相关的企业经营者说明关闭的理由？因为在这个材料里面没有反映出来。我就谈这几点看法，谢谢大家！

莫于川：

谢谢素华教授从多个角度对这个事件做出了分析。我们大家知道广电部是经常引起争议的一个行政管理机关，过去曾经规定18岁以下、不满18的男男女女，不能参加快男、超女比赛也是引起争论；后来他们的人教司招录公务员，创了录用与报考1：4200的记录，也经常引起争论。我们现在又来点评他的事件。我们的专家组在会议材料中提出的宪法视角是是否侵犯表达自由、财产权、文化活动，以及是否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而刚才素华教授的点评还超出了这个规定，做了非常好的分析，非常好。下面请立斌教授做评论。

谢立斌：

我说几点：

第一，在宪法之内，我会考察一下程序和实体问题。在实体部分我会看一下基本权利规范和客观宪法规范是怎样的情况。在宪法之外，还有一个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其实刚才刘老师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可以说从程序上来看的话，基本权利上有非常多的功能，我们最了解的是法院部门，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要求，即国家机关的程序必须要有利于基本权益的保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大规模关闭网站不可能充分的收集、证明每一个网站侵犯版权播放视听节目的证据，也就是11月12号关闭111家，12月10号关闭了530多家，如果说对每一个网站都分别的收集证据，我们基本上认为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有非常大的程序不公正的嫌疑，这是从程序的角度我得出这么一个初步的结论。

2009十大宪法事例

从实体来看的话，刚才刘老师也谈到，有一些基本权利条款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第一个是言论自由，因为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些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的途径。关闭网站当然就会对言论自由有比较大的影响。即使就色情言论而言，或者是低俗的视听节目，也是一种言论，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应该说是比较宽泛的，特别是国家应该对这个节目有没有价值、对它的价值进行区分。

第二个相关的基本权利，我认为是信息自由，或者是获取信息的自由，这个自由我认为其实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因为公民要有自己的言论，要形成自己的意见、观点，之前需要获取信息，如果说不能够获取信息，那么言论自由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言论。关闭网站对于网民来说，是少了一个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结合这一事例，有可能政府替你做主了，这些低俗的内容你别看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当由公民自己来决定、鉴别这些信息是好还是坏。

第三，跟财产权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建设网站都是需要花钱的。还有一点是文化活动自由，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归为文化活动自由，所以涉及到这些基本权益，关闭这些网站当然就干预到这些基本权益，但是干预不等于侵犯，看它有没有正当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如果说你的理由非常充分，比如说对色情节目的确是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对色情做出了严格的界定，基本上你关闭它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它是符合比例原则的。但是你大规模关闭网站，从程度分析来看的话，你要收集到更多的证据，你要对每个网站进行区分，但这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是侵犯了基本权利。

除了基本权利条款以外，我认为法治国家条款对此也有一些关系。根据我国《宪法》“法治国家”条款——第5条第1款，作为一个客观法律规范，不再是一个基本权利规范，其实背后一个理念就是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就是依法原则，即法律优先、法律保留，这一点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对于许可、备案等等，特别是干涉到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许可、备案等等，要求由法律做出规定。现在甚至由连规章都不算的通知来做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可以在这一点有很大的疑问。

另外，从法律至上，或者是从法治国家来推导的话，法治国家意味着依法治国，就是把法放到非常高的地位，我们把法律作为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不管是对国家机关，还是对老百姓，法律有一个特点，即原则上只对法律颁布以后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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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效，这么一来即使我假定你制定的这些规定是合理的，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管理规定出台生效以后，只能对新的网站，或者是这些网站提供的新的服务进行约束，对之前的网站原则上没有追诉力，除非有重大的公共利益。

以上是宪法之内的一些思考。

宪法之外呢，以色情为由关闭网站，其实多多少少跟道德有一定的关系，广电总局的行为的潜台词就是关闭色情网站不违法，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但他之所以这样做，背后肯定有一个潜台词，即这样做是不违反宪法的。这种对宪法的解释实际上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宪法解释。这种宪法解释构成了宪法的道德化，就是把他自己的道德加到宪法里面去，对宪法的条文进行一个道德化的解释。但是价值多元的今天，人们的道德观念都不同，比如他认为是低俗的，而我认为是很正常的，或许国家会说这个人道德败坏，但的确社会上道德观念各种各样、价值观不同，政府不能把你的价值观、道德观强加到大众的头上。另外一个方面，这种宪法解释好像是标榜公权力的，就是说这些东西非常低俗，色情非常低俗，通过批判色情、批判低俗的事情就凸显出自己非常高尚。但是国家、社会二元分立，对于道德问题应该由社会来评判，国家不应该干预。这是我的评议，谢谢各位！

八、先育后婚考公务员遭拒录事件

——就职的平等保护（先育后婚是否违反计划生育义务，是不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不予录取为公务员理由）

王锴：

（计划生育与婚姻的关系；救济途径）

这个案子，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下：一个是关于拒录王莹的理由成不成立，第二是她如何来救济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这个案子里面拒录王莹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她违反了计划生育的义务。当然关于公务员的录用条件，规定主要是在《公务员法》的第11条和24条。第11条规定录用的积极条件，就是应当符合哪些标准才能录用，33

2009十大宪法事例

第24条是规定了消极条件，即违反了哪些标准不能录用。本案以王莹违反计划生育义务为理由不录用，只能是适用第11条的第7项，就是认为王莹不具备录用的其他条件。但是这里面问题是，王莹有没有违反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计划生育的义务，这就涉及到对计划生育义务的理解问题。计划生育义务是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主要是讲男女公民在生育后代的速度和数量上应当有所克制，一般来讲公民与另外一个特定的异性公民只能生育成活的子女一次，但是计划生育义务跟结婚与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公民在结婚之前就没有计划生育义务。即使公民婚前生育仍然要承担计划生育义务。所以，这个案子把计划生育义务和结婚与否相联系，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同时，按照《婚姻法》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权利的。所以，我认为王莹在婚前与另外一个特定的异性公民生育一次，并没有违背计划生育。当然能不能以王莹未婚生育不符合一般的道德观，也就是认为她违反了公务员法第11条第4项，因为公务员第11条第4项规定录用公务员应当有良好的品行，能不能以这个条件作为拒录她的理由呢？我认为用公民的品行是否良好来作为限制公民服公职的权利的理由，必须要符合比例原则，也就是妥当性、必要性、均衡性都要具备。首先，从妥当性来讲，这个品行必须是有助于公民服公职的品行，而不是任何的品行，也就是说只有认为公民不具备这个品行就没办法从事公务员的工作，以此来限制她他当公务员的权利才是妥当的。从其他国家的规定来看，一般对公民服公职的品行，主要是限制在像忠诚、诚实、公正。王莹未婚生育这个是否足以影响她其后从事公务员工作，我认为这个是不成立的，对比一下美国克林顿的案子。所以我认为对王莹不予录用的理由是不成立。

第二个是她怎么救济，首先就是她能不能起诉，当然这个问题因为以往涉及到一个行政法里面所谓的特别权利关系的问题。但是从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的削减，以及03年曾经存在过张先柱的先例来看，如果涉及到公务员身份的基础关系，是应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况且王莹在这个案子里面还不是公务员，所以也谈不上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里规定的内部行政行为。第二是她起诉谁，我觉得她起诉徐州市泉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肯定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她能不能起诉铜山县委组织部。这个问题，当然法院适用的时候还是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就是铜山县委是一个党

2009十大宪法事例 的组织，不是行政机关，所以不能对他提起诉讼，但是我觉得如果以此来拒绝受理的话理由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按照《公务员法》第22条的规定，对地方公务员的录用职权的确是在省一级的公务员的主管机关，而省一级的公务员主管机关，公务员法规定一个是组织部门，一个是人事部门。所以，组织部门是通过公务员法的授权获得了在录用公务员的过程中这种决定的权利，但是不能允许对他提起诉讼，我觉得对公民的宪法上所享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限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剥夺。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我觉得像05年《公务员法》已经把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纳入了公务员队伍，也就是说像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既然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必然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当然在行政法的解释上怎么处理我有一个思路，但不知道对不对，即是不是可以按照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样一条来处理，就是把党委组织部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作为行政诉讼里面的被告。这是我的评论，谢谢大家！

莫于川：

谢谢王锴教授做了很好的分析，他是以人为本，所以更多的把重点放在权利的救济方面。在焦教授发言的时候，我想提供王锴教授考虑一下，你在发言中提到了两句话：王莹本人和另外一个异性生育一次，还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是吗？其实不一定的，因为说不定她没有和哪个异性一块生育，而可能是克隆人、单性繁殖呢？王锴教授还说，未婚先育不一定影响工作效率，其实影不影响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正面影响，即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负面影响；三是真正不影响。是否影响，这个结论没有论证。下面请焦洪昌教授来评议。

焦洪昌：

谢谢莫教授。

刚才王锴教授做了一个发言，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这里面谈一下我看这个问题的一个视角：这个事例里面主要的宪法问题点在什么地方？

第一，刚才莫教授提示了，是我们就职、就业的平等保护的问题。我们在企业里面，包括我们担任国家公职的时候，我们的权利怎么样得到保护。所以这个问题的宪法点是在，我们在录用公务员的时候，什么样的人可以录用。刚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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锴提到了《公务员法》的第11条，这里面谈到四方面的，积极条件其中有一个是品行良好，而24条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是犯罪受过处罚，一个是被开除公职的，这两个都不符合，还有一个就是法律法规定不能录用公务员的其他情形。我觉得在这里，组织部门之所以在政审的时候给她pass掉了，我的理解主要是品行是不是良好。可能认为她未婚先育好像就是品行不良好。后来我查了一下，未婚先育不一定是品行不良好，因为我看毛主席当时和江青结婚的时候，他跟贺子珍还没离婚呢，中央都同意他结婚了。他是国家主席，当然不存在品行不良好的问题。王莹和她先生是举行了一个民间婚礼的，不应该涉及到品行是否良好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孩子是她和别人的怎么办？因为这里面也提到，2008年她刚办了婚礼，她丈夫长期在外出差，长期在外出差就有孩子了，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是否涉及到她的品行不良好呢？我觉得就担任一个检察院的检察官来说，这个未必构成品行的不良好，所以把这样一个应该属于个人私生活的问题、隐私的问题，和个人的婚姻自由的问题作为一个品行道德问题来判断，本身是对她构成了一个歧视。

第二，现在由组织部来做出判断，因为她面试、笔试，还有体检都过了，然后组织部有一个政审。我觉得中国的政审制度，因为在报考的时候没有提出任何其他这方面的限制，组织部门等于是暗箱来操作，就说她不行，刚才王锴也提出来，怎么来给她救济。我觉得如果不能纳入行政诉讼的话，一般能进行到这一部的应该都是党员，是不是应该通过党内的申诉来解决。这是我的一个指导思想，因为莫老师管行政诉讼法，你们也管修改，我的建议是可不可以把党组织的行为，包括在录人的时候的行为应该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里来。

我提一个建议，像欧盟在12个领域都提出了反就业的歧视，包括婚姻及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中国体制里面，特别在就业里面歧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有人说“肖邦再牛也弹不出我的悲伤”，欧盟可能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宪法的角度呼吁平等保护的问题。莫继宏：

第八个，就是先育后婚的事例，我们的分析和宪法靠的不是那么特别紧，从制度、原理上到底怎么样给一个合理的分析，夫妻双方有计划生育的义务，没有说一方的义务，在宪法义务之外，国家机关能不能再制定一种义务，这就涉及到宪法的效力，还有宪法义务之外的其他的法律义务与宪法义务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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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政审门”

——国家利益与公民“态度自由” ■事件回放:

河北省考生扈佳佳2009年高考后报考了军校。在政审阶段，扈佳佳于6月15日到仇庄乡派出所为《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防生政治考核表》盖章，遭到拒绝，理由是其父母2007年因宅基地纠纷与邻居斗殴，被治安拘留过15天，不符合政审要求。但派出所相关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先是表示确是因其父母的原因导致她政审不合格，后又更正，称派出所一直没有接到报考军校政审的相关文件，所以没法审核。因此错过了体检和面试的扈佳佳没上成军校，不得不痛苦地作出复读决定。扈佳佳的遭遇在河北并非首例，邢台市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

这是“政审门”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评审委员会给出了一些宪法视点，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权，以及其他必要性的标准等等，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事件让我们经常很容易就联想到我们过去多年的传统——政审，过去出身成份比较高的人是受到大大的影响，那是一个传统，现在这样的事情摆在面前，我们怎么认识它呢？有请两位评论人，我想按照这个顺序，年轻教授首先发言，我们资深教授在后面发言，我们有请强强教授先来评议。

杜强强：

谢谢莫老师给我的鼓励，我讲的不对地方也请刘老师多多把关和指正。关于这个事例涉及到一个规范性的文件，也就是2001年教育部、公安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的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治条件的规定》，这个规定罗列了一些情形，如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录取和接收，这个案件涉及到这个规定的第10项，是这么规定的，直系亲属、关系密切旁系亲属，或其他直接抚养者中，被判刑或受过组织处理，而本人不能正确对待的。关于这个事件和规范性的文件，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我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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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这个规定中“本人不能正确对待”的含义。我认为所谓正确对待，就是承认组织的处理为正确，这个规范性文件讲的不能正确对待，也就是他对组织的正确处理有意见，这样理解从长期来讲都是批评性的意见。这种批评性的意见，我觉得应该落入我国宪法第41条保护的范围之内。因此，我认为这个事件不仅仅涉及受教育权，也涉及宪法第41条保护的批评权、建议权和检举权。

第二，报考军校，从性质上讲是不同于考入普通的学校的，考入军校就成为军人的一员，因此考入军校从实际层面来讲，就等于国家为其提供了一个军事岗位，因此我觉得这个事件的一个方面是国家能否以提供一个军事上的军职为条件要求当事人放弃接受宪法第41条保护的宪法权利、批评权利。关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参考189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观点，他曾经在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官的时候有这么一句判词，说上诉人有谈论政治的权利，但没有权利成为一名警察。如果我们适用这个逻辑的话，在本事例中是否可以这么说呢——当事人有权利不能正确对待，但他没有权利成为一名军人。在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起，已经放弃了这种特权和权利的二分法，而是要在政府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进行平衡。政府有权寻求某种合法的目的，这是政府的利益之所在，但是政府合法利益的追求，不能过分压制当事人的宪法权利。政府不能因为提供一个工作的岗位，而买断当事人的宪法权利。

因此，如果适用这样的逻辑的话，在本案中，政府的利益是非常正当的，军人必须忠诚于国家和人民，这个利益是非常正当的。但是政府选择的行政手段是否涵盖过宽，对人民的权利干涉过大而不适当呢？谈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到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很多所谓忠诚宣誓案，当然我知道这个联系是非常不适当的，这里的忠诚和美国的所谓忠诚宣誓案是不能类比的，但是我不能不去联想。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判过一个案例，当时阿肯色的一个法律规定，每个公立学校的大学教师必须每年向学校当局汇报他参加的组织，如果不报告就解雇你，当时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在一所学校工作了25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妄图颠覆政府的社会组织，但是他拒绝报告，因此被解雇了。一审败诉以后，联邦法院是这么判的，说即使政府的目的合法，而且正当，但当有达到此目的更好的方式时，政府不能选择过度扼杀个人自由的手段。我想这个是否适用于我们国家，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那么请刘老师多多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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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林：

感谢莫主任，也感谢强强教授给我的启发，我很同意强强教授的分析思路，我想下面讲几个这样的观点：

从这个案例本身来讲，我觉得它是非常典型的宪法问题，之所以典型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所谓政审的问题。过去它曾经是我们很必要的一个手段，但是我们在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过度配置资源的中又带来了新的事情，这种制度的存和废，我觉得是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我理解当你获得公共资源，或者是公共职位的时候附加的一个公共条件，这是一个，这个事情值得我们讨论。

第二，军队院校招生，其实跟一般的受教育权是不一样的，所以会议材料里所提出的几个宪法视点，我觉得没有充分反映这个案件的特质。我理解，因为军队院校招生首先是取得一种军人的资格，必须是军人，是以军人为前提的，所以仅仅关注获得教育权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当然这里面作为一个宪法问题，我们就想到服兵役的义务和受教育权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深入的思考。

第三，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还涉及到我们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比如说军事机关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一个理由，即我没有为军校进行资格审查的任务或资格，或者法院审查说他没有义务，也就是说派出所、公安局没有这个法律义务。这涉及到，法院、公安机关、政府在我们国家其关系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宪法主要规定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在宪法里面缺少人大以外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同级机关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在这个案件中充分曝露出来了。

最后，关于政审是不是合法的，过去曾经是合理的，也许过去也是合法的，但是作为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一个惯性。叫政审也好，什么也好，既然这个资格审查有必要的话，如果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还这样做，如果有存在的合理性，我想可能我们国家对它应当配置一些条件。因此，我们还没有建成法治国家之前，在迈向法治国家的建成中，像西方国家的那种理念可能未必符合中国的情况，所以我的想法是尽量把它当成一个惯例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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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于川：

在强强教授和茂林教授的评议中都提到了态度问题，就是你不能提出异议，自己的亲属遇到难题的时候你只能选择服从、忍受，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军人，否则你就修炼不好，所以敢于提意见的人就不选择。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否给他提供一个救济的机会，否则的话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

补充：

政审的合理性问题，刘教授最后提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政审，如果是服兵役的话我想很多国家，甚至每个国家都有政审，刚才他在说的时候我就想一个极端例子，美国军队会不会招收本拉登的儿子参加美军，即美国军队能不能够拒绝他参加美军呢？ 莫于川：

我听说是准备招收的，招收他到前面做人体盾牌。甘超英：

即使必须要招收，也很可能被暗杀，或者是被打黑枪，一个军队的忠诚战斗的成败是很关键。我就觉得对政审应该这么看，不能够绝对的说否定这个政审。谢立斌：

我想对考军校没有通过政审是否侵犯受教育权，与其说侵犯受教育权，还不如说受劳动权，因为上军校肯定以后会有工作，军校和其他学校比起来就业肯定没有问题，上大学就是解决一个就业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国外也有相应的立法，就是把职业培训也算到里面，大学的教育属于职业培训，当然并不是中国意义上的高等院校等等，上大学当然是一种教育，但更大程度是为你以后从事某一种职业做一种准备，说到这儿更多可能是侵犯劳动权。

刘素华：

我最后对“政审门”案件谈一点看法，刚才提到强调权利问题，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其实可以考虑义务和权利，刘老师刚才讲服兵役的义务，实际上让他们承担这个义务，他没承担这个义务的时候，受教育权和后来谢老师讲的就业权和劳动权也丧失了，好多行为涉及到权利和义务的一体化，其实我觉得政审是一个特殊的，是和政治挂钩的东西，也和公民的名誉权或者是荣誉权有关系的。

2009十大宪法事例 十、四川乐山村民投票剥夺轮换工农民身份事件

——民主决策与少数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 ■事件回放:

王洪全曾是四川省乐山市机砖厂的工人，1993年响应国家“退养换工”号召，与女儿调换身份，女儿进厂，他则将户口迁回加华村当起农民，1998年，他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但当2003年全村分享征地拆迁补偿时，村民认为“哪有拿退休金的农民”，遂通过民主投票剥夺了他的村民资格，使他无权得到征地补偿。为了要回被剥夺的身份，王洪全提起诉讼。历经先赢后输的两审判决，该省检察院提起抗诉后，案件又被该省高级法院发回重审。2009年10月23日，该案在乐山市中级法院重新开庭，尚未判决。

这个案情很清楚，我们评审专家委员会给出的一个宪法视点，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是多数人的暴政吗？还是合法之举？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民主的一个认识问题，在当代民主怎样才算是符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可能这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下面请建学博士后首先进行评论。

王建学：

谢谢莫老师，谢谢各位在座的老师。

我就按照我们材料里面所说的思路，谈一点自己的看法。王洪全这个案件，实际上在现在的农村是非常普遍的，除了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轮换工之外，比如说农村出来的在外求学的学生，以及出嫁女等之类的案件很多，我自己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案件，因为我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这类案件非常的多，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引起注意，现在通过媒体的报道，这个案件实际上被提升到一个宪法问题的高度，实际上背后隐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问题，就是多数民主和少数人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

当我们谈到民主的时候，往往传统民主要求多数决的原则，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包括我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提到这个原则。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即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的对象、决定的事务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不应该

2009十大宪法事例

涉及私人事务，或者说涉及到个人权利的问题。个人权利，实际上不应该直接拿到投票程序中，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所以说在我个人看来，在这个案件里面，村民们是不应该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决王洪全有没有农民的身份和参加补偿款的分配。这样的事例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上升到宪法的层面也很有代表性，比如说三峡工程，全国人大通过一个民主表决的方式，当然背后是不是真正体现民主我们暂且不说，即使它表面上是一个民主的方式，那有没有资格来使三峡附近那么多的居民来拆迁，是不是有这样的正当性，实际上是存在疑问的。所以，我认为一个基本的结论，其实就是民主应该仅仅局限公共事务的决定，而不应该涉及到个人的私事、个人的偏好，以及个人的权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都会成为民主投票的少数派，所以一定要对少数人的权利提供上宪法应该有的保障。

如何来保障个人的权利，面临多数民主剥夺这样一个风险，我觉得有两个思路，这两个思路实际上在这个案件中都体现出来：

第一，是通过设计一个更加理性、合理的程序，来通过事前，或者是事中的方式来尽可能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比如我们在这个案件中看到，实际上参与投票的每一个人都对最终的决定都有利害关系，因为如果他们剥夺了王洪全补偿款的分配权的话，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多拿一点补偿款，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实际上每个人都没有资格去投票。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主程序，村民自治的过程是有缺陷的，提供一个比较，我们可以去看清末时候的地方自治章程，它也有关于民主投票的程序设置，其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设置呢？我提出来大家可以思考，就是清末的时候自治章程中规定，如果参与投票的这些议员对于投票的事情有利害关系应该要回避，如果超过一半的议员有利害关系，事件应该交给其他平等县的议会来议决，或者是更高的议会来议决。我想这样一个程序显然是更为理性的程序，这是一个事前、或者是事中的思路。

事后的思路，我们知道公共事务实际上和私人事务是很难分的开，在很多情况下民主权利剥夺个人的权利是不可避免的，事后必然要有一个救济程序。这个救济程序就是通过一个中立的、司法的裁决过程来对个人权利提供保障。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之下，王洪全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这个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那么他提起民事诉讼，在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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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一个民事诉讼的解释之前，实际上法院也不能受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现在程序的设计都有缺陷。所以，我想关于本案中涉及的村民自治的过程还是需要很多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空间。这是我的一点看法。谢谢！高秦伟：

谢谢莫教授，也谢谢人大法学院和宪政中心，我好像是第三次参加宪法十大事例的评选活动了，我觉得每一次都在进步，包括最后的评议程序，包括这次的PPT里面一些具体的提法，都越来越规范。但是有一点要说，因为我们是从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而好多的案例、这十大案例的名字都是从媒体报道中援引来的，比如说“躲猫猫”，以后在提法上能不能再尽量学术一些、规范一些，当然媒体的提法听起来很直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接下来谈一下对于这个事例的一点看法，我同意建学博士后的一个基本观点，因为他谈的也比较全面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再一个，我也想了一下为什么安排我做这个评议，我以前好像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叫《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我觉得是不是人大这边安排的时候，有这样的考虑。

所以我的说法大概是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民主是在信任之间展开的，即通过多数决，但是它也存在不信任的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对民主要有警惕性，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当然刚才建学博士后也讲了事中、事后的救济角度。事实上咱们的法律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可能值得我们相关部门再深入的去思考。一个思考是，因为第一次是提起的是行政诉讼的案件，是以镇政府为被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但是法院认为嘉农镇没有实施相关的行政行为，认为是行政指导——这是莫老师的研究领域——我觉得不一定。然后又认真看了一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61条里面，对于乡镇政府的权利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即第3项的规定，就是要保护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我觉得镇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权力，这可能公共利益是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这时候应该是政府要有所作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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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意思，我们给的材料里第10条说了一下，我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第2款也有限制，关于公民在投票的时候大概有哪些限制，可以就哪些事项进行投票，刚才建学博士后也说了一个基本的规则，我们的组织法里面做出的限定是这样的，我大概说一下，第20条第2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现实的法律是有这方面的规定。这是一个问题。

我最后大概的一个结语：刚才好像是莫纪宏老师讲的，我们要靠自己，不能靠政府，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领域里面我们要靠自己，不能靠政府，但是政府也不能不作为。好，谢谢大家。

补充：

刚才最后一个事件，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国权和私权的一个关系问题，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实际上改革开放有一个制度的衔接问题，实际上是没衔接好造成的这种情况。因为按照他的法律身份还是有农民，但是按照他实际身份其实是一名工人。各位也清楚，如果按照实际身份的话，村民，即使投票，对他的决定是不是公正的？因为从实际来说他就是工人，只不过我们制度衔接中，那个厂子没有把他的身份按照制度要求，而现在人的身份无所谓了，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否定村民的投票，他肯定要比别的村民占更多的便宜，他侵犯的是更多人的利益，这更多人否决的是他一人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又不影响他本身的生活等等，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实际身份和法律身份到底怎么去看的问题。我就说这一点。

李树忠：

最后一个事件，我有一个理解，类似这样的事件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对于民主的一个误读和误解的问题。哪些事情适用于多数决选择？我觉得这个事件无论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还是这个事件的本身，都不适合用多数决的规定，我觉得这是对民主的滥用，就是一种误解。就跟去年的酒仙桥拆迁事件一样，政府说要拆迁，结果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拆，最后政府说你们投

2009十大宪法事例

票吧，大多数人同意我们就拆，最后大多数人做出决定搬就搬，这样的财产权能适于民主投票吗，就是这个场合和这个决定是不适合民主规则的，我觉得这个案件同样也不适合民主规则，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对民主的一种误解或者是误读。

现在是这样一个人的状况，咱们给你一个制度，所有的村民，即使都是村民，咱们给你设计一个制度你可以去投票，把某些人剔出去，照样可以把你剔出去，因为有自治，最后投来投去就剩咱们俩了，咱俩把所有的地都占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场合，实际上我的理解不适合于民主，在什么情况下适合、什么情况下不适合还是需要正确的思考。莫于川：

我理解树忠教授的说法，就是咱们现在北京不是交通限行吗，现在一周限行一天，他们小范围试点投票，得出的结果是最好一周限行8天，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甘超英：

我还是接着树忠的说，我同意这个是不适合民主，有关部门和政府机关是规避自己责任的做法。但是行政机关、管理机关本身也有难处，比如说镇政府，他依据哪个法律来确定呢，确定他有权分得补偿款，其他村民不高兴肯定要上访，说他不能获得也没有法律，还是我刚才说的问题，就没有一个法律依据，最后这个问题又必须得解决，最后这个问题总得解决，所以只好让村民投票，让他们自己作主，没办法，当然这是一个问题。刘茂林：

刚才说的村民委员会、第十个案件，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宪法里面，确实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村民资格，在法律上对村民资格是没有严格界定的，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所以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可能要找一个法律解决现实存在的纠纷，我觉得这个事例最大的现实意义，法律建设方面要尽快把村民资格做一个界定。因为是换工，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你作为集体的一员，资格不仅仅是固定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固定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土地相关性的，集体所有的土地是集体的成员，如果不是集体的成员，户籍放在这个地方仍然不具备村民的资格，在这个事件中王洪全的女儿过去在这个村是村民的一员，应该有承包权和经营权，当她退出去以后，她父亲如果留在这个地方，即

2009十大宪法事例

便享受国家的劳保政策和待遇，父女的关系从继承上讲可能拥有用地无偿的政策，所以这不是太简单的问题。莫纪宏：

像第十个案例中，茂林刚才说的，在这个问题中，村民委员会，每一个村民通过民主的形式决定了这个事项，到底对权利事项能不能决定，我们要说基本权利不是他们决定的，是宪法和法律决定的，对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共同利益能不能决定，刚才茂林也讲了，这里面涉不涉及到王洪全呢，为什么土地要有补偿款的，补偿的目的是什么，王洪全得不到这个补偿会不会影响他的基本权利呢？ 范进学：

刘老师刚才说民主决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民主选举，但是非基本权利凡是牵涉到利益的，一般的法律权利都是可以采取民主决的方式。

2009十大事例清单及总结

2009宪法十大事例

第十大事件，四川乐山村民投票剥夺轮换工农民身份事件。第九大事件，“政审门”。

第八大事件，先育后婚考公务员遭录事件。第七大事件，广电总局大规模关闭视听网站事件。

第六大事件，全国人民常委会授权澳门管辖横琴岛澳大校区。第五大事件，上海“钓鱼”执法案件。第四大事件，山西煤矿整合事件。

第三大事件，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造假未被大学录取事件。第二大事件，“躲猫猫”事件。这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第一大事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成都自焚抗拆事件。

林来梵：（总结）

2009十大宪法事例

我讲两点：案件遴选，觉得跟刚才部分学者提出来的一样，有些案件作为十大案件的重点还是值得斟酌的，老莫刚才讲的是第八场，我倒觉得第三场、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造假未被录取事件，是否能够作为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我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还有一些案件，是不适宜作为十大宪法事例的，因为它属于未决案件，还在司法过程中，我们不能影响司法的评议、司法判决。我觉得有些案件没有入选感到比较遗憾，这也是民主投票本身的局限性引起的，比如说新疆案件，是很典型的、很重点的宪法案件。除了那个自焚案件——他不是拆迁，是拆除——其实中国今年标志性的案件是一系列的强制拆迁恶性案件，这个没有入选感到很遗憾，以后真的要注意，不断要完善评选机制，包括评选标准。

今年的案件当中可以看到，特别是前面的案件，有一个共通的事情，就是假、造假，从“躲猫猫”案件开始，第三个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造假，其实涉及到公职人员造假，上海钓鱼执法也是一种造假。今年的案件，中国政府公权利担当者说假话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从前几年的“虎照门”开始，我们发现人民公仆在说假话，这个应该是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法律问题。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就公共事务说假话应该怎么办？迄今为止公务人员说粗话，也是今年的案件，镇党委书记跟老太太说，你要跳楼不到到一楼去跳，要到五楼去，这个说粗话、横暴、暴横的话的公务人员怎么处理，我觉得应该引起注意，按照国外的法治国家的做法，肯定是要被罢免的，或者是被开除，因为他失去了人民对他的信任。

第五篇：中国十大行政法案例

中国十大行政法案例

一、深圳贤成大厦案

【基本案情】

1988年12月，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与深圳上海时装公司、深圳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深圳开隆投资开发公司、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四家公司）四家中方国有企业签订了《合作经营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中方四家公司）以12581．8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为投资，乙方（泰国两合公司）以补偿土地使用费1500万元及负责建房全部资金为投资，合作兴建贤成大厦；大厦建成后，甲方无偿分得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房产（如果地面总建筑面积不足12万平方米时，甲方的利益分配要适当减少，其余房产归乙方所有）；合作期限以建成大厦为期，初步确定为5年，如大厦建成期限提前或推后，合作期限也相应提前或推后等。1989年3月2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经复（1989）180号文批准该合作合同。尔后，贤成大厦公司在市工商局注册登记，领取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照有效期限自1989年4月13日至1994年4月13日。1990年10月23日，合作双方又签订了《合作经营“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书》。合同约定：贤成大厦建设规模为10万平方米左右，由于大厦面积减少，甲方同意将原合同规定的无偿分得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改为11000平方米；合作公司合作经营期限为5年；大厦计划于1995年底前竣工；原合同与本合同不一致的条款，以本补充合同为准，本补充合同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1990年11月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外复（1990）875号文批复同意该补充合同。1990年12月15日，贤成大厦公司办理了使用深圳市深南东路地号为H116—1地块的深房地字第0034401号《房地产证》。该《房地产证》注明权利人是“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

1991年11月29日，贤成大厦正式破土动工。贤成大厦之名取自泰国贤成两合公司董事长吴贤成的名字，项目建立之初，合作双方都踌躇满志，决意将贤成大厦建成国内最高的“中华第一楼”，但这家泰国的合伙企业并不具备大厦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为筹集贤成大厦的建设资金，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执行合伙人吴贤成找香港商人王文洪，寻求借款和共同投资。1991年12月11日，吴贤成与香港鸿昌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王文洪签订了一份《股份合约》，约定双方各占泰国贤成两合公司50％的股权，以2．2亿港币为资本额，双方共同投资兴建贤成大厦，王文洪同意以1．1亿港币购入吴贤成拥有的贤成大厦物业50％的股权。1992年6月，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投资各方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形成决议，确认了以王文洪为代表的香港鸿昌公司在贤成大厦投资的事实和实际投资者的地位，决定签订经营贤成大厦的补充合同，同意香港鸿昌公司作为外方投资者进入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并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此时，身为公司董事长的吴贤成却突然变卦，拒绝履行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拒不办理增加香港鸿昌公司成为贤成大厦实际投资者的法律手续，也不再向大厦投资，同时与鸿昌公司就股权纠纷提起了仲裁。1993年12月20日，泰国贤成两合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该机构裁定其与香港鸿昌公司签订的共同投资兴建贤成大厦的协议无效，鸿昌公司在大厦中无实际股权。

经过认真地审查案情，1994年8月1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作出裁决：（1）香港鸿昌公司在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中具有实际投资，但具体投资额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在裁决作出30日内，泰方须协同中方四家投资者办理香港鸿昌公司成为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合作者的法律手续。裁决书同时确认，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后，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审计却是与裁决相反的结果：从财务凭据和众多的相关法律文件看不出香港公司在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有投资。从香港汇入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款项绝大多数付款人是王文洪个人，泰方公司认为这是王文洪支付入股泰方公司的购股款，泰方公司本应收取购股款后，从泰国再汇入深贤公司账上，泰方公司却简化了该程序，让王文洪先生直接汇入深圳，造成了这一重大误会。双方争执难解，所以，仲裁委的裁决被搁置。1994年9月12日，中方四家公司的负责人与吴贤成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之后吴贤成便一去杳无踪影，始终没有回应。董事长不辞而别，公司营业执照已经过期，大厦处于全面停工状态，香港鸿昌公司投入的大量资金及中方提供的土地使用权都陷入其中。无奈之下，中方四家公司及港方投资者伸手向政府求援。

1994年11月4日，深圳市工商局、外资办、规划国土局、建设局等部门及中方四家公司、香港鸿昌公司代表召开了协调会，会议通知了泰方，但泰方代表没有到会。鉴于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已经过期且没有申请延期的事实，会议经各方面协调，形成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4年11月8日（188）号《关于贤成大厦复工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鉴于贤成大厦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已过期，且没有申请延期，市工商局依法注销该公司，注销后原股东各方立即开始清产核资；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立即签署合作合同，起草公司章程，成立董事会，报请市外资办和工商局注册新的公司，新公司合同应写明依法承担原贤成大厦公司的债权债务；新公司中，中方四家股东只出土地，分得大厦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

1994年11月15日，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在深圳签订《合作经营“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合同书》。合同约定：中方四家公司以位于深圳市深南东路地号为H116—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公司应承担原“贤成大厦公司”在合法经营中实际产生的债权和债务、其责任范围以原“贤成大厦公司”的注册资本额为限等。1994年11月23日，市工商局注销了贤成大厦公司企业登记。市工商局于同日在《核准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的有关资料》中载明注销原因：依市政府办公厅[188]号文。1994年12月1日，市外资办以深外资办复（1994）976号《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合同书》。尔后，鸿昌广场公司在原贤成大厦建设的基础上兴建鸿昌广场。

1995年1月，身在境外的吴贤成不服市工商局注销贤成大厦公司的企业登记和市外资办《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以泰国贤成两合公司和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同年，又对深圳市工商局于8月1日作出深工商清盘（1995）1号《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于1995年4月11日和10月25日依法立案受理，并决定合并审理。中方四家公司和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诉讼。

1997年8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撤销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4年11月23日注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企业登记的行政行为；撤销被告深圳市引进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1994年12月1日深外资办复（1994）976号《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撤销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8月1日深工商清盘（1995）1号《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本案受理费660110元，由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330105元，被告深圳市引进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担330005元。

一审判决后，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招商局、中方四家公司及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对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二审开庭前，（香港）鸿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经法院准许以第三人身份参加了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先生担任审判长，与杨克佃、江必新、岳志强、赵大光、罗锁堂、胡兴儒6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这是中国审理行政诉讼案的最强阵容。

【案件结果】

1997年12月12日、12月22日至26日，合议庭在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庭对此案进行了长达6天的公开审理。庭审期间，中央各部委办、在京各大名校、有关外国使节派人旁听了此案的审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派了以纪委书记李统书、副市长郭荣俊为代表的负责人参加了旁听。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境外舆论称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1998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高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招商局，依法对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有关事宜重新处理；本案二审受理费6601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诉人深圳市招商局、上诉人深圳上海时装公司、上诉人深圳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上诉人深圳开隆投资开发公司、上诉人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各负担94300元。

【后续影响】 虽然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但中方4家公司要与吴贤成分手的决心并未动摇。1999年9月22日和23日，中方4家公司根据有关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终止双方订立的合作协议。仲裁庭经过开庭审理，于2000年7月31日作出终局裁决，支持了中方4家公司的请求。

2000年8月16日，中方4家公司依据仲裁决定，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清算，同年9月29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认为该公司仲裁裁决解散后，应依法进行清算，但没有在清算开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机关报送有关材料，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的规定，遂责令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于2000年10月17日前向深圳市工商局报送有关清算的书面材料，但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却“按兵不动”。

2000年11月17日，吴贤成自行设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中方4家公司不予认可。同年11月30日，市工商局致函吴贤成，认为这种单方作出的成立清算委员会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并要求其立即停止。吴贤成不服，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该局于2001年4月作出复议决定，维持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成立清算组的行政行为。

吴贤成仍不服，他已经习惯走向法院，这一次又义无反顾。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深圳市工商局作为企业清算的主管机关，依法有权对企业清算进行监督和管理。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经仲裁裁决解散并依法清算，该裁决已依法生效，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清算属于《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应当由清算主管机关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情形。

法院一审判决：市工商局胜诉。吴贤成不服深圳中院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2004年3月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依据该法规维持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遂驳回了吴贤成的上诉。

至此，围绕贤成大厦展开的这场历时10年之久的行政诉讼系列案最终画上了句号。

二、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 【案情简介】 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无机专业1994级学生。1996年2月29日，田永参加电磁学补考。当时，田永没有把口袋里抄有公式的纸片放回书包。考试进行了约1个小时后，田永想上卫生间，请示监考老师，监考老师同意其去卫生间。田永走出教室回首掩门时，纸片从裤子口袋掉下来。等田永返回教室，监考老师问纸条是否是他的，田永看后，承认是自己的。监考老师随即停止其继续参加考试，并让其离开教室，然后根据学校要求立即上报教务处。

3月1日至4日，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田永的班主任和辅导员对事情的经过和细节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后认为，田永的行为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尚不构成作弊行为，并拟成书面材料，准备上报学校。3月4日，两位监考老师也出具了证明：“在令田永离开考场之前，并未发现他查看这张纸条，实际上纸条中也查不到考题可以直接套用的公式。从一小时内完成的卷面情况看，成绩是50分，继续做下去，是完全可能及格的，这表明该考生在考试前做了认真的复习准备。”但3月5日，在这些情况未及上报学校之前，学校依据本校1994年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以“期末考试工作简报”的形式发出通报，对田永的行为按作弊处理，决定给予退学处分，通报张贴在学校布告栏内。此前，田永曾两次就此事写了检讨书，并通过辅导员上报学校。

物理化学系在得知学校对田永的处理情况后，于3月7日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田永一事，并向学校领导递交了系里对田永的处理意见：“经查实，田永同学是将与考题内容无关的纸条放在了身上，情况应属违反考场纪律而不属考试作弊。该生平时学习努力，为人正派，同学关系好，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鉴于以上情况，经我系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建议给田永同学通报批评处分。”3月10日，田永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也向学校递交了证明材料。但学校收到以上两份材料后，始终未给予明确的书面答复。4月10日，学校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该通知未直接送达田永。

在以后的两个学年里，物理化学系仍按正常手续为田永办理了学籍注册（其中，1996年3月，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田永所交的各种学习费用，系里如数上交给了学校。学校亦照常向田永发放了学生津贴。此间，田永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正常学习及义务献血等校公益活动。至毕业时，田永四年考试成绩平均排名全班第9，毕业论文答辩得了91分，其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1998年3月18日，学校教务处通知物理化学系，要求他们为田永办理退学手续。4月9日，物理化学系包括14名教授、7名博士生导师、9名副教授、2名高工在内的35名教师联名上书校领导并致函原国家教委，希望有关领导能够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更改对田永所作的退学处分。4月22日，应用科学学院分党委、院行政领导向学校上书，认为根据监考老师的证明及从田永同学在考场的表现看，把田永同学作为“考试作弊”处理，显得证据不够充分，学校对田永同学的处理决定应属处理过重。此间，物理化学系无机专业94级100多名学生也两次联名向学校领导呼吁尽快改正对田永的过重处分。5月上旬，物理化学系领导及田永的班主任找到原国家教委寻求帮助。5月18日原国家教委学生司以双联函致北京科技大学，明确表示，对田永处理过重，请学校复审后回复教委。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结论。

1998年6月，北京科技大学以田永已按退学处理，不具备北京科技大学学籍为由，未向其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随后的毕业派遣表格上也没有田永的名字。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于1998年10月5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书，把北京科技大学推上了被告席。

【诉讼过程】1998年10月19日，海淀法院行政庭正式立案受理此案。1999年2月5日，海淀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在法庭上诉称：1996年2月29日，其参加电磁学补考时，无意将写有公式的纸条带到考场，在考试时未查看。中途其上卫生间时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学校错误地认为其考试作弊，并作出退学决定。但该决定并没有正式通知本人，学校及相关部门也未按此决定执行。1996年9月学校为其补办了丢失的学生证，使其一直正常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重修了电磁学课程，并经考试合格，同时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英语及计算机等级考试，获得了相应的证书；又按学校计划参加了毕业实习设计、论文答辩，学校按照标准发放了毕业设计费；还参加了学校组织动员的义务献血活动。其按规定向学校交纳教育费用、注册学籍，在学校学习期间，完成了被告制定的教学计划，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的要求。然而，1998年6月临近毕业时，学校才通知原告所在的系，以原告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原告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被告应当履行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法定职责。

原告因此请求判令被告：

一、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二、及时有效地为其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三、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

四、在校报上公开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

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则辩称：本校根据原国家教委关于严肃考场纪律的指示精神制定的“ 068号通知”中规定，凡考试作弊的学生一律按退学处理，取消学籍。1996年2月29日，原告在电磁学课程的补考过程中，因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并当即停止原告的考试。学校根据“068号通知”的规定，于1996年3月5日在学校的“期末考试工作简报”中通报了原告考试作弊一事，并决定对原告按退学处理，之后向校内有关部门发送了对原告按退学处理的九联单，通知各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并通过校内信箱向原告所在的学院送去了九联单中属于原告本人的一联，至此原告的学籍已被取消。但由于原告本人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学校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造成原告在退学后仍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原告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表明原告的学籍已经恢复。原告已经不具备学籍，也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被告不给原告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田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卫生间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3条第5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并根据该通知第1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并于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校以该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学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同年6月10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

在公开庭审活动中，法院对被告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其中，法院在审查被告提交的证据中，认为唐有兰等教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1998届学生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审批表、学生登记卡、学生档案登记单、学校保卫处户口办公室书证、学籍变动通知单第四联及第五联、无机94班级人数统计单等书证是被告在诉讼期间未经法院同意自行调取的，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不应作为本案的事实证据。

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受教育者在经过考试合格被教育者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学校学习的资格。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案原告在补考中随身携带纸条的行为属于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处理，但其依本校制定的“068号通知”的有关内容对原告作退学处理，直接与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9条规定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触，而且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而被告既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也未实际给原告办理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原告在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虽因丢失学生证未能注册，但被告1996年9月又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的事实行为，应视为被告改变了其对原告所作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恢复了原告的学籍。被告又安排原告修满4年学业，参加考核、实习及作毕业设计并通过论文答辩。上述一系列工作虽系被告及其所属院、系的部分教师具体实施，但因他们均是在被告领导下完成的职务工作，因此被告应承担上述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被告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对取得普通高等学校学籍、接受正规教育、学习结束达到一定水平和要求的受教育者，应当为其颁发相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该学生具有的相当学历。原告符合上述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条件，被告应当依《教育法》第28条第1款第5项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5条的规定，为原告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证书是评价个人学术水平的尺度。被告作为国家授权的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机构，应依法定程序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依《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4条、第5条、第18条第3项规定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的法定程序要求，被告应首先组织有关院、系审核原告的毕业成绩和毕业鉴定等材料，确定原告是否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否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再决定是否向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名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学位评定委员会方可依名单审查通过后，由被告对原告授予学士学位。

关于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派遣问题，国家实施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毕业生调配部门按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就业计划，签发本地区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9条的规定，教育者在办理毕业生就业中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将取得毕业资格的大学毕业生的有关毕业分配资料上报其所在地的高校行政主管部门，以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颁发毕业派遣证。原告取得大学毕业生资格后，被告理应按上述程序履行其职责。

虽然原告因被告的行为未能按时办理毕业手续，致使原告失去与同学同期获得就业的机会，可能失去取得一定劳动收入。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的规定，国家赔偿的范围应当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实际损害。本案被告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未对原告形成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实际损害。且国家目前对于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原告以被告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造成损害的主张不成立，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对原告作出退学决定虽然没有法律依据，但原告在考试中违反考场纪律，携带与考试有关纸条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依此事实认定原告违纪，未对其名誉权造成实际损害。因此，对于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礼道歉并在校报上为其恢复名誉的诉讼主张，法院未予支持。

1999年2月14日，海淀法院依照《教育法》第21条、第22条、第28条第1款第5项，《学位条例》第4条，《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3条、第4条、第5条、第18条第3项，《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及《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参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第35条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9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驳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北京科技大学不服，在上诉期内最后一天以田永已被取消学籍，原判认定北京科技大学改变了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恢复了田永学籍的事实认定错误；北京科技大学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其办学的自主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以及北京科技大学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有关证据不应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等理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决撤销原判，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在经过书面审理后，于1999年4月26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二审法院判决中称，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永已不具备北京科技大学学籍，没有事实根据，故不予采纳。学校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因此而引起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1]北京科技大学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调取的客观记录虽不属于在行政诉讼中未经法院同意自行向证人调取的证言，但因其不能证明这些证据是于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形成的，所以不予认定。

【诉讼争点】 诉讼争点集中在田永是否具有学籍这个问题上。具体又有三个方面：一是田永行为的性质是违反考场纪律还是作弊；二是对田永作出的退学处理决定是否合法、合理；三是学校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后田永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是否等于学校默认保留其学籍或恢复了其学籍。原告田永的律师认为，田永在补考中将复习时需要强化记忆的公式留在身上，固然违反了考场纪律，但并不构成作弊。因为，监考老师并未发现原告有偷看行为，纸条上的公式也与考试内容无关，原告的行为至多是违反考场规定。退一步讲，即使这种行为可以认定为作弊，也不能不分情节轻重，直接令其退学。何况，随后的两年中，田永继续以该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这一事实，等于默认保留其学籍。被告则称，学校根据原国家教委关于严格考场纪律的指示精神，制定的“068号通知”规定，凡考试作弊的学生一律按退学处理，取消学籍。田永在考试中夹带纸条属于一种作弊行为，学校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并通知有关部门及田永办理有关手续，学校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致使田永在退学后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但学校某些部门及老师的默许并不代表学校，也不表明恢复了原告的学籍

三、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案情简介】 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1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独面北大两位诉讼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其凤和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第二次开庭时何海波与何兵两位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作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开了“学子告北大，学生辩先生”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首先，第二次庭审之始，原告将诉讼请求由：1请求法院责令北大撤消其拒绝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决定；2请求法院责令北大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变更为：1请求法院责令撤消北大拒绝颁发其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决定；2请求法院判令北大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责令北大对刘燕文博士学位的授予予以重新审查。这一问题略经辩论，被法庭认可。

综合两次开庭，主要对以下问题展开调查与辩论：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96年1月24日作出的，现在已经是99年11月，因此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辩称：自96年知道该行政行为后，多次找校方、法院寻求救济，直到99年10月校方才给予了一个“研究结果”，因此，适用民事诉讼法之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本案在诉讼时效之内。2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博士论文的审查应为程序性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经过了国务院教育部的授权，并且委员的组成、表决程序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又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于各院系分会的提议，有权否决，有权通过，也有权要求其重新审查，因此这种审查属于实质性审查。原告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及其人员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其审查不可能是实质性审查，而应当是程序性审查。由此，在答辩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通过对刘燕文博士论文的评定并且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博士学位的情况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要通过对其的程序性审查，就应当颁发刘燕文的博士学位。3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包括其行政行为的做出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和决定是否有法律依据？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人员组成，无记名投票等过程中都遵守了有关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告认为被告在拒绝给原告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之后，又拒绝给予原告申辩、申诉的机会，也未充分地告知原告拒绝给其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的理由，该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对于法律依据，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学位条例》的有关规定，学位的授予必须经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过半数同意，而原告刘燕文的博士论文未获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半数通过：在16位投票委员中，只有6票赞成，未达到半数，因此作出对其拒绝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是于法有据的。原告认为，批准的决定与不批准的决定都应当以过半数的票数通过才属有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21名委员，对刘燕文论文的反对票只有7票，远未达到全体成员（21位委员）的半数，甚至没有达到出席人员（16位）的半数，因此不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故作出对其拒绝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于法无据。4颁发毕业证书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是否关联？被告辩称根据北大的有关规定，只有在博士论文获得通过的情况下，始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也即“二者是同时的”。原告的博士论文未获通过，所以不予颁发毕业证书。原告认为，北京大学的规定既不符合国家把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分开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章（《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对颁发学历证书的条件的具体规定），《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在行政法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其违反了法律和规章，法院不应适用。

最后，第二次开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听审和简短的休庭评议，法院当庭做出最终结论：对于诉讼时效问题，由于北大一直未书面通知原告最终决议，对于原告的申诉，也一直未将结果通知原告，“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反映其要求，并等待被告的回音，故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对于博士毕业证问题，按照国家教委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刘燕文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已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北大应发给其毕业证书。对于博士学位问题，北大学位评定会委员当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赞成票与反对票均未过半数，故学位委员会未形成有效决议。“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前，未听取刘燕文的申辩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刘燕文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或提起诉讼权利的行使，该决定应予撤销。”法院判决：

1、责令北大在两个月内颁发给原告博士毕业证书；

2、责令北大在三个月内对是否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予以重新审查；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四、汇丰实业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

【案情简介】1993年4月，哈尔滨市同利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以需要翻扩建其所拥有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108号（原138号）院内的2层楼房（院内原有两栋楼房，其中，临中央大街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3层，建筑面积1678．21平方米；院内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2层，303．76平方米。两楼占地547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1031．60平方米。）为由，向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1995年10月分立为土地管理局和规划局）提出翻扩建申请。

同年6月17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签定了《房屋产权有偿转让协议书》，以人民币1000万元的价格将中央大街108号两栋楼房卖给了汇丰公司。汇丰公司付清了房款，交纳了房屋买卖有关契税费用，领取了房屋产权证。

同年12月7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颁发93（地）字2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意同利公司翻建道里区中央大街108号楼，用地面积339.20平方米。1994年1月6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以哈规土（94拨）字第2号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建设用地211.54平方米，建筑面积680平方米的3层建筑。同年5月9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核发给同利公司94（审）100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筑面积588平方米。同年6月24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公司共同向规划土地管理局申请扩建改造中央大街108号楼。申请增建4层，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尚未得到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答复的情况下，汇丰公司依据同利公司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1994年7月末开始组织施工。至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时，汇丰公司将中央大街108号院内原有2层建筑（建筑面积303.76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9层（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建筑物，将中央大街108号临街原有3层建筑（建筑面积1678.21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临中央大街为6层、后退2.2米为7、8层、从8层再后退4.4米为9层（建筑 面积6164平方米）的建筑物，两建筑物连为一体。

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于1994年9月14日派员到施工现场检查并作“建设工程现场记实”。现场记实载明：“被检查单位是汇丰公司，建楼地址是中央大街108号，建设形象进度7层半”。同时还载明：“由于音乐厅上访（汇丰公司在施工中，相邻的哈尔滨市音乐厅因墙壁裂缝与汇丰公司发生纠纷），该工程暂时停工”。同年11月28日，规划局作出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汇丰公司：(1)限期补办手续；(2)处理好四邻矛盾，出现问题自负；(3)超建面积罚款处理；(4)罚款额83580元。其后汇丰公司交罚款33580元。

1995年4月7日，规划局下达了哈规土（1995）第36号文件，以1994年11月28日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存在被处罚单位与建设单位不符为由，决定予以撤销并返还对汇丰公司的罚款。

1995年7月20日规划局又下达哈城规罚决字（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处罚同利公司。责令同利公司：（1）将超层部分拆除2层半，保留3层；（2）保留部分给予罚款处理并要重新办理审批手续，补交各种税费。此决定因同利公司申明不是建设单位，不接受处罚，未实际执行。

1996年3月5日，规划局下达(96)哈城规监字第1－1号《停工通知书》，汇丰公司不服该停工决定，于1996年3月18日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要求撤销停工通知和办理批准手续。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复议后，以哈政复决字（1996）2号复议决定维持规划局(96)哈城规监字第1－1号停工通知。

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的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责令汇丰公司：（1）拆除临街部分的5至9层，并罚款192000元。（2）拆除108号院内地面8至9层，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量。具体判决内容为：（1）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即拆除中央大街临街建筑部分的5、6、7、8、9层，拆除面积2964平方米，罚款192000元；拆除中央大街院内建筑部分8、9层，拆除面积760平方米，罚款182400元)；（2）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即中央大街108号临街建筑地下1层，地上1、2、3、4层部分予以罚款保留；中央大街108号院内建筑地下1层，地面1、2、3、4、5、6、7层予以罚款保留)；（3）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第3支撑柱；第九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第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

市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海南凯立股份公司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案 【案情简介】

一、海南凯立股份公司介绍

海南凯立公司是从1994年3月开始筹建的。凯立是一家因修路而诞生的公司，由于海南岛中部地区长期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中部地区由此成为海南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凯立公司申请上市的目的就是融资修路，修一条穿越海南岛中部、长度为172公里的高速公路。1994年12月31日，在履行了法定评估和验资程序之后，经海南省证管办批准，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股东单位有：海南长江旅业公司、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经贸实业有限公司。长江旅业公司持凯立公司77．62％的股份，成为凯立公司第一大股东。

1995年，凯立公司与海南省政府签订了总长度为172公里的海南中部高速公路的建设合同，中部高速公路的工程总造价为54亿元。并开始进行航测和可行性研究及论证。1996年，凯立公司进行了高速公路分段设计，并与施工方签订了高速公路第一期海口至永发段，长度为28．258公里的施工合同。1997年2月，第一期高速公路工程正式开工。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一期高速公路工程的建设于1999年1月停工。

二、凯立股份公司上市过程介绍

由于单靠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不可能完成修路计划。在对高速公路先期投入7000多万元的自有资金之后，凯立公司把目光投向了资本市场，希望通过上市为高速公路的建设融入资金。

从国家民委那里，凯立得到了一个上市指标。国家民委为什么推荐凯立上市？之所以选择国家民委，海南凯立的考虑是：海南中部是民族地区，海南凯立的基本目标就是修建海南中线高等级公路，占国家民委的上市指标，似乎天经地义。1996年10月14日，海南凯立向国家民委报送了申请发行A股的报告。

1997年3月，海南省民族宗教厅、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3个单位先后发文，向国家民委推荐，并请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海南凯立公司作为1996计划内预选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1997年4月24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致函中国证监会：“推荐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996年计划内A股股票发行上市企业”。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推荐，1998年2月24日下午4时20分，中国证监会发行部综合处官员致电海南证券管理办公室，电话内容为“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问题，经研究同意可上报材料。材料内容及程序按13号文件要求做，并要有收购兼并内容，在上报材料时，注明列入1997年计划内，指标问题可不考虑。”海南证管办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凯立公司。

1998年6月29日，凯立公司经海南省证管办审核，向中国证监会正式提交了向社会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及相关材料。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凯立公司的申请上市之路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证监会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先后两次到海南凯立进行了调查审核。第一次是在1998年8月，用了4天时间。一个月后，凯立公司派人到证监会询问情况，得到“没有问题，等候通知”的答复。但是等到1999年2月，他们得到了“要做好不上市准备，但未说明原因”的结果。凯立公司董事长卫凯征十分气愤，于是写信给当时的证监会主席。4月份，证监会发行部的人告知凯立公司，材料已经转到证监会稽核部，他们不管了。1999年5月底，证监会第二次派人到达凯立公司，此次停留一个小时。此后凯立公司的股票发行上市申请就基本没有了消息。

1999年7月26日，凯立公司把此事直接交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了批示。随即，中国证监会给国务院领导提交了一个《关于海南凯立公司上市问题有关情况的报告》（39号文）。《报告》称，“调查证实，凯立公司将不属于自己的收入作为收益，造成97％收益不真实，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不具备发行股票的法定条件。”“根据上述事实，经我会主席办公会研究决定，由于凯立公司申报材料虚假，取消凯立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1999年9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将此报告通过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转送凯立公司。

2000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函，作出《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函》（50号文），2000年6月10日凯立公司收到，该函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认定“该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决定退回海南凯立的预选申报材料。

【诉讼过程】

一、不予受理与撤诉

2000年2月21日，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公司）第一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北京市一中院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39号文件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凯立公司转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就在凯立公司上诉期间，中国证监会作出了退回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50号文件）。凯立公司认为：鉴于中国证监会前后所作的决定都是针对凯立公司申请上市这同一件事情，为了便于人民法院对中国证监会的决定进行全面、完整的审查，决定撤回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的上诉状，另行起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撤诉的决定。

二、再次起诉与受理 凯立公司的诉讼请求(1)撤销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凯立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以及“97％的利润虚假，严重违反《公司法》，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错误结论；(2)撤销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取消凯立公司A股发行资格并进而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3)判令中国证监会恢复并依法履行对凯立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申请的审查与审批程序。

2000年7月17日，凯立公司再次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中国证监会。凯立公司不服该函的认定结论及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有关错误认定，并判令恢复审查程[1]序。在中国证券市场1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被企业推上被告席。

2000年8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凯立公司的起诉。2000年10月19日，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三、审理结果 2000年12月18日北京市一中院作出判决：这份长达11页的判决书确认了一个事实，即中国证监会4月28日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南凯立)A股发行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同时，判决作出了一个司法决定：责令中国证监会恢复对海南凯立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并在判决生效起两个月内作出“核准”或“不核准”的行政行为。判决同时“驳回海南凯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实际上，海南凯立的起诉请求有3个。其中，“取消证监会退回预选申报上市材料的决定”、“判令中国证监会依法恢复对海南凯立股票发行上市的审查与审批”两项，已经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撤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海南凯立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错误结论”的请求，被法院驳回。２００１年１月，中国证监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有：（1）凯立公司不应当适用核准程序，而应当适用1998年的批准程序；（2）中国证监会对凯立公司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符合条件，不同意其上报股票发行正式申报材料”的决定；（3）一审判决无法执行；（4）39号文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001年7月5日，就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不准其公开上市一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既驳回中国证监会的上诉请求，判令中国证监会依法审核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请求，并要在６０天内作出决定。中国证监会败诉。

二审法院于2001年7月5日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1、50号文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二审法院认为：“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在审查中发现有疑问的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依照‘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进行审查确认。中国证监会在未经专业部门审查确认的情况下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文，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

2、退回行为违法。法院认为凯立公司应当适用核准程序。而按照该核准程序，中国证监会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从而中国证监会50号文退回其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要求其限期重作是正确的。3、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其内容已经被50号文所涵盖，因此，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恰当的。

从二审法院作出的3个认定来看，二审判决虽然最终维持了一审判决，但是在具体认定上却对二审判决有赞同、有突破、有修改。

1、二审法院赞同了一审判决认定退回行为违法的结论，并且也同样认为凯立公司应当适用2000年的核准程序。无论是核准程序还是审批程序，退回预选申报材料都没有法律依据。割裂行政行为，区分出退回材料的行为，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

2、二审判决修改了一审判决中对39号文属于行政诉讼范围的认定，改而认定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虽然这对于本案的判决结果来说，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该类行为的可诉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将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很有意思的是，此前正是一审法院自己作出了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不予受理的裁定。

3、二审判决最大的突破表现在确认50号文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这一判决将极大地影响中国证券制度的未来发展。按照二审法院的认定，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自身并无权力直接认定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在审查中出现疑问时，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审查确认。如果推而广之，则中国证监会在监管证券市场时，也就无权直接审查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必须委托相关机构审查确认。

总之，此案是全国首例涉及股票发行、申请、核准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证监会是行使国家证券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负有核准的职责和权力，但其行使该职责和权力时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并适用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受理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准决定或者不予核准决定并予以说明的行为。该核准程序应当公开并依法接受监督。在此案中，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该案对推动证监会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证券市场最著名的一起诉讼，企业首次状告中国证监会，“凯立案”震动业界，它被认为对于规范中国证监会上市工作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六、乔占祥诉铁道部案

基本案情：国家计委依据铁道部报送的《关于报批部分旅客列车政府指导价实施方案的函》（铁财函〖2000〗253号），于2000年11月下发了《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计价格〖2000〗1960号）〖以下简称“批复”〗，批准对铁路部分旅客列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允许客流较大线路和春运、暑运、“五一”、“十一”等主要节假日期间，客运繁忙线路的铁路旅客列车票价适当上浮；允许部分与高速公路平行、竞争激烈及其他客流较少线路列车票价常年下浮，对团体购票旅客、提前购票旅客等实行下浮，同时规定了浮动幅度、审批权限等。并在2000年12月同意由铁道部颁发铁路旅客票价表，作为旅客列车实行浮动票价的中准价（计办价格〖2000〗931号）

铁道部依据国家计委《批复》，发出《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以下简称“铁道部通知”），规定：节前（1月13日至22日）自广州（集团）公司、北京、上海铁路局始发、节后（1月26日至2月17日）为成都、郑州、南昌、上海铁路局始发的部分直通客车票价上浮，其中新型空调列车上浮20％，其他列车上浮30％。除夕、正月初

一、初二不上浮。儿童、学生、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票价不上浮。

乔占祥购买了2001年1月17日2069次从石家庄到磁县的车票，2001年1月22日2069次从石家庄到邯郸的车票。第一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5元票价，第二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4元票价。据此，乔占祥认为铁道部关于涨价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于2001年1月18日就不服铁道部通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1]尔后，在铁道部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后，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法院已受理此案。

七、麻旦旦处女嫖娼案

【基本案情】1999年7月，麻旦旦初中毕业后辍学，到她姐姐麻珍珠在蒋路乡开的一家理发店帮忙。2000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蒋路乡派出民警王海涛来到理发店洗头，看见麻旦旦就说，这小妹还长得漂亮。一个月后，他又来到理发店点名叫麻旦旦给他洗头。洗头过程中，趁麻旦旦不备拉着麻旦旦的手说，我是蒋路乡派出所警察，有啥事打个招呼，哥帮你做主。临走时顺手在麻旦旦的脸上摸了一把，掏出50元说，不用找了。又急又气的麻旦旦愤怒地将钱甩在地上骂道，谁稀罕你的臭钱，我只收我应得的10块钱。王气呼呼离去。

2001年元月8日晚，麻旦旦和姐夫、外甥一起正在看电视时，王海涛和派出所聘用的司机胡安定两人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将麻旦旦拉走。到派出所后，王、胡两人轮流讯问，逼迫麻旦旦承认有过“卖淫行为”。其间，曾对麻旦旦进行殴打、辱骂，并将其反拷在派出所门外的篮球杆上。非法拷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4时许，派出所所长彭亮将麻旦旦带到他的办公室“作思想工作”，其实是继续讯问，要麻旦旦承认曾有过“卖淫行为”。但麻旦旦仍然拒绝承认，彭亮就把麻旦旦带到王海涛的办公室，拿出王海涛已经写好的招供材料让麻旦旦签字。麻旦旦要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时，王海涛说：上面写的什么，是你看的吗？你签字就可以了。说完强拉着麻旦旦已经肿得失去知觉的右手，强迫她在材料上签完字，并摁了手印。在近一天一夜的非法刑讯逼供过程中，麻旦旦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

麻旦旦被非法讯问23小时后被释放。元月9日，泾阳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该裁决书以“嫖娼”为由决定对麻旦旦拘留15日。裁决书上，麻旦旦的性别被写成男性，落款的日期居然是2001年2月9日。

如此荒唐的裁决使麻旦旦非常生气，遂向咸阳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咸阳市公安局于1月15日受理。在复议期间，为证明自己清白，麻旦旦到医院做了处女膜检查，结果是完好无损。2月6日，麻旦旦在咸阳市公安局的要求下，在咸阳215医院作了医疗鉴定，结果证明处女膜完好无损。2月9日，公安局又向麻旦旦家人建议再做一次“处检”。麻家人虽觉屈辱，但还是答应了。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鉴定结果依然如故。当日咸阳市公安局撤销了泾阳县公安局的处罚裁决书，并于2月9日向麻旦旦送达。

2月23日，泾阳县公安局对麻旦旦一案涉及的办案民警、相关领导进行了相应处理：撤销此案主要责任人彭亮的蒋路派出所所长职务，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一年；对另一主要办案人王海涛给予开除党籍、行政降级的处分，并予以辞退。另外，责令在案件审查过程中把关不严的县公安局主管副局长郭某、法制科科长石某写出书面检查，离岗培训。派出所聘用司机胡安定同时被辞退。

但是，麻旦旦认为咸阳市公安局仅撤销县公安局的荒唐裁决，未就申请人提出的索赔要求作出答复，因此，于2月13日以咸阳市公安局作为被告、泾阳县公安局为第三人，向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1）泾阳县公安局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违法；（2）被告及第三人强制传唤、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事实行为违法；（3）被告强迫原告作“处女膜完整”医学鉴定事实行为违法；（4）对原告讯问程序、实体内容违法；（5）对原告使用械具违法；（6）判令第三人及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7）判令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以及误工费、医疗费、交通费、通讯费，共计59560元，并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等9项请求。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泾阳县公安局对麻旦旦讯问时使用械具并殴打、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违法；确认咸阳市公安局委托医院对麻旦旦做医学鉴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自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泾阳县公安局支付麻旦旦违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两天的赔偿金74．66元，赔偿麻旦旦医疗费1671．44元，交通、住宿费669．50元，180天误工费6719．40元，共计9135元整。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360元由两级公安局承担。

这个案件倍受公众、传媒和法学界关注的是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不论是普通老百姓对麻旦旦悲痛之极、瘫倒在地的不幸、而最终还是精神赔偿金一分钱都没得到的愤懑，还是出于学者对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的理论关怀，都促使立法者去思考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问题。

八、夫妻“诊所”观看黄碟案

【案情简介】2002年8月18日23时左右，延安市百花路派出所接到电话举报，称其辖区内有人正在播放黄色录像。接到举报后，民警来到张某诊所门外。但大门紧锁，干警

[1]无法核实是否有人播放黄色录像。为进一步调查，民警从诊所侧面的窗户缝里 看到屋内的确正在播放淫秽录像。于是，民警以看病为借口进入该诊所并来到放录像的房间 [2]，后在民警和张某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于是民警采取强制措施，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由将张某带回派出所。作为播放淫秽录像的证据，警方将从现场搜到的3张淫秽光碟连同电视机、影碟机一起带回派出所。

【诉讼过程】2002年8月18日晚，张某被带回派出所，理由为传播淫秽物品罪和妨碍公务罪；2002年8月19日，张某被家人“保”了出来，派出所只开了一张“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暂扣款收据”，也没有加盖公章，扣款理由是“阻碍公务问题”；同日，万花派出以“传播淫秽物品”为由给张某出具了《现场扣押物品清单》；2002年8月22日，宝塔公安分局决定对张某打伤民警的行为以妨碍公务罪立案，并由分局治安大队调查；2002年10月21日，宝塔公安分局以“涉嫌妨碍公务”将张某刑事拘留；2002年10月28日，宝塔公安分局向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提交材料，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张某；2002年11月4日16时30分，延安市宝塔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二次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决定不批准逮捕涉嫌妨碍公务罪的“黄碟事件”当事人张某，并送达公安机关；2002年11月5日，被刑拘16天之后的张某被宝塔公安分局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回家；2002年12月5日下午，宝塔公安分局解除对张某的取保候审，并宣布撤销该案；2002年12月25日，张某向宝塔公安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书，并要求公安机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处理相关责任人。2003年1月14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分局对直接责任人作了如下处理：免除主要责任人贺宏亮万花派出所所长职务；警长尚继斌被调往边远派出所继续待岗；民警任杰被公安机关辞退。

九、孙志刚案

案情简介：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孙志刚，案前任职于广州达奇服装公司。2003年3月17日晚上，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未携带任何证件被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带回派出所对其是否“三无”人员进行甄别。孙被带回后，辩解自己有正当职业、固定住所和身份证，并打电话叫朋友成先生把他的身份证带到派出所来，但李耀辉却没有对孙的说法进行核实，也未同意孙的朋友“保领”孙志刚，也未将情况向派出所值班领导报告，导致孙被错误地作为拟收容人员送至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待遣所。3月18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19日晚

至3月20日凌晨孙志刚在该救治站206房遭连续殴打致重伤，而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邹丽萍没有如实将孙志刚被调入206房及被殴打的情况报告值班医生和通报接班护士，邹丽萍甚至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作了孙志刚“本班睡眠六小时”的虚假记录，导致孙志刚未能得到及时救治，3月20日，孙志刚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法医事后鉴定其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后经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白云区法院和天河区法院三地同时审理，涉案的18名被告人受到法律制裁。

十、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

乙肝病毒携带者张先著状告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公务员招考行政录用纠纷案被媒体称为法院受理的第一例因“乙肝歧视”引发的诉讼案。其实不然，早在张先著起诉前半个月，受理张先著一案的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也受理了另一桩与 “乙肝歧视”相关联的刘仲玺状告体检医院案。(2003年11月12日，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法院受理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行政诉讼案, 简称张案；10月28日，新芜区法院立案受理刘仲玺状告体检医院民事案，简称刘案)。人民法院受理“乙肝歧视案”受到社会普遍赞扬，被称是司法保护公民权利与时俱进的表现，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说理和谋求公正的渠道，从而避免“周一超”式的悲剧发生。张案中张先著参加2003年安徽省公务员考试并按要求在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进行了招考体检，而其并未起诉当地体检医院。因体检被发现感染乙肝而被芜湖市人事局拒录，经行政复议并被通知“不予受理”后，张先著向芜湖市人事局所在地当地新芜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认定原告体检不符合国家公务员身体健康标准并剥夺原告进入考核程序资格而未被录用到国家公务员职位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同时要求判令撤销被告不准许原告进入考核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准许原告进入考核程序并被录用至相应的职位。张案被称为首例“乙肝歧视案”并上升到宪法高度引起全国法治大探讨。本案当事人刘仲玺也早早选择了诉讼，不过他当时状告的不是招录单位，而是体检医院。

2004年4月2日，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芜湖市人事局取消张先著进入考核程序资格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但不支持张先著的其他诉讼请求。

新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国家行政机关招录公务员，必须根据合法标准。芜湖市人事局所依据的细则是根据国务院人事部制定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这一部门规章制定的，这一规章依据的是国务院《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3]，细则与上位法之间并不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的规定，[4]细则属于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参照适用。

法院认为，被告芜湖市人事局根据细则的规定，委托解放军86医院对考生进行体检,应属行政委托关系，被委托人实施的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由于解放军86医院关于体检不合格的结论不符合细则的相关规定，芜湖市人事局作为招录国家公务员的主管行政机关，仅依据解放军86医院的体检结论，认定原告张先著体检不合格，作出取消原告张先著进入考核程序资格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5]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1、2目之规定，[6]应予撤销，但鉴于2003年安徽省国家公务员招考工作已经结束，张先著报考的职位已由该专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二的考生递补，所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

2004年4月19日，芜湖市人事局不服一审判决，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5月31日，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芜湖市人事局上诉，维持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