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塞外李悦批评于丹：《论语》可以乱讲吗
塞外李悦批评于丹：《论语》可以乱讲吗？
图为塞外李悦
塞外李悦：男，文艺评论家、剧作家，素有“塞外鬼才”之称。１３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出版过长篇小说《漠王》、《千金公主》。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婚礼上的刺客》，电视剧《大清蒙古王》、《活出个样儿》、《唐人街的故事》受到观众好评。其中《活出个样儿》荣获第二十届电视剧飞天奖及１９９９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一文发表于天涯论坛。文/塞外李悦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
《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１／１０左右。于丹所讲的《论语》的１０％，却有许多曲解之处，需要我们给读者一个正解。
①第９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于丹解释：“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 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子贡是问一个国家要想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因此，“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
②第１６页。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于丹说：“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在这里，“能近取譬”是讲与身边相类似的人将心相比，而不是“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小事做起”怎么会“推己及人”？
③第４０页。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
于丹解释：“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事君数”中的“事”当“服侍”讲，而不能当“有事没事”讲。同样“朋友数”是指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而不是“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这段话准确地讲应是：“服侍君主频繁无度，就会招受羞辱；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就会遭受疏远”。
④第 ４３页。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于丹解释：“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 “适”在此处应是“莫”的对立词，“莫”在此处当“不可”讲，“适”当“可”讲就准确了。这句话应解释成：“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不随意认可，也不随意否定，要以义为依据。”也即“无可无不可”。
⑤第４４页。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
于丹解释最后一句时说：“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 “尤”在此处应当“过错”讲，而不能当“指责、抱怨”讲。因此“言寡尤，行寡悔”，应解释成：“说话过错少，行动悔恨少。”
⑥第４７页。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子罕》）
于丹解释：“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他尊礼，守礼，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自我修养。当做官的人，穿丧服的人，还有盲人，路过他面前，不管这个人多么年轻，他也一定要站起来。”
于丹误将“冕衣裳者”当成“做官的人”、“有官位的人”，或许于丹女士官本位思想过于严重，见到冕就想到官帽子。原文是将“齐衰”排在“冕衣裳者”之前，于丹却特意将“做官的人”放在“穿丧服的人”之前，可见于丹女士对“官”是情有独钟的。
⑦第４７页。于丹将“修己以敬”解释成“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 “敬”在这里不应当成“恭敬的态度”，而应当成“恭慎做事”之意。于丹还将“修己以安人”曲解成“在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再想法让别人安乐”。其实词句上的本意只是“修养自己而安抚别人”，“安”是当“安抚”讲，不能当“安乐”讲，何乐之有？
⑧第５６页。于教授写道：“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就是说，你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
其实孔子是说：“你要做一个有修养的儒者，不要做一个无修养的儒者。”（张稚丹摘要整理）
第二篇：塞外李悦 批评于丹
塞外李悦/文
这是一个文化报应的时代，以往对文化的破坏，如今显现出极其恶劣的后果。
当李宇春以中性品质夺得超级女声的魁首，于丹也用优秀的口才获得了“文化超女”的桂冠。她们各自征服了数以百万计的粉丝。这时知识已经沦落成广告标语和信息号码，以致粉丝们误以为坐在电视前就能轻松掌握它们，并且自如地解读古老文化和身边纷繁复杂的世界。出于酬谢心理，他们甘愿协助电视、报刊和出版业等冷热媒介，将于丹创造为神——这与李宇春被造神的过程同出一辙。
这时批评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以致仅仅从学理上已经不能击垮这些偶像。真的，有谁能用几篇文章来改变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呢？
而我偏苦于知不可为而为之，身为一介塞外布衣，却要解构国家最强势的各种媒体联姻创造的文化神话，那难度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喜欢偶像崇拜的民族同样也喜欢崇拜媒体，在那不时闪现的荒诞之光的照射下，我真有些象唐﹒吉诃德了。
当我再次充当了这个滑稽而悲壮的角色，准备与风车搏斗时，我还不知道网友们是否会支持我。我写出批评于丹的第一篇文章《<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有四万多字，只比于丹的心得少一万字。这么长的文章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在手中压了一段时间，才决定帖在网上。这是我头一次在网上发表作品。怎么也想不到在短短的半个月，就得到十几万网友的点击，有一些网友还跟了许多帖子。我从中学了许多东西，同时也得到了鼓舞与激动。在塞外充满风雪的漫漫长夜里，我守在电脑旁体验着与网友交流的幸福，有时还为他们真诚的文字流下激动的眼泪„„我永远忘不了一位名叫“已逾不惑”的网友的文章，她说“作为母亲，我要感谢塞外李悦，您给了孩子真正的精神食粮。”“孩子是中国的未来，我们要培养他们独立的人格、民主意识、质疑精神，不能让文革重演啊。”
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良知也能获得酬报，我才知道一个文人仅仅是为一个母亲写作，也是值得的。于是为了母亲与孩子，我认真看了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的《庄子》，认真地读了首印达百万册的《于丹<庄子>心得》，又认真地写了这篇再次批评于丹的文章。我再次将这篇批评于丹的文章帖在《天涯论坛》上，感谢天涯论坛，也感谢网友们的支持——看来我的文章注定属于网友。
二、于丹的常识错误与假话
“庄子何其人”这题目有修辞错误，在古汉语中“何”是疑问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什么”，例如《左传》中的“何城不克”，是说“什么城能不功克？”这时“何”为宾语，“何”还可当状语表示“为什么”“怎么”之意，例如《战国策》上“何至於此？”而“其”在古汉语中是指示名词，不用做主语，表示特指，是用来指示一定的人或物，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那个”、“那种”之意，用作定语。例如《左传》中“晏子立於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如果将两字放在一起,“何其”就当“多么”讲，例如，“何其相似乃尔”，是说“多么相同啊”；“何其多”是指“多么多”之意。于丹将其放在人面前用，是错用。“庄子何其人”就成了“庄子多么人”了，当然讲不通了。可以改成“庄子其人”或“庄子何人”，就是不能写成“庄子何其人”。由于于丹成了我批评的对象，所以我注意到她在央视做的一些节目，发现她经常有修饰方面的错误。例如她在央视讲解李白的《静夜思》一诗时说：“'疑是地上霜'，把光线转化成一种质地”。常识告诉我们所谓“质地”是指：“某种材料的结构的性质”，平时说：“这衣服的质地是绸子”，你可以说“把光线转化成绸子”，不能说“转化成质地”，你可以说：“把目光转化成长镜头”，不能说“把目光转化成蒙太奇”，因为“蒙太奇”是结构。我所以用这个例子，是因为于丹是影视学博士，这样讲她容易听明白。还
有于丹博士在讲李白这首选上小学课本的《静夜思》时，还激昂地说李白“俯仰中宇宙”，这句话显然又修辞不通，于博士是想说李白在宇宙中自在俯仰，但搞不对修辞，只讲了一个李白，于丹教授就犯了许多错误，例如她说李白不想当官，错矣！李白不想当系主任一类的小官，想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也！这一点刘全白在《唐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写得清清楚楚，于丹教授可找来一阅，于丹教授还说李白生于俄罗斯的碎叶，错了！李白生于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历史上叫碎叶）附近，于丹教授毕竟是学古代文学和影视学的，对地理不太清楚，也是情有可原。不可原谅的是于丹教授讲《庄子》心得时错别字太多了，她将“腹”（fÙ）读成（fǔ）；将秩序的秩(zhì)读成(chì)；将“瞠目结舌”中的“瞠”读成“tang”;将“污秽”中的“秽”（huì）读成（suì）„„还有一不可原谅之处，就是于丹教授严重缺乏古汉语常识，她讲《庄子》心得时竟然将“500金”解释成“500两黄金”。金不是指黄金一两，而是一个古代货币单位，一金就是一个单位重量的铜。于丹教授说“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最初我信，如今我不信了，若她真的在中华版书堆里长大，焉能不识“金”呼？汉朝之前提到黄金是要用“斤”或“溢”为单位的，二十两为一溢。《史记﹒留侯世家》上写道：“汉王赐良金一溢”及《史记﹒陈丞相世家》写道：“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这两处谈到的“金”，才是“黄金”。
于丹教授还有一处情有可原，是她不懂佛学常识，却要讲佛学中的常识。讲《庄子》时她说：“三界为前世、今世及下世。”这是乱讲了，佛学不可乱讲，大乘佛学是有三界之说，是佛教宇宙观的三个层次，或者说是存在被分为相异的三个层次，这三界就是欲界、色界与无色界。欲界层次最低，亦即充满肉欲的粗重世界，其上依其精妙程度是色界和无色界。小乘佛学是将存在区分为18种元素，所谓18界（合6根、6境与6识）。于丹将“三界”错解为“前世、今世及下世”，是与佛教的“三世因果”说与“三界”说混淆在一起了，“三世因果”说的是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这里指的是三世乃前世、今世与来世，世与于丹教授说的“前世、今世及下世”略有不同，不知于丹教授的“下世”来自哪一本佛经？于丹教授没有学佛的学历，所以讲错了是可以原谅的。但知识划分专业性是很强的，没学过就是没学过，不能随便讲的。因为粉丝们不知你没学过，听了你的演讲，还要四处跟别人讲，所谓谬种流传，其害大焉。于丹教授生于1965年，1972年上小学，小学和初中 70年代渡过，正赶上了学语录时代，强调“知识无用论”。她上高中刚赶上拨乱。反正，也没怎么认真读书。高中毕业她来到一家印刷厂当工人，后来参加了高考，上了大学。她没能受到较好的基础教育，因此修辞和古汉语常识欠缺。她说是4岁学《论语》，该是1969年。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随后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教授的父母再大的胆子也不能让她再学《论语》，如此算下来，她也不过学过两年《论语》而已。在她该学知识该成长的时候，正是中华书局几乎不出版书的时候，也许在1972年出过几本批林批孔批水浒的书，于丹教授说她“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不知这个书堆是由哪些书堆起来的？是由8个样版戏和浩然的《金光大道》吗？不对！中华书局就连这些书都没出过，文革期间和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没出过什么书！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开始出一些书了，可是于丹教授已经长大了。准确地说：于丹教授是在中华书局不出书的时代长大的。
我这样认真地分析这件事，似乎有些苛刻了，但我是想证明于丹教授没有说实话。关于“说实话”三个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从不奢求于丹和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象顾准那样探求一个民族的精神出路，但我希望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说真话，生活在真实当中。
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中,提到中国人幸福指数在下降,她也一定知道下降的原因.但她闭口不谈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不谈如何解决贫富差别,更不谈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多次让贫者返回内心,安贫乐道,象庄子那样插上翅膀飞翔起来.于丹身边一定有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们能够轻松飞翔吗?吃不开饭的学生是没有力量与于丹教授一起爬树浪漫的!
如果知识分子在谎言中生活,社会的支柱在谎言中支撑,那一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如果按照人性或良知说话办事,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禁忌,那一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说真话,是无权者的权利!
说真话的动因就是良心.说真话者才能全面正确地看待各种事物,才有思辩的能力,辨证法就是思辩的工具,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于丹没有辨证法,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怎么能讲出真理呢?
缺乏辨证法的于丹教授只能简单、生硬、自相矛盾、形而上学地看待传统文化，只能闭着眼睛唱赞歌，在她嘴中笔下，传统文化得到了全盘肯定，孔子成了有适宜温度色彩的儒雅的长者，庄子成了插着翅膀飞翔的仙人，沉重、严酷、忧伤和血腥的中国文化史，被于丹教授编织成充满田园诗味道的童话故事。能选于丹教授上百家讲坛者也可谓慧眼识珠了！
稍有文化常识和历史意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专制主义。
这是历史的真实！于丹教授不敢说真话。
不要谈专制主义而色变，不要象阿Q那样怕别人说“癞”和“光”。专制主义是历史的真实，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专制，只不过我们的专制经历的时间太久了。于丹说：“探求一种儒道相济的境界。儒是入世治世，是弘毅，是担当，是践道，是地。道是思考，是超越，是飞翔，是天。儒和道就是中国人生活中两套基本的行头。在人生的长河中，它们又象是河的两岸两岸的形态决定着生命的水量，决定着人生之河的宽度。”（见《解放日报》）
其实世界上儒家在专制主义统治下践了什么道？担当了什么责任？
儒家践了专制之道，担当了专制的责任！是历史发展的常规。
中国的历史的真实是：充当专制工具的不是于丹教授说的儒道互补，而是儒法互补。是儒家与法家思想一直支撑着专制主义的殿堂。所以我国历史上一直支撑着“儒表法里”、“阴儒阳法”和“内儒外法”之谈。道教以及传入中国的佛教一直不能取代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统地位。
于丹教授夸大了道教的作用，赞美了儒家文化的劣根性。
我一直认为儒家并不是后来被统治阶段用来搞了专制主义，而是儒学本身就是统治之术的总结，最初就出自“克己复礼”的目的，这就是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自然就成了统治者搞专利主义的文化依托。但儒家文化毕竟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思想体系，毕竟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认清了儒家文化的劣根性，也就认清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只有经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认识，才能消除传统文化的专制主义毒根。那样，我们就可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道家、佛家等各家）许多优秀的成分。
如果用这样的批判与继承的眼光看《庄子》，就能清晰地看到于丹教授显然没有正确全面评价《庄子》心得，只字不提庄子具有的反叛的批判力量和怀疑精神，只字不提庄子蔑视权贵，拒绝为统治者效力，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理想，只字不提庄子对官方哲学的强烈冲击和否定，只字不提庄子因深化抽象思维能力，以形而上学的、真正思辩的方法论来弥补儒家伦理哲学的不足和缺陷。
国学热与文化转型
一些报刊和网友认为我与于丹争论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关注《论语》及传统文化，以激发国学热潮。我认为国学热潮能够引发文化转型的呼唤，才是国学热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任何历史的都是现实的，任何传统的都是当代的。
任何文化的热，任何有关文化的争论，都应该有个理性的学术大方向，那就是关注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推进。
国学为什么这时候热起来？
因为中国的文化近百年来遭到持续的、残酷的打击，虽已弱不禁风，但它报复国家与民族的力量却是强大的。就如同一个病入膏肓之人，身上的病毒却是无坚不摧的。这是文化的宿命，这是文化的报应。这种报应已经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不说生态的破坏，能源的破坏、城市的破坏、文物的破坏，也不说教育的失误，人口掌控的失误„„就只说一说文学艺术吧！弱文化状态下的文学艺术已经惨不人睹。而今中国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有精神力度？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够对得起一个民族的苦难？别说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在中国没有，就连巴金那样的作家也没有了。再说电影，最顶级的导演
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只不过是在用大量的金钱生产文化垃圾。他们将《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送到奥斯卡乞求得到奖项，可笑的是他们连这个奖项的文化价值都不懂，歌颂专制、仇杀、暴力与恶的影片和西方的价值理念恰恰背道而驰。还有《雍正王朝》一类歌颂皇帝的小说与电视剧，却能获得国家的最高奖项，这是为什么？辛亥革命主要的功绩不就是赶走了皇帝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甚至希望皇帝“再活500年”？再谈演艺界，有几个演员能称的上是好演员？巩俐、章子怡都缺乏表演的层次感，永远是那么一幅模样，演什么角色都不变，只是外部表情，永远进入不了内心世界，和张曼玉无法相比！我永远闹不清周迅、徐静蕾、斯琴格日勒何以能走红成为影后、导后和歌后，徐静蕾导的片子还能看吗？她竟然糟蹋茨威格的作品，她那点儿文化底子能懂茨威格吗？就看她写的博客吧，整个一个小学生作文，还敢出书！有人说她受王朔的影响，王朔就是大院文化、贫文化、或者说是反文化、没文化，这样的人影响出来的人能有文化？王朔和金庸之争时，我写文章批评过他们两个人，金庸不过是个通俗小说的作家罢了，离文学太远，王朔写的也是通俗小说，离文学也不近，文学是要讲人的存在的，好的小说是拟陈述。金庸与王朔的作品都没有人的存在，都是实打实的叙述。相互还争什么？半斤对8两！王朔这次所谓的复出后的言谈，说明他已经从通俗小说家堕落成浅薄的妄说家。我们的民族真的丧失了审美能力了吗？再说相声与小品，为什么还有相声和小品吗？全是形体的滑稽、搞笑和出洋相，我们的民族莫非连幽默感也没有了？
我这番话，打击面似乎大了些，没办法，我一向是隐者，不出山的，此地文坛称我为“地下文坛领袖”。此次出山看见易中天、于丹二教授太不象话了，欺我塞外无人！既出之，则扫之，笔锋所指就远不限易、于二位了。
这些统统是弱文化的产儿，统统是文化的报应。
刘心武对《红楼梦》的曲解与误读，易中天对《三国演义》的歪批与瞎讲，于丹对《论语》《庄子》的阉割与歪曲，却能够风行一时，受到粉丝们的热捧，哄成一种文化潮流，也是弱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报应。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已在世界上崛起，但是文化忙于报应，并没有与经济相伴崛起，弱文化给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生态的破坏、能源的危机、贫富差别的加大、伦理道德的崩溃、拜金主义的盛行、腐败的日益严重„„
经济与文化的不和谐已经引起了社会的不和谐！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并没有引起文化的复兴，更没有造就相应优秀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正在逐步消失。商业文化、恶俗文化、快餐文化正在登堂入室，以致因缺少了文化的支撑，国家的外在崛起就缺失了相伴的软力量。文化的崛起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崛起，它是外部世界认同中国的主要因素。
中国别无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现代化。只有现代化才能极大改善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对现代化的选择就决定我们只能改变经济与文化的不和谐现状。
文化是长期在历史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行方式和情感方式等等。即使处于弱化状态，也是无法彻底从生活的现实中消灭，当然也就不能从其他国度移植过来。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实施的可行性。我们曾经照搬过苏俄的模式进行集体化生产和计划经济，结果是行不通的。今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进行现代化也是行不通的，中国有中国的存在，有中国的国情。同样，文化也是不能嫁接的，中西文化不能嫁接，其他文化也不能相互嫁接。上个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寻找文化的新的价值依托，从王国维和严复就开始寻找，几乎将西方各种文化用来当依托，但却没有寻找到。如今国学热只能是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守望。数典忘祖，求礼与野显然是行不通的，真正的新文化的价值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根、最精华的品质之中。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文化与知识必须以道德为根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所在！
文化不能移植，不能嫁接，只能转型。
文化转型才能使得经济与文化和谐起来。这种文化转型工作并不只是我们中国要做，东方国家要做，西方国家也在做。理查德﹒埃里克斯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病态的，只注重自己的时代。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未来学家》1993年11—12月）
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应该为这种转型做艰难、细致、认真、系统的工作，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真知，从而使十几亿人能够有道德价值的依托，能够安身立命地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批评于丹、易中天、刘心武等人，是因为她（他）们有那么好的讲坛，有那么好的出版社，有那么广泛的报刊宣传媒体，他们却不但不好好做文化转型工作，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文化转型的障碍和阻力。以致于我们在做文化转型工作之前，先要对她（他）们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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