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滥用职权、受贿案—受贿罪中滥用职权行为的界定

第一篇：李某某滥用职权、受贿案—受贿罪中滥用职权行为的界定

李某某滥用职权、受贿案—受贿罪中滥用职权行为的界定

【裁判要旨】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然而在实践中，会碰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身也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等犯罪，那么，在存在数罪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本文仅从牵连犯的视角加以分析，认为在个别类型的案件中，应当以牵连犯择一重罪论处予以定罪量刑。

【案号】（2011）沙法刑初字第212号；（2011）渝一中法刑终字第362号

【案情】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查明，2003年10月至2006年6月，被告人李某某任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农村经济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兼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006年7月至今，被告人李某某任青木关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兼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其职责是负责全镇安全生产工作，包括乡镇企业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安全；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资料的初审；同时负责全镇的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包括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等。

2004年5月，徐维军为强行收购罗某某在沙坪坝区青木关镇柿子村7社的采石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与他人多次对罗某某进行威胁。徐维军等人又请被告人李某某从中帮忙。被告人李某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以罗某某的采石场安全不合格为由，多次勒令罗某某停业整顿，使其采石场无法正常经营，并最终导致徐维军等人的强迫交易犯罪行为得逞。

2005年，孙德

六、罗剑锋等采石场经营者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向重庆永荣青鹏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鹏公司）领导陈体祥及供销人员王帮明等人提出，要求青鹏公司提高收购价格购买其石灰石，否则停止供货。陈体祥、王帮明等人不同意，转向陈家桥镇的采石场购买石灰石，以维持生产。当时负责青木关镇安监工作的被告人李某某，为了维护孙德

六、罗剑锋以及彭天贵等青木关镇采石场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召集采石场经营者开会商量石灰石涨价问题，后以维修公路为名，雇请村民挖断青木关镇关口至黄家槽商店的一段公路，使陈家桥镇的采石场向青木关镇青鹏公司运送石灰石的车辆无法通行，阻断了青鹏公司的购货渠道。2006年2月，青鹏公司被迫提高石灰石收购价格1元/吨。从2006年2月起至2008年9月，经过六次涨价后，青鹏公司收购石灰石的价格从17元/吨涨至23.5元/吨。

被告人李某某在担任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财。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04年5月，徐维军、钟家国等人合伙收购了青木关镇关口村罗某某的采石场。为了感谢被告人李某某在收购过程中帮忙，并在以后的经营中得到其关照，在收购后不久，钟家国在被告人李某某的办公室送给了被告人李某某好处费2000元。在采石场开始经营后不久，为了感谢被告人李某某，也为了以后继续得到被告人李某某的关照，徐维军和钟家国一起在镇政府附近送给被告人李某某好处费6000元。

2.2008年，青木关镇四楞碑村孙德六的采石场发生安全事故，一个工人死亡，孙德六未按规定上报安监部门。此后，孙德六为获得保险赔偿，需要该工人的死亡证明，即找到被告人李某某帮忙，希望能出具死亡证明。被告人李某某通过协调关系帮孙德六办妥了此事。事后，孙德六作为感谢，在被告人李某某办公室送给其好处费5000元。

3.2010年1月的一天，青木关镇高坪一社采石场的钟伯龙为了感谢被告人李某某的关照，在被告人李某某办公室送给其好处费8000元。同年5月份的一天，钟伯龙为了找被告人李某某帮忙续办开采许可证到年底，钟伯龙开车到镇政府，在其车上送给被告人李某某好处费25000元。

4.2010年2、3月的一天，青木关镇高坪五社采石场场长罗治江来到被告人李某某办公室，希望被告人李某某帮忙续办开采许可证到2010年底，并当场给了被告人李某某好处费8000元。2009年春节，为了得到被告人李某某的关照，高坪五社采石场合伙人王忠文在被告人李某某办公室送给其好处费2000元。

5.2009年2、3月份，青木关镇四楞碑三社彭天贵的采石场因为越界开采要被镇国土所罚款，为了少交罚款，彭天贵找到被告人李某某帮忙。作为感谢，彭天贵通过其采石场的邱远模先后两次分别在凤凰镇白鹤山庄和镇政府旁，送给了被告人李某某好处费共计12000元。

6.2010年，青木关镇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镇政府初步选定由重庆中泰工程监理公司作为该工程的监理公司，并安排被告人李某某具体负责和中泰公司联系。为得到被告人李某某的关照，在7月底的一天，中泰公司的业务经理但作强在被告人李某某办公室送给其好处费5000元。

案发后，被告人李某某退出了赃款73000元。

【审判】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处理公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构成了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李某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受他人贿赂，其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李某某一人犯数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第（2）项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李某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0000元。

二、将被告人李某某退出的赃款73000元予以收缴，上缴国库。

上诉人李某某提出其越权支持采矿行业矿石涨价的行为情节轻微，帮助钟家国、徐维军强买罗某某承包的采石矿，是钟家国一面之词，属孤证，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请求二审改判。

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李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不当。

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李某某收受他人给予的73000元贿赂款的事实、证据与一审一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李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贿赂款共计7.3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处罚。鉴于李某某在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且退出受贿所得全部赃款，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关于上诉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某某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李某某违反规定，滥用职权勒令罗某某停业整顿，帮助徐维军等人强迫罗某某交易并收取徐维军等人好处费的行为，不仅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而且是受贿行为，依法应当择一重罪即受贿罪予以处罚。而被告人李某某召集采石场经营者开会商量石灰石涨价以及雇请村民挖断公路的行为，具有滥用职权的性质，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滥用职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达到犯罪追诉的标准，故同样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原判认定李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不当，应予以纠正。关于李某某提出其收受的钱财部分属于礼金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而收受他人钱财，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经查，李某某的供述与行贿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且均存在利用李某某职务的请托事项，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不属于礼金，故其辩解意见不能成立。关于李某某的辩护人提出李某某主动交代其受贿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且退清全部赃款，原判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经查，相关证据证实李某某收受他人钱财的部分事实已经被司法机关掌握，其主动交代受贿犯罪的事实不属于自首；原判根据李某某受贿犯罪的事实、情节等综合考量，对其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万元并无不当。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

一、维持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1）沙法刑初字第212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将被告人李某某退出的赃款7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二、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1）沙发刑初字第212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李某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0000元。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0000元。

【评析】

根据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滥用职权的本质在于超越权限的具有公法效果的行为。但是，“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滥用职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有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做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1}

关于上诉人李某某多次勒令罗某某停业整顿，使其采石场无法正常经营，并最终导致徐维军等人的强迫交易犯罪行为得逞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问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该件事实中，被告人李某某勒令被害人多次停业整顿等帮助行为，是否系滥用职权行为值得商榷，因为李某某的职责是负责采石场等安全工作，勒令停业整顿在其职责范围之内。被告人违反规定，以罗某某的采石场安全不合格为由，多次勒令罗某某停业整顿，使其采石场无法正常经营，根据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应以滥用职权罪立案的第三种情形“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之规定，可以滥用职权罪予以追诉。然而同时也要看到，在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于2004年5月，收受徐维军、钟家国等人给予的好处费8000元，且收受事实发生于徐维军、钟家国等合伙收购村罗某某的采石场之后，为了感谢其在收购过程中帮忙，并希望在以后的经营中能够得到其关照。收受贿赂的行为符合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在此被告人的行为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事后受贿行为，即被告人事后收取财物的行为和他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曾经行使的国家权力有联系。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也清楚先前的职务行为和这种财产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牵连犯中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关系问题，即被告人李某某勒令被害人多次停业整顿的滥用职权行为属于被告人李某某事后获取好处费的原因行为之一，当事人正是因为李某某在该事项上提供了帮助并又有其他请托事项才给予其好处费。另外从刑罚上讲，对于该部分的行为已经以受贿犯罪予以追究，如果再评价该提供帮助的行为为滥用职权，那么就存在一个重复评价的问题，违反一事不两罚的原则，因此从牵连犯罪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出发，应以受贿罪论。

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召集采石场经营者开会商量石灰石涨价问题，后以维修公路为名，雇请村民挖断青木关镇关口至黄家槽商店的一段公路，使运送石灰石的车辆无法通行，阻断了青鹏公司的购货渠道，最终迫使其涨价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问题。在该件事实中，现有证据能够证实，2005年，李某某召集青木关采石场经营者孙德

六、罗剑锋、赖正泽等人开会，商量石灰石价格涨价。以维修公路为名雇请村民挖断一段公路（村公路），阻断青鹏水泥厂的对外购货。2006年2月，青鹏水泥厂被迫提高石灰石收购价，比以前上涨1元/吨。但是，以后5次涨价的事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某某参与或者存在帮助行为，一审将6次涨价的事实表述在李某某滥用职权的事实中，缺乏证据证明。同时，根据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滥用职权行为需具有以下情形才构成犯罪：（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3）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4）造成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5）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一审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予以认定李某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但二审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的越权行为造成的后果没有达到犯罪立案追诉的标准，因为在第二件事实中，李某某有召集矿石场经营者涨价的行为和叫村民挖断村公路的行为，其目的就是抬高青木关青鹏水泥厂购买石灰石的价格，被害单位就是青鹏水泥厂以及陈家桥镇石灰石供应商。现有相关证据证明李某某仅参与第一次，即2006年2月石灰石的价格从17元/吨涨价至18元/吨，上涨幅度为1元/吨。后5次涨价与李某某无关。一审将6次涨价行为均作为犯罪事实表述不当。另其上涨1元/吨，给青鹏水泥厂或者陈家桥建材供应商造成多大损失，尚无证据证明。至于一审判决表述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现亦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仅属于理解和掌握范畴，因为李某某组织村民挖断的公路属于村公路，其影响了青鹏水泥厂的通行，至于是否影响了村民的出行或者其他单位的通行，现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因此，虽然其以通过挖断公路的行为来逼迫青鹏水泥厂提高收购价的手段恶劣，但其危害后果尚未达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程度，至少现在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的证据欠缺。故李某某的行为不宜以滥用职权罪处罚。

综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原判第一项中滥用职权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文/但斌(二审主审法官)；陈其琨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篇：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和姜人杰受贿案

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和姜人杰受贿案

发布时间： 2011-07-20 08:51:1

4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

滥用职权并贪污受贿近两亿

许迈永小档案

罪犯许迈永，男，汉族，1959年1月18日出生，原系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任中共萧山市委常委、萧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杭州（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区长、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案情□

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许迈永担任中共浙江省萧山市委常委、萧山市副市长、杭州（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杭州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揽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索取浙江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等14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29.11万余元。

1998年底，许迈永为将金港公司开发项目的利润据为己有，指使高志伟以其名下的香港伟量发展有限公司及汇丽绣花制衣有限公司借给金港公司

1465.39万余元，之后安排上述二公司与金港公司签订虚假合作开发协议，将金港公司与二公司实质上的借贷关系变成投资关系。许迈永与高志伟商定，金港公司转到上述二公司的利润归许迈永个人所有。2002年5月，许迈永安排金港公司将1465.39万余元归还汇丽公司，同时以投资收益款的名义，将金港公司开发利润1584.73万余元转至汇丽公司，许迈永将该款据为己有。

2000年12月，为将金港公司开发项目的利润据为己有，许迈永设立杭州瑞博房地产有限公司，金港公司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占10%股份，剩余90％股份由汇丽公司和通策公司代许迈永持有，未实际出资。瑞博公司成立后，开发项目投入的资金及人员均来自于金港公司。2002年2月，许迈永指使高志伟以他人名义与金港公司、通策公司签订了受让上述两公司持有的瑞博公司股权的协议，向金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237.27万元，将瑞博公司的全部股权转由汇丽公司代许迈永持有。同年3月办理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至此，许迈永实际占有了瑞博公司的全部股权。经评估，2002年2月15日，瑞博公司资产增值3911.98万元，扣除金港公司收回的10%股权转让溢价款137.27万元，许迈永将剩余的3774.71万元占为己有。

综上，许迈永利用担任金港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资产共计5359.44万余元。

2003年至2008年，许迈永为使其隐名持股40％的杭州伟量机电五金置业有限公司低价获取土地，利用其担任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的职权，亲自或安排区

政府向杭州市政府提出杭州伟量公司项目用地继续享受土地出让金返还政策，及土地出让金增加部分专项用于该市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的申请。2005年12月，杭州市政府下发简复单，同意将该项目二期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西湖区，由西湖区政府负责，商香港伟量公司将土地出让金增加部分专门用于杭州伟量市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2007年9月，杭州市政府召开协调会，形成会议纪要，同意将该项目A2北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全额核拨给西湖区政府。杭州市政府的上述简复单及会议纪要下发后，许迈永明知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关于严禁以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金的规定，故意曲解简复单和会议纪要的含义，指使西湖区有关部门和人员将土地出让金共计7170.47万余元违规返还杭州伟量公司。

2009年3月，西湖区政府在国家审计署审计前自查自纠时发现上述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问题，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许迈永指示西湖区政府应付好审计并避免给杭州伟量公司造成损失。为应付审计，西湖区政府提出由杭州伟量公司先将7170万余元退回，审计之后再返还。许迈永同意，同时要求三墩镇集镇建设总指挥部与杭州伟量公司签订了内容为该指挥部出资7500万元向杭州伟量公司购买车位的虚假协议，以期保障杭州伟量公司在审计后能继续获得相应利益。之后，杭州伟量公司将7170万余元退还西湖区财政局。

□裁判□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均认为，许迈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许迈永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资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许迈永为徇私利，不正确履行职权，违规将土地出让金返还企业，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

权罪。许迈永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许迈永虽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且赃款已全部追缴，但考虑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故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许迈永归案后检举他人违纪违法线索，经查，其检举线索均未查证属实，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此，依法对许迈永判处并核准死刑。

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

单笔受贿超过八千万

姜人杰小档案

罪犯姜人杰，男，汉族，1948年11月23日出生，原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案情□

2001年5月至2004年初，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城建、规划、房地产开发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10857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

1.收受顾文彬人民币8250万元。2001年底，姜人杰接受苏州市正基房产公司总经理顾文彬请托，使顾文彬保留下本应由政府收回的地块。后经过姜人杰的工作，顾文彬置换得另一块同等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出让，得人民币23940万元，将其中的8250万元送给姜人杰。姜安排其子姜荑用该款在上海成立了仁和泓业投资有限公司。

2.收受陈欣人民币2200万元、港币5万元。2001年5月，苏州市华业百福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欣认识了姜人杰，请姜人杰“在房地产方面给予关照”，并于7、8月间在香港送给姜人杰5万元港币。2002年5月，经姜人杰介绍，陈欣与苏州市吴中区长桥镇政府签订456亩土地填土平整协议。同年12月，该地块要拍卖，姜人杰告知陈欣，参与竞拍的苏州供电公司的下属公司能够承受的价位上限为每亩100万元，提议陈欣参与竞拍，以抬高土地价格，便于陈欣多获得填土费。后供电公司的下属公司以每亩近100万元拍得该块土地。当陈欣在与长桥镇政府洽谈填土费用结算标准产生矛盾时，姜人杰向吴中区领导打招呼，要求尽快支付陈欣的填土费用。2003年3月，陈欣在填土工程上获利4400万元。姜人杰让姜荑以亲戚的名义成立了苏州福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陈欣将1900万元打入福泓投资公司，并免去姜荑此前的300万元借款。

3.收受李辉人民币400万元。2002年10月，姜人杰帮助苏州易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取得一块950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2003年底，苏州市政府准备收回该地块。2004年7月，姜人杰在相城区的报告上签批“同意依法开发”。因此，苏州市没有收回上述地块。2002年底至2004年春节期间，姜人杰通过姜荑收受李辉所送的人民币400万元。2004年5月，姜人杰在得知纪委调查有关问题的情况下，让姜荑把此款退给了李辉。

4.收受林耐伟人民币5万元，美元4000元。2001年底至2002年8月，姜人杰接受苏州天熹房地产公司的林耐伟请托，为该公司取得苏州东大街土地开发项目等提供帮助。2002年底至2003年10月，姜人杰分三次收受林耐伟给予的5万元人民币、4000美元。因陈峰案发，姜人杰于2004年3、4月间将钱退还林耐伟。

5.收受凌建红人民币2万元。2001年上半年，姜人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凌建红开办的苏州市友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接吴江体育馆灯光照明系统工程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于2004年春节前收受凌建红人民币2万元。□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均认为，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姜人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在为他人谋取利益过程中，违背职责，积极谋划，弄虚作假，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并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依法惩处。姜人杰虽有主动交代未被掌握的极少部分受贿事实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姜人杰在归案后向办案机关提供了他人涉嫌犯罪的线索。经查证，姜人杰提供的部分线索涉及的问题已被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线索与事实不符，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此，依法对姜人杰判处并核准死刑。

第三篇：对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之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之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已于2007年5月14日由最高人民

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七年五月十六日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

高检发释字[2007]1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之外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2007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你院《关于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森林资源损毁立案标准问题的请示》闽检[2007]14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以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追究刑事责任；以其他方式滥用职权或者玩

忽职守，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

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立案标准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第一部分渎职犯罪案件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执行。

此复。

第四篇：在有合同为载体的诈骗行为中,界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裁判要旨

在有合同为载体的诈骗行为中，界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裁判要旨

编者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价值观”的改变突显出人民群众日益膨胀的物质需求。社会中大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智慧换取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但也有少部分人想着不劳而获，以为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投机取巧变成“有钱人”。天真的想法遇见残酷现实的结果不是“败走麦城”就是“锒铛入狱”。

据不完全统计，在侵财类犯罪案件中，诈骗案件在近几年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究其原因，现在社会上“聪明”的人多了，自以为通过一些经过包装的外壳，比如工程项目、合同协议等，可以巧妙的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不被发现。其中以利用合同为载体来进行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多。在这些案件中，有些案件被司法机关定性为合同诈骗，而有些却被定性为诈骗。如何准确界定两罪，在司法实践中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为两罪在量刑上有较大的差异。笔者本文以最高法公布的指导案列为素材，归纳总结出最高法在对有合同为载体的诈骗行为中，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裁判观点和裁判要旨，以供法律人在司法实践中参考、学习。

案列一

《刑事审判参考》第403号—王贺军合同诈骗案

裁判观点：以签订虚假的工程施工合同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裁判要旨：

本案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而构成诈骗罪的理由：

1、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

2、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

3、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

因此，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案列二

《刑事审判参考》第494号—余志华诈骗案 裁判观点：将租赁来的汽车典当不予退还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裁判要旨：

本案被告人余志华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而构成诈骗罪的理由：

1、虽然被告人两次都是通过口头合同将车辆骗来后进行典当，进而非法占有典当后的钱款，受骗的真正被害方是汽车所有人而非典当公司，汽车所有人和被告人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并非基于生产经营目的，而是基于驾驶使用，所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并非是汽车租赁这一市场秩序，而是被告人的财产所有权。

2、被告人主观上具有直接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租车行为只是赋予了租车方对租赁汽车的使用权，并没有赋予其处分和利用该车收益的权利。而余志华在租第一辆汽车时，在明知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将车赎回的情况下，冒充出租人的名义，直接将汽车予以典当。为防止案发，被告人又将租来的第二辆汽车予以典当后的典当款，用于赎回第一辆汽车。这一系列行为都充分说明，被告人主观目的都是为了将租来的汽车予以典当后，非法占有典当款。因此，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3、被告人客观上采用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欺诈手段。被告人以“租车使用”的虚假名义将汽车租出后，直接将汽车予以典当；在典当时，又使用伪造材料骗取典当行的信任，从而将汽车的价值转化为现金后直接占有。可见，被告人在租车、当车时均采用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等诈骗手段。至于其租车时使用真实姓名的原因，只是为了使其诈骗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使诈骗行为顺利得逞。

案例三

《刑事审判参考》第1048号—葛玉友等诈骗案 裁判观点：在买卖过程中采取秘密的欺骗手段，致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处分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裁判要旨：

本案被告人葛玉友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而构成诈骗罪的理由：

1、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行为上，必须是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利用合同的签订、履行来骗取他人财物。反之，尽管行为人与对方签订了合同，但如果其获得财物并没有利用合同，而是采用其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同样，相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也并非基于合同，而是合同以外的其他欺骗因素，那么，该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仅仅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应直接以普通诈骗罪认定。

2、本案中从犯罪预备到犯罪实施整个过程，三被告人均没有利用合同来实施诈骗的主观故意与行为。主观方面，三被告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利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来骗取对方财物的故意。尽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包括口头合同在内，但是一般来说，行为人如果想利用合同来进行诈骗，通常会与对方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以此来获取对方的信任，进而骗取对方的财物。然而，本案被告人与纺织公司并没有签订形式上更有约束力的书面合同，在交易时采取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钱货两清的方式，合同的签订与否在本案中并不重要。

3、从骗取财物的主要方式来看，三被告人并没有利用合同的签订、履行来实施诈骗，而是采用合同之外的其他诈骗方法，即在碎布料称重过程中，通过事先在空车上装载石块、水以增加“空车” 自重，在装载碎布料前再卸掉，使被害人对一车碎布料的真实重量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的手段进行的。因此，本案三被告人并没有利用合同来实施诈骗的故意与行为，故法院以诈骗罪对三名被告人定罪处罚。

案例四

《刑事审判参考》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

裁判观点：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骗取卖家二手车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 罪

裁判要旨：

本案被告人郭松飞的行为不构成诈骗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理由：

1、郭松飞与王井路、李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松飞与李攀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虽然价款仅为750元，但双方当事人另就交易价格实际约定为52万元。结合书面协议及相关口头约定判断，郭松飞与李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松飞与王井路之间虽无书面协议，但双方亦就二手车买卖的标的、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了内容明确的口头合同。郭松飞利用买卖合同诱骗王井路及李攀率先履行变更车辆登记、出具收条等约定义务，实施诈骗活动。

2、郭松飞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经济活动之中。赶集网内部设立了集中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不特定的交易主体可以自由买卖各类物品，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公开市场。王井路及李攀通过赶集网面向不特定的买家出售二手车，而郭松飞亦随机选择卖家并实施诈骗。

3、郭松飞的诈骗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同时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赶集网的交易主体多是出售自有物品的普通公民而非职业经营者，主要凭借自身的社会经验直接交换款物。上述市场相对缺乏统一和规范的交易规则，其正常运行更加依赖交易各方的诚实守信。因此，被告人郭松飞在赶集网上实施诈骗活动，侵犯了二手市场的交易秩序及合同诈骗罪的法益，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例五

《刑事审判参考》第807号—张海岩等合同诈骗案

裁判观点：承运过程中承运人将承运货物暗中调包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裁判要旨：

本案被告人张海岩的行为不构成诈骗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理由：

1、合同诈骗罪的关键特征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只要行为人系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在客观上确实利用了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体现财产转移或者交易关系，为行为人带来财产利益的合同。合同不管是以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签订，只要能够具备合同的本质特征，即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2、承运合同是市场经济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合同。本案被告人事先签订合同，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将承运的优质豆粕暗中调换为劣质豆粕，事后又按合同约定运送至约定地点，其正是利用合同实施了诈骗活动，不但侵害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行为人系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合同实施诈骗犯罪活动，因此，应当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案例六

《刑事审判参考》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

裁判观点：通过欺骗手段兼并企业后恶意处分企业财产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 裁判要旨：

本案被告人程庆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理由：

1、被告人程庆不具有履行兼并合同的能力，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兼并协议，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通常情况下，兼并合同的特点是兼并方取得被兼并方的资产后有权予以处置。但是这种处置是与兼并方实际履行兼并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如安置被兼并企业职工、组织生产、偿还被兼并企业的债务等）相对称的。本案中，从被告人程庆履行合同的能力看，其发起设立的公司均系通过伪造转帐支票进帐单、变造金融票证等虚假出资的方式设立的“空壳”公司，无任何经济实力，不具备兼并企业的条件。被告人程庆之所以能将被兼并企业的财产占为己有，不仅假借了“兼并”协议，更与其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的一系列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紧密相连。被告人程庆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2、被告人程庆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要应当结合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采取欺骗手段、有无实际履行行为、违约后是否愿意承担责任以及未履行合同的具体原因等因素加以综合判断。本案中，被告人程庆不仅没有履行兼并合同的能力，而且并未按照兼并合同约定履行资产重组义务，而是实施对可变卖的机器设备、原材料、房产等立即变卖，对于不好变卖的财产向银行抵押贷款等恶意处分被兼并企业财产的行为，除将所得款项少量用于发放职工工资、医药费、缴纳职工养老保险金外，大部分私自转移并据为已有，后又携款潜逃外地。其行为充分证明其主观上无任何履行兼并协议规定义务的诚意。因此，程庆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被“兼并”企业财产的主观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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