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反渎职侵权工作视角谈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

第一篇：浅谈从反渎职侵权工作视角谈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

浅谈从反渎职侵权工作视角谈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

[论文摘要]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同属于职务犯罪，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日益突出，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渎职犯罪背后往往隐藏着贪污贿赂等犯罪，不少贪污贿赂犯罪伴随着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既符合职务犯罪的客观规律，又能使职务犯罪人员得到全面的查处和惩治。笔者通过参加浙江省检察机关侦查业务骨干专修班学习、交流办案，现结合反渎职侵权工作实践，对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作了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职务犯罪 “双料”案件 渎职

一、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概念

原国家药检总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600万元，被判处死刑；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一审判处其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并已执行，这是典型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2007年，针对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容易受到干扰的事实，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长华提出反渎职侵权要办“双料案”，既查清渎职犯罪事实，又查清渎职犯罪背后的贪污受贿犯罪事实，这也对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作了很好的诠释。

笔者认为，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其行为兼具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案件。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和渎职侵权犯罪事实完全独立；另一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贪污贿赂或者渎职侵权犯罪的过程中，其行为又分别构成了渎职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

司法实践中，检察院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分别为反贪污贿赂部门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和反渎职侵权部门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虽然检察院内部的两个自侦部门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但在单个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的案件同时涉及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的情况下，两种侵犯不同客体的职务犯罪不再分属两个自侦部门分别立案侦查，而一般由先立案的部门对全部犯罪事实进行侦查，并在侦查终结后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两类罪名移送审查起诉，这便是反渎职侵权部门通常所说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

二、浙江省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查办的现状

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普遍存在于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如，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职期间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1.45亿余元，侵吞国有资产共计人民币5300万余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许迈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上述案件是社会上反响极大的典型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而且该案的查办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2007年以来，浙江省宁波、金华、杭州、温州等地均提出反渎职侵权检察要办“双料案”，如，2010年杭州反渎职侵权部门立案的20件28人案件，其中 “双料”案件7件12人，分别占35 %和42.86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温州巡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过去5年内，温州二级检察机关共查处各类渎职侵权犯罪212人，有35人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此类“双料”案件占总数的16.5%。全省各地通过对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带动了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但是，当前的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支撑惩治职务犯罪“半壁江山”的重责严重不相适应，也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借助人们对于贪污贿赂案件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加深人们对渎职案件的了解，使人们真正意识到渎职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加强人们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意义

近几年来，党中央对反渎职侵权工作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听取和审议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专项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切实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把反渎职侵权工作放到与反贪污贿赂工作同等地位来抓，并且强调重视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和干扰阻力大等“三难一大”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反渎职侵权办案工作。实践证明，2007年以来，浙江省各地通过对职务犯罪双料案的查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所面临的“三难一大”问题，带动了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自2007年起，浙江省立案数每年均超过200人，且呈逐年增长趋势，2009年立案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42件293人，2010年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24件324人。

（一）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意识，有助于解决渎职罪案件线索发展难问题。

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善于从贪污贿赂线索、案件中发现渎职线索，有助于解决渎职案件线索发现难问题。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在社会上缺少知名度、影响力，大部分群众不知道检察院中有反渎职侵权局的存在，更不清楚反渎职侵权局的职责，因此，很少有群众向反渎职侵权局举报。渎职犯罪案件线索少，是造成案件发现难的重要原因，而贿赂犯罪线索相对多些。但是，渎职犯罪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大量的渎职侵权案件都是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交错在一起。而在实践中，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反渎职侵权部门本位出发，只片面注重纯渎职侵权线索，而主观臆断，忽略了贪污贿赂线索深层次中隐藏的渎职侵权线索。通常的做法都是轻易地将贪污贿赂线索转给反贪污贿赂部门了事，忘记了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与贪污贿赂犯罪相互交错的这一本质特征，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因此，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在贪污贿赂犯罪线索、案件中挖渎职侵权犯罪线索，要善于从贿赂发生的原因、目的以及所产生的后果等方面，发现和收集渎职犯罪证据，从而增加渎职案件的线索获取渠道，有效防止渎职线索流失，解决案件发现难等问题。浙江省各地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均有从贪污贿赂案件、线索中发现渎职犯罪线索的经验。如，2008年以来，宁波

市反渎职侵权部门以渎职案件为着眼点，从贿赂线索中发现渎职犯罪，挖出既有受贿又有渎职的“双料”犯罪案件共计21件21人；桐庐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近5年来从该院反贪办理的案件中，发现并成功查办了渎职犯罪3件3人。

（二）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能有效解决渎职犯罪案件特别是徇私类渎职犯罪案件的查证难问题

渎职案件特别是滥用职权、徇私类渎职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查证难问题普遍存在。如，有的渎职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任，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嫌疑人也如此辩解，那么在侦查实践中只能以玩忽职守罪侦结案件。在参加专修班学习期间，学员在交流时普遍认为，如果在侦查过程中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对渎职案件进行全面地分析，能突破犯罪嫌疑人受贿口供，查证嫌疑人在收受贿赂后实施渎职犯罪行为，这相当于间接证明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以贿赂罪的构成支持渎职罪的认定。而且渎职犯罪相对与受贿犯罪是轻罪，犯罪嫌疑人在交代受贿问题之后，往往能彻底地交代渎职犯罪事实。这样既保证案件质量，又能有效解决渎职犯罪案件的查证难问题，还能够带来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2005年宁波市北仑区成林采石场多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初步认定柴桥镇安监员李某某涉嫌玩忽职守。但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以人少矿多、工作强度大等理由，为犯罪嫌疑人辩解，对侦查工作极不配合，甚至多加阻挠，使侦查活动长达一年多未能结案。此后，北仑区人民检察院改变侦查思路，对该案从侦查渎职犯罪向侦查渎职、受贿“双料”职务犯罪转变，很快发现了宁波市北仑区安监局助理调研员沈某某、宁波市北仑区国土资源局科长邵某等四人以及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都存在收受事故矿主重大贿赂的犯罪事实。沈某某、邵某等四人受贿犯罪突破后，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立即把侦查的重点转入查渎职犯罪，很快查明了他们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上述人员最终都被法院以受贿和滥用职权定罪判刑。

（三）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渎职案件处理难、阻力大问题

渎职侵权案件法律规定模糊，案件构成复杂，职责、行为、后果、因果关系、归责都存在较多争议。老百姓以及相当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于渎职侵权犯罪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险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总认为涉案人员又没有钱落自己腰包，是工作失误。查处单纯的渎职犯罪，往往容易引起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法院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如，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查办的公安民警潘某刑讯逼供案件，较多群众甚至相关政府部门都认为潘某为了工作，动机是好的，做法虽不可取，但工作积极性高，以社会治安混乱，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难以破案等理由，企图阻止追究潘某的刑事责任。甚至，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潘某对8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行为属于情节较轻，而检察机关也没有具体的量刑情节参考标准，此类案件的查处不可能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查贪污贿赂犯罪，外部社会支持度较高，查案的阻力相对少，深入查处渎职侵权犯罪背后的经济腐败，办成“双料”案件，既能保证案件质量，还能够带来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中，职务犯罪主体既有以权谋私、严重不负责任的罪过形式，又有损害国家机关形象、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危害结果，是在两个方面挑衅公众的容忍度、亵渎国家公器，自然削弱了办案阻力。对这类案件，我们应坚持立足于渎职侵权犯

罪的查处，并深挖背后的经济腐败，办成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以贿赂罪的构成支持渎职罪的认定，使一些以往认为难以处理的渎职侵权案件得到了有罪判决，进而解决案件处理难、判决轻的问题。

四、结语

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法律规定模糊、量刑较轻等因素的存在，使当前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存在诸多争议。有学者以及地方法院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对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行为的，同时构成受贿罪的，有择一重罪处罚的相应规定，这对同类问题应当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依照《刑法》规定，渎职侵权犯罪相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是轻罪。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也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并构成相应渎职犯罪的比照该规定择一重罪定罪处罚，而不以贪污受贿罪与相关渎职罪数罪并罚。基于渎职侵权犯罪量刑偏轻，省院考核等原因，导致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在查办渎职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不愿深挖、查处贪污贿赂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当然，无论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是否存在争议，都不能否认通过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给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带来的积极效果。

第二篇：律师法修改视角下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我国律师制度的演化

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了能言善辩的助人诉讼的专门人才，如郑国著名的法学家邓析，不仅参与立法，还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代理制度。但这些远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制度。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人民法庭通则》规定，人民法庭应保障被告有辩护和请人辩护的权利。1954年7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了《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试行开展律师工作。1954年9月，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使律师制度有了宪法保证。经过了十年**的巨大颠簸之后，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直到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标志着我国的律师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能够适应迅猛发展的“依法治国”观念的需要，这部律师法适用了十年之后，于2007年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删去了原来的“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淡化了律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律师的中立性。虽然新修订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反映出的权利义务变化，符合对人权保护和社会公正的需要，同时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2007年律师法的修改使反渎职侵权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一）对律师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4月13日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规定了我国在未来两年人权保护方面的措施。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也是我国人民和政府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并庄严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律师权利义务规定的多次调整，实际上正是我国人权保障不断加强和完善的体现之一。

2007年《律师法》第二条对律师这一法律角色给予了全新的定义，其最大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委托人对于律师法律服务的意义和律师对委托人的关系，从而实质上将“委托人——律师”这一基本关系范畴引入律师法中。结合《律师法》第一条所确定的立法宗旨，从总体上扩大了律师有关权利，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新法律体系下的律师制度不论对于律师的法律实践还是律师法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律师法修改，重新审视自己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第一，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律师则是受当事人委托，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第二，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并不一致，但不能简单地将双方对立起来，他们是在同一法律体系下，只是以不同身份出现而已；第三，两者之间需要形成互动，检察机关应重视研究律师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加强与律师的交流、沟通。

（二）律师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扩大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职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两条从几个方面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

1、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

现行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新的《律师法》将“后”字取消了，虽然一字之差，但这意味着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即可在场。

2、律师会见和调查取证的批准问题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再需要经司法机关批准，而“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调查取证也不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这样的规定表面上看只是简化了会见手续，从操作上为会见当事人提供了方便。从更深刻的层次考虑，不需经侦查机关批准的会见，大大减少了司法机关对律师会见的干预，提高了律师办案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更为充分。

3、律师会见的方式

此前律师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的时候，侦查人员可以站在旁边监听，客观上避免和减少了律师利用会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消息，甚至串供的行为，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让他们能够与自己的律师进行全面沟通，新的律师法就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会见方式进行了重大的修改，明确了这一过程“不被监听”的要求。

4、律师会见的次数

律师会见的次数不受限制。这意味着律师可以随着对侦查机关所掌握证据了解程度的逐步深入，多次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使犯罪嫌疑人深刻了解自己的言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同时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根据自己思想的变化随时与律师沟通，获得律师的法律服务。

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使检察机关第一次讯问时相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优势减弱，突破口供的难度加大；无需经检察机关批准的调查取证和会见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证人不愿作证或改变证言的可能性增大，这些都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渎职侵权案件，“取证难”本就是长期困扰侦查人员的老大难问题，在律师会见权和取证权扩大的背景下，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侦查活动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

三、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应积极应对律师法的修改

渎职侵权犯罪妨害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败坏国家声誉、降低政府威信、毒化社会风气，损害国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有效性的信赖，致使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一种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近年来，渎职侵权犯罪发生率不断攀升，危害后果日趋严重。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从侦查办案的合法性、规范性入手，从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等方面积极应对律师法的修改，牢牢把握办案的主动权。

（一）调整办案观念、规范侦查行为

从法治建设要求的角度考虑，2007年律师法的修改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体现出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和社会和谐的理念，是对“重权力，轻权利”陈旧观念的冲击。我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专门就“拓宽民主渠道，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提高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保障水平”的方式作出规定，特别强调“完善预防和救济措施，在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依法保障人身权利。”“推动完善被羁押者权利保护与人道待遇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具体内容包括“进一步完善被羁押者的处遇制度。完善被羁押者通信、会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等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充分认识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从这个意义上正确理解和把握律师法的修改，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律师法修改给反渎职侵权工作带来的挑战，适时转变观念、改进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从过度依赖口供，向整合现有资源，提高收集其他各种书证、物证等证据能力的方向转变。

同时，律师法的修订对侦查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权利的扩大使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透明度大为增加，侦查活动更多地暴露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面前，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强化规范意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侦查活动，以保证所取证据的合法性，避免因程序上的不规范而陷入被动。

（二）提升人员素质、提高侦查能力

1、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虽然自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侦查模式已经逐步由“自供求证”向“先证后供”的方式转化，但是由于渎职侵权犯罪的手段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且作案方式多样，现有的渎职侵权侦查工作还没有完全摆脱“无供不定案”的影响。就此而言，律师法修改的内容相对于反渎职侵权部门现有的侦查能力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也对侦查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各地反渎职侵权局的成立和发展，很多检察机关已经对侦查人员进行了相应调整，侦查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大为提高。但是应当承认，与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的要求相比，人员的能力素质状况还不十分理想，而且由于侦查人员多是法学专业出身，而渎职犯罪案件往往涉及经济、建筑、保险、计算机等复杂的多学科知识，因此，必须加强对反渎职侵权人员的系统培训，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能力和法律政策水平。

2、加强初查工作力度。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初查是立案的前置程序，也是立案后侦查工作的基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规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渎职侵权案件本就具有对象特殊、调查取证难、案件查办难等特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有可能使这些特点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为了尽可能减小律师介入对侦查活动的影响，反渎职侵权部门应把工作重心前移，大力加强初查工作，充分利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措施为侦查活动打好基础。

3、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及时完善固定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几种证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是最直接的定案证据，却也往往是最不稳定的证据。相对于其他证据而言，律师的介入对犯罪嫌疑人供述更容易发生影响。因此，反渎职侵权部门在严格执行讯问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所具有的补强和固定口供的作用，减少口供变化可能性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提高外围取证能力，注重收集调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并强化证据的完善和固定工作，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链接中的缝隙，通过完善由其他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而减小对口供的依赖。

4、做好充分准备，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首次讯问是侦查人员与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的首次正面交锋，也可能是律师介入的开始，首战能否告捷对其后双方的心理战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侦查人员应高度重视首次讯问工作，在初查所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提前制定好讯问方案，考虑好讯问的步骤、重点、讯问谋略的使用等等，对讯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努力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5、注重与律师沟通。双方是一对相互排斥又依赖的矛盾体，虽然检察机关的任务与律师的职责具有一定的对立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检察机关与律师开展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是一致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学会如何与律师沟通。对于侦查人员而言，律师的存在犹如一面镜子，将侦查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都清晰地反映出来，侦查人员通过听取律师的意见和辩解，可以更好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发现、弥补自己在侦查工作中的漏洞或考虑不周之处，及时查漏补缺，确保侦查质量。

（三）完善工作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律师法修改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挑战，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通过有效整合内部资源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

一是进一步完善公诉引导自侦取证机制。公诉部门担负着审查起诉及出庭支持公诉的职责，因而比侦查人员更能客观地审视证据，并能按照法庭审理的需要考察现有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分析现有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因此，反渎职侵权部门对于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应按照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要求，积极邀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加强对案件定性、侦查取证等方面问题的沟通，更好地围绕庭审需要全面收集固定证据。

二是进一步完善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侦查一体化是多年来反渎职侵权工作经验的总结，是应对反渎职侵权工作中“三难一大”问题的有力手段，是整合上下级检察机关的资源，形成打击犯罪合力的有效方式。反渎职侵权部门应当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更好地发挥上级检察机关的指挥与协调作用，提高侦查工作的整体水平。

（四）提高保障水平，体现科技强侦

在现代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渎职侵权犯罪往往利用了一些技术手段而更具隐蔽性。为了获取犯罪证据，侦查部门必须具有与犯罪手段相对应的技术装备和技术能力。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加大对侦查设备的投入，不断改善通讯、交通、侦查取证设备等装备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对侦查活动的技术支持力度。此外，针对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的职务犯罪高发、律师法修改挑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现状，呼吁立法机关适时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权，从技术角度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

第三篇：从法院审理腐败案件情况谈新时期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也一直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严惩腐败，是每一个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人民法院之所以前面冠以“人民”二字，目的就是为了让法院真正为人民掌权、为人民服务、执法为民。腐败，对人民感情的伤害显而易见。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曾经说过：“每当看见腐败分子在庄严的法庭上受审，低头认罪，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法律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这是人民对法院发挥审判职能、惩治腐败工作的最高肯定。我院在几年的审理腐败犯罪案件的工作实际中，越发感到治理腐败，法院的审理是最强有力的工具，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严惩腐败，是法院系统长远的重要的工作目标。

一、我院审理腐败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典型案例

十六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和工作的逐步深入，鹤壁市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惩治力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自2003年至2006年6月底以来，该庭共审理各类腐败案件 件 人，其中贪污案件 件 人，受贿案件 件 人，其他案件 件 人。

在已审结的案件中比较典型的有：被告人郭万和贪污一案。

1999年2月8日，被告人郭万和从鹤壁市淇滨开发区土地管理办公室领取浚县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转来的征用大来店村耕地补偿费用计134541元。回村后郭万和除将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9741元正常下帐支付外，同年4月30日郭万和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124800元中的12480元，与另一笔12429.25元的征地款相加后,开具了24909.25元的现金收入凭证,交现金保管蔡晏民入帐,而将余下的112320元留存于自己经管的现金帐上，自己使用和借与他人。2000年下半年，郭万和发现帐目错误时，并未及时采取措施补救，而是将124800元的原始收入单据予以销毁，自制了12480元的虚假收据入帐而将帐走平。2004年3月，被告人郭万和为防事情败露，又将自制的12480元的虚假收据换成自制的124800元的收据，并以脱库为由，伙同蔡晏民开具了4张数额计为112320元的虚假支出单据，重新将帐目走平，从中将112320元据为己有。

案发后郭万和已将全部赃款退至公诉机关。

浚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万和利用自己担任村委会会计的职务之便，借自己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土地征用补费用之机，采取收入不入帐和开虚假支出票据的方法，将其经手管理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112320元据为己有，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规定，构成贪污罪。浚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对被告人郭万和的指控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郭万和及其辩护人辩解辩护称“郭万和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理由法律依据不足，故对其理由不予采纳。被告人郭万和在案发后退出全部非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一款(一)项、第六十四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规定，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处被告人郭万和有期徒刑十年，对其非法所得112320元予以追缴。

宣判后，被告人郭万和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这个典型的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鹤壁市属于不发达地区，有较大辖区地处偏僻山区，所以村委会领导职务侵占、利用村委会领导贪污的案件比较多，审理这样的案件，一定要根据现实情况，依法判处，既打击了刑事犯罪，又保护了国有资产不受侵犯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给广大辖区农民以安稳与信任，才能增强他们对法律的尊崇、对法院的支持和信任。二、十六大以来，通过几年的反腐败案件审判工作，反映出的新特点、新问题及其成因：

（一）新特点：

1、从发案数量上看，年发案数量均衡。2003年至2006年6月份，鹤山区法院每年受理腐败案件除2003年较多外，其余年份的收案数量和人数较为稳定。

2、从涉案金额和判处的刑期上看，上述案件的被告人中，涉案金额高的均处以实体刑，金额低又有积极退赃情节给与其缓、免刑处罚。

3、从被告人职务上看，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犯罪现象突出。

4、从被告人政治面貌和学历上看，党员及中高学历者所占比例较大。

5、从被告人年龄上看，犯罪主体趋向年轻化。

6、从犯罪手段上看，手段直接，随心所欲。多数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国家财物。

（二）、成因

贪污犯罪一般而言都是主体在贪欲的主观支配下，加上犯罪的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存在而使然，具体分析如下：

1、管理体制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经济体制和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正从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较长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新体制处于不完善阶段，管理体制存在较多漏洞，规定一般都很粗疏，给执行制度者留下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巨大财富和经济体制改革为贪污犯罪创造了新的机会，给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企业权力持有者提供了腐败的温床，使其最终滑向贪污犯罪的深渊。

2、单位领导，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这充分说明，权力需要制约。我们现阶段贪污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对权力运行缺乏制约，从而使权力蜕变、堕落，成为权力行使者实施犯罪的工具。在我国，以国家为主体的监督制约如权力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党的监督虽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尚处于最薄弱的环节，监督是乏力的。在权力与监督的较量中，由于监督者的人财物在各级领导、财务人员及其他被监督者手里，所以往往较量的结果是权力占上风，这种体制就难以实现法律监督对贪污犯罪的有效控制。而以社会为主体的监督功能在实际工作中更显得苍白无力，群众对一些贪污犯罪不敢告、不愿告、告了无效果的现象还很普遍，个别举报人甚至还招致打击报复。这就使必要的监督流于形式，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审批程序流于形式，监督制约机制薄弱，对权力行使科学控制、监督乏力，具体表现为权力行使的不规范，权责不统一，权力系统与监督系统不协调等等，致使一些国有资产的管理者贪污犯罪持续时间长，金额巨大，却不易被发现。

3、道德观念的滑坡

贪污犯罪之所以如此严重地发生，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忽视了思想道德教育，致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失去了正确的人生观，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缺乏应有的精神支柱。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受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观念的腐蚀，经不起物质的诱惑；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长期以来放松了对自己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公仆意识淡化，生活作风腐化堕落，贪图金钱和女色，从而滑进贪污犯罪的泥潭。

4、社会心理失衡

有些贪污犯罪产生于社会心理失衡，它的产生与形成是由于罪犯主体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换中，所接触的周围人们的社会意识评价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相悖，包括他们对“物欲”的贪恋与追求，对有钱有势者和发横财者的羡慕，及对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和享乐主义的认同。一些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不满于社会的分配不公，为实现自己的金钱梦，不顾及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等价交换、平等竞争、权力平等等原则的要求，无视国法，贪污肥私。

5、预防机制不力

贪污犯罪之所以能够得逞，腐败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打击启动在后，犯罪发生于前，使打击总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局面，难以把犯罪发生的源头予以有效地扼住，致使打击的作用尤为有限。目前，随着经济领域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向着隐蔽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而发案单位对这些新类型贪污犯罪手段尚缺少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防范与制约机制严重滞后。

另外，有关行政部门及司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律、特点、产生原因等情况缺乏深入的调研，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和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手段尚不完备，未充分发挥举报中心在惩治贪污犯罪、保障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预防工作尚未全方位展开。纪委、监察、审计部门缺乏联系与协调，这些都是造成管理的漏洞和监督制约不力的重要原因。

三、对策与建议

贪污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采取对策时，也应综合治理，多管齐下。

（一）健全执法监督是遏制贪污犯罪的必要保证

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保障法律对贪污等犯罪行为的制约力，有效地减少贪污犯罪。这就要求各级执法机关必须在法定职权内，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开展执法活动。财政、审计部门对可能涉及贪污犯罪的情况应秉公执法，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依法移送，不搞以罚代刑。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应高举起法律的利剑，使用法律武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一是应加强执法监督效果，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强大合力，坚决杜绝“公安罚一批，检察免一批，法院缓一批，劳改放一批”的非法现象出现；二是切实保障人民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依法切实纠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等现象，坚决依法办事，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对利用职权贪污的国家工作人员，要力排干扰一查到底，从严惩治；三是提高执法监督队伍的素质，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继续建立完善内部制约机制和接受群众监督的制度。

（二）健全管理制度是遏制贪污犯罪的可靠保障

不受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已被多年的实践所验证。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只靠个人品格的保证是脆弱的。要消除对权力的滥用，根本和可靠的方法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1、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堵塞职务犯罪的漏洞，真正做到职责明确，使犯罪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如，建立和健全对 “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约束制度，实行会计委派制等。只有遵循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规律，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代替人治，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贿赂犯罪赖以存在的土壤。会计是监督、制约领导正确行使职权的重要环节，凡是贪污犯罪，都能从财务上找到端倪。因此，只有割断财务人员与单位及其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使财务人员中立化，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会计法的相关规定，才能使财务监督功能充分发挥起来，有效避免一些犯罪的发生。

2、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及条例。目前，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已经建立。对于查处贪污腐化分子，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党内纪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励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党风廉政责任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已经颁布实施，综合运用党纪、政纪、法纪手段反腐败，已经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依法查处制度。

3、建立和健全国家工作人员财产审报机制。明确规定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的内容，由专门机构负责登记、审核，并将属于国家规定保密以外的政府事务向社会和群众公开，以此对企图犯罪之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其不能也不敢犯罪。

4、实施政府采购招标制度。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基建、采购、三产承发包等活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能采用招投标的一律公开招投标，对于零星业务，也应集体审定。这样，一方面可充分发挥采供部门接触面广、信息量大、采购经验丰富等优势，另一方面也彻底杜绝了物资采购资金流入个人腰包等问题。将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作为从源头上反对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能有效防止这一环节的贪污犯罪问题。

5、适当提高国家工作人员薪金和福利待遇。一个物质匮乏，生活贫困的国家或民族很难有高水平的道德和文化。古人有“衣食足而知礼节，知礼节而守法度”的观点。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提高，才能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预防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三）开展预防工作是遏制贪污犯罪的重要手段

预防贪污贿赂犯罪是反贪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给预防贪污犯罪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也给我们建立防范机制，发展完善预防措施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从人的思想到管理制度，从一个单位的小环境到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存在不少诱发犯罪的因素。所以我们应当看到贪污犯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打击是不行的，必须在强化打击、震慑犯罪的同时，要带动预防，实行打防并举，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展预防工作还必须拓宽思路，采取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开。一是各单位、部门都应设立专门机构或确定专门人员，负责本单位贪污犯罪的预防工作，针对本单位部门的实际，制定防范对策，及时报告和反映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情况，举报贪污犯罪线索。同时建立廉政建设考核制度，将廉政考评与 “责、权、利”考评挂钩，充分激发各单位党政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积极性和对反腐倡廉、加强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二是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应注意研究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运行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了解和分析贪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产生原因，提出预防犯罪的基本对策和具体措施。三是检察院、法院应对贪污犯罪加强调研，结合办案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和司法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总结教训，堵漏建制、改善管理、加强防范、建立有效的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制约机制，使司法机关的预防工作与社会预防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能，以扩大反贪的社会效果。四是财政、审计部门及检察机关应深入发案较多的部门单位，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使单项预防与系统预防结合起来。五是纪委、监察、审计部门应充分发挥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新闻监督的作用，加强互相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起严密的预防网络，使犯罪分子没有藏身之地，防止权力的失控和专断。六是充分发挥举报中心在惩治贪污犯罪、保障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举报积极性，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每件举报都要有反馈，有结果，取信于民，发挥群众监督的巨大作用。

（四）加强道德修养是消除贪污犯罪的思想保障

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强化思想教育工作是诸措施中最积极最基础的措施。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从思想颓废、道德滑坡开始的。“以教养廉”是我国优秀的思想传统，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发扬，成为我们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途径。通过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紧紧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从严谨的生活作风抓起，树立高尚的人生目标与追求，秉持严肃的生活态度，经得起权力、金钱和女色的考验，构筑一道坚固的思想道德防线，教育他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廉洁奉公，正确对待权力和利益，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绝不以权谋私。党员干部更应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份之想，常修为官之德，胸怀法度，情系群众，廉政勤政，公仆为本。道德和法律对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人们就能自觉的扶正祛邪、扬善惩恶，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这是控制、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根本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