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习外国的四次浪潮

第一篇：近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习外国的四次浪潮

近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习外国的四次浪潮

黄勤①余黄明②

(①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②柳州市一十[中)

我国学前教育从诞生之初就是两方幼教思想、幼教制

度、幼稚园模式和儿童教育心理科学i门为方传播，中国光 进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宣传的积极产物，而清末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则是幼儿教育机构产生的经济草 础、物质草础;而清政府兴学育刁的需要，外国教会在华 创办幼稚园，提供经验和模式，又是清末创办幼儿教育机 构的社会草础。

一、第一次浪潮学习日本

20世纪初，日本}、{比发展，幼儿园也随之得到发展，井迅速传入中国。幼儿园制度从日本传入中国，主要途径 有份个方面:一是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一是派出代表ICI 赴日考察教育(含幼儿教育);份是戊戊变法失败后逃亡到 日本的维新志十的提倡和宣传。梁启超是最甲把日本幼儿 园制度介绍到中国的旅日学者。康有为在《大}J书》中借 鉴德国祸禄培尔的经验，提倡在初等教育学段中创设胎教 院(人本院)、育婴堂、慈幼院等社会学期教育机构，井从 入院资格、教养宗旨、教养员职责、管理制度、环境选择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全面系统地沦述了学前教育。

这个时期我国向日本学习学前教育经验的积极成果突 出反映在癸卯学制中，而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前教育机构无 沦从教材设备、课程设置，到师资及帅资培养都全盘照搬 日本模式。这个时期，由于当局及社会人士对学前教育开 始有了重视的倾向，各地设立了一批蒙养院，尽管质晕 差、数晕少、基础薄弱，全盘照搬日本模式，然而毕竟有 了第一批学前教育机构。

1.癸卯学制的颁行

1902年张百熙草拟t《钦定学堂章程》，即千寅学 制，此学制业经颁布，却井未实施。1904年初又颁布t 由张之洞、张百熙、容庆合词的《奏定学堂章程》(以下 简称《章程》)，即癸卯学制，其中包括蒙养院制度

癸卯学制是我国清末第一个在全国颁行的学制，第一 次用国家学制的形式，把幼儿教育机构的名称确定下来，把社会幼儿教育机构的地位固定下来，使蒙养院成为我国 最甲的学前教育机构。.可以说，癸卯学制所定位的蒙养 院，是我国幼儿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

2.课程设置

保教科目和教学方法《章程》规定，蒙养院保育教 导的科目有四:游戏、歌谣、谈话、手技。当时蒙养院普 遍设置了行仪、日语等课程。

3.师资及培训

我国第一所学前儿童教育机构湖北幼稚园创办于光绪 1903年8月，当时聘请了3名日本保姆负责经办，有户

野美知惠担任园长，井拟词r《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保育科目包括行仪、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唱

歌、幼嬉7项。并规定一切费用除伙食外均属写备。湖南 写立蒙养院于1905年开办，聘请日本两女士为保姆，招 }I} 46岁的儿童。

为了解决蒙养院帅资数晕小足及质晕低下的问题，清 政府采取份条措施:一是派人出国(主要是日本)‘学习幼 儿帅资课程和管理理i'e.;_是继续聘请受过:;lJ等教育和专 门训练的外国女子(主要是日本女子)到中国蒙养院任 教;份是创办女子帅范学堂或其他幼帅培训机构(如保姆 传习所)，大力培训蒙养院帅资。

生搬硬套日本模式带来r小良的后果，张雪门光生曾 批判清末仿效日本办理的蒙养院:他们将谈话、排版、唱 歌、识字、积木等科目，一个时问一个时问规定在功课表 上，教帅:}} r}}的^h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的^h在下面。教 帅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小脱教帅的帅范，儿童 小能自己别出心裁，也小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具和 材料，如果教帅小给，儿童自然小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 地方很高，儿童业欲取而小得……在这种教育底下，儿童 是被动的，充满r压迫的芳闷。所学的全是零零碎碎的知 识技能，都是浮面的、虚伪的，日子稍久就立刻忘怀了。

_、第_次浪潮学习欧美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政治民主和科学进步，反 对为封建服务的旧传统、旧道德、旧礼教，井JI始r马克 思主义的传播。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给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 深刻的影明，在教育领域内掀起了一个空前深入)’泛的批 判传统封建教育和宣传、介绍两方教育理沦、教育学说，;马克思主义草本教育观点的热潮，从而使各种教育思潮和 教育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以此为背景的我国现代幼儿教 育，因为有了新的借鉴，也从过去的主要学习日本转向卞 要学习欧美，井在探索和实践中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莫定 了学前教育中国化和科学化的良好草础。

1.新的指导思想儿童中心论

在当时国外的各种对我国学前教育产生)广泛影明的教 育理沦，;教育思潮中，影明最大的莫过于杜威的实用主义 教育思想，;儿童中心沦。儿童中心沦反对传统的以教师、书本和课堂为中心，主张从儿童的本能、兴趣和需要出 发，以儿童自身的活动为教育过程的中心。

2.新课程设计教学法

根据杜威理沦由克伯屈创制的设计教学法，与传统的 分科教学完全相悖。设计教学法以儿童生活中的事件为中 心，组成学习的单元，有预定的计划及目的，但总以儿童 活动为中心，使一切活动出于他们自己的自发。陈鹤琴光 生在充分吸收杜威及克伯屈理论的草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单元教学(即整个教学法)，井最甲在南尔、苏州、南通一带试行。

3.新学制，幼稚园制度的确立

1921年，孟禄来到中国进行调查井宣传其教育理沦。在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1922年11月公布了《‘学校系 统改革令》，又千戊学制(新学制)这个学制将蒙养园改 称为幼稚园，规定收受6岁以下的儿童，井把幼稚园正式 列入学制系统，确立了它在学制系统中作为国民教育第一 阶段的地位。

4.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规定

193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课程标准》，共分 份部分:

第一部分为幼稚教育总目标，该目标体现了尊重儿童 及其发展，追求儿童身心健康、快乐和幸祸及为人生发展 莫草的总原则。

第_部分为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 戏、社会和常识、}作、静息、餐点共7项，每项均列有 目标、内容及最低限度要求。

第份部分为教育方法要点，共17条，其主要内容为: 规定将各科打成一片，实行课程(作业)中心制的设计教 J学;幼儿在园时问，全日约六小时，半日约份小时;各种

作业就由儿童各从所好，自由活动。但是每日必有一次I才I 体作业，故事、游戏、音乐、社会和自然大都} }J由教帅引 导，施行团体作业;教帅是儿童活动中的把舵者、儿童问 题的最后的裁判者，教帅需细微、全面地观察儿童井记 录;必须充分利用户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井注意设备要 合乎我国的民族性，合乎当地社会情形，要适应儿童需要 和小违背教育的意义等

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由于是由我国专家学者在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草础上，根 据我国的国情编词的，业然也吸收和借鉴了两方的学前教 育思想，但充分体现了洋为中用的精神，因此它很富有民 族性;同时它以心理学、教育学、卫生学等学科的理沦为 指导，对教育内容和方法所作的各项规定，都比较衬合儿 童的年龄特点和教育的要求，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操作 性。业然它在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和小足，如要求 仿照蒙台梭利的办法日_儿童定时进行静默等，但从总体上 来说，它对我国学前教育向中国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提高我国学前教育质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份、第份次浪潮学习苏联

建国初期，我国教育界积极向苏联学习其幼儿教育理 沦和经验，这对改造我们的旧教育，建设新教育，起了积 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小够、生搬硬套的弊端。这些 在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儿 园暂行教学纲要》两个试行草案中得到体现。其要点如下:

1.幼儿园的主要目标及教养原则

(1）培养幼儿草本的}J生习惯，注意其营养，锻炼 其身体，保证幼儿身体的正常发育和健康。

(2）培养幼儿正确运用感写和语西的草本能力，增

进其对于环境的认识，以发展幼儿的智力。

(3）培养幼儿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友爱、守纪律、有礼貌等优良品质和习惯。

（4）培养幼儿爱美的观念和兴趣，增进其想象力和 创造力。

幼儿园教养原则:使幼儿全面发展;使教养内容和幼儿 生活实际相结合;使幼儿有独立活动完成简单任务的机会，使幼儿习惯于集体生活;使必修作业、选修作业以及户外活 动配合进行;使幼儿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密切配合。

2.系统性教学的确立

幼儿园教养活动项目共6项:体育(包括日常生活、卫生习惯、体操、游戏、舞蹈和律动等);语言（包括谈 话、讲述故事、歌谣、谜语);认识环境(包括日常生活 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图画、手工(包括图画、纸工、泥工、其他材料作业等);音乐(包括唱歌、表情、听音乐、乐器表演);计算(包括认识数目、心算、度 晕)。

.可见，在当时实行的是苏联式的系统性、科学性的分 科教学，抛弃了陈鹤琴、张雪门等学前教育光驱所倡导和 试行的单元教学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的教育理沦和经验对有目 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全面发展的学前教育，作出了 可贵的贡献。但是，苏联专家、‘学者及其教育思想对我国 的学前教育的影明并不完全都是积极的，他们对两方当代 教育制度和教育理沦的片面观点，他们过分强调集体统一、正规化、教帅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的作用等思想，也都影响了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如加强了计划性，忽视

了灵活性:注意了集体，忽视了个体:机械划一，重教轻学，等等。在学习苏联经验的}J时，导致了对杜威实用主

义、儿童中心沦等的彻底批判。

四、第四次浪潮博采众家，为我所用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两方光进的儿童心理教 育理沦、学前教育方案逐渐引入我国，对传统的教育观念 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沦、维果 兹草的社会认知发展理沦等等。这些理沦认为学前儿童是 自身发展的主体，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儿童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儿童的发展是通过自身，;环境的交 互作用得到实现的;儿童是在活动中不断发展的，课程应 通过组织生活的、教学的、游戏的等教育活动进行。学前 教育应保证每一个幼儿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在身体、认 知、情感社会性等诸方面获得最大限度的整体的发展，为 每一个幼儿按自己的学习方式和速度进行学习去创造条 件。教帅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提供环境、控制环境、调整环 境份个方面，而不是包办、代替。

这个时期，我国学前教育专家、学者在学习外国光进 经验时不再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注重博采众家，为我所 用;更注重结合本国、本地区、本园情况，创建自己的特 色，过去我国学前教育的宝贵经验也得到了继承，;发扬，如陈鹤琴光生创建的单元教学等等。这些观点都明确体现 在教育部2001年7月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中。

根据我国学前教育的实际情况，要创建理想的学前教 育模式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走有自己特色的学前教育发展之路，依然是我们不断探索 的问题。

第二篇：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840年前后，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几种新教育，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落的封建帝国，教育仍然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主要表现在：1、科举制度腐败。清末科举流弊百出。“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以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为先声，以洋务教育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以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虽然后来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新式学堂表现出来了不同特点，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除了举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开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19世纪70年代留学教育开始起步，以后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终于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制度——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除了政府国人主动学习国外思想教育外，外国人也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并且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文，但是英国夺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锐、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这就开始了剥夺中国的主权，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开了大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确地获得了建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的权力，并且还要受清政府的保护。列强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为其文化侵略大开其道。总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传统教育已难发挥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教育转变。

（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90年代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加之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更彻底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屡用上书请愿的办法，希望能说服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并且自己来兴办学校、设立报管、著书等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维新性质的学堂有两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办的学堂。主要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等，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万木草堂由康有为任总教授、总都督，并在教学和教学组织管理方面亲力而为，讲学效果显著。万木草堂在研究、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时务学堂于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亲自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纲十条：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徐勤就是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的高才生。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条，上报光绪皇帝。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1898年9月政变发生，新政停止，但京师大学堂并没封闭，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后来，其封建性明显加强，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民国初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各级学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所荡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至深。

（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分化成两派——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举办学校，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如上海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湖南的明德学堂，安徽的安徽公学、浙江的大通师范学堂等。这些学校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1、爱国学社：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学生200余人愤而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支持学生的斗争，于1902年11月，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以后各地学生凡因受迫害或被开除的，都纷纷加入爱国学社，教员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讲授各门科学都重视思想的陶冶和军事的训练，以助于锻炼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这些报刊成为爱国学社向社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高，曾有力地声援全国各地的**。但也为此，爱国学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们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2、爱国女校:是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学校。课程有外语、理化、代数、几何、法国革命史等。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坚强的女战士。1908年后，成为普通女校。

3、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1907年，该校由秋瑾主持校务。

这些新式学堂是中国主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清政府挣扎过程中的产物，是主动的接受与改变。而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华办教育的权利后，都进行了对中国的思想侵略。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业、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开始办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称为教会教育。

教会教育：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书院，目的是扩大影响，宣传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大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办学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扩展传教的速度。早期教会学校培养出一批为教会服务的洋奴，但这种学校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虽然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毕竟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在中国内地建学校等特权。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教会学校在课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家经典。1877年5月，为了适应教会学校的发展，规范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目的是把“基督精神”加进教科书中去，以奴化中国学生，控制教科书的编纂权。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不需要中国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认可即可。另外，各国还在20世纪初以后，使许多教会大学在其国内立案。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州大学和纽约州大学注册立案。于是，这些学校就成为设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学生可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可获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学校，进一步发展了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侵略。

然而，有侵略就会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迅速膨胀。据统计，到1926年，基督教、天主教两教会在我国已有教会小学1.4万余所,中学400余所,大学19所,学生80万人。这些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进入20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各地会党纷纷领导人民抗洋兵、毁教堂。青年学生更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罢课、退学，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气节。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清华学校举行第11次大会为导火线，爆发了空前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传教士穆德组织的。他在中国北京开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大学生”等问题。针对这个新的侵略行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上海领导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揭露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及教会学校里所进行的文化侵略。随后全国30多个地区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运动。

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有所收敛改换侵略形式，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需为中国人，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须按部颁标准，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等。尽管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并没有因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重大打击，是日后教会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留学教育

经历了种种屈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国人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开始考虑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起步和发展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出现过一些零星自发的留学行为，留学生基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倡导由政府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是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洋务派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如：1875年闽浙总督沈葆桢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5人，前往法国学习船政，1876年李鸿章派7人赴德国学兵技。洋务派办留学教育是要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培养洋务人才。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历史的事实也说明，这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学技术人才如詹天佑、哲学政治学人才如严复等。在清末新政的刺激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由于留日高峰的形成，也引起美国的注目，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中国，以发展留美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中国较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是在洋务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制度（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它是教育制度的主干，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对中国的刺激和大批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译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真才。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一些改革政令，其中包括颁行新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新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实施了8年后，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教育方面，于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并于1912年9月3日，颁布《学校系统令》，称为“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这个学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进步，它缩短了学制年限3年或4年；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壬子癸丑学制中，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规定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女同学；从课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改进了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教育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虽然也有许多不彻底的方面，但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第一次系统的改革，它突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较全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新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次重大胜利，有着历史进步意义。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教育能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一些知名人士如胡适、陶行知、黄炎培等人都纷纷提出了改革学制。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的学制草案稍加修改，于同年11月以大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即壬戌学制。一般称这个学制为“新学制”。“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等。在讨论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1923年该委员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小学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工用艺术、形象艺术、体育、音乐等科。普通科分文理两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1922年学制的公布，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况，反映了“五四”以来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新学制”除以后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制等方面有所改动之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制度由封建主义变为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理论及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演变为现代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变得实用、开明，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第三篇：儒家思想在我国近代抗击外国侵略时的作用

儒家思想在我国近代抗击外国侵略时的作用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

那么儒家文化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试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儒家文化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致使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将士们顽强作战奋勇杀敌以御外辱。儒家思想从汉朝时就成为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使得近代中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长期以来人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面对外来侵略时表现出来积极抵抗，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在战争中自觉或者自发的斗争比比皆是，枚不胜举。具体事例有：

第二，儒家文化阻碍近代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之林。在反抗外来侵略时，封建思想阻碍人们接受先进文化，并盲目地抵制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来对抗外来侵略，还妄想用落后的迷信来取得胜利的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叶名琛便是最著名的例子。

叶名琛是鸦片战争后期(1852～1858年)主持清政府对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内因执行鸵鸟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广州城破后被英国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他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 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 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语。其过十五日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而广州城恰恰十四日沦陷。当时民谣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叶名琛说：“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叶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里，常常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取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每当有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因不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弃国而逃的咸丰皇帝将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叶名琛，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实际上是在转移视听，找了个替罪羊。

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致命弱点所致：一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却又自以为是、清高酸腐，“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专制时代，知识分子依附于权贵阶层，现阶段许多人又盲目追随美国的“民主”的鞭子，以美国的马首是瞻；二是缺乏实践精神，看不清社会的真实，常常游离于社会实际行为之外，“动口不动手”，虚弱无能，他可以尽毕生精力于“致知”，却不会用少许时间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探索，所以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三年，三百年、三千年也不成。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是苍白的理想主义者，平时除了读书奉主，便是在后花园调弄春香，胸有屠龙之志，可手无缚鸡之力，遇到外敌入侵，死在敌人刀戟下的往往还没有自悬房梁上的多。中华文明的宽厚，也常常落入“义”与“利”的两难困境之中，太过于取“义”，追求儒家的“仁义礼乐”的理想政治，则往往迂腐颟顸，自取其辱，自掘坟墓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在如今的历史发展新时期，儒家思想还是在不断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关键，也还是在一个“仁”字上，以及由“仁”引出的“和”。如今的中国在处理外交问题时，秉持的即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被放在了首位，这便足以体现中华文化中对于和平与和谐的向往，对战争与霸权主义的排斥，而这些，源自于儒学。相信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依然作为深植于中国的基因中的一种力量，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第四篇：学习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心得体会一

学习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心得体会范文一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2、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1日)

“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3、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的未来发展。面向未来，中国将相继朝着两个宏伟目标前进：一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建设美丽中国。” >>查看全文

6、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2013年4月7日)

“去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我们也认识到，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还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查看全文

7、工人阶级在实现“中国梦”中一定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4月28日)

“我们已经确定了今后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尽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仍很艰巨而繁重，但面对未来，我们充满必胜信心。我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我国工人阶级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以国家主人翁姿态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