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

第一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变迁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体系，它包含着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乃至文化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每向前跨进一步，都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并打上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的烙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表现。而“均衡、和谐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管是对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件十分重要也十分棘手的事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市场经济还是互相封锁的市场经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地方和基层组织积极性的发挥，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随之划分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的两个阶段。

一、以放权为主导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92 年以前)

中央与地方关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一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和发展变化。

1949 年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上选择的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模式，这是基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所作出的决定。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资源再分配——利益满足体制，中央政府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网络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这种利益满足体制奠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模式——高度中央集权型，中央对地方政府具有强制性的指挥权，决策大多由中央一级作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仅在于实现全社会利益的一部分。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模式造成我国经济管理中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不利于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就。在巨大成功的推动下，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进程。邓小平分析说：“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只有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才能趋于合理。而要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最为关键的就是权力下放。因此，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环节。同时，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即下放权力，发挥地方积极性，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因此，1978 年以来，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是：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就必须分权、放权，要通过“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民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坚持“两个积极性”的总体原则，实行的是以“下放权力”为基本特征的向地方倾斜的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确认：“凡是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指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 在这一时期，权力下放的理论与实践交错产生与进行，互相促动。这一时期的权力下放包括1980 年的财税权下放、1982 年的立法权下放以及1984 年的投资决策权下放。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已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为了他那一点个人和局部利益甚至连犯罪的问题都敢加以保护。”同时，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形成了东重西轻的梯度分权格局，即东南沿海一带，权力下放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权力下放较小。权力下放不均等，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的差距，而且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不平等竞争，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的功能急剧膨胀，为了地方的狭隘利益，产生了垄断意识，形成了“诸侯经济”。早在1988 年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全国已有20 多个“独立王国”、2000 多个“诸侯”。各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向中央争投资、上项目，利用自身权力加剧地方割据和封锁，搞自成体系的“大而全，小而全”，使各地产业结构趋同，并引发了一系列资源大战。

概括来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其结果是以权力下放、地方分权为主，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一点江泽民同志给予了明确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与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地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我们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

二、不断磨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92年以来)

从历史来看，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是平衡与协调关系。在权力分配上，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治理好全国，又能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大或过小，都将破坏权力的正常运转。中央的权力过大，影响地方的建设与发展；地方的权力过大，则威胁中央的治理。这是1992 年以来我国力图达到的理想状态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1992 年，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下的经济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既不同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式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有别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形式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市场经济要求尊重市场的内在运行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从此，我国的整个经济运行快速地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入一个急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面改革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功能也必然要发生变革，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说，从对物质资源的直接管理到非直接管理，从以管理物质资源为主到管理非物质资源为主，是政治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重要变革。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子系统，也必然要发生适应性变化。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既要求有必要的中央集权，又要求有在中央有效控制下的地方适度分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中央集权条件下的地方分权，必然会造成“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而没有在地方分权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又会复归于僵化的“大一统”模式。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合理化。

为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行政放权而带来的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状况，1994 年新的财政体制分税制及其他管理体制的实行，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标志着建立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税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扩大了地方固定收入的范围。这有利于促进地方合理地组织经济，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做到既增加了地方的收入，也能增加中央的收入，实现财政、税收上的“两个积极性”。实践表明，分税制的实施开始把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的关系导入一条制度化的轨道。因此，早在五年前甚至更早，就有经济学家称其为“中国式的联邦制”或“财政联邦制”。?

分税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格局，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各地方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度，明显强化和改善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分税制并非万能，虽然加大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对于地区差距问题，不仅未能加以解决，反而进一步扩大。由于分税制改革主要是“中央主导型”模式，自实行以来，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分成比例几乎年年在变，中央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随意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只能被动接受，从而导致地方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抱怨和抵触声音。再加上在分税制确立之后，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得不明确，双方都会采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这一层面，过度重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由此又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并进而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而地方由于承担了从中央转移而来的财政压力，又必须考虑另外开辟财源，因而往往集中注意力于土地开发，通过“经营城市”来增加收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导致了房地产过热和房价猛涨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绩工程”。?瑏瑥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既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又往往使得中央的调控措施失去应有的力度与效果，甚至影响到其权威与合法性。

总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它意味着中央要加强属于自己的宏观调控权，同时把属于地方的权力划归地方。因此，1992 年以后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磨合上出台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如此看来，要想达到理想状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任重道远。

三、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思路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又步入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虽然两个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衡重点和最终取向不尽相同，但都植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都是基于对历史上所犯错误的规避。在这其中，我国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高度一体化的官僚集权体制被打破，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开始走向分离，社会逐步趋于多元化。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不例外，传统单一的中央高度集权模式让位于多元化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新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分税制的实行、政府机构与职能的改革等，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了实质性变化，初步建立起政治运作与经济运行相对独立的政经二元化体制。?瑏瑦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以分权为路径解决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衡上有着理论拓展的空间。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均形成了极具智慧性的理论。概括来看，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论直接指导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实践，同时也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指导价值；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系统提出了经济转轨时期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并在随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95 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系统阐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和构想，这直接指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权衡。从理论上来看，中共三代领导人都在不同时期坚守了相同的理论原则。这一方面彰显了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同时这些理论思路也是现今发展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准绳。

一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于我们的意义。“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赋予地方必要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央必须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才能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和协调发展。”?瑏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成为后来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持了这一思想。这说明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我们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是要维护中央权威。1996 年3 月11 日，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领导和中央政令的权威必须维护，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对照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维护中央权威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是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三是要尊重地方利益，属于地方的权力要划归地方。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实行投资的合理分工。中央掌握的建设资金集中用于全国性或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点工程，以及科技、教育、国防等方面的重点项目。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本地区公益性、基础性项目。”这就确定了属于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权力：投资管理权。这样，按照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思路，就是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特别是与其权力、职能、责任相一致的地方经济调控权要划归地方，应充分尊重地方利益。

四、拓展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践途径

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央和地方关系有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其一，权力下放的思路不能放弃，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从新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集权、分权的循环往复中。中央的积极性高了，就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地方的积极性高了，就影响了中央的权威。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以行政放权为主要特点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所带来的后果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这似乎让人谈虎色变，谈到分权就联想到中央的孱弱。于是在以后的改革中，我们一方面放权，另一方面又出台不同的政策对所放权力进行约束，直接带来现今地区梯度格局明显，东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差距愈益拉大，导致地方政府更多的抱怨和新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

权力下放本身没有错。欧美国家三百多年来都遵循给予地方更多的积极性和自主权的原则，也未见那些国家的统一地位发生过改变。那为什么我国出现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 原因就在于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没有给予地方更多的监管权。如果我们能更好地发挥民间力量、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共领域的监督作用，那么地方政府在一些宏观规划和大的城市建设上就必须做到透明化，同时采用一定范围的听证制度，在保证地方利益的同时，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效益。

其二，寻求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径来达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代表了国家的所有主权，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有义务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府可以随时通过法律或命令超越并取消地方规定。自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逐步具备了自己稳定的税种和财政收入来源，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凸显，甚至有人说，加上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及大量归于地方支配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实际支配的公共财力远远大于中央政府。?瑏瑨独立的利益主体使地方政府具备了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但是，不论人权、财权还是事权，地方政府与中央实质上很难“平等对话”。在单一制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只能谋求一些制度外措施如“跑部钱进”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谋求自身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种种问题的实质是，单一制下不具有明确法律地位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同中央的博弈。因欠缺类似“州际贸易条款”的有效调控机制，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中央并非在每一方面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这使得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收放犹豫不决，也直接导致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徘徊于“集权—放权”的循环之中、“放—乱—统—死”的怪圈转个不停。所以，通过法律约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

从现实来看，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中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是原则性的、粗线条的，过于笼统，缺乏严格、准确的界定和区分。这样，中央根据需要，可以随时收权和放权；地方为了自身利益也可以向中央讨价还价。因此，如一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可以考虑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规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当然这里所提到的法律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可以通过立法方式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二是应该通过法制手段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冲突和分歧。

其三，可以从历史和他国寻求政治智慧。从历史来看，世界上的大国所采用的几乎都是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当今世界约200 个国家中，虽然只有28 个联邦制国家，但它们占了世界1 /2的土地和1 /3 的人口，并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对于大国而言，这些国家由于疆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势必存在各种不同的要求，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要求如果全部交由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进行权衡，就不会强调每一个地方的各自特色和利益。美国、德国的联邦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显然，谋求政治文明的发展是没有国界的，他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供政治智慧。

总之，任何一个大国的有效治理，都必然依赖良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中央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收集和处理实施治理所必需的信息，将自己的权力更加深入地贯彻到社会的末梢，并合理控制政府规模，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而地方政府能够更加了解民众的偏好，从而更加有效地回应居民对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同时各个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有助于居民通过“用脚投票”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会由此产生制度创新。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状况的变化

可以这么说，教育乃立国之本。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投入到国民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去，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像英美法德日这些发达国家在崛起指出，无一不把国民教育摆在首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在普鲁士帝国时期，小学就开始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学习的范围全面实用而科学，从此以后，德国将国民教育摆在国家建设的首位，并在各个领域催生出一大批光辉璀璨的巨星。也正应为如此，才使德国拥有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叫板英法美等强国的实 力。而在21世纪这个号称信息，知识的时代，不重视教育民族只能等待的淘汰的命运。中华历经五千年之沉浮而不消逝，我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几未间断的教育史。

（一）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取得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地位空前提高，高等教育作用日益凸显，高等教育质量稳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巨大变化，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取得的成果，是高等教育理念转变与创新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与创新。

（1）从高等教育单一属性论向双重属性论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方面受前苏联影响较大，把教育当作上层建筑范畴，把高等教育属性定为上层建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我国受“左”的思潮影响，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高等学校都是重灾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把高等学校乃至整个教育当作上层建筑，除了不断遭到“阶级斗争”外，还把教育当作不从事物质生产的消费部门。既然是消费部门、福利事业，因此对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只注重钢铁、粮食、煤炭、交通等物质生产，把教育列入另类，因而有“一 1

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之说。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把高等教育定为单一的上层建筑属性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理论上的误导，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损失很大。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邓小平首先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1985年，中共中央在制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一次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尽管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但各级政府、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教育优先的地位确立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从到1978年的598所、在校生132.19万人、毛入学率1.56%，发展到2010年的3155所、在校生3000万人、毛入学率25%。国家有力支持和实施了“985 工程”“211 工程”等一系列计划，在高校中集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差距。

（2）从高等教育体制一元化向一主多元化转变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三大特性，也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三大优越性。1956年，伴随工业、农业、手工业私有经济体制的改造，全国各类学校全部变为国有化的公立学校。高等学校逐步形成了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具体表现在：一是国有化的办学体制，所有高校归国家所有，纳入国家计划，政府对学校是“统、包、管”，学校对政府是“等、靠、要”，一切按政府部门的计划、指令办事。学校没有压力、没有动力，办事效率不高，办学效益不高。二是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计划经济是条条专政、条块分割的经济，高等学校也分割为教育部直属学校、中央部委属学校、地方（省市级）所属学校、企业所属学校等。导致大学条块分割，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学校及专业布局结构不够合理，高校的行业性、单科性过强，有限的教育资源过于分散，学校的潜力不能充分发挥。三是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是集权经济，一切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高校没有什么办学自主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推进，全面展开。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多种经济体制共同发展，于是，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等多种经济体制蓬勃发展起来。市场经济和一主多元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促进了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创新和体制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建立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改变一元化的国家办学体制;第二，改变“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第三，改变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第四，改变单一的投资体制。

（3）从认定高等教育是事业性单位向事业性产业性单位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树立了高等教育是一种特殊产业的观点，把高等教育当作产业来办、来经营，激发了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加强了高等学校与社会各方面的紧密联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各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4-5倍，而政府投入增加甚少，仅提高一点几个百分点，至今仍未达到GDP的4%。巨大的经费缺口，主要靠发挥了高等教育产业性的巨大作用。

（4）从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上以知识为本向以育人为本转变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人格，承认学生的差别和不同的需求，改变传统的简单化的、程式化的、“工厂化”的培养方式，强调个性化、人性化教育，因材施教，因人而宜，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指学前教育和普通初等、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小学）等为六年制；中等教育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通常各为三年。另外有少数把小学和初中合并在一起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中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到本世纪末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1999年初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教育战线落实“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具体举措，是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构建21世纪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已有幼儿园15.04万所，在园幼儿2976.67万人；有小学25.74万所，在校学生9940.7万人；普通初级中学54890所，在校生5279.3万人；普通高级中学14058万所，在校生2427.3万人；有特殊教育学校1706所，在校生42.56万人。

（1）幼儿教育

中国幼儿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在城市以幼儿园为主，有三年制的，也有一年或两年制的；有全日制的，也有半日制、寄宿制、计时制的。在农村则以学前幼儿班为主要形式，另外还有季节性幼儿园。在老、少、边、穷地区，除正规教育外，还有幼儿活动站、游戏小组、巡回辅导站、“大篷车”服务等灵活多样的非正规教育形式。中国幼儿教育按照国家、集体、公民、个人一起办，多渠道、多形式发展的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对幼儿园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先后颁发了《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等一系列法规文件，使幼儿园的管理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

国家还规定了幼儿教师的任职资格和考核制度。目前全国的幼儿师范学校、职业高中的幼教专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幼儿师资的培养培训体系。

（2）中小学教育

中国的中小学分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三个阶段，共12年。小学有5年制和6年制两种，前者约占小学总数的35%，后者约占65%。初中多数为3年制，极少数为4年制(约有98%的初中生在3年制学校)。小学和初中一共9年，属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中学制3年。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各级政府依法实施九年

义务教育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统计，2010年全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9.7%，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阶段(含普通初中和职业初中)的比例已达98.7%。全国90%的人口地区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85%的人口地区普及了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大城市市区和沿海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已开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农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作。1987年，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颁发了《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目前我国农村普遍推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把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同发展地区经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促进了农村教育和当地经济的发展。目前，全国有95.2%以上的小学、87.6%以上的初中、71.5%以上的高中设置在县镇和农村。1995年-2000年，教育部、财政部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其中中央拨专款39亿元，加上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共100亿元，用于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

（三）职业技术教育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迅速发展。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形成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初等职业教育三级职业教育体系。

从经济社会发展上来看，发展高职教育对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发展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就业再就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等职业教育学科门类齐全，进一步贴近市场。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灵活多样，职业特点更加突出，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充满发展活力，中等职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打破了单一的政府办学格局，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和各种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格局。目前，高等职业院校在数量、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等 方面在普通高校中所占比例上升，本科院校在普通高校中所占比例则下降。经过积极探索，目前形成了“国务院领 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行业和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得到了 进一步落实，公办和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形成。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教育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与创新[A]

2.张秀兰:《中国教育发展与政策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 3

3.王梦奎：《中国改革30年》，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7

4.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概况

5.教育部：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概况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共和国60华诞已至，万方乐奏，举国欢腾。在北京加紧准备阅兵、联欢的忙碌里，在人们透着喜气的眼神里，在“歌唱祖国”的旋律里„„到处是国庆的欢乐、热烈的气氛。

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60年来，一个伟大的中国、富强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成就辉煌。我们的党中央，每临大事有静气，总是能够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中国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基础已奠定，道路已开通。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与时俱进、顽强奋斗，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的丰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更加旺盛的活力。

２００３年早春，一场灾难突然袭来。非典疫情肆虐，给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在抗击非典的紧要关头，胡锦涛总书记出现在疫情严重的广东，出现在人民群众中。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夺取了防治非典的重大胜利。尽管受到非典疫情和自然灾害影响，２００３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比上年增长了１０％。

抗击非典的斗争，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错综复杂的世情、深刻变化的国情，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煤电油运全面紧张„„面对一个时期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见微知著，果断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部署。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质就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以充分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人们注意到，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以往提法相比，“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

在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有效抑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加强，国民经济连续４年保持年均１０％以上的增长速度，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出５．５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量突破２０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０００多美元增加到了２００６年的２０００多美元。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过去的５年，党中央、国务院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投资重点向农村转移，延续了２６００多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启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推动下，农村大地发生了新的巨变。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粮食产量实现了１９８５年以来的首次连续３年增产。２００６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２００２年增加１１１１元。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由２００２年的３９．１％提高到２００６年的４３．９％，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1 设稳步推进，农村面貌为之一新„„

人民的利益始终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无论条件怎么变化，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矢志追求。

辛苦劳碌在城市中的数千万农民工，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群体。从中央领导，到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媒体舆论，都把关怀的目光投向他们。给农民工讨工资、找工作，帮农民工子女解决上学难题，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奔走呼号„„

教育公平，是极为重要的公平。党中央强调，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统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权威部门统计显示，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增长量的７０％用于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１９９１年的６１７．８３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５１６１．０８亿元，增长７倍多。

从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活费到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从对高校师范生实行免费教育到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使这一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与此相应的是，自去年来，仅西部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已有约５２００万名农村中小学生免除了学杂费，约３４００万名贫困家庭学生领到了免费教科书，７８０万名家庭贫困寄宿学生领到生活补助。此外，随着新的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政策体系的实施，全国每年将有大约４００万名大学生和１６００万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获得各种形式的资助。

看病难、看病贵，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

人民的喜忧，牵动着中南海。党中央强调，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要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加快完善有利于人民群众及时就医、安全用药、合理负担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近年来，根据中央的要求，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在农村，截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底，全国农业人口的８２．８３％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到２００８年全国所有县市区将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城市，截至２００７年初，全国共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０００多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近１８０００个。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的十六大以来，一项项体现以人为本理念，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被写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传递到城市乡村、千家万户。

人们忘不了：胡锦涛总书记佩戴着爱心红丝带，来到艾滋病患者病房，微笑着主动伸出手，和患者亲切握手、交谈；人们忘不了：每年农历除夕，总书记总是和革命老区、困难地区的群众一起辞旧迎新、共贺新春；人们同样忘不了：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中央领导同志，一次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民声，体察民情，解决民忧„„

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同志规划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从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第三步战略作出更具体的规划，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艰苦奋斗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日益清晰，中国特色社会 2 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这是值得骄傲的巨大成就：２００６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２０００美元，提前实现了在本世纪头一个１０年翻一番的预期。

蓝图鼓舞人心，目标催人奋进。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１３亿中国人民团结奋进，艰苦奋斗，一定能够把握机遇、战胜挑战，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服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眼中衣着服饰的变化

1.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很清楚的感觉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富裕了。然而我想说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思想上，文化上的进步与创新，而这些都大大的体现在服装的变化上。服装已由过去的遮体保暖，向新颖美观、时尚靓丽发展。时尚便捷与环保将是未来服装发展的新趋势。

2.衣着服饰的变化的表现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困乏的。那个时代的人说，收入少，供应也很紧张，买东西不仅要有钱还得有票。衣服的颜色也就仅限于灰黑蓝这几种。但是渐渐的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们的生活慢慢的富裕，同时人们的时尚观念也开始进行一次变革。在70年代后期，出现了许多至今仍能唤起那一时代人内心渴望和热情的字眼。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字眼中感受改革开放。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三裤一衫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喇叭裤，健美裤，牛仔裤，蝙蝠衫。这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牛仔裤和蝙蝠衫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来说，喇叭裤可以说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时尚，被称为中国时尚界最初的冒险。2008年，有网络兴起的国货回潮热更是让喇叭裤再次回到时尚的前沿。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喇叭裤火到什么程度。

其实喇叭裤流行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它有一个很张扬的名字，比张扬还张扬。喇叭一词，像是大声朗诵给这个时代的青春宣言，像是民众向往个性与自由的旗帜。同时，与喇叭裤站在同一个角度的还有健美裤。

记得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不管多大官，都穿夹克衫；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贴身，高弹力，且透风。有人曾指出，当下比较受女性欢迎的丝袜正是来自当时的健美裤。

其次蝙蝠衫，说到蝙蝠衫那就不得不提起霹雳舞，《霹雳舞》是20世纪80年代最震撼中国青少年的歌舞片，身着蝙蝠衫，头绷裹布，脚踩高帮运动鞋，一遍遍模拟擦玻璃或者外星人行走动作的情景，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蝙蝠衫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而且愈演愈烈，而且越来越受女性欢迎。

其实，在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以来，大部分服装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你比方说喇叭裤。1960年成为美国的时尚，后来“猫王”把喇叭裤推向了时尚巅峰，随后流传到日本和港台。随着日本和港台电影在中国内地的流行，风靡大陆。

然而，在改革开放期间，最让世界瞩目，让国人自豪的是有关中国元素开始走向了世界舞台。

你比如说，唐装，旗袍。

2001年在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各国领导人集体亮相，他们穿的都是大红色或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这一情景通过电视瞬间传遍全球，唐装迅速流行。有句话叫：“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服装作为时尚的风向标早已超越了民族的范畴，只有当传统和现代真正结合的时候，当东西方文化水乳交融的时候，时尚才能展现出最为夺目的光芒。

渐渐地，我们进入了90年代。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精神文化需求更是日益膨胀。所谓的80后，90后开始刺激人们的眼球。那什么内衣外穿，露脐装，超短裙已经见怪不怪。，时代在进步，我们从未停止脚步。

改革开放，西方新思想流入中国，大众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而这主要表现就是服装的变化。敢穿，能穿大量新潮服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手上有钱了，可以买独特的高档用品，对衣服选择也越来越挑剔，这也导致了服装的变化。进口的商品越来越多，人们能选择的生活用品越来越丰富，服饰选择也越来越多。加速了社会竞争，生产商为了吸引顾客，不断推动服装的发展，服装也变的越来越符合时尚，越来越漂亮了

改革开放30年，一些渐渐消失的服饰词语，记录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忆它们，除了苦涩、辛酸、亲切，还有不尽的感慨：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服装，这一社会文化的产物，承载着人们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地进步、创新，透过衣着的变迁，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开放的中国。

1.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人们衣着的变化，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真实写照。是人们的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裕的真实写照，是国家由贫困走向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透过人们衣着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人民生活的富庶，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

参考文献

[1] 《半月谈》2012年第6期

[2]《研讨探究》2009年第6期

[3] 陈祥锋，朱道立．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创新田．物流技术．2005；(3)．

[4] 罗齐，朱道立．第三方物流服务创新：融通仓及其运作模式初探．中国流通经济，2002；(2)．．

[5] 郑明祥．金融机构发展物流金融的思路和对策．经济与管理，2006；(9)．

[6] 储雪俭，粱虹龙．对发展物流金融中信贷风险防范的思考．物流技术，2005；

第五篇：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变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变化

辛向阳2011-4-22 9:47:24来源： 《瞭望》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指出：“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七年多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新变化的动因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区分了三个层次的事务：全国性和跨省事务、地方性事务以及共同管理的事务。《决定》第37条内容指出：“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责。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管理权责。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由中央管理，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属于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事务，由地方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要区别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分清主次责任。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责的划分，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既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曾庆红在2004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文中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上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这些年，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应当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就要合理划分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上下一心，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胡锦涛在2005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要深入分析研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调整，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和地方、部门和地方、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措施就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把发挥地方积极性同维护中央权威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统一起来，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新变化的表现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在增加。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各个省区的经济实力在显著上升。大陆国内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省级行政区在不断增加，“万亿GDP”的省份2004年只有4个（广东16040亿元，山东15490.7亿元，江苏超过15000亿元，浙江为11243亿元），而到了2008年底，“万亿GDP”的省份已经超过13个。其中超过3万亿的有：广东为35696亿元，山东为31072亿元，江苏为30024亿元；超过2万亿元的是浙江为21486，之后的就是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和北京等省市，都在万亿元以上。这些省市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把它们与世界上一些国家2008年的GDP相比，就会看得更明显。2008年GDP排在第39位的是马来西亚，为1620美元；第40位的是智利，为1570亿美元，第41位的是以色列，为1500亿美元。这三个国家按照2008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计算，基本上在1万—12000亿元。每一个省区不只有体量比较大的经济，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越来越复杂的事务，扩大与其事权之相适应的财政权是必需的。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讲：“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分成办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转移支付规范化、法制化。”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程度在提高。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又说：“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纲要》的意义在于：提出用10年的时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也就是说到2015年前后，法治政府的框架就已经确立。法治政府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是衡量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应该基本上实现法治化、制度化的目标。随着法治化目标的推进，有很多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制度化。例如，垂直管理部门与

地方政府关系的规范化需要加大力度。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开始脱离地方政府的序列，实行垂直管理，以加强执法效能。这种垂直管理从技术层面上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但是与地方政府的决策体制相衔接的问题需要制度化的解决方案。法国依法规划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经验值得注意，1992年2月6日议会通过的法案、1992年7月1日补充法令以及1997年法案，明确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与其驻外机构之间职权划分的基本原则，中央行政机关将某些决策权直接授予给各部在地方的专门权限驻外机构，国家代表(省长、大区长)而非传统的中央部门统一指挥这些分支机构，使它们能更好地做出贴近地方的决策，改变权力在中央各部的过于集中。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组织化程度在加强。这里讲的组织化程度主要是讲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统筹区域发展来促进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个是加强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管理与领导。从第一个方面讲，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随后于2000年3月成立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这就把西部10余个省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划和发展。2003年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并于同年12月成立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协调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另外，中央提出的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都有利于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化。从第二个方面看，申报国家级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很多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举措。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提出：浦东新区要按照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三个方面的要求，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要取得突破。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利于实施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有利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2009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是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的需要，是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另外，武汉和湖南的长（沙）

株（洲）潭（湘潭）是国家的“两型社会”试验区。这些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共同特点就是承担推动国家发展的使命。通过对这些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领导与管理也会不断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化。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瞭望》2009年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