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父女双双辞职,怨不得网民举报
父女双双辞职，怨不得网民举报
王心禾
2013-5-8 11:14:03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4月24日
4月22日，山东济宁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证实，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已于21日辞职。山东大众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韩东亚的女儿韩寒也于同日辞职，济宁市仍在就此事进行调查(据4月23日《南方都市报》)。
4月15日有网友举报，韩寒任职济宁市金乡县鸡黍镇，从科员到镇长只用了3年时间，尽管金乡县委宣传部迅速作出正面回应，“韩寒的任职经历不存在任何违规和违纪的情况，均符合国家干部任免的相关规定”，但因韩寒身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之女的“官二代”事实，舆论的关注并未在官方澄清后有所平息。济宁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济宁市委在18日看到媒体报道后，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市纪委第一时间介入了调查，至于韩东亚和韩寒辞职的原因尚不了解。”
从被网友爆料到骤然辞去职务，其间仅仅一周，不免让人怀疑，韩寒和父亲的双双辞职或与网友的爆料直接相关。如果网友的爆料仅仅出于对“官二代”从政似有猫腻的猜测的话，那金乡县正面“任职经历不存在任何违规和违纪”的回应，理应打消一点网友们的顾虑。况且，子(女)承父业，父子(女)兵“联手作战”的情况，在哪个国度哪个行业似都司空见惯。
然而，舆论不放过韩寒的理由是我国“官二代”原罪论。不管你是不是优秀，多符合国家干部任免规定，你都很难说清在父亲任职辖区内从政三年换了四个地方升了三次职与父亲的影响力完全无关。“韩寒任镇长，是因本县一名女性镇长离任出现职位空缺，县里遂决定公开选拔一名符合条件的女性担任镇长。后经过金乡县委常委会决议，任命韩寒担任。”或许金乡县的合规说法确是实情，韩寒本人的三年工作无可挑剔，即便父亲亦是没为女儿开口说一句话，但谁能证明父亲的同事和部下不是看在与老爹往日感情上为她一路开着绿灯，况且，女儿的平步青云，父亲真的不知情，比较难。在这一网络举报逻辑下，怕是韩寒今后无论升与不升，都难言公平公正，也难辞父亲之咎，让人不免困惑。
组织部领导俗称“管官的官”，面子有多大，在目前“铁饭碗”也是“金饭碗”的权力体制下，不言而喻。这多少让秉承“清者自清”的父女公仆在老百姓
面前也有口难辩，这样看，双双辞职倒也了却烦恼。然而，我们组织部门培养一个合格的干部，花了心血，老百姓的钱和粮也搭进去不少，就这么辞职了，少不了让人惋惜之余不乏猜疑。为了解除引咎辞职的“莫须有”嫌疑，有必要依法说明和公布辞职的原因。
通过父女双双辞职事件，笔者还想探讨，是不是就如部分网民所感，“官二代”从政在根儿上就难立正当性。或许，干不下去怨不得“好事”网民，如果我们的干部任免对外公开，从决定人选到竞聘过程能由当地老百姓说了算、职位升降原因能如实公开，把组织人事这些政治生活里遮遮掩掩的“潜规则”变成老百姓执行监督依据的“明规则”，我想即使再有“父子兵”也能受得住考验、经得起监督、守得住清白，至少还有老百姓在撑腰。
第二篇：父女同日辞职
“父女同日辞职”背后的“冷思考”
2013-04-24
据大众网官方微博消息，因女儿韩寒25岁担任镇长而广受质疑的济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韩东亚已于昨日辞去现职。同一天，韩寒也辞去了镇长职务。目前，济宁市仍在就此事进行调查。（2013年4月23日中国新闻网）
据媒体之前报道，山东金乡县鸡黍镇一位名叫韩寒的25岁女镇长4月15日被网民举报，称其升迁得益于父亲“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于是，“从科员到镇长只用了三年时间”。金乡县委宣传部证实消息属实，韩寒的父亲确是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但她的任职经历均符合国家干部任免的相关规定，此次担任鸡黍镇镇长亦是“高票当选”。由于有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光环”罩着，一个年仅25岁的“官二代”从科员到镇长只用了3年时间；而由于女儿的火线提拔被网民举报后而使得父亲与女儿竟然奇迹般地“同日辞职”。如此的“见光死”很值得我们深思。
特权思想作怪。坊间有云，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原本是与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严重背道而驰的，但是，现实中类似于前文提及的这位年轻女镇长的“升迁史”却屡见不鲜。尽管从干部任用的“程序”方面来看，那是绝对符合，这位女镇长也是“高票当选”上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人为痕迹或拉票贿选之嫌，但是，让老百姓难以接受的是，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身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老子，不用说三年能从科员“速升”为镇长了，对于普通群众出身的一般工作人员，估计最快也要五年以上。而作为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对于女儿的“火速提拔”不可能全然不知。退一万步讲，这位“父亲”对自己的女儿 1
升迁可能真的没有打过任何招呼，完全是凭其工作能力和实绩等各方面突出表现而走上镇长之位的，而在官官相卫、媚权恃权的官场，恐怕其一个电话都不打，也会有“下面”的同志帮着“安排”得有条不紊。因为“下面”的同志对于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还是“敬畏”有加的。因此，官员的特权思想不除，官场的媚权心态不消，类似的“火箭提拔”、“火速升迁”乱象还会接二连三发生。
制度落实走样。干部年轻化，是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和方向。但是，年轻化不是唯年龄论，更不允许在其间夹带任何人为因素和附带条件。换言之，必须在解放思想的同时，强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落实。应该说，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很健全、程序很规范、条件很明确，关键要发挥好制度管人、管事的作用，而不能将制度束之高阁，任凭权力绑架制度，让制度戴着“脚镣”跳舞。类似的年轻干部提拔之所以会屡遭质疑，或“见光死”，起码说明或暴露了一点，那就是，年轻不是错，提拔任用年轻干部也不是不可，而错在有关方面没有认真领会并坚决贯彻《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精神，未能切实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群众路线搁浅。坚持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干部工作中，坚持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做到群众公认，是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根本要求和基本原则，同时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是干部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度的重要保证。干部能不能上、该不该提，当地干部群众应当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前文提及的这位25岁女镇长尽管也是“高票当选”，但其中的“含金量”值得商榷，其中群众路线也肯定有走
样的地方。而其“父女同日辞职”就显得更加蹊跷，是迫于压力，还是缓兵之计，后续的群众监督能不能及时跟上，都是未知数。因此在干部工作中，尤其在提拔使用年轻干部上，一定要落实好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不断增强工作透明度，提升社会公信度，提高群众认可度，也才能避免干部任用的不正之风。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网民举报、网络反腐，已经逐渐成为了党政工作公平公开公正及反腐倡廉的有力推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些干部也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不法行为买了单。应该说，“父女同日辞职”是网民举报、网络反腐的胜利，但绝不能止于辞职，后续的相关调查以及结果的及时公开仍然要跟进。同时，还要深刻反思政治生态特别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潜规则”或不正之风，并拿出壮士断腕和刮骨疗伤的勇气，让正义之剑真正发挥威力，从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千万不要出现“父女同日辞职”后“父女同日复出”的闹剧。
第三篇：李双双辞职申请
辞职申请书
尊敬的县教育局领导、尊敬的罗校长：
我是可乐中学2011年新招聘的语文教师李双双，家住遵义市湄潭县，怀着对教师崇高职业的敬仰，我踏上了一名光荣教师的征程，怀着我对教育事业的无效热爱，我背进离乡来到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地域。工作上，我本着对教师职业的无限忠诚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只为使我的学生更多的学生能以更优越的教育方式最大程度的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我也曾想让这里的山沟沟飞出金凤凰，那不仅是我的骄傲，更多的是我为我把这里的学生带进了美丽的象牙塔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可是各位尊敬的领导，我现在的境况不得不使我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或许违背了我的初衷甚至违背了我的誓言，也违背了我的梦想和意愿，可是我别无选择。我现在已经是一位准妈妈，而我这样的境况使得我一个人身处异地有太多的不便和无限的难处，我家在遵义丈夫工作也在遵义，在此情况下若我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到时候面临的将会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自己事小，而一旦我的孩子出现什么状况，我无法面对我自己，更无法面对我的家人。我和丈夫结婚也快半年了，我们都是两地分居，一个月甚至是几个月难得见一面，这都是小事，我都能舍弃，可是现在面对我的未出生的孩子，我不能让他出现什么异样的状况。
各位尊敬的领导，我一直相信也深切感受到作为领导的你们对待下属的关心以及体贴，在此针对我的现状我特向县局领导和学校领导申请辞职，只有这样我才能回到家得到更好的照顾和调养，最近段时间身体又出现了一些异样，之前我都是撑过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不敢再拖了，为了不耽误学校的正常工作的开展，请各位领导批准我的辞职，我个人的事再大也不比贵地的教育事业之大。
再次恳请各位领导批准我的辞职申请为谢，我代表我的家人对各位领导的关怀和理解报以衷心的感谢！
此致
敬礼！
可乐中学李双双
2012年6月4日
第四篇：山东金乡县鸡黍镇一位名叫韩寒的25岁女镇长15日被网民举报
山东金乡县鸡黍镇一位名叫韩寒的25岁女镇长15日被网民举报，称其升迁得益于父亲“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于是，“从科员到镇长只用了三年时间”。金乡县委宣传部证实消息属实，韩寒的父亲确是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但她的任职经历均符合国家干部任免的相关规定，此次担任鸡黍镇镇长亦是“高票当选”。
第五篇：检察官实名举报领导竞聘造假3年无果 辞职回家务农
检察官实名举报领导竞聘造假3年无果 辞职回家务农
2013年11月20日 15:0
2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子倩
因怀疑暗箱操作，一位检察官历时三年对现任领导公开实名举报，递交辞职报告时他说，“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还当什么检察官”
本刊记者 刘子倩 发自太原
53岁的检察官张旭民曾将百余名犯罪嫌疑人送入监狱，但在他检察官工作的最后阶段，他“挑战”的对手变成了曾朝夕相处的同事。因怀疑上岗竞争票数问题，继而怀疑整个程序有问题，张旭民举报单位领导，并为此上访。
张旭民要举报的是现任山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严奴国。在这个实名举报蔚然成风的年代，记者检举官员，情妇揭发贪官，但在职检察官实名举报自己上司，极为罕见。听了他的决定，亲友们表情错愕：你疯了吧？
不仅如此，2013年8月，张旭民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递交了辞职报告，一个月后，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常委会上，决定免去张旭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职务。
整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2009年，山西省检察院的一次处长竞岗过程中，张旭民意外落选，他觉得事有蹊跷，在调查中发现计票过程存在问题，因此怀疑竞争上岗过程中，涉嫌暗箱操作。
一场长达三年的举报拉锯战就此展开，事件也变得愈发复杂和敏感。张旭民原来只希望通过举报公布调查结果，还他选票清白，最终却以他辞职宣告结束：“我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还当什么检察官。”
“一根筋”的检察官
1960年，张旭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是家中6个孩子的老五。张旭民的童年记忆几乎都是黑色的。他小学入学的第一天晚上，红卫兵冲入家中，押走了身为保德县委书记的父亲，打成“走资派”，关在一个废弃窑洞里。武斗开始后，整个县城断粮、断水、断电，张旭民帮着哥哥姐姐将沾上水的破毡子挂在窗上，防止子弹打进来。
“官二代”张旭民在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回到老家保德县化树塔村插队，在林场里学育苗育种，一干就是三年。37年后，这门手艺再次成了他的谋生手段。
文革结束后，张旭民到父亲所在的忻州运输公司当了一名学徒，先当售票员，又考取了驾照。1982年，忻州地区检察分院到运输公司招收会开车的法警，技术和文化考核成绩突出的张旭民自此进入了检察系统。
在检察院，一位领导建议他在担任法警的同时，学习业务知识。张旭民开始参加案件讨论，当起书记员。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在山西函授招生，80人报考，最终只录取了8人，张旭民名列前茅。一边学习一边办案，政法大学教师每个月到太原集中上10天课，“讲的内容与在校学生一模一样。”张旭民特意强调。
不久，张旭民成为助理检察员，开始主办案件，担任公诉人。当时没有复印机，为了短时间内看完卷宗，张旭民经常通宵做阅卷笔录。忻州检察院原纪检书记郎俊芳至今还记得，张旭民在庭上只带公诉提纲，所有公诉意见都印在脑子里，在法庭辩论时口若悬河，逻辑清晰，提问丝丝入扣。张旭民皮肤黝黑，国字脸，说话铿锵有力，“法庭上一开口就有震慑效果”。郎俊芳回忆。
郎俊芳眼中，张旭民办案认真，为人正派，但性格过于耿直，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容易得罪人。
在忻州检察系统，张旭民是出了名的“一根筋”。1987年，他在忻州地区检察分院工作时，办公室经常发生盗窃，不少同事背着老婆藏在抽屉里的“私房钱”被偷，铁皮柜里的卷宗被翻得乱七八糟。当时，公检法集中在一个院子办公，多次向公安报案都未有进展。
年轻气盛的张旭民主动申请值夜班，并放话：一定抓住小偷。守株待兔多日，张旭民与一名同事配合，终于把窃贼候个正着。开灯一瞅，傻了眼，小偷居然是隔壁法院民庭庭长年仅16岁的儿子。同事蒙了：“怎么办？”“没啥好说的，送派出所。”张旭民说。
第二天上班，检察院专门开了表彰会，给张旭民发了奖状，奖金一百元，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工资。但大院里的人不以为然，抓的孩子是院里的子弟，内部教育即可，没必要兴师动众地扭送到派出所。不少人觉得，这个小伙子爱出风头：“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让孩子家长怎么看你。”
张旭民不以为意：我帮他教育儿子，有什么错吗？
“不通过组织程序，师出无名，我不干”
凭借这股执拗劲儿，张旭民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公诉人，1988年，调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起诉处。
这是张旭民功成名就的起点，也是他最终黯然神伤之地。1995年，张旭民因在两个涉黑文物犯罪集团公诉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一年后被提拔为省检察院起诉处副处长。
1998年12月，专案组接到线索，一起盗墓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趁夜潜回老家。原本抓捕工作由公安负责，但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张旭民主动要求参加抓捕行动。
几名警察跳进院中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从后窗顺势上了房，守在墙外的张旭民也跟着爬了上去。未曾想，犯罪嫌疑人躲在烟囱后，抄起一根木棍朝张旭民劈了过来，张直接从近四米高的房顶跌落下来，颈椎受伤，左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
这次腿伤跟随了张旭民的后半生。从1998年至今，他住过8次院，做过7次手术，由于肌肉萎缩，如今走起路来仍有些跛，最终民政部门认定为五级因公伤残。受伤一年后，张旭民荣立一等功，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但他的健康已受到严重影响。2004年，他离开一线，被提拔为正处级检察员，调至检察院巡视组。
他的一根筋性格却没有改。2001年单位机构改革时，张旭民刚出院上班，发现无论是单位排名，还是更新的通讯录上，他都排在试用期副处长的后面。他直接跑到检察长办公室讨说法：“我已担任副处长五年了，怎么会排在试用期副长处后面？”
2005年，检察院发放医疗补助的名单中遗漏了他的名字，领导告诉他，写个说明交上来，就可以把钱补上，“我不写，本来就要发给我的。”张旭民转身走了。
2006年，省检察院决定对处长岗位进行推荐。张旭民到推荐现场才知道，名单里没有自己。领导找他谈话，表示作为正处级检察员，可直接为他安排实职岗位。但张旭民却不同意：“不通过组织程序，师出无名，我不干。”
张旭民的一位同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遗漏张旭民的名字，政治部主任还在大会上公开检讨。“他自尊心太强，太好面子。了解他的人说他好，但不了解的则觉得他太拧，和部分同事相处并不是很融恰。”
可在张旭民眼中，作为检察官，如果连程序正义都做不到，那公平正义都是空谈。
“申请选票公开是我的知情权”
时间来到2009年3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竞争上岗考核，以推荐、笔试、面试的形式，对十个处长、十八个副处长和十八个处级检察员岗位进行公开竞争，时任政治部主任严奴国担任竞争上岗办公室主任。此时，张旭民所在的巡视组已被撤销，分流到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这被视为闲差中的闲差。不甘寂寞的张旭民决定参加竞争一个处级岗位，他是报名者中唯一竞争平级岗位的处级干部。
60人报名参加处长岗位竞争，按照规定，推荐、笔试的前30名入围面试。在300名副科以上干部以无记名民主推荐中，张旭民得了37票，笔试成绩75分，排在40名之后。但张旭民自己估计，他的得票数应在一百张左右。他向投过他票的同事征集签名为其作证，待签到20多个时被领导叫停，通知他政治部将启动复核。
他向院党组提出口头申诉，要求公开选票，“开始凭的是职业敏感。”张旭民说，他对自己的为人和能力颇为自信，早在2001年，单位推荐省劳模时，17个支部投票，他得了12票。
张旭民找到时任检察长反映选票情况。检察长告诉他，按程序规定，政治部应有一份计票汇总表，上面记录每个参与者的得票总数，有政治部副主任、监察处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签字，可供查证。
但严奴国却对张说，汇总表已经与推荐票一起密封了。张旭民又分别找到有权力在计票汇总表上签字的三人，只有监察处长承认在汇总表上签过字，但并未留意具体票数，其余二人都明确表示，没有在汇总表上签过字，其中一个人，当时并不在计票现场。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表格与签字问题，都纠结不清，张旭民决定，向院党组正式提出申诉。严奴国劝他，正值领导变动，这样可能引起混乱，要考虑后果。张旭民生气地回答：“那从现在开始，我公开举报你。”
当年6月，新任检察长上任，张旭民再次提出申诉，还将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西省委组织部。半年后，政治部通知他，正式受理申诉。可仅过了五天，张再次接到通知，复核中止。这一切都让张旭民越来越相信：他的推测可能是对的。
2010年4月，张旭民向中央巡视组投寄了申诉材料。7月，政治部告知，将受理申诉。但一个月后，调查组向张通报了调查情况：复核了涉及张旭民的两袋推荐票，其中一袋密封，另一袋没有密封，张旭民共得37票，与公示票数一致。张问：为何一袋没有密封？密封的有无纪检组公章。调查组回应，没有公章，只是糊着白纸条。张追问：除推荐票外，是否复
核计票表和汇总表？调查组组长回复说，调查没有发现这些表，政治部没有提供，也不清楚是否有这些表。结论：复核无误。
张旭民自己也在暗自调查，他找到总监票人、计票员和监票工作人员，请他们讲述计票过程并录音取证：总监票人说，计票分四个组，每个参竟者的公示票数均应是四个组计票表的汇总；计票结束后，推荐票全部由纪检组盖章密封。
密封袋被开封，没有公章，计票表和汇总表失踪„„张旭民多次追问，调查组的解释是：推荐票档案袋没有密封和盖章，确实是不严谨，至于计票表和汇总表找不到，则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不过，张旭民到调查组负责人处查看档案袋存放照片时意外发现，除了涉及自己的两袋外，其他6袋均盖章密封。“那张图很大，我看得很清楚。”张旭民说，但他要求拍照时，负责人拒绝了。
一些同事和老领导私下劝他放弃申诉，没凭没据怀疑组织，后半辈子毕竟还要在检察院大院里生活。张旭民反问：“申请选票公开是我的知情权，他们没有猫腻为什么一推再推。我的申诉就跟提起公诉一样，没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要撤诉呢？”
但意外接踵而至。一次散步时，他被一青年撞倒，导致伤腿的股骨头坏死，女儿停放在家门口的新车也被砸。张旭民妻子劝他，“你要想想女儿还在政法系统工作。”
“开弓没有回头箭。”张旭民回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在潜意识里，没有觉得这是自己的事，还以为自己是在办案。”
“这哪里是抹黑，明明是洗脸”
多次调查结论仍是复核结果与公示一致。张旭民开始给中纪委、中组部邮寄举报材料。挂号信的回执单装了满满一信封，至今无一回复。一些如今已是地方检察院领导的老同事不约而同地劝他，该拿的荣誉都拿了，该歇歇了。
张旭民却开始给老同事“普法”，何为程序正义。他说，好比买东西排队，人人都能得到公平，若容忍一个人插队，秩序就被打乱了。
“如果打乱了还没人制止、纠正或者较真，公共秩序只会越来越差。”如今，诸多违法的公共事件引发争议，在张旭民看来，做到程序正义才是杜绝错案冤案的关键。
2012年12月，张旭民第一次在网上发帖举报。半年之后，他进京上访，向中纪委举报中心、中组部信访办递交了举报材料。媒体开始关注，单位劝告他不要给省检察院抹黑，“公开解决问题不好吗？”张旭民说，“这哪里给单位抹黑，明明是在洗脸。”
时间到了2013年，事件仍无结果。省检察院宣传处一位负责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省纪检委、省政法委和省组织部都曾参与调查，投票完毕确实按要求完全密封，不过开口也是自然现象，“我们几百人投票，如果篡改的话，那要多大的工作量。”
“他太要强，有个性，不能正视问题，走不出心理困境，其实对于个人升迁要正确看待，不要跟组织过不去，这样不太合适。”这位负责人说。
可张旭民不这样看，他说即便成功竞争上岗，如果领导明确希望他把位置留给年轻人，他也会爽快应允，“我要的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过程。”
2013年8月，张旭明提出提前退休，并递交了辞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法律职务的报告。一个月后，辞职被批准。最近，他向再次来到山西的中央巡视组寄送了举报材料。他说，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举报。
如今，他与堂弟合伙在老家盖了上千平米的羊圈，包了200亩荒山，计划搞农业开发，自己育苗，植树造林。“没想到，16岁学的技术又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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