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建校80周年大型历史纪录片素材（精选5篇）

第一篇：——南京医科大学建校80周年大型历史纪录片素材

博爱 传承 卓越

——南京医科大学建校80周年大型历史纪录片素材

在中速、抒情、豪放的《南京医科大学校歌》旋律中（…..为医政倡导新学制，为博爱谋福利人群，是南医之开创精神。金焦毓秀，狼剑钟英，维弦诵以抗敌…...），缓缓推出鎏金、立体、篆书片头——博爱（南京医科大学建校80周年大型历史纪录片）

序 篇

钟阜龙蟠，石头虎踞。巍巍紫金山，淼渺玄武湖，江南毓秀地，金陵帝王州。今日南京在实践中国梦中再次崛起，打造科教创新名城，点燃青奥圣火，六朝古都活力无限。城市繁华商圈的喧嚣中，两处松柏翠绿、闹中取静的所在，恬然矗立着一座名闻遐迩的高等学府，她就是八十芳华的南京医科大学。漫步校园，松涛声声，如歌如吟，秀色青青，似画似锦，八十年岁月，她清丽淡雅一如昨日，容颜未改，沉淀的是醉人的书香和连绵永续的‚南医精神‛。

北固山麓，湘江沅水，寄寓贵阳，嘉陵江畔，建院北碚，复迁镇江，再迁金陵，一路走来，颠簸流离，风雨兼程，八十载岁月，八十年辉煌。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到国立江苏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南京医学院、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医学院，再到南京医科大学，几经更迭，八十载弦歌不辍，‚为博爱谋福利人群‛宗旨不变，发展健康卫生事业，广育才俊，医国医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在几代人的毕生奋斗下，今日之南医正朝着建设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科大学的目标昂首迈进！

第一篇：人文蔚起 医政首倡

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至1927年8月，宁汉合流，纷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同年，国民政府在江苏试行大学区制，江苏境内公立医学学府硕果无存。至1934年，经过国民政府几年经营，时局相对平稳，文教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进入当局视野，建立医学院校随即提上议事日程。但建立什么样的医学学府，时下颇具争议。

西医在晚清大规模输入中国，由于学理各异，与传统中医争斗不断，‚新旧之争‛、‚中西之争‛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达到顶峰，甚至上升至政治意识形态。

以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要员则主张保存中医、融汇中西。陈果夫先生在主政江苏时提出‚健康的江苏‛理念，并设想通过兴办医学院校予以实施。他主张试行新医政教育制度，创造新医学，融汇中西医所长，做到卫生行政、卫生教育和卫生医疗三者并举，担负起救世济民的医学责任。（陈果夫毛笔手书医学条幅 ‚医学之道大矣哉，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来世。‛）

1934年5月，陈果夫先生提出在省会镇江筹建最高医药学府的议案。同月15日，省府第658次会议决定筹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学院建成后于当时社会多有误解，国民党教育部医药教育委员会中有人诋毁学校为‚非驴非马之医学院‛。但学校陈果夫先生此主张至死未变，在生命最后时期所作的《苏政回忆》中，他再次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对于卫生事业的主张，认为卫生行政、卫生教育以及医药治疗应当是等量齐观的……我根据我的见解，在镇江创办了‘江苏医政学院’，不叫医学院而叫医政学院，这就显示其教育方针有别于一般医学院。‛

1934年9月1日，中国第一所以‚医政‛命名的新医学高等学府——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正式成立，选定镇江北固山麓为院址。10月10日上午10时举行了隆重开学典礼。国民政府要员、社会名流接踵而至。至此，江淮大地上，绵延八十载，执医学教育之牛耳的学府——南京医科大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学院延聘陈果夫为首任院长，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曾任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的胡定安先生受聘为学院筹建委员会主任和首任教育长。自建校起，学校延揽名师、广聘英才，一批批留学欧美、学贯中西的大家、名家纷至沓来，齐聚江左。他们中有邵象伊教授(曾任江苏医学院院长、山西医学院首任院长)；陈邦贤教授(受业于清代文化巨擘丁福保学习中西医学，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医史研究会，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史》)；王仲侨教授(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我国著名解剖学家，国家一级教授。曾任浙江医学院院长)；吴定良教授(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中国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开创者，中国人类工效学的奠基人)；吴致觉教授(第一次庚子赔款第三批留美学生，在哈佛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卢毓骏教授(法国巴黎工程大学毕业，建筑与城市规划专家。先后规划设计了南京考试院、南京高等法院、台湾科学馆、交通大学校舍、日月潭玄奘寺、慈恩塔等)；姚鹓雏教授(京师大学堂学生，师从林纾，清末文化革命团体——南社‚四才子‛之一)；孙宗彭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理学博士，曾被载入当时的美国科学名人录，浙江大学医学院重要创始人)；吴士绶教授(东京大学医学博士。曾任江苏省立医政医学院外科教授兼附院院长，首创腋臭搔爬手术)；陈盛清教授(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发起人之一)等等学术大家；另有镇江弘仁医院院长戴秾季、江苏省立医院院长汪元臣等名师都在省立医政学院执鞭任教。学院一时人文蔚起，学风大盛。

学校开设了高中毕业为起点的五年制医科、专科毕业为起点的一年制卫生行政、师范毕业为起点的卫生教育、以35岁以下，开业3年以上中医为对象的一年制特别训练班。录取新生176名，其中卫生行政科16名、医科40名、卫生教育科和卫生

特别训练班各60名。积极倡导医学和行政并举，预防与医疗并重，多类型和多层次并存的新学制，也重视中医培训和中草药研究。学校以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为校训，鼓励学生德能并进，弘道济世。学校特别重视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积极开始实验研究和技能训练，强化学生日常管理，学习当时中央政治学校的管理模式，推行准军事化管理。学校在全面讲授医学理论知识同时，注重锤炼学生意志品质，塑造强健体魄，开展音乐、篮球比赛、网球、演讲比赛、假日远足等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开创新风,积极开展临床实践和药物研发.1935年开设诊疗所作为临床教育基地。建校初即优先建造‚两排实验室‛，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开展尸体解剖进行技能教学。同年，在省府拨款8万元，爱国华侨胡文虎捐款5万元开始筹建附属医院，为医学生临床实践搭建平台。1935年，建成了药用植物试植场，种植了教学用中草药100余种。同年9月，落成科学实验馆。

1935年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学校专门制作了第一届毕业纪念刊，戴季陶、蔡元培、汪精卫、钮永建（曾任国民政府秘书长）、陈立夫、潘公展（国民党中央委员）、沈百先（我国河工专业和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创始人）、程天放（首任驻德大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王柏龄（黄埔军校创始人之

一、教育长，陆军上将）、颜福庆（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吴祥凤（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汪企张（江苏省立医院院长）、庞京周（曾任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胡宣明（著名卫生学家）、柳诒徵（著名学者）等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纷纷在纪念刊上题写诗词，鼓舞学校办学成就，寄语毕业同学。

学校建立初期就担负起救死扶伤、医国医民的神圣使命。1935年，师生组队深入学校周边地区，半月内为6545人接踵牛痘疫苗，为2320名群众注射霍乱预防疫苗。1936年，苏北爆发黑热病，静宁疟疾集中多发，学校及时面向疫区招收学员，举办农村医药初级服务员培训班、防治疟疾培训班，兼顾公共卫生知识普及、社会调查统计、流行病防疫与疫苗注射等。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战火逼近镇江。为救治抗日伤员，学校创办‚江苏省重伤后方医院‛，胡定安院长亲至镇江市郊选址，后选定乔家门乔家祠堂作为医院院址。师生自愿组织起来，不分昼夜为负伤的军民服务。

在前辈先贤倾心维护下，学校精勤益进，影响日盛，办学中不断开创医学教育之先河，引领时下中国之潮流。学校第一个实验新医政教育制度，倡导医学和行政并举，预防与医疗并重，中医与西医融合的新学制，全国首倡。邵象伊教授主编《医政周刊》和《卫生教育周刊》成为国内最早期的健康教育报刊。陈邦贤教授在学校安定的教学研究环境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医学史》的修订，作为我国早期最有显著影响的《文化史丛书》之一出版。

第二篇：弦歌不辍 医脉存续

1937年秋，日军侵入上海，时局紧张，学校被迫西迁。师生经湘贵，入川渝，一路枪炮声，一路读书声。颠沛流离中，一批名家学者云集苏医，学校组建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和医学研究所，组织空袭救护队和流动医疗队，为医学担道义，为国家安太平。抗战胜利后，学校复员镇江；1949年初，师生开展护校行动，使学校顺利回到人民手中，谱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救亡图存交响曲。

1937年11月23日星夜，数百师生以战时重伤医院的名义溯江而上，经江西抵武汉，后转道长沙，再溯沅水西进，舟行洞庭湖、常德、桃源，1938元月，师生到达沅陵，一路风雨兼程，未曾喘息。初抵沅陵，学校立即商借湖南省立初级油漆学校校舍，并自造茅屋数十间，开始复课。1938年夏，私立南通学院医科及附属医院在洪式闾教授率领下，以第七重伤医院的名义西迁衡阳，因经费无措，前途未卜，两校决意合并。1938年8月9日，经教育部报请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南通学院医科合并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在沅陵正式成立。10月武汉、岳阳沦陷，日寇进犯长沙，沅陵逼近前方，学校再次撤离，乘车经崇山万岭，移至贵阳，借东门弯弓街12号的贵阳达德学校的校舍继续上课。2月4日，日军轰炸贵阳，学校不复平静，商议再迁。期间，学校接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迁址重庆。4月14日停课迁徙，5月6日抵达，5月23日在北碚复课。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0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江苏医学院迁回镇江原址。1946年5月20日，学院复员委员会决议，全院师生化整为零，由水陆空三方面分批东下。9月19日学院从重庆北碚迁回镇江原址复校，10月10日学院举行纪念大会，至此，学校复员镇江。

尽管时局艰难，师生们求医向学的意志始终未变。颠沛流离中，一路西进，数百师生在敌机追炸、人心惶恐的恶劣环境下，沿途租用民房随时开课，随迁的图书、仪器、标本和车辆竟然完整无缺，学生以书声明志，弦歌不缀，使医脉存续。

学校西迁开始，陈果夫即辞去院长一职，胡定安继任。1938年，更名国立江苏医学院后，仍由胡定安任院长。胡定安接受过德国医学教育的系统训练，承继了柏林大学洪堡‚崇尚学术自由，力主教学科研相统一‛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国立江苏医学院则要‚从事研究高深医学学术，培养医政专才‛。此‚医政专才‛不同于陈果夫倡导的‚一专多能的医政人才‛，而是‚曩之学医者，其心目中只知将来如何为个人谋生活，而不知为大众谋生活之向上及幸福……乃造就自私自利之个人观……不惟欲作育临床专科医家，抑且欲造就能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先锋生力军也。‛‚医政‛的功能不仅大为衰减，且概念已被偷偷换去；几乎与‚医德‛相类。胡氏的办学理念转成‚医学院‛式样，办学的重心在于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及医学科研。此外，办学模式也向更加‚正规‛而整齐。省立医政学院实施多类型和多层次并存的新学制，而国立江苏医学院成立之初的几年只招收医科学生；直至1941年，为服务北碚经济社会发展和战时需要，奉教育部令举办了卫生教育专修科，还是为边疆学校代办。但省立医政学院和国立医学院是不可割裂，一脉相承的，后者是前者基础上的承继、发展和创新。他们都秉承着心系民生，全力为国，以医济世的‚博爱‛情怀和‚大医‛精神。

迁址重庆后，学校勘定北碚为新院址，并购下北碚医院为校舍。学校安顿后，获政府资助，教学秩序渐渐步入正常。学校一方面用心培养医学人才，另一方面以医学服务人民大众，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加之学院房屋矗立在嘉陵江边，人们亲切地称之为‚苏医邨‛。

学校整饬教学，悉心人才培养。尽管条件艰苦，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舒适校舍，但师生们在艰难生活，动荡时局中坚持勤奋研读，嘉陵江畔的船夫曲和苏医课堂的读书声交响在一起，成为当时的一景。动荡年代，莘莘学子几近无家可归，他们心系国家安危与民生健康，不放弃，不抛弃，用心研读，刻苦训练，立志以医报国。同学们激扬青春，全面成长，教学科研中活学活用，开展解剖技能训练，组织英语、国语演讲比赛，教学相长。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排球锦标赛、篮球、游泳、郊游、新年联欢等文体活动时常举办，一批批学生学有所成，顺利毕业。学校不断顺应时局需要，改革学制。1939年10月接教育部令，学院开办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的护士助理职业训练班以适应战时紧急需要。1941年，筹办附属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奉教育部令增办卫生教育专修科，并为边疆学校代办卫生教育专修科。1944年3月，教育部核准举办高中毕业为起点、学制六年的医本科。同年7月，教育部批准增办初中为起点、学制六年的医学专修科。1942年8月，医学研究所成立寄生虫学部，由部聘教授洪式闾任主任，开始招收医科大学毕业生从事研究，期限两年，研究期满、参加硕士学位考试及格者由教育部授予医学硕士学位。同年12月，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兼助教1名——赵慰先（我校第一个研究生、第一个硕士生导师和第一个博士生导师）。次年，招收第二届研究生2名。1945年8月和1946年1月，研究生王培信、赵慰先完成硕士考试和论文答辩，被授予硕士学位。

国立医学院时期，因学校地处陪都重庆，时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学校也荟萃了一大批名师名家，时有邵象伊、洪式闾（中国人体寄生虫学学科的奠基人，寄生虫病研究机构的创始者，发明了‚基础膜染色法‛和‚洪氏钩虫卵测量法‛，民国政府两位医学部聘教授之一，参与新中国纲领制定及开国大典）、颜守民（国内卓越的儿科专家，曾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儿科学。参加过‚五四‛运动）、王仲侨、陈友浩（人体解剖学家，我国解剖学奠基人之一）、陈邦贤、朱鹤年、徐佐夏、蒋士焘、褚葆真、王历畊、许本谦（传染病学家，德国汉堡大学医学博士。采用海群生长程疗法治疗丝虫病，采用组织疗法、溶血疗法与酒石酸锑钾合并治疗晚期血吸虫病，在血吸虫病、丝虫病的研究方面有较大贡献）、刘燕公（国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韩明炬、方怀时、王宗清、屠宝琦、洪晶、卢于道等著名教授先后到校执教，讲师、助教中如高达、姜同瑜、赵慰先、金锦仁、欧阳壬官等也在迅速成长，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国立医学院时期，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预防医学研究所，得到了朱家骅、茅以升、罗家伦、竺可桢等先生的赞助。1941年5月17日，研究所正式成立，由胡定安院长任总干事。1942年7月，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医学研究所。同年8月，医学研究所成立寄生虫学部，由部聘教授洪式闾任主任。1947年，奉教育部令改组为寄生虫学研究所。研究所开展了大量前沿研究，成果显著。1945年，寄生虫学部李非白

教授、杨复曦技师的论文《蠕虫透明标本制作新法》（A Medium For Mounting Parasitic Helminth）发表在《自然》杂志第156卷上。

北碚办学期间，师生积极开展战时救护和医疗服务。我校师生抵渝后，于1939年5月30日组建若干空袭救护队，10月18日又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作，组成空袭流动医疗队，救助伤亡民众。1939年5月31日成立军事训练队。6月3日，成立夏令卫生宣传周；16日，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并兼办卫生教育施教区。1940年5月30日敌机北碚，师生们冲向一线急救和护理伤员，受到教育部嘉奖。6月24日、10月10日敌机又再炸北碚，照成民众多人伤亡，学校附属医院积极开展救治。在医疗服务方面，学院于1939年8月筹建附属医院，实行分科治疗。11月20日，附属医院在北碚开诊，固定床位46张，设内、外、妇、儿、眼耳鼻喉、精神卫生、皮肤及理疗、检验、药局等科室。1940年1月4日，成立由邵象伊教授领衔的公共卫生事务所。1941年11月，该所与中国育婴保健会合作，开办了北碚婴儿施诊所，结合临床推动儿童卫生保健。1942年11月27日，附属医院成立社会服务部。

国立江苏医学院时期，地下党组织的火种开始萌芽，师生进步活动陆续开展。40年代初，苏医进步学生陈宁庆（后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郑中

一、刘奕仁、霍自新、朱冠仁等人发起创立了《苏声壁报》，师生发表进步文章，针贬时事，组织进步书籍读书会。1945年4月，郑中

一、刘奕仁、霍自新等10位三年级医学生被动员前往中原解放区工作，突破重重封锁，到达大别山新四军第五师部。随后，王平宇、许再兴、王筑玉、龚世珍、李霖等人，发起成立了进步学生组织——苏声社，许再兴任社长。邵象伊等进步教授支持苏声社活动，并在《苏声壁报》上撰写文章。1946年2月22日，学校训导处诱骗和胁迫学生参加反苏、反共大游行，并宣称：对不参加者取消公费待遇、开除学籍。《苏声社》苦无对策，龚世珍趁大家在沙平坝集结休息之机，连夜赶到嘉陵江西岸化龙桥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向《新华日报》郑新如同志汇报请示。翌日，《新华日报》揭露了这一丑闻。《苏声社》成员不约而同地在半路上悄然撤走，学校当局慑于师生反对和社会舆论，只好不了了之。不久，学生成立自治会，《苏声社》骨干成员龚世珍当选为主席，从此进步学生运动更加蓬勃高涨。同年9月，学校在镇江原址复原复课。1946年国民党悍然全面发动内涵，共产党军队被迫进行战略防御。此时，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的第二条战线也日益激烈，青年学生进步运动如火如荼开展。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引发了全国性反美爱国运动。1947年1月5日晨，学校学生自治会发动和组织镇江中等以上学校师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抗暴大游行，大游行得到了洪式闾、邵象伊等进步教授的支持，很快反美抗暴怒潮迅速席卷全市。为声援全国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和南京数千大学生‚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惨案，1947年5月底，学校学生自治会立决定罢课一周，派代表赴宁慰问受伤学生；学生自治会参加宁沪杭学联，成为当时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斗争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中，反动当局无情镇压，先后开除了龚世珍、陈宁庆等10个进步学生的学籍，给王筑玉、马凤楼、戴汉民等学生警告处分。1949年1月淮海大捷后，学校策划南迁杭州。为

迎接解放，师生进行了反迁校斗争。邵象伊、洪式闾、颜守民、刘燕公、徐佐夏等进步教授带头反对迁校；学生自发组织了‚留校同学应变委员会‛，劝阻同学留校参加反迁校斗争；师生推选出了以邵象伊教授为组长的三人领导小组，取代了原院级领导机构—院务处理委员会，选出了以戴汉民为主席的学生自治会。进步师生以经费和准备不足，巧妙地阻止迁校。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垂死挣扎，1949年元旦师生员工欢聚一堂，举行别开生面的庆祝联欢会，师生们向邵象伊等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赠送了‚持巅扶危‛四个大字的锦旗。1949年4月23日，师生们欣闻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一方面由邵象伊教授率师生代表到长江边欢迎解放军，一方面师生组织纠察巡逻，沿校园围墙布岗放哨，昼夜轮流守卫学校，从而使江苏医学院免遭破坏，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第三篇：稳步发展 医教焕新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隶属关系屡经调整，自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夕，学校先后经历了江苏医学院、南京医学院、南京第一医学院、南京医学院、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医学院等5个发展时期，分分合合几经曲折，与国家时局发展同变化。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学校办学规模也稳步扩大，人才培养成效更加显著、服务社会能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以洪式闾、邵象伊、徐佐夏等为代表的一批名师大家驰援建设国内医学高等院校，血吸虫病防治大会战、唐山大地震救援等事件中，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以术济民，医德流芳。

1949年5月，镇江市军管会接管国立江苏医学院，组建院务委员会作为新的院级领导机构，邵象伊为主任委员。7月，邵象伊、马凤楼作为师生代表出席苏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9月，洪式闾教授应邀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出席开国大典。1949年8月－1950年5月，江苏医学院由华东军区后勤卫生部代管。1950年3月，华东军区卫生部决定委托苏南行署代管。5月，苏南行署派魏善钊同志任政治教授兼生活辅导处主任。1950年12月，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教育部领导并提供办学经费，同时受苏南行政公署文教处和卫生处双重领导。1951年5月，苏南行政公署任命邵象伊教授为建国后后首任院长。1952年，学校由省卫生厅管理。1952年，国家拟在南京设立江苏省人民政府，学校为拥有更多、更便捷的发展资源，从长远计议，决定随迁南京，1954年10月，卫生部同意我校在南京建校，发展规模为2500名学生。1954年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同意在汉中路以北，上海路以西地段建校。1954年4月，学院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正式公开江苏医学院党的组织，魏善钊当选为第一任党总支书记。1956年初，我校选定五台山南麓为校址。4月，学校建院办公室赴宁筹办基建工作。

1956年3月，卫生部批准：江苏医学院迁南京后，改名为南京医学院。颜守民任院长，魏善钊任书记。1957年7月，576名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和大部分教师及家属，利用暑假迁入南京新校区。1957年12月27日高教部批准学校正式改名为

‚南京医学院‛，并颁发‚南京医学院‛新的印章。1957年12月31日，卫生部决定学校划归江苏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从此，我校掀开了在南京古城谋求发展，铸就辉煌的一页。

1958年更名为南京‚第一医学院‛。颜守民任院长，林克任书记。1961年5月，江苏省委决定，南京第一医学院与南京第二医学院合并，至8月中旬合并完成。南京第二医学院364名本科生、50名夜大生、13名基础课教师和部分党政干部并入南京第一医学院。10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我校由南京第一医学院更名为南京医学院。1968年3月，在文革背景下，学校三大派造反组织在省‚革委会‛主持下，成立院‚革委会‛，军代表任‚革委会‛主任。9月25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运动。1970年4月25日，驻南京医学院的工宣队与驻南京中医学院的工宣队联合要求南医与南中医合并，成立江苏新医学院。颜守民任院长，林克任书记。1972年8月，省委批准学校建立党委。9月，学院召开‚文革‛后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盛立同志为党委书记。1974年1月，省委决定，两所附院（省中医院、省工人医院）重新划归医学院领导。1976年文革结束，学校从劫难中焕发生机。1977年9月，江苏省委确定张克威为江苏新医学院党委书记，并组建新一届党委。1977年11月18日，最后一批工宣队员撤出学校返回工厂，结束了工宣队进驻我校九年之久的历史。1978年3月3日，省委决定恢复南京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撤销江苏新医学院。7月，省委派盛天任到学校任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学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尽管受‚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学校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受到了干扰，但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学校规模有很大提高。解放初期，学校由军管会接管时，全院有学生429名，其中硕士生1名、本科生325名、专科生103名。全院教职工146名中有专职教师75名，1950年12月，学院确定以办医本科为主，重点发展寄生虫学、解剖学、细菌学、病理学、内科学和外科学。1954年，学校制定了发展规模和‚五年计划‛：设立医疗、小儿、公共卫生3个系，在医疗系内分设内、外、妇产、眼、耳鼻喉、皮肤、法医等7个重点专业。学生在完成专业基础课程后，适当进行专业培训，毕业后即可担任专科医师。学历层次分医学本科和医学专（修）科两种，计划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学生规模发展至1625人。1956年迁宁更名为南京医学院时，确定是学制五年，发展规模为3600名学生，设医疗、儿科、卫生三个专业。在‚大跃进‛运动中，学校规模从1957年招生360人增加到1958年招生540人；增设了卫生和儿科两个系；开办了附属高中，招生180人；还开办了夜大，招收学生。至1960年，学校设有33个教学研究指导组，学生总数为2300人，教师250余人，职工300余人；并筹建了放射医学专业。至1961年底，学校已具规模，在校生达2798人，图书馆藏书达10.7万册。相较1958年学生总数增长了150%，并恢复了儿科系、卫生系、新建了工业卫生专业。1965年，学校基础部分设有18个教研组，临床部分有17个。学生1822人，教师296人，均为解放前的3.8倍。自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的15年，为国家培养毕业生3848人，为解放前15年毕业生的4.8倍。1966年，‚文革‛成燎原之势，高教部要求学校不放

暑假，学生全部投入‚文革‛，正常招生工作推迟半年（实际推迟了5年）。1970年10月，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招收具有1年以上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和工作三年以上的护士。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至11月共录取新生480人，其中新医专业一年制243人，半年制177人，新药专业一年制60人。1972年1月，重新制定了招生方案，新医、新药专业学制由1年延长为3年，3月，正式建立医疗、中医和新药三个系。5月，学校迎来了541名工农兵学员。1975年8月，我校首批3年制工农兵学员毕业。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取代了‚群众推荐‛招生。2月，完成了77级新生的录取工作，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441名新生。4月，77级第二批新生入学。新生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三个专业和马列主义师资班。1978年，恢复夏季高考，秋季入学。半年后又迎来了78级新生532名。初冬又扩招了100名医学实验技术专修班新生。随着一批批新生到来，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生机。

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高校。1956年4月，学校与第二军医大学共同培养研究生。12月，在建国后首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4人，临床内科学、儿科学、法医学、寄生虫学各1人。到1962年，招生专业增为解剖学、寄生虫学、儿科学、内科、皮肤科等五个。1977年10月，恢复招收研究生工作，寄生虫学、皮肤病学、普通外科学、脑外科学、内科心血管学、传染病学和儿科学等7个专业获硕士研究生招生权，共招收‚文革‛后首批研究生22名。

学制和教学方面，经多次改革调整后，趋于稳定。1950年5月，学院按教育部规定确定高等医学教育学制为五年，包括实习一年，且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1951年11月，学院拟定《江苏医学院专科重点教育实施计划》，医本科三年基础课修完后，分内、外、儿三个专科实行重点教育。1952年为响应国家号召，学校一度学习采用苏联教材和巴甫洛夫学说，推行苏联四级分制的‚记分制‛，改组教研室，学习苏联教学模式。各学科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科学性、思想性的原则，重新制定教学计划，精简课程，减少重复脱漏，推广重点教学、形象教学和复习检查等教学法，广泛采用标本、模型、幻灯、图表、病例等进行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学用一致的原则，为便于学习苏联，举办俄文学习班，全校80%教师初步掌握俄文；系统学习哲学，树立教职工正确世界观，对指导医疗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当年，学校与北大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上海一医、二医等各自拟定各科全国教学计划（草稿）若干，学校负责拟定微生物和法医学。1958年开展的以勤俭办校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竞赛，将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原有的38门课程合并为25门，35个教研组合并为24个，违背了教育规律，但将中医学编写入教学大纲，与南京中医学院、江苏中医院开展全面合作，大力开展中医、中药的学习研究，却一定程度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1959年学校认真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提出‚巩固、调整、提高‛为工作方针，先后4次修订教学计划，重新设置劳动课。加强了教研组的基本建设，强调教研组作为教学单元要重点抓好教学工作，交流经验，培养师资；加强了教材建设，组织修订讲义、编写教科书、整理充实挂图、标本、幻灯片等直观教具；建立了教学档案，包括教案、文献卡片、考评记录和读书报告等；制定了教

研活动的规章制度，如会议制度、集体备课制度、仪器保管制度、安全卫生制度等。为提高教学质量，重点抓了备课、课堂讲授和对学生的课后辅导；制定了师资培养专门计划，在选派进行脱产或半脱产进修的同时，定期组织学术讲座、读书报告、病例讨论等，通过提高师资水平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使教学秩序得到稳定，1962年8月，作为全国教学质量高的11所医药院校，学制首批由五年改为六年。1965年，为支持农村卫生工作，学校派出100多人到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五个试点县之一句容县蹲点，要求师生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工作，提出克服‚三脱离‛（即脱离政治、实际、群众）和‚四重四轻‛（重业务轻政治、重城市轻农村、重理论轻实践、重疑难病轻常见病）倾向。1966年省委文革小组派人进驻学校，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正常教学秩序受到破坏。文革结束后，学校以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为依据，迅速制定医学、卫生和口腔学系各个专业的教学大纲，修订教学规章制度，加强学生‚三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外语训练，要求教师过‚三关‛（教学、科研和外语），强调以教学为中心，深入推动教学改革，坚持实施每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及时恢复和稳定教学秩序，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学校汇聚形成了一流的师资队伍，成为学校后续兴旺发展的重要底蕴。军管会接收时，全院有教职工146名，其中专任教师75名，教授18名，副教授4名，除洪式闾、徐佐夏、邵象伊、朱鹤年、陈友浩、许本谦、刘燕公、金泽忠（病理解剖学专家，1956年赴山东大学医学院、青岛医学院病理解剖学教研室教授兼主任）、颜守民、郭锡麟、屠宝琦、黄胜白（创办近代史上最早的医药学刊物之一——《医药学》）、曹元宇（化学家、教育家、医药学家和画家，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和最早的永久会员）、黄逢昌、王树善、陈少伯（国立江苏医学院40届毕业生，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细菌部研究细菌学，免疫学及滤过毒）等15名原有教授以外，又新聘3名教授。留校任职的原国立江苏医学院毕业生如赵慰先、丁尔乾、高达、欧阳壬官（国立江苏医学院41届毕业生，1956年随邵象伊院长赴山西医学院任教）、金锦仁等也在迅速成长，均任副教授职务。1950年5月，魏善钊到校后，广纳贤才。魏福嘉、吴璧城（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1950年任江苏医学院物理系教授兼主任）、姜新曼（眼科学专家、江苏医学院眼科学教授兼主任）、阴毓璋（妇产专家，著有《实用妇产科学》）、陈学穆、蒋加年（国立江苏医学院40届毕业生。江苏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授等）、曹元宇、范学文、刘夕惕、侯纯之、李泰钧、蒋寿鹤、姜泗长（中国著名耳鼻咽喉科专家和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临床耳鼻咽喉科学》）、王慰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员，江苏医学院神经病学教授）、汪继祖（法医学家，参与我国第一部公开发行的法医学杂志——《法医月刊》的编辑，参与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法医学必修课教学大纲，与陈康颐教授主持开办第一届法医师资进修班，并共同制定我国第一部法医学必修课教学大纲）、伍正谊（南京神经精神疾病防治院的创始人之一，北京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研室和医学心理学教研室创建人）、陶国泰（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曾协助创建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创立南京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张格伟（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江苏医学院政治学教授）等教授先后到校任教。1956年8月，邵象伊、颜守民、许本谦、陈友浩四人被评为一级教授，刘燕公、郭锡麟被评为二级教授。解剖学姜同喻副教授（人体解剖学家，国立江苏医学院41届毕业生，创立了连续层次解剖法，并采用连续层次解剖法绘制了我国第一部中国人体图谱）创绘人体连续层次解剖图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之外，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颇有建树。以洪式闾教授、赵慰先教授为代表寄生虫病学，在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方面成就骄人。至1956年，细菌性痢疾的临床分析、江苏省流行病的痢疾杆菌类型鉴定、新合成药物毒性测定等11项课题被卫生部立项。开展了血吸虫病疗效试验、镇江南郊钉螺分布发育及血吸虫感染情况观察研究、丝虫病治疗研究等。学校还创新制取胆酸盐，试制碘油成功。候熙德创制的中枢神经传导模型获得中国科学院表扬及苏联专家的肯定。到1957年，学院大部分教师均参加了科研，发表论文197篇。1958年，撰写论文报告118篇。许本谦、赵慰先分别兼任省寄生虫研究所所长、副所长。1959年，全院设定了78个科研题目，如传染性肝炎、寄生虫、矽肺、心血管等密切联系民生的课题。1949年至1964年，共形成重要科技成果6项。1965年，学校总结科研成绩，确定属于重大科技成果44项，63年及以前37项，64年7项。包括防治疾病、理论研究以及本着自力更生精神自制设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卡介苗接种预防麻风五年观察报告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甲状腺抑制试验的方法和诊断价值的探讨》在临床诊断和鉴别甲亢方面有较高的确诊率，高于国外水平，并作为1964年广州全国第一届内分泌学术会议大会宣读论文。1974年，卫生系开展拟除虫菊酯的毒理学研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急性、亚急性、慢性毒性毒理学实验及致癌、致畸胎、显性致死、致突变和代谢等方面的系统毒性研究，此项研究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这一时期，附属医院建设发展到一定规模。学校复原镇江时，重点整修了附属医院大楼，1947年7月完工验收。解放后，军管会接管医院，1949年底续建外科病房大楼。1951年12月，学院附属医院可供临床实习用的病床增至150张，1955年8月，卫生部批准学院附属医院发展80张床位，建教室、实验室1800平方米。诊疗技术也进一步改进，创制X线记波摄影器应用到临床，并交由医疗器械厂规模生产。眼科设计眼底示教镜，组织疗法室自治庇护浸出液，对神经衰弱症效果显著。1956年，省委改南京市工人医院为江苏省工人医院，作为学校迁宁后的附属医院，同时挂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和江苏省工人医院两块牌子。学校迁宁时，省委决定将我校在镇江的附属医院划归镇江市，部分职工随迁进入南京的附属医院相应科室。留下的部分教职工及原址的房屋设施，成为镇江发展医学教育的基础。1957年4月，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我校附设护校迁至南京后与南京护士学校合并，沿用南京护士学校校名。1958年附属医院不参加‚大炼钢铁‛，把‚大跃进‛的重点放在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上，在省内率先实施三班制、率先推行 ‚无痛运动‛和‚政治下病房‛。后又实行‚流动挂号‛、‚门诊治疗一贯制‛、‚预诊制‛、‚疑难病例研讨会‛、‚大手术前讨论会‛、‚重危病人共管制‛、‚门诊朝会制度‛、‚病区小食堂‛等制度，均引起重大反响。1969年9月，附院调集186人建立江苏省工人医院肿瘤科，该科于197

3年独立成为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后发展为江苏省肿瘤医院。这期间，医院诊疗技术得到长足发展，一些创新技术运用到临床后为患者带来福音。1957年，许本谦、陈仲英教授应用酒石酸锑钾等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的方法，受到卫生部高度评价并全国推广。眼科俞自萍绘制成我国首本中国人的《色盲检查图》，并被定为全国兵役体检用图谱。小儿科杨运昌在国内首先制成塑料管式头皮静脉针，用于小儿静脉输液。1959年，陈凤才、王一镗、周吉昌等医师和兄弟医院合作，在省内首先成功地施行低温下心房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主动脉缩窄切除与吻合术；在省内最早开展深低温自肺灌注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11例，达国内先进水平；妇产科黄良娟在省内首先开展腹膜外破腹产术；1963年，孙宏训的《实用肝脏病学》著作问世，这是国内最早的肝脏病专著。1962年，侯熙德医师创建我国第一个脑脊液细胞学实验室，1963年在国内首创脑脊液细胞旋涡筛滤器；此后有创造玻片离心法，取代传统的沉淀法，使效率提高25倍，填补了国内空白。泌尿外科开展男性计划生育持久性避孕手术，创制输精卵钩，为全国广泛使用。1963年，附院和南京幸福无线电厂协作，在省内首先研制成功导线经皮式心外膜电极体外固定频率心脏起搏器，至1978年，有800多台起搏器在北京阜外医院、沈阳军区总院等全国各医院使用。1973年，泌尿科在省内首先成功开展肾自体移植治疗肾性高血压症，尤国才成功设计耻骨切除显露下段尿路，扩大五种手术切口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1978年，泌尿外科刘正确主持男性节育药棉酚的研究和呼吸科参加的‚前列腺素E‛的协作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服务社会。建国后，学校受国家卫生部、华东卫生部、省卫生厅等部门委托举办麻风病防治专修班、少数民族卫生干部培训班、卡介苗训练班、皮肤花柳及细菌学培训班、微生物寄生虫中级师资班；并在镇江开设细菌、防疫等专题讲座；开展黑热病防治。1952年，学校协助镇江防疫部门开展鼠疫、霍乱的防疫，并为当地小学生接种牛痘。1954年5月，成立公共卫生教学区，配备专职教师17人，全力开展卫生宣教工作，培训实用专业人才。积极开展血吸虫防治。1950年2月，学院组织了以邵象伊、许本谦、赵慰先为正、副队长的血吸虫病防治队，赴浙江平湖为部队指战员防病治病。1951年1月，许本谦教授、赵慰先副教授率领师生186人赴上海郊区川沙、南汇为公安指战员防治血吸虫病。同时，广大师生在苏北及镇江周边开展血吸虫防治工作，解除民众痛苦，服务国家稳定发展大局。参与支持抗美援朝。1951年7月，外科刘正确副教授率两名外科护士和14名护校毕业生赴朝鲜，并担任医疗队队长。1952年2月，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学院成立由许本谦教授为首的22人委员会和460人的防疫注射大队。1958年12月，在组织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组织师生850余人分别赴徐、淮、常三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爱国卫生和医疗工作，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4个月。1965年8月，学校会同有关卫生单位组成农村卫生工作队与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医教司朱潮副司长到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五个试点县之一句容县进行蹲点，派出了医技人员120人到句容县开展农村卫生工作。1959届176名毕业生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党团员带头去边疆和外地，分配到外省的占毕业生总数56%，其中去边疆的达20%。1976年7月下旬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群众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学校紧急动员派

出由学校师生、一附院（省人民医院）、二附院（省中医院）医生组成的60人医疗队，赶赴灾区救援，先后抢救重伤员907人，并下农村诊治伤病员4740人次。同时，附属医院也积极行动起来，自8月2日至7日，分三批收治唐山重伤员79人，除1人入院不到3小时死亡外，其余78人经精心治疗，先后脱离了生命危险。此外，附院教师医生也通过多种形式参加重大灾害事件的救治工作。1958—1960年，附院组织力量参加重危病人抢救，仅赴外地如镇江、高淳、泰州、芜湖、马鞍山等十八个市县的高级医师就达140人次，相当于11600个工作日。多年为110多个厂矿的156000多名职工和11000多位家属开展健康检查。为不影响正常生产，检查多是利用工人休息时间进行。1960年，全年门诊量达到527692人次，救治危重病人1600余人。抽调92名医护人员，到苏北五县的农村及本市的13个工厂、36个居委会开展除害灭病活动。至1960年，附院有病床500余张，医师180余人，护士200余人，职工100余人，为全省医疗中心之一。

支援国家卫生事业发展。当时，江苏医学院在全国是一所办学历史较长，师资力量较强的院校，拥有一批医学领域造诣精深的专家教授。学校利用专业和资源优势，积极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建言献策。根据国家要求和统一调配，一批优秀师资支援其他高校和地方发展。卫生部等上级领导部门先后从学院抽调了一批师资支援其他地区和学校。最早于1949年12月，洪式闾教授兼任浙江卫生实验院院长，1952年调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1951年8月，徐佐夏教授调任青岛医学院任院长。1955年6月，江苏医学院卫生专业并入山西医学院，邵象伊教授、欧阳壬官副教授和陈家震等4名助教到山西医学院任教，并将一、二年级127名学生随迁至山西医学院学习。1956年5月，邵象伊就任山西医学院院长。1956年，先后调病理学金泽忠教授到山东大学医学院，内科学李学滋副教授到河北医学院，耳鼻喉科曹夕冲副教授到兰州医学院，数名讲师、助教到广西医学院、苏北医学院校等。1957年抽调了10名老师支援青海和省内的新建院校。为适应大跃进，多块好省地培养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医务建设人才，1958年学校创建夜大，开设医疗和保健组织两个班，组建了附属高级中学，学生经过附中两年学习，直升大学。1958年7月，南京医学院徐州分院正式成立，学校从54级学生中抽调1/3，约60余人参加师资培训1年后，留校18人，支援徐医分院12人，其余充实了省内各地医校师资。为支持苏北医学事业发展，分院在开展全日制教育的同时，大办业余医学教育。1960年，同年，南京医学院徐州分院改名徐州医学院，成为独立建制的医学院校。学校还为省内外医院和高校培养专门高级医学师资，利用寒暑假开展师资培训、实施教研组带徒。1962至1964年，学校附院派出教授、讲师组成的医学讲学团，分别到西宁、乌鲁木齐和银川讲学。通过举办报告会、开展查房和手术示范以及动物实验指导等形式，帮助当地医务人员提高专业素养和临床技能；1964年8月，附院选派姜钰峰、戴传孝、陆启珍参加江苏省首批赴坦桑尼亚医疗队，为桑巴给尔人民服务。正在坦桑尼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看望了援坦医疗队员，并合影留念。至1986年先后派出9批，共19人次，每批为期2~3年，成员有内、外、妇产、儿、耳鼻喉、针灸等科的高年资深医师、药师和护士长。

第四篇：改革进取 医展蓝图

九州生气恃风雷。进入新时期，随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学校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及时出台革新举措，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教学机构和体系日臻完善，学科门类日益增多，科研学术空气日渐活跃，附属医院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1993年学校更名为南京医科大学，成为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之后的学校以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加高远的视野审视自身发展路径，积极推行改革，大力推进内涵建设，一项项革新举措激发了内在活力，教学科研、学科人才厚积薄发，影响日增，为学校新世纪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革结束后，学校迅速通过开展‚揭、批、查‛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积极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四项基本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师生们普遍放下思想包袱，全心投入本职工作，学校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教学秩序和工作秩序趋于稳定。1982年6月，学院第九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明确了学校的发展目标和任务。选举张竞任书记，颜守民任院长。1983年9月，根据党中央干部‚四化‛的要求，省委调整院领导班子，由中年知识分子张振声和尹立乔担任学校党政领导。1984年6月，学院召开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立足‚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把南医建成一所高水平的有自己特色的医学院校，为‚四化‛建设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长期奋斗目标。1988年8月，学院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陈家震和张振声担任党政领导。1993年4月，学院召开了第十二次党代会，张振声当选为党委书记。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办学规模，使在校生达到5千人以上，更名为南京医科大学的发展目标。1993年12月3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准我校更名为‚南京医科大学‛。1994年10月，学校隆重举行了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李岚清副总理（在40年代曾就读国立江苏医学院）给母校题词：‚为培养更多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优秀人才而努力奋斗‛。1996年，学校制定了‚九五‛规划，提出主动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在新一轮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抓住机遇，向医学教育现代化迈进。1998年10月，省委对学校领导班子作了调整，陈荣华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新领导班子立足长远，重视内涵建设，适机进行了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为学校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1983年学校响应中央干部四化要求，对中层干部全面调整，一批30岁左右年轻同志走上岗位，使干部队伍充满朝气，为学校加快改革提供了组织人才保障。1984年，学校学习上海交通大学改革经验，实行后勤局部性改革，食堂试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定员定编，建立岗位责任制，逐步扩大基层自主权，改革奖金制度。1992年，省教委批复，成立康达实业开发总公司，发展校办产业。1993年学校坚定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完善民主科学决策制度‛。理顺了党政关系。1994年12月，成立校务委员会，由校领导、各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学生会负责

人和教师代表组成，负有监督、咨询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功能。在人事管理上，按照‚精简机构、紧缩编制、提高效率、合理用人‛的方针，完成全校定岗定编，建立和实施了校内津贴制度，试行了聘任制和任期制。同时，学校打破了沿用几十年的院系两级建制，试行校、院、系三级建制，相应成立了一些新的学院。1994年5月18日，基础医学部更名为基础医学院。9月，临床医学系更名为第一临床医学院，同时，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1995年12月，预防医学系更名为公共卫生学院。1997年12月，口腔医学系更名为口腔医学院。1998年，在完成‚三讲‛任务后，学校又进行了新一轮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改革以党政管理机构为突破口，以转换机制为核心，以开发人才资源、提高办学效益为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一是通过撤消、合并，精简机构，减员增效。将原有20个处级部门减至13个，管理人员压缩15%，处级干部下岗或退至二线的达14%。二是实施后勤服务社会化，在省内高校率先基本完成了后勤经营服务实体与后勤机关的剥离。三是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科级干部竞聘上岗。实行了干部公示制度、试用期制度和任期制度。四是改革分配制度，拉开分配档次。实行‚以岗定薪、按劳分配、优绩优酬、以岗位工资为主‛，重心向教学、科研一线倾斜，通过改革，教职工积极性显著提高，有力促进了学校新的发展。1999年元月，学校成立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康达学院，在办学体制取得新突破。

办学规模持续扩大,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学校根据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1987年先后在临床医学系新增了眼耳鼻喉科专业、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医学影像专业；在预防医学系新增了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妇幼卫生专业。与东南大学合办了生物医学与临床医学双学位专业。到1993年，我校有临床医学、儿科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5 个系并以医科为主，兼有工科、文科三个门类。医科专业有10个，分别是：临床医学、眼耳鼻喉科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医学影像、儿科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妇幼卫生。工科专业1 个：生物医学工程。管理学专业1 个：卫生事业管理。学科建设得到发展。1985年3月，我校寄生虫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等6 个学科被省教委确定为重点建设学科。研究宝由1984年的13个发展到28个。1986年12月，我校建立实验动物中心，为创建江苏省实验动物中心创造条件。1991年1月建立卫生分析检测中心。研究生教育和学位点建设初见成效。我校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文革中被迫中断，改革开放后，学校成为国务院颁布的首批硕士、博士授予权单位，当时批准的硕博点数量在全国医学院校中居于第六位。至1993年，我校有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博士导师10人，硕士学位授予点31个，硕士导师142人。1995年，深化研究生教育与管理改革，重点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大力加强应用型和复合型高级人才的培养。在研究生管理中推行研究生兼‚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制度，并根据研究生的学业和工作实绩发放奖学金和兼职报酬，改变了平均发放的办法，建立了激励机制。1996年，国家教委批准学校开设七年制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专业，并在当年招收了新生（与南京大学合作培养），创新了高层次研究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1999年，学校首次获准设立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并取

得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教授评审权。在校生人数也显著增长招生人数从1980年600多人，到1999年招收全日制本科生1013人，年招生数首次突破千人大关，到1990年，在校生数达3548人，比1984年1861人差不多翻了一番；1993年4月，全校在校研究生和本专科生数为4610人；到2000年在校生人数已超过6000人。学校办学条件也逐步得以改善。自1984年至1987年，学校用于添置仪器设备的经费达400多万元，落成教学实验大楼等基建工程10项，基建面积达3 万M2，特别是建成5 幢教工宿舍楼，使291户教职工住房条件得到改善。1997年，省教委同意学校年度基建计划，幼续建儿园2026M2，图新建书馆4000 M2，续建学生宿舍5352 M2，峨嵋岭教工住宅续建10361 M2、新建6000 M2，计划总投资2737万元。同年8月，省教委批复，同意征用大门西侧土地2240M2，新建科研楼，建筑面积8000 M2。1999年，一号学生宿舍楼加层新增面积1360M2；新建完成峨眉岭15、16、17、18号教职工住宅楼，面积9780M2；同时对校内道路进行翻新，翻修了篮球场。建成2千多M2的实验动物楼和新扩图书馆6千M2。教学、生活设施条件大大改善。

这一时期，学校教职工在稳定的内外环境下，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不放松，以改革委抓手，深度挖潜，严把教学质量关，在传统基础上，形成了优良的学风教风，在省内高校中树立了良好口碑。学校作为起步于30年代的老牌医学院校，积淀深厚，素以重视教学质量著称，1962年曾是全国首批改为六年制的11所院校之一，1984年在全国医学院校统考中成绩居前六名。1989年获被国家教委评为评选教学成果全国先进单位。加强课程建设。自1978年至1981年，学校参加编写全国统编教材16门，全院各门课程全部采用了统编或自编的新教材，教学内容得到了全面更新和深化。1989年，学校按照重点课程建设的8条标准，认真抓好课程建设。先后有17门课程顺利通过验收，并有一批课程申报了优秀课程和重点课程。1995年新增省级重点课程4门，校级重点课程10门。同时，重视题库建设，自1990年在临床医学系毕业考试中运用题库后，很快在9个重点课程中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题库。组胚学、内科基础学课程开展了电视教材建设。1987年至1993年全院共有91人获得优秀教学成果奖，其中国家级奖1项，省级奖12项。积极推行教学改革。减少理论课时数，开设第二课堂，采用启发式教学。以生理学为试点，进行了教学质量的检查评估；在组胚学、生物学等九门学科中，认真解决教学内容重复脱漏问题。在卫生系坚持开展教学评估，帮助青年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制定了教学工作评估达标体系，并分类开展了教学工作评价检测，提出强化‚三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举措，逐一加强讲课、辅导、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并改造和更新教学手段，积极采用电化教学。1994年我校被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先进教务处。为改进教学手段，1994年9月，学校成立了电化教育中心。11月，华东地区高等医学院校协作会议在我校召开，相互交流了深化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和做法。1995年，我校首先在儿科系试行了‚学分制‛，并结合‚学分制‛试点，开展了课程结构、课程设置研究，注重更新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提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走上教学第一线，为较快提高教师外语水平，80年代初，学院同时举办了英、日、德、法四个语种的教师培训班，至1981年，先后安排10多名教

师出国考察、进修，安排250多名教师在国内进修。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学生的培养质量和教学水平已接近或超过‚文革‛前的最好水平，恢复高考进校的77级、78级学生普遍学习成绩优良，在医院实习受到好评。1981年77级学生中考上研究生的人数达到报考人数的17.4%。至1993年4月，全院在职教工（包括一、二附院）共5475人，其中教授、主任医师190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530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103人，涌现出了一大批深受学生喜爱的名师名医。加强学风建设。1986年，为端正教育思想，推进教学改革，组织教研室主任和科长以上干部围绕‚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集中学习讨论。1993学校将创建优良校风作为优化育人环境的重要措施认真组织实施，围绕校风建设，在学生中组织了系列教育活动，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行为管理，创造健康向上，勤奋进取的学习氛围。实施‚师表工程‛，加强师德建设，开展‚师生共建‛，自1995年起，全校各教研室、科室和党支部主动与学生班级挂钩共建。1995年学校落实《中国普通高校德育大纲》，提出了德育工作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要求。1995年11月，学校顺利通过了省教委对校风建设工作的评估，成为校风建设达标单位。随后，学校将建设优秀校风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在校风建设上坚持常抓不懈，1998年4月，学校成立校风创优领导小组。继续深入开展教育思想讨论，突出学生素质教育，举办了‚跨世纪大学生素质学校‛‚女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成为校风创优中的特色。同时开展机关作风建设，树立‚文明、高效、廉洁、务实‛目标，开展争创文明科（处）活动，1999年，学校获得校风建设优秀单位称号。同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学校‛。

这一时期，科学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学院重新调整和健全了一批科研组织，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儿科学、寄生虫学、生理学、病理学、免疫学、毒理学、心血管疾病、临床实验等8个研究室，科研学术氛围开始活跃，定期举办科研论文报告会，仅1981年下半年，全院就报告论文107篇。通过3、4年的努力，全院承担了国家和省级科研任务64项，发表论文720篇，主编出版书籍50多本。1979年、1980年全院共获省级科研成果奖16项。至1993年，科研成效进展加快，先后建成35个研究室、10个研究中心，3个研究基地，1个研究所，10个省教委重点学科、2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同时，参与‚七五‛攻关项目5项、‚八五‛攻关项目7项、‚863‛高科技项目2项。随后学校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重点抓好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同时，修订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对中青年科技人员实行政策倾斜，增强科研活力。抓住机遇，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江苏分院，于1996年1月正式挂牌，姚堃受聘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基础、预防和临床医疗科研成果，在国内外领先，达到先进水平。

在刘天培教授、饶曼人教授等老一辈药理学家的带领下，心血管药理学研究领成就瞩目，多次获得教育部、卫生部和江苏省的科技奖励，其中，刘天培教授在国内较早开展脑血管疾病防治药物放的抗心律失常新药研究和人参皂苷机制研究。饶曼人教授为国内甚至国际知名心血管药理专家之一，其关于黄杨宁治疗冠心病研究和钙信息传递异常与高血压左室肥厚及逆转调节机制的研究获国家级奖项；‚八五‛

开始，张银娣教授最早在国内开展药物代谢酶基因多态性对相关药物药动学与药效学影响的研究，开拓了临床药理学的研究方向，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蔡为民于获学校第一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在赵慰先、吴观陵等教授主持下，寄生虫病学科发展迅猛。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遴选为博士学位授权点，1993年被江苏省政府首批分别确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和江苏省（医学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要组成部分）。学科开展的研究一直在国内同类学科居领先地位。如‚血吸虫病免疫诊断‛系国家科技部‚七五‛、‚八五‛和‚九五‛寄生虫学和寄生虫病领域唯一立项的医学重大攻关项目。学科在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钉螺生态和灭螺方法研究，血吸虫感染免疫应答及调控、抗独特型抗体、分子诊断及疫苗研究，肺吸虫及肠道蠕虫病防治方法和对策的研究，肺吸虫单克隆抗体库的构建和应用，循环抗原检测用于肺吸虫病早期诊断及疗效考核，恶性疟原虫基因检测探针的制备和应用，蚊生化分型技术的建立和应用，蚊抗药性相关基因研究，我国人体隐孢子虫首例病例的发现及检测技术的推广和应用，C6膜检测日本血吸虫尾蚴等均处国内领先地位，部分达国际先进水平。

戴晓章、孙树功、叶蒙福、王鹤鸣等教授文革后陆续主持人体解剖学科，学科科研氛围浓厚，开展神经解剖、临床应用解剖、人脑立体定向、小儿解剖和教学标本制作等研究，其中‚盆丛的应用解剖学研究‛、‚国人脑立体定向解剖研究及其临床应用‛ ‚国人脑深部结构三维坐标数据库应用，‚头面部整形外科的临床应用解剖研究‛获省部级表彰。

学校组织胚胎学系的生殖医学研究起步于70年代。张适和朱启定教授开展棉酚抗生育的可逆性研究获‚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奖。徐昌芬教授的‚马鞭草提取物制法和用途‛获得国家发明专利。80年代南京医科大学康本医学检测所‛成立，精子功能的研究获得江苏省政府科技进步奖。90年代，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生殖医学的研究，构建了人睾丸基因表达谱，系列研究结果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范乐明教授主持的病理生理学科是1955年国内首批建立的该类学科。学科科研起步早，且持之以恒，在国内外均有一定影响。1974年涉足动脉粥样硬化领域，在“脂蛋白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研究中，国内首先采用血清HDL测定方法，在国内率先建立放射配体法LDL受体功能测定技术，于1982年在我国首次从LDL受体水平确诊五个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家族，建立了HDL受体和清道夫受体等检测方法，开展有关研究工作。1986年起相继承担国家“七五”、“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在国内最早制备成功apoB-100单克隆抗体；在国际上首次采用人胎肝分离纯化LDL受体并成功制备高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研究成果在多届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术会议上交流，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此外，由马凤楼负责主编高等医学院校的中医专业用《卫生防疫学》，197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姚堃老师《呼吸道感染病毒分离法鉴定》研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生理学教研室关于心血管研究的成果也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在临床医疗领域，技术研究也日益革新。1978年第一附属医院与电子工业部第14研究所协作，成功研制国内首架眼玻璃体置换器，并成功开展眼玻璃体置换术，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并在省内首例成功地进行了心脏二尖瓣瓣膜置换术。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开展了金链选择性脑室造影，填补了国内空白。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研究生赵晋荣，研制了M14玻璃体置换液，为国内首创。第一附属医院开展脑脊液细胞学的电镜观察，在国内首先发现浆细胞中免疫球蛋白的超微结构，并在国内外首先报导。1979年，一附院神经外科开展国内首例枕下经内耳道入路听神经瘤显微手术，国内最先开展应用大网膜颅内移植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987年，泌尿外科王成标的‚户型导针的研制和后尿道外翻褥式缝合术‛获1987年国家发明协会铜牌奖1995年，我国首例非亲体活体供肝部分肝移植手术在一附院获得成功。1997年，一附院开展的甲状旁腺移植填补国内空白。1999年脑外科与南医大附属口腔医院合作，首次采用经上颌手术径路切除颅底肿瘤，为国内首创。1999年，一附院心内科曹克将获得‚全国百名优秀医生‛称号。

在这期间，我校附属医院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81年3月，江苏省政府决定将南京第四人民医院划归我校为第二附属医院，1985年7月，省政府批准我校一附院由江苏省工人医院更名为江苏省人民医院。1986年11月，一附院增挂‚江苏省红十字医院‛的牌子。1986年1 月，江苏省儿童保健研究中心在二附院隆重落成。1985年9月，省政府批准我校口腔门诊部更名为‚南京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1987年3月，省计经委批准投资600万元，建设1万M2的口腔医院大楼。1991年1月，学院与仪征化纤总公司签定协议，仪化职工医院为我校第三附属医院。6月15日，举行了三附院隆重的命名挂牌仪式。12月16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成为我校附属脑科医院。1992年5月12日，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分院在广州经济开发区医院隆重挂牌，使学院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崭露头角。这期间，一附院完成了两例涉外医疗抢救产生了巨大社会效应。1980年5月，日本佐佐木商事株式会社董事长，63岁的佐佐木昇平来宁旅游，突然脑溢血，在糖尿病，继发感染和肾功能不全等不利因素下，以侯金镐教授为首的一附院医务人员成功抢救，被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1984年，一附院经历30余个日夜的紧张抢救后，曾心跳停止5分钟，呼吸停止10分钟，年近七旬的日本花道艺术学院院长石田盒子痊愈，日本报纸《中日新闻》、《朝日新闻》均做报导，中日新闻社事务局局长写来了感谢信，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均做报导。

对外交流合作工作开始起步。医学教育的对外开放交流非常重要。在八十年代初(1980年至1984年)先后选派了30多名教师出国进修考察。1982年6月，我校校友(1935年至1943年任我校药理学教师、附属医院药局主任，1943年赴美学习获博士学位，1951年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药理学家葛克全院士回到母校。1984年我校建校50周年之际，博士又回到母校，并设立了‚葛克全奖学奖教金‛，曾一次捐款10万美金。1986年9月，学校授予葛克全博士名誉教授称号。1994年葛克全回母校参加了60周年校庆，捐款5万多美金，扩建了校友楼。至2004年5月，葛克全先后给母校捐款231850美元，合192万人民币。1983年5月，我校校友、美中医药中心副会长高景泰博士和美国纽约康乃尔大学医学院波斯纳博士夫妇来院访

问、讲学。1988年9月，高景泰博士以《胡定安博士教育基金会》主席的名义向我校寄赠2000美金，用于购置外文版新书。期间来访的还有加拿大尼亚加拉大学，美国布朗大学、圣路易大学医学院、加州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阿姆斯特朗大西洋州立大学、肯纳索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芝加哥伊利诺斯医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台湾环球能量医学研究中心、康宁护理专科学校、台湾阳明大学，韩国全北大学牙科医学院，日本仙台三好耳鼻咽喉科医院、东北大学、东邦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学、新泻大学脑研究所、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宇都宫大学、日本共同社根本义德、日本医学书院等学院和机构人员来访。其中美国布朗大学地缘医学研究所、哈佛大学卫生学院、德克萨斯州立农工大学医学院、美国国际嗓音中心、巴西嗓音喉科协、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日本仙台三好耳鼻咽喉科医院与学校或附院医院建立合作关系，成立研究中心。我校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选派数十位优秀教师出国进修考察，并有10多位教师先后赴奥地利、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香港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讲学等，提升了学校影响力和学术声誉。

学校党建和思想工作得到了发展巩固。改革开放初期，学校及时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学习，进行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学习贯彻，重点整顿了党的组织生活，使多年来党不管党，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得到改变，党组织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1979年10月，学院建立党委纪律检查领导小组，对党员加强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1980年5月，我校民盟、农工、九三等民主党派正式恢复组织活动。院党委于7月恢复了党委统战部，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加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也开始形成。1982年1 月，学校成立了学生工作委员会，4月成立了德育教研组，大力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4年学校第十次党代会后，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院党委成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严格学校管理和解决师生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机关干部中重点抓转变作风，在教师中重点抓为人师表，在学生中重点抓校风校纪，促进了师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和学校全局的安定团结。1985年学校顺利完成整党任务，制定了《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的规划》、《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三级抓党风责任制》、《院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措施》等，初步建立了党内党风党纪检查监督制度。1987年开始对坚持每年对科以上干部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开办党校，加强干部党员培养。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学校各级党组织自觉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确保了学校局势的稳定和正常工作的开展。1993年至1995年，狠抓创建优秀校风工作，成效显著。1999年，成为开展‚三讲‛教育的试点单位。在历时60天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中，集中组织专题学习，联系实际深入思考，深入进行自我剖析，查找班子和个人在党性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认真采纳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了整改措施，并逐项落实。学校‚三讲‛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省委肯定。

第五篇：世纪跨越 医路辉煌

躬逢盛世，时不我待。跨入新世纪，学校抢抓机遇建成江宁校区，突破了发展空间瓶颈限制，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激发了新的活力和动力。随着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人才强校‛、‚学科高峰‛、‚临床提升‛‚开放合作‛、‚创新驱动‛、‚特色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推进，医、教、研各项工作突飞猛进，有些更实现了重大突破。以王学浩院士、王存玉院士为代表的杰出校友蜚声中外，医学教育和研究领域形成的‚南医现象‛已成为南医人的骄傲。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期,我国高校合并办学和扩招风行,学校办学规模高速增长，高等教育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当时我校独立设置办学还是合并办学迟迟未决，摇摆不定，失去了一些极好机遇，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增长受到一定影响。2001年底，省委省政府明确学校走单独设置发展之路，学校再次面临重大发展契机。2002年1月，省委对学校领导班子作重大调整，陈国钧任书记，陈琪任校长。面对形势变化新要求和新机遇，学校适时修订了‚十五‛中后期发展规划，提出‚主动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力争使学校教育规模、层次和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办学效益等方面进入江苏高校先进行列，将我校建成一所高水平、有特色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总体目标。实行了‚人才兴校、一体两翼、结构优化、校区协进和保障先行‛五大战略。2002年省政府、省教育厅批准学校在江宁征地1470亩，建设江宁校区。2003年学校制定《南京医科大学‚十五‛后三年发展计划纲要》，进一步调整和明确发展目标。2004年学校在迎接教育部本科和七年制教学评估中获得双优，总结归纳出‚医学与人文融通,教学与科研并重,基础与应用结合‛的办学理念，凝练出‚博学至精、明德至善‛的校训精神。2005年，面对江苏‚两个率先‛实施教育强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及全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新要求，学校制定实施了《南京医科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和2020年发展展望》，提出‚经过5—15年的努力，使学校的综合实力跻身于全国医科院校（独立设置）的前列‛的办学目标，要以内涵建设为主线提升办学层次和水平、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强化学校特色和有时、以医为主促进多科性发展、以改革促进机制体制建设、以人为本建设和谐校园。坚持人才强校、学科高峰、临床提升和开放合作战略。2005年成功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6年顺利完成了省教育工委基高校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任务，这些都使学校党委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有力推进了事业发展。2007年学校第十四次根据形势变化，在‚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建设高水平研究教学型医科大学‛的奋斗目标。2009年，学校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学校科学、创新、和谐发展。2010年，学校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江苏将全面实现小康并向基本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技术迅猛发展以及转化医学、个体化医学的挑战，制定了

‚十二五‛规划，提出把学校建成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科大学，使学校成为具有一流水平的医学人才培养摇篮、自主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源泉、临床医疗康复保健服务中心、卫生政策研究与咨询基地。2012年学校第十五次党代会召开，以陈琪同志为书记、校长的新领导班子带领全校师生开启了高水平医科大学建设新征程。

新世纪以来，学校办学规模日益扩张。在学生人数上，2001年入学新生总数达到3320人（含成教生），其中本科生1468人，研究生269人，到2005年，全校在校本科生（包括七年制和康达学院）人数由2000年的4579人增至9431人，研究生由519人增至1332人，继续教育学院学生由2778人增至12731人，本科生、研究生和成教生分别增长了106%、157%和358%。新成立医政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到2010年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达13534人。与‚十五‛末相比，本科生规模趋于稳定，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之比从1∶6上升到1∶3.18，留学生招收国别增加，在校留学生336人，港澳台学生149人。本科招生专业从11个增加到16个，新增2个七年制专业（方向）。成立了第四临床医学院、青岛临床医学院、无锡临床医学院和上海十院临床医学院。目前，学校设有19个学院（部）和1个独立学院。在校生总数为1.5万余人，已形成从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后，从全日制到成人教育、留学生教育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学校大力拓展办学空间，办学条件日臻完善。2002年学校立足长远，抢抓机遇，向省政府提出兴建新校区构想。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江宁方山征地1500亩建设新校区。2002年11月18日举行了开工典礼,王荣炳副省长到场宣布开工。12月18日打下了第一根桩基。江宁校区建设克服了阴雨连绵、SARS袭击、龙卷风侵扰、高温酷暑等重重困难，先后完成了教学楼、解剖楼、三幢学生宿舍、学生食堂、大学生活动中心、运动场等主要教学、生活设施，总面积近8万M2，确保2003首批2000多名新生顺利入驻。二期落成了图书馆、康达大楼等主体建筑。2003年12月，校友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江宁校区，对母校的新发展予以了充分肯定。同期，五台校区新建了教学实验综合楼和科技开发楼，校园环境整治一新。在峨眉岭新建了1.2万平方米住宅楼。‚十一五‛期间，学校多方筹措资金，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近5.8亿元，江宁校区三期、四期工程先后完成，建成了体育馆、江苏省医药实验动物基地、公卫药学大楼、研究生宿舍楼、留学生宿舍楼等一批重要基础设施，方山熙园教职工住宅也成功交付。五台校区留学生楼，研究生楼也相继竣工。数字化校园初步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江宁校区新地标建筑——行政中心和基础教学科研大楼正在建设，五台校区口腔大楼也已动工，学校办学条件日臻完善。到‚十一五‛末期，相较于‚十五‛ 后期学校年经费投入由2.8亿增加到5.5亿，增长96%；总资产由12.5亿元增加到16.5亿元，增长了33%，其中：净资产由5.48亿增加到10.8亿，增长了96%；仪器设备总值由2.25亿元增至4.71亿元，增长了109%。

教学改革持续深化，成效显著。进入新世纪，学校根据医学教育国际标准重新调整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从加强人文、优化基础、强化技能着眼，以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为重点，以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为突破口，深化改革，在办学规模扩张较快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高。2004年我校本科和七年制教育教学工作同时接受教育部全面质量评估，均获得优秀成绩。十五‛期间，学校本科专业从6个增至11个，学科门类从医学扩展到管理学、法学、理学、文学。‚继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后，我校又与河海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实施联合办学。十一五期间，国家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新增1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主编‚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11部，获得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目前学校现已建成5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3门省级精品课程，有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成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9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9个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建高校教学实验室、有1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学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在校生获得1篇全国百佳优秀博士论文和1篇优博提名论文。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团体冠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中宣部、教育部等上级部门的肯定和表彰。大学生管乐团在荷兰2009年梵高国际音乐节演出获得一等奖。我校全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每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左右，本科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

人才队伍建设强势发展，学科建设成果显著。10年来，学校加大人才投入，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师资队伍结构不断改善，一大批富有潜力的高层次人才落户我校，成功引进代谢病学和生殖医学研究团队。实现了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的新突破。与此同时，一大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正在快速成长，形成了强劲的发展势头，2011年王学浩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实现了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的新突破。学校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名，国家‚千人计划‛3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5人，‚江苏特聘教授‛9人，‚国家级教学团队‛3个，教育部‚创新团队‛1个。遴选校级特聘教授17人。学校是江苏省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333工程‛培训基地。截止2013年，学校建成3个国家重点学科和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个学科被认定为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4个学科被认定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新增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新增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此，我校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国际间合作和交流日益加强，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在2008年教育部公布的第二轮学科评估中，我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位居全国高校第4位，口腔医学位居全国高校第8位，基础医学位居全国高校第9位，临床医学位居全国高校第14位。临床医学学科和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已进入全球机构排名前 1%。

近十年来，学校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自2006年开展评选‚江苏省科技工作先进高校‚以来，学校连续四次获此殊荣；2010年被教育部评为‚在科技奖励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2011年学校荣获‚江苏省‚十一五‛获重大科技成果奖励成绩显著高等学校‛荣誉称号。国家级科研项目承担能力显著增强。2001年至2013年，学校从各种渠道获得各类科研项目2559项，总合同经费8266

2万元。获得科技项目数量和经费数额大幅增长。‚十五‛期间获得各类项目513项，经费6119万元，‚十一五‛期间获得各类项目1018项，经费30293万元，‚十二五‛前三年获得各类项目1028项，经费46250万元。承担国家级项目的能力显著增强。‚十五‛期间获得国家级项目132项，经费4298万元；‚十一五‛期间获得国家级项目449项，经费22890万元，‚十二五‛前三年获得国家级项目694项，经费数41383万元。2003年以来先后实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73‛首席科学家、国家‚863‛重大专项、‚支撑计划‛的重大突破。截至2013年12月，已获得国家‚973‛计划项目(课题)38项、国家‚863‛计划项目11项、国家支撑计划项目6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24项。科研平台建设取得新突破，到2011年，经过历时15年的努力，我校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层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准立项建设‚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1年至2013年，学校新建1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个部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为进一步发挥学校的学科、人才、科研和高技术平台优势，整合校内和各附属医院的科研力量，学校于2012年成立南京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科研成果质量不断提高。2001年至2012年，学校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268项，2005年王学浩教授完成的‚亲体肝移植治疗Wilson＇s病基础及临床研究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我校在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上取得的新突破。2001年以来，以第一通讯作者单位发表SCI(SCIE)文献4722篇，其中SCI(SCIE)论文3815篇；‚十二五‛的前三年发表SCI(SCIE)论文已达2175篇，并且自2004年以来一直位居医学学科前15名之列。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校在科学研究和临床医疗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突出成就，达到国内国际领先水平。在生殖医学方面，构建了我国唯一被‚WORLD-2DPAGE‛收入的蛋白质组学数据库_生殖相关蛋白质表达谱，沙家豪教授领衔开展的重要生殖相关基因/蛋白的功能研究、高通量基因筛选技术研究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性评估在国内领先。2003年沙家豪教授NYD-SP27基因功能的论文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Lancet》（柳叶刀）上发表。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的研究方面，陈琪教授带领的团队，在清道夫受体的信号基序研究、核模式受体/转录调控因子翻译后修饰及其在心血管疾病中作用机制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2013年，由陈琪教授牵头的‚心血管病转化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成功入选首批立项建设的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在神经精神药理、心脑血管药理、临床药理和肿瘤药理等方面成果突出。胡刚教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相关性及其神经保护剂的研究在国际和国内均具有重要影响力，李胜男教授关于CRF家族肽类的系统研究也获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在寄生虫病研究方面，我国人体隐孢子虫首例病例的发现及检测技术的推广和应用，C6膜检测日本血吸虫尾蚴等均处国内领先地位，部分达国际先进水平。2010年，沈洪兵教授团队关于分子流行病学环境相关恶性肿瘤标志物研在国内外同行中具有重要影响，建立了江苏省主要恶性肿瘤生物标本库为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生物标志物。被Nature Reviews Cancer认为是国际上‚首个有影响力的运用循环miRNA

预测肺癌结局的工作‛。在临床医疗方面，王学浩院士团队先后开展了全国首例亲体原位部分肝移植、全国首例人体大器官再移植的同期肝肾联合移植、中国首例急诊活体成人右叶供肝肝移植、我国首例劈离式肝移植，‚一肝两用‛等手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一附院还开展了全国首例小切口、亲体肾移植手术、曹克将教授团队实施了亚太地区首例内镜下心外膜房颤微波消融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甲状旁腺切除术、全膀胱切除加肠代膀胱术、不孕不育的诊断和辅助生育技术等都达到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开放交流全球布局，国际化发展迈出新步伐。新世纪以来，学校顺应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从‚十一五‛开始实施对外合作战略，致力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及内涵，不断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与国外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员交流和项目合作实现多边化、经常化、规模化。‚十二五‛期间，主动出击，积极融入国际化发展的大潮流，将国际化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各个环节紧密结合，聘请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学校名誉教授、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开展了与美国、澳大利亚等高校的合作办学或联合培养计划。近10年来，学校先后与美国、瑞典、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42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聘请了150余名名誉、客座、兼职教授，成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合作院校，加入欧亚太平洋大学联盟；承办10多次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接待外宾来访540批次，提高了国际学术声誉。与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等10多所世界知名大学进行学生交流，举办20多批次境外放学项目，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合作开办了国际护理班，外派留学人员220人次，回国后陆续成为教科研专业骨干。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校府合作，先后与上海松江区政府合作开展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附属松江中心医院建设，与连云港市政府合作共建康达学院，与江宁区政府合作建设附属明德医院。校董事会、教育发展基金会、校友会稳步发展，密切了社会联系，服务学校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

附属医院建设和社会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近十年来，学校附属医院积极参与和探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着力提高医疗质量和附属医院对于社会的贡献度，以医、教、研协调发展为支撑，强化医疗特色，促进附属医院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高，附属医院总体水平达到全国一流，一附院综合实力进入全国20强，康复医学在专科排名中位列第一。十一五期间，学校新增6所附属医院，一附院北扩工程进展顺利，成功托管江苏盛泽医院，成立了江苏省人民医院集团；二附院成功托管南京第三人民医院，南扩工程立项，创建‚三甲‛成功；附属口腔医院挤入‚三甲‛专科医院行列，新口腔大楼破土动工，附属明德医院已基本完成工程主体，2014年试运行。附属医院临床学科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形成一批特色重点学（专）科。高层次人才队伍和高技术平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全省‚科教兴卫工程‛、‚人才强卫工程‛中的重点人才、临床医学中心、卫生技术平台、创新团队等项目中占据优势地位。附属医院是学校服务社会的重要窗口，各附属医院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在服务卫生健康、抗震救灾、基层帮扶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发挥医学专业优势，为科学‚防非‛，服务社会做出贡献。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爆发，学校充分发

挥医学专业优势，运用科学指导社会防非抗非，制定了防非‚流程图‛，研制了‚α干扰素喷雾剂‛、‚α干扰素含片‛和人体免疫平衡调理剂，成立了防非专家咨询组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咨询服务与研究中心，各附院医护人员积极奋战在‚抗非‛一线，一、二附院还选派专家参加江苏、内蒙防非抗非专家组，为赢得抗非胜利做出了贡献。校防非科技攻关课题组和一附院被评为江苏省防非工作先进集体，一附院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状，殷凯生、黄茂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08年汶川地震后，一附院按照上级指示先后组织了五个批次共56人赴川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收治了灾区转运伤病员49名；在抗震救灾中全院捐款达42．5万元，缴纳特殊党费45.8万元。二附院也第一时间组织救灾医疗队，收治23名伤员。救灾胜利后，附院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全国抗震救灾医药卫生先进个人‛、江苏省‚工人先锋号‛、‚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支援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等一系列荣誉。2008年，附属口腔医院开展‚重生行动——全国贫困家庭唇腭裂儿童手术康复计划‛。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中，一、二附院也派出了医护人员，积极救灾，妥善应对。

十五、十一五期间，一附院、附属口腔医院在对外医疗援助中取得了出色成绩，圆满完成了对非洲圭亚那和桑给巴尔、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绵竹的医疗援助任务。

党建思想工作成效明显，师生充满幸福感。新世纪以来，学校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和中国梦的伟大论述，为学校的发展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学校党委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党员师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开展理论大讲堂，建立健全校院两级中心组学习制度，努力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健全和完善科学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探索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新途径和新形式。稳步推进干部队伍建设。把干部队伍建设纳入学校人才总体规划，形成了民主推荐、适岗评价和竞聘考试相结合的‚一推荐、两考试、三测评‛的干部选聘制度。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化。构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稳步推进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积极加强学校廉政文化建设。大力推进师德医德建设，评选出南医大首届名师名医，涌现出王斌教授、秦志红老师等一批师德榜样。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特色明显，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升。2009年，学校获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授予的‚全民阅读活动先进单位‛称号。学校整体呈现出一篇欣欣向荣的发展新貌。

尾 篇

八十年来，学校秉承‚博学至精 明德至善‛校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6万多名医学高级专门人才，其中一大批人已经成长为院士、省厅级领导，国内外著名三甲医院和医学研究院所、高等院校、政府卫生管理服务部门、大中型医药高新企业的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李岚清副总理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王存玉院士、王学浩院士这样的学界精英，袁慧英这样的和平年代为为医学捐躯的烈士，有王跃这样投身祖国航天事业的青年励志楷模，还有一大批默默奉献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一线的先进典范，醉心于残疾人事业的张辅世、写下三十年防疫日记的最美基层干部沈醉、献生基层医疗的‚社区好医生‛续广军、‚最美女护士‛周好、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侯立晴、‚2012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李娟等等，他们是一面面烙印着南医精神的旗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挺立潮流，迎风飘扬。

在2020年发展愿景中，学校鲜明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为主线，以协同创新、强化特色、贡献社会为导向，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文化影响力，不断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医科大学建设走向深入，统筹医学与人文学科融合发展、统筹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协调发展、统筹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一体化发展、统筹传统优势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协同发展，将学校发展成为具有一流水平的医学人才培养摇篮、自主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源泉、临床医疗康复保健服务中心、卫生政策研究与咨询基地。

八十载岁月，八十年辉煌。今日南医蓄势待发，五台校区风华正茂，江宁校区英姿绽放，一个文明、开放、智慧、活力的幸福校园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大潮中，南医人将为实现‚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医科大学‛努力进取、永不止步。

第二篇：1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全文解说词

1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全文解说词

书籍简介

12集《故宫》将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程等方面，全面展示故宫辉煌瑰丽、神秘沧桑的宫殿建筑，丰富多彩、经历传奇的珍贵文物，讲述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前所未有的鼎力之作

豪华震撼的视听盛筵

目录

△第一集 肇建紫禁城

△第二集 盛世的屋脊 △第三集 礼仪天下

△第四集 指点江山

△第五集 家国之间

△第六集 故宫藏瓷

△第七集 故宫书画

△第八集 故宫藏玉

△第九集 宫廷西洋风

△第十集 从皇宫到博物院 △第十一集 国宝大流迁

△第十二集 永远的故宫

第一集 肇建紫禁城

厚实凝重的文化享受 全面系统的文明检阅

本集简介：

一座城市兴起的开端；

一个国家转折的焦点。

本集内容是紫禁城建造历史的展示，在历经百年的规划、设计与修建中，也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大的历史震荡，本集将告诉你这座经典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存是怎样诞生的。

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公元1403年1月23日，中国农历癸未年的元月一日。这一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传统，度过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农历元旦。

这一年，人们收到的类似今天的贺年卡上，不再有建文的年号了。建文帝4年的统治，在一场史称靖难之变的战争后，成为了往事。

公元1403年的大年初一，大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这一年为永乐元年。年号的更替，随之带来的将是这个王朝的更多变化。

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两千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

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

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至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

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

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极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

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茹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城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

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

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恶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

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像，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的行动。

很快当年的5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治。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

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五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

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帖木儿大汗指挥的铁骑大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

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帖木儿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

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作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丘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

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

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代价。

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

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

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

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暴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

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

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

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

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中，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人，只有极少的几个。那些当年为这座宫殿付出辛劳的工匠，据说超过百万之多。他们中也不乏幸运者，有两个来自山西的工匠王顺、胡良。永乐皇帝视察工地的一天，看到他们的彩绘。皇帝扶着王顺的肩膀，对他称赞不已。

泰宁侯陈珪，公元1406年被任命为改造建设北京城及宫殿的总指挥。永乐皇帝在写给陈珪的一封诏书里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珪一直在北京监工，直到公元1419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

据历史记载，在参与这项工程的能工巧匠中，以老木匠金珩为首的二十多人被同时提升为营缮所丞。而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像负责石料制作的陆祥、负责工艺的蔡信，也都被历史记载了下来。

这里是现在北京的中南海。在600多年前，紫禁城尚未建成之时，朱棣的燕王府和紫禁城完工前的临时宫殿，就在这一区域的西北。

公元1409年，朱棣以巡狩的名义住在这里。从公元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公元1421年，他在北京度过了5年又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绂的画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北京的美景和风情。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公元1410年到公元1414年，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两次跨过长城御驾亲征，击败了多年来威胁北京的蒙古部落。在一次胜利后，他检阅了所带领的庞大军队。

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合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

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

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疏，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被朱棣谪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

公元1416年十一月的一天，朱棣突然诏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朱棣多年处心积虑的迁都欲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意。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

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

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十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

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不得不对历史的记载产生一些疑惑。我们同样在《明实录》上看到这样的记载:“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在今天一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紫禁城是自永乐十五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建成。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8000多座房子，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用三年半的时间建成的。但是无论有怎样的争论，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虽然距紫禁城建成已经将近六百年，但是今天工匠们使用的建筑方法依然延续着那时的工艺。这些传统的工艺，在清代被人们概括为八大作。即木作、瓦作、石作、扎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糊裱作。我们今天在镜头中所展示的工艺是在这次大修中所运用的。它和约六百年前明朝工匠所运用的手法，几乎是一样的。

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座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

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大臣们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鼓舞。

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据说宫殿盖好之后，意得志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

永乐皇帝用近二十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痛惜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灾，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都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指陈他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

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终于在北征蒙古的途中他在榆木川走向生命的尽头。

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工作。之后的二十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

这一年的秋天，朱祁镇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又过了五年，他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日工程就正式动工。

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

一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

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紫禁城在重新建好后，又将面对数百年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和重建，它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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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 盛世的屋脊

本集简介：

紫禁城在建后的二百多年里，不仅多次经历了雷雨、失火等天灾的侵害，也历经了一次改朝换代，当时间留在十八世纪时，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文明辉煌，在乾隆年间宫廷建筑、皇家园林的改扩建中达到鼎盛，奠定了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

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对于六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

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

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子，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作“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

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象征。

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

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和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晋宏逵：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它就是这样用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一万间，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八千七百零四间。

有人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见到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李燮平：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整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胜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据《清实录》记载，六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极。

顺治二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

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

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二十四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

十八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大火一路蔓延，两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几天后，引起这次火灾的六名太监被处以绞刑。此后太和殿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是废墟一片。

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十六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惟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

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六十九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梁九，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四十多年。

根据《梁九传》记载，当时梁九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三十四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纪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惟一一份详细纪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三十六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

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

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

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麽大。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九比五，代表着九五之尊。

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

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九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钉，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

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十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行什，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

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

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

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惟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

太和殿一共有七十二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六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

从这六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蟠龙，蟠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

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它原有的九开间形制，变成了十一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周苏琴：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考虑到防火的因素，所以就把木构的斜廊改成砖墙了，同时把太和殿两边的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面阔十一间的格局。实际上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九间周围廊的格局。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查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粱架。

而脊檩的彩画是康熙三十四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距今已经三百多年。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

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

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符板。

我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符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 李国荣：

安放符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风水学中很讲究的一个内容，为的是镇宅、避邪、保佑平安。雍正（皇帝）的这几块符板呢，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反映了他是诸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雍正皇帝放置符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

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乾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

乾清宫与坤宁宫和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

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十一米，面积小一千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驰许多。

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九间，分上下两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二十七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有了很大改变，成为中轴线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

它室内贯通，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祭神位, 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这种布局来源于满族民间“口袋房”、“万字炕”的居住习俗。

从坤宁宫东暖阁悬挂的这则坤宁宫铭上可以看出，坤宁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

除了皇后，在后宫中，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她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王子林：

东西六宫它取自于《周礼》的六寝六宫制度，但是它更多的是融入了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周易》阴阳哲学思想，它的建筑布局从平面上看是一个坤卦的卦象，象征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的是妃子。其功能呢可以从宫殿的命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承乾宫，为什么叫承乾宫呢？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妃子要顺承皇帝，所以说东西六宫的建筑它体现的是三纲五常，特别是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思想。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

这是雍正皇帝命人绘制的美人图。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子孙繁盛，从而使王朝兴旺，江山永固。

公元1856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的慈禧太后。

储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已经是在她五十大寿时，花费六十三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

兰花，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香，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寓意为宜男宜寿，所以储秀宫的隔扇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

也许是巧合，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治皇帝。母以子贵，随着地位逐渐显赫，她的寝宫装饰也奢华起来，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这也是东西六宫中惟一的例子。

内廷中的养心殿在雍正皇帝之前，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他表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居住了六十多年，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决定移居月华门外的养心殿，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一定要朴素。

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使紫禁城内廷的格局出现了变化。从此，养心殿在紫禁城里越来越重要。

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在紫禁城中，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雍正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 木作》记载 “ 十月初一日 , 有谕旨 , 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二块 "。

当时，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全部依靠海外进口。

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它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皇帝在这里休息，若要处理政务时，只要穿过这条甬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从雍正皇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

一座小小的宫殿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

在等级森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这就是宁寿宫花园，人们俗称乾隆花园，它是生性潇洒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

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狭隘细长，曲径通幽，四个院落相连，风景各不相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尽收园内。

花园中还处处显示出汉族传统文化对乾隆皇帝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褉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

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褉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褉赏亭”。

花园中还有一个建筑叫“三友轩”，室内以松，竹，梅装饰, 松木刚劲而挺拔 , 腊梅 凌寒而开放 , 翠竹杆直而心虚 , 三者皆处严寒而不谢 , 所以被称为岁寒三友 , 古代文人以这三种植物比拟人品的刚直、高洁。乾隆皇帝不仅借三友轩表现自己的儒雅，更重要的是传达出清朝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融合的一种态度。

乾隆花园的修建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自康熙朝以来，经过七十多年的治理，到乾隆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综合国力达到巅峰。

乾隆皇帝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

第一个就是对乾西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

乾西二所是乾隆皇帝作皇子时候的居所。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储制度说起。

雍正皇帝之前，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储的方式，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另一封由他随身携带。皇帝在世时秘而不宣，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才能对外公布，迎立新君。

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储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乾西二所地位升格，由所改为宫，不再让其他人居住，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

重新整修后，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分别叫作崇敬殿、重华宫和翠云馆，习惯上统称重华宫，重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庭玉的提议。重华是指远古时期圣明君主“舜”，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乾西二所改造完成以后，周围的几座宫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成为重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东边的乾西一所改为漱芳斋，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取名“风雅存”，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

即位之后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移居养心殿，但他一直把舒适的重华宫当作与家人、密臣欢聚的场所。

信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还在重华宫的西南部修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到清代发展到顶峰。雨花阁的修建，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蒙藏各部，加强民族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一。

紫禁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宫。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为了不超过在位六十一年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将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意味着紫禁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

宁寿宫，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作为太上皇的宫殿，宁寿宫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它也分为前朝和内廷，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宁寿宫的造价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两白银。仅宁寿门前的这对镀金铜狮，就用了黄金三百三十四两。

为当朝的皇上建造退休的宫殿，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工程，工部集中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这其中有一个雷姓建筑设计世家。

这是他们绘制的长达五米多的紫禁城中轴线大清门到坤宁宫的全部建筑的外观图样，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各个建筑的名称和它们之间地距离，数据精确到了寸。

从康熙年间开始，这个家族前后延续二百多年，一直从事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主持修缮设计的作品中光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

这个祖孙七代的设计世家又被称作“样式雷”家族。

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采用文字说明、图纸和烫样三者结合的方式。所谓烫样，就是立体的设计模型。它是中国古建筑设计中特有的产物。现在，故宫依旧保留着当年雷氏家族制作的烫样。

烫样用硬纸板、秫秸和木头等粘贴制做而成。模型制成之后，需要用小烙铁将细节部分烫平，故名烫样。

这是清朝晚期雷氏家族为紫禁城长春宫设计的烫样，在夏季长春宫院内建有一个巨大的凉棚。在烫样的相关部位，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建筑尺寸。经过一层层展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当时的烫样主要是为给皇上御览而制作的。皇帝的意志是决定宫殿建造最终的依据。

豪华、气派号称小紫禁城的宁寿宫完工之后，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他在退位后，依然住在养心殿内控制着朝政，直到公元1799年，他八十九岁时去世。

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改建和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而在紫禁城中演绎的历史，还将波澜壮阔地延续下去。

第三集 礼仪天下

本集简介：

本集表现内容为典章制度。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心，紫禁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上演的地方，舞台就是以太和殿为主的三大殿。本集是以乾隆一代为主，嘉庆道光为辅的历史线索，展现最重要的礼仪活动，包括：登基大典；大朝会（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殿试与传胪；祭祀（天、地、农、祖）。同时，又穿插着英国人斯当东，“他者的眼光”叙事视角。所有的礼仪再现，所有的意义思考，就都包容在一个具有强烈戏剧张力的历史断片中。

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8行，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9行。

这一细微的差别，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

公元1521年3月，明武宗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忽然止步不前了。

面对皇帝宝座，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

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朱厚熜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

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神武门，也低于西华门。在紫禁城的设计中，这座大门临近太子的宫区——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不走东华门。

固执的朱厚熜拒绝了礼部的要求。这位继承人坚持：“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当皇帝的，怎么能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宫呢？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后妥协了：皇位不可久虚，百官即日于城外上表劝进。

4月28日正午，朱厚熜如愿由大明门正中御路进宫继位，年号嘉靖。这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场较量中，大臣敢于与即将继位的皇帝抗衡，而朱厚熜也甘愿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固执己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套礼仪程序吗？

在礼仪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公元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去世。在弥留之际，口授遗诏，将皇位传给八岁的儿子玄烨。

两天后，正月初九，是玄烨登极的日子。

登极大典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仪式，500多年只有20多次，真实的场景只有亲历者才能见到，却最能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

这将是清入关后紫禁城举行的第二场登极大典。

当年顺治登极，正是明朝灭亡，李自成败退，紫禁城多处损毁，只能一切从简。大典没有按传统在太和殿举行，移到了太和门。

经过十几年征战，经营，当玄烨登极时国家基本稳定，已经可以按典章制度举办一场完备的大典了。

而大典应如何操办？大典程序，卤簿仪仗，人员站位等如何安排？

这是摆在清初礼仪官面前的一道课题。

其实，所有的大典细节，在历代的宫廷文档中，都有明晰的记录。即使改朝换代，除了服饰以外，主要的典礼环节，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清代礼仪官来说，明朝遗留的典章制度文献——《明会典》，就是最好的范本。

今天，当我们试图再现清代登极大典的时候，《清会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所有重要的线索。

登极大典前，皇帝亲自或者派遣官员先到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向天，地，祖先等通报一番。

典礼的当天，皇家侍卫严密驻守紫禁城各道大门。

天还没亮，王公大臣都已经穿戴朝服，依次进入紫禁城。

太和门外，陈设着皇帝的步辇，太和门屋檐下，陈设着丹陛大乐的乐队。太和殿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的乐队。

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陈设着旌旗，伞盖等卤簿仪仗。

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

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进入太和殿，分别将皇帝登极的诏书，写有贺辞的表文，笔墨纸砚等放置在不同的桌案上。大学士到乾清门取出皇帝玉玺，送到太和殿皇帝宝座正南方的桌案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八岁的玄烨身穿白色孝服，在乾清门内，父亲顺治的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把自己即将登极的消息亲口禀告。接着，来到乾清宫侧殿更换皇帝礼服，穿戴整齐后，再到皇太后的宫殿里行三跪九叩礼。这时乾清宫中门垂下帘子，示意先帝的丧事暂停。

天色渐亮，皇帝由乾清门左旁门出，前往中和殿。在中和殿宝座就座，那些即将在典礼中指挥引导的各级官员提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接下来的仪式中，他们就可以免礼，而专心忙于工作了。

玄烨终于坐到了太和殿宝座上。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61年。

紫禁城最重要的大典，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而宫廷绘画中也根本没有登极大典的资料。我们在专家指导下，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关宫廷其他典礼的画作提取素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情景再现，动画合成的方法拼接而成了康熙登极大典的盛况。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极大典，气氛肃穆。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陈设但并不演奏。

而当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紫禁城也就迎来了重要的盛典。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最重大的典礼。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这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在这一天向皇帝进献贺辞，其礼仪程序与登极大典相似，气氛却喜庆轻松了许多。

皇帝的生日，古称万寿节，是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姿，到处歌舞升平。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

冬至，是紫禁城另一个大节日。这一天，北半球太阳角度最低，因而是阳光照射进太和殿最深的一天。在2004年冬至日，我们采用特殊的摄影方法，记录了一年中太和殿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冬至这一天，阳光可以反射到大殿正中的匾额上。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转枢的日子，这一天之后，阴气渐消，阳气渐长。冬至，皇帝到天坛祭天，第二天就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中国礼制可上溯周代。《周礼 大宗伯之职》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嘉礼，凶礼，军礼，宾礼五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礼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为最高礼仪活动上演地，紫禁城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试想当年一位第一次步入紫禁城参加大典的外国使节，他走过开阔而漫长的天安门广场，穿过幽深的天安门门洞，午门广场两侧的朝房使通往紫禁城的道路显得狭长。从午门侧门入宫后，眼前豁然开朗，穿越太和门一侧，他忽然看到一片极度开阔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高高在上，金壁辉煌的太和殿。此刻，恐怕在这位使节心中，不得不由衷产生敬畏。

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是皇帝和大婚时皇后的特权。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一年之际在于春。阳春三月，是一年中孕育希望的季节。而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一生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时刻孕育的。

经过层层选拔，一些读书人即将步入紫禁城。

每三年一次的殿试，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口。事实上，所有有资格步入紫禁城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个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份殿试答卷，考生以工整的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在太阳落山前交卷，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籍贯，本人，父亲，祖父的名字，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之后严密封存。先由读卷大臣精选出10份最好的，在第三天黎明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决定最终名次。

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乾隆年间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此显示皇帝对于考生的关怀。

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做传胪。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了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殿试的金榜，当年共有273人参加，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榜上有名，末代状元为刘春霖。

传胪是紫禁城重要的典礼。

康熙六年的状元缪彤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当天天气微寒，五鼓时分，我和各位进士跪在太和殿前等候传胪。前一天已经有传言，某某人是状元，某某人榜眼，某某人探花。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是跟着参加仪式罢了。传胪开始，上面喊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我，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我怀疑听错了，不敢出列。最后是礼部官拉着我出来。于是，我和榜眼，探花三人，跟随礼部官员捧着黄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

这一天，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考生们在紫禁城里倍感煎熬和光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这是一组表现农民在不同时节辛苦劳作的画绢。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幅画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其实，他叫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儿女也出现在这组《耕织图》里。

康熙重视农桑天下皆知，这本画册无疑会让父皇很开心。

心计颇深的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继承大战中笑到最后，年号雍正。对于农业的关注，并不亚于父亲康熙。

在这本记录雍正皇帝日常活动的起居注里，我们发现即使贵为皇帝，每年也要作一天农民。

这是雍正六年二月中旬，全国农民即将进入耕种时节。18日，城南的先农坛开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祭祀先农神，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清代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1700亩农田，在祭祀完毕后亲自耕种，为天下农夫作一个表率，表明天子心系稼樯，尊重农耕。

耕田时，皇帝一手扶着犁，一手举着鞭。按礼仪规定，皇帝要推三次。而雍正皇帝意犹未尽，又多推了一次。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依赖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

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嘉庆蓝色缂丝云龙夹朝袍——祭天

雍正明黄花妆缎云龙皮朝袍——祭地

康熙大红色云龙花缎皮朝袍——祭日

乾隆月白色缎绣彩云金龙夹朝袍——祭月）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三个等级。

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

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当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

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

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清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四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

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度过难关。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的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

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长治久安。

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直新兴的力量出现了。

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

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他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公元1793年，紫禁城的主人是古夕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五十八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第八十三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三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

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

——”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两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

——”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抗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

——”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很快，中国人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

英国使团正使马戛尔尼这样写道：

“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20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

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

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队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马戛尔尼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这是他的资本，他希望中国人会被吸引，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礼仪之争，不过是小节。

然而，他错了。

乾隆的结论是”伊等语涉无知，不知礼节。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

至于英国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收纳。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并无尔国置办物件。”

肩负打开中国市场使命的马戛尔尼最终失败而回。他说”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我此行的目标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到” 他们带来的礼物被放置在皇家园林里，几十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礼物。其中那些大炮枪支，弹药一发不少。中国人竟然从未有兴趣动过它们。

礼仪之争的三年后，公元一七九六年二月初，中国农历的除夕，乾隆皇帝又一次收到了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扩大两国贸易的信件，而乾隆再一次拒绝了。

这是乾隆以皇帝身份签发的最后一道诏书。明天，他就要履行六十年前登基时的诺言，将皇帝的宝座禅让给自己的儿子。

公元1735年9月3日 雍正皇帝死后第十天，乾隆继位。在那一天，乾隆在祖先灵前立下誓言：先帝中康熙治国六十一年，如果上天眷顾，让我也有同样的机会。我不敢超过先人，执政满六十年，就将皇位让给儿子。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祈祷竟然变成了现实。

在授受大典前夜，百感交集的乾隆赋诗一首。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古今难得者，天地赐恩然。父母敢言谢，心神增益虔。近成老人说，六十幸能全。”

公元1796年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有足够的理由傲视天下：一方面，农桑为本的国策令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礼仪化生活令上自皇族下至庶民无不恪守本分不敢有丝毫僭越。这样一个时代，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吗？试问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

公元1796年初，农历元旦，乾隆禅位给嘉庆的授受大典在紫禁城上演了。乾隆说，这是千古未有之盛事。

就在紫禁城的主人享受这无与伦比的壮丽时刻，三年前返回欧洲的马戛尔尼却以亲身之见，打碎了西方对于中华帝国几个世纪来近乎完美的想象。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因为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其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地球这一边的人们，历经千年创造了礼仪天下的神话；而在地球另一边，这个神话已经变成随时可以击碎的泡沫。

紫禁城，盛典即将结束。

第四集 指点江山

本集简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若水，君若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

作为东亚政治地理图上的要塞，北京已经占据了前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自战国时期以来，各朝就在此筑城。中国历史上三个皇朝的都城就在这里。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紫禁城的政务功能，承载国运兴衰。政令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实现对广袤国土的管理，同时根据反馈制定新决策。本集以明清政务不同入手，通过明清政务比较来展现中国封建社会政务体制的流程，并呈现其中细微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效应。

紫禁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垂帘听政”。

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从雍正以后，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心。

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愉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在“垂帘听政”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愉在皇亲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有什么不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上朝。

乾清门广场把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又叫前朝，内廷又叫后宫，明朝的日常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心却移到了后宫。

明代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经过金水桥到皇极门，就是今天的太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来到皇极殿，或者皇极门，大约500多米的路程。

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50米的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明朝皇帝近得多。

听政仪式从前朝转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500年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

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公元1498年秋末的一天，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请求免朝一日。此时的弘治皇帝不来上朝还向大臣请个假，而在十几年之后的正德皇帝连招呼都不打，让大臣们白白地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免朝”。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挤死在禁门。

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朝万历年间，大臣们竟然有20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叫做九卿房，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绵愉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 “垂帘听政”。

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权的一个特例罢了。

从明到清500年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皇宫，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甚至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君权一直存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就给太监涉政提供了契机，在此之后，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506年达到白热化。

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除，内阁将全体辞职。

第二天，在太和门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脸了。

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那么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取乐，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兴正浓之际汇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说：这些事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不知道明朝的大臣经过午门的时候会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后“杖责”23位大臣。

据说“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实打”的，绝无生还之理。轻重程度，只要查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知道：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那就棍棍要人命。

至此，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中竟有十万名太监。

那时侯，天启皇帝经常睡不好觉，因为住在不远处的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候敲的铜盆叮当乱响，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当时的魏忠贤先是被人称为千岁，后来变为九千岁，最后居然成了九千九百岁。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然而，这套制度在明朝末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缺乏完善制度支撑的王朝就像一座将要倒塌的大厦，绝非一己之力能够挽回。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十万骑兵，绕开了袁崇焕把守的山海关，攻打遵化，偷袭北京。袁崇焕急报北京，同时迅速回防。崇祯帝却猜疑他要和皇太极共谋京师，清退兵之后，袁崇焕死于非命。从那以后，出现了明军整支部队投降清军的现象。辽东明军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

史书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一天，崇祯在乾清宫敲钟召集大臣，但是没有召来一个人。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结。崇祯皇帝在景山上最后看了一眼辉煌的紫禁城，在农民起义军攻城的呐喊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仅一个多月后，清军攻入了北京，紫禁城换了主人。然而，和这座皇宫一样，皇权，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依然延续，而且越发凸现。

公元1722年初冬的一天，雍正帝下旨：所有康熙的朱批谕旨，都要上缴，私自存留者，从重治罪。

雍正帝刚刚即位不久，急于收回康熙的朱批谕旨原因何在？后人猜测：当年的朱批谕旨中涉及到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可能对雍正的统治不利。从这一刻开始，雍正的集权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一个法国传教士谈到第一次见雍正帝时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

这个给外国传教士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的皇位还很不稳固。其实这种苦恼，他的几位先辈都曾经经历过。

清初，努尔哈赤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国家大事都由会议讨论、决定。会议甚至有罢免皇帝的权力。奴尔哈赤这一规定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顺治曾苦恼于多尔衮的专权，康熙曾苦恼于鳌拜的跋扈，这些让皇帝寝食不安的人，几乎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

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地方。这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字里行间极为迫切的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

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雍正十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皇位的强大威胁。

雍正八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立了军机处。

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是军机处值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的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有疑似通道的痕迹。

无论是哪一条路，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50米的距离，使皇帝能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家大事。皇帝阅览官员呈报的奏折，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然后再赴养心殿交皇帝定夺。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诏书由军机处下发。

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递”的：日行三百里；更紧急的：写四百、五百、六百里。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这样：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渐渐形同虚设。

同样是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距离皇帝寝宫1000米，清朝的军机处距离皇帝寝宫只有50米。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过程。

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现了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权力的重担集于一人之身的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难以胜任。

公元1840年7月4日，浙江定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

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也要20天，道光帝直到7月24日才得知定海失陷。在这二十天当中，当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

在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纷沓而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到8月9日，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

集权制下，战争的决策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英吉利距离中国七万里，它到底在哪里？

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

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室，陈列着奏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密折制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

明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看到奏章，一些大臣已经知道奏章的内容。

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无法知晓。

所谓“朕之耳目，天下之所共知”。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的确方便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开了方便之门。

建立密折制度时，雍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一百多年后得到验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在总督府里缴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在心。后来耆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被皇帝赐自尽。

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

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紫禁城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开始建造，其间，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流逝，化作历史的云烟。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次“垂帘听政”开始了。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愉和众大臣们朝拜了前座上的年幼的皇帝，他们听到的旨意却从帘子后面发出。

慈禧独掌大权以后，前座上的皇帝形同傀儡。她自己以独特的方式扮演了强权皇帝的角色。至此，大清国的集权政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惟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 “御门听政”还是 “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

第五集 家国之间

本集简介：

本集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历史事件，包括珍妃井的故事、太子读书、选秀女、光绪大婚、慈禧太后的日常生活等展开对宫廷生活各个方面的阐述。从生活文物到历史故事，从历史事件到宫廷生活，用客观的角度揭开了宫廷生活的神秘面纱，向人们呈现出紫禁城中最真实的生活点滴。

这是一座已经存在了500多年的老宅院。曾经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关于这座宅院里的生活，传说很多，真正知道的人，很少。

1900年8月14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破。光绪皇帝逃离了紫禁城。

而他最喜爱的妃子，在这一天死去了。

关于珍妃的死因，宫廷的官方文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在这份慈禧太后亲自签发的懿旨中，这样写道“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

而另一种说法来自太监崔玉贵。在珍妃死亡事件里，崔玉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8月14日下午，崔玉贵接到慈禧的命令，将几年来一直幽禁在冷宫的珍妃带到颐和轩。

慈禧对珍妃说：“洋人要打进城了，我们要避一避，带着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慈禧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把她扔到井里去。”

沿着珍妃在宫中的足迹，我们将渐渐解开皇宫生活的神秘面纱。

古人仰观天象，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帝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

这是一幅展现大年初一紫禁城盛大朝会的画卷。满朝王公大臣，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都守候在太和殿广场上，人们等待着典礼的开始。然而，太和殿宝座上空空荡荡，皇帝在哪里呢？

越过层层宫墙，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前朝大不相同的后宫。

在这里，皇子皇孙像宫外的孩子一样，热衷着放鞭炮的游戏。

在这里，皇后嫔妃像宫外的母亲一样，关爱着自己的孩子。

在这里，皇帝像宫外的父亲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

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南面为前朝，北面后宫。后宫由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以及东西各六宫组成，这里就是皇帝的家。

皇帝寝宫为乾清宫，皇后为坤宁宫，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是交泰殿。意味着“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紫禁城宫殿的文饰图案，到交泰殿第一次出现了凤。东西六宫的名称，也大多暗喻男女交合，生儿育女。

1888年冬天，来自全国的妙龄少女汇聚在御花园。她们将有人成为大清国的皇后。此刻，她们都被称为“秀女”。

中国历代的后妃，大多来自贵族权臣之家。然而，为了巩固皇权的联姻，往往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危机。到了明代，为了防范外戚干权，朱元璋一改旧俗，明文规定皇室后妃应选自民间。

清朝入关后，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八旗秀女。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的女儿，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都要参加每三年一届的选秀。其中不仅产生皇后嫔妃，也为皇子皇孙，亲王郡王等皇家宗室物色福晋。超过17岁又一直未被选中的才可以另行婚配。严格的制度确保了皇族婚配的优先权。

经过反复选看，五位女孩幸运地走到了最后一关。他们是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但她们可能并不知道，真正决定命运的却是皇帝身后的这个女人。

光绪选后的情景，在场的太监唐冠卿有过细致的描述：“选后是在体和殿，事前准备了玉如意一柄，绣花荷包两对，谁收到玉如意就是皇后，收到荷包为嫔妃。光绪手持玉如意来到德馨的长女面前，刚要交给，慈禧太后大声说：‘皇帝’，并暗示光绪将玉如意交给桂祥的女儿。光绪无奈，只好照办。慈禧强迫光绪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皇后，又担心德馨的女儿，一旦选入嫔妃，必有夺宠之忧，于是不让光绪自己再选，直接授意将荷包交给长叙的两个女儿。”

令光绪一见钟情的女人落选了，慈禧的侄女叶赫纳拉氏成为光绪的皇后，长叙的两个女儿成为珍妃和瑾妃。他们的命运在刹那间发生了巨变。

这些嫁入紫禁城的女人，被分为若干等级居住在不同的宫殿里。明代有十二等。清代康熙年间，后妃定为八等，即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以下另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人无定数。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了。事实上，每位皇帝的后妃数量相差很多。康熙一生有后妃79人，而光绪只有一后二妃3人。

什么人能够成为后宫之主的皇后？第一次大婚的皇子或少年皇帝作不了主，决定权在深谋远虑的父皇，母后或皇太后那里。最后胜出者往往不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而是皇家对权力格局通盘考虑后，认为最合适的那一个。

公元一八八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子刻，隆裕皇后的凤舆从自家府邸出发，前往紫禁城。光绪皇帝大婚正式开始。

洞房设在坤宁宫。这座明朝皇后的寝宫，自清朝入关后，被改为祭神和节庆朝贺的地方。宫廷举行大婚时，东暖阁就是新婚帝后的洞房，他们将在这里共度三天。

这一天，对于光绪来说，不仅意味着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也意味着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

因为慈禧太后刚刚向外界宣布，光绪皇帝大婚礼成，慈禧就将结束垂帘听政。这一幕，光绪已经等待了15年。

1874年12月5日夜，四岁的载湉被送入紫禁城。几个时辰前，19岁的同治皇帝抱病身亡。同治没有子女，载湉以其堂弟的身份入主皇宫。

这个孩子在睡梦中离开了温暖的家，成为了光绪皇帝，开始了长达34年哀伤的生涯。

位于故宫东部的毓庆宫，曾经是清代皇太子在宫中的居所。

光绪5岁，到了学习如何作皇帝的年龄。而少年天子的课堂，就在毓庆宫。

清代的皇子们，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住在东西六宫享受父母之爱。十岁迁出后宫，暂居毓庆宫或更为偏远的南三所。受封亲王后便彻底迁出紫禁城，到父皇赏赐的王府居住。皇子们对于宫廷最为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读书生活了。

每天天还没亮，皇子就进入书房，随师傅作诗文，学习儒家经典。又有满族师傅教授满语，骑射等，直到黄昏才结束。

清代皇子教育的勤勉不怠，也许是吸取了紫禁城上一代主人——明朝皇室的教训。明代皇太子虽然也有出阁讲学制度，但并不严格，而清代12位皇帝，尽管其天赋，机遇大不相同，但绝大多数都称得上勤政，严谨的皇子教育制度，功不可没。

读书声中，光绪一天天长大了。

在紫禁城里，这个小院并不起眼，但却是中轴线外最受欢迎的景区。自雍正以后历代清帝的卧室，就坐落在这个有些局促的院落里。

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惟一一处中国皇帝的寝宫，基本保留了光绪皇帝居住时的原貌。

很多人会惊讶于它的狭小，紫禁城的肇建者只是把它当成一座临时休息的地方。当它贵为皇帝寝宫后，为了使自己的卧室能与天子的威仪相称，便在房内的陈设上极尽奢华。据清同治二年《养心殿寝宫陈设档》记载，当时这里的陈设品共有724件。

在养心殿寝宫东西两侧，各有一套卧床。据说，东边的床是备皇后来住时睡用的，西边则是为妃子备用。又说，皇帝为了预防刺客，总在入寝时把两张床的幔帐同时放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哪张床上。

紫禁城习惯于早起。慈禧太后起床的情形，她的贴身宫女何荣儿有过细致描述：

“太后屋里灯一亮，侍寝的宫女趴在地上喊：老祖宗吉祥！给太后叠好被以后，跟着用银盆端好一盆热水，老太后用热手巾将手包起来，在热水盆浸泡相当长的时间，要换两三盆水，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然后洗脸，与其说洗脸不如说热敷脸，这样能减少脸上的皱纹。都完毕了，才坐在梳妆台前，传太监梳头，描眉刷鬓敷粉擦红。再吸上两管水烟后，奶茶就献上来了。老太后最习惯喝人奶和牛奶。太后是个爱美的人，也教别人爱美。她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着什么劲呢？”

洗漱停当，慈禧坐在宝座上，此刻，光绪皇帝和他的后妃们正候在门外。每天清晨皇帝率领后妃向太后请安，是紫禁城几百年不变的规矩。新婚不久后的一次请安，慈禧与光绪进行了别有深意的对话。

慈禧太后含笑问：“皇上由哪里来的？”皇帝回答说：“由养心殿。”

“由养心殿来经过螽斯门吗？”“是。”

“知道螽斯门的来历吗？”

“这个，儿子听师傅讲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清皇爸爸指教。”

“为什么叫螽斯门呢？说雄的大蚱蜢名螽斯，一震动翅膀鸣叫起来，好多雌蚱蜢就来了，每个都给它生99个孩子。先皇就是盼望我们家族兴旺啊！”

太后说完用眼睛看看光绪，也看看隆裕，脸上已经没有先前的笑容了。

帝后失和在宫中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对于慈禧选定的皇后，光绪几乎从未亲近过。慈禧为了巩固权力而抛出的红线，牵回的却是一对陌路夫妻。

紫禁城重重高墙将12座宫院与外界隔离开来。它们位置东西对称，外观大同小异，像两腋一样依傍着中轴线上的后三宫。其间生活着皇帝的女人们，她们或许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或许独守枯灯寂寞一生，其命运，完全在于后宫里惟一的男人，是否垂青自己。

皇帝如何召幸嫔妃，民间一直流传着太监驮妃的说法。说是把妃子包裹在背子中，由太监驮到皇帝寝宫。

真实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每天午后，皇帝进晚膳的时候。所有嫔妃来到养心殿后院的燕喜堂，静静等候。因为晚膳之后，皇帝将亲手揭开困扰后宫嫔妃整整一天的悬念。

这些刻着嫔妃名字的绿头签等待着皇帝的选择，皇帝的手决定了与哪个女人共度今夜。

清朝皇帝中，光绪的嫔妃最少，只有一后二妃。而贵为后宫之首的皇后，并不在绿头签备选之列，隆裕皇后经常住在养心殿光绪寝宫东侧的体顺堂。只是，这对感情冷漠的夫妻几乎从未真正生活在一起。

在同后宫竞争中，珍妃轻易就占得了上风。

宫里的规矩，无论多么受宠的嫔妃，都不能整夜陪伺皇帝。但召幸之后，嫔妃也不必再回到自己的寝宫，而是就近在养心殿皇帝卧室的隔壁休息。养心殿旁的燕喜堂西围房事实上就变成了珍妃的第二座寝宫。细心的光绪命人在这间屋里多设一个帐幔，一幅板帘，一席大褥。对于他们的爱情而言，这是一段转瞬即逝的黄金时期。

珍妃乖巧伶俐，她能双手写字，喜欢绘画，喜欢唱歌，喜欢穿上护卫官袍在光绪面前扮作美少年逗皇帝一笑。据说，她还是第一个将摄影术引入宫中的人，总是拉着光绪让太监拍照。

珍妃专宠终于激怒了慈禧太后，她以生活奢侈为由处罚了珍妃。然而，当年作为珍妃行为不检证据的摄影，若干年后竟也成了慈禧太后的最爱。

每天常朝晚膳后，一般是皇帝的休闲娱乐时间。宫内的休闲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琴棋书画，豢养宠物，观赏戏剧，体育运动等等。

在这幅宫廷绘画中，明宣宗正在玩一种类似现代高尔夫的运动——捶丸。

同普通人一样，皇帝们也会有各种休闲娱乐和爱好，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无关紧要的兴趣爱好，在皇宫之内，却可能造成危及江山社稷的严重后果。

明武宗正德皇帝——酷爱武功，自己册封自己为大将军。同时，对经商兴趣浓厚，经常扮成商人模样，在紫禁城里开设商铺酒肆。

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宫中研究长生不老的办法。命令宫女每天早起，采集御花园清晨露水，供自己炼丹。

明神宗万历皇帝——几十年不见大臣，深居宫中，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从南方富庶之地征集来的盐税，大多埋藏在皇宫的地下。

明熹宗天启皇帝——是巧夺天工的木匠，据说，他设计出一种能够喷水戏珠的金龙。而朝政却都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

他们的爱好，使个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却加速了明帝国的覆灭。

紫禁城的新主人来自白山黑水之间，剽悍的民族性格，使清朝皇室的休闲生活，也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

木兰围场。在清代中前期将近两个世纪里，皇帝率领满蒙贵族将士一万多人，在这里围猎100多次，这既是和平年代必要的军事演习，也是联络满蒙贵族感情的最合适的外交活动。

冬天的紫禁城，另一种别具满族特征的娱乐开始了。滑冰，是清代皇家在冬天最热衷的娱乐活动。每次参加表演的八旗将士约1200人，他们盘旋在冰面上，蜿蜒如龙形，在高速滑行中，要做出各种优美造型，并准确射中悬挂在旌门上的小球，以取悦皇帝。

从皇帝大婚的那一天起，紫禁城里所有的人，都在热切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后妃怀孕叫“遇喜”，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嫔妃怀孕，每日食用加半，有生母者，准许进内廷照看。皇后生子，满月时赐银一千两，衣料三百匹。嫔妃生育，也各有相应的待遇。

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基本遵照以下原则：皇后所生长子是第一继承人，皇后无子，立普通嫔妃中所生长子。所有后妃都没有生子，或者从皇族中过继一个儿子立为皇帝，或者由皇帝的弟弟继位。

清代雍正开始实行秘密建储制度，更重视考察继承人的能力。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不会改变：除非万不得已，皇位继承人必然是皇帝的儿子。

皇子，一切为了生出一个皇子，一个未来的皇帝。后宫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于是充满了嫉妒，仇恨，杀机。

公元1475年，29岁的明宪宗起床后面对镜子，发现自己已经长出几根白发，叹息到：“老将至而无子”。我老了，却还没有儿子呢。这时，为皇帝梳头的太监张敏忽然跪倒，向皇帝禀告了一个隐藏了五年的秘密。

原来，宪宗专宠年长自己17岁的万贵妃，而万贵妃为了独霸后宫，竟然强迫所有怀孕的嫔妃喝药堕胎，而她在自己的儿子过早夭折后，一直未能怀孕。致使明宪宗几乎绝后。

五年前初秋的一天，宪宗在宫内读书的时候，遇到了值班的女官纪氏，纪氏是广西瑶族土官的女儿，端庄伶俐。回答皇帝的问话，举止得体，吸引了宪宗。这一次偶然的临幸，竟使纪氏怀孕。

这一切，当然逃不过万贵妃在宫中无处不在的耳目。万贵妃命令宫女给纪氏送去了堕胎药。或许是天意，纪氏被迫喝下堕胎药后，孩子并没有打下来。而早已对万贵妃专横不满的太监张敏等人，向万贵妃谎报纪氏患上重病，按明朝皇宫规定，需要送到北海附近的安乐堂任其自生自灭。

于是，在宫中众人的保护下纪氏躲到宫外，孩子降生，悄悄哺育成人。

得知真情后的宪宗立刻派人出宫迎接儿子。

一个月后，纪氏去世，太监张敏暴亡。人们都说，是万贵妃所害。

在残酷的后宫杀戮中幸存下来的这个孩子，13年后登上了皇帝宝座。

“多子多福”，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这条铺设在坤宁宫洞房婚床上的百子被，正是这种观念在皇宫里的折射。百子的典故最早出于《诗经》，是歌颂周文王子孙众多的。画面常用谐音谐意，寓意皇帝多福多寿，多子多孙，子孙昌盛，万代延续。

从太祖努尔哈赤起，爱新觉罗一家，始终人丁兴旺。然而，当咸丰皇帝在内忧外患中登极后，皇家血脉忽然间就衰弱下去。

咸丰六年三月，兰贵人在这里生下咸丰皇帝的儿子载淳。由于咸丰长子幼年夭折，载淳成为皇位惟一的继承人。

于是，原本在后宫中地位并不高的兰贵人最终成为慈禧太后，在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而慈禧惟一的儿子，同治皇帝，未满20周岁，就病死了。同治没有儿子。以同治堂弟身份继承皇位的光绪也没有生育。

无后，对于皇室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是一个王朝行将覆灭的不祥征召。

而中国，正进入最哀伤的年代。

年轻的光绪皇帝急切地希望通过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改变这个国家。

这是我们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寻找到的关于故宫最早的影象,摄于1903年,拍摄者是一位美国人。中国人仰视了五百多年的故宫,在那一年,已经可以被俯看,被窥视了。在这段动荡的影象拍摄前四年，1898年,当皇帝主导的维新变法进行到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忽然由颐和园秘密返回紫禁城。光绪被软禁，慈禧再度垂帘听政。

1908年10月21日，在珍妃遇难7年后，羸弱的光绪去世了。一天后，强悍的慈禧太后也去世了。

紫禁城，就像一座巨大的舞台。只是，台上台下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幕布，始终没有拉开。

1908年深秋，又一个孩子被送进紫禁城。后来，他被人们称为末代皇帝。

若干年后，这里将不再是皇帝的家。

第六集 故宫藏瓷

本集简介：

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使得中国文化闻名世界。故宫的瓷涉及到宫廷日常生活及休闲玩赏等各领域的活动，它们蕴含着皇家的艺术性情，显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与尊严，皇家的雍容华贵与典雅。通过对故宫的瓷的展示，又折射出陶瓷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中国陶瓷文化的内涵。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

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瓷器。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深赋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

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

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

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

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

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

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

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

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两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作学徒时，就曾和它有过一面之交。

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

据传说，明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

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种绘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

而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对儿，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它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

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青翠。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 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做诗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二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 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明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

这些瓷器，就是当年从景德镇运到皇宫的，明代官窑瓷器。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青翠，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

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德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

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陶瓷质地脆弱，非常容易损坏。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发生的复杂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所以中国古人说，一件好的陶瓷烧成，要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巧。一些器型、质地、图案和色彩俱佳的精品，甚至是工匠们终其一生而求之不得的。

但精品依然流传到了今天。这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官窑最有代表性的瓷器。

耗费很多人力物力烧造的官窑之作，据说稍有瑕疵便会被当场砸碎，就地掩埋。这是今天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遗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埋藏在那个年代土壤里的，官窑青花碎片。而在紫禁城里埋藏碎瓷片，也曾经是太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据记载明清时期，皇宫内所使用的瓷器，即使破损了，也不能随便处置。必须找专门的地方掩埋。不能有一片碎瓷流出宫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院内多处施工时。挖出过大量各个年代的，陶瓷器碎片，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这是位于故宫博物院北路的北五所。从故宫院内挖出的碎瓷片，已经成为陶瓷专家，研究古代陶瓷的最好标本。而清洗瓷片，也就成为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经常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它为什么也不写字这个问题呀，康熙没款的东西，还是官窑还是民窑，历史上就没有把它弄清楚。在过去约定成俗的一句话叫客货，客货是什么，就是外销的东西了，等于外销瓷了，那不是官窑。有的说康熙时候，康熙皇帝本身啊，不愿意让写皇帝的年款。说这瓷器容易打碎，打碎以后当垃圾一样就扔了，把皇帝就扔了，所以康熙不好尊号。

皇家之物就会被打上皇帝的印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都会深深得影响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

大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八岁的康熙皇帝刚刚登基。专管宫中事务的司礼大太监吴良辅，便被孝庄皇太后下令捕杀。由明朝设立的太监专权的十三衙门被撤销，另立内务府。内务府由皇上直接任命亲信管理，负责宫中的一切事物。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掌管宫廷内一切器物的制造，下设如意馆、金玉作等几十个部门。瓷器的生产，则由内务府总管直接负责。

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但康熙对中国瓷器最大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那个时候，法国传教士进贡来一些铜胎画珐琅，让康熙皇帝几乎是一见钟情。他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将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为了全力烧造珐琅彩瓷器，康熙皇帝在造办处下，专门设立了珐琅作。

瓷胎画珐琅的烧制方法，和其他瓷器都是不同的。它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再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然后在宫中烧制。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搭设在了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

铜胎画珐琅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那么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六年的三月，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马国贤，在写给欧洲同行的信中这样写道：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我们必须将一整天和卑贱的工匠们同作息，于是言称不曾学过画珐琅，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术。我们将画画的其劣无比，于是皇帝下旨作罢。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彩，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继位。他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但是在雍正六年以前，珐朗彩瓷器进展还是比较缓慢。主要是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间，珐朗彩瓷器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八九种。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

雍正对珐琅彩瓷器的痴迷，比他的父亲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余，还经常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

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皇帝处理了多件国家大事。上午他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准备工作。回到养心殿后，他批阅了三份奏折，又发了两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器的器形、花样、材料，做出了细致的批示。

这是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现在的研究者评价这些瓷器，淡雅、清新、有着隽永的审美。

他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悠远的山水画。

在中国八千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古陶瓷顶峰期的作品，它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

雍正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也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古朴自然。所以，以沉静雅素为风格的宋瓷，深受雍正皇帝的喜爱。雍正对宫廷瓷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对宋五大名瓷的仿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雍正八年八月初七这一天，他来到文华殿经筵讲学。而就在这一天，他还下令要求御窑厂仿烧宋代钧窑瓷器。

这就是雍正仿制的钧窑鼓钉洗。这是真正的宋钧窑鼓钉洗。

钧窑瓷器，以红蓝相间的钧红釉闻名于世。民间一直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等等说法。

据传说宋徽宗曾做过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常喜欢。汝窑工匠按照他的要求，烧成了这种淡青色的瓷器。宋代五大名瓷中，传世最少的是汝瓷，全世界不足百件。北京故宫藏有20件，现在一部分在台北故宫，一部分散落在世界各地。

明代《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从这个记载中，后世得知，宋代有五大名瓷流传于世。紫禁城所藏的宋五大名瓷，曾为宋朝皇家御用珍瓷。

哥窑釉面布满开片，开片由深黑色大开片与褐黄色小开片交织而成，俗称金丝铁线。

官窑瓷器，以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造型典雅古朴。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白瓷的瓷窑。定窑瓷器讲究刻花印花装饰，它的印花水平居宋代各窑之首。

这些瓷器，目前是故宫最珍贵的藏品之一。它们是中国瓷器制造史上的第一个历史高峰。

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在清朝康雍乾时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当雍正的儿子乾隆即位后正经历着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太平盛世。而这个时候，作为陶瓷中心的景德镇人口竟达百万。而为皇家制瓷的御窑厂作坊多达23个。

乾隆三年，他命宫廷画家为他绘制《陶冶图册》。这本图册详细得纪录了御窑厂的生产状况，展示了乾隆官窑开发的新技术。对官窑瓷器生产的二十个工序，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将整个官窑烧制流程规范化了。乾隆以帝王之尊，亲自策划陶瓷的生产。包含着乾隆想表达亲民勤政，以德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

祀神酬愿，是《陶冶图册》中记载的，陶瓷生产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关于这个工序，曾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万历年间，根据朝廷命令，烧制大龙缸，每每失败。期限将至，工匠将受到惩罚。一个叫童宾的工匠心忧如焚，为救这些人，自已跳进窑火中，大龙缸终于烧成。

后人为了纪念他，供奉其为窑神。每次烧窑前，都要烧香祀拜，以求保佑烧窑成功。

《陶冶图册》上的这些文字，是一个叫唐英的督陶官奉命撰写的。唐英十三岁起在养心殿做杂役，他善画能诗，还擅长编写剧本。雍正六年，唐英因办事干练受到赏识，而被派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窑务，做督陶官年希尧的助手。他用三年的时间，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和工匠们同吃同睡，苦心钻研。在雍正九年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外行变成技艺精湛的陶瓷业专家。

在乾隆二年，唐英成为正式的督陶官。他督导陶务前后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景德镇所制的陶瓷，被后人公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方面，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唐英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督陶官。

这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时期唐英督制的瓷器。

乾隆时期，陶瓷生产的管理更为严格。尤其是对督陶官的要求甚严，颇似今天的问责制。

那个时候，即使像唐英这样的人，也会动辄受罚。

乾隆十三年，年已66岁的唐英，接到了乾隆皇帝的圣旨：此次唐英进呈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著伊赔补。

结果这次烧造的四百六十七件瓷器，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唐英自掏腰包。

这是唐英进呈的创新之作：粉青釉交泰瓶。“交泰”是取《易经》中，天地交泰，即天地相交，时运亨通之意。它上下两部分互相勾套，既可活动，又不能拆开。

这件粉青釉交泰瓶，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件也是唐英烧制的，粉彩八卦如意转心交泰瓶，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是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这个转心瓶由三部分组成，除瓶体外其他部分都可以转动。特别是颈部的转动部分，与瓶体构成了一部天干地支的万年历，既美观又实用。

乾隆本人表现于瓷器的关心，其实与他关注别的文化事业一样，强烈希望创造非凡与超前的理念。乾隆皇帝无微不至的参与和督陶官的努力，使得乾隆官窑出现许多创新之作。

这是景德镇御窑厂为乾隆皇帝烧制的一件，中国陶瓷史上空前绝后的作品。这个高将近87公分的大瓷瓶，被称为瓷母。它总共汇集了15种釉彩，16道纹饰，彩绘12幅吉祥图案。

此前历朝历代都未能烧制成的，这样硕大且工艺复杂的精美器物，扣合着乾隆皇帝，对自己“十全老人”的评价。

当乾隆拥有这件登峰造极之作时，他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正创造着中国历史上，文化和艺术的一处高峰。他拥有的疆土如此广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如此多姿多彩。但是随后的五十年内，这个王朝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困境和灾难。他的儿孙们，不再享有天朝大国的安宁和富强。一个王朝的败亡很快到来，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的宫廷御制瓷器每况愈下。直到宣统三年，清朝灭亡，官窑生产成为历史。而紫禁城所拥有的，跨越千年历史的瓷器珍宝，也在这个历史的动荡中，开始散落。

从清末开始，一大批藏于深宫的瓷器珍品，先后流失。历经战乱、坎坷，辗转国内、海外，留下许多人与物之间，情感与缘分的故事。

当成化斗彩三秋杯，从宫廷流入民间后，耿宝昌与它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个乱世之秋。二十年之后，耿宝昌与稀世珍宝三秋杯，再次相逢。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的瓷器收藏，又开始了新的一页。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两万多件瓷器，陆续收藏进故宫博物院。

2005年9月26日，从18世纪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181件中国外销瓷，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城楼展厅展出。展览过后，它们中将有18件永久留在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35万件藏瓷中新的成员。

第七集 故宫书画

本集简介：

故宫是中国绘画收藏、保存与研究最重要的地方，中国宫廷藏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气质最生动、最直观的记录者。本集将故宫藏画的汇集、流失与回归和民族的命运、中国文化命脉的发展与延续形成最鲜明的对应。

这里是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这个不足6平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三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它们是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三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间小屋改名为“三希堂”。

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

今天，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这片宫殿里的这样一些地方，都曾经存放过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心灵的证明。将近600年的岁月中，就在这些宫殿里，它们传递着华夏文化的审美价值和观念。今天，它们依然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对于一位肩负治国重任的当朝皇帝来说，收藏书画不过是个人微不足道的消遣爱好，但恰恰因为弘历是个皇帝，而且还是个盛世帝王，他个人的这种风雅情趣就引发了一次历史空前的书画大聚集。几乎所有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在位的60年间，进入了紫禁城。今天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里看到的那些最珍贵的书画文物，大多源自弘历的毕生收藏。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乾隆朝之前，紫禁城里的书画收藏史。最初进入这座皇城的书画来自元代宫廷旧藏。作为胜利者，明王朝接管了属于前代王朝的一切遗物。这些曾经被元代宫廷保管的珍贵书画，被新主人钤上了新的印章。这样轻轻一印，历史就又翻过了一页。

然而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前代书画并没有更多的兴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的如花妙笔，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大批军用物资的图像，“思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使有防边御患”，这位马上皇帝欣赏的似乎只是广备军马的战略意识。

整个明王朝的宫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书画收藏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是查抄犯罪大臣家产的收获。

万历十年，富藏书画的权相张居正去世，他生前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事逐渐被政敌揭发。万历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性格古怪的人，他最大的特征是小气和贪财。虽然我们无法解释，一个富有四海的人为什么会对金银财宝那么感兴趣，但确实当有人提到张居正富可敌国的财产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万历终于动心而且愤怒，抄家行动迅速开始。

就这样，臣子家藏的书画变成了宫廷内府收藏，但这似乎更像一场财富的转移，整个过程与艺术本身无关。

不但入藏有限，明王朝的宫廷书画还不断地流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开军饷。

[胡忠良访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崇祯时期已经到明末了，因为当时是两线作战，那么就是一个要是在国内来围剿这些起义军，那么在关外就要对满清来作战，所以呢，就是这个军饷，就造成了国家国库已经非常空虚，直到起义军围城的时候，崇祯他也是在《明季北略》这本书里记载，他搜刮宫中，只搜刮了三十万两来助饷。

当崇祯皇帝在煤山脚下上吊的时候，他身后的紫禁城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而后，新朝来临。

从关外来的铁骑，很快证明了自己对正统中国文化的兴趣。等到这个王朝 “盛世”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拥有一个开明，且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君主。

康熙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汉族文臣，他们得到皇帝格外的优待。这里面有一个叫高士奇的人特别值得一提。

[来新夏访谈] 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他在康熙周围，有时候康熙，有些这个地理知识，这个风俗人情，就要咨询他，他都能很快的回答，康熙有些诗做了以后，他都可以来奉和，所以很得康熙的欢心。

高士奇不但逢迎乖巧，而且格外地精明，在向皇帝进献书画这件事情上，他异乎寻常地胆大，他竟然敢欺骗皇帝。

他进献给皇帝的书画都记载在他的一本书——《江村销夏录》中。

在这本书里，高士奇对每件书画的外观特征详细记载，但对书画的真伪优劣却都没有说明。

事实上，除了公开出版的《江村销夏录》之外，高士奇编纂的书画目录还有另外一部，后世称之为《江村书画目》。

[杨丹霞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另外一本，是他自己这个私家这个珍秘的一个底账，它重要的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说，他对于这件藏品，他自己的意见鉴定意见，他是注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进献给皇帝的，还是说可以随便馈赠给亲戚朋友的，这也在这个东西边上都注出来的。

翻开高士奇自己的批注，他的用心一目了然：做工精细的假画是可以拿来进献皇帝的；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则要永远秘密地珍藏在自己手中。

不过高士奇死后，他的全部藏品还是进入了皇宫内府，纵然他对书画着迷且精明过人，可他的心机还是斗不过时间和皇权。

高士奇去世32年后，康熙皇帝的孙儿弘历登基，年号乾隆。这位乾隆皇帝在热衷书画方面可算与当年的高士奇不相上下，不过当年他在这里赏玩他最珍爱的三件书帖的时候，却并不知道，他手中署名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其实是唐宋时期的仿本，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是东晋时候的真迹。但尽管如此，这些收藏也足以值得夸耀了。

像三希堂三帖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书画作品，在进入紫禁城之前都经历过无数惊险。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中国书画收藏史上那些令人心痛的劫难：

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被西魏军队围困在江陵城，在投降前夜，萧绎将他收藏的14万卷，囊括天下精华的书画典籍，一夜之间焚毁。

1300多年前，隋炀帝沿运河下扬州，东都洛阳收藏的书法名画随船前往，途中船只倾覆，随行书画大半落水。

距今800多年前，金兵攻陷汴梁，宋徽宗的空前收藏从此散落流失„„

了解了这千年传承的惊心动魄，当我们再回到当年弘历赏玩三希书帖的这间小屋，就不难体会，无论是在乾隆年间还是现在，能够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真迹，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千年以来，书画的聚散流迁总与帝王命运、王朝更替相关。今天我们还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到这样的作品，则与30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末战事四起，大量宋元以前的书画珍品流散民间。到清康熙年间，随着社会逐步安定，民间书画精品渐渐汇集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等到乾隆皇帝开始从民间收画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简直就像是几个现成的书画精品库。

这些书画入宫前，它们在民间的主人，用加盖鉴藏章的方式，将自己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画卷上。就是这些印章，记载下了每一幅书画的命运变迁。

这幅画叫《雪景寒林图》，是北宋大画家范宽的作品。它曾经为故宫旧藏，现在则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幅画自问世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清朝康熙年间，被天津一个名叫安岐的大盐商收藏。

康熙后期，安岐在天津贩盐发家，之后他就开始大量收集古书画，并将自己的收藏著录成书，就是这本《墨缘汇观》。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年安岐所藏的书画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多为年代久远的名家珍品。

然而到乾隆初年，由于天津盐场外迁，新兴盐商取代了老盐商，安家也随之败落。

安岐手中这一大批书画精品，陆续被宫廷收购。

在乾隆皇帝得到的这些安岐藏品中，有一幅山水画格外特殊，甚至还因为它引出过一段书画收藏史上的笑谈，这就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

[曾君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研究员

黄公望晚年，它是最后一部作品，他最有名就是说，一个是元代的绘画，对明清的绘画有特别大的影响，在元代绘画里面，黄公望是首屈一指的，在黄公望的作品里面这个《富春山居图》又是最好的，所以就像邹之麟他有一个题跋里面讲，他说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就好比王羲之的《兰亭序》，书法里面的《兰亭序》。

这样一幅中国文人绘画的颠峰之作，在后来的300年间被世人竞相收藏。明末，一个叫吴问卿的人得到了它。吴问卿对这幅画算是真正的爱不释手。《富春山居图》后面有题跋记载，此人不但吃饭睡觉都要带着它，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什么家财都可以不要，就只有这卷《富春山居图》一直带在身边随自己一同逃难。正因为吴问卿太爱这幅画，他临死的时候，便决定将它烧掉为自己殉葬！

当时《富春山居图》已经被吴问卿扔进火中，眼看一代宗师的名作就要化为灰烬，这时，是吴问卿的侄子偷偷用其他画卷将它从火盆中换了出来。但即使如此，抢救出来的《富春山居图》也已经被烧成了两段。

《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后，被吴家分别加以装裱。启首一段装裱成为后来的《剩山图》，如今存放在浙江博物馆。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弘历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安岐过世后，《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在乾隆十一年的冬天来到了弘历面前。但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弘历蒙骗了。

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弘历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

不管弘历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公元1799年，弘历去世。此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书画收藏方面就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嘉庆不如乾隆那样风雅，更是因为，弘历确实已经在有生之年几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华部分。

为了表示对父亲心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这里就是嘉庆封存乾隆主要书画珍藏的延春阁，因为原建筑毁于1924年的一场大火，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画师的笔墨领略它的风采。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遗传，但嘉庆时，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它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它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题跋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杨新访谈]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冯保这个题跋，我琢磨着有文章可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宫里头，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他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讲，这个我们就反过来推测，一个是皇帝直接赏赐给他，你不是喜欢吗我就送给你了，他就会大书特书，皇帝怎么怎么把这个东西送给我了，我怎么怎么的高兴，他不讲他只讲好不讲怎么来的，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冯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径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同时，在京城坊间开始迅速地流传起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宫里一个小太监偷偷把《清明上河图》盗出库房，逃跑时怕被人撞见，慌乱中便将画卷藏在某处宫殿的排水孔洞里，准备日后再夹带出宫。不料天不从人愿，当日就下起瓢泼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图》被水浸泡，取出来时已经糟烂不可收拾。

[杨新访谈]

你说这个故事根冯保题款有没有联系，我觉得有一点联系，因为事实上《清明上河图》没有被毁，也没有水泡的痕迹，就是说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通过种种线索，今天的书画专家推测，当初《清明上河图》被毁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冯保，为掩盖自己盗画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风声。

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又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它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

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两年前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结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

这次，它被珍重地存放在延春阁，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它的真容。

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图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令人们几百年来追逐不断。

[杨新访谈]

首先，他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但是他的写实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宣科，他是有组织的，作为这么一个大的场面，从郊区一直画到城市的中心，这一路他所包含的内容，囊括的事物相当的丰富，如何去把组织起来概括起来，而能够有典型性代表性。这个处理构思就相当惊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桥上能看到那种热烈的场面，那肯定是人山人海挤得一榻糊涂，底下的大船钻过桥洞要放倒桅杆，那个紧张，有人要想插手帮忙又插不上，那种情景你想里面的细节情节很多，但是我们看画家来处理，这些组织的有条不乱，另外就是他的表现，你像城门口那个乞丐，连他周围人的态度，我们都能体现，你看有一个人骑着毛驴回过头来看，就是不想掏钱，这个心态都能表现的出来，这个很简单的几笔就勾下来了，所以清明上河图引人入胜就胜在这个地方。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早在乾隆8年，弘历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

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绘画作品。

画中这个坦胸露腿，光着脚戏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十二帝中最勤勉的雍正皇帝。或许正因为忙得没有时间娱乐，这位雍正皇帝才特别喜欢，让宫廷画师创作这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模仿秀”的行乐图。在这些行乐图里，胤禛一会儿是山间行走的老翁，一会儿又与猕猴嬉戏，这一刻他还在端坐抚琴，下一刻又变成独钓寒江的蓑笠翁。

除了行乐图之外，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国政绩就这样以书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

照片里的这个少年叫溥仪，他是已经退位的满清废帝，不过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还住在紫禁城里。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

这方书画鉴藏印属于溥仪。印文的风格式样，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他退位之后，在师傅们的张罗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风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后，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盖特盖起来。经他“御览”过的书画，有一千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金运昌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心计的老太太，他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姓赫舍里氏，官称是敬懿皇贵妃，这位老太太，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什么机会，她把这个三希堂里面《中秋帖》和《伯远帖》，偷偷的转移到她自己居住的寿康宫，而且在24年出宫的时候，卷在行李里带回娘家去了。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葆昌买到。十余年后，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张伯驹是新一代中有名的爱国收藏家，他与夫人潘素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倾尽家财，许多国宝都是他们夫妇后来向国家捐献的。1935年，就是他们向郭葆昌提出求购二帖。

[楼宇栋访谈] 张伯驹女婿

人家开口呢？一个帖就要3千万连币，合到黄金多少呢？一千两比哪个游春图还黑，游春图要八百两，他要一千两一个帖，那当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没这个财力，你想一个帖一千两黄金，两个帖不就两千两黄金吗？两千两黄金，当时我老岳父，不可能有这个财力的，那么只好作罢。

解放前，二帖被郭葆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总理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5万8千港币购回。

百年沧桑，三希中的二希历经坎坷但终究回到故宫。在特定的展出日子里，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见到，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它又被运往台湾，现在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希堂三帖是幸运的，像它们这样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故宫书画，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历史上曾经被保藏传承过的，书画文物中极小一部分。那些因天灾人祸而损毁或流失的古书画，有些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若隐若现„„

这是中国博物馆进入拍卖行购买文物的开始。这幅画自从1945年被溥仪在长春遗失，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拍卖是它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现身，整个中国文物收藏界都为之震动。而故宫博物院的收购手笔则令人刮目相看。

这片富藏书画的古老宫殿，如今以21世纪的节奏运转着。

第三篇：《大型党史文献纪录片—中国共产党历史》观后感

党史纪录片《中国共产党历史》

观 后 感

看完纪录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走过的辉煌历程，简单概况成一句话，那就是：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康庄大道，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强国地位也在世界舞台逐渐显现。

要继续平稳的走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要从每个人做起。做为一名预备党员，我要以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比群众多挑重担，多做贡献。自觉实践党章，做到“六个坚持”：

一、是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是要坚持勤奋学习，扎扎实实地提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领。

三、是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四是要坚持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地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

五是坚持遵守党的纪律，身体力行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六是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落实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思想上，多读多看多思考。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增强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二、工作中力争上游,我要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钻一行，精通一行，虽然目前我还有不足不到之处，但我一定会不断地修正自己，提高自己，努力成为本职岗位上的内行和能手。

三、在生活中也要高标准严要求来约束自己、提高自己。

1、在生活待遇上不攀比，要比贡献、比业绩。

2、非分之想不可有。

3、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可丢。要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大手大脚，暴殄天物，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4、遵纪守法，接受监督，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只有增强法制观念，完善监督机制，才能从组织上腐化堕落的通道。

以后，我将一如既往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武装自己，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在工作岗位上始终保持着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善于学习，视野高远，立志成为党组

织的一员，投入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实绩，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第四篇：1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全文解说词

1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全文解说词.txt鲜花往往不属于赏花的人，而属于牛粪。。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空白人生有三样东西无法掩盖：咳嗽 贫穷和爱，越隐瞒，就越欲盖弥彰。

1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全文解说词

书籍简介

12集《故宫》将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程等方面，全面展示故宫辉煌瑰丽、神秘沧桑的宫殿建筑，丰富多彩、经历传奇的珍贵文物，讲述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目录

△第一集 肇建紫禁城

△第二集 盛世的屋脊

△第三集 礼仪天下

△第四集 指点江山

△第五集 家国之间

△第六集 故宫藏瓷

△第七集 故宫书画

△第八集 故宫藏玉

△第九集 宫廷西洋风

△第十集 从皇宫到博物院

△第十一集 国宝大流迁

△第十二集 永远的故宫

前所未有的鼎力之作 豪华震撼的视听盛筵 厚实凝重的文化享受 全面系统的文明检阅

第一集 肇建紫禁城

本集简介：

一座城市兴起的开端；

一个国家转折的焦点。

本集内容是紫禁城建造历史的展示，在历经百年的规划、设计与修建中，也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大的历史震荡，本集将告诉你这座经典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存是怎样诞生的。

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公元1403年1月23日，中国农历癸未年的元月一日。这一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传统，度过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农历元旦。

这一年，人们收到的类似今天的贺年卡上，不再有建文的年号了。建文帝4年的统治，在一场史称靖难之变的战争后，成为了往事。

公元1403年的大年初一，大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这一年为永乐元年。年号的更替，随之带来的将是这个王朝的更多变化。

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两千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

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

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至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

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

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极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

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茹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城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

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

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恶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

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像，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的行动。

很快当年的5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治。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

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五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

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帖木儿大汗指挥的铁骑大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

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帖木儿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

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作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丘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

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

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代价。

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

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

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

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暴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

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

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

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

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中，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人，只有极少的几个。那些当年为这座宫殿付出辛劳的工匠，据说超过百万之多。他们中也不乏幸运者，有两个来自山西的工匠王顺、胡良。永乐皇帝视察工地的一天，看到他们的彩绘。皇帝扶着王顺的肩膀，对他称赞不已。

泰宁侯陈珪，公元1406年被任命为改造建设北京城及宫殿的总指挥。永乐皇帝在写给陈珪的一封诏书里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珪一直在北京监工，直到公元1419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

据历史记载，在参与这项工程的能工巧匠中，以老木匠金珩为首的二十多人被同时提升为营缮所丞。而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像负责石料制作的陆祥、负责工艺的蔡信，也都被历史记载了下来。

这里是现在北京的中南海。在600多年前，紫禁城尚未建成之时，朱棣的燕王府和紫禁城完工前的临时宫殿，就在这一区域的西北。

公元1409年，朱棣以巡狩的名义住在这里。从公元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公元1421年，他在北京度过了5年又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绂的画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北京的美景和风情。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公元1410年到公元1414年，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两次跨过长城御驾亲征，击败了多年来威胁北京的蒙古部落。在一次胜利后，他检阅了所带领的庞大军队。

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合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

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

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疏，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被朱棣谪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

公元1416年十一月的一天，朱棣突然诏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朱棣多年处心积虑的迁都欲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意。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

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

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十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

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不得不对历史的记载产生一些疑惑。我们同样在《明实录》上看到这样的记载:“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在今天一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紫禁城是自永乐十五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建成。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8000多座房子，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用三年半的时间建成的。但是无论有怎样的争论，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虽然距紫禁城建成已经将近六百年，但是今天工匠们使用的建筑方法依然延续着那时的工艺。这些传统的工艺，在清代被人们概括为八大作。即木作、瓦作、石作、扎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糊裱作。我们今天在镜头中所展示的工艺是在这次大修中所运用的。它和约六百年前明朝工匠所运用的手法，几乎是一样的。

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座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

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大臣们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鼓舞。

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据说宫殿盖好之后，意得志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

永乐皇帝用近二十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痛惜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灾，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都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指陈他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

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终于在北征蒙古的途中他在榆木川走向生命的尽头。

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工作。之后的二十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

这一年的秋天，朱祁镇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又过了五年，他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日工程就正式动工。

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

一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

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紫禁城在重新建好后，又将面对数百年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和重建，它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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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 盛世的屋脊

本集简介：

紫禁城在建后的二百多年里，不仅多次经历了雷雨、失火等天灾的侵害，也历经了一次改朝换代，当时间留在十八世纪时，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文明辉煌，在乾隆年间宫廷建筑、皇家园林的改扩建中达到鼎盛，奠定了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

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对于六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

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

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子，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作“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

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象征。

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

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和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晋宏逵：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它就是这样用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一万间，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八千七百零四间。

有人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见到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李燮平：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整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胜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据《清实录》记载，六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极。

顺治二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

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

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二十四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

十八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大火一路蔓延，两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几天后，引起这次火灾的六名太监被处以绞刑。此后太和殿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是废墟一片。

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十六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惟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

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六十九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梁九，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四十多年。

根据《梁九传》记载，当时梁九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三十四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纪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惟一一份详细纪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三十六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

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

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

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麽大。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九比五，代表着九五之尊。

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

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九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钉，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

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十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行什，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

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

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

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惟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

太和殿一共有七十二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六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

从这六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蟠龙，蟠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

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它原有的九开间形制，变成了十一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周苏琴：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考虑到防火的因素，所以就把木构的斜廊改成砖墙了，同时把太和殿两边的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面阔十一间的格局。实际上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九间周围廊的格局。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查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粱架。

而脊檩的彩画是康熙三十四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距今已经三百多年。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

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

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符板。

我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符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 李国荣：

安放符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风水学中很讲究的一个内容，为的是镇宅、避邪、保佑平安。雍正（皇帝）的这几块符板呢，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反映了他是诸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雍正皇帝放置符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

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乾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

乾清宫与坤宁宫和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

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十一米，面积小一千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驰许多。

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九间，分上下两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二十七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有了很大改变，成为中轴线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

它室内贯通，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祭神位, 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这种布局来源于满族民间“口袋房”、“万字炕”的居住习俗。

从坤宁宫东暖阁悬挂的这则坤宁宫铭上可以看出，坤宁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

除了皇后，在后宫中，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她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王子林：

东西六宫它取自于《周礼》的六寝六宫制度，但是它更多的是融入了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周易》阴阳哲学思想，它的建筑布局从平面上看是一个坤卦的卦象，象征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的是妃子。其功能呢可以从宫殿的命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承乾宫，为什么叫承乾宫呢？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妃子要顺承皇帝，所以说东西六宫的建筑它体现的是三纲五常，特别是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思想。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

这是雍正皇帝命人绘制的美人图。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子孙繁盛，从而使王朝兴旺，江山永固。

公元1856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的慈禧太后。

储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已经是在她五十大寿时，花费六十三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

兰花，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香，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寓意为宜男宜寿，所以储秀宫的隔扇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

也许是巧合，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治皇帝。母以子贵，随着地位逐渐显赫，她的寝宫装饰也奢华起来，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这也是东西六宫中惟一的例子。

内廷中的养心殿在雍正皇帝之前，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他表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居住了六十多年，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决定移居月华门外的养心殿，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一定要朴素。

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使紫禁城内廷的格局出现了变化。从此，养心殿在紫禁城里越来越重要。

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在紫禁城中，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雍正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 木作》记载 “ 十月初一日 , 有谕旨 , 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二块 "。

当时，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全部依靠海外进口。

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它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皇帝在这里休息，若要处理政务时，只要穿过这条甬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从雍正皇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

一座小小的宫殿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

在等级森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这就是宁寿宫花园，人们俗称乾隆花园，它是生性潇洒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

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狭隘细长，曲径通幽，四个院落相连，风景各不相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尽收园内。

花园中还处处显示出汉族传统文化对乾隆皇帝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褉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

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褉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褉赏亭”。

花园中还有一个建筑叫“三友轩”，室内以松，竹，梅装饰, 松木刚劲而挺拔 , 腊梅 凌寒而开放 , 翠竹杆直而心虚 , 三者皆处严寒而不谢 , 所以被称为岁寒三友 , 古代文人以这三种植物比拟人品的刚直、高洁。乾隆皇帝不仅借三友轩表现自己的儒雅，更重要的是传达出清朝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融合的一种态度。

乾隆花园的修建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自康熙朝以来，经过七十多年的治理，到乾隆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综合国力达到巅峰。

乾隆皇帝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

第一个就是对乾西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

乾西二所是乾隆皇帝作皇子时候的居所。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储制度说起。

雍正皇帝之前，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储的方式，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另一封由他随身携带。皇帝在世时秘而不宣，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才能对外公布，迎立新君。

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储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乾西二所地位升格，由所改为宫，不再让其他人居住，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

重新整修后，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分别叫作崇敬殿、重华宫和翠云馆，习惯上统称重华宫，重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庭玉的提议。重华是指远古时期圣明君主“舜”，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乾西二所改造完成以后，周围的几座宫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成为重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东边的乾西一所改为漱芳斋，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取名“风雅存”，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

即位之后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移居养心殿，但他一直把舒适的重华宫当作与家人、密臣欢聚的场所。

信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还在重华宫的西南部修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到清代发展到顶峰。雨花阁的修建，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蒙藏各部，加强民族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一。

紫禁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宫。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为了不超过在位六十一年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将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意味着紫禁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

宁寿宫，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作为太上皇的宫殿，宁寿宫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它也分为前朝和内廷，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宁寿宫的造价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两白银。仅宁寿门前的这对镀金铜狮，就用了黄金三百三十四两。

为当朝的皇上建造退休的宫殿，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工程，工部集中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这其中有一个雷姓建筑设计世家。

这是他们绘制的长达五米多的紫禁城中轴线大清门到坤宁宫的全部建筑的外观图样，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各个建筑的名称和它们之间地距离，数据精确到了寸。

从康熙年间开始，这个家族前后延续二百多年，一直从事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主持修缮设计的作品中光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

这个祖孙七代的设计世家又被称作“样式雷”家族。

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采用文字说明、图纸和烫样三者结合的方式。所谓烫样，就是立体的设计模型。它是中国古建筑设计中特有的产物。现在，故宫依旧保留着当年雷氏家族制作的烫样。

烫样用硬纸板、秫秸和木头等粘贴制做而成。模型制成之后，需要用小烙铁将细节部分烫平，故名烫样。

这是清朝晚期雷氏家族为紫禁城长春宫设计的烫样，在夏季长春宫院内建有一个巨大的凉棚。在烫样的相关部位，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建筑尺寸。经过一层层展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当时的烫样主要是为给皇上御览而制作的。皇帝的意志是决定宫殿建造最终的依据。

豪华、气派号称小紫禁城的宁寿宫完工之后，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他在退位后，依然住在养心殿内控制着朝政，直到公元1799年，他八十九岁时去世。

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改建和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而在紫禁城中演绎的历史，还将波澜壮阔地延续下去。

第三集 礼仪天下

本集简介：

本集表现内容为典章制度。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心，紫禁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上演的地方，舞台就是以太和殿为主的三大殿。本集是以乾隆一代为主，嘉庆道光为辅的历史线索，展现最重要的礼仪活动，包括：登基大典；大朝会（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殿试与传胪；祭祀（天、地、农、祖）。同时，又穿插着英国人斯当东，“他者的眼光”叙事视角。所有的礼仪再现，所有的意义思考，就都包容在一个具有强烈戏剧张力的历史断片中。

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8行，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9行。

这一细微的差别，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

公元1521年3月，明武宗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忽然止步不前了。

面对皇帝宝座，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

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朱厚熜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

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神武门，也低于西华门。在紫禁城的设计中，这座大门临近太子的宫区——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不走东华门。

固执的朱厚熜拒绝了礼部的要求。这位继承人坚持：“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当皇帝的，怎么能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宫呢？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后妥协了：皇位不可久虚，百官即日于城外上表劝进。

4月28日正午，朱厚熜如愿由大明门正中御路进宫继位，年号嘉靖。这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场较量中，大臣敢于与即将继位的皇帝抗衡，而朱厚熜也甘愿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固执己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套礼仪程序吗？

在礼仪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公元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去世。在弥留之际，口授遗诏，将皇位传给八岁的儿子玄烨。

两天后，正月初九，是玄烨登极的日子。

登极大典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仪式，500多年只有20多次，真实的场景只有亲历者才能见到，却最能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

这将是清入关后紫禁城举行的第二场登极大典。

当年顺治登极，正是明朝灭亡，李自成败退，紫禁城多处损毁，只能一切从简。大典没有按传统在太和殿举行，移到了太和门。

经过十几年征战，经营，当玄烨登极时国家基本稳定，已经可以按典章制度举办一场完备的大典了。

而大典应如何操办？大典程序，卤簿仪仗，人员站位等如何安排？

这是摆在清初礼仪官面前的一道课题。

其实，所有的大典细节，在历代的宫廷文档中，都有明晰的记录。即使改朝换代，除了服饰以外，主要的典礼环节，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清代礼仪官来说，明朝遗留的典章制度文献——《明会典》，就是最好的范本。

今天，当我们试图再现清代登极大典的时候，《清会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所有重要的线索。

登极大典前，皇帝亲自或者派遣官员先到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向天，地，祖先等通报一番。

典礼的当天，皇家侍卫严密驻守紫禁城各道大门。

天还没亮，王公大臣都已经穿戴朝服，依次进入紫禁城。

太和门外，陈设着皇帝的步辇，太和门屋檐下，陈设着丹陛大乐的乐队。太和殿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的乐队。

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陈设着旌旗，伞盖等卤簿仪仗。

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

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进入太和殿，分别将皇帝登极的诏书，写有贺辞的表文，笔墨纸砚等放置在不同的桌案上。大学士到乾清门取出皇帝玉玺，送到太和殿皇帝宝座正南方的桌案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八岁的玄烨身穿白色孝服，在乾清门内，父亲顺治的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把自己即将登极的消息亲口禀告。接着，来到乾清宫侧殿更换皇帝礼服，穿戴整齐后，再到皇太后的宫殿里行三跪九叩礼。这时乾清宫中门垂下帘子，示意先帝的丧事暂停。

天色渐亮，皇帝由乾清门左旁门出，前往中和殿。在中和殿宝座就座，那些即将在典礼中指挥引导的各级官员提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接下来的仪式中，他们就可以免礼，而专心忙于工作了。

玄烨终于坐到了太和殿宝座上。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61年。

紫禁城最重要的大典，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而宫廷绘画中也根本没有登极大典的资料。我们在专家指导下，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关宫廷其他典礼的画作提取素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情景再现，动画合成的方法拼接而成了康熙登极大典的盛况。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极大典，气氛肃穆。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陈设但并不演奏。

而当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紫禁城也就迎来了重要的盛典。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最重大的典礼。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这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在这一天向皇帝进献贺辞，其礼仪程序与登极大典相似，气氛却喜庆轻松了许多。

皇帝的生日，古称万寿节，是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姿，到处歌舞升平。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

冬至，是紫禁城另一个大节日。这一天，北半球太阳角度最低，因而是阳光照射进太和殿最深的一天。在2004年冬至日，我们采用特殊的摄影方法，记录了一年中太和殿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冬至这一天，阳光可以反射到大殿正中的匾额上。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转枢的日子，这一天之后，阴气渐消，阳气渐长。冬至，皇帝到天坛祭天，第二天就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中国礼制可上溯周代。《周礼 大宗伯之职》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嘉礼，凶礼，军礼，宾礼五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礼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为最高礼仪活动上演地，紫禁城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试想当年一位第一次步入紫禁城参加大典的外国使节，他走过开阔而漫长的天安门广场，穿过幽深的天安门门洞，午门广场两侧的朝房使通往紫禁城的道路显得狭长。从午门侧门入宫后，眼前豁然开朗，穿越太和门一侧，他忽然看到一片极度开阔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高高在上，金壁辉煌的太和殿。此刻，恐怕在这位使节心中，不得不由衷产生敬畏。

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是皇帝和大婚时皇后的特权。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一年之际在于春。阳春三月，是一年中孕育希望的季节。而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一生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时刻孕育的。

经过层层选拔，一些读书人即将步入紫禁城。

每三年一次的殿试，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口。事实上，所有有资格步入紫禁城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个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份殿试答卷，考生以工整的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在太阳落山前交卷，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籍贯，本人，父亲，祖父的名字，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之后严密封存。先由读卷大臣精选出10份最好的，在第三天黎明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决定最终名次。

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乾隆年间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此显示皇帝对于考生的关怀。

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做传胪。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了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殿试的金榜，当年共有273人参加，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榜上有名，末代状元为刘春霖。

传胪是紫禁城重要的典礼。

康熙六年的状元缪彤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当天天气微寒，五鼓时分，我和各位进士跪在太和殿前等候传胪。前一天已经有传言，某某人是状元，某某人榜眼，某某人探花。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是跟着参加仪式罢了。传胪开始，上面喊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我，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我怀疑听错了，不敢出列。最后是礼部官拉着我出来。于是，我和榜眼，探花三人，跟随礼部官员捧着黄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

这一天，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考生们在紫禁城里倍感煎熬和光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这是一组表现农民在不同时节辛苦劳作的画绢。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幅画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其实，他叫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儿女也出现在这组《耕织图》里。

康熙重视农桑天下皆知，这本画册无疑会让父皇很开心。

心计颇深的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继承大战中笑到最后，年号雍正。对于农业的关注，并不亚于父亲康熙。

在这本记录雍正皇帝日常活动的起居注里，我们发现即使贵为皇帝，每年也要作一天农民。

这是雍正六年二月中旬，全国农民即将进入耕种时节。18日，城南的先农坛开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祭祀先农神，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清代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1700亩农田，在祭祀完毕后亲自耕种，为天下农夫作一个表率，表明天子心系稼樯，尊重农耕。

耕田时，皇帝一手扶着犁，一手举着鞭。按礼仪规定，皇帝要推三次。而雍正皇帝意犹未尽，又多推了一次。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依赖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

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嘉庆蓝色缂丝云龙夹朝袍——祭天

雍正明黄花妆缎云龙皮朝袍——祭地

康熙大红色云龙花缎皮朝袍——祭日

乾隆月白色缎绣彩云金龙夹朝袍——祭月）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三个等级。

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

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当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

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

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清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四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

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度过难关。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的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

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长治久安。

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直新兴的力量出现了。

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

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他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公元1793年，紫禁城的主人是古夕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五十八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第八十三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三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

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

——”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两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

——”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抗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

——”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很快，中国人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

英国使团正使马戛尔尼这样写道：

“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20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

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

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队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马戛尔尼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这是他的资本，他希望中国人会被吸引，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礼仪之争，不过是小节。

然而，他错了。

乾隆的结论是”伊等语涉无知，不知礼节。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

至于英国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收纳。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并无尔国置办物件。”

肩负打开中国市场使命的马戛尔尼最终失败而回。他说”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我此行的目标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到” 他们带来的礼物被放置在皇家园林里，几十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礼物。其中那些大炮枪支，弹药一发不少。中国人竟然从未有兴趣动过它们。

礼仪之争的三年后，公元一七九六年二月初，中国农历的除夕，乾隆皇帝又一次收到了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扩大两国贸易的信件，而乾隆再一次拒绝了。

这是乾隆以皇帝身份签发的最后一道诏书。明天，他就要履行六十年前登基时的诺言，将皇帝的宝座禅让给自己的儿子。

公元1735年9月3日 雍正皇帝死后第十天，乾隆继位。在那一天，乾隆在祖先灵前立下誓言：先帝中康熙治国六十一年，如果上天眷顾，让我也有同样的机会。我不敢超过先人，执政满六十年，就将皇位让给儿子。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祈祷竟然变成了现实。

在授受大典前夜，百感交集的乾隆赋诗一首。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古今难得者，天地赐恩然。父母敢言谢，心神增益虔。近成老人说，六十幸能全。”

公元1796年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有足够的理由傲视天下：一方面，农桑为本的国策令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礼仪化生活令上自皇族下至庶民无不恪守本分不敢有丝毫僭越。这样一个时代，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吗？试问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

公元1796年初，农历元旦，乾隆禅位给嘉庆的授受大典在紫禁城上演了。乾隆说，这是千古未有之盛事。

就在紫禁城的主人享受这无与伦比的壮丽时刻，三年前返回欧洲的马戛尔尼却以亲身之见，打碎了西方对于中华帝国几个世纪来近乎完美的想象。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因为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其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地球这一边的人们，历经千年创造了礼仪天下的神话；而在地球另一边，这个神话已经变成随时可以击碎的泡沫。

紫禁城，盛典即将结束。

第四集 指点江山

本集简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若水，君若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

作为东亚政治地理图上的要塞，北京已经占据了前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自战国时期以来，各朝就在此筑城。中国历史上三个皇朝的都城就在这里。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紫禁城的政务功能，承载国运兴衰。政令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实现对广袤国土的管理，同时根据反馈制定新决策。本集以明清政务不同入手，通过明清政务比较来展现中国封建社会政务体制的流程，并呈现其中细微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效应。

紫禁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垂帘听政”。

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从雍正以后，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心。

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愉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在“垂帘听政”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愉在皇亲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有什么不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上朝。

乾清门广场把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又叫前朝，内廷又叫后宫，明朝的日常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心却移到了后宫。

明代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经过金水桥到皇极门，就是今天的太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来到皇极殿，或者皇极门，大约500多米的路程。

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50米的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明朝皇帝近得多。

听政仪式从前朝转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500年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

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公元1498年秋末的一天，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请求免朝一日。此时的弘治皇帝不来上朝还向大臣请个假，而在十几年之后的正德皇帝连招呼都不打，让大臣们白白地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免朝”。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挤死在禁门。

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朝万历年间，大臣们竟然有20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叫做九卿房，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绵愉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 “垂帘听政”。

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权的一个特例罢了。

从明到清500年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皇宫，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甚至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君权一直存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就给太监涉政提供了契机，在此之后，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506年达到白热化。

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除，内阁将全体辞职。

第二天，在太和门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脸了。

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那么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取乐，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兴正浓之际汇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说：这些事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不知道明朝的大臣经过午门的时候会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后“杖责”23位大臣。

据说“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实打”的，绝无生还之理。轻重程度，只要查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知道：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那就棍棍要人命。

至此，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中竟有十万名太监。

那时侯，天启皇帝经常睡不好觉，因为住在不远处的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候敲的铜盆叮当乱响，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当时的魏忠贤先是被人称为千岁，后来变为九千岁，最后居然成了九千九百岁。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然而，这套制度在明朝末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缺乏完善制度支撑的王朝就像一座将要倒塌的大厦，绝非一己之力能够挽回。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十万骑兵，绕开了袁崇焕把守的山海关，攻打遵化，偷袭北京。袁崇焕急报北京，同时迅速回防。崇祯帝却猜疑他要和皇太极共谋京师，清退兵之后，袁崇焕死于非命。从那以后，出现了明军整支部队投降清军的现象。辽东明军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

史书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一天，崇祯在乾清宫敲钟召集大臣，但是没有召来一个人。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结。崇祯皇帝在景山上最后看了一眼辉煌的紫禁城，在农民起义军攻城的呐喊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仅一个多月后，清军攻入了北京，紫禁城换了主人。然而，和这座皇宫一样，皇权，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依然延续，而且越发凸现。

公元1722年初冬的一天，雍正帝下旨：所有康熙的朱批谕旨，都要上缴，私自存留者，从重治罪。

雍正帝刚刚即位不久，急于收回康熙的朱批谕旨原因何在？后人猜测：当年的朱批谕旨中涉及到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可能对雍正的统治不利。从这一刻开始，雍正的集权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一个法国传教士谈到第一次见雍正帝时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

这个给外国传教士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的皇位还很不稳固。其实这种苦恼，他的几位先辈都曾经经历过。

清初，努尔哈赤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国家大事都由会议讨论、决定。会议甚至有罢免皇帝的权力。奴尔哈赤这一规定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顺治曾苦恼于多尔衮的专权，康熙曾苦恼于鳌拜的跋扈，这些让皇帝寝食不安的人，几乎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

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地方。这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字里行间极为迫切的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

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雍正十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皇位的强大威胁。

雍正八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立了军机处。

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是军机处值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的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有疑似通道的痕迹。

无论是哪一条路，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50米的距离，使皇帝能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家大事。皇帝阅览官员呈报的奏折，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然后再赴养心殿交皇帝定夺。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诏书由军机处下发。

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递”的：日行三百里；更紧急的：写四百、五百、六百里。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这样：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渐渐形同虚设。

同样是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距离皇帝寝宫1000米，清朝的军机处距离皇帝寝宫只有50米。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过程。

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现了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权力的重担集于一人之身的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难以胜任。

公元1840年7月4日，浙江定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

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也要20天，道光帝直到7月24日才得知定海失陷。在这二十天当中，当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

在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纷沓而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到8月9日，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

集权制下，战争的决策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英吉利距离中国七万里，它到底在哪里？

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

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室，陈列着奏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密折制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

明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看到奏章，一些大臣已经知道奏章的内容。

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无法知晓。

所谓“朕之耳目，天下之所共知”。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的确方便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开了方便之门。

建立密折制度时，雍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一百多年后得到验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在总督府里缴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在心。后来耆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被皇帝赐自尽。

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

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紫禁城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开始建造，其间，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流逝，化作历史的云烟。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次“垂帘听政”开始了。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愉和众大臣们朝拜了前座上的年幼的皇帝，他们听到的旨意却从帘子后面发出。

慈禧独掌大权以后，前座上的皇帝形同傀儡。她自己以独特的方式扮演了强权皇帝的角色。至此，大清国的集权政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惟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 “御门听政”还是 “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

第五集 家国之间

本集简介：

本集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历史事件，包括珍妃井的故事、太子读书、选秀女、光绪大婚、慈禧太后的日常生活等展开对宫廷生活各个方面的阐述。从生活文物到历史故事，从历史事件到宫廷生活，用客观的角度揭开了宫廷生活的神秘面纱，向人们呈现出紫禁城中最真实的生活点滴。

这是一座已经存在了500多年的老宅院。曾经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关于这座宅院里的生活，传说很多，真正知道的人，很少。

1900年8月14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破。光绪皇帝逃离了紫禁城。

而他最喜爱的妃子，在这一天死去了。

关于珍妃的死因，宫廷的官方文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在这份慈禧太后亲自签发的懿旨中，这样写道“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

而另一种说法来自太监崔玉贵。在珍妃死亡事件里，崔玉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8月14日下午，崔玉贵接到慈禧的命令，将几年来一直幽禁在冷宫的珍妃带到颐和轩。

慈禧对珍妃说：“洋人要打进城了，我们要避一避，带着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慈禧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把她扔到井里去。”

沿着珍妃在宫中的足迹，我们将渐渐解开皇宫生活的神秘面纱。

古人仰观天象，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帝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

这是一幅展现大年初一紫禁城盛大朝会的画卷。满朝王公大臣，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都守候在太和殿广场上，人们等待着典礼的开始。然而，太和殿宝座上空空荡荡，皇帝在哪里呢？

越过层层宫墙，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前朝大不相同的后宫。

在这里，皇子皇孙像宫外的孩子一样，热衷着放鞭炮的游戏。

在这里，皇后嫔妃像宫外的母亲一样，关爱着自己的孩子。

在这里，皇帝像宫外的父亲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

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南面为前朝，北面后宫。后宫由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以及东西各六宫组成，这里就是皇帝的家。

皇帝寝宫为乾清宫，皇后为坤宁宫，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是交泰殿。意味着“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紫禁城宫殿的文饰图案，到交泰殿第一次出现了凤。东西六宫的名称，也大多暗喻男女交合，生儿育女。

1888年冬天，来自全国的妙龄少女汇聚在御花园。她们将有人成为大清国的皇后。此刻，她们都被称为“秀女”。

中国历代的后妃，大多来自贵族权臣之家。然而，为了巩固皇权的联姻，往往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危机。到了明代，为了防范外戚干权，朱元璋一改旧俗，明文规定皇室后妃应选自民间。

清朝入关后，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八旗秀女。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的女儿，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都要参加每三年一届的选秀。其中不仅产生皇后嫔妃，也为皇子皇孙，亲王郡王等皇家宗室物色福晋。超过17岁又一直未被选中的才可以另行婚配。严格的制度确保了皇族婚配的优先权。

经过反复选看，五位女孩幸运地走到了最后一关。他们是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但她们可能并不知道，真正决定命运的却是皇帝身后的这个女人。

光绪选后的情景，在场的太监唐冠卿有过细致的描述：“选后是在体和殿，事前准备了玉如意一柄，绣花荷包两对，谁收到玉如意就是皇后，收到荷包为嫔妃。光绪手持玉如意来到德馨的长女面前，刚要交给，慈禧太后大声说：‘皇帝’，并暗示光绪将玉如意交给桂祥的女儿。光绪无奈，只好照办。慈禧强迫光绪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皇后，又担心德馨的女儿，一旦选入嫔妃，必有夺宠之忧，于是不让光绪自己再选，直接授意将荷包交给长叙的两个女儿。”

令光绪一见钟情的女人落选了，慈禧的侄女叶赫纳拉氏成为光绪的皇后，长叙的两个女儿成为珍妃和瑾妃。他们的命运在刹那间发生了巨变。

这些嫁入紫禁城的女人，被分为若干等级居住在不同的宫殿里。明代有十二等。清代康熙年间，后妃定为八等，即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以下另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人无定数。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了。事实上，每位皇帝的后妃数量相差很多。康熙一生有后妃79人，而光绪只有一后二妃3人。

什么人能够成为后宫之主的皇后？第一次大婚的皇子或少年皇帝作不了主，决定权在深谋远虑的父皇，母后或皇太后那里。最后胜出者往往不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而是皇家对权力格局通盘考虑后，认为最合适的那一个。

公元一八八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子刻，隆裕皇后的凤舆从自家府邸出发，前往紫禁城。光绪皇帝大婚正式开始。

洞房设在坤宁宫。这座明朝皇后的寝宫，自清朝入关后，被改为祭神和节庆朝贺的地方。宫廷举行大婚时，东暖阁就是新婚帝后的洞房，他们将在这里共度三天。

这一天，对于光绪来说，不仅意味着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也意味着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

因为慈禧太后刚刚向外界宣布，光绪皇帝大婚礼成，慈禧就将结束垂帘听政。这一幕，光绪已经等待了15年。

1874年12月5日夜，四岁的载湉被送入紫禁城。几个时辰前，19岁的同治皇帝抱病身亡。同治没有子女，载湉以其堂弟的身份入主皇宫。

这个孩子在睡梦中离开了温暖的家，成为了光绪皇帝，开始了长达34年哀伤的生涯。

位于故宫东部的毓庆宫，曾经是清代皇太子在宫中的居所。

光绪5岁，到了学习如何作皇帝的年龄。而少年天子的课堂，就在毓庆宫。

清代的皇子们，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住在东西六宫享受父母之爱。十岁迁出后宫，暂居毓庆宫或更为偏远的南三所。受封亲王后便彻底迁出紫禁城，到父皇赏赐的王府居住。皇子们对于宫廷最为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读书生活了。

每天天还没亮，皇子就进入书房，随师傅作诗文，学习儒家经典。又有满族师傅教授满语，骑射等，直到黄昏才结束。

清代皇子教育的勤勉不怠，也许是吸取了紫禁城上一代主人——明朝皇室的教训。明代皇太子虽然也有出阁讲学制度，但并不严格，而清代12位皇帝，尽管其天赋，机遇大不相同，但绝大多数都称得上勤政，严谨的皇子教育制度，功不可没。

读书声中，光绪一天天长大了。

在紫禁城里，这个小院并不起眼，但却是中轴线外最受欢迎的景区。自雍正以后历代清帝的卧室，就坐落在这个有些局促的院落里。

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惟一一处中国皇帝的寝宫，基本保留了光绪皇帝居住时的原貌。

很多人会惊讶于它的狭小，紫禁城的肇建者只是把它当成一座临时休息的地方。当它贵为皇帝寝宫后，为了使自己的卧室能与天子的威仪相称，便在房内的陈设上极尽奢华。据清同治二年《养心殿寝宫陈设档》记载，当时这里的陈设品共有724件。

在养心殿寝宫东西两侧，各有一套卧床。据说，东边的床是备皇后来住时睡用的，西边则是为妃子备用。又说，皇帝为了预防刺客，总在入寝时把两张床的幔帐同时放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哪张床上。

紫禁城习惯于早起。慈禧太后起床的情形，她的贴身宫女何荣儿有过细致描述：

“太后屋里灯一亮，侍寝的宫女趴在地上喊：老祖宗吉祥！给太后叠好被以后，跟着用银盆端好一盆热水，老太后用热手巾将手包起来，在热水盆浸泡相当长的时间，要换两三盆水，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然后洗脸，与其说洗脸不如说热敷脸，这样能减少脸上的皱纹。都完毕了，才坐在梳妆台前，传太监梳头，描眉刷鬓敷粉擦红。再吸上两管水烟后，奶茶就献上来了。老太后最习惯喝人奶和牛奶。太后是个爱美的人，也教别人爱美。她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着什么劲呢？”

洗漱停当，慈禧坐在宝座上，此刻，光绪皇帝和他的后妃们正候在门外。每天清晨皇帝率领后妃向太后请安，是紫禁城几百年不变的规矩。新婚不久后的一次请安，慈禧与光绪进行了别有深意的对话。

慈禧太后含笑问：“皇上由哪里来的？”皇帝回答说：“由养心殿。”

“由养心殿来经过螽斯门吗？”“是。”

“知道螽斯门的来历吗？”

“这个，儿子听师傅讲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清皇爸爸指教。”

“为什么叫螽斯门呢？说雄的大蚱蜢名螽斯，一震动翅膀鸣叫起来，好多雌蚱蜢就来了，每个都给它生99个孩子。先皇就是盼望我们家族兴旺啊！”

太后说完用眼睛看看光绪，也看看隆裕，脸上已经没有先前的笑容了。

帝后失和在宫中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对于慈禧选定的皇后，光绪几乎从未亲近过。慈禧为了巩固权力而抛出的红线，牵回的却是一对陌路夫妻。

紫禁城重重高墙将12座宫院与外界隔离开来。它们位置东西对称，外观大同小异，像两腋一样依傍着中轴线上的后三宫。其间生活着皇帝的女人们，她们或许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或许独守枯灯寂寞一生，其命运，完全在于后宫里惟一的男人，是否垂青自己。

皇帝如何召幸嫔妃，民间一直流传着太监驮妃的说法。说是把妃子包裹在背子中，由太监驮到皇帝寝宫。

真实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每天午后，皇帝进晚膳的时候。所有嫔妃来到养心殿后院的燕喜堂，静静等候。因为晚膳之后，皇帝将亲手揭开困扰后宫嫔妃整整一天的悬念。

这些刻着嫔妃名字的绿头签等待着皇帝的选择，皇帝的手决定了与哪个女人共度今夜。

清朝皇帝中，光绪的嫔妃最少，只有一后二妃。而贵为后宫之首的皇后，并不在绿头签备选之列，隆裕皇后经常住在养心殿光绪寝宫东侧的体顺堂。只是，这对感情冷漠的夫妻几乎从未真正生活在一起。

在同后宫竞争中，珍妃轻易就占得了上风。

宫里的规矩，无论多么受宠的嫔妃，都不能整夜陪伺皇帝。但召幸之后，嫔妃也不必再回到自己的寝宫，而是就近在养心殿皇帝卧室的隔壁休息。养心殿旁的燕喜堂西围房事实上就变成了珍妃的第二座寝宫。细心的光绪命人在这间屋里多设一个帐幔，一幅板帘，一席大褥。对于他们的爱情而言，这是一段转瞬即逝的黄金时期。

珍妃乖巧伶俐，她能双手写字，喜欢绘画，喜欢唱歌，喜欢穿上护卫官袍在光绪面前扮作美少年逗皇帝一笑。据说，她还是第一个将摄影术引入宫中的人，总是拉着光绪让太监拍照。

珍妃专宠终于激怒了慈禧太后，她以生活奢侈为由处罚了珍妃。然而，当年作为珍妃行为不检证据的摄影，若干年后竟也成了慈禧太后的最爱。

每天常朝晚膳后，一般是皇帝的休闲娱乐时间。宫内的休闲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琴棋书画，豢养宠物，观赏戏剧，体育运动等等。

在这幅宫廷绘画中，明宣宗正在玩一种类似现代高尔夫的运动——捶丸。

同普通人一样，皇帝们也会有各种休闲娱乐和爱好，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无关紧要的兴趣爱好，在皇宫之内，却可能造成危及江山社稷的严重后果。

明武宗正德皇帝——酷爱武功，自己册封自己为大将军。同时，对经商兴趣浓厚，经常扮成商人模样，在紫禁城里开设商铺酒肆。

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宫中研究长生不老的办法。命令宫女每天早起，采集御花园清晨露水，供自己炼丹。

明神宗万历皇帝——几十年不见大臣，深居宫中，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从南方富庶之地征集来的盐税，大多埋藏在皇宫的地下。

明熹宗天启皇帝——是巧夺天工的木匠，据说，他设计出一种能够喷水戏珠的金龙。而朝政却都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

他们的爱好，使个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却加速了明帝国的覆灭。

紫禁城的新主人来自白山黑水之间，剽悍的民族性格，使清朝皇室的休闲生活，也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

木兰围场。在清代中前期将近两个世纪里，皇帝率领满蒙贵族将士一万多人，在这里围猎100多次，这既是和平年代必要的军事演习，也是联络满蒙贵族感情的最合适的外交活动。

冬天的紫禁城，另一种别具满族特征的娱乐开始了。滑冰，是清代皇家在冬天最热衷的娱乐活动。每次参加表演的八旗将士约1200人，他们盘旋在冰面上，蜿蜒如龙形，在高速滑行中，要做出各种优美造型，并准确射中悬挂在旌门上的小球，以取悦皇帝。

从皇帝大婚的那一天起，紫禁城里所有的人，都在热切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后妃怀孕叫“遇喜”，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嫔妃怀孕，每日食用加半，有生母者，准许进内廷照看。皇后生子，满月时赐银一千两，衣料三百匹。嫔妃生育，也各有相应的待遇。

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基本遵照以下原则：皇后所生长子是第一继承人，皇后无子，立普通嫔妃中所生长子。所有后妃都没有生子，或者从皇族中过继一个儿子立为皇帝，或者由皇帝的弟弟继位。

清代雍正开始实行秘密建储制度，更重视考察继承人的能力。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不会改变：除非万不得已，皇位继承人必然是皇帝的儿子。

皇子，一切为了生出一个皇子，一个未来的皇帝。后宫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于是充满了嫉妒，仇恨，杀机。

公元1475年，29岁的明宪宗起床后面对镜子，发现自己已经长出几根白发，叹息到：“老将至而无子”。我老了，却还没有儿子呢。这时，为皇帝梳头的太监张敏忽然跪倒，向皇帝禀告了一个隐藏了五年的秘密。

原来，宪宗专宠年长自己17岁的万贵妃，而万贵妃为了独霸后宫，竟然强迫所有怀孕的嫔妃喝药堕胎，而她在自己的儿子过早夭折后，一直未能怀孕。致使明宪宗几乎绝后。

五年前初秋的一天，宪宗在宫内读书的时候，遇到了值班的女官纪氏，纪氏是广西瑶族土官的女儿，端庄伶俐。回答皇帝的问话，举止得体，吸引了宪宗。这一次偶然的临幸，竟使纪氏怀孕。

这一切，当然逃不过万贵妃在宫中无处不在的耳目。万贵妃命令宫女给纪氏送去了堕胎药。或许是天意，纪氏被迫喝下堕胎药后，孩子并没有打下来。而早已对万贵妃专横不满的太监张敏等人，向万贵妃谎报纪氏患上重病，按明朝皇宫规定，需要送到北海附近的安乐堂任其自生自灭。

于是，在宫中众人的保护下纪氏躲到宫外，孩子降生，悄悄哺育成人。

得知真情后的宪宗立刻派人出宫迎接儿子。

一个月后，纪氏去世，太监张敏暴亡。人们都说，是万贵妃所害。

在残酷的后宫杀戮中幸存下来的这个孩子，13年后登上了皇帝宝座。

“多子多福”，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这条铺设在坤宁宫洞房婚床上的百子被，正是这种观念在皇宫里的折射。百子的典故最早出于《诗经》，是歌颂周文王子孙众多的。画面常用谐音谐意，寓意皇帝多福多寿，多子多孙，子孙昌盛，万代延续。

从太祖努尔哈赤起，爱新觉罗一家，始终人丁兴旺。然而，当咸丰皇帝在内忧外患中登极后，皇家血脉忽然间就衰弱下去。

咸丰六年三月，兰贵人在这里生下咸丰皇帝的儿子载淳。由于咸丰长子幼年夭折，载淳成为皇位惟一的继承人。

于是，原本在后宫中地位并不高的兰贵人最终成为慈禧太后，在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而慈禧惟一的儿子，同治皇帝，未满20周岁，就病死了。同治没有儿子。以同治堂弟身份继承皇位的光绪也没有生育。

无后，对于皇室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是一个王朝行将覆灭的不祥征召。

而中国，正进入最哀伤的年代。

年轻的光绪皇帝急切地希望通过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改变这个国家。

这是我们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寻找到的关于故宫最早的影象,摄于1903年,拍摄者是一位美国人。中国人仰视了五百多年的故宫,在那一年,已经可以被俯看,被窥视了。在这段动荡的影象拍摄前四年，1898年,当皇帝主导的维新变法进行到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忽然由颐和园秘密返回紫禁城。光绪被软禁，慈禧再度垂帘听政。

1908年10月21日，在珍妃遇难7年后，羸弱的光绪去世了。一天后，强悍的慈禧太后也去世了。

紫禁城，就像一座巨大的舞台。只是，台上台下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幕布，始终没有拉开。

1908年深秋，又一个孩子被送进紫禁城。后来，他被人们称为末代皇帝。

若干年后，这里将不再是皇帝的家。

第六集 故宫藏瓷

本集简介：

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使得中国文化闻名世界。故宫的瓷涉及到宫廷日常生活及休闲玩赏等各领域的活动，它们蕴含着皇家的艺术性情，显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与尊严，皇家的雍容华贵与典雅。通过对故宫的瓷的展示，又折射出陶瓷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中国陶瓷文化的内涵。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

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瓷器。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深赋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

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

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

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

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

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

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

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

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两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作学徒时，就曾和它有过一面之交。

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

据传说，明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

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种绘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

而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对儿，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它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

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青翠。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 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做诗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二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 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明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

这些瓷器，就是当年从景德镇运到皇宫的，明代官窑瓷器。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青翠，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

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德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

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陶瓷质地脆弱，非常容易损坏。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发生的复杂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所以中国古人说，一件好的陶瓷烧成，要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巧。一些器型、质地、图案和色彩俱佳的精品，甚至是工匠们终其一生而求之不得的。

但精品依然流传到了今天。这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官窑最有代表性的瓷器。

耗费很多人力物力烧造的官窑之作，据说稍有瑕疵便会被当场砸碎，就地掩埋。这是今天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遗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埋藏在那个年代土壤里的，官窑青花碎片。而在紫禁城里埋藏碎瓷片，也曾经是太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据记载明清时期，皇宫内所使用的瓷器，即使破损了，也不能随便处置。必须找专门的地方掩埋。不能有一片碎瓷流出宫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院内多处施工时。挖出过大量各个年代的，陶瓷器碎片，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这是位于故宫博物院北路的北五所。从故宫院内挖出的碎瓷片，已经成为陶瓷专家，研究古代陶瓷的最好标本。而清洗瓷片，也就成为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经常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它为什么也不写字这个问题呀，康熙没款的东西，还是官窑还是民窑，历史上就没有把它弄清楚。在过去约定成俗的一句话叫客货，客货是什么，就是外销的东西了，等于外销瓷了，那不是官窑。有的说康熙时候，康熙皇帝本身啊，不愿意让写皇帝的年款。说这瓷器容易打碎，打碎以后当垃圾一样就扔了，把皇帝就扔了，所以康熙不好尊号。

皇家之物就会被打上皇帝的印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都会深深得影响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

大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八岁的康熙皇帝刚刚登基。专管宫中事务的司礼大太监吴良辅，便被孝庄皇太后下令捕杀。由明朝设立的太监专权的十三衙门被撤销，另立内务府。内务府由皇上直接任命亲信管理，负责宫中的一切事物。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掌管宫廷内一切器物的制造，下设如意馆、金玉作等几十个部门。瓷器的生产，则由内务府总管直接负责。

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但康熙对中国瓷器最大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那个时候，法国传教士进贡来一些铜胎画珐琅，让康熙皇帝几乎是一见钟情。他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将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为了全力烧造珐琅彩瓷器，康熙皇帝在造办处下，专门设立了珐琅作。

瓷胎画珐琅的烧制方法，和其他瓷器都是不同的。它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再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然后在宫中烧制。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搭设在了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

铜胎画珐琅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那么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六年的三月，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马国贤，在写给欧洲同行的信中这样写道：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我们必须将一整天和卑贱的工匠们同作息，于是言称不曾学过画珐琅，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术。我们将画画的其劣无比，于是皇帝下旨作罢。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彩，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继位。他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但是在雍正六年以前，珐朗彩瓷器进展还是比较缓慢。主要是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间，珐朗彩瓷器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八九种。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

雍正对珐琅彩瓷器的痴迷，比他的父亲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余，还经常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

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皇帝处理了多件国家大事。上午他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准备工作。回到养心殿后，他批阅了三份奏折，又发了两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器的器形、花样、材料，做出了细致的批示。

这是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现在的研究者评价这些瓷器，淡雅、清新、有着隽永的审美。

他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悠远的山水画。

在中国八千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古陶瓷顶峰期的作品，它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

雍正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也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古朴自然。所以，以沉静雅素为风格的宋瓷，深受雍正皇帝的喜爱。雍正对宫廷瓷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对宋五大名瓷的仿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雍正八年八月初七这一天，他来到文华殿经筵讲学。而就在这一天，他还下令要求御窑厂仿烧宋代钧窑瓷器。

这就是雍正仿制的钧窑鼓钉洗。这是真正的宋钧窑鼓钉洗。

钧窑瓷器，以红蓝相间的钧红釉闻名于世。民间一直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等等说法。

据传说宋徽宗曾做过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常喜欢。汝窑工匠按照他的要求，烧成了这种淡青色的瓷器。宋代五大名瓷中，传世最少的是汝瓷，全世界不足百件。北京故宫藏有20件，现在一部分在台北故宫，一部分散落在世界各地。

明代《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从这个记载中，后世得知，宋代有五大名瓷流传于世。紫禁城所藏的宋五大名瓷，曾为宋朝皇家御用珍瓷。

哥窑釉面布满开片，开片由深黑色大开片与褐黄色小开片交织而成，俗称金丝铁线。

官窑瓷器，以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造型典雅古朴。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白瓷的瓷窑。定窑瓷器讲究刻花印花装饰，它的印花水平居宋代各窑之首。

这些瓷器，目前是故宫最珍贵的藏品之一。它们是中国瓷器制造史上的第一个历史高峰。

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在清朝康雍乾时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当雍正的儿子乾隆即位后正经历着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太平盛世。而这个时候，作为陶瓷中心的景德镇人口竟达百万。而为皇家制瓷的御窑厂作坊多达23个。

乾隆三年，他命宫廷画家为他绘制《陶冶图册》。这本图册详细得纪录了御窑厂的生产状况，展示了乾隆官窑开发的新技术。对官窑瓷器生产的二十个工序，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将整个官窑烧制流程规范化了。乾隆以帝王之尊，亲自策划陶瓷的生产。包含着乾隆想表达亲民勤政，以德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

祀神酬愿，是《陶冶图册》中记载的，陶瓷生产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关于这个工序，曾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万历年间，根据朝廷命令，烧制大龙缸，每每失败。期限将至，工匠将受到惩罚。一个叫童宾的工匠心忧如焚，为救这些人，自已跳进窑火中，大龙缸终于烧成。

后人为了纪念他，供奉其为窑神。每次烧窑前，都要烧香祀拜，以求保佑烧窑成功。

《陶冶图册》上的这些文字，是一个叫唐英的督陶官奉命撰写的。唐英十三岁起在养心殿做杂役，他善画能诗，还擅长编写剧本。雍正六年，唐英因办事干练受到赏识，而被派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窑务，做督陶官年希尧的助手。他用三年的时间，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和工匠们同吃同睡，苦心钻研。在雍正九年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外行变成技艺精湛的陶瓷业专家。

在乾隆二年，唐英成为正式的督陶官。他督导陶务前后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景德镇所制的陶瓷，被后人公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方面，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唐英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督陶官。

这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时期唐英督制的瓷器。

乾隆时期，陶瓷生产的管理更为严格。尤其是对督陶官的要求甚严，颇似今天的问责制。

那个时候，即使像唐英这样的人，也会动辄受罚。

乾隆十三年，年已66岁的唐英，接到了乾隆皇帝的圣旨：此次唐英进呈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著伊赔补。

结果这次烧造的四百六十七件瓷器，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唐英自掏腰包。

这是唐英进呈的创新之作：粉青釉交泰瓶。“交泰”是取《易经》中，天地交泰，即天地相交，时运亨通之意。它上下两部分互相勾套，既可活动，又不能拆开。

这件粉青釉交泰瓶，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件也是唐英烧制的，粉彩八卦如意转心交泰瓶，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是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这个转心瓶由三部分组成，除瓶体外其他部分都可以转动。特别是颈部的转动部分，与瓶体构成了一部天干地支的万年历，既美观又实用。

乾隆本人表现于瓷器的关心，其实与他关注别的文化事业一样，强烈希望创造非凡与超前的理念。乾隆皇帝无微不至的参与和督陶官的努力，使得乾隆官窑出现许多创新之作。

这是景德镇御窑厂为乾隆皇帝烧制的一件，中国陶瓷史上空前绝后的作品。这个高将近87公分的大瓷瓶，被称为瓷母。它总共汇集了15种釉彩，16道纹饰，彩绘12幅吉祥图案。

此前历朝历代都未能烧制成的，这样硕大且工艺复杂的精美器物，扣合着乾隆皇帝，对自己“十全老人”的评价。

当乾隆拥有这件登峰造极之作时，他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正创造着中国历史上，文化和艺术的一处高峰。他拥有的疆土如此广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如此多姿多彩。但是随后的五十年内，这个王朝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困境和灾难。他的儿孙们，不再享有天朝大国的安宁和富强。一个王朝的败亡很快到来，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的宫廷御制瓷器每况愈下。直到宣统三年，清朝灭亡，官窑生产成为历史。而紫禁城所拥有的，跨越千年历史的瓷器珍宝，也在这个历史的动荡中，开始散落。

从清末开始，一大批藏于深宫的瓷器珍品，先后流失。历经战乱、坎坷，辗转国内、海外，留下许多人与物之间，情感与缘分的故事。

当成化斗彩三秋杯，从宫廷流入民间后，耿宝昌与它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个乱世之秋。二十年之后，耿宝昌与稀世珍宝三秋杯，再次相逢。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的瓷器收藏，又开始了新的一页。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两万多件瓷器，陆续收藏进故宫博物院。

2005年9月26日，从18世纪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181件中国外销瓷，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城楼展厅展出。展览过后，它们中将有18件永久留在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35万件藏瓷中新的成员。

第七集 故宫书画

本集简介：

故宫是中国绘画收藏、保存与研究最重要的地方，中国宫廷藏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气质最生动、最直观的记录者。本集将故宫藏画的汇集、流失与回归和民族的命运、中国文化命脉的发展与延续形成最鲜明的对应。

这里是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这个不足6平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三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它们是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三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间小屋改名为“三希堂”。

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

今天，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这片宫殿里的这样一些地方，都曾经存放过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心灵的证明。将近600年的岁月中，就在这些宫殿里，它们传递着华夏文化的审美价值和观念。今天，它们依然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对于一位肩负治国重任的当朝皇帝来说，收藏书画不过是个人微不足道的消遣爱好，但恰恰因为弘历是个皇帝，而且还是个盛世帝王，他个人的这种风雅情趣就引发了一次历史空前的书画大聚集。几乎所有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在位的60年间，进入了紫禁城。今天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里看到的那些最珍贵的书画文物，大多源自弘历的毕生收藏。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乾隆朝之前，紫禁城里的书画收藏史。最初进入这座皇城的书画来自元代宫廷旧藏。作为胜利者，明王朝接管了属于前代王朝的一切遗物。这些曾经被元代宫廷保管的珍贵书画，被新主人钤上了新的印章。这样轻轻一印，历史就又翻过了一页。

然而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前代书画并没有更多的兴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的如花妙笔，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大批军用物资的图像，“思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使有防边御患”，这位马上皇帝欣赏的似乎只是广备军马的战略意识。

整个明王朝的宫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书画收藏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是查抄犯罪大臣家产的收获。

万历十年，富藏书画的权相张居正去世，他生前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事逐渐被政敌揭发。万历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性格古怪的人，他最大的特征是小气和贪财。虽然我们无法解释，一个富有四海的人为什么会对金银财宝那么感兴趣，但确实当有人提到张居正富可敌国的财产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万历终于动心而且愤怒，抄家行动迅速开始。

就这样，臣子家藏的书画变成了宫廷内府收藏，但这似乎更像一场财富的转移，整个过程与艺术本身无关。

不但入藏有限，明王朝的宫廷书画还不断地流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开军饷。

[胡忠良访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崇祯时期已经到明末了，因为当时是两线作战，那么就是一个要是在国内来围剿这些起义军，那么在关外就要对满清来作战，所以呢，就是这个军饷，就造成了国家国库已经非常空虚，直到起义军围城的时候，崇祯他也是在《明季北略》这本书里记载，他搜刮宫中，只搜刮了三十万两来助饷。

当崇祯皇帝在煤山脚下上吊的时候，他身后的紫禁城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而后，新朝来临。

从关外来的铁骑，很快证明了自己对正统中国文化的兴趣。等到这个王朝 “盛世”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拥有一个开明，且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君主。

康熙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汉族文臣，他们得到皇帝格外的优待。这里面有一个叫高士奇的人特别值得一提。

[来新夏访谈] 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他在康熙周围，有时候康熙，有些这个地理知识，这个风俗人情，就要咨询他，他都能很快的回答，康熙有些诗做了以后，他都可以来奉和，所以很得康熙的欢心。

高士奇不但逢迎乖巧，而且格外地精明，在向皇帝进献书画这件事情上，他异乎寻常地胆大，他竟然敢欺骗皇帝。

他进献给皇帝的书画都记载在他的一本书——《江村销夏录》中。

在这本书里，高士奇对每件书画的外观特征详细记载，但对书画的真伪优劣却都没有说明。

事实上，除了公开出版的《江村销夏录》之外，高士奇编纂的书画目录还有另外一部，后世称之为《江村书画目》。

[杨丹霞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另外一本，是他自己这个私家这个珍秘的一个底账，它重要的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说，他对于这件藏品，他自己的意见鉴定意见，他是注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进献给皇帝的，还是说可以随便馈赠给亲戚朋友的，这也在这个东西边上都注出来的。

翻开高士奇自己的批注，他的用心一目了然：做工精细的假画是可以拿来进献皇帝的；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则要永远秘密地珍藏在自己手中。

不过高士奇死后，他的全部藏品还是进入了皇宫内府，纵然他对书画着迷且精明过人，可他的心机还是斗不过时间和皇权。

高士奇去世32年后，康熙皇帝的孙儿弘历登基，年号乾隆。这位乾隆皇帝在热衷书画方面可算与当年的高士奇不相上下，不过当年他在这里赏玩他最珍爱的三件书帖的时候，却并不知道，他手中署名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其实是唐宋时期的仿本，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是东晋时候的真迹。但尽管如此，这些收藏也足以值得夸耀了。

像三希堂三帖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书画作品，在进入紫禁城之前都经历过无数惊险。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中国书画收藏史上那些令人心痛的劫难：

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被西魏军队围困在江陵城，在投降前夜，萧绎将他收藏的14万卷，囊括天下精华的书画典籍，一夜之间焚毁。

1300多年前，隋炀帝沿运河下扬州，东都洛阳收藏的书法名画随船前往，途中船只倾覆，随行书画大半落水。

距今800多年前，金兵攻陷汴梁，宋徽宗的空前收藏从此散落流失„„

了解了这千年传承的惊心动魄，当我们再回到当年弘历赏玩三希书帖的这间小屋，就不难体会，无论是在乾隆年间还是现在，能够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真迹，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千年以来，书画的聚散流迁总与帝王命运、王朝更替相关。今天我们还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到这样的作品，则与30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末战事四起，大量宋元以前的书画珍品流散民间。到清康熙年间，随着社会逐步安定，民间书画精品渐渐汇集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等到乾隆皇帝开始从民间收画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简直就像是几个现成的书画精品库。

这些书画入宫前，它们在民间的主人，用加盖鉴藏章的方式，将自己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画卷上。就是这些印章，记载下了每一幅书画的命运变迁。

这幅画叫《雪景寒林图》，是北宋大画家范宽的作品。它曾经为故宫旧藏，现在则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幅画自问世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清朝康熙年间，被天津一个名叫安岐的大盐商收藏。

康熙后期，安岐在天津贩盐发家，之后他就开始大量收集古书画，并将自己的收藏著录成书，就是这本《墨缘汇观》。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年安岐所藏的书画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多为年代久远的名家珍品。

然而到乾隆初年，由于天津盐场外迁，新兴盐商取代了老盐商，安家也随之败落。

安岐手中这一大批书画精品，陆续被宫廷收购。

在乾隆皇帝得到的这些安岐藏品中，有一幅山水画格外特殊，甚至还因为它引出过一段书画收藏史上的笑谈，这就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

[曾君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研究员

黄公望晚年，它是最后一部作品，他最有名就是说，一个是元代的绘画，对明清的绘画有特别大的影响，在元代绘画里面，黄公望是首屈一指的，在黄公望的作品里面这个《富春山居图》又是最好的，所以就像邹之麟他有一个题跋里面讲，他说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就好比王羲之的《兰亭序》，书法里面的《兰亭序》。

这样一幅中国文人绘画的颠峰之作，在后来的300年间被世人竞相收藏。明末，一个叫吴问卿的人得到了它。吴问卿对这幅画算是真正的爱不释手。《富春山居图》后面有题跋记载，此人不但吃饭睡觉都要带着它，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什么家财都可以不要，就只有这卷《富春山居图》一直带在身边随自己一同逃难。正因为吴问卿太爱这幅画，他临死的时候，便决定将它烧掉为自己殉葬！

当时《富春山居图》已经被吴问卿扔进火中，眼看一代宗师的名作就要化为灰烬，这时，是吴问卿的侄子偷偷用其他画卷将它从火盆中换了出来。但即使如此，抢救出来的《富春山居图》也已经被烧成了两段。

《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后，被吴家分别加以装裱。启首一段装裱成为后来的《剩山图》，如今存放在浙江博物馆。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弘历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安岐过世后，《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在乾隆十一年的冬天来到了弘历面前。但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弘历蒙骗了。

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弘历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

不管弘历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公元1799年，弘历去世。此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书画收藏方面就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嘉庆不如乾隆那样风雅，更是因为，弘历确实已经在有生之年几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华部分。

为了表示对父亲心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这里就是嘉庆封存乾隆主要书画珍藏的延春阁，因为原建筑毁于1924年的一场大火，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画师的笔墨领略它的风采。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遗传，但嘉庆时，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它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它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题跋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杨新访谈]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冯保这个题跋，我琢磨着有文章可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宫里头，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他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讲，这个我们就反过来推测，一个是皇帝直接赏赐给他，你不是喜欢吗我就送给你了，他就会大书特书，皇帝怎么怎么把这个东西送给我了，我怎么怎么的高兴，他不讲他只讲好不讲怎么来的，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冯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径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同时，在京城坊间开始迅速地流传起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宫里一个小太监偷偷把《清明上河图》盗出库房，逃跑时怕被人撞见，慌乱中便将画卷藏在某处宫殿的排水孔洞里，准备日后再夹带出宫。不料天不从人愿，当日就下起瓢泼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图》被水浸泡，取出来时已经糟烂不可收拾。

[杨新访谈]

你说这个故事根冯保题款有没有联系，我觉得有一点联系，因为事实上《清明上河图》没有被毁，也没有水泡的痕迹，就是说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通过种种线索，今天的书画专家推测，当初《清明上河图》被毁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冯保，为掩盖自己盗画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风声。

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又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它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

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两年前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结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

这次，它被珍重地存放在延春阁，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它的真容。

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图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令人们几百年来追逐不断。

[杨新访谈]

首先，他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但是他的写实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宣科，他是有组织的，作为这么一个大的场面，从郊区一直画到城市的中心，这一路他所包含的内容，囊括的事物相当的丰富，如何去把组织起来概括起来，而能够有典型性代表性。这个处理构思就相当惊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桥上能看到那种热烈的场面，那肯定是人山人海挤得一榻糊涂，底下的大船钻过桥洞要放倒桅杆，那个紧张，有人要想插手帮忙又插不上，那种情景你想里面的细节情节很多，但是我们看画家来处理，这些组织的有条不乱，另外就是他的表现，你像城门口那个乞丐，连他周围人的态度，我们都能体现，你看有一个人骑着毛驴回过头来看，就是不想掏钱，这个心态都能表现的出来，这个很简单的几笔就勾下来了，所以清明上河图引人入胜就胜在这个地方。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早在乾隆8年，弘历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

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绘画作品。

画中这个坦胸露腿，光着脚戏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十二帝中最勤勉的雍正皇帝。或许正因为忙得没有时间娱乐，这位雍正皇帝才特别喜欢，让宫廷画师创作这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模仿秀”的行乐图。在这些行乐图里，胤禛一会儿是山间行走的老翁，一会儿又与猕猴嬉戏，这一刻他还在端坐抚琴，下一刻又变成独钓寒江的蓑笠翁。

除了行乐图之外，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国政绩就这样以书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

照片里的这个少年叫溥仪，他是已经退位的满清废帝，不过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还住在紫禁城里。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

这方书画鉴藏印属于溥仪。印文的风格式样，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他退位之后，在师傅们的张罗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风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后，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盖特盖起来。经他“御览”过的书画，有一千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金运昌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心计的老太太，他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姓赫舍里氏，官称是敬懿皇贵妃，这位老太太，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什么机会，她把这个三希堂里面《中秋帖》和《伯远帖》，偷偷的转移到她自己居住的寿康宫，而且在24年出宫的时候，卷在行李里带回娘家去了。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葆昌买到。十余年后，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张伯驹是新一代中有名的爱国收藏家，他与夫人潘素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倾尽家财，许多国宝都是他们夫妇后来向国家捐献的。1935年，就是他们向郭葆昌提出求购二帖。

[楼宇栋访谈] 张伯驹女婿

人家开口呢？一个帖就要3千万连币，合到黄金多少呢？一千两比哪个游春图还黑，游春图要八百两，他要一千两一个帖，那当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没这个财力，你想一个帖一千两黄金，两个帖不就两千两黄金吗？两千两黄金，当时我老岳父，不可能有这个财力的，那么只好作罢。

解放前，二帖被郭葆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总理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5万8千港币购回。

百年沧桑，三希中的二希历经坎坷但终究回到故宫。在特定的展出日子里，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见到，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它又被运往台湾，现在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希堂三帖是幸运的，像它们这样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故宫书画，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历史上曾经被保藏传承过的，书画文物中极小一部分。那些因天灾人祸而损毁或流失的古书画，有些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若隐若现„„

这是中国博物馆进入拍卖行购买文物的开始。这幅画自从1945年被溥仪在长春遗失，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拍卖是它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现身，整个中国文物收藏界都为之震动。而故宫博物院的收购手笔则令人刮目相看。

第五篇：11观大型历史纪录片《信仰》有感

观《信仰》后有感

根据文件要求监区全体干部党员于6月24日、25日在监区党员活动室观看了电视片《信仰》。这部电视片主要讲述了老一辈革命家、共产党员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撒热血，前仆后继，为了共产主义信念不惜献出宝贵生命。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一代代革命先辈，他们为了民族的复兴，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到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从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从天宫1号到神九飞天。如今中国的国了生产总值已位于世界第二。

《信仰》讴歌了几代共产党人肩负使命，将中国从积贫积弱带向富强民主的伟大历程，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坚定的旗帜。

穿越那血与火的烟云，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的抗争；走过那苦与汗的大道，我们目睹了一个民族的崛起；跨过那光与爱的江河，我们迎来了一个民族的复兴。

九十一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六十二年前，在自己信仰力量的支持下，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呼声终结了曾经被奴役的历史，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东方巨狮再次挺起她那巍峨的身躯，发出她那震撼世界的咆哮。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留

下我们壮丽无悔的步伐。

三十三年前，时代有孕育着新的希望、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在自己信仰的支持下，中国人经过艰苦创业和改革开放，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解放了思想的中国人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书写了一个时代最为传奇的一页，那春天的故事也写下我们对时代无尽的探索，写下我们对祖国无尽的祝福，写下我们对明天的美好向往。

从鸦片战火到抗战的胜利，我们历经近一百年的抗争。从辛亥之火到如今的日新月异，我们走过一百年的奋斗，从共产党诞生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需要近一百年的探索，再从伟人的呐喊到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实现，我们同样将用近百年的岁月实现民族的复兴，这更需要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

时移境迁，沧海桑田。从积贫积弱到繁荣昌盛，从山河破碎到强大统一，从受人欺凌到备受尊重，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愧于历史的不朽功业。今朝给予我们光荣梦想，更给予我们责任使命，我们从历史的坐标中，寻找着属于今天的方向，在新时期让信仰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我们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政党生命的动力，在无影无形间集聚着强大的力量。历史虽然远去，但人爱自己的历史应该像鸟爱自己的翅膀，是不可轻易折断的。继往开来，我们继续迎着曙光将春晖洒向长江黄河，洒向昆仑雪域，洒向复兴之路。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

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