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贵院就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延期开庭审理之申请书

第一篇：恳请贵院就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延期开庭审理之申请书

恳请贵院就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

延期开庭审理之申请书

案号：（2015）海南二中刑重字第4号

申请人：王思鲁 律师

单位：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单位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45号天伦大厦23层 联系电话：***

申请事项：延期开庭审理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

申请原因：

我受吴某基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的重审程序中担任吴某基的辩护人，在2015年6月17日至贵院递交当事人委托手续时接到贵院通知该案将于2015年7月16日在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但是，由于公诉部门没有及时将有利于吴某基的证据材料移送贵院，而且查清本案基本事实仍需要向相关部门调取证据，加上海关总署督办的东莞市某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需要我作为辩护人参加2015年7月13日至17日的庭审，因此为了使吴某基的诉讼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也为了使该案能够在事实得以彻底查清，证据得以充分质证的情况下公正审理，我们建议贵院延期开庭审理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

一、公诉部门没有及时将有利于吴某基的证据材料及时移送贵院，致使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也使我们的辩护工作难以充分开展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贵院重新审判的裁定书已经明确指出“本案在侦查阶段冻结的涉案赃款账户未随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遗漏了原审被告人吴某基的量刑情节，且无法及时有效的对涉案财产进行处理，造成本案量刑事实不清，影响公正审判”，然而直至今天公诉部门也没有将被冻结款项的相关材料移送贵院，在这些材料缺失的情况下，本案在2015年7月16日开庭审理后仍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即使公诉部门赶在开庭前将这些材料移送贵院，但是我们辩方还需要向贵院预约申请阅卷等一系列手续才能查阅到这些材料，届时我们将难以有充分的时间对相关材料进行足够的分析研究。

另外，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本案的侦查机关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在2013年7月29日、2013年7月30日到某某公司扣押了琼洋浦3****、3****、3****、3****这4艘渔船的《渔业船舶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等渔船证件，而这些证件极可能是能够证明吴某基无罪的证据材料，我们为此已经向贵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贵院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调取这些渔船证件。

由于等待公诉部门移送证据材料以及贵院通知我们辩护人进行阅卷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在2015年7月16日开庭审理此案可能会因为公诉部门仍未移送材料而影响庭审效果，而时间上的仓促也使我们的辩护工作难以充分展开。

二、基于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我们已经向贵院申请向有关单位调取证据材料，为此有必要延期开庭审理本案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需要调取新的证据，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并继续审理。”

我们在查阅本案证据材料时发现，侦查机关从浙江渔民林某傲、刘某雷等人处提取的书证与侦查机关从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中心调取的渔船档案材料之间存在矛盾，因而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足以查清刘某雷等人的10艘渔船是否曾挂靠某某公司并于2005年转移到浙江生产，即无法查清吴某基是否有隐瞒渔船转移真相的犯罪事实，因此我们已经向贵院提出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中心调取相关材料的书面申请。

另外，我们在查阅本案证据时还发现，某某公司早在2002年就向海南省渔业厅申请10艘钢质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而控方却认为某某公司是在2003年为了帮助刘某雷等人的10艘渔船办理渔船证件才申请的船网工具指标，因此某某公司向海南省渔业厅申请10艘钢质渔船船网工具指标的书面材料可以证明刘某雷等人的渔船是否真的挂靠某某公司，从而证明吴某基有无隐瞒渔船转移的事实前提。与此同时，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出具的《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琼洋浦3****等10艘渔船的情况的函》是控方证明琼洋浦3****等10艘渔船“在法律上”应当注销的核心证据，但该函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巨大问题。因此我们亦已经向贵院提出向海南省渔业厅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

鉴于贵院审查我们调取证据申请以及向相关单位调取证据需要时间，而且调取证据后通知我们阅卷和诉前准备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贵院原定于2015年7月16日的开庭时间已经难以满足目前调取证据等诉讼流程的需要。

三、海关总署督办的东莞市某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需要我作为辩护人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2015年7月13日至17日的庭审，与贵院原定开庭审理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的时间相冲突

在2014年海关总署部署的“绿风”专项行动中，黄埔海关破获了一起特大走私皮革案件，横跨全国15个关区，涉案案值60.9亿元，偷逃税额近10亿元，共抓获89人，该案目前已经移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向我送达《出庭通知书》（见附件1：《出庭通知书》），通知我作为该案第二被告朱某发的辩护人参与2015年7月13日至17日的庭审活动，从而使该案与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的开庭时间产生冲突。

由于东莞市某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牵涉30名被告单位、被告人以及数十名律师，加上该案证据材料繁杂，庭审时间难以预判和控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开庭时间方面基本没有调整的空间了。

因此，为了使吴某基能够切实享受到依法辩护的诉讼权利，也为了使吴某基案的审理能够有质量、有效率地进行，我恳请贵院考虑实际情况调整吴某基案的开庭时间。

综上所述，基于本案情况复杂需要较多时间准备，而公诉部门仍然没有及时将有利于吴某基的证据材料移送贵院，我们也向贵院提出了向相关单位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结合案件开庭时间冲突的情况，我们恳请贵院延期开庭审理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建议贵院将吴某基案的开庭时间调整至2015年7月末或2015年8月初。

此致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王思鲁律师 2015年 6 月 26 日

附件：

1.（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93号《出庭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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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恳请贵院就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调查取证之申请书

恳请贵院就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向海南省

海洋与渔业厅调查取证之申请书

案号：（2015）海南二中刑重字第4号

申请人：王思鲁 律师

单位：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单位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45号天伦大厦23层 联系电话：***

证据持有单位：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厅长：张某

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59号 联系电话：(0898)65337270

申请事项：

我受吴某基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吴某基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的重审程序中担任吴某基的辩护人，在2015年6月17日向贵院递交了委托手续并进行了阅卷，现因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向贵院提出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调查取证的申请，具体包括：

1.调取海南洋浦某某远洋渔业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琼洋浦3***

1、琼洋浦3***

4、琼洋浦3***

5、琼洋浦3***

6、琼洋浦3***

7、琼洋浦3***

8、琼洋浦3***

9、琼洋浦3***0、琼洋浦3***

1、琼洋浦3***2等10艘钢质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时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提交的全部书面材料。

2.调查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于2005年12月19日出具的《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情况的函》（琼海渔办函[2005]19号）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具体问题提纲如下：

（1）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在作出该函件“同意注销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书”的决定时是否有进行过调查核实，是否曾与海南洋浦某某远洋渔业开发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某基了解情况，相关调查形成了什么书面材料？

（2）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在调查过程中，是依据哪些证据材料认定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为浙江省温岭市林某等人与海南洋浦某远洋渔业开发公司合股建造的？

（3）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自行作出“同意注销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书”决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4）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在向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出具该函件后，是否真正注销了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件？

（5）如果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已经真正注销了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件，为什么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仍能通过2005年至2011年的年检年审？（6）如果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未真正注销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件，即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书仍然有效，那么浙江省温岭市林某等人的10艘渔船在浙江温岭市重新登记入户获取船号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申请原因：

控方在琼检二分公一刑诉[2014]68号《起诉书》中指出吴某基犯诈骗罪的事实是“2003年，浙江温岭市渔民刘某雷等9人造好了10艘钢质渔船，因在浙江无法办理渔船捕捞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经人介绍，在村主任肖某玉的带领下找到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基，吴某基表示可以以某某公司名义申办相关渔船证件，并承诺提供帮助将渔船转回浙江生产。2003年9月，某某公司通过洋浦渔政渔监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申请了10艘钢质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及相关船舶证件„„2005年，刘某雷等10艘渔船船主因跨海域作业经常被处罚，遂向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将其所有的渔船转回浙江生产，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函要求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注销刘某雷等10艘渔船在海南的渔船证书，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回函同意注销，随后刘某雷等船主在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重新申请了10艘渔船的相关证件”。

前述控方认定吴某基犯诈骗罪的事实包括两部分：

1.刘某雷等人在2003年造好渔船后因无法在浙江办理船证，遂与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某基联系，由吴某基以某某公司名义为刘某雷等人办理渔船证件；

2.2005年，海南省在核实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为刘某雷等人与某某公司合股建造的情况下，出函同意注销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书。

但是，控方认定的事实与案卷证据材料、法律规定有严重的出入，违背常理逻辑，为了查清相关事实有必要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调查取证。

一、海南洋浦***远洋渔业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琼洋浦3***1等10艘钢质渔船船网工具指标时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提交的文件材料能够证明其申请船网工具指标的时间是2002年，从而证明不存在以某某公司名义帮助刘某雷等人10艘渔船申办渔船证件的情况

刘某雷等人的口供及其提供的书证均反映其造船并挂靠某某公司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控方在琼检二分公一刑诉[2014]68号《起诉书》中指出吴某基犯诈骗罪的事实前提是“2003年，浙江温岭市渔民刘某雷等9人造好了10艘钢质渔船，因在浙江无法办理渔船捕捞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经人介绍，在村主任肖某玉的带领下找到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基，吴某基表示可以以某某公司名义申办相关渔船证件，并承诺提供帮助将渔船转回浙江生产。2003年9月，某某公司通过洋浦渔政渔监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申请了10艘钢质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及相关船舶证件”。

然而事实上，根据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出具的琼海渔[2002]425号《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同意海南洋浦某某远洋渔业开发有限公司建造渔船的批复》（卷8P17~18），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早在2002年12月17日就“同意海南洋浦某某远洋渔业开发有限公司建造10艘钢质渔船”，而某某公司向有关机关“申请”建造10艘钢质渔船的时间更是在此之前。由于申请船网指标时需要登记船长、功率等渔船核心指标，某某公司2002年申请的船网指标不可能预料得到刘某雷等人在2003年挂靠生产的渔船数据，不可能是以2003年才来商谈挂靠事宜的刘某雷等人的渔船为标准申请船网指标的。根据《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卷7P89），某某公司至晚也是在2003年4月30日提交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而刘某雷、林某傲等人提供的书证的签署时间无一不远远晚于这个时间，某某公司根本不可能是为了刘某雷等人的渔船挂靠而申请的船网工具指标。

因此，为了查清某某公司申请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船网工具指标的时间，核实某某公司是否为了使刘某雷等人的10艘钢质渔船能够顺利挂靠才申请的船网工具指标，有必要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调取海南洋浦某某远洋渔业开发有限公司申请10艘钢质渔船船网工具指标时提交的全部书面材料。

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出具的《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情况的函》（琼海渔办函[2005]19号）的内容是否真实合法，对证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是否已经转移到浙江生产有重要影响，而这决定吴某基是否有构成诈骗罪的可能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出具的《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情况的函》（卷1P71~72）载明“经我厅渔政处调查核实，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属海南洋浦某某远洋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贵省温岭市林某等10名渔民合股建造，今年5月份10艘渔船离开海南赴温岭市生产„„经我厅研究决定，同意注销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书，功率指标及所有的法律关系由10艘渔船船东自行负责”。该函件是控方证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在法律上”应当注销的核心证据，即用以证明吴某基“隐瞒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已经转移到浙江生产的真相”的关键。

但是，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在函件中之所以“同意注销”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书是因为其已经“调查核实”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属于林某等渔民与某某公司合股建造并已经于2005年5月赴温岭市生产，但是现有的案卷中没有任何证据材料反映出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已经就某某公司与林某等人是否有合股建船一事进行过调查，被告人吴某基作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案发前对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已经同意注销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证书一事毫不知情。事实上，在证件持有人某某公司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自行作出“同意注销证件”的决定是缺少法律依据的，而且在同意注销证件后连最起码的告知都没有更是严重违法。

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在2005年12月19日出具《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情况的函》表示“同意注销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书”之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每年仍然进行年检年审，而这些年检年审都得以通过，这说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并不认为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证件“应当注销”。事实上，涉案10艘渔船除了4艘（琼洋浦3***

4、琼洋浦3***

7、琼洋浦3***

9、琼洋浦3***1）因拆解报废而由某某公司申请注销外，其余的渔船证件至今一直有效，而刘某雷等人的10艘渔船如果就是挂靠某某公司生产的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在琼洋浦3***1等船证尚未注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在浙江重新登记入户取得船籍的。

因此，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出具的《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情况的函》的内容是否真实有效以及与该函件相关的渔船证件注销问题（即前述申请贵院进行调查的问题提纲中的6个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均是查清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是否就是刘某雷等人的10艘渔船并已在2005年转移到浙江生产的焦点问题，是判断吴某基是否存在隐瞒渔船转移真相这一情况的事实前提。

综上所述，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保管的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申请材料以及其对《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的情况的函》的解释是查清琼洋浦3***1等10艘渔船是否为浙江渔民刘某雷等人所有并已于2005年转移到浙江生产的关键证据材料，是能够影响控方指控吴某基犯诈骗罪是否成立的关键证据材料，但辩护律师能力范围内难以收集这些证据材料。因此，我们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向贵院提出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望贵院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依法准许该申请。

此致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王思鲁律师

2015年 6 月 26 日

（金牙大状律师网原创，欢迎转载，但需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