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屡陷“风水漩涡”

第一篇：官员屡陷“风水漩涡”

2011年国考申论热点：官员屡陷“风水漩涡”【·来源：中国公务员网 ·修改时间：2010-11-18 10:19:00 ·点击：216】【字体：大 小】背景材料：“风水”轮流转，今日又重来

风水学，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勘察地理、选择合适地方的一门学问。古时风水多用于城镇村落选址、宫殿建设以及寻找丧葬地形。风水学历史久远，盛行于中华文化圈，深刻影响着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向贾谊询问鬼神之事，令后人为之唏嘘不已。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可谓是“风水”轮流转，又开始有点“风生水起”之势了。如今，和汉文帝夜半问鬼神之事一样，有着公权力影子的“风水”现象呈现出趋多之势。其中不仅有少数官员，甚至近年来国家机关因迷信风水而被媒体曝光的不在少数。

某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认为县城主干道正好冲着县政府大门，风水不好，于是就在这条主干道上放了一架退役歼6歼击机，飞机寓意升官发财，但这条主干大道却成为断头路。

某市原有一湖叫骆马湖，但有关部门认为骆马湖谐音为“落马湖”，不吉利，便要改名为“马上湖”(“马上福”)。

某市市政管理部门半年之内两下公文要求拆移投资3000多万元的关公像，其主要原因据公文所言是：将军山关公像理应拆移，原因是“关公像以傲视万夫的姿态俯视端城，甚为不妥”，“以一武财神傲视所有党政机关，有失君行”。

日前，西部地区某国家级重点贫困县，耗巨资搬运一块被奉为神石的大石头，以寓意“石(时)来运转”。

【应试思路】

第一，我认为不重民生重风水的做法危害甚大

“‘风水桥’护龙脉，‘伤心桥’失人脉。”这是当地老百姓对这些有着公权力影子的“风水”现象及工程的回应。因此，少数官员重风水不重民生现象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并且动摇人们信念，危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首先，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有些官员不信马列信风水，把风水先生视为神明，向风水先生问生老病死之卜，向风水先生求升官发财之道，向风水先生谋平安幸福之法，风水左右了这些官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操纵着他们的从政行为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之影响。

其次，直接损害了公众的利益，成为腐败的重要源由。从目前已揪出的“风水”官员来看，其中许多人都有迷信心理，有的还经常参与迷信活动，迷信使他们的腐败行为逐渐升级，迷信使他们腐败的胆子越来越大。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结识“大仙”殷凤珍后，便在家中摆佛堂、供神台，在枕头底下压“五道神符”，以做佛事为由，向私企老板们伸手要钱要物。

最后，推波助澜，败坏了社会风气。“官德毁，而民德降。”“德不厚者，不可使民。”一定意义上，领导干部比一般社会成员对社会道德建设的影响更大更深。人们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言论中感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要求，从他们的道德行为中判断善恶是非。如果官员频频现身风水场所，极易起到某种“示范”作用，令风水之术呈现火上浇油之势。

第二，官员缘何“不问苍生问鬼神”，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有对马列主义深厚的信仰，但有少数人却始终走不出“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怪圈，原因是多样的。

一是自身文化修养不足，寻找精神寄托。在笃信风水并受风水因素左右的官员中，有的信仰已经失落，心中不再有对真理和人民的敬畏；有的因为地位的变化，受金钱、地位、美色的诱惑，理想信念丧失，荣辱美丑混淆，价值取向畸变。于是，他们精神空虚、心灵无处安顿、精神无所寄托，就逐渐对一些风水现象产生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错位。

二是为升迁，求官运、财运。目前，有少数人认为，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因此他们不辞辛劳迷信上司，不问苍生问鬼神便成了他们为求升迁、求官运的“保险”措施了。因此，针对神秘力量的烧香拜佛不过是唯上级是尊的官场迷信的一个延伸。

三是为消弭灾祸。有一些相信风水的官员，本身就是贪官。他们总是惟恐东窗事发，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寻求一种精神支柱为自己撑腰，请冥冥之中的神灵庇佑，以求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出现了“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风水现象。

最后，如何“一枝一叶总关情”，我提出以下建议：

官员执掌的是社会公权，承担的是公共责任，对社会风气、群众思想影响巨大，因此对于官员迷信风水的现象，不能只做道德评判，而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禁止。

一要树立正确信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以德行施政，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目前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的官员风水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信仰出了问题。《中国共产党党章》第34条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对此，《求是》杂志曾评论说：“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要从根本上防止少数官员相信风水现象的出现，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极为重要。

二要关心百姓疾苦。古时，郑板桥为县令时曾作“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一诗，就是说做官要时刻体察百姓的疾苦，把民间冷暖、饥饱、苦乐挂在心间。封建时代的官员能有如此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感情，尚能体察百姓的疾苦，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更应该常听为民之言，常怀为民之心，常谋为民之策，常兴为民之举，将为人民群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评价工作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搞劳民伤财的所谓面子工程、风水工程。

三要提高科学素质。据“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对参与调查的900多

名县处级公务员调查发现，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有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于是乎，为了“保官”、“升官”，有一些人或给祖坟迁一块“宝地”；或让所谓的“大师”在办公桌或本人身上贴上“护身符”。事实证明，加强科普教育、提高科学素质，防止少数官员相信风水，已经迫在眉睫。

四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即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这既体现了一般现代政党执政重视依法治国执政方式的普遍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和处于国家领导核心长期执政的特性。目前出现的少数“风水”官员现象体现了他们作为执政能力的不足。因此，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篇：获刑官员保外就医屡走样 副市长判10年直接回家

获刑官员保外就医屡走样:副市长判10年直接回家

“保外就医”缘何屡屡走样

违规保外就医严重妨碍了刑罚的正确执行，破坏了司法公正，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2014年1月8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表示，要深化狱务公开，进一步健全完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依法公开制度。

近年来，一些罪犯利用法律法规存在的漏洞，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逍遥“狱”外，出现“一保到底”或“保而不医”的现象。

“监外执行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情况，且适用监外执行没有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变更执行方法。”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处长潘开元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保外就医是监外执行的一种。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经有关机关批准取保在监外医治。”

“根据法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准保外就医：身患严重疾病的；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的。”潘开元介绍。

在上海财经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教授看来，保外就医保障了监狱里的罪犯接受治疗的权利，是一种制度关怀，这也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然而，这种彰显司法文明与人道主义的制度，在执行中却因可操作空间太大而屡屡走样，最终反过来伤害了制度本身。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使保外就医异化为一些罪犯逍遥“狱”外的渠道呢？

逍遥“狱”外

2009年7月30日，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日，他却从法院直接回了家。这源于他花了不到10万元钱，通过买通看守所所长、医生等人违规获准“保外就医”。在监外逍遥了一年多，直至2011年初省检察院对林崇中被违法暂予监外执行一案进行立案侦查，他才被收监。

又如广东省电白高考舞弊案主犯陈建明被判徒刑8年后，以蹊跷的保外就医，长达8年之久，当地法院、公安等部门均不知其所踪；因受贿和贪污被判刑5年的潮州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刘益民，在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下，一样成功“保外”，等等。

2011年3月1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仅2010年，我国检察机关就纠正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程序或脱管漏管555人。

2013年3月10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工作报

告中介绍，五年来，检察机关开展保外就医、职务犯罪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等专项检查，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52068人。

与普通罪犯相比，在保外就医中，获刑官员占有相当比例。“获刑官员之所以容易获取保外就医这一特殊通道，在于官员在位时广织关系网，具有深厚的人脉，更具备利用先前的各种资源造假的条件。”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获刑官员一般都是职务犯罪或经济犯罪，没直接受害者紧盯着。”在杜立元看来，“如果他们保外就医低调些，被发现的几率极小。”

除一些获刑官员把保外就医当成逍遥“狱”外的一个渠道，也有其他类型的罪犯钻此空子，有的甚至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比如大连市“黑老大”邹显卫，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后通过买通监狱长等手段获准保外就医，结果出狱后再次酿成血案，最终被判处死刑。审批流程过简

目前，各地监狱办理保外就医的依据，主要是1990年12月31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及其附件《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在杜立元看来，这个部门规章已颁行二十多年，受当时立法水平所限，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而且，在其上位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都已作出修订的情况下，该办法至今未作修订，未能与上位法紧密衔接，使保外就医在提请、鉴定、审批、移交、考察和监督环节上都存在问题。

“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规定，监狱讨论罪犯是否保外就医时，检察院（组）人员只是列席参加。”杜立元说，“上报罪犯保外就医的手续时，尽管将副本送给担负检察任务的派出机构，但仅是告知备案。”

“从这一程序不难看出，对罪犯决定是否保外就医，监狱本身就有决定权，检察系统的监督权相当有限。”杜立元说。

这些问题已引起高层的重视。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刑诉法对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程序进行了修改。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

“新刑诉法出台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检察机关对监狱系统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制约，但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效果有待观察。”杜立元说。

“罪犯保外就医的病残情况，应符合《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的规定。”潘开元说，“下列罪犯，根据法律规定不准保外就医：一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

期间的；二是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三是服刑期间自伤自残的。”

但在麻国安看来，《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也漏洞颇多。“尽管列举了30类可准予保外就医的病残情况，但对于严重程度的指标，许多疾病伤残未列出。而其中第三十种情况„其他需要保外就医的疾病‟规定，使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更是为违法操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新刑诉法中的伪证罪，只惩罚在刑事诉讼中医生出具的假鉴定，但对于在审判之后的保外就医中的造假者，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麻国安说，“这个法律盲区，更助长了个别不良医生虚假鉴定的胆量。”

监督环节薄弱

从以往大量案例来看，违法保外就医乱象频生，除审批流程漏洞较多外，事后监督乏力，也是事实。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十条规定，„由取保人领回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然而，保外就医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在当地公安机关尚未接收的情况下，将管理权完全交给取保人，容易造成管理上的脱节，使罪犯处于漏管状态。”杜立元说。

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吴三军对保外就医监督薄弱感触颇深。“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决定保外就医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需要保外就医，应将《暂行监外执行决定书》抄送检察院和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但在实践中，决定机关却很少与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出监后，又不主动到派出所报到，罪犯释放后很容易脱管。”

“按照法律的规定，保外就医人员疾病痊愈刑期尚未满的应当及时收监，但实践中公安机关限于人手少，难以对此定期不定期进行复查，这就使一些罪犯虽已痊愈，却难以收监执行。”吴三军说。

“„取保‟是罪犯保外就医工作中的必备环节。办理取保手续的目的，就是要求保证人对保外就医罪犯尽管束教育之责，保证保外就医罪犯遵纪守法。”在麻国安看来，“我国刑诉法对服刑罪犯保外就医是否需要保证人、保证人的条件与义务及法律责任均没有作出规定。” “由于法律对未尽义务的取保人，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导致了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取保人只保不管，使保外就医罪犯失去制约。”麻国安说。

如何扎紧篱笆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要抑制违规保外就医现象的发生，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保外就医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潘开元说，“一是1990年制定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已使用20多年，社会发展变化很大，已不适应形势需要。二是《罪

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是由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签发，其中缺少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起来部门之间的操作标准和衔接上容易遇到障碍。这需要尽快修订完善保外就医相关的配套制度。”

针对保外就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麻国安认为，除了进一步推动司法公开外，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互通信息，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沟通，协商解决，密切配合，防止脱管漏管现象发生。

“应做到将相关裁定文书在网上公开，增加一个公示环节，对拟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公示，以便公众和检察机关进行监督。”麻国安说，“有条件的监狱和公安机关，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保外就医纳入微机管理，与派驻检察机关微机连网，实行动态管理和动态监督。一旦发现不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要及时对罪犯进行收监处理。”

“加大事后惩戒力度，凡是参与合谋骗取保外就医的人员，均以律治罪，加大违法犯罪的成本。”麻国安建议。

“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周密设计，做到每个程序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避免权力寻租。”杜立元说，“应对保外就医鉴定人资格、鉴定程序、鉴定书内容、虚假鉴定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一旦发现鉴定人违法操作，严惩不贷。” “应当建立鉴定医师准入制度和从业医师培训制度，完善违法鉴定刑事追责制度，将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审判以后的阶段。”杜立元建议。

杜立元说，“应进一步明确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和标准，将那些在现有医疗水平下已经能够得到较好治疗的疾病，从保外就医的范围里删除。”

“此外要严格规定取保人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杜立元还建议，“当监狱或公安机关考察保外罪犯发现其擅自外出或下落不明时，取保人不提供任何线索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在杜立元看来，从长远计，有必要将保外就医的批准程序由现行的行政程序改成司法程序，变由监狱单方面决定保外就医为由中立的法院来裁决。在执行和监督程序上，切实加强检察院的监督权，从而有效地堵住保外就医这条罪犯逍遥“狱”外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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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天津风水大师求前大师谈官员携款出逃现象1

著名风水大师求前大师

——谈中国官员携款外逃现象

中国官员携款潜逃就像一只偷吃主人食物负罪逃离羊群的肥羊，并且还认为在羊群生活的地方草也被吃得所剩无几，表面看逃离后再换一个嫩草丰盛的地方的确是个好主意，但是作为中国潜逃官员他确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身上流淌的永远都是汉人的血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种族特征是无法改变及磨灭的；也就是说，他无论逃到哪里羊终究是羊，面对丰盛的草地他可能沾沾自喜，以为他做出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根本没有考虑这片草地其实是狼的地盘，因为狼不是吃草长大的，狼是食肉动物。他（羊）的闯入，正符合狼的心意，这正是狼的下一顿美餐，羊不要错误地认为狼不吃掉自己就可以和睦相处，他（羊）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狼不吃他（羊）只代表狼现在还不饿，等狼肚子饿了才会对身边猎物感兴趣的。。。

第四篇：2013年08月15日厅局级官员屡空降高层 城商行董事会被指成养老院

2013年08月15日厅局级官员屡空降高层 城商行董事会被指成养老院

2013年08月15日 06:39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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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从6月到8月的近两个月来，多家城商行高层出现强烈震荡，但在这一系列的高层变动中，无论哪家银行的董事会都似乎只是一个摆设，高层任命书上始终弥漫着浓厚的行政气息。

从南京银行[-1.11% 资金 研报]、北京银行[-1.17% 资金 研报]、徽商银行、江苏银行、重庆银行等城商行的高管任免情况来看，不管是地方政府空降，还是银行内部提拔、同区域内的银行间流动，都为城商行的高管任免，深深地盖上“行政化”的印章。有些城商行的高管职位甚至成为地方官员退休前的好去处。

一位城商行高管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在城商行中，话语权与持股比例并不成正比，谁的行政权大谁就更有话语权。有些城商行试图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稀释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来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但一直成效甚小。”

8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易宪容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称，“在欧美，银行高管都是通过公开市场招聘的方式产生，而国内城商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竞争。”他认为，“除公开招聘以外的其他方式都是不行的。”

官员屡“空降”高层

今年6月，南京银行新任行长人选终于尘埃落定，由南京市金融办原主任、党组书记胡荣空降至南京银行担任行长。而早在今年2月份的南京市人大会议上，胡荣才刚由南京市金融办副主任升至金融办主任。南京银行原行长夏平则调任江苏银行接任董事长一职。

事实上，南京银行的董事长林复同样来自政府部门。南京银行2012年年报显示，在2001年担任南京银行董事长之前，林复曾历任南京市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处长，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

7月，徽商银行的董事长任免一事使得其备受关注。安徽省苏州原市委书记李宏鸣调任徽商银行董事长一职，外界称李宏鸣有长期、丰富的从政经验，官至市委书记、属副厅级干部。

一个没有银行从业背景的高管，能否胜任上市银行董事长一职？当时，时代周报就此事做了报道，当地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主要原因是，李宏鸣快到退休年龄，将其调到银行，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实际上是给他留个“肥差”。

而在2009年，徽商行长换届选举时，因在部分董事不知情的情况下省委组织部宣布将时任行长的李和停职，独立董事吴晓球对此颇有异议，认为此举已经违规。

在拟上市城商行中，重庆银行也于去年底对其高管进行调整，主要采用内部提拔的方式。其中，时任董事长的马千真辞去董事长职位，转而担任监事长；新任董事长由重庆银行原行长甘为民升任，原副行长冉海陵则升任重庆银行行长。

而不管是地方政府空降，还是银行内部提拔、同区域内的银行间流动，都为城商行的高管任免，深深地盖上“行政化”的印章。有些城商行的高管职位甚至成为地方官员退休前的“好去处”。

“城商行的人事权大都握在地方政府手里，通常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判断、手中掌握人选来安排高管，因此地方官员空降城商行的现象就比较普遍，说到底是跟城商行大股东是地方政府有关。”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股权与话语权不成正比

近年来，城商行也在有意识地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央行2002年公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城商行几乎都建立了“三会一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运行架构，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并配备了相应的董事、监事等，但地方政府仍对城商行影响颇深。

有些城商行试图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稀释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

以徽商银行为例，早在成立之初，时任安徽银建局局长的杨家才就曾表示，希望通过整合、引资、上市这三步，来稀释地方政府股权。他表示，“在今后的增资扩股中，我们要淡化政府的影响，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是无官股、无控股。”

2007年时，徽商银行便有意引进战略投资者，但始终未能如愿，至今，地方政府持股比例仍居高不下。没有外资股东的制约，徽商银行难去行政化，在2009年董事长李和被迫辞职之后，2010年新增加的5位非执行董事中，有4位来自政府机关。

一位对城商行有多年研究的学者向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股权结构不合理以及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影响和制约了城商行公司治理建设。如果城商行的董事长、行长、副行长均由地方任命的话，董事会无法实现对管理层的制约作用，形同虚设。

上海一家券商银行分析师认为，在某些城商行中，外资股东持股比例虽高，但实际上并未拥有话语权，“外资方一直想争夺话语权，但它们的目的也很简单，发挥股东应有的作用，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而已。”

上述城商行高管认为，不管是外资抑或中资股东，话语权应该与持股比例成正比，谁的股权大谁就更有话语权，这才符合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政府、国资委层面上，即使股权比例较大，但由于其行政角色，也应该充分听取和尊重其他股东的利益。

不过，易宪容认为，目前城商行行长任命始终没有摆脱行政色彩，即使这次北京银行首设了试用期也是不符合市场的规范。“这不是创新，而是后退。因为在欧美，银行高管几乎都是通过公开市场招聘的方式产生，而城商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竞争。董事长、行长等银行高管的任免必须经过市场竞争，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产生，其他方式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