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最小国家中国榜上有名（共）
最新研究表明，贸易投资风险综合指数与收入水平总体成反比，收入越高，风险越低。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贸易投资风险指数大体按收入水平依次排序。中国第一个《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报告(ITIRI)1日正式问世，这部由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主持编制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为全球贸
易投资提供了方向标和政策指南，也标志着中国国际化、全球化进程将进入一个透明、清晰、有序的新阶段。
《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报告包括了欧洲、北美、亚洲、拉美、非洲、大洋洲不同地区七十五个国家和经济体，以及高、中、低收入不同层次国家，这些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GDP)百分之九十四，占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一，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九，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均衡性。
报告从全球视角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透过对七十五个国家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支付风险四个大类指标和十六个分项指标的系统分析，研究政治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特征，以及国际贸易投资风险与趋势，量化排序。
对比显示，这份《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ITIRI)与国际权威风险评估机构——政治风险服务公司编制的《世界各国风险手册》(ICRG)风险指数，无论是国别指标或是整体综合指标都非常拟合，显示出中国国际贸易投资风险评估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季铸表示，中国进入前十名是指标编制前未曾预料到的，这标志着中国保持和平稳定、积极改革开放、专心经济发展的战略已经显露成效。
据悉，《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计划每年定期发布。
新闻说明：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比具有许多不同之处它是一种复杂的商品交换活动各种手续繁杂牵涉面很广存在信用风险、商业风险、汇兑风险、运输风险、价格风险、政治风险等。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外贸经营者要了解这些风险的形成原因谨慎应对。
第二篇：中国贸易报：联合发布《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
报告包括了欧洲、北美、亚洲、拉美、非洲、大洋洲不同地区75个国家和经济体，以及高、中、低收入不同层次国家，这些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GDP）94％，占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91％，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89％，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均衡性。报告从全球视角研究进入21世纪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透过对75个国家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支付风险四个大类指标和十六个分项指标的系统分析，研究政治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特征，以及国际贸易投资风险与趋势，量化排序，编制出《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
报告统计分析显示，75个国家贸易投资风险综合指数分布比较均匀，85％的国家贸易投资风险综合指数值基本分布在0.5－0.8之间，总体算术平均值0.6133，国际贸易投资总体风险水平较高。
世界不同地区贸易投资风险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北欧是全球贸易投资最安全的地区，西欧因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参与国际战争和经济欠佳，导致排名下跌；北美三国总体风险状况较好，美国排在第15名；亚洲地区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差别显著，东亚的中国香港、中国进入10名，日本跌至55名；东南亚地区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状况参差不齐，新加坡排在第三名，印度尼西亚排名倒数第10名；南亚和西亚总体风险指数水平较低，面临较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中东欧国家贸易投资风险指数处于中下游，政治经济风险较大；非洲七国贸易政治经济总体不佳，在国际贸易投资指数排名中落后；政治不稳、经济欠佳、汇率波动，使拉美地区风险增大；相比之下，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全球贸易投资很安全。
实践表明，国际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相关，经济波动是未来国际贸易投资面临的首要风险。鉴于世界经济已经到达8年经济周期的顶部，转而进入下降过程，经济风险加大。包括美国在内的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相互贬值，进行汇率博弈，汇率风险加剧。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是政治风险的重要因素。
对比显示，这份《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ITIRI）与国际权威风险评估机构———政治风险服务公司编制的《世界各国风险手册》（ICRG）风险指数，无论是国别指标或是整体综合指标都非常拟合，显示出中国国际贸易投资风险评估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本身是一种不确定性，主要源于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无序。《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的推出，无疑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计划每年定期发布，以服务中国，服务世界。
第三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成为区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风险案例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衡量各国风险并划分出投资风险低、中、高三个区域，为改善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益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风险因子；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主权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45-1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有了较快增长，区域直接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97.3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671.9亿美元，直接投资流量从2007年的32.5亿美元上涨至2017年的143.6亿美元。但在总量上升的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事件频发，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环境不优，投资主体风险防范经验不足，前期风险评估不充分是造成风险案例多发的主要原因。为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征，评估各国投资风险高低，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与实践。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逻辑
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风险定义为：违背主体意愿的结果事件发生的概率[1]，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则可以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可能性。经济活动的发生必然面临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东道国投资环境也更加复杂。杨丽梅（2006）[2]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分为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聂名华（2009）[3]更加细致地总结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三个层面的风险：国家层面风险，如政局不稳定、政策不连续、法律法规变化、恐怖主义活动等；市场层面风险，如汇率水平、物价波动等；企业层面风险，如投资决策、项目经营、道德风险等。本文主要从国家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参照布歇（Bouchet等，2003）[4]的观点，国别风险基本涵盖了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等潜在因素，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东道国的投资风险。
学者普遍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托马斯和格罗斯（Thomas和Grosse，2001）[5]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政治风险等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雅各布森（Jakobsen，2010）[6]认为政治风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崔宗模和全兵南（Choi和Jeon，2007）[7]则发现汇率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邱立成、赵成真（2012）[8]则认为法律和环境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国民收入越高的东道国，法律和环境风险越严重。在识别了风险来源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开始量化评估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罗博克（Robock，1971）[9]、西蒙（Simon，1982）[10]先后运用独立和非独立变量实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拉梅尔（Rummel，1978）[11]和克拉尔（Kraar，1980）[12]设置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之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风险来源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金（Kim，1992）[13]从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去综合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研究为主，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区域政治风险占主要地位。马博雅（2016）[14]指出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沿线政局动荡和大国利益竞合，各国战略互信不足、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使“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脆弱。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东道国关键领域的项目投资风险评估不到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存在投资质量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樊增强，2015）[15]。在货币金融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加深，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逐步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封闭、信息化手段落后及投融资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企业投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宁薛平，2016）[16]。主权信用风险方面，如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17]中指出，沿线各国政治、经济、金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区域内国家主权信用水平参差不齐，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对“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的开展尤其不利。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有少数学者从量化角度衡量了投资风险：苏馨（2017）[18]对除中国外的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测算，但目前已有的风险定性研究，对风险的衡量较为粗略，尤其是衡量政治风险的评价指标有限，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特性刻画不足。
本文的“一带一路”区域包括65个国家，参考已有的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研究，结合国际知名信息公司领英（The PRS Gr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国别风险报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角度分别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情况，构建风险衡量指?瞬馑愀鞴?投资风险，将各国按照风险高低进行排序，并将“一带一路”各国分为投资风险高、中、低三个地区，以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应区域国家风险特点，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情况
2015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19]2017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从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投资目的地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见图1）。东南亚8国一直是“一带一路”区域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地区，每年接受的中国直接投资额占“一带一路”沿线总投资额的40%以上；俄蒙两国、中亚、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近年吸引中国投资的规模逐步增长，俄罗斯更是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10位的国家。由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市场长期以来被欧洲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主导，距中国的空间距离较远，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一直较小，年直接投资流量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占比一直不到2%，且增长速度缓慢。
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大多资金需求庞大、投资周期较长、涉及资本跨境合作，叠加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地区分布集中、行业分布敏感、投资主体单一的特性，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较多。据统计，2005年1月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投资风险案例共49起（占对外投资风险案例总数的28.3%），总金额777.2亿美元（占26.2%），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5.9亿美元（见表1）。从风险项目损失金额与投资总额的比值来看，经计算，2005―2016年“一带一路”区域的比例为41.1%，高于全球38.4%的平均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金融、法律和主权信用等方面具有一些高风险特性，下面分别进行简单梳理。
（一）政治社会风险
巴特勒和乔奎因（Butler和Joaquin，1998）[20]将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定义为：“东道国政府在跨国企业经营中突然改?政策规则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可能性。”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程度对投资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经济风险，是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首先考虑的风险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了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一些区域。第一是政局动荡。东西方多种文明在“一带一路”地区交汇，导致该区域政治宗教冲突频繁发生，缅甸、印巴、阿富汗、乌克兰等一些国家处于国家内部分裂或领土纷争之中，突发性**或战争频发；西亚、北非国家更是政局动荡的集中区域，部分国家长期敌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旧有冲突热点依然发酵、战争频发，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活动使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第二是政策频繁变更。“一带一路”区域部分国家民主化程度较低，政权频繁变更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当东道国以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等为借口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如通过提高税收、下达政府禁令、无故违约以及国有化政策等对外国直接投资设置壁垒时，投资项目会遭遇运营困境或被迫叫停，陷入“投资陷阱”。同时，“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浓厚的宗教思想和较大的文化差异会加深民众的误解，进而引发政策变更风险，严重损害国外投资者的正当经济权益。第三是大国角力形势复杂。美国针对中亚和南亚提出并实施“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经济带计划”，随后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欧洲实施了“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增强与中亚的联系；俄罗斯2014年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战略，计划联合中亚、独联体等国家成立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日本1997年就提出了针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并主导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其在油气资源开发领域的权益和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印度目前在积极推动印度次大陆国家经济合作协议（BBIN）、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环印度洋地区的“蓝色经济合作”。来自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各种竞合博弈和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第三国霸权主义的干预风险。第四是恐怖主义蔓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频发，“西亚―中东一南亚一中亚”的弧形恐怖主义地带初步形成，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战争此起彼伏（周五七，2015）[21]。据美国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危险状态，15%的国家处于高危状态。伊斯兰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猖獗，恐怖组织势力从中东地区蔓延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中东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暴恐事件不断。除了陆上恐怖主义势力，“政治性海盗”为主的海上恐怖主义事件近年来在红海、亚丁湾、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等海域频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活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指东道国经济形势变化或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对外投资收益降低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较差；金融系统较为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较为突出。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存在通货膨胀问题，俄蒙两国的平均通胀率高达10.42%，中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平均通胀率也超过了6%（吴舒钰，2017）[22]，2017年乌克兰和伊朗的通货膨胀率更是分别高达11.5%和11.2%。汇率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本币汇率的稳定性、货币自由兑换程度和外汇管制情况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欠发达国家较多，币种偏小，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制度不健全，本币汇率频繁波动情况时有发生。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汇率机制僵化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经历了货币较大幅度贬值情况：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蒙古和独联体等国家的货币显著贬值。在许多国家实行较为严格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很难在利用当地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来对冲汇率风险。这将增加“一带一路”项目的货币风险点，提高分散风险的难度。资金运营风险，一方面指企业做出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成本收益预估失误，另一方面指融资渠道出现阻碍导致资金不能保证项目正常运营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由于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加上“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存在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度不高、金融产品不丰富、资金可获得性低、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外投资的资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大大增强。
（三）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司法环境各异，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办事流程差异较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存在法律不完善乃至朝令夕改等问题。沿线地区国家的法律分属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宗教法系和具有当地特色混合法系等，对当地法律的不熟悉往往会面临法律费用和经营成本增加的挑战。第一，一些东道国相关法制欠缺，在投融资、产业政策、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较为随意；部分法律对境外投资者设置法律壁垒，对跨境投资实施反垄断审查，给对外直接投资造成较大阻力。第二，企业不了解当地一些特殊的法律法规而造成投资损失，其中劳资关系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和生态环境破坏纠纷是主要方面。第三，“一带一路”投资仲裁机制不统一。目前我国已经与沿线56个国家签订《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但没有覆盖全部沿线国家，仲裁结果的执行也主要依靠国际社会压力，法律强制性较弱。同时，沿线有15个国家不是WTO成?T，其国内法律法规可能与WTO法律制度、RTA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冲突，多重争端解决机制相互交叉加剧了法律保障难度。
（四）主权信用风险
东道国政府违反合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忽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东道国政府的违约风险，主权信用评级越高，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发布的《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展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信用等级跨度大，包括等级为AAA的新加坡和刚走出违约状态等级的乌克兰；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各地区分布不平衡，中东欧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较低；东南亚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不高；南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政府偿债压力较大但信用风险整体可控；中亚和西亚地区主权信用风险较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做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与以上分析也基本一致（见表2）。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
1.评价方法。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风险涉及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等多个风险类别，风险判定指标较多、计算过程繁琐，尽量运用比较少的综合指标代表原有指标，全面准确地刻画“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具有较强的国别特征，有的国家政治风险突出，有的国家则主要由于经济发展潜力不足造成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则是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共同交织下存在较大风险，需要分类讨论。针对上述问题，选择因子分析方法来对各国的投融资风险进行实证评价。因子分析以丢失最少信息为前提，将所有变量按照相关性综合成几个综合因子进行分析，各因子间线性关系不显著，既有较好的解释功能，又能减少计算工作量（薛薇，2014）[23]。依据因子分析理论和步骤，首先考察各风险变量是否具有因子分析的基础，即各变量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累计贡献率超过80%的综合因子、确定因子个数，并通过正交旋转确定因子载荷矩阵；最后，根据各综合因子得分评估各国投资风险大小。在评估投资风险时，将变量作逆向化处理后，利用因子综合得分公式（1），计算各国家的风险因子得分，再按照因子综合得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国家投资风险越小。
因子综合得分=（因子1×因子1方差贡献率+因子2×因子2方差贡献率+…+因子n×因子n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1）
2.评价指标与数据来源。参考已有投资风险研究成果在风险衡量指标上的选取方法，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特点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4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建立了“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含义和数据来源见表3。笔者选取了除去巴勒斯坦的64个样本国家在2012―2016年的平均值作为风险评价数据。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变量在某一年份确实对实证分析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段时期内各国的风险特征。
笔者选择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该软件会自动对不同量纲的原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线性变换使数据结果处于[0，1]区间。由于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最终计算出的各国风险因子得分是以0为平均值，正值表示风险水平较低，负值则表示该国风险高于平均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所选取的26个指标变量有的和投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有的呈负相关关系，为使综合因子得分正确反映各国相对风险的大小，笔者在因子分析前对所有正向变量进行了逆向化处理，即所有变量值越大，代表投资风险越小。
（二）投资风险实证评估
选取表3四大风险类别下的所有26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的经济风险指标和主权信用风险指标数据确实严重，故剔除这3个国家对61个沿线国家进行分析。KMO值为0.75，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见表4）。公因子方差基本大于80%（见表5）。根据风险因子解释的总方差表格和碎石图（见表
6、图2），提取9个主因子，9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接近85%，能够较好地代表所有风险衡量指标。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之后（见表7），9个因子的含义较为明确：第一个因子可视为政治经济综合因子，代表一国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执政能力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第二个因子为社会法律综合因子，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受社会传统和法律法规的影响程度，一国对社会传统的重视往往体现在法律法规上面，进而共同对投资行为形成约束；第三个因子是营商环境因子，包括物权登记是否便利、合同执行是否严格、投资者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等，衡量一国在打造投资优质环境方面的能力；第四个因子是经济波动指数，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第五个因子为政治局势因子，主要衡量一国包括内部矛盾、外部冲突在内的政治局势的稳定状况；第六到第九个因子则主要衡量一国的国家资产负债情况、主权信用情况和政府财政状况。最后，根据表8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评估出“一带一路”各国总体投资风险的评分与排名情况（见表9）。
从投资综合风险来看，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等10个国家风险最低；除去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阿富汗和也门等10国风险最高。按照沿线各国的经济地理分区，制作了投资风险的分区域分布情况（见图3）。除了独联体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之外，中东欧区域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俄蒙两国整体风险高于平均水平，两国经济风险尤其突出，社会安全系数较低。中亚5国的投资风险整体较高，主要源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西亚和北非、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间风险程度呈现较大分化：西亚和北非地区除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格鲁吉亚等国外，其他国家投资风险较高，如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由于民族和宗教冲突频繁、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经济、社会、法律、主权信用等诸多指标落后，投资风险飙升；南亚地区不丹和印度投资风险较小，其中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经济增速较快且增速平稳，投资的经济风险较小，其他国家经济体量小、政府执政能力不强、经济开放度不高、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投资风险较高，阿富汗的突出政治风险问题则需要特别重视；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区域内投资最安全的国家，其他国家基本处于经济转型期，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经济制度不完善、营商环境不佳、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叠加国内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投资整体风险较高。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风险特征并不相同，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国国别风险程度之后，需要更客观地将国家风险进行分区。笔者采取聚类分析方法，选取欧氏距离计算变量个体间距离，将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4类风险区。第一类是低风险国家，包括：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不丹、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匈牙利、马来西亚、卡塔尔和黑山。第二类是中风险国家，包括塞尔维亚、马其顿、土耳其、阿曼、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巴林、菲律宾、科威特、蒙古、波黑、伊朗、亚美尼亚、泰国、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约旦、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是高风险国家，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伊拉克、黎巴嫩、柬埔寨、埃及、巴基斯坦、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缅甸。第四类是极高风险国家，包括阿富汗和也门。
四、结论
笔者分别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分项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偏高，中高风险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2/3。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以保证投资收益。
2.政治?济综合因子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可见对于“一带一路”区域来说，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具有较强相关性，二者相互交织成为决定国家投资风险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会法律条件、营商环境、经济波动情况，政局稳定程度和主权信用状况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
3.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大量投资集中在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亚5国和俄罗斯、蒙古等国，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属于高风险区域，对中东欧等低风险国家的投资则较少。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应着力完善区域分布结构，谨慎选择投资目的地，减少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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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an1，Wang Hongju2
（1.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rategy，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the capital flow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In recent years，while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vestment risks，which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On the analysis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the author built the countr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four aspects，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of various countri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 off three regions of low investment risk，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benefi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vestment risk，risk factors，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sovereign credit risk
第四篇：A《投资协议(风险共担)》
投资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甲方委托乙方投资盈利一事，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如下：
一、委托事项
1、甲方以自己的名义出资元，大写委托乙方进行投资，获取收益；
2、甲方三日内将资金打入乙方账户内，账号乙方为其运作投资项目。
3、委托期限自甲方资金打入乙方账户之日起至项目结束之日止。
4、投资的风险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所得收益%归甲方所有，其余%作为乙方的咨询费、手续费归乙方所有。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必须保证其资金来源合法、合理，并承担因资金来源问题所带来的损失。
2、甲方须按时投资资金以及将相关资料证明交给乙方，供其进行投资操作。
3、甲方有权查询投资操作情况，但在项目未完成期间，甲方不得撤回资金，如擅自撤资，损失由甲方承担。
4、乙方在为甲方办理投资项目当日，为甲方办理抵押权，或其他担保，确保甲方资金安全。
5、乙方为甲方办理投资项目手续，甲方应予以配合，甲方本人或其指定委托人应在乙方规定的时间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供证件。
三、乙方权利义务
1、如项目出现问题，甲方的资金不能按时收回，乙方负责处理相关事宜，如甲方的资金未能全部追回，损失的部分，甲方承担%，乙方承担%，如所得利益超出约定利益，超出部分%归甲方，其余%归乙方。
2、乙方应将所投资的项目的相关情况，如实告知甲方。
3、乙方承诺在为甲方做投资项目时，签署的担保文件必须经政府备案或登记和批准，使担保文件成为合法有效、有约束力的。
4、乙方做的每一项声明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后均保持正确并被全面遵守。
四、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对本协议中的约定如需要修改或有未尽事宜，需要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加以修改或签订补充协议。
2、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对发生的任何争执，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其他事项
1、如因某种原因致使协议部分条款无效，本协议其他条款仍有效。
2、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通知、请求、要求或其它联络均以电话、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按照如下地址通知。
甲方_________；电话号码_________；电子邮件_________；传真号码_________。
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电话号码；电子邮件； 传真号码；
乙方_________；电话号码_________；电子邮件；传真号码_________。
3、本合同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乙方
年月日年月日
第五篇：中国疫苗行业投资机会及风险分析
中国疫苗行业投资机会及风险分析
2009年底，疫苗行业是如此的受全球关注，各种各样的疫苗企业新闻，充斥着财经媒体的重要位置，一边是科兴成功转板NASDAQ、一边是江苏先声药业宣布收购江苏延申生物50.77%股权并实现控股、再有瑞士诺华8.5亿元收购甲流疫苗生产企业浙江天元生物85%股权，这些交易显示在这个经济严冬中，资本市场和国外医药巨头，并没有放松进军中国疫苗市场的脚步。
疫苗行业值不值得投资？
疫苗行业是否适合风险投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疫苗行业规模
2009年甲流疫情的全球肆虐，不仅使疫苗需求急剧上升，也逐渐开启了国内的疫苗市场，疫苗企业的市场空间将越来越大。中信证券统计2008年全球疫苗市场规模192亿美元，2004-2008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10%，显著高于医药市场，中国疫苗市场规模60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39%，占医药市场比例仅0.73%。赛诺菲-巴斯德预计，2012年全球疫苗市场将达到180亿欧元，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流感疫苗；雷曼兄弟公司预测，全球疫苗销售额将以每年18%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整个制药行业年增长4.4%的预期值。目前，我国为世界第三大疫苗市场，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但我国疫苗行业拥有企业逾40家，行业集中度很弱。
2.未来行业增长
疫苗行业的增长预期来自新医改、计划内疫苗扩容、国家疫苗储备、总量增长等因素。
新医改方案的诞生，旨在解决人们普遍关心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人们少生病，也就是预防为主。以预防为导向的新医改，必然给疫苗市场带来很大的机遇和市场。经初步估算，2009年中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将达到195亿元人民币，而2011年则将达到260个亿。即便按照总额的增长幅度计算，疫苗市场的扩容将达到30%以上。
受到国家扩大计划免疫范围和婴儿出生率的提升的影响，整个疫苗行业的增长速度有望加快，预计到2012年中国疫苗市场规模接近80亿元。
3.行业门槛
较高的行业门槛，有助于降低竞争程度，保护现有企业的利益，生物医药行业存在很高的行业门槛。实现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政府部门、医药院校、专业研究所和生产企业。也涉及到基础、临床、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生产销售及使用各个环节。
从下图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到疫苗行业运行周期长的特点，通常这个周期会长达3-5年以上。想进入疫苗领域分一杯羹的企业，至少要仔细斟酌漫长的时间成本。
国家政策的倾斜，也会造成一些进入门槛。例如来自卫生部的信息表示，目前我国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暂不考虑使用国外进口产品，出于质量管控和全球疫苗产能的配置两方面考虑，中国甲型H1N1流感疫苗必须自给自足，受制于国家政策，海外厂商更愿意与国内疫苗商合作。国外药企直接进入国内竞争操作上有障碍，而国家政策正是为了帮助国内疫苗企业成长。
4.投资回报及退出
2009年中国股市，有一组甲流概念股，随着甲流肆虐全球，甲流概念个股的股价扶摇直上。甲流蔓延，阻击甲流最好的武器当属H1N1流感疫苗，生产H1N1流感疫苗的企业加紧生产，对市场缺口仍显力不从心。对甲流概念股的追捧，显现出普通投资者对甲流疫苗生产企业的看好，甲流概念股如华兰生物的走俏，让投资甲流疫苗企业的投资者尝到了甜头。抛开甲流疫情带来的额外价值，疫苗企业的毛利状况，是支撑其股价上涨的基本因素。
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看看疫苗类企业的基本状况。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到，疫苗生产企业，有着70%以上的毛利率，为什么该行业能保持如此高的毛利水平？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和疫苗企业之前巨大的研发投入、超长的周期有关系。高毛利意味着高回报，其股价和平均市盈率水平高于其他行业，也就不奇怪了。疫苗行业在资本市场上的活跃，势必带来更多的上市、并购的机会。
5.爆发式增长
仔细分析一下投资者的心态，其实对疫苗行业的投资，完全符合VC们投资的偏好：市场大、高增长、高门槛、高投入、高回报等特征，这些特征像极了TMT行业，爆发式增长，是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一款新疫苗的上市，往往能够带来几亿至几十亿美元的销售额，最出名的例子当属Merck公司的宫颈癌疫苗上市，2006年FDA批准Merck可预防宫颈癌的疫苗Gardasil，该疫苗能够预防70%宫颈癌病例，2007年Gardasil已被93个国家批准，2008年该产品在美国本土销售收入达14.02亿美元。在一款疫苗从实验室研发，到最终上市的若干年里，很难有人预测巨大的收益会在何时出现，更难以预测这个巨大的收益会是什么样的数量级，这就是疫苗行业的特点。
投资疫苗行业有哪些风险？
1.行业波动
案例：科兴生物，甲流造就的龙头企业
疫情大小年。所有医药产品，都会受到疫情波动的影响。2009年因受甲型H1N1流感病毒全球蔓延的影响，我国政府决定对甲流疫苗进行收储，2009年9月8日，华兰生物和北京科兴的首批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通过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批签发程序，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书，两公司首次获批签发的甲流疫苗数量共计39.78万人份。第一轮H1N1疫苗收储规模为1300万剂，金额不低于2.6亿元，预计总的收储数量将达到1.3亿剂，10余家生产企业会直接收益。然而，2009年甲流疫情带来的效益增长并不会一直持续，要保证疫苗企业利润稳定持续的增长，最好的办法就是丰富产品线，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能够一定程度上抹平由于疫情波动而造成的未来收益巨幅波动的风险。
2.周期长、投入大
案例：云南沃森，高风险、高收益的阐释
作为有可能成为中国创业板上市的第一家疫苗企业，云南沃森受到了广泛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在09年11月对云南沃森的报道，以及该公司网站，可以梳理出云南沃森公司的简要的发展历程。仔细品味发展历程中所列事件，可以深刻体会到从公司创立，经过数轮数千万元的投资，直到8年后的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对于一家研发、生产疫苗的企业来说，寂寞的时间是相当的长，风险投资能够耐受这样的寂寞，同企业长期相守，实现最后的成功么？
3.行业监管
我国对疫苗的管理分为计划免疫和非计划免疫，常用的卡介苗、白百破、乙肝疫苗，属于计划免疫疫苗（一类苗）并由政府买单，这些疫苗在控制传染病发病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种是非计划免疫疫苗（二类苗），是需要个人自费的，常用的人用狂犬病疫苗、流感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等都属于二类苗，二类苗是经过流通渠道进行销售的。无论是计划免疫疫苗还是非计划免疫疫苗，作为疫苗和血液制品同属于生物制品类，它们都被列为高风险品种进行监管。
对于疫苗行业，国家药监局实行最严格的监管制度，监管水平要高于任何一种化学药品或者其他生物制品。疫苗的批签发制度要求疫苗生产企业要严格按照所提交小样进行生产，并严格按照提交材料日程进行驻场监督，中检所监督员会随时抽查企业生产进度是否同提交材料一致，如果不一致，则有可能做出停产整顿的处罚。对企业流通中的疫苗产品，也会进行频繁的抽查，如果查出某个运输记录、温度记录不完整，则某个批次的产品，就可能会被认定为不合格产品而被召回。
4.停产的风险
案例：金港安迪、延申生物、福生生物，狂犬疫苗的停产企业
2009年2月，据大连市大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证，金港安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于2008年2月至6月，在上市的11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故意添加成分外核酸物质，严重违反了药品管理法和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属于故意造假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作包括责令企业停产整顿，吊销金港安迪公司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等的处罚决定，公司直接责任人也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009年1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对人用狂犬病疫苗进行监督检查中发现，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7-10月期间生产的7个批次总计约21万人份人用狂犬病疫苗质量存在问题。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责令上述两家企业停止人用狂犬病疫苗等全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组织专家对问题疫苗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根据调查结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如涉嫌犯罪将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5.人才缺乏
疫苗行业属于生物技术行业，高科技的行业特点，制约着风险投资对疫苗行业的投资决策，国内有生物医药背景的投资机构非常有限，懂得生物医药投资的专业人才也非常紧缺。
采挖疫苗行业中的野山参
接下来的任务是，寻找具有上市潜质的疫苗企业，寻找具有并购潜质的疫苗企业。
首先，要区分疫苗企业生产的是何种疫苗，对于国家计划免疫的一类疫苗，它的总体市场规模由免疫规划政策所决定，二类苗的总体市场规模则由新产品推动。在免疫规划市场内，企业比拼的是质量和价格，在规划市场外则关键是看企业研发能力和在研新产品的数量。
随后，要考察一个疫苗企业的规模和地位，投资人可以通过中检所签批量、实地考察、市场容量、销售状况、疫情波动、学术前沿等方面判断一家疫苗企业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关于批签发量，很多研究报告将其作为一项考核企业市场占有率的绝对指标，这在某些产能普遍过剩的疫苗中，却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对于业绩很理想的疫苗企业，如果其行业地位和产能不是很靠前，而且也没有新产品上的优势，则非常有可能成为其在国内上市中被“否”的首要原因。
关于投资的价格，近期报道的疫苗行业并购案显示，疫苗行业的并购价格普遍高于其他行业。据未披露的数据和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第二季度延申生物37.5%股份被先声药业收购，其市盈率要远高于现在风险投资6-8倍的市盈率估值水平；2009第四季度诺华收购浙江天元85%的股份，收购价格比先声药业的收购案还要高。由此可以看出，疫苗企业估值偏高也是该行业的特点之一。
中国的疫苗企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巨大的需求拉动，有政策和科研的支持，有较高的投资回报，有爆发的增长预期，这些特点都足以说明，风险投资在这个行业中，完全有机会寻找到一颗长在深山中的百年老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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