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我看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我们要把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使这方面工作来一个改善。党管政府怎么管法,也需要总结经验。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上次找几位同志谈经济工作的时候,我提到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我想中央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书记处的同志,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半年端正党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估计太高,现在还刚刚开始。我们说从今年起狠抓两年,实际上两年以后还要继续干这件事,当然不一定要设专门机构。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第二篇: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txt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人家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是背影。肉的理想,白菜的命。肉的理想,白菜的命。白马啊 你死去哪了!是不是你把王子弄丢了不敢来见我了。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 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 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 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 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 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 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 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 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 大在一九八○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 ?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 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 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 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 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 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 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 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 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 提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