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意义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意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是对人类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产生和发展的，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科学世界观和理论工具，它的产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意义；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其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自然科学条件和社会科学条件为基础的，其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社会条件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满足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应用而生的。

19世纪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是机械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发展成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斗争也使无产阶级不断走向成熟，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欧洲先后爆发了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起义不仅使工人阶级逐渐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发展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而且也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但是，在当时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流派，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具有其自然科学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出现了星云假说、地质演化论、有机化学和尿素的人工合成等新的自然科学学科和自然科学发现，特别是出现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等三大自然科学发现，显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和辩证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总结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揭示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同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启发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最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具备崇高的理想和献身精神，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他们系统地研究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阅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著作，熟悉和通晓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这为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精深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对整个世界睿智般的理性思考，它的产生对当今社会有重大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主体观，对主体是什么做了科学的规定。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无所不包的万能的“主体”，而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不过是理念的化身。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或等同于“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观点，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科学的主体人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无疑“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是“类的存在物”

即社会历史的存在物，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人是实际活动和实践创造着的现实主体。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和把握的主体，就不再是唯心主义哲学所讲的思维、理性、观念、自我意识的化身，也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讲的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一种包含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能动创造属性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在自然世界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现实地塑造属人的自然、属人的社会历史的实践创造者。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揭示与现实的人彼此相关的感性世界的本质，从而建立了全新的客体理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因而也就把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自我意识的自满自足的对象性活动，进而把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感性世界看作是外化的自我意识，认为“对象不过是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外化就是创立物相”。而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包含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能动创造属性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理解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因而人与他周围的世界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设定的关系，亦即对象性的关系。这种观点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物的和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相关性，既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体理论，又科学地确立了“感性世界”这一客体的理论。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重心转移，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所思考、所研究的重心，是与主体人息息相关的感性世界，所要揭示的是这个感性世界生成、发展的现实本质及现实基础，以及认识和把握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对人所生活的感性世界的生成和发展的作用与意义。它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把对世界的理解由“客体原则”推进到“主体性原则”，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实现了革命变革，在哲学功能方面实现了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革命变革。

参考文献：

【1】肖安邦,孙兴玲, 2006.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中国社会出版社

【2】吴德勤, 2004.永远的马克思.上海大学出版社

【3】王雨辰,胡贤鑫,朱书刚, 2005.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已经学过了马克思主义，而现在在监狱学又开始学习了这门课程，很多人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都有误区，如：“过时论”、“无用论”，认为马克地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结构等方面发生了不同于那时代的变化，因而都认为已经过时无用，其实则不然。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年代的还有鲍德里亚：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他再197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媒介的挽歌》（的文章，抨击马克思的所谓经济还原论或“生产力论”，开始发展他的媒介理论的。还有哈贝马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这些看来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名人”。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其中具代表性的是作为自然科学重大成就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

而根据老师的上课所说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马克思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历史条件。关于经济的不免会出现财富的增加，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他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产生的经济时代背景。还有就是经济全球化，当时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能够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只有在当今时代再更深一步的研究马克思，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分析。

第二，新技术的出现：这算是马克思哲学产生的科学背景，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前提，从19世纪开始，新技术已经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到整理材料的科学，天体演化学、胚胎学、生理学、有机化学的产生使得新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在这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中，细胞学说的创立，能量守衡定律的发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问世，具有特别重要的划时代意义。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的这些成就，为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观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第三，社会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历史条件。早工业革命兴起。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发展，也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工业生产中使用的机器迅速增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快，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发展，既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确立和巩固，也使这种制度开始显示出它所固有的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不仅表现为生产技术发生了飞跃，而且表现为以机器大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代替了封建社会古老、陈旧的生产方式，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推动了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开始发展、激化，周期性地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这促使人们全面思考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对抗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成为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又引发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两个最基本阶级——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的条件和基础。

第四，政治：即社会贫富分化与矛盾，而解决贫富差距是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议题，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是基于贫富差距而产生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在于一部分社会成员占有了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剩余劳动。其根源在于占有剩余劳动的一方，首先占有了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因此，马克思说：“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的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这个是出自于《哥达纲领批判》。不过贫富差距如果过大，人的公平偏好就会起作用，整个社会就会倾向于采用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政策，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在课堂上老师还说到了一些其他的学术学者，如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以及亚当斯密康德等等。这些学者的理论也铸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从一般的方面说，哲学史上全部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成果，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但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则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革命改造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许多内容：包括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黑格尔的批判以及对斯密斯的启蒙经济学得评论。还有现象界所说的“为理性划定界限”和物质体支持的“为信仰留下地盘”。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的不断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研究。

刑事司法学院

监狱学1121班：孙斌

22号

第三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发布时间： 2008-1-5 20:28:19 被阅览数： 142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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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1、坚定政治信念，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在大学的所有课程中，只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确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有这么高的政治待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我们坚定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人的政治的坚定，来自于理论的坚定，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政治的动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信念，核心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他说：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自动滚屏 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

2、锻炼思维能力，即锻炼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人们的思维活动一般有两种，一是形象思维或具象思维，二是理论思维或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简单地说，形象思维是指借助于具体的事例和生动的形象进行的思维活动，如儿童学习中的思维活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思维活动。理论思维是指借助于抽象概念而进行的思维活动，因而又叫概念思维。

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是理论思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求的辩证思维是最高形式的理论思维，因为辩证思维活动中所借助的概念是最抽象、最一般的概念，所思考的问题是宇宙人生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

对于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恩格斯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如何发展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也说过一句名言：“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3、提高精神境界,即帮助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人有四种精神境界：一是自然境界，即一切顺从本性或习惯，对宇宙人生毫无觉察；二是功利境界，即为私、为个人的利益而生活；三是道德境界，即为公、为社会的利益而生活。这种境界的人能够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四是天地境界，即觉察宇宙本质，顿悟人生意义，领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境界的人不仅能够使得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而且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前两种境界是人类实践的自发产物，后两种境界必须借助于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到。四种精神境界实际上是四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不断地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提升出来，逐步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提供科学方法，即提供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世界观，提供对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和观点，同时又是方法论，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最一般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具体表现为实事求是方法与主观主义方法的对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要求我们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在实践上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防止和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方法、“两个凡是”、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5、丰富精神生活，即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人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生活的地方在于，人不仅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还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为此，就必须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深刻了解一个民族文化，就必须懂得一个民族的哲学，因为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精髓和支柱。

对此，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他说：哲学好比神庙中的神，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装修得富丽堂皇的神庙没有神一样。事实上，哲学对人类文化的形成、变迁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在西方，最初的古希腊哲学与科学融为一体，后来从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孕育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到了近代又从哲学大家庭中分化、独立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具体科学。不了解西方哲学，就不了解西方的各们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哲学最有影响的是儒学、道学和释学。这三家哲学派别都以各种方式与政治、道德和人生紧密结合，形成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人生哲学。就是说，许多哲学观点不仅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规定、社会的道德准则，也是人生必须达到或追求的目标。并通过这种渗透（tou）对中国古代的诗歌、绘画、音乐、书法、建筑、医学以及气功等产生了深远的的影响。比如中国的绘画，在内容和风格上与西洋画有很大的不同。国画的最高成就是山水画，西洋画的最高成就是人物画；国画重在写意，借景抒（shu）情，西洋画重在写实，真实模仿；国画强调直觉、顿悟，西洋画强调理性和逻辑。

所有这些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西方哲学世界观的差异。中国哲学世界观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学世界观的一个核心思想“天人二分”。中国古代各种艺术形式都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西方的各种艺术则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天人二分”和“人定胜天”的哲学理想。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最早存在于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就要求人要认识自己，而不要仅仅关注自然。基督教的《圣经》说神用泥土造出了亚当，让他一个人在伊甸园中生活，并把自然界所有动物都由他驱使。这里，亚当听从神的旨意，而动物听从亚当的旨意。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培根更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知识是什么力量？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力量。而工业革命更是表现了人对自然的实际控制的伟大力量。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

总的说来，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具体地说，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认真系统地读书，掌握理论。一是要处理“全”与“精”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读”与“思”的关系，所谓学而不思则罔（wang），思而不学则怠；三是正确处理“原著”和教科书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论”与“史”的关系；五是正确处理“专”与“非专”的关系。

第二，密切联系实际，注重应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和我们学习理论的根本目的决定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高低，主要的并不是看一个人背诵了多少哲学观念、观点，而是看你用哲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了多少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得越多，解释得越深刻，水平就越高。

第三，反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学习态度。

哲学从来就不能给人带来实际功用和经济政治利益，相反，哲学往往由于揭露时弊、揭穿虚伪，批判迷信、抛弃教条而给人带来危险和清贫。躺在书本上学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寻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确切答案。哲学既不能自视清高，远离政治和实际生活，又不能拔高自己，以为无所不能。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1、命题是正确的。（结合课本148-149）

因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因而应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只有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2、命题是正确的。（结合课本44-46）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理论品质。所谓与时俱进，是指要紧跟时代，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特征和不断发展的实际，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不断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

新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面向实践不断创新的过程。

这里至少有三层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成果；纵观人类进步的历史，任何先进思想都是在深刻认识历史规律、吸 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第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本质上要求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深化，不断创新、完善，不断向前发展。第三，与时俱进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最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不断汲取和融 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开辟自己的发展之路。

3、答：命题是错误的。

1.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变单一的公有制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了所有制结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

2.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中仍然占有主体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也不会影响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1、（结合课本135-137）

简单来说，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可是这种增长方式不好，所以要转变。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究竟要咋样转变呢？主要是促进“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领先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增加、管理创新转变。

便当前来瞅，我国资源、环境问题比较严峻，当今世界又迎来低碳时代，没这种“转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也难以适应当代时代的低碳要求。

2、答：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而言的。

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改革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而言的。

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2、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多用于社会分配领域。一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公民应公平享受社会产品，公平分配劳动收益。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对社会生产的贡献率不同，也就是产生社会产品的效率不同，因此，在分配原则上应当首先按效率衡量，实行效率优先，也就是贡献大的分配多，贡献小的分配少，同时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调节，兼顾分配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我国现阶段的收入政策时，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在我国当前各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强调财政公平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各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未见明显缩小；而我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方针。

首先，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未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合理分配比例，劳动者报酬偏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其次，二次分配中未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比例，公共服务支出低，导致居民不得不增加医疗、养老和教育储蓄，成为居民消费乏力的直接原因；

再其次，分配调节和监管不力，贫富差距扩大，分配不公严重，近年来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并迅速拉大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最后，三次分配规模较小，调节功能有限。由于社会慈善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法规、慈善机构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有待加强，慈善组织公信度有待提高，慈善捐赠规模小，除重大灾害捐赠外，日常慈善捐赠短腿，导致三次分配调节功能有限。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哲学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论文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引言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日本学者广松涉虽然肯定了恩格斯在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主导作用，但他无形地放大了这种主导作用，抹杀了马克思应有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以辩证法为突破口，撕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形象的一致性，制造出“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尖锐对立，扭曲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神实质。这种对立到了西方“马克思学”那里，则演化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彻底撕碎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因此，只有在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准确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摘要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主要以日本学者广松涉为代表，他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恩格斯始终走在马克思的前面，前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由此提出了“恩格斯主导论”；第二种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在辩证法的理解上，恩格斯陷入到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创立了一种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完全相对的“自然辩证法”，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精神；第三种主要以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吕贝尔和诺曼•莱文为代表，他们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差异无限放大为两种范式的对立，扭曲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真实思想关系。恩格斯的形象在其逝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遭遇了种种误解和扭曲，澄清这些误解，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无疑具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主导者吗？

在第二国际正统派和苏东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被视为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而奏响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始终是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针对这种解读模式，日本学者广松涉认为，它完全贬低了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及其理论独创性。为弥补这一理论缺陷，他主张抛弃传统研究的这种“依附论”假设，通过对恩格斯文本思想的细致研究，来客观揭示和评价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他的这一主张的理论结晶主要体现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1966)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文献学分析，详细对比了184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的差异，最终得出了“恩格斯主导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与至今为止的一般说法相反：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1]358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广松涉提出了一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重大问题，即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一问题的答案始终是自明的，即马克思始终走在恩格斯的前面，马克思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者，虽然他们也承认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始终是附带性的，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澄清。而到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那里，他们为了彻底反对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就刻意制造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将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放大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即“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彻底抹杀了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作用。这两种做法都各自固执于形而上学的偏见之中，漠视了恩格斯的真实作用。基于此，广松涉主张抛弃形而上学偏见，力图通过科学的文献学考证方法，客观揭示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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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广松涉更为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他详细“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中‘第一次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中‘恩格斯独特道路’的研究”[2]。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他客观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转变方式上的差异。广松涉认为，恩格斯一开始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理论和政治立场上分别信奉哲学唯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但由于受到赫斯的影响以及与英国工人运动的接触和对英国社会的经验性研究，促使恩格斯首先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转变，即由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2年底)[1]361。然后，在政治立场转变的影响下，逐渐实现了理论立场上的转变：由原初的哲学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与此相比，马克思的转变历程则较为曲折得多，他首先在理论立场上实现转变(1843)，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最终完成政治立场上的转变(1844)。第二，广松涉准确揭示了恩格斯在“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主导作用。他客观分析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影响，并认为，正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马克思才实现政治立场的转变，从而提出了恩格斯在第一次转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然而，当他把恩格斯的这种主导作用无限放大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共产党宣言》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首先，他错误地坚持了“一次转变”论，而没有看到他们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上都还处于一般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上，这与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还存在很大差距。而广松涉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直接将这次转变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也告诫我们，在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时，必须破除传统“依附论”和“一次转变”论的思想残余，遵守“两次转变”、“两条道路”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

其次，广松涉完全颠倒了他们在第二次转变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广松涉通过三个方面的考证：(1)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1845年对费尔巴哈的态度；(2)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3)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的态度，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在哪一方面恩格斯都走在马克思前面，从而断定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我以为，他这三个方面的考证都存在着严重问题。第一，广松涉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像早期那样全面肯定费尔巴哈的革命意义，而恩格斯早在1844年11月就已经对费尔巴哈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了，由此认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理解上落后于恩格斯[1]365。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马克思后面的思想转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确全面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但就在此后不久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彻底转变了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在肯定费尔巴哈贡献的同时(第四条)，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缺陷所在，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定位是内在一致的。相反，在1845年的“费尔巴哈札记”中，恩格斯仍然对费尔巴哈持全面批判态度，这显然是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调不一致的。这也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部分的主导思想应属于马克思。第二，广松涉认为，恩格斯早就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了，而马克思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运动，由此认为，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理解上也落后于恩格斯[1]36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这恰恰证明恩格斯落后于马克思。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马克思不是“还没有”而是始终反对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或社会制度，始终坚持从历史矛盾运动来阐释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相反，恩格斯仍未摆脱“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残余，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建立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理想，这点到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中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这也表明，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理解上恰恰是落后于马克思的。第三，在对施蒂纳的评价上，广松涉也犯了相同的错误。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指出，施蒂纳的哲学还是存在着一些值得吸收的“正确东西”，进而主张“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3]12。以此来看，此时恩格斯在总体上对施蒂纳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到了1845年1月20日在致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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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信中，恩格斯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态度：“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3]16在此，我们可以推断，1844年11月到1845年1月间，马克思肯定给恩格斯回过一封信，并且对他关于施蒂纳的态度提出了不同意见。结合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部分来看，这些论点恰恰与恩格斯的原有态度截然相反。这也表明，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恩格斯才抛弃原有观点，形成后来的论点的。这也从反面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部分的主导思想应属于马克思。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恩格斯不仅不是主导者，相反，正是他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不断克服“真正社会主义”影响，逐渐由哲学共产主义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以此来看，广松涉在肯定恩格斯贡献的同时，也过分扩大了恩格斯的主导作用，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二、“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恩格斯问题”

如果说，广松涉主要讨论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的历史贡献，那么，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问题则转变为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不同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伯恩斯坦首先撕裂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直接预示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未来走向。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整个形象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从“党的首脑”转变为“理论的教唆犯”。[4]27无论是卢卡奇、施密特还是科莱蒂，他们都严厉控诉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恩格斯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辩证法”，进而将其指责为背叛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空洞玩物[5]。由此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精神实质？第二，如何理解“自然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论是卢卡奇、施密特还是科莱蒂，都没有真正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髓。

首先，他们完全误解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论述到了“先在自然”，但这里的“先在自然”绝不是人类无法认识的“先在自然”，相反，而是在人类实践作用下进入人类认识视阈中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恩格斯绝非像卢卡奇、施密特和科莱蒂所断言的那样，要建立一种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人类无法认识的“纯粹自然哲学”，恰恰相反，他是要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来考察自然科学(自然史)的演变历程，这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恰恰是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内在一致的。

其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仅不是对历史辩证法的背叛，相反，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论域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6]66以此来看，自然史与人类史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域。因此，要想真正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推进到底，仅仅停留在人类史的层面上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从自然史的维度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出于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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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对自然史给予过多的关注，而是主要集中于人类史的探讨，就像他们自己指出的那样：“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6]66这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了一个理论伏笔。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虽然写下了许多关于自然史的经典论述，但他并没有留下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系统理论，从此意义上来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恰恰弥补了这一理论缺憾，是他们原初计划的延续，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卢卡奇和科莱蒂，仅仅依据论域的不同就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再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最终落脚点，绝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抽象的自然哲学体系，相反，而是为人的自由服务的。恩格斯全面考察了“自然与工商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客观分析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行为，论证了自然运动的客观规律性，而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展开的。因此，他的目的不在于建构一种抽象的空洞体系，相反，而是为人类认识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自由服务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领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真谛，那种单纯地依据论域的差异，就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

三、恩格斯背叛马克思：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讨论还停留在辩证法上，那么，到了西方“马克思学”这里，则演变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全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最终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夸大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彻底对立，开启了恩格斯全面背叛马克思的“马克思学”路径。吕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恩格斯“发明”的，因此他要为近一个世纪的歪曲负全责[7]。诺曼•莱文则进一步将其夸大为“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之间的彻底对立[8]。我以为，这些论点都严重放大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忽视了他们在哲学观和政治身份上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指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见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9]这段话清晰地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走的的确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但这只是一种道路上的差异，而在哲学原则上二者是内在一致的。我以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在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更不是一种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或爱的哲学，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方法，“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0]第二，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并自觉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在一些问题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第三，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脱离了前两者，科学社会主义便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沦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以此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是内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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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身份政治学来看，恩格斯存在着多重身份：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同时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这几重身份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共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4]27。然而，在吕贝尔和莱文这里，恩格斯的形象出现了严重分裂：在吕贝尔看来，恩格斯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也正是在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的本意，私自杜撰出了与后者完全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把马克思完全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割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同样，诺曼•莱文也割裂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事实，将恩格斯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这种解读模式完全否定了下述事实，即马克思或恩格斯都真实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抹杀了恩格斯的历史功绩。

最后，“恩格斯的形象”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从伯恩斯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他们正是通过对恩格斯“学术”形象的建构，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即力图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寻找替罪羊，以此解构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种简单地把这一问题从历史的原初背景中剥离出来，进而通过扭曲的方式将其还原为一个学术命题的做法，是完全非法的，因为它已经完全阉割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学”所主张的“价值中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

总之，我们在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时，必须要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既不能过分贬低恩格斯的历史贡献，也不能过分夸大恩格斯的历史功绩，更不能阉割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系。相反，只有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前提下，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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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姚顺良.准确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J].江海学刊，2007，(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胡大平.回到恩格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1；[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0-53；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选[C].徐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42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5.[8][美]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3.[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95.^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