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顾问：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 医药行业“肃清运动”的起始点[推荐阅读]

第一篇：中投顾问：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 医药行业“肃清运动”的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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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 医药行业“肃清运动”的起始点

近日，国际知名药企葛兰素史克的商业行贿案在国内医药行业一石激起千层浪。公安部门调查显示，葛兰素史克四大高管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者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主管、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四行贿，主要目的在于促进药品销售。自2007年起，GSK向超过700家旅行社和咨询公司转移资金高达30亿元。

事实上，葛兰素史克并非国内医药行业商业行贿案的个例，礼来、辉瑞等多家跨国制药巨头均有贿赂劣迹。同样，医药并非外资巨头商业行贿案的个别行业，国内外资行贿案也曾出现在零售行业，涉事主体是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部分高层。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多行业、多主体的商业行贿案折射出国内行业竞争环境的畸形化。

行政干预的无处不在是国内行业竞争环境畸形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行政干预在行业发展尤其是企业的产品审批、招标及扩产建厂等方面广泛存在，商业行贿才得以应运而生和发展壮大。在一片淤泥之中，外资企业难以出淤泥而不染，因为代价是市场无法充分打开、经济利益无法实现。此时，商业贿赂这一“本土化战略”便成为外资企业打开中国市场的利器。

虽然“孟母三迁”的典故说明了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但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下，内因的作用更加关键。若此次是葛兰素史克第一次海外行贿案例，那么以监控不严之名大可搪塞了事。但事实是葛兰素史克曾在美国、新西兰、意大利等国均有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看似商业贿赂已经成为葛兰素史克默认的开拓市场的重要方式。固然，任何一家公司均是以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但是企业应坚持正当竞争原则，否则企业的发展将是累如危卵，未来一旦东窗事发，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业绩及长期战略规划都将受到影响。

调查之后，葛兰素史克必将受到国家的经济处罚，所以罚金即违法成本也成为业内人士议论重点。所谓“严惩之下必有良企”，高额罚款是诸多发达国家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而发展中国家的违法成本普遍偏低，这也成为发展中国家成为外企商业行贿案的主要案发地，中国也在这一行列。由于国内违法成本低这一现状仍未改变，所以葛兰素史克不会为商业贿赂案承担过高成本，因此该案对葛兰素史克及其他企业的震慑力将大打折扣。

国内或者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巨头的商业行贿案处罚较低有法制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其中包含多种担心。由于当前医药行业内外资巨头研发技术较国内先进许多，其能够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优质的药品，尽管价格很贵。一旦对外资药企惩罚过高、打击过重，消费者将处于“有钱难买良药”的尴尬处境，届时国内的医疗环境将更加糟糕，百姓必将怨声载道。所以即便外资药企有商业行贿行为，国内政府部门的处罚也只能犹如蜻蜓点水般无力。

此外，此次商业行贿案的调查有特殊的背景，即新一届政府对反腐的重视和严惩。这种反腐不仅局限在政界，在各行各业也逐渐展开，可以称之为行业“肃清运动”。定会有人质疑这是行政干预在行业发展中的再次出现？但事实是此行政干预非彼行政干预也。此前的行政干预多集中在审批过程，而如今的行政干预是在监管环节，是国家政府部门职能的正确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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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国家相关部门通过严格监管、整治行业竞争秩序的决心较大，当然医药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理应是行业整治的重头戏。如果说此前国家曾对两大高端酒企和众多婴幼儿奶粉品牌的反垄断调查是行业“肃清运动”的开端，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案调查则是延续，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行业和企业被波及。相信在国家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国内各行业的竞争环境有望大大改善。

葛兰素史克商业行贿案可谓是医药行业肃清运动的开始，但希望不是结束，因为国内医药行业亟需“肃清运动”的开展。商业行贿广泛存在于医药行业并成为推高药价的重要一环，过高的药价使消费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虽于2006年开展大规模反商业贿赂行动，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此次希望国家能够以点到面，以一个企业延伸至整个行业对医药行业的商业行贿案进行彻查，如此终端虚高的药价方能有降低的可能性。

第二篇：葛兰素史克涉嫌贿赂案侦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葛兰素史克涉嫌贿赂案侦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历经10个多月的侦办，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KCI）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已侦查终结，于日前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侦查机关现已查明，2009年1月犯罪嫌疑人马克锐就任犯罪嫌疑单位GSKCI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后，为了完成GSK总部下达的高额销售增长指标，在犯罪嫌疑人张国维等人支持下，全面倡导“以销售产品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强调“没有费用，就没有销量”的销售手段，先后组建和扩充了多个销售部门，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并组织各部门在虚高药价条件下，通过大肆贿赂医院、医生、医疗机构、医药相关协会组织等医药销售相关部门及其所属人员推销药品，牟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

据侦查机关介绍，GSKCI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的基础上，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GSKCI药品的价格远高于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最高的达到其他国家的7倍。通过贿赂销售，GSKCI的主营业务收入实现了逐年攀升，从2009年的39亿余元，增长至2012年的69亿余元。在此期间，马克锐等犯罪嫌疑人组织其财务部门，采取在GSK内部虚假交易的手段，将在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违法所得作为采购成本转移到境外预设的公司结算。其巨额贿赂成本及违法所得，实际上都通过虚高的药价转嫁给中国的病患人员和国家财政承担。

侦查表明，为了刺激增加销售额，GSKCI采取多种方式鼓动销售员工“轻合规，重销售”，不但向员工提供高额销售费用，还制定了奖惩制度，完成销售指标获得高额奖金，完不成者则面临着被解雇或无法升迁的命运。在这种畸形的考核目标和制度导向下，GSKCI下属销售员工采用各种方法大肆进行贿赂活动。马克锐等公司高管人员组织各部门，在各种公开场合和行政执法部门检查中，极力回避和掩护贿赂销售行为，努力维护行贿费用的资金输出渠道。

侦查机关查明，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GSKCI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营相关的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客户、大区经理贿赂VIP客户、市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各地。其中，外包药品销售贿赂链中，GSKCI为规避贿赂销售法律风险，以支付推广服务费形式将药品外包给江苏泰陵医药等7家公司代销，并全盘复制其贿赂销售模式通过其对医生行贿；疫苗销售贿赂链中，为在销售终端打压竞争对手，实施“冷链”计划，出资1300余万元采购小汽车、电视机、电动车、摄影摄像器材等非医疗设备，根据疫苗销量，向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种点客户行贿。

侦查机关查明，为抢占市场份额，GSKCI通过贿赂设置排他性障碍，提高药品市场销量。2010年以来，因肝炎药“贺普丁”专利药资格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将大量上市，GSKCI先后实施所谓“长城计划”、“龙腾计划”，行贿数千万元，并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此外，在近年的贿赂销售过程中，全国多地工商部门不断接到该公司涉嫌商业贿赂的举报并立案调查。2012年，犯罪嫌疑人马克锐、张国维、赵虹燕组织人员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先后向北京、上海等地工商行政执法人员和关系人行贿，意图阻止工商部门对其查处，直至2013年6月被查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