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英到祥林嫂剖析鲁彦与鲁迅的异轨同驰（★）

第一篇：从菊英到祥林嫂剖析鲁彦与鲁迅的异轨同驰

从菊英到祥林嫂剖析鲁彦与鲁迅的异轨同驰

——鲁彦《菊英的出嫁》与鲁迅《祝福》之比较

20年代在鲁迅小说的影响下，乡土小说崛起并迅速发展，一些来自乡村、寓居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和宗法制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刚健、清新、质朴，携带着对各地乡情民俗的纪实和描写。妇女、儿童以及农民等社会下层人民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姿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开始重视人的价值与意义。从鲁迅的《祝福》到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浅议乡土小说的异轨同驰及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在题材和内容上，二者的小说颇为相似。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一生惨遭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精神摧残。勤劳善良、质朴顽强的祥林嫂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几经抗争非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被践踏、被愚弄、被鄙视而最终被吞噬，挣扎于冷酷的封建制度下成为了宗法制的牺牲品。而类似的在鲁彦笔下的菊英也是封建愚昧的牺牲品，由于菊英娘对西医的偏见而延误了医治时机，只求中医并且迷信地带上香烛和香灰去万邱山求药，最后导致了菊英撒手归西。通过写菊英出嫁时排场之大而衬托出封建农村人的迷信与无知，冥婚的古旧习俗在荒唐的排场中隐现出深沉的悲痛。两篇小说都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农村的陈规陋习以及中国农民的精神愚昧。鲁彦以一种略含嘲讽的笔调叙述了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所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描绘她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以此反衬人物精神的空白；鲁迅以犀利直白的笔锋道出了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以及麻木扭曲冷漠的看客，笔下的人物从外貌到内心都是色彩黯淡的。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处是都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及国民的劣根性。在写作方法上，二者都偏向于人物心理的刻画。《菊英的出嫁》这篇小说是菊英娘一系列白日梦式的意识流动，因而跃动于纸上的菊英形象只是飘浮于其母意识中的若虚若实的形象，小说完全是通过对菊英娘心理活动的描写来展现菊英的形象。王鲁彦善于运用多种手法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重视人物深层心理的开掘，多数时候不做静态分析，而是把人物放到特定环境当中，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或矛盾冲突来揭示其心理变化。虽然鲁迅也擅长通过人物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但是着重于探究宗法文化与民众的启蒙，着眼于深层文化的视域，祥林嫂丧夫丧子之哀并未引起众人的同情，竟成为村人逗乐取笑的料柄，因“守节”而致使“赎罪”捐门槛之“愚”，展示的是人的精神心理的病痛、中国社会病态的世相景观，一幅幅看与被看的悲凉无助的情景、失同情多隔膜、玩味他人之哀的悲凉麻木之心。鲁迅与王鲁彦的作品中都体现了人道主义情怀，鲁迅呈现出的是“疗与救”、“忧与愤”、“哀与怒”的情感指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后者更多的是同情，与鲁迅相比，王鲁彦缺少一种博大深广的深层批判。其次，鲁迅的作品阴郁冷峻，不注重景物描写，往往是寥寥几笔加以简单的勾勒以烘托气氛，而王鲁彦的小说是人物与景物在独特的乡土氛围中融为一体，不是一般地叙述人物命运，而是把人物命运深深的镶嵌在特定的地方心理和乡土状貌的背景下，来展现其性格和遭遇。

虽然鲁迅和王鲁彦在写作特色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决绝封建礼教，启悟国民精神，指陈社会真相，切割人性弱点，救赎病态人生，展示了五四时期青年的觉醒。二人异轨同驰，突破了“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主要写知识青年的相对狭小天地，拓宽了新文学的反封建题材，影响和吸引了一大批新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社会，转到民众(主要是农民)的身上，而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结更加紧密。从早期的主观抒情，逐渐归向客观写实，甚至讽刺，让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得以加强和巩固，在20年代乡土小说中留下了举足轻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