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进黔东南独木龙舟田野调查报告

第一篇：王广进黔东南独木龙舟田野调查报告

黔东南独木龙舟田野调查报告

王广进1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民族体质与健康研究中心 体育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 广州 510006)

近几年，我国体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体育爱好者增加明显，这不乏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功。北京奥运会的盛况，不仅让我们联想起2007年在广州举行“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状况。当时，华南师范大学承办了几个项目的比赛，在比赛现场，尽管不收门票，但几乎没有观众，有的仅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偶尔有几个学生和教工家属充当观众。其他项目也大抵如此。这和“洛阳纸贵”的北京奥运会门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缘何如此呢？按照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市场主导下的人群对“异文化”有着极高的好奇心和参与行为，那么，为什么作为“异文化”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悖此论断呢？

这种疑惑和不解一直存在于心中，努力用人类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等理论对这一现场做一诠释，然，总归是形而上过强，缺乏事实作为支撑。2008年上半年，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杨世如老师到华南师范大学访学，其间，有论及黔东南的独木龙舟十分有特色，且具有很高程度的“原生态”。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旋即，胡小明教授和杨世如教授在当年6月对黔东南独木龙舟做了粗略地田野调研，结合杨世如教授近8年对该地区独木龙舟做的持续调研和参与，认为：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具有独特的比赛器具、组织流程和活动参与形式，且与独木龙舟竞赛的相关习俗几百年来变化不大，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对它进行调研，能为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论据；也能为“空无一人”的“全运会”赛场提供现实的反例，思考“全运会”日后发展，思考现代体育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影响；也能从文化——行为的角度来深层思考竞赛项目与观众之间的内在联系，印证美国历史学派所言的“国民性对行为影响”的论断。这些正是我们亟需通过人类学的调研想要了解的。

同时，基于体育人类学青年学者十分匮乏，即使有对此感兴趣者的一二者，也对人类学究竟该如何进行田野工作十分茫然。针对这种情况，胡先生称之为“半个人类学爱好者”。为了扭转这种状况，为了体育人类学的长远发展，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和胡先生力促对贵州黔东南的调研调查。此次田野工作的目的有二：思考传统体育项目和体育的关系；锻炼年轻体育人类学工作者的技巧，以及激发体育人类学爱好者的兴趣。基于以上，计划在2009年农历五月二十三至六月五号对该地区的独木龙舟做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一计划得到了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贵州省体育局和贵州凯里地区相关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正是有了他们的热忱协助，才使得我们一行在对独木龙舟做田野工作时，跳过了初始的生分、不合作、拘束，能极快地进入到“知心交谈”的境界。对于能有如此结果，离不开相关单位的通力支持，调查组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本报告之所以将副标题确定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自觉民俗竞赛参与与被动体育竞赛”，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般而言，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中的竞赛项目基本上都是源于我国各个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竞赛活动，在没有被作为“全运会”比赛项目之前，这些竞赛项目都是各个少数民族民间自发举行的，参与者众多。而作为体育比赛项目之后，同样活动就变成了被动安排的体育赛事了，参与者和观看着寥寥无几。从自觉的参与性竞赛到被动1 王广进（1973-10），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人类学与休闲。

Email: wangguangjin@126.comTEL: ***

性的体育比赛所表现出了极大反差，其间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多不胜数，但用文化的相关理论解释这种现象拟或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对文化研究颇有厚度的文化人类学就成为了当仁不让的研究支撑。黔东南独木龙舟概述

黔东南独木龙舟赛仅存在于台江县和施秉县，在两县行政划分分界线——清水江两岸有六七十个苗寨共同举行的节日活动。约定平寨为农历五月廿四，塘龙廿五，榕山廿六，施洞廿七，定在上述四个地点集中。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历史悠久，但因为历史记录较少，故很难考证其真正的起源。

划龙舟的村寨，一般一寨一只龙舟，两百户以上的多是两只或三只。放龙舟的房子形长廓，称“龙舟棚”。棚为一排七间八柱式木结构，上有瓦面屋顶。龙船船体一般用杉树。中为主船，苗语称“合迷”，意为“母船”。两侧各一小船，苗语称“嘎呆”，意为“子船”。每只龙舟上都有一个叫“嘎纽”的人，即鼓主之意，俗称为“鼓头”。舟上人员计有“鼓头”一人，锣手一人，撑篙一人，理事一人，艄公一人，他门分别站或坐在母船上，每只子船则站十六名挠手。龙舟的仪式与禁忌比较多。由于黔东南独木龙舟具有独特的文化蕴含，业已逐步成为黔东南地区的标志性文化之一，每年也导致了众多学者、摄影师和旅游者进入黔东南地区进行有关考察和游玩。

从2009年6月12号到6月23号，我们在台江县和施秉县度过了难忘了12天。在此期间，我们把工作分为三部分：对龙舟的实地测量，共测量了30艘龙舟和龙舟棚；对龙舟划手的体质人类学测量，共测量了60多个划手；对鼓头、鬼师、寨老、村长、村支书进行深度访谈。基于以上工作，把调研人员分成了两大组，测量组和访谈组。关于龙舟的传说：主干下相同中的巨大差异

在访谈期间，对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起源绝大部分都认同一个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清水江旁住着老人保公和他的独子九保，一日下河打鱼，一条恶龙，一下子将其子拖进了龙洞里。走访的村民对这一段的描述高度一致，但其后的描述则各有不同，兴许每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即兴发挥，代代口耳相传，没有文字的记载，以至于我们听到了五花八门的描述。有说老人立即下水把龙杀死了，有说是等到龙睡熟后潜入洞中将龙杀死；有说是把龙杀死的（说这一点的不知道是如何杀死的，他们的词汇中反复说到“把龙杀死了”，再无其他描述），有说是把龙烧死的（这点居多，但是用何物把龙烧死，描述各不相同）。反正是龙死了。龙死之后一连九天九夜无太阳，当时，有一个妇女带着孩子摸黑到江边洗衣，孩子将捶衣棒在水面上划来划去嬉戏，嘴里不意中喊道：“咚咚多！咚咚多”谁知他这么一喊，太阳出来了（这一点也是高度一致）。一说是为了纪念这情况，就模仿捶衣棒的形状进行龙舟比赛；一说是龙托梦给寨民，如要风调雨顺，就要划龙舟。

天亮后不久，龙从江面上飘来，有人尝了龙肉，好吃，纷纷来抢。胜秉寨发现得最早，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口的人去得晚了点，只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仅仅分了点肠子。因此，现在杨家寨龙舟染成深绿色的（传说龙的肠子呈深绿色），称青龙。最初大家商定；按照分龙肉的先后顺序来划。如胜秉分到龙头、排在农历五月初五；平寨分得龙颈，排在五月初六。但此时正值割麦、插秧的农忙季节，为了不误家时，痛痛快快过节，于是各寨又来协商，改在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分期分地举行竞渡。经商议平寨为农历五月廿四，塘龙廿五，榕山廿六，施洞廿七，定在上述四个地点集中。这一规定，相沿成习，直到今日。对于这段传说的讲述，村民都说不清，有的只是偶尔的信息、碎片式的言语，这些是结合其他书籍和资料整理而来的。

对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所倡导的结构主义人类学颇有成效。列维·斯特劳斯深受索绪尔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认为，研究的重点不是神话与传说的真伪，而是在神话和传说（符号、信码）背后所蕴涵的普遍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结构）。这种结构提炼应当是人类学研究的真谛。世界上许多民族节日，来源于古代人类与自然斗争。有的因战胜自然而定为节日；有的因屈服和敬畏自然而定为节日。但总归都离不开一个神话或传说，对独木龙舟的传说也同样如此。其后研究的重点应是：探讨这个传说（符号）和当地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关系，提炼村民无意识下所蕴涵的结构。走入困境的鼓头推选

寻找鼓头，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一是因为做过鼓头的人少，二是在鼓头在农忙季节没有时间和我们交流。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访谈了几个寨子的鼓头，其中一个是今年欲做鼓头的岩脚村姜村长。和姜村长见了几次面，其人纳言敦朴，和他在一起经历了龙舟下水的一整夜，言语极少，倒是和到他家帮忙的10几个人相谈融洽。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汉话不好，但好在他们其中一个到过广州打工，和他们交谈起来也没什么障碍。从这些村民口中的零言碎语得知：鼓头的推选进入了困境。

村民对这种困境的说法有四。一是德高望重、子女众多的老人太少，尤其是有较多女儿的老人太少。因为子女少，就意味着亲朋好友少，亲朋好友少就意味鼓头所收到的牛、马、猪、羊、鹅、鸡、金钱等少，这些东西少就意味着鼓头十分没有面子，没有了面子也就失去了做鼓头的意义。二是村中的年轻劳力太少，好多都出去打工了，没有回来。年轻劳力太少导致龙舟下不了水，因为龙舟一般距在清水河有50米左右，高于河岸约5米左右，要想把重达约一顿的龙舟抬到河水中，非有几十个青年劳力不可。同时，每个龙舟上有近30多个个划手，均需年轻体力好的。没有了年轻劳力，即使有符合做鼓头的老人，这个寨子的龙舟也下不了水的。三是寨子中的龙头不热心，或者是没有龙头（有些寨子现在改名为龙舟委员会）。说到此点时，很多村民敦厚的脸上常常流露出一丝丝的无奈，一种不满却不想抗衡的无奈。随着和他们交流的深入，他们对祖上所传信念“一个寨子不能产生鼓头是没有面子的”却表现出可以理解的释然。毕竟，金钱、物质、好生活也是他们追求的，即使是放弃了固有的文化理念，又有何妨？四是寨子里面有矛盾，从而导致鼓头推选不出。这种情况现对来说比较少见，很多村民口中都言及了有这种可能，但都没有具体的事例来佐证。兴许这是他们看到别的寨子中没有鼓头所产生的习惯性猜测。

走入困境中鼓头推选，带来许多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下水的龙舟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固定，习俗正在脱离它的载体。情绪激昂和敦厚淡然的两个鬼师

对鬼师（苗语称为：guoxiangxi固相西）的寻找，颇为顺利。6月14日，中午，我们一行五人在岩脚村妇女主任所经营的家庭旅店吃中餐，无意中得知他的父亲就是鬼师。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是十分兴奋，但看到一脸坦然不惊的店主人时，也有些索索而然。淡忘下那对异文化急欲一窥而心安的心情，回归到人类学融入而客观的记录心态，约定晚上请她父亲来吃放聊天。一下午都忙于访谈，并又观看了岩脚村龙舟使用的鼓和锣，村民自豪地说这个锣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周围各个寨子中最好的两个锣之一。其间又有测量龙舟之事，到晚上8点多，我们如期等来了岩脚村的鬼师。

鬼师的到来场面也无波澜，平静的饮酒，平静的谈。至于到最后请他演示一下做法事的言辞时，才感到了他完全不同的气质，那是一种压抑下的激昂与回味。到了6月17日凌晨4点多，在岩脚村姜村长又见到了这个鬼师，来做接龙仪式。真实现场的做法，和给我们做的演示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投入和激昂的全新场景。早在之前，鼓头家人一再告诫我不要用闪关灯来干扰鬼师做法事，我牢记于心，努力把自己做一个可以忽略的旁观者。然，一个号称是市宣传部领导介绍过来的业余摄影师完全无视告诫我的忌讳。在做法事期间，他不停地要求鬼师摆出不同的造型，恣意地用闪光灯摆拍下他认可的造型。法事现场有点乱，法事不断地被这个所谓摄影师的打断。鼓头家人和旁观者无人干涉摄影师的行为，鬼师好像事先也得到了关照似的，表现的也比较配合。曾经如此神圣的请龙仪式也变得如此官场，使我和杨世如教授感概万千。早上7点半左右，队伍到了龙舟停靠不远处的河畔边，鬼师在队伍后面做仪式，约2分钟后结束。此时，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对鬼师进行现场拍摄，阵势有点大。鬼师也有点激昂起来，情绪高涨，十分配合摄影爱好者对他的要求。在做完最后一个仪式——杀鸡后，有几个摄影者对鬼师兴趣已失，然鬼师情绪达到最高，口中言词不断，我间歇听到几个汉语：文革、牛鬼蛇神、都拍我。期间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曾经辉煌在文革期间变得一文不值，然如今又得到了昔日的辉煌。而此时，摄影者好像一下子对这个鬼师失去了兴趣，转而去寻找其他兴趣点了。人在狭小的空间碰来碰去，很快我眼中失去了鬼师的身影。到不远处的大桥上努力寻找他，仅得他孤立地站在人群中，没有人再关注他这个鬼师了。一闪，再也寻不到他了。

6月15好，在铜鼓村我有幸又遇到了一位鬼师。他在离村3里处放牛，在村长和一位村中高三学生的陪同下寻到了这位鬼师。访谈的开始让我和谭广鑫有点担心，担心言语的不可转换。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个高三学生不知道苗语转换成汉话的准确说法，只能一再说：大概是这个意思。伴随着那个高三学生笼统地转述，我不由得被这个敦厚淡然的老者所吸引。他谈到的一些传说和仪式显得如此平静，所言及的一切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般的自然，这些对他来说是深入骨子中的必然。民族的文化和鬼师的传承所沉淀下来的信念，在此彰显无遗。在他平淡地为我们叙述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的3头牛，其间，当看到他的牛走到水田旁的田埂上时，我们的访谈也结束了，他去赶他的牛去了。这一切对他和我们而言显得是如此的自然，没有任何腹议。独木龙舟中的仪式和禁忌

少数民族的节假日多仪式和禁忌，独木龙舟节同样如此。砍树制龙舟的时间、祭品、选树、祭礼，砍树、树倒、运送、接龙船木，择日制造、如何请名曰“嘎哈”的保护神（大神灵名，主宰人的生、老、病、死和祸福）、请什么样的木匠和雕匠师傅，请龙仪式和开划仪式也颇为程序，乃至鼓头家请人何人煮饭与烹肉、食物的存放、如何在龙舟吃饭、何人可以接近和触碰龙舟等等环节都有严格的禁忌。

仪式是人类社会文化古老的存在，对它的研究也浩如烟海，解释也较多，但没有一个通行的理论得到学界的认可。然，对仪式的行为、背景、意义、功能、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成为了一种模式，其间，夹杂着对禁忌的研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彭兆荣撰写的《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研究仪式做了以下框架：仪式、神话与宗教；仪式与社会；仪式与族群；仪式与交通；仪式与表演；仪式的进程：阈限与通过；仪式的象征：功能与结构；仪式的历史记忆与叙事；仪式与暴力；仪式的转换与治疗；仪式与生态关系；仪式与现代移动性。在这诸多的龙舟仪式和禁忌中，理论的演绎也许是最为浩大的环节，也是今后田野工作要关注的重点和核心之一。热闹的竞赛现场，平淡的龙舟竞赛

龙舟竞赛的高潮是竞赛现场。在调研期间，我们共去了三个赛场——平寨、施洞和铜鼓。6月16日早上9点从施洞出发，一个多小时后到了该村。

在龙舟竞赛河畔，有一长条形的河滩，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上面早已经布满了摊贩，吃的、喝的、玩的、斗鸟的、为龙舟送礼的礼品、跳舞者、照相者等等，很是热闹，在期间挪移十分不便，还要提防不是响起的鞭炮，煞是热闹和喜庆。河滩中的人绝大部分是附近村寨村民，他们携妻带子，拟或老幼相伴，一副穿戴周正，有或着装民族服饰，更为显眼，毕竟，这样的穿戴相比以前是大大减少了，反倒是美国的牛仔装扮极为常见。这不仅让人感慨全球化的力量，苗族服饰也被它即将扫进历史尘埃中了。

在河滩中，有好几家带赌博性质的游戏项目，有玩筛子的、投掷软球的、弹子类的等等，多为1元玩一次，如运气好可以博得几倍的汇报，试者甚众。斗鸟甚为奇特，斗鸟客各寻对手，关进笼中的斗鸟一见到对手便射箭般扑向对方，你抓我啄，厮杀起来，煞是惨烈。斗败的鸟负伤满笼逃，裁判据此判定输赢。输者脸上是懊恼，赢者也甚为荣光，但没有见什么物质奖励和交易。

平寨村汉苗混居村，龙舟赛仅仅是苗人参加的，汉人不能参加比赛，但可以融入其中。在河滩上方仅仅10米左右处，有一村小学，在小学的面向河流方向，就是这次比赛的组织场所，约有5、6人掌事，在平台上方3张课桌，这就是组织者的办公场所。在办公场所后方的墙壁上，有两张红纸，上面书写着比赛的相应规则。令人诧异的事，离组织者不到15米的地方，居然有一个祭拜刘关张的屋子，有门没关，正面有三兄弟的彩色画像。

下午约4点，比赛正式开始，按照抽签顺序分成4组比赛。虽然龙舟比赛是这次集会的核心，但是现场观众对此关注不明显，仅是在开始比赛时候在龙舟上放铳的声响似乎让人群知道了这次集会的主角开始了。比赛河道长约200多米，一组两艘龙舟，规则是谁先到终点谁赢。到第二组时，发生了争执，以至于闹到组织者那里。情绪激动的争辩，愤怒的围观，甚至都没有惊动周围的人群，或者是说周围的人群根本不关心龙舟竞赛所产生的争执。激烈的争执导致比赛的夭折，这甚至没有给集会中的人群一点影响，属于他们的集会还在继续。

施洞的龙舟比赛要比平寨的规模大的很多，龙舟多，河滩大，关注的人也很多，据说能有4、5万人到现场。6月17日下午2点多，我们一行进入赛场，人确实很多。期间龙舟间没有正式的比赛，多是自个的自娱自乐，岸上的观众似乎对此也并不关心。

7龙舟竞赛的体育化

13号，普一到施秉县的老屯村，就被村支书热情好客感慨良久，逐渐淡忘了这个十分偏僻的、陌生的周遭环境，也收起其地与广州相比的云泥之别的腹中之言。跟在老屯村张支书后，沿着容两人通过的上坡小道拾梯而上，穿梭在独具特色的苗屋之中，耳中不问机械的轰鸣，心中不念城市的闲杂，只这么静静的走，偶尔耳闻张支书和寨民恬淡的问候，脑中的宁静持续不长，到了张支书家。一间（猜测）北方地区常见的砖加预制板结构的平房傍在苗民木屋上，心中骤然一紧，许是想到了机器轰鸣的都市。被张支书热情让道木质苗屋中，见3个小孩，见到生人有点害羞，兴奋而又羞涩地拿了我们给他们的糖果后，自个玩去了，由于几天长途奔波，我们一行五人十分疲劳，在下午5点左右，有几人在主人家的沙发上打起盹来。晚8点15左右开始吃饭，当地一般都是这个时候吃晚饭的。过程十分自然和和谐，然，那突兀在张支书木屋房的砖结构平房景象却一直存在于我脑海中。在这样偏远的地方，汉化却已到了如此地步。

在平寨的龙舟比赛中，现代体育的规则化的影响十分明显。据杨世如教师言，他去年曾经参与对苗族独木龙舟比赛规则的制定。这也许是工业社会发展必然，规则化，苗族独木龙舟的体育化也正是这个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在当地，不时听到有人说某某寨子中的龙舟到广东、东北、贵州其他地区进行比赛，甚至有官员谈及苗族独木龙舟比赛的常态化，以更好地开发旅游，造福一方。村民在提及自个寨子的龙舟出外地比赛表演时，也是一脸的骄傲和怀念，甚至有村民托我们给他找相应的关系，以求到外地进行比赛，获得他们心中高额的物质回报。文化业已发生了变化。村民所言及的比赛，绝对没有体育比赛的内涵，他们理想中的比赛仅仅是获利的一种手段，无关乎体育所言及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体育的这种精神正在植入到当地文化中，这可以从村民不断提及公平词汇可知，独木龙舟所依托的文化背景正在变迁，从仪式背景下的竞赛到物质下的体育化比赛，从自觉的民俗参与到被动安排的体育比赛。骤然，空荡荡的民运会比赛现场的画面出现在我脑海。几年过后，清水江两岸还有多少苗民能为他们的独木龙舟节守望？黔东南独木龙舟节，有谁在倾听你

多年来，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越来越少，原因种种，然最为重要有三点：获得物质资助少、调查十分艰苦、出成果时间漫长。这种现象在人类学大学科中也是相当醒目的，年轻的人类学从业者不愿做十年磨一剑的等待，只想从事一些短平快的研究。在如今整个学术氛围下，这确实有点无可厚非。选定问题、设计问卷、发问卷、统计问卷、分析问卷、提出对策的研究思路甚为流行，在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中，科学性也比较强。然这种研究思路的最大不足是：横切面的问卷调查忽视了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也舍去了许多小的个体细节。有时，这些细节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而人类学则可以更好地弥补这种缺憾。它那历时性的小样本量的持续访谈，使得人类学获得的调查资料远比社会学获得的资料可信度高，这或许是为什么人类学调研资料在世界范围内的通行性远比社会学问卷调研的要高的原因所在。然而，人类学的这种小样本量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如此小的样本能反映整体吗？带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困境，我们开始这次田野调查，深度持续访谈是必然的环节，同时也努力用做到社会学所言的大样本量，基本上对有龙舟的寨子做到走到，间或有些访谈。

短短十几天的调查，只能说是浅尝辄止。但是，在这次调查中，我们真真切切的听到了清水江两岸有龙舟寨子自己的声音，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和所处的文化背景，并感受到了他们身处其中的彷徨、无助、希冀和乐观。我们深知，这次调查并无力改变什么，但我们力图把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传播到更广大的人群中去，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清醒的看待这场正在发生文化涵化中所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从中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这，不仅是清水江两岸人，也是我们调查队员的最大心愿，更应该是体育从业者的愿景。

期望这次调研的资料，能为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提供素材，让所有的体育工作者在倾听到它。也希望体育工作者能以此为例，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民俗竞赛活动体育化所面临的文化涵化，从中归纳对全运会的思考。

参考书目：政协台江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台江县文史资料辑》（内部刊物），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