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鲁迅小说的启蒙特点——以《阿Q正传》为例

第一篇：简析鲁迅小说的启蒙特点——以《阿Q正传》为例

摘要:本文以《阿Q正传》为例进行分析，点明了鲁迅创作思想的主要特点, 重点阐述了鲁迅小说的启蒙特点。就像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改造国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鲁迅创作思想的主要特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①“不幸的人们”，指贫苦农民、贫民、下层知识分子、劳动妇女等广大群众的病苦”，既是物质的“病苦”，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病苦”：国民劣根性、封建思想等。通过“揭出病苦”，使人们惊醒起来进行“疗救”：改造国民性，清除封建思想的毒害，进行有效的抗争。鲁迅说“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既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象，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2

《阿Q正传》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代表作。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怜他不幸的生活遭遇，恼怒他有着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而不起来抗争。它的深刻性在于它把对阿Q这一经典形象的塑造同辛亥革命这个中国的历史大变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所以便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一个深刻的思想变动，便不会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动。

阿Q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求得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阿Q虽然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解脱被人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的难堪的局面，虽然在赌赢的一堆洋钱被抢走后用自打耳光而以为是打别人的耳光的“转败为胜”的办法来“战胜”对方，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实际上处处是一个失败者。这便是“精神胜利法”。

阿Q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多也觉得“大失体统”。他很自尊，可偏偏头上有几个癞疮疤，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既自尊自大而又最能自轻自贱，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着。正如王富仁所说：“但这二重人格又有其统一性，又有相互联结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他的自我意识的缺乏、个性意识的缺乏。”○3

阿Q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做斗争，比如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换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欺弱怕强的典型表现。

阿Q形象是具有深广的典型意义的。他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4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并非只属于落后农民，它是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因此阿Q形象对中国人都有针砭意义，它惊醒国人起来改造这落后麻木的国民劣根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写道：“阿Q是一个人，同时又是所有人。”○5

阿Q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病态，鲁迅对它的解剖意在批判整个旧社会，小说的谴责对象广泛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十年来，阿Q精神已经成为一切自欺欺人、因循守旧的腐朽思想的通用名词，人们常常用它来讽刺敌人和批评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今天，阿Q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形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鞭策我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坚决斗争。

参考文献：

1：参见鲁迅《呐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第二版，序言 ○

2：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党秀臣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 ○

3参见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

月第1版，第138页

4：参见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三版，第15页。○

5：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郭志刚、孙中田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二版，第54页。○

第二篇：从《阿Q正传》谈鲁迅早期小说的批判性

从《阿Q正传》谈鲁迅小说的批判性

李小平

【内容提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但他的小说思想深刻，技巧精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鲁迅毕生从事着对国民性批判的工作。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因为在“五四”时期传统文化正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鲁迅的文学批判观念是以促进人的精神健全、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的，他旨在通过对愚弱国民灵魂的批判否定，重建新的理想的人性，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他将文学的审美超越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追求，与人的现实价值的实现结合了起来，强化了文学观念中的批判性、真实性、历史感和超越性。《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的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问题。作品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阿Q正传》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艺术手法精湛绝伦，是鲁迅先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件珍品，是千古不朽的名著。

【关键词】：阿Q正传

鲁迅

小说

批判性 正

文：

一、从《阿Q正传》的思想主题看鲁迅小说的批判性：

《阿Q正传》通过阿Q的悲剧命运，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农民问题。小说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中国的民主革命才会有光明的前景。小说特别透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揭露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人们的“病苦”，以此“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二、《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形象总结：

鲁迅写《阿Q正传》的本意“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小说是把阿Q这样一个人物安置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历史的环境中，通过描写阿Q悲剧的一生来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就是说，小说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有着高度真实的描绘，深刻的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可以说，《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形象总结。

（1）从小说反映的时代和环境来看，《阿Q正传》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为背景的，未庄是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波及的地方。

（2）从小说的各类人物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来看，阿Q原来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认为“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但是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终究要推动他倾向革命，特别当他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发生恐慌时，他对革命更加“神往”了。从阿Q的向往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然而，阿Q对偶革命的认识却是十分幼稚和糊涂的，充满着农民式的私有思想和复仇情绪。当他鼓足勇气投奔革命时，却依然弄不清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去找了假洋鬼子。举人老爷害怕革命，把财产移到乡下来了；向来骄横的赵老太爷知道革命党进城的消息之后，一方面见阿Q“革命”了，便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另一方面与家洋鬼子串通一气，抢先向革命投机。未庄的人原先不知道什么革命，阿Q“革命”之后，未庄人都用惊惧和可怕的眼光看着他。（3）从这场革命的结果来看，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地主阶级篡夺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阿Q被当作抢犯抓了去，成了新政府的“惩一警百”的牺牲品。未庄人的精神状态仍旧是麻木和冷酷的。这些都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没有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要求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这就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三、从阿Q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看的鲁迅小说的批判性：

《阿Q正传》通过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并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农民的精神枷锁，中国的民主革命很难有光明的前景。阿Q是旧中国受压迫和剥削最深重的贫苦农民，是一个贫困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但作为奴隶，他无家无业，没有社会地位，任人污辱和欺凌。但他在长期的屈辱生活中，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受奴役的奴隶地位，却无忧无虑，达观自得。总是用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来掩饰实际生活中的惨重的失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与陶醉，这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即阿Q主义或者叫阿Q相）。其主要特征体现在：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最能自尊自大，也最能自轻自贱；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欺善怕恶，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糊涂终生。但精神胜利法却不是阿Q的最根本特征，他的根本特征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他的所有的思想观念都不是从他的自身的生活体验和自然欲求中升华出来的，代表他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思想观念，是在消极的适应外界环境、适应封建社会现实关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被动地接受现存的、社会上流行和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

阿Q性格是某种民族病态的集中显现。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出自中国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其历史来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历史紧密相联，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阿Q生活的社会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阿Q性格所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鲁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所以，阿Q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这一艺术典型有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面镜子，同时又有独特鲜明的个性，鲁迅对阿Q的性格揭露意在于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四、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及鲁迅批判精神胜利法的重大社会意义： 鲁迅小说《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的反映了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问题。作品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阶级对立十分严重的一个江南农村------未庄，是一个极其贫苦落后的流浪雇农，也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即鲁迅所说的“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借住在一个土谷祠里，靠着给人做短工维持生活。阿Q的社会地位也非常低，连准确的姓氏都不可考，地主赵老太爷竟然不许他姓赵，并且给了他一记耳光。未庄的人平时谁也不注意阿Q，只在活儿忙的时候才记起他这个廉价劳动力来。人们对阿Q可以随便嘲弄，使他的人格受到难以容忍的上伤害。然而可悲的是，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却似乎并无真正的愁苦，倒反而总是那么达观和得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阿Q虽然贫困和不幸，但在他身上却束缚着一种可怕的精神枷锁，那便是精神胜利法（即阿Q主义或者叫阿Q相）。

（1）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求得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因此，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一种奴隶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表现。比如阿Q虽然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解脱被人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的难堪局面，虽然在赌赢的一堆洋钱被抢走之后用自打耳光而以为是打别人的耳光的“转败为胜”的办法来“战胜”对方，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实际上处处是一个失败者。尤其令人吃惊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发展到极致时，竟由“怒目而视”变成了“你还不配”，以丑骄人。

（2）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多也觉得“大失体统”。他很自尊，可头上偏偏有几个癞疮疤，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既自尊自大而又最能自轻自贱，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着；当被别人扭住黄辫子，形势于自己很不利时，他可以大胆承认：“打虫子，好不好？我是虫子-------还不放么”？但不到十秒钟，阿Q又觉得仍是心满意足和得胜了：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而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这是何等荒唐的阿Q式的逻辑！

（3）阿Q还欺善怕恶，怕强欺弱。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作斗争，比如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换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怕强欺弱的典型表现。

（4）此外，阿Q还十分麻木、健忘，特别是对于被压迫被海的麻木、健忘。他的糊涂和麻木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了一生，如画圆圈时的思想状态，以及游街时竟因没唱几句戏而“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等等，都是精神极端麻木的表现。阿Q还患有一种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惊人的健忘症。他经常这样：在生活中受了侮辱，以“你算什么东西”等“妙”法“战胜”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番，“得胜”后，就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挨他一向瞧不起的“假洋鬼子”的打，是多么大的屈辱！但“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他慢慢的走，将到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种惊人的健忘症，使得他老是处于被侮辱中而不自觉。至于他认为“女人是害人的东西”，对“男女之大防”非常严以及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则都是封建道德观念的遗毒的具体表现。

以上，就是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阿Q主义的一些主要因素。但是，在阿Q身上除了阿Q主义之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劳动者的对压迫者的仇恨心理和要求改变不幸命运的愿望，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掀起时，阿Q甚至被革命所吸引，接近和要求参加革命。尽管阿Q对革命的理解荒唐可笑，只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但是，他对于改变不幸命运的愿望却是热烈而真诚的。因此，阿Q的阿Q性和革命要求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我们理解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思想性格时不能忽视的。

阿Q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病态，鲁迅对它的解剖意在批判整个旧的社会，小说的谴责对象广泛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十年来，阿Q精神已经成为一切自欺欺人、因循守旧的腐朽思想的通用名词，人们常常用它来讽刺敌人和批判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今天，阿Q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现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鞭策我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坚决斗争。

五.《阿Q正传》的艺术成就看的鲁迅小说批判性：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艺术描写的高度典型化。作品将阿Q放在未庄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从而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滋长找到了合适的土壤。阿Q主义在当时虽有极大的普遍性，它表现在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身上时却又有其特殊性。这说明，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极其个性化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而不是抽象观念的化身。

（2）精彩的细节描写。关于阿Q肖像画即使突出的例证之一。又如点灯的描写，出现在不同的段落里，使赵太爷的吝啬贪小的性格，一层深一层的从三个“例外”里反映出来。这种精细入微的描写，活化了地主阶级卑污的灵魂。

（3）强烈的批判与讽刺特色。小说中不仅有头尾两部分的议论，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份。这些议论都具有批判与讽刺的特色，是突现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小说的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所谓“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另如第四章“恋爱的悲剧”第一段的那些议论，不仅直接批判了阿Q的麻木、糊涂、健忘，而且抨击了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及作品的中心思想。总之，作者那些诙谐而精辟的议论，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思想批判的色彩，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也能准确地表现人物的身份、教养和突现人物独特的精神面貌。其次，作品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斯亦不足畏也矣”等等，不仅言简意核，富于表现力，并给作品增添了一种特有的诙谐性与讽刺力，是古语活用的范例。第三，是小说的语言包含着幽默感，并且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浅闺”以及“田家乐”、“大团圆”和关于动用众多的人马、枪炮捉拿阿Q的那段描写等等。第四，是小说使用了不少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放倒头就睡”等，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最后，《阿Q正传》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精练等特色，也同样是十分突出的。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它还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成为了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注

释：

（1）《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1926年起改由北京书局出版，收1918年4月至1922年10月期间的作品共14篇。

（2）《阿Q正传》选自《呐喊》，是鲁迅最有影响的小说代表作，也是鲁迅惟一的中篇小说，1921年12月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

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吴宏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吴宏聪、范伯群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阿Q正传》原作。鲁迅著。*《鲁迅作品集》，金盾出版社出版。

第三篇：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的处女作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开辟了我国文学的发展的新时代。

这篇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指小说深刻而有力地揭示了旧社会的吃人历史；而“格式的特别”则是指小说形式的现代化。“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对《狂人日记》非常精准的评价。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清晰地呈现了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是一篇日记体小说。这篇小说由十三则不标年月的日记构成，按狂人的心理意识活动来组织小说，打破了以情节为主、注重故事完整性的传统小说结构方式。

与传统第三人称小说侧重叙述外在事件不同，这篇作品以第一人称即主人公自述的方式，着重表现了“狂人”的内心状态，叙述带有主人公的感情意识，读者因此更容易站在“狂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作者择取“狂人”这一陌生的视角来表达重大的思想主题，具体描写“狂人”的种种病状，他的疯言疯语、偏执、妄想等等。这就使“一个描写对象从其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结果造成陌生感，“形成某种语义变化”。读鲁迅的小说，你就会发现鲁迅在艺术形式的“陌生化”方面具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自觉意识。茅盾说过：“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鲁迅的文学创作开启了现代文学的诸多流派，比如《在酒楼上》、《孤独者》首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故乡》首开“乡土小说”之风，《故事新编》则引发了“借古讽今”型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这与他在“陌生化”的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应当说，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狂人日记》形式的“陌生化”程度是最高的。《狂人日记》的艺术形式是独创吗？

《狂人日记》在艺术形式上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于1834年，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典型。小说中的狂人波普里辛，原是个专司为上司削鹅毛笔的小职员。他不仅社会地位低微，而且精神境界低下，因为单恋上司的女儿而遭到上司及同事的轻蔑。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与“高贵”的小姐恋爱，癞蛤蟆居然想吃天鹅肉!受到刺激的波普里辛愤而发狂，幻想自己成了将军，甚至以西班牙国王自居，结果被关进疯人院。果戈理以此对热衷于官衔、权势和金钱的黑暗社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迸发出不平之鸣：“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是个九等文官?为什么恰巧非是个九等文官不可?” 抄袭还是借鉴？

对于鲁、果二人的这两部同名小说，文学研究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抄袭，有人认为是借鉴。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两部小说有着很高的相似度。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狂人日记》源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鲁迅这样评价自己的《狂人日记》，“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ag01)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自己认为这篇小说源于果戈理，但艺术成就却超越了果戈理。

所谓“抄袭”的证据

题目相同，篇名均为《狂人日记》； 题材相同，内容均为“狂人”的故事； 形式相同，都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此“狂人”非彼“狂人” 果氏笔下的“狂人”，是一个俄国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形象，是一个被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剥夺了爱情自由的人，是一个意识到个人自由权利重要性的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则是一个觉醒者、启蒙者和斗士的形象。他意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并进而启蒙人们走出到人性被戕害的蒙昧状态。他不但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喊，而且自觉自愿地与礼教维护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二者的精神内涵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具有本质的不同。“狂人”眼中的“吃人”现象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⑺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叫人害怕。“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

“吃人”的历史事实

鲁迅也非常重视野史和笔记之类被长期忽略的历史资料，并于其中发现了历史中被人忽略的“吃人”史实。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说：“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 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

“礼教吃人”的哲学文化溯源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以十三节长短不一的日记，形象刻画了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形象。然而，它并不是关于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吃人”本性。这部小说诞生后，关于这部短篇小说的评论文字已经是作品本身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奇观。自此以后，“封建礼教吃人”的观念深深地铭记于中国人的心灵记忆中。

通常，人们只把“吃人”理解成对封建礼教本质的一种文学性概括，指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伤害。对于这个独特的文学意象，很少有人去追溯它的哲学与文化背景。其实，“吃人”作为一个文化主题，并非始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从清代的思想界开始的。

这一文学意象经历了一个由礼教“杀人”到“吃人”的悄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戴震、章太炎为这个文学意象的生成作出了充分的哲学文化论述，最后则由鲁迅将它铭记在国人的文学记忆中。戴震对程朱理学的反思

满清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大力宣扬程朱理学的道统理念，并由此衍生出“治统原于道统”、道统与治统合一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皇帝集代表治统的“君”与代表道统的“师”于一身，彻底破坏了儒学体系中道统与治统分立并抗衡的构架设计。

儒生对“作君作师”的皇帝来说，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帝王师”，而是事实上的“天子门生”。因此，这进一步强化了上对立下的绝对权威。在上者的任何意见都有道义上的合理性，上对下的任何责罚，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下对上的任何反抗，不但违法，而且违理。

面对这种局面，雍乾年间的考据学家、思想家戴震认为程朱理学已经成为“杀人”的帮凶，“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在戴震看来，程颐、朱熹等道学家所谓的“理”，不过是“以己之意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那么，“以理杀人”中的“理”不过是个人意见，并非公理。戴震认为，信守“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教条，实际上就是把人的正常情感和虚无飘缈的所谓天理对立起来，否定人的欲求所具有的合理性。正因为“天理”所具有的模糊性，掌握话语权的人随时可以把个人意愿图解为所谓的“天理”，并以此来压制其他人的正当欲求。

戴震愤怒地指出“理”已经蜕变压迫弱者的借口，“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 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从表面上看，戴震所言“以理杀人”，似乎专对程朱理学而发，但更多还是针对满清的极权统治。不过，由于戴震身处极权统治最为严苛的雍正、乾隆时代，只能通过抨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来曲折地影射现实。

戴震身后，其音训考据之学，主要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传承，世称“戴段二王”；不过由于他在《孟子字义疏正》中阐发的义理观念太过于离经叛道，因而备受攻击。一直到清末，才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那里得到公正的评价。在三人中，尤以章太炎最为推重戴震，他对戴震的评价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

在《释戴》一文中，章太炎结合明清的政治史，对戴震批评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思想做出了高度评价。

“明太祖诵洛、闽儒言，又自谓法家也。儒法相渐，其法益不训。盖昔韩非有言：‘人主不自刻于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顾太祖不知也。比明中世，人主喜怒僻违，而不循法。谏官有所长短，不以法律弹正。时藉洛、闽重言，以为柄矜。《记》所谓援其所不及，烦其所不知，人主穷迫亦以其言检下，下复相朋以邀主。奸心难知，人主孤立，则庶事业脞，终于嫚令谨诛，万事自此堕矣！”

“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已，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已者绝异。任法律而参洛、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清宪帝亦利用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睢。会遭平世，无桑疑沮事者，然而吏惑于视听，官困于诘责，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狱滋繁，莫敢缓纵。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雒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列之以业棘，令士民摇手触禁。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

在戴震思想的影响下，东京时期的章太炎对宋明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学“乱于魏晋，至宋明益荡”。同时，在《思乡原》中，把朱熹视为扰乱儒学原典精神的乡原。戴震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批判，经过章太炎的再次阐释和发扬，已经转化为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事实上，东京时期的革命党人已经开始转化和利用戴震的思想。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在宣传女权主义时，便把封建传统对女子及一切弱者的迫害归结为“空理杀人”，而且沿袭了戴震的论述方式，“夫所谓是非者，强者所定之是非也，强者之对于弱者，凡权力所能制者，制以权力，权力所不能制者，制以道德。权力制人于有形，道德制人于无形。使无量之人屈服于空理之下，莫敢抗己。强者何其智，弱者何其愚，此真所谓空理杀人矣”。

当时的留日学生，之所以对封建礼教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戴震思想的阐发与宣传有很大关系。

鲁迅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对戴震的这一思想自然是了解的。不过，他在“文学复古”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的历史现象观察和总结，又超越性地发展了这一思想。所谓“以理杀人”，戴震是针对程朱理学有感而发；而章太炎将这思想用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上。

鲁迅则通过深入的思考，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描述：“吃人”。统治者以“理”为借口“杀人”，其目的还在于慑服那些反抗者，只有用“刀”与“理”的双重手段，才能牢固地控制被统治阶级，才能让他们伏伏帖帖地供养服侍自己。因此，“杀人”不过是手段，而“吃人”才是目的。

在统治者那里，“杀人”与“吃人”是合一的。对此，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曾加以详细论述：“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因此，“吃人”不但涵盖了“以理杀人”的所有内容，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指向。

统治者所吃的“玉食”，自然是被统治者用自己的体力劳动换来的，因此，“吃人”的第一重含义是对“被吃者”肉体的吞噬。

由于强迫统治者贡献“玉食”容易招致反抗，就要用“理”来说服、麻痹被统治者，同时以“理”为借口杀掉那些反抗者；故而，“吃人”的第二重含义是吞噬“被吃者”的灵魂。因此，“吃人”不但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描述，而且还隐含了对统治手段的指认。因此，从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角度看，“吃人”是对“以理杀人”的超越和飞跃。

鲁迅作品退出中小学教材的理由

通过对《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一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作品中包涵了深刻的历史哲学内容，充盈着他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独特观察和心灵体验。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鲁迅作品无疑是晦涩的、艰深的。没有相当充分的哲学文化修养，自然也就很难理解鲁迅那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形象内涵。在已经相当自由和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也就很难理解鲁迅那种强烈愤怒的情感方式。

因此，鲁迅的作品并适于用作中、小学的教材。然而，不读鲁迅作品或者无法读懂鲁迅作品，的确很难称其为具有现代中国人的资格！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应当进一步引导大学生阅读与欣赏鲁迅作品。谁来“救救孩子”？

对真人的渴望，激发狂人在篇末发出最后的呼喊：救救孩子„„

不过，我们要问，谁来“救救孩子”？是“狂人”吗？可能吧？不过，“狂人”说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那么，“狂人”对自身的启蒙者资格是持怀疑态度的。往往被阅读者忽略的省略号，其实蕴含着鲁迅对自身、对新文化启蒙者深深的质疑：我们有启蒙者的资格吗？因此，鲁迅对国民性展开强烈批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批判。

“救救孩子” 既是对未来的召唤，同时也是渴望自己被拯救的吁求！被人忽略的“小序”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鲁迅在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几年，耳闻目睹有些革命者被说成疯子：如章太炎是章疯子，谭嗣同是疯子，孙中山是孙大炮。但疯话与真理统一。《狂人日记》是对这种现象的反驳和讽刺，“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了”。这里存在着反抗的悖论——疯子的反抗不被大众接受，要有效果，必须成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一样会成为吃人机器的零件。疯子其实是文化意识的反抗者，被不觉醒的大众视为疯。反抗悖论——疯子的反抗不被大众接受承担，要有效果必须成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成为吃人机器的零件。

鲁迅用文言撰写小序的目的即在于此。“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矣”。这则小序使小说的意旨更加恍惚迷离，其中也蕴含了鲁迅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怀疑：我们会不会又一次被人视为“疯人疯语”呢？目前，一些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言论与主张又一次验证了鲁迅的怀疑。推荐书目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士菁：《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第四篇：湖北省沙洋县马良中学龚清平：生成性教学开放性问题设计着力点——以人教版初中语文鲁迅小说为例浅谈

生成性教学开放性问题设计着力点 ——以人教版初中语文鲁迅小说为例浅谈

张鲜梅1 龚清平2

（单位：湖北省沙洋县马良中学 邮编：448261）

摘要：生成性教学的有效性，问题设计是源点、起点，更是发散点、生成点，而开放性问题设计是生成学生思维力、创新力、表达力等的聚核点，“留白”、“整合”、“发散”等问题则是开放性问题有效的着力点，为此，在解读文本时，我们要善于发掘文本潜在的教学价值、教育价值、思维价值，在开放问题设计中引发乃至生成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文素养。

关键词：留白；整合；发散

生成性教学的有效性，问题设计是个不可忽略的核心。因为问题，是思维的起点，可激发学生的思维意识，培养学生表达能力，生成学生创新能力。而设计有效的开放式教学问题，则是生成训练学生思维力和创新力的生态场，下面我就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选编的鲁迅先生小说为例浅谈如何设计开放性问题着力点。

在“留白”问题中串烧

留白，不是空白，而是绘画创作中的一种艺术手段，给人以艺术想象的空间。同样教学也是艺术的一种样式，绘画和教学有着相通之处。因此，我们可用“留白”艺术设计主问题，诱发学生持续性地思考、深度地探究，在“知白守黑”、“虚实相生”中生成创新性思维意识和能力。

阅读鲁迅先生小说，我们会清晰可见它有一个共性，在看似矛盾的地方暗示作品的主题，像《社戏》中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孔乙己》中的“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等等。这一个个矛盾的对话体，恰是我们设计“留白”问题，引发学生争辩的焦点，设置生成开放式教学的着力点。

因此，在教学鲁迅先生小说时，不妨以此矛盾现象设计教学。像教授《孔乙己》，我在学生初读完课文后，我问：全文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余韵无穷的是哪段文字？学生很快便找到了最后一段。此问看似简单、浅显毫无开放性可言，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开放式教学旋即展开。于是追问：为什么“我”会认为孔乙己“的确”死了？学生在孔乙己外貌、语言、行为、生活境遇等描写中找到了孔乙己“的确死了”的内因；短衣帮、掌柜、丁举人等人的“笑”声窥现了孔乙己“的确死了”的外因。最后审问：孔乙己的“死”，仅仅是想呈现当时社会人的万象吗？今天的我们从孔乙己的故事中感悟到什么？这样的串问，学生悟出“死”的内涵外延：废封建科举制度刻不容缓、唤醒民众思想觉悟刻不容缓、社会变革刻 1 不容缓。感悟到：唤醒人性的良知、点播善良关爱，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一技之长是立生、立命治本等等。

如此，“一字吐蕊”的开放式留白问题，营造出了一个有张力的思维和情感磁场，引发地不仅仅是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是学生启发性思维能力养成，更是学生对人性的认识、社会良知的认识。

在“整合”问题中聚焦

阅读教学，发问浅显、频繁往往冲击学生思维，如能设计整合性的主问题，层层推进，如解盘丝，使得学生自主阅读、习得围绕文体特点自主设计问题探究，定会有利于在探究合作中生成思维力。

为此，教《社戏》时，紧扣小说文本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我在学生初读课文前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全文最具人性味的情节是什么？请说说你的理解。经过学生自主阅读人情味的情节，便概括出：全村小朋友放下手中的活计，陪我钓虾放牛；双喜，献计得船出航看戏；阿发，摘自家豆众人吃豆；六一公公，得豆意图不怪反送豆；母亲，桥脚望我归来。而在解说“为什么是最具人情味的情节”环节中，文中主要人物的性格解读便脱颖而出。紧接着追问：请用下面句式说一句话：从 人物身上，我发现了 美好。学生对话感悟到诸多美好，如“人性的美好、童真的美好、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美好、民风古朴的美好”。

两次设问学生自主合作，淡化了情节分析、人物理解等要素的学习，但恰恰是在整合两者中聚焦了看似矛盾的话语：“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这为理解文章的主旨做了伏笔，为孕育学生整合思维奠基。

在“发散”问题中碰撞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我们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时代赋予我们的教育责任。在“发散”问题中引发学生思维的碰撞，能促使学生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设想，探求多种答案，最终使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为学生创新力蓄力。

像分析《故乡》里的“中年闰土”形象，基于他的语言、外貌、神态、动作等品析后，抛出鲁迅先生对其现状的评价语“哀其不幸”，可以说满是同情，但是“哀其不幸”，仅仅是对其生活的同情吗？如不是，你还能结合相关词句谈谈自己的见解吗？

经过交流，学生从中年闰土表象，感悟到了“哀其不幸”的内涵：中年闰土蒙昧的农民思想，未能意识到生活辛苦的根源，以致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的神灵身上，未曾想到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鲁迅先生创作的多元意图，一是希望以此人物形象的塑造唤醒当时千万如中年闰土的农民起来抗争，二是希望新时代的宏儿、水生，乃至我们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力争自己的幸福未来。

如此“发散”问题，学生意识到人物的解读，要从表象看到事物本质，从历史勾联现实，从个体研读群体特征，实现立体分析人物、多元感悟人物，升华人物品析的语言价值、技能价值、思想价值。

生成性教学关于开放式性问题设计，着力点不一枚举，但只要我们善于发掘文本潜在的教学价值、教育价值、思维价值，就不难设计出。学生思维意识、创新能力，定会在开放性问题的对话中渐长渐长，潜滋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