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中的“奴性、盲从心理的否定”的精神本质

第一篇：鲁迅杂文中的“奴性、盲从心理的否定”的精神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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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中的“奴性、盲从心理的否定”的精神本质

作者：李桂红

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1年第16期

摘 要:众所周知,鲁迅进行文学写作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就像他在许广平的信中说的:“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而改造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核心是反奴性,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了。

关键词:奴性盲从心理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6(a)-0243-01

众所周知,鲁迅进行文学写作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就像他在许广平的信中说的:“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而改造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核心是反奴性,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了。

什么是奴性呢？从一定意义上说,奴性就是盲从,就是缺乏独立思考,无明确的是非观念,无独立人格,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就盲目服从和迎合他人。鲁迅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在《灯下漫笔》这篇文章里,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思想深度,尖锐地揭露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现象。难道不是这样吗？进而鲁迅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儿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一“治”一“乱”的循环。鲁迅这里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清醒地认识是带有根本性的,在鲁迅的观念中,“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是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与尺度,这也是他观察与思考一切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为什么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总是处于奴隶时代呢？鲁迅在前期和后期的杂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和回答,其一,在于仅图“目前极小的自利”的奴才太多,总是在请寇盗当主子,没有奴隶主就要拜一个奴隶主,长此下去怎么能争到人的价格？怎么能不做奴隶？在《揩油》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揩油说明着奴才品性的全部。所谓“揩油”正是“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简称是奴才的一种本质特征,其二,在于中国历史不断出现教人做奴隶的说教者,讲述着做奴隶而死的种种好处,甚至在奴隶生活中寻求出“美”来,赞叹、抚慰、陶醉……使他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于这种生活。其三,由于长期的专制压迫,造成社会上普遍的主奴心理“崇拜”。“中国人单对羊显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便显着凶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是鲁迅对主奴思想的精辟概括。不仅如此,鲁迅还具体论析了主子和奴才的两重性,“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所以,被压制是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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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个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人瓦上霜”。鲁迅正是运用这种辩证的思维和形象的比喻,把国民的奴性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鲁迅后期的反奴性思想,更加深化充实了,他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探究遗留至今的奴性由来,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侧重评析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依附于或者自身就是贵族的统治阶级,鲁迅在《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中将中国文学分为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前者是“已经走出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而后者“虽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因此,无论是帮忙与帮闲还是隐居山林,其实都渴望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与官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而所缺少的则是文学家自身的独立与自由。鲁迅一贯主张人格独立,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不赞成文学走向廊庙店或退居山林。这就要求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独立思考,独立创作。这样,对人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渴望,对人的被奴化的危险的警惕,就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两个侧面:心理、情感。1935年的鲁迅晚年时期,多次在《文学》上发表文章充分显示了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鲁迅集中全力从哲学高度挖掘了中国知识分子安于奴隶生活的精神根源,并分析、评议了现实中的种种奴性表现和奴才论调。在七篇“文人相轻”中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分析并批评了掩盖是非之争的奴才论调与社会现象,充分表明了他对“和事佬”的厌恶与对具有鲜明爱憎、热烈斗争得新型中国知识分子的期等。直至今日,鲁迅的著作仍充满生命力,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仍能找到鲁迅思想的影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杂文正是他本人追求和具有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的体现。以维护人的精神。独立于自由。反对对人的一切奴役为内涵的“立人”思想,是贯穿鲁迅杂文的中心思想。

参考文献

[1] 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 张梦阳.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第二篇：谈仿拟辞格及其在鲁迅杂文中的讽刺作用

论鲁迅杂文的讽刺功能与仿拟辞格

[摘要]仿拟辞格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在文学中与其他辞格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仿拟可分三类：拟词，拟句，拟调。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多处运用仿拟辞格，推陈出新，强化了杂文的讽刺功能，有力地打击了论敌，显示了卓越的语言功力和创造力。

[关键词]鲁迅杂文；讽刺功能；仿拟辞格

Function of satirization about figures of speech of personification in essaies of LuXun

Wang Yan-ying

(Liao Ning College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Da Lian 116052，China)

Abstract：Like other methods of figures of speech, personifi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te in literary works.It can be devided into 3 classes：word personification，sentence personification and tone personification.Personification was used many times in essaies of LuXun.The usage of personification brings forth new ideas，intensifice function of satirization in his essaies and beats rivals heavily.LuXun showed his excellent skills in language and creativity.Key words：essaies of LuXun；function of satirization；figures of speech of personificetion

在鲁讯杂文《华盖集·咬文嚼字

（三）》一文中，有一首小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下泣。你烬我熟了，正好办教席。”一看便知，这是模仿曹植的《七步诗》而作，原文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鲁讯自称这是“活剥”，其实，从现在的修辞学角度讲，这是一种独立的修辞格，我们称之为“仿拟”。

谭永祥在他的《修辞例谈》中说仿拟是对“词语的模拟仿造”，这基本上概括了这种辞格的一般特点。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的定义是：“为了讽刺嘲弄而故意仿拟特种既成形式的，名叫仿拟格。”这就更具体、更全面，他不仅概括了该辞格的一般特点——仿造，也点明运用这一辞格所能造成的修辞效果，即起到讽刺、嘲弄的作用。当然有时运用这种辞格也并非为了讽刺和嘲弄。

仿拟有几种形式，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拟词，即更换现成词中的某一词素，临时仿造出新词。拟词往往是承前文刚出现的固定形式顺势造出来的，例如：①过去，不识字叫做文盲，搞四个现代化，不懂科学技术，就要成为科盲，就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任务。这里的“科盲”就是将前文的“文盲”更换一字而成。

另一种形式是拟句，即更换成语或古语中的一个或几个字，仿造出一个新的成语或句子。拟句有时顺前文而出，有时单独出现，比如：②调查有两种，一种是走马观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这是对成语的仿造。③先父母之忧而忧，后兄弟之乐而乐。这是拟句，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句。

第三种是拟调，即只拟既成的腔调，而不出现所拟的原文，例如有一短文：

有一秀才曰喜盲词。适届岁考，场中命题系‚‘子曰，赤之适齐也’，至‚‘与之粟九百，辞’‛。遂援笔立就。其文曰：圣人当下开言曰，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再表为官授禄身。

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坚辞不要半毫分。

此文即系仿《论语·雍也篇》“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一文而作。由此可见，拟调也就是拟固有文章的格调做新的文章。

仿拟并不能与我们平常所言“生搬硬套”、“生造”等同，它虽然看起来也是对既有形式的套用和临时创造，但这种套用创造出来的新词新句新文章是在对原有既成形式的灵活变动和理解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所造的新词新句新文章至少临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如果运用得好，还具有积极的修辞效果，使人觉得自然合理，耳目一新，有时又趣味盎然，而毫无生硬之感。而且这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是为模仿而模仿，是行文时自然运用的，它能提高文章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各种修辞格的适用场合不同，仿拟的运用也是有其特定场合的，这是由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即如陈望道定义所说，它具有讽刺、嘲弄、幽默的色彩。再拿前面所举几例来说，①例是讽刺那些不懂科学的人，指出没有科学的头脑将会给国家建设带来危害，②例是讽刺某些搞调查研究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应付了事，指出他们应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当然也有例外，并无嘲讽色彩，目的只是为模仿别人的作品，有时是对一些接近死亡章句的复活和升华，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即系对庾信《马射赋》中“落花与芝蓋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二句的仿造。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仿拟的讽刺特色都十分明显。

因为仿拟具有讽刺、嘲弄的特点，所以行文时如能成功地运用，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鲁迅对仿拟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尤其在他的杂文中运用最多也最成功。人们研究分析鲁迅杂文，往往十分注重反语、比喻、夸张、对比等辞格的运用，而对仿拟只是一笔带过。其实，在鲁迅杂文里，仿拟虽不像反语等那么常见，但它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鲁迅曾说过，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 鲁迅的杂文就是匕首和投枪，具有锐利的锋芒和极强的战斗性，他的讽刺一针见血，他的揭露是赤裸裸的，他的嘲讽令他的对手不知所措，而且使人倍觉风趣幽默，这些效果和仿拟的运用是有很大关系的。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这也许正是鲁迅成功的密诀之一。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对曹植《七步诗》的仿作，曹植作诗的目的是婉转地表达他对哥哥曹丕逼迫之紧的不满，鲁迅的仿作是针对汪懋祖吹捧杨荫榆、诬蔑女师大学生而作的。汪诬蔑学生曰“今反杨者，相煎益急”，鲁迅就对此反戈相击，指出学生才是真正的被压迫者，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杨荫榆、汪懋祖之流颠倒黑白的丑恶面目。从这首诗我们既能体会到其中辛辣的嘲讽，也感到十分诙谐幽默。

鲁迅在其杂文中，对仿拟的运用非常自然灵活，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拟词、拟句也有拟调。拟词中有的模仿成语，有的模仿人名，有的模仿书名，更多的就是对一般词语的仿造。拟句中有的模仿古人诗句，有的模仿谚语。拟调则有的模仿古诗，有的模仿曲牌。例如：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的损害的作者抱不平。

这是《华盖集·并非闲话》一文中的一段，“义形于色”乃由成语“喜形于色”而来，几句话就有力地揭露了陈西滢的虚伪面目。

譬如英国有刘千昭雇了爱尔兰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生，在我们是闲事似的罢，其实并不，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来。

上句出自《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本来是刘百昭，但作者却故意写成刘千昭，我们一下就体会到作者的嘲讽口吻，且不禁发笑。

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

这段话出自《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文中“顺我者‘通’，逆我者‘匪’”显然是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来，是对章士钊做了官之后利用权势横行霸道行为的有力鞭挞。

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象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面目来。

上面一段出自《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段祺瑞曾著《二感篇》，分《内感》与《外感》两篇，这“外冒篇”显然是对段的挖苦，看了这种仿造，谁能不哑然失笑呢？再如：

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这是在《伪自由书·崇实》）一文中全文套拟崔颢的《黄鹤楼》诗，这首诗有力地讽刺揭露了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

评心雕龙

这是《华盖集》中一篇杂文的标题，系仿刘勰《文心雕龙》之名，意在讽刺当时文坛上流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论调。

以上诸例，都是拟词或拟句，“阔人”一诗则既是拟句，又是通篇的模仿。另外几例都是拟词，其中既有模仿成语，也有模仿书名，还有模仿人名，真是丰富多彩。其他类似的还有很多，像《南腔北调集·谚语》一文中拟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作“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人瓦上霜”和“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作“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坟·春末闲谈》、《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从“阔人”仿造出“窄人”“狭人”，《三闲集·“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中从“先烈”仿造出“后烈”，《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从“老头子”仿造出“小头子”，《热风·估<学衡>》中从荒谬可笑的“造乌托之邦”仿造出“查‘英吉之利’”等等，实在不胜枚举。除此之外，还有拟调的，比如《伪自由书·曲的解放》，这是模拟曲牌，旧瓶装新酒。鲁迅利用这种仿造，嘲讽回击论敌，揭露打击反动派，无不收到极好的艺术效果。

通过以上诸例，我们不难看出鲁迅驾驭语言的功力。他虽自称“活剥”，但决不是我们所反对的那种“生吞活剥”，而似乎都是信手拈来，无因袭落套之弊。鲁迅历来主张“拿来”，广收博采，语言上也是如此。然而仿拟这种“拿来”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翻新改造，奇思妙想，妙趣横生，这也充分体现了鲁迅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仿拟只是鲁迅杂文的特色之一，也仅是鲁迅杂文的多种讽刺手法之一，而鲁迅杂文闪烁的灿烂光辉则是多种语言技巧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鲁迅不仅在杂文中运用仿拟辞格，其它文体中也有，比如他模仿张衡的《四愁诗》作的《我的失恋》等。

模仿翻新的现象自古以来并不新鲜，但真正成为一种修辞格却不很早，鲁迅则运用得尤其纯熟。一般来说，运用这种辞格创造出来的词句（文章除外），大多只具有临时的生命，是为表达情感的临时需要而创造的，但有些优秀的仿词仿句也会赢得永久的生命，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虽为仿作，却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且远远超过他所模仿的句子。另外有些拟词也几乎作为独立稳定的词存活下来，这种现象尤其值得注意，它的出现在某些方面也表明汉语既有词汇量的不足，而要发展汉语词汇，仿造新词也是一个途径。如“音盲”、“法盲”等仿拟词至少现在被广泛运用，是合法存在的。

仿拟是学习融会他人语言艺术必不可少的一种修辞方法，但也要明确，运用这种方法虽然是出格的创新，却决非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而是为更好地表达内容服务的。因此，切忌毫无必要的消极的机械的生搬硬套。在这方面，鲁迅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