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问世前后

第一篇：《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问世前后

《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问世前后

图为《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一书的作者、编者刘延（左）与李国柱（右）

作者简介：

刘延，女，副研究员，中国作家。1931年出生于四川。1950年六月当兵进军西藏。1955年转业到拉萨市做文化工作。1969年到北京，当过工人、干部、编辑。作品曾在全国及省市级评奖中获奖，并入选《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海峡两岸女作家作品精选》、《西藏散文选》、西藏高中课本……

李国柱，女，1932年出生于重庆市。1950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军政大学毕业时，申请调入进军西藏的部队。1952年转业，1989年退休。《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主编、编委会主任，编辑出版了《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争的历史记忆》。

1995年秋，我应邀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期间，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钱正英大姐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巴桑接见了我们出席大会的第一批进军西藏的女兵（我和吴景春等共八人），开了座谈会，同领导合影留念，西藏日报当日就报道了这条消息。我同景春同志商议，若能将女兵进军西藏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整理成书，留给后代，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

不久，看到几种报刊杂志刊登《一次悲壮的女兵大进军——500女兵进藏纪实》一书和作者缩写的文章，文中虚构、捏造情节，荒唐离奇，有损民族团结……

我意识到西藏问题很受社会关注。我们是真正的进藏女兵，自己不写不说，就会有人乱写乱说，我们应该拿起笔，告诉世人事实真相。

宣传组织发动

关于出版女兵回忆录的事，我和景春商议于1998年11月19日在我家开会。约了在北京的第一批进军西藏的女兵共十一位同志参加，她们是十八军军直机关安佩、王先梅、江

一、郑文姗；52师田涛、王惠文、李国柱；53师曾昭琼；54师黄从德；十八军独立支队吴景春，并邀请了阴法唐同志参加，就出版进藏女兵回忆录的事同大家商议。会上宣读了预先请郑文姗同志起草的《关于编辑出版首批进藏女兵回忆录致老战友的一封信》（以下简称《一封信》）。在大家讨论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明确了几个具体问题：

（一）、首批进藏女兵范围。凡是1950年春至1951年底进入西藏地区（含当时西康、甘孜等地），不论从事任何工作，都应属首批进藏女兵；

（二）、相互联系。宣传发动个人或集体撰写回忆文章，文章内容自定，交稿时间1999年5月底；弄清女兵名单，含地址、电话、进离藏时间、单位，包括已故战友名单和她们的遗作；

（三）、明确负责人。为避免遗漏，采取纵横双向联系的方法，即以进藏部队、居住地区为单位由专人分工负责。

掐指算来，第一批进藏女兵，到写书时多数已是60岁上下的老人，少数已有70多岁了，藏族同志大部分在西藏安家，汉族同志绝大部分已调回内地各省，她们在哪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们心中没数。

北京女兵会议消息传出后，得到女兵们积极热情的响应。不久，大批女兵名单和对出书的意见和建议像雪片似地飞到北京和各联络片联络人。为了使首批女兵名单准确无误，我们又通过组织摸底核对，曾向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档案局、老干部局、人事局及西藏自治区驻内地各办事处发函查询。最后由成都综合编辑出版。

为加强宣传联络工作，我们研究决定，北京、成都、西安、拉萨、南京、郑州成立领导小组，北京增加了祁奋、刘延两位同志，其他各省市等地市设联络组共26个，联络员60人。此举有力推动了这项工作。

我去重庆市走访，在部队和老西藏的帮助下，走访了几个干休所，共找到8位女兵。当找到施发伦同志时，她说，虽然在西藏历经坎坷，过早离开了西藏，但仍很留念，她写了几篇文章和几首诗歌，歌颂那段难忘的岁月。见到女兵龚荣春同志时，她丈夫刚去世，不愿意写。当我了解到她曾参加过西藏阿里地区早期工作，又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战俘营工作时，就说服她转移悲痛，把这段有意义的经历写出来，在老西藏同志的鼓励帮助下，她终于写出来了，为我们的书填补了一个空白。

就这样，首批进藏女兵要撰写回忆录出版书的事，在全藏全国逐步传开了。

组稿编辑

尽管有一些不足之处，我们倡议出版女兵回忆录通知发出一年来，得到全国各地的战友们积极热情支持，大家发扬了“老西藏精神”，不顾年老体衰，不顾疾病缠身，不顾酷暑严寒，特别是七八十岁的老大姐们亲自动笔，有的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有的结伴座谈，共同回忆当年战斗历史，有的儿孙、同志帮助写抄。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副主任傅选民同志于1999年11月28日，专程来北京同女兵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研究编辑中的有关问题。女兵审稿工作分四个片，即成都、北京、南京、西安。

审稿过程中，我们聘请了尹锐、张承志、倪潜三位同志协助，他们满腔热情、积极认真、细致地帮助把关，特别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勘误、修改意见。总之，我们女兵书的文稿乘汽车、火车、飞机来回走了多次，经过多个人辛勤劳作。这可能是罕见的。

关于女兵出书经费问题，我们曾向自治区党委、政府、西藏军区、自治区妇联正式写过申请报告，女兵高世珍、扎西旺姆代表女兵向拉萨市委、市政府、西藏自治区邮电局申请资助，我们收到捐款后，分别给他们写了感谢信。款已作为出版《女兵名录》、购买《女兵书》、开会、办公等用了。

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决定《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以下简称“女兵们”）的出版首发式已于2002年1月25日在拉萨举行，北京因该书到的晚，座谈会开的也晚。

“女兵们”座谈会于2002年2月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功能厅举行，会场宽大，布置得庄严喜庆，西藏味浓厚，并选播了西藏五十年代的老歌曲，让大家一进入会场，就感到浓浓的西藏情。出席会议的有：彭珮云、顾秀莲大姐和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吴昌德、全国妇联副主席阿沛·才旦卓嘎和曾在西藏工作过的阴法唐、姜洪泉、多杰才旦、陈卓、牛瑞騆、胥光义等20多位老领导、中央各部委领导、北京市有关单位领导、西藏驻京办领导、西藏中学校长和新闻媒体领导和记者以及在京全体首批进藏女兵，共约150人。

会议由“女兵们”编委会主任吴景春主持。我和女兵代表江一讲话，阴法唐、彭珮云、顾秀莲、吴昌德、胥光义、多杰才旦等领导都讲了话，女兵子女代表卢小飞也讲了话。安佩同志宣读了各地给女兵座谈会发来的贺电贺信，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全国人大常委原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文珊以及西藏军区政治部慰问信，西藏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宋开元作的诗，胥光义写的条幅、女兵周汉宜的字画、题词等。领导的讲话和贺电都对女兵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们称，“女兵们”这部巾帼巨著反映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历史事实和首批女兵真实感人的贡献，是用血与汗谱写的我们党史、军史和妇女运动史上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在世界女兵史上也会占有灿烂的一页。

会议间歇，“老西藏”的部分子女们将自购的鲜花佩戴在女兵妈妈们胸前，温暖了女兵的心，大家激动地落下了欣慰的泪水。

我们给到会的同志除每人发一套女兵书外，另发材料十一份，包括领导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女兵们的简介、阴法唐关于赠送《一个愚弄世人的弥天大谎》的批判文章等。

中央电视台当晚报道了女兵座谈会消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华民族报》、《中国妇女报》、《光明日报》分别登了会议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汉语均播放了会议情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印度语《今日西藏》栏目用十三分钟播发了座谈会情况。

翻开西藏历史，国民政府女密使刘曼卿写过《康藏轺征》，解放后杨星火、马丽华撰写过多本著作。像我们这样组织1100多名首批进藏女兵（70~80岁的老人）参与，有240人撰稿，又多是自己写自己，形成100万字的巨作，实属首创，历史罕见。藏学专家多杰才旦说：“这部书是为西藏问题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吐蕃时候，从长安去了两个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但实际的进藏事迹，历史文献留下的很少，这1100多名女兵群体，她们留下的这个文献是特别有历史价值的。”

贵州省妇联在建军七十五周年之际，特邀全省首批进藏女兵开座谈会，会上省市有关部门、省军级领导、部队男女青年干部、新闻媒体约40人，首批进藏女兵30人，共约70人出席了会议。大家共同回忆当年情景时，有的谈到参军要求进藏时，家人阻拦，咬破手指写血书；进军路上与恶劣自然作斗争，患雪盲症双目失明，缺氧休克，呼吸困难，淌冰河上岸时两腿流血；叛乱时，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占区送达上级命令；以及男兵邓群阶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长眠在雪山中……从一幕幕亲身经历的述说和实物，把女兵们带回雪域高原那段艰苦岁月。

2004年1月8日正式通知我们，女兵书获西藏自治区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我于2007年7月10日上午，在拉萨西藏军区政治部会议室参加会议，专门研究关于我们和党史研究室合编的《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再版问题。最后决定由军区和党史研究室来组织，女兵提供当年照片，改成图文并茂的精品。

我根据女兵变化情况和要求，于2007年6月23日整理了一份对《西藏党史资料》分发调整意见，已报西藏党史办。

《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从我和景春同志倡议到出版整整十年了。回顾走过的路，没有广大姐妹战友的热情参与支持，没有西藏领导的关心，没有西藏党史研究室的大力帮助，以及编委会同志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不可能取得如此圆满的成果，我们为自己能在晚年，为西藏党史、军史留下珍贵资料尽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责编：丁丁）

第二篇：“英雄先遣连”进军西藏阿里

“英雄先遣连”进军西藏阿里

□彭清云/口述 陈伍国 顿时春/整理

1950年8月1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奉命派第一团第一连作为先遣连向藏北进军。该连在李狄山、曹海林、李子祥、彭清云等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解放阿里的任务。新疆军区授予该连进驻西藏“英雄连”的光荣称号。本文详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艰辛历程，读来感人至深。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的决策。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的专列上，急电中央：“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中央决定，分路从西康、云南、青海和新疆四个方向往西藏进军。

中央根据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上报的进藏线路、准备情况，令新疆部队进藏任务由驻南疆地区的第二军担负。这样，以第二军第四、五师为基础，于1950年5月组建了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师长兼政委何家产，副政委田星五，政治部主任肖林达。我由第四师抽调到独立骑兵师侦察科当参谋。

在骑兵师成立前，王震多次给西北野战军和党中央去电，详细报告新疆部队进藏路线的一些情况，建议先派一支侦察分队进藏摸摸情况。1950年5月2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西北加派两路骑兵，分经青海、新疆进藏的指示，考虑到西北部队进藏线路、给养、后方补给等实际困难和新藏、青藏公路的修筑需要较长时间的情况，再次向中央建议：“根据青藏地区自然条件，进军西藏亦只有采取先设站后进军，站站扎连，步步张营，梯次延伸前进的方针。”党中央采纳了彭德怀、王震的建议，下达了新疆进藏部队可先派一个连队先行进藏的命令，并将新疆方面将派一个连队先行进藏的情况通知了西南进藏部队。

一天，我被叫到驻疏勒县的第二军郭鹏军长办公室。他问：“知道我找你干啥？”我说：“不知道。”他说：“交给你一个任务，怎么样？”我马上回答：“一定完成！”郭军长高兴地对我说：“你真不愧是特等战斗英雄。根据兵团的指示，我们准备让你带一个侦察小组先行进藏，把道路情况摸清楚，为先进去的那个连做一点准备。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推荐，我们还准备让你到这个连去任职，你要有点心理准备，把侦察任务完成好，连队进去时，把握就更大了。你有没有信心为解放西藏再立个头功？”我当时就说了请首长放心，一定会把任务完成好之类的话。这时，他手拿望远镜、指北针说：“你还记得你们师活捉的那个国民党旅长吗？这就是他的东西，不过也跟了我好几年了，今天就把它送给你了。”

回到师里，师部给我配发了一张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英文版军用地图。当我翻开地图一看，藏北地区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这时我才明白，这次需要探明的进藏路线，是一条没有任何资料说明、也没人走过的一条路线。王震知道我们要去打前站，特地派人把当时非常珍贵的4支盘尼西林送到我们侦察分队，说在路上遇到特殊情况急用。

“英雄先遣连”整装待发

1950年5月17日，我带9名侦察员，从师部出发，向昆仑山前进。走了16天，到了昆仑山。由于高原反应比较大，两个侦察员得了肺水肿牺牲了。说实在话，当时我也是比较害怕，任务没有完成，又不敢往前走了，就撤了回来。

在山下休息一周之后，我们又往山上赶。这一回，我挑选了15名身体比较好的侦察员，走了22天，后由于后勤无法保障，只好再一次撤回到师里。根据两次探路的经验教训，为了多带些物资，我们增加了骆驼和牦牛。

休息一周后，我又带着11名侦察员上路。这一次，我们走了31天，到了有座小山的湖边，从遗弃的羊圈来看，我们肯定这里有人住过，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暖海子”。几天后，我们走到一个小山边，为了记住我们走过的路线，就把几件随身携带的旧衣服埋在山包上，并给这个山取名为“埋衣山”。虽然这次没有找到一个牧民，但我们断定，沿着牧民走过的路线，就可以到藏北，并绘制了行军路线图，还把“暖海子”、“埋衣山”标在地图上，这些地名后来被正式标在阿里地区图上。

根据我们三次到昆仑山侦察的情况，新疆军区决定派一个加强连到藏北执行先遣任务。这个连是以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为基础组建的，由汉、藏、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7个民族的干部战士136人组成，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进军西藏阿里“英雄先遣连”。老八路、团政治处保卫股股长李狄三任总指挥兼党代表，随连进军阿里，连长是国民党起义的军官叫曹海林，指导员是李子祥，我除了继续任侦察参谋外，还兼任副连长，主要负责连队军事工作。

当晚，何家产从和田赶回于阗，在途中了解了三进昆仑山侦察的情况。等我们赶到于阗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了。连里所配备的电台、翻译、兽医和各单位调来的30名骨干全部到齐，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深夜3点，王恩茂政委从军部打电话来，询问准备情况。当他听说只差一部分防寒物资时，当即表示全部由军里解决，还让何师长抓紧最后几天，认真组织部队学习政策。

据王恩茂身边工作的同志后来说，那天晚上，他放下电话后，马上找来后勤部的领导说，一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我们连每个人至少要有两件防寒皮衣，也就是除每人一件皮大衣外，必须要有一件皮裤或一件皮背心；二是要保证每人有一条毛毡或一条毛毯；三是把军师级干部配发的翻毛皮鞋全部收回，连同库存的，全部发给我们，另外还给每个人发了一双毡筒；四是我们所需要的帐篷全部换成棉制的，规定在30日前必须送到我们手里。

由于库存皮大衣不够，还差20多件，赶制也来不及，王恩茂就说，这个好办，军首长不是都有皮大衣吗？每个人送一件，另外还可以发动机关干部捐几件，不就够了嘛。他当场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还说军里领导的他来要，明天来取就是了。

8月1日，在于阗县普鲁村一个靠河边的麦场上临时搭了检阅台，我们就在这里举行了进军藏北誓师大会。上午约10点左右，师政治部肖林达主任宣布，进藏先遣连出征誓师大会开始。何师长代表王震司令员举行授旗仪式，他说：“请全国特级战斗英雄彭清云同志接旗。”我骑着一匹披红挂花的马跑到主席台前，从何师长手里接过写着“向西藏大进军”的旗帜，然后骑马绕了三圈。宣誓结束后，何师长正要宣布出征命令，师机要参谋骑马跑来说，有王震司令员的紧急电报。田星五副政委宣读了电报。王震司令员在电报中向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预祝我们征程顺利，出师大捷。

接着，田星五还转达了郭鹏、王恩茂等军首长的问候。

用生命挑战极限

誓师大会后，我们沿着前三次探明的上山路线出发。

进入昆仑山以后，各种各样的困难开始多起来。第五天早上，我们走出赛虎拉姆峡谷。又经5天行军，到达阿克苏大坂。当我们走到快半山腰的时候，天突然变脸了，乌云翻滚，大风夹着大雪向我们扑来。我们被吹得东倒西歪，周围都是雪，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当时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冷，而是由于高山缺氧所引起的高山反应。我们都开始出现头疼、恶心、呕吐、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的症状。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去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而且越来越多。没办法，我们就发动党员把重病号抬起来走。随着海拔的增高，连马都不走了，有的马鼻孔也开始流血。

好不容易过了埋衣山，我们就在高原上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草甸上休息了两天。在这么高的山上，还有几个水是碧蓝的湖，由于野马非常多，我们就给这个地方取名为“野马滩”。

过了野马滩，我们进入藏北高原。太阳照在雪上的反光，使我们的眼睛睁不开。刚开始，只觉得脸上比较烫，像火烧的一样，接着两眼又肿又胀，眼球好像要跳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雪盲。此时，炊事班要做饭，由于他们的眼睛也看不见，好几个人抹了一脸锅灰。这黑的东西抹在脸上后，慢慢眼泪流得也少了，眼睛也能看到东西了。吃完饭，他们就用雪洗脸，眼睛也不像以前那样痛了。大家都试了这个办法，没有想到，还真管用。当天晚上，我们就让大家都用雪球檫洗眼睛，第二天出发的时候，用锅灰抹了黑眼圈。后来，巴利祥子等几个蒙古族、哈萨克族战士还用黑马尾，给每人编了一个纱网一样的眼罩戴在眼上。我们终于走到了界山，走出了雪地。

过了雪山，我们又走进一大片戈壁滩。一天，我们正走着，突然吹过来一阵干热的风，天上的老鹰这阵也飞得很低。一个藏族战士说，这是沙尘暴快要来的前兆。当时，我们已经走了50多公里，想回走也来不及了。过了约15分钟，风突然变了方向，并且越来越大，我们只能弯着腰走。风把小石头刮起来，一阵阵打在我们的脸上，钻心地痛。由于风大，行走十分艰难，有的战士干脆抓着马尾巴，让马拖着走。后来马也不走了，我们就推着马走。由于看不清路，担心大家掉队，李狄三给后面的人传话：“抓住马尾巴，不要掉队。”就这样，走了接近八九个小时。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们于9月15日到达阿里地区改则宗（相当于县级政府——笔者注）两水泉，建立了第一个转运留守据点，并把这个消息电报师部。9月18日，王震亲自起草电文，把我们的情况向彭德怀和党中央报告。

彭总并党中央：

我一兵团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136人，经过45天艰苦行军，跨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山区，于本月9日翻过新（疆）（西）藏交界处海拔6000多米之界山达坂，到达西藏阿里嘎本政府所辖改则地区，行程约计1300华里，并于本月15日在改则境内建立第一个据点。该连在两水泉短暂休整后，将留少数人员留守此地，就地转入侦察情况，寻找藏民，发动群众，其余大部将继续向噶大克推进。

王震

1950年9月18日

当天，我派一个藏族战士去通知改则宗本，也就是县长，主要是同他们具体协商我们进军的事宜。经过两天的谈判，我们达成了三项协议：第一，我们不准拿藏族群众的东西；第二，我们在进军的途中遇到什么问题，不要开第一枪；第三，藏族官员要协助解放军做调查研究工作。改则宗本跟我们签订的协议，很快报送到阿里葛尔本（相当于我们现在地级市市长——笔者注）。

我们在改则两水泉、长流水、多木一带完成寻找藏民、调查研究、政策宣传、建立据点等任务后，根据西北军区和兵团首长的命令，除留守一部分人看守两水泉、多木两个据点，继续开展群众工作，为后续部队开路，转运给养外，其余人员在李狄

三、曹海林和我的带领下，继续向前开进。

10月底，我们到达扎麻芒堡，在红沙山建立了第三个留守据点。作了短暂休整后，我们准备继续往前走，到普宗兰去建第四个据点。这时，大雪已经封山，山上除了雪，还是雪，非常冷，再加上高山反应和后勤供应跟不上，为保存力量，我们开展了过冬自救运动，其中主要内容就是打柴。当地野牦牛比较多，牛粪是非常好的燃料。可惜大雪封山，地上的雪有1米多深，牛粪都埋住了，只捡到一点。打柴就更别说了，除了扎麻，其他什么都没有。扎麻是一种荒漠植物，就像一团长满刺的毛一样，秆子非常细，刺非常多，而且非常少。

当时李狄三病情非常重，即便如此，照样天天带队出去打柴，他还给我们编了一首《打柴小调》：背起那个毛绳去打柴/众位战友跟我来/心中好愉快/心中好愉快/咱们打柴比赛看谁快/不怕冷来那个不怕刺/打柴为备战/备战多打柴/解放西藏守边防/帝国主义势力一扫光/红旗插藏北/红旗插藏北/待到明年四五月/欢迎大军进山来/共同向前进/共同向前进！这首小调至今我都忘不了，因为那是李狄三用生命写就的。体弱多病的战斗英雄、通信员王万明，在打柴中还赢得了“毛驴子”的美称。他每天背回来的柴最多，毛刺把棉衣都扎透了，背上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点，衣服贴在肉上脱不下来，只能趴着睡。

在被风雪围困的200多个日夜，由于没有吃的，住的都是地窝子和帐篷，大家身体都非常虚弱，很多人得了肺炎和浮肿病。没有吃的，我们就去打野羊、野驴、野牛、野马。被服进藏前就不够，加上长期行军、打柴、打猎，衣服早就烂得衣不遮体，屁股都露在外面。到1951年春，全连只有21件打着补丁的衣服能穿着走出去，也只能留着外出谈判和做群众工作的同志穿。没办法，我们就用野牦牛毛拉毛线，用羊角做针，用装粮食的麻袋补衣裳。到最后，麻袋没有了，就把剥下来的牛羊皮在边上扎眼，用毛绳穿起来，连成筒子，毛朝里披在身上。那东西一干，就像打石膏一样紧紧绷在身上，连腰都弯不了，身上还长满了虱子。没有办法，我们就用刀从背后割开扒下来。后来，我们有了经验，等皮子快干时就脱下来，用刀割成一圈一圈，再用毛线缝，就像现在的海军衫，一道道的，再穿到身上就可以弯腰了。但是皮窝子不行，必须用整块新鲜的皮子包在脚上才像鞋子，干了也没法脱下来，只有等到磨烂了。

11月下旬，阿里噶尔本派代表才旦彭加以赤门色专员全权代表的身份，在扎麻芒堡的东南20公里峪崆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和我们进行了3天“和平谈判”。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心工作，3天之后，我们与嘎本政府的全权代表签订了《五项协议》：

（1）嘎本政府承认人民解放军进驻改则江索郭，并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阿里；

（2）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藏族风俗、宗教信仰，实行民族平等，保护僧俗生命财产安全；

（3）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利益，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

（4）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地方政府，不干涉其任何行政管理和内部事务；

（5）嘎本政府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进藏先头部队，协助开展群众工作。此外，协议还规定，为便于双方协调，防止摩擦，人民解放军进藏先头部队承认嘎本政府在峪崆代表站的代表扎西才仁合法。这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过程中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第一个协议，直到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才告废止。《五项协议》是用藏汉两种文字写在布上的，大概有两三米长，内容非常详细。汉文由周奎棋写，藏文由才旦彭加写，一式两份，李狄三和才旦彭加在两份协议上都签了字。可惜《五项协议》的原本在陈信之干事送往新疆的途中丢失。

谁都知道盘尼西林在当时是好药，可以救人命，但大家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把药节省下来，留给其他病中的战友。这一段时间，经常有战友离开我们，但没有一个人提出用盘尼西林。到后来，全连能背动牺牲的战友去埋的也没几个了，有几个地窝子里的人甚至都死光了。尤其是春节过后，几乎天天都有人牺牲，就连送葬的路上都死人。有一天，我们一共举行了11次葬礼。可每当军医拿出药给大家用，都遭到拒绝，有的甚至以自杀相威胁。军医非常为难，也非常伤心，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没有办法，李狄三就组织我们召开支委会，让大家讨论，形成决议，要求病人服从党的决议，使用盘尼西林。

我们从和田出发的时候，带的东西很多，平均每人2匹马，还有一些骆驼和骡子，加在一起大概400多匹（峰）。到了1951年春天，死得只剩20多匹了，可还在不停地死。在入冬前，我们挖了8个大马棚，到安子明带后续部队上来的时候，全连包括多木、两水泉3个据点，只剩下7匹马了，还有两匹站不起来。

人就更惨了。巴利祥子牺牲没有几天，卫生员许金金也牺牲了。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卫生员许金金牺牲前连里的病号非常多，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病，一染上，开始几天不管你吃多饱，还是觉得饿。维吾尔族战士木沙刚得病的时候，接连三天顿顿都要吃一个羊腿，后来连续几天不吃不喝，然后就开始从脚往上肿，一直肿到脸，整个人肿得亮亮的，非常可怕，没几天皮就裂开，不停地流黄水，再过几天眼睛发红，什么都看不见了。

有一天，二排长杨福成跑来对我说：“李股长出去3天了，都没有看见他吃一点东西，只看见他喝了一些茶水。”我听到杨福成的报告后，马上召集连里的3个支委研究决定：第一，李股长不要再工作了，注意休息；第二，发电报把李股长的身体情况报告师首长。我一进他住的帐篷，就闻到一股熏人的味道。我到处找，结果看见他的脸盆里泡着一条裤子，上面有很多血。我走过去揭开他的被子，看见他周身流着黄水和脓血。即使这样，他照常给我们上党课，接待来访的藏族上层人士。我们决定，让军医给李狄三打一支盘尼西林，但他坚决不让。直到第二年5月28日12时15分，我们和大部队会合那天的前几分钟，在他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安子明命令军医为李狄三注射了最后一支盘尼西林，但他还是没有醒过来。我们立即向师部报告了李狄三牺牲的情况。

当天晚上，我、安子明、曹海林等8名干部集体给李狄三守灵。安子明和我是流着泪看完李狄三留下的两本日记的。日记是从1950年8月1日进藏行动开始后记的，每天都有详细记录，大到崆峪的谈判，小到风土人情，记得都非常详细。日记的最后一页是1951年5月7日写的，内容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他写道：

曹海林、彭清云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要请你们帮助处理。第一个是两个日记本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万望交给党组织；第二个是几本书和笛子留给陈干事；第三是皮大衣留给拉五瓜同志，他的大衣打猎时丢了，茶缸一个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送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衣服烂得很厉害；第四是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时王震旅长发给的奖品，如果有可能请组织上转交给我的儿子五斗，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马本送的，请转交给我的母亲。

李狄三的葬礼非常隆重。5月29日，王震、郭鹏、王恩茂等都发来唁电。6月1日，王震发来电报，要求我们为李狄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还要厚葬、立碑。6月1日下午6时安葬李狄三的时候，附近的群众来了不少，还有两个**为他诵经。墓地在我们营区东北方向50多个坟地的正中，坑里铺了4张牦牛皮，遗体是用马皮裹的。我和安子明、曹海林、陈信之、周奎棋、王永平6人抬的遗体。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就是厚葬了。立碑是不可能的，别说石头，方圆几十里连棵小树苗也找不到。我们只好在他的墓前插了一根帐篷杆子，也像藏族人那样挂了一块白布，周奎棋写了“李狄三同志之墓”几个字，就算立碑了。下午，我们又给师部去电请示，建议等阿里解放后重新安葬李狄三，还要立碑。一直到1952年阿里骑兵支队成立后，我们才根据王震的指示，重新迁葬李狄三的遗骨。今天，人们只要上到阿里狮泉河的向阳坡，就可以看到他的墓，墓的前面是一块高大灰色的石碑，上刻“李狄三烈士之墓”几个大字。

安葬完李狄三，我们联名给师党委发电报，坚决要求担负进军噶大克的任务。第二天，何家产师长给我们回了电报：

英雄连全体同志请战报告收悉，经与喀什、新疆军区首长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撤销5月30日命令；

二、进军噶大克先遣任务仍由英雄连担负，人员、装备由曹彭二人决定，彭清云负责开进；

三、英雄连全部病号一律留驻扎麻芒堡，并由安部留足够之护理人员、药品、粮食和武器装备，所留人员由曹海林负责；

四、危重病号尽快组织后送，所需人员由安部派出，由陈信之负责；以上各条决定后，统一由安上报师司。

何家产

1951年6月2日

在山上的8个多月，我们总共牺牲了68人。

阿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何师长回电当天，由45人组成的进军噶大克先遣分队在扎麻芒堡成立。6月6日，我们分成两个梯队，我和王永平、斯拉蒲带一队，分队和分队之间保持半个马站(约25公里)的距离开始往噶大克走。7日，安子明也带领部队开拔。一路要经过羌塘、十三圣湖、冈底斯山。当时我们想得非常简单，逢山爬过去，遇水蹚过去，摔倒了站起来，走不动了就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往前走，就是死，头也要朝着噶大克倒 下去。

离开改则不久，走入羌塘大草原。初时，我们并没觉得有多害怕，只是感到荒凉到了极点。除了有一些暗黄、褐红的沙砾，其余什么都没有。一连三天的狂风夹着黄沙和小石头，不停地吹打在我们身上。即使这样，我们硬是走出了“十三圣湖”的无人区。18日，我们到了冈底斯山主峰的康仁波青山脚下，这是从改则到普兰唯一的一条路。

我们在山脚下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爬山。到快中午的时候，我们爬上了第一个鞍部，从雪道进入全冰道，越往上爬越困难，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马根本没法走。开始，我让朱友臣带5个人在前面开路，用十字镐在冰面上挖台阶，一个多钟头才挖40多米。由于海拔高，大多数人脸色发青，血管暴涨，有的开始昏迷；马也是乱踢乱咬，口吐白沫，有的突然倒下就死了。如果我们当天爬不过去，不饿死，也会冻死。就在我和排长王永平着急的时候，通信员王万明把被子和毡子铺在冰上，一块一块往前移。我看这个办法行，就让王永平往后传，把全部毡子解下来，铺在一起，就这样铺路前进。40多条毡子，一下子就铺出了几十米。到晚上7点多钟，我们到了山顶。当时后续部队离我们还有一个多马站的路程，没有电台，怎样才能把过冰坂的经验告诉他们呢？王永平说，好办，在我们铺毡子的地方写上几句话不就得了。我就让王永平先带部队下山，我和王万明返回去接收尾的三排长斯拉浦，并在冰上给安子明带领的后续部队写了两句话，把我们的经验告诉他们。王永平带部队下到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时，天已经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当我和斯拉浦等人赶上他们时，已是下半夜了。看到冰上横七竖八地躺的都是人。心想，坏了，怎么能睡在冰上！等我把部队集合起来时，已经晚了，有个战士都冻硬了。我把王永平臭骂了一顿，驮上那个战士的遗体，点上火把，领着大家往山下走，走了两天多才翻过了康仁波青主峰大坂——东君拉。

6月22日，我们到达普兰宗境内的巴格海子。这个地方有水有草，背山向阳，我决定在这里休整两天，等安子明率领的后续部队。在海子边上，我们把牺牲的战士安葬了。

到达巴格海子的第二天早上，一排长王永平起得特别早，我起来遛马的时候，他回来给大家烧水。牛粪半干不干的，光冒烟，不着火，他就使劲吹。我回来的时候，锅里的水开了，火也烧得红红的，就对他说，别吹了，水都开了。他抬起头笑笑说，这里海拔高，六七十度就开了，要多烧一阵。谁知道，我走了最多10分钟的时间，王万明就哭着跑来找我，说一排长牺牲了。我不相信。王万明硬拉着我去看，跑到他身边的时候，火还通红通红的，水也还翻滚着。我抱起王永平的尸体，坐在那里大概足足有半个多钟头，没说一句话，也没掉一滴眼泪。

6月24日下午，后续部队到达巴格海子。

6月25日，我们到达普兰的巴噶。普兰宗本索南红乾和嘎本专员赤门色的全权代表才旦彭加带着200多名僧俗迎接我们。当天，我和才旦彭加联合签署声明，废除了在峪崆签定的《五项协议》，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6月29日，我和安子明带部队继续前进。

8月3日，我们到达阿里嘎本政府的所在地——噶大克。当天下午，在赤门色专员的住地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我们经过一年零三天的艰苦进军，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 任务。

1952年3月，我代表英雄先遣连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3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举办晚会，选了一部分解放军代表参加，我被安排坐在第五排。我落座不久，晚会主持人宣布，毛主席来接见我们了！同毛主席一起来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总理坐在第4排。我当时刚好坐在周总理的后面。周总理转过头时看到我，就问我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我马上站起来说：“我是从西藏阿里来的，叫彭清云。”坐在旁边的毛主席听到我的回答，也转过身问：“你们能不能适应上面的气候？那个地方的社会情况和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我就把进藏的具体情况向他作了简要汇报。毛主席要我代向我们阿里的指战员问好。

晚会快要开始的时候，周总理对我说：“彭清云同志，你和你的战友都是硬汉子，你们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阿里人民不会忘记你 们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对我们是莫大的鞭策和肯定。那时的情景和感受，我终生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