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

第一篇：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

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

摘 要：自民党成立迄今已逾63年，树老根深并且历久弥新，一直处于日本政治的核心地位。每逢执政危机之时均能随时代而动，进行政党转型。按照政党组织学划分，自民党的政党转型经历了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卡特尔型政党演进3个阶段。建党初期，自民党主动开展“党的近代化”运动改变精英型政党特质；冷战后鉴于社会党的衰弱，自民党适时放弃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向卡特尔型政党演进；小泉政治后，自民党历经政党转型的挫折，重新回归地方进行模式探索。

关键词：自民党；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3-0025-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3

国内学界目前对“自民党转型”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徐万胜，基于战后选举改革视角探讨自民党权力结构变迁，指出自民党的首相任期与更迭，受党总裁任期与竞选方式的制约①。此外，针对自民党总裁选举进行专项评析的当属栋军、布希乔和廉德瑰②。干保柱、刘笑非则将“五五年体制”下自民党的总裁公选制视为党内派阀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原因③。李晓晖将“后小泉时代”的几次党总裁选举作为案例，通过党内与内阁人事的分配状况观察派阀政治的消长④。这些研究成果或偏重对单次党总裁选举的结果评析，或是仅将党内改革作战后日本政治研究一个影响因素略加涉及。针对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成果尚有待拓进。文章拟依据自民党内部文件、历次党内改革发布资料、人物回忆录、相关著作、新闻报刊等史料，利用政党学理论，史论结合，基于“政党转型”角度，厘清自民党改革轨迹，解读党内权力结构变化的内在原因。

一、“五五体制”下自民党的精英型政党

特质与党内改革

政党组织学鼻祖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现代政党的组织机构主要有核心小组（the caucus）“核心小组”是民主政治发展伊始政党组成的最初形式，核心小组由政治精英组成，政治精英兼具政党核心党员与普通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国家立法机构与本党全国组织内担任职务，承担着自己辖区的党务工作和本党全国组织的地方联络人任务。、分部（the branch）“分部”起初是社会党的特色组织，分部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招募?h员扩充党势，分部党组织受到党中央的严密控制。、支部（the cell）“支部”起初是共产党的特色组织，支部组织在吸收党员扩充党势的基础上，其吸收党员的指导性原则由党中央制定，重视团结与忠诚。在重视地方的同时更重视在各类工作场所建设支部组织――笔者注。三种形式”[1]。并基于政党成员与党的亲疏关系，按照由近及远将政党成员划分开4个类别，即“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即政党的政治精英、核心党员。（militants）、普通党员（members）、政党支持者（supports）和投票者（electors）。其中，将主要由“激进分子”组成核心小组，通过会议进行政党运营的政党定义为“精英型政党”，将拥有大量党员，由党中央进行政党运营的政党定义为“大众型政党”。“‘精英型政党’由核心小组组成，权力分散、政党组织薄弱是其政党特质；‘大众型政党’则权力集中、政党组织联系紧密”[2]。“大众型政党通过数量获胜、精英型政策则通过选择获胜”[3]。按照迪韦尔热对政党的划分，1955年成立之初的自民党具有明显的精英型政党特质。

冷战时期，日本处于东西对峙格局的最前沿。1955年11月15日，面对社会党力量持续上升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紧迫时局，为抗衡崛起的左翼势力，受美国和日本财界等外部压力保守政党迅速合流组建自民党。自民党甫一面世便将保守势力化零为整，组成拥有众议院299席，参议院118席的国会第一大党。自此日本国内政治形成了保守与革新两大阵营，自民党与社会党两大政党对立，自民党一党单独长期执政的“五五体制”。

自民党不同于拥有大量党员和分部党组织的社会党，其成立之初是凭借原来自由党与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的既有议席数，确立起国会优势进而夺取政权。自民党的基层党组织薄弱、党员数量较少，具有浓厚的精英型政党特质。自民党籍国会议员作为党内的“激进分子”，是组成核心小组的基础成员。通过对核心小组成员的控制，进而主导核心小组的会议进程，是掌握自民党权力的关键。

自民党成立以后，党内各派阀领袖为角逐党总裁职位，继而问鼎相位掌控国政，纷纷以提供竞选资金、支持地方选举、分配党内职务与政府职位等形式，利诱拉拢国会议员加入己方派阀，而国会议员为赢得选举实现连任，各自摒弃原有所属关系，投身于派阀向其领袖效忠，结成由“由金钱、义理、人事、选举等因素结成的议员集团”[4]。以1956年的党总裁选举为始，由岸信介、池田勇人、河野一郎、佐藤荣作、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松村谦三?三木武夫为首的八大派阀形成。可以说，派阀正是基于自民党的精英型政党特质产生的，派阀作为党内的核心小组，通过会议内部协调实现政党运营。一般情况下，党总裁所属派阀成为“主流派”，主导党务和国政运营。选举失意的其余派阀则结成“反主流派”，对“主流派”形成牵制之势，意图时刻取而代之。

自民党成立后，代表保守势力长期坐拥国会多数席位，“政府提出的法案虽由各省厅拟定，但在内阁决议前需要得到自民党的承认，因此必须由自民党对法案进行党内事前审查”[5]，自民党的国会多数席位与党内事前审查制使其握有“党策即国策”的特权，政党运营所需的资源均可以通过国家及统治阶级提供。

日本国内的各类业界团体唯有成为自民党的支持者与投票者，同自民党之间构筑密切的利益关系，才能以合法途径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以代表工商业利益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为例，“在自民党成立前夜的1955年1月27日，经团联便快速着手组建“经济再建恳谈会”，经济再建恳谈会设立的当年，便筹集高达1亿日元以上的政治献金，提供给正在为保守合同而艰难洽商的自由党与民主党。待自民党长期政权确立后，经团联倏尔将捐献的目标集中于自民党”[6]。自1956年至1961年的6年间，经团联共向自民党政权提出政策建议和要求共计69项[7]。绝大部分建议和要求均通过派阀拟定成法案提交国会，利用自民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获得通过形成法律，从而实现经团联成员企业在国家经济政策中攫取最大利益。1961年7月，经济再建恳谈会同自民党设立的政治团体“自由国民联合”合流，转变为自民党的特定财团法人“国民协会”。成为真正意义上自民党的政党支持者，专门以名为“经团联斡旋”的企业捐款，为自民党提供运营经费和竞选资金，“使原本以提供正规资金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再建恳谈会瞬间化为对自民党提供全额活动经费的自动提款机”[8]。

由于自民党内谙熟于各产业领域的“族议员”族议员：是指专业于特定政策领域，同官僚组织相互对应，在协助制订与政策调整中对政策形成保有影响力的执政党政治家。在企业运营休戚相关的法案上握有决定权，族议员且多从属于党内各派阀。所以，经团联内各行业团体借助“国民协会”同自民党派阀建立利益输送链条，获取政治庇护与政策回报。其中“岸派专攻于“钢”、河野派专攻于“农”、池田派专攻于 “税”、大野派专攻于“建”等行业领域[9]，佐藤善于运输、海运、造船业，石井深耕于石油、纺织以及橡胶业[10]，石桥派则依靠东洋经济新报社和经济俱乐部法人会员的支持[11]。由此可见，作为精英型政党的自民党凭借其执政党地位，通过“自民党――官僚――经团联”这一政官财权力铁三角，源源不断地汲取国家和统治阶级提供的资源，建立起一党优位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精英型政党的自民党，“由于其起源于体制内部，鉴于国家可为政党提供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替代那些由党员和积极分子提供的资源，因而对政党扩大及发展党员基础起到了抑制作用”[12]。按照政党经济学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把政治社会中的集体与个体行为模型化，尝试使用经济学方法对政党政治进行分析，其中使用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和利益最大化逻辑，分析政党政治的过程和集团博弈的学说为“政党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在自己知识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产出的最少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政党作为“理性人”追求的最大目标是夺取或巩固政权。在能够通过国家及统治阶级获取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党员及机构规模越小，投入资源越少，党内部成员既得利益越多。因此，在利益诱导政治中攫取的巨大利益的派阀，在政权安稳无虞的情况下对“党的近代化”运动具有抑制作用。

所谓“党的近代化”是指，自民党按照欧美资产阶级政党模式，“确立党的基本理念，加强党内团结与解散派系，建立政治资金制度，充实加强国民协会与建设国民政党以及修改总裁公选规程”[14]，通过改革实现政党近代化。

自民党成立之初，缺乏作为政党所必备的理论基础。而且党内裂隙明显纷争犹存，曾经保守政党之间的对立衍变为党内派阀的相互倾辄。加之“金权政治”盛行，绕党内要人的行贿事件屡现，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为适时改变自民党在国民心中的形象，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面对政党理念成熟、分部党组织完善、党员众多的日本社会党。唯有实现政党近代化方能与之抗衡巩固政权。

1959年，自民党总裁岸信介选任党内“清洁派”著称的清濑一郎担任会长成立了党基本问题调查会。于翌年1月正式提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纲领》，明确党的政治纲领是：“维护旧传统秩序的性质和改良的动力，同时调和地推行保守与改革”[15]，即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根据需要给予改良。以该纲领的提出为标志，自民党正式展开“党的近代化”运动。

1961年，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设置党组织调查会，作为总裁咨询机构，着手“党的近代化”。“1962年10月，池田勇人任命三木武夫担任党组织调查会会长，组成团结问题小委员会研究派阀问题”[16]。1963年10月，党组织调查会在斟酌磋商后公布《关于党近代化的报告》，报告指出：“对自民党或者对日本政党政治而言，最主要的是自民党举党一致”[17]。内容主要为：“无条件解散一切派阀，是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废止派阀均衡人事，选贤任能”、“对党的政治资金实行一体化管理，限制接受后援会的资金的额度”，“目标建立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实行选举改革”、“关于党总公选，由担任过总裁、议长履历者组成顾问会推荐候选人，总裁任期为三年”、“扩充政务调查会”、“为强化党的地方组织推荐后援会的重要成员入党”、“通过充实国民协会进而充实党的财政”[18]。同月，在该报告的建议下池田勇人率先宣布解散派阀、其后党内各派阀相继宣布解散。因为报告内容过于严苛，各派阀实难接受。派阀解散活动仅停留在名义上，就连池田勇人也认为“三木的报告毫无价值”[19]。在1963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过后，自民党在确保政权无虞的情况下，党内派阀围绕池田勇人第3次竞选总裁问题角力再开，纷纷重新恢复活动。《关于党近代化的报告》沦为一纸空文，可以说，1960年代兴起的“党的近代化”运动是自民党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由“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转型的首次尝试，但在派阀抵制之下运动归于失败。

进入1970年代，八大派阀经历离散聚合与新老交替后，缩小衍化为五大派阀，形成 “三角大福中”“三角大福中”是指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五强竞争的格局。派阀竞争激烈，田中角荣凭丰厚的政治资金与娴熟的政治手腕扩充势力，使得田中派在五大派阀中脱颖而出。1972年田中角荣就任总裁与首相后，经团联对自民党的政治献金扩大至179.03亿日元的空前规模[20]，作为回馈经团联成员企业在田中内阁推行的“列岛改造计划”中抢先购置“促进工厂引进诱导地区”，大肆从事土地投机活动饱其私囊。田中角荣担任总裁时期，自民党与经团联之间的“金权政治”达到顶峰。

贪腐盛行的自民党在1974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遭遇大败在改选的130个议席中只获得62席，结果使自民党席位数跌至126席，仅占据总席位252席的半数，出现“朝野伯仲”局面，其后自民党只能通过追加公认2名无党派胜选者加入自民党的方式，才勉强维持住对参议院多数的控制。田中派失势后，党内要求实现政党近代化改革的呼声高涨，三木武夫率先发声：“必须对于恶弊的根源党总裁选举的现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1]。同年12月9日，形象廉洁的三木武夫，在党内长老椎名悦三郎的裁定之下继任总裁。三木武夫担任总裁时期，重启“党的近代化”，主张实行政治革新，改变自民党“金权政治”和“派阀政治”的形象以避免党的分裂。1974年7月26日，任命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成立党基本问题和运营委员会，于10月24日提出《关于解散派阀的意见》，主张“党和内阁的人事，不依据派阀意愿而从全党立场出发公平地予以分配”、“政治资金实行党的一元化，收支根据财务委员会决议公正执行”[22]，在政府层面，三木内阁提出《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总裁公选制度修正案》、《禁止垄断法修正案》，但是三木的改革运动遭到田中、大平、福田三大派阀的抵制，最终均以“审议未了”形式成为废案。

1976年2月，洛克希德案东窗事发，三木武夫以首相名义要求彻查该案，然而此举引发了党内派阀的强烈不满，8月，福田、大平、田中三派组建“举党体制协议会”共同掀起“逼三木下台”的倒阁运动。为政不廉的自民党在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惨败在1976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只获得249个议席，只能依靠临时追认8名无所属议员的形式，勉强确保对国会半数的控制。，三木武夫承担败选责任黯然下台，改革再次无疾而终。

1976年12月23日，福田赳夫当选党总裁，其任内为回复党势，设置党改革实施本部，继续推行“党的近代化”运动。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党总裁预备公选制度”和“解散派阀”。解散派阀运动因党内派阀的反感与抵制流于形式，但是党总裁预备公选制度有所进展。1977年4月，在第33届临时党大会上修改了《总裁公选规程》，规定先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总裁候选人，在此基础上，由国会议员选举总裁进行正式选举，确定总裁预选制度。1978年1月，第34届党大会对《总裁公选规程》作出进一步修改，除党员之外，赋予自由国民会议会员、国民政治协会会员（党友）参加总裁预选的权利。同年12月，自民党举行了建党以来首次由全体党员和党友参加的总裁预备选举。参政范围的扩大使局势逆转，大平正芳凭借田中派的支持，在预选中胜出，福田赳夫退出正式选举。大平正芳继任总裁和首相。

纵观整个70年代自民党“党的近代化”运动的艰辛历程可知，自民党作为精英型政党，派阀作为党内的核心小组，一直以来通过会议内部协调实现政党运营，在政权安稳无虞的情况下对“党的近代化”运动具有抑制作用。即便主流派派阀意图改革，其余派阀将通过横向联合组成“反主流”与之抗衡遏制改革。

1977年总裁预选制度的推行并非“党的近代化”的成功，党本部与地方组织没有形成紧密联系。在中选举区制度下，派阀作为自民党的中间环节，对下通过派阀成员在各自选区中组建的个人后援会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对上通过输送派阀成员出任党内职务和政府阁僚，发挥培养政治人才的机能。可以说，实质上总裁预选制度是派阀博弈的结果，意在打破主流派对党内的垄断，加速派阀轮流当政。1980年1月13日，党第37次大会上作出“规定总裁任期两年，禁止连任三期，得票由全国总计的党总裁预备选举制度改革决定”[23]便是明证。

整个80年代，自民党内呈现一派独大态势，党内多数逐渐由田中派以及承其衣钵的经世会长期占据，无论是田中派“一派独大”时期短暂的铃木善幸内阁和被誉为自民党黄金时期的中曾根内阁，还是经世会主政时期稍纵即逝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内阁，均受制于党内最大派阀操纵，党内改革陷于停滞。

二、冷战后自民党的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与党内改革

以1989年东欧剧变为肇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最终导致1991年苏联解体。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冷战格局宣告终结。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与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自民党一党单独长期执政的“五五体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中陷入危机。

经济领域，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升值达40%以上，表象的空前繁荣，吹起了规模巨大的经济泡沫。然而泡沫终有破灭时，日本积极海外并购所造成的国内产业空洞化危机，在1989年经济泡沫破灭后日益显现。经济的失速与政府财政的恶化，使得自民党依靠公共事业投资和财政补贴从财界获得的选票支持难以维继。城市化背景下农业人口的减少使得自民党在农村地区的政党组织票持续流失，直接削弱了自民党的选举优势。而且，“垄断资本欲改组政界实现保守两党交替执政，并借此机会在经济景气对策方面有所突破，因此，垄断资本对自民党的分裂及在野党联合政权的诞生采取了支持或默认的态度”[24]。

政治领域，冷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势发生根本改变，苏联解体使得美日两国失去了共同威胁，日美同盟陷入“漂流状态”，日本长期奉行的“一国和平主义”遭遇挑战。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要求日本政治领导层迅速做出决断，然而，经世会一派独大格局下，“自民党拟似政权交替”的派阀政治丧失功效。党内领导层的固化无法对国际局势做出快速反应。1991年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外交失败便是最好的诠释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政府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巨幅广告中感谢帮助其获得独立的参战各国，唯独没有感谢在战争中援助高达130亿美元的日本。同时期以利库路特贿赂案、佐川急便贿赂案为代表“金权政治”丑闻的屡现以及党内改革的顿挫，致使自民党政治根基动摇，出现分裂倾向。

1992年5月，自民?h副干事长细川护熙另立门户组建日本新党，1993年6月，自民党革新派议员武村正义组建先驱新党；同月，羽田孜与小泽一郎联手成立新生党，党内改革派纷纷脱党。小泽一郎自1993年掀起政治改革浪潮，组建八党联合会派同自民党分庭抗礼逐鹿政权，在同年7月的第四十届大选中，八党联合会派大胜分崩离析的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单独执政长达38年的自民党失权下野，“五五体制”宣告解体。

“支配层离开了共同利益，即宣告他们结合的解体，然后官厅间的部门主义以及执政党内部的派阀斗争就会日趋明显”[25]，正如小泽一郎在政治改革构想所言“只要能够维持联立内阁，自民党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26]。自民党沦为在野党意味着丧失了“党策即国策”特权，无法从国家和统治阶级汲取资源维持政党运营。而作为精英型政党，缺乏党员与地方党组织提供的资源，因此自民党遭遇自建党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唯有由精英型政党转型为大众型政党方能生存。

1993年8月，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在败选后立即设立党改革本部，研究改革方案，9月22日，党改革本部发布意在革除派阀弊害的《关于党改革的紧急报告》，在此基础上，翌年8月26日，党改革本部发布《关于党运营、机构等基本问题的报告》，在前言宣称：“伴随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往自民党由各个政治家的后援会组织建立的党组织必须进行根本变革，蜕变为真正的组织型政党”，主要内容为：“（1）解散派阀与强化党的机能；（2）制定新的理念；（3）转型为清廉的近代政党；（4）整顿政策决定体系；（5）整顿党机关的机能”[27]。改革将解散派阀作为重点，党内各派阀集团按照改革公约在表面上关闭了派阀事务所，媒体舆论也将各派阀冠以“旧”字，但是实质上的派阀活动仍在继续。其后，党内改革进程也因政局的快速变化而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