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我读父亲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母亲范元甄的信(贺)

第一篇：李南央-我读父亲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母亲范元甄的信(贺)

李南央：我读父亲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母亲范元甄的信 2015-12-2807:17:22《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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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与父亲李锐）

父亲（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我母亲（范元甄）的信，是他和母亲自1938年到1960年的所有信件中，我最不忍读的。每每读来，总有一种胸口堵得难以喘息的感觉。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于斯，并为之忘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连吃两块；每天两点起床，靠稀粥、豆饼果腹的躯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里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待材料……

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块漆黑的豆饼。说是豆饼，其实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亲在北大荒经历的那种“生产大突击运动”，对人的摧残，恐怕比《半夜鸡叫》里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残酷的本质，被一层“美丽”的革命彩纸包起来了。年方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面对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

会记住你一切告诫。投入劳动和集体生活之后，相信自己会很正常起来：鄙视过去，相信将来，42岁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这几个月来，没有你的帮助，自己会陷在更糟糕的情况。（1960.4.19）

想着自己在党内廿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感伤。……因之，我惟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们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1960.5.12）

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1960.7.16）

从这些叙述里，我看到父亲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力量，他那从热河办报时起屡屡见于信中的，一贯被母亲蔑视的，“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能屈能伸的性格，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认同张闻天的话：“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参加革命廿余年的经历，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的愿望，他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无法割舍的情结，共产党是“真理化身”的现实，使他不会作出如烈女林昭、张志新那样以死抗争的抉择。既已落难，就接受现实，不能钻牛角尖，不能彻夜辗转地苦痛，要曲起身躯，麻痹神经。要想捱过这个坎，必须得这样想：自己确实需要劳动改造，改造的态度得到党的认可，才能看到“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的可能，才能看到一家人重新团聚、孩子们将来有个父母双全的正常成长环境的希望。

38年后的1998年，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消灭肉体的边缘来实现的：从肉体上摧残那些胆敢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思想的大一统。这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我的母亲范元甄，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亲那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是体力劳动相对较轻的工种），平时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由老阿姨照管。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给父亲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她吃不消。

“同住的两对青年夫妇搬来没有？还相容吗？”（1960.5.25）父亲在信中问母亲。

我家原来的单元是5间住房，大客厅是由两间屋打通的，又从隔壁的单元挖过来一间做父母的卧室。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即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原先隔出的一间屋子，此时也还上了，这样我们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间客厅。但是厨房、厕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

母亲与其中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很厉害，母亲与她针尖麦芒。母亲的生活条件此时与父亲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对她这么一个原本就很别扭的人，这种情形不啻是地狱般的折磨。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

（李南央与母亲范元甄合影）

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父亲是“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验，并胜利一关一关通过”（1960.4.25.）的精神准备着应付一切，母亲则是万难做到了。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

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

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毛泽东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

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

与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应该承认，父亲在被放逐到北大荒时对时局还看得不很清，想得不很透，他在信中议论道：

老头们基本是好的（由公社转农场，他们的生活和收入都显著下降，有点牢骚也不多谈，而且了解国家总的政策，也看远景，只是担心自己等不到）。昨天一郭老头将他手指给我看，像弯曲香蕉，从小累得无一指现能伸直。他们也从未吃过豆饼，也跑肚，无人说怪话。（1960.5.18）

以后准备每天利用晚饭后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有计划读《共产党宣言》等几篇主要东西，另外读反右等汇集文件。报纸此间可以看到。（1960.7.1）

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习性，使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在像野人一样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注意是“可以”不是“允许”）时即可做锲而不舍的苦索。因之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发生不可逆转的塑性畸变。

父亲得以在受难中逐渐走向成熟，未被那庞大的机器碾造成伪君子。从本性的倔强好胜，而逐步成长为有胆气、有真知灼见的真君子，并逐渐谙熟了发表异见的艺术。40年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父亲有了深刻、理性的认识和剖析，他的思想闪烁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辉。父亲是可以骄傲的，他从炼狱中走过，他从炼狱中获得令人羡美的人生。

昨天返队，如回到家里，给老头和同住者吃了节省下的馒头和饼干，都很高兴。（1960.5.18）

父亲的善良，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在噩运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他与同伴刚刚相处半月不到，即结下了友谊。虽然自己也食不果腹，仍与人分享。父亲从别人的高兴中，无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这温暖释放出维持生命的热量，弥补了食物的不足。父亲的坚忍、乐观、豁达，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得意——“我已买了副裹腿，现整天都打着（高中军训时学会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顺境中也许并不重要，此时则显得性命攸关。如果将母亲换到父亲的位置，不知会怎样地苟且（延安整风时便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今天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灵魂。

1936年父母相识，1939年相爱，共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又同出延安，至热河、东北，一起南下，后转业至新中国的工业战线，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两人的出身、学历、经历，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闹闹，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庐山会议，终于走到了尽头。

其后的40年，我得以亲眼所见，不用通过信件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感动于父亲的善良，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刻苦，父亲做事的执著。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他历尽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自由。

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直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