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诉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第一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诉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诉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时间：2007-09-24 当事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 法官:范忠 文号:（２

００５）琼民二终字第３１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广卫路２号。

法定代表人余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运福，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雁冰，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１６３号。

法定代表人陈奋健，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港四航局三亚安游码头工程项目经理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１６３号。

负责人冯国耀，该部项目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海南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疏港大道东方洋开发区东区２７号。

负责人罗宽荣，该分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港四航局第三工程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海海滨大道１０３号。

法定代表人罗宽荣，该公司经理。

上列四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钟诚、徐剑锋，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广东公司）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海事法院（２００４）海商初字第０２７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保广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运福、任雁冰，被上诉人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以下简称四航局）、被上诉人中港四航局三亚安游码头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安游项目部）被上诉人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分公司）、被上诉人中港四航局第三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第三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钟诚、徐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就＂沙河口＂轮向人保广东公司投保，险别为一切险，保险期限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００时起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４时止，保险金额为３００万美元。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７日，中远公司同人保广东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书。人保广东公司向中远公司支付＂沙河口＂轮保险赔偿金２２０万美元。同日，中远公司向人保广东公司出具了保险赔偿金收据和权益转让书。＂沙河口＂轮登记的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中远公司。＂沙河口＂轮为钢质重大件运输船，总吨１０９４１，净吨３２８２，总长１３４．５０米，型宽３４．２０米，型深７．５０米，该船及船长均持有有效合格证书，并按规定配备合格船员。安游项目部系四航局的内设部门。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２日，安游项目部与中远公司签订海上运输合同，约定由中远公司提供其所属＂沙河口＂轮（自航式半潜船）为安游项目部承运１０个大水泥沉箱和１０个小水泥沉箱由三亚港到榆林港。运费为１２万美元，支付方式为：装前支付５０％（６万美元等于４９．６８万元人民币），装完后再支付５０％即６万美元在５个银行工作日内付入承运人指定银行帐户。责任风险的划分：承运人的责任风险从装港货物进入承运船就位开始，直到把货物再次浮出承运船为止，除此之外皆由托运人承担。签约后，安游项目部依约向中远公司支付了人民币４９．６８万元的运费。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４日１３５０时，＂沙河口＂轮抵达三亚港引航检疫锚地。３月２９日下午，＂沙河口＂轮船长及船方公司代表到安游项目部工地办公室与货方共同商讨货物装载方案，并进一步了解沉箱的有关技术参数。３月３０日１２００时，＂沙河口＂轮靠妥三亚港务局码头。２２４５时开始装货，４月３日１４００时，货物装船完毕。该航次共装大沉箱３个，小沉箱４个，全部货物装在货舱甲板后部约５０米范围内。大沉箱在前，小沉箱在后，４个小沉箱捆绑成两组并列装载在船尾两侧。４月３日１６２０时，＂沙河口＂轮起航离开码头，约１９００时抵达榆林港外卸货锚地抛锚。２０３０时，在＂沙河口＂轮船长室召开了有船、货双方代表及船长，大副等人参加的卸货协商会。会上双方一致认为锚地涌浪较大，卸货作业不安全，决定当晚不作业，待第二天视海况而定。如海况条件允许，将于第二天０９００时至１０００时开始卸货作业。当晚，货方工人在船方的指导下对沉箱和船舶之间进行系固绑扎。４月４日０６００时，＂沙河口＂轮船长目测海况后，决定进行压水作业，于０６３０时令大副通知机舱压水。约０７００时开始压水下潜卸货作业。接到已开始下潜作业通知的货方现场指挥等人搭乘交通艇，于约０８００时抵达作业现场，认为锚地涌浪较大，不适合卸货作业。约０８２０时，船长认为条件不错，可以继续作业。０９３０时，双方船员和工人在现场各就各位，作沉箱起浮拖运前的准备工作。约１０２５时，船坞内３件大沉箱起浮。１０４０时，＂沙河口＂轮下潜至船坞内吃水至前３．８米，后５．８米时，小沉箱开始浮动，小沉箱起浮后在涌浪的作用下晃动。船长看到小沉箱起浮后，令大副通知机舱停止压水并转排水准备，并要求货方现场指挥尽快将沉箱拉走。约１０４３时，靠船艉右侧一组小沉箱出现严重倾斜，底部散开并箱口对箱口倾倒进水沉没。紧接着左侧一组小沉箱底部也散开，前面的沉箱也倾倒进水沉没。３件小沉箱相继倾倒沉没后，＂沙河口＂轮艉部快速下沉并向左倾斜，船舶右艉浮力柜甲板浸入水中，大量海水进入机舱。船长即令机舱紧急排水抢救。约１１００时，发电机因浸水停机，全船供电中断，排水工作被迫停止，人员撤离机舱。约１１０５时，＂沙河口＂轮下沉至艉部座底。４月５日，货方调派拖轮将浮游在＂沙河口＂轮坞内的３个大沉箱拖离该轮。＂沙河口＂轮船艉座底事故发生后，船长向海南海事局递交了水上交通事故报告。海南海事局调查后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作出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本次事故的原因有：１、小沉箱倾倒沉没是造成＂沙河口＂轮艉部下沉座底的直接原因；２、船方忽视沉箱海上安全起浮的特殊要求，未按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作业，是造成小沉箱倾侧沉没的主要原因；３、船货双方的现场指挥和作业人员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协调配合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海南海事局认定，本案是一起主要由于船员过失所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原判认为：本案是一宗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根据海商法第２５２条第１款的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人保广东公司是本案所涉船舶的保险人，其已向被保险人中远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有权行使代位求偿权向第三人即四航局、安游项目部、海南分公司和第三公司提出索赔。人保广东公司在本案中代位的是被保险人中远公司公司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法律地位，故其应受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调整。该合同虽由安游项目部与中远公司签订，但安游项目部系四航局的内设部门，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因该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包括诉讼权利义务应由四航局所享有和承担。该运输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明确规范，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四航局作为托运人，依约支付了运费，提供了合同约定的托运货物。中远公司作为承运人，在依约运输该货物的过程中，由于船员过失，违规操作，以致发生船货俱损的重大责任事故。人保广东公司主张本案事故主要是因托运人的过失造成的，并请求托运人赔偿其船舶损失，但人保广东公司既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托运人有违约行为，亦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否定海事报告关于本案是一起船员过失所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的认定。因此，人保广东公司的上述主张和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人保广东公司关于船舶检验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属于保险代位求偿的范围，亦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人保广东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６７５４４元，由人保广东公司负担。

人保广东公司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不清。１、在本案事故原因和责任方面认定事实错误和不清。一审判决对海南海事局对本案事故作出的调查报告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只根据该调查报告认定中远公司的过失，而没有根据该调查报告认定四航局的过失。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本案事故的原因。对小沉箱的稳性、四航局在制定卸货计划、绑扎货物、拖轮系缆拖带、指挥卸货等方面的过失和违约故意避而不写，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合同内容不清，只认定有关中远公司责任的约定，而没有认定有关四航局责任的约定。一审判决没有认定给小沉箱加压舱水的卸货方案不适用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四航局和中远公司共同商讨装卸计划错误，本案装卸计划实为四航局单方制订。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四航局在本案中实际制订的卸货计划，该卸货计划实际上违反了沉箱安全操作规程。一审判决认定＂沙河口＂轮船员违反沉箱装卸安全操作规程错误，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者实为四航局。一审判决认定四航局认为卸货时锚地涌浪不适合卸货错误，实际上四航局认为当时适合卸货。一审判决认定船方自己决定压水卸货错误，实际上船方事先征得了四航局同意。一审判决认定船方指导四航局工人绑扎货物错误，实际上货物绑扎工作由四航局工人独立完成。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货物符合合同约定错误，实际上本案货物不符合约定。一审判决认定中远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四航局过失错误，实际上，中远公司提供了大量证据（包括四航局自认的证据）证明了四航局的过失。２、在损失方面认定事实错误和不清之处。一审判决认定人保广东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检验费错误和不清。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了本案合同合法有效，却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分析和认定中远公司、四航局应承担的责任；在本案合同对中远公司、四航局的责任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却对该约定视而不见，错误判定中远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对合同的内容只认定有关中远公司责任的条款，而故意回避有关四航局责任的条款和内容。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本案合同的性质是国内沿海货物运输航次租船合同，没有依法认定本案合同的约定优先于法律规定适用。一审判决认定＂拒装声明的函＂及＂保证书＂中关于船、货损失及人员伤害风险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本案合同第１４、１５条等有明确的不同约定及＂保证书＂变更了第１６条＂责任风险的划分＂约定的情况下，没有依法解释合同第１６条的含义。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属定性错误，本案应为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航次租船合同纠纷。

三、本案事故的原因。１、小沉箱倾沉的原因。四航局作出的＂保证书＂，不但是造成小沉箱倾沉的根本原因，亦是造成本案事故的根本原因。四航局提供的小沉箱不符合本案合同约定的海上运输要求，小沉箱的浮游稳定性差，有潜在缺陷，是造成小沉箱倾沉的直接原因。该潜在缺陷中远公司是无法发现的。小沉箱绑扎方式不符合要求，是造成小沉箱倾沉的又一重要原因。四航局制订的卸货计划不符合安全要求，是造成小沉箱倾沉的原因之一。四航局清楚地知道《施工技术交底书》在坞内给小沉箱加压水的要求不适用于本案卸货。四航局制订的本案卸货计划是＂在小件沉箱卸船离开船坞时往里面加水＂，而不是按照《施工技术交底书》的要求＂在坞内给沉箱加压水＂，这种卸货计划不符合安全要求。四航局在＂沙河口＂轮打压舱水下潜过程中，指挥失当，没有及时通知船方何时停止打压舱水，是造成小沉箱倾沉的原因之一。拖轮未及时带上缆绳和拖带，是造成小沉箱倾沉的原因之一。海南海事局在调查报告中分析得出的＂船方忽视沉箱海上安全起浮的特殊要求，未按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作业，是造成小沉箱倾侧倒沉没的主要原因＂的结论是错误的。四航局负责卸货（包括给小沉箱加压舱水），中远公司只是帮助卸货，只负责给船舶打压舱水下潜准备卸货。＂在坞内给沉箱加压水＂的卸货方案不适合本案卸货。从船方打压舱水开始至小沉箱起浮整个过程中，货方均没有通知船方何时停止打压舱水。２、海南海事局调查报告得出的第３个原因中＂货方现场指挥和作业人员缺少与船方足够的和必要的协调和配合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是正确的。

四、一审判决错误判决四航局不承担责任。人保广东公司认为四航局应依法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１、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一审判决虽认定了本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却未按合同约定的四航局的责任和义务去分析认定其承担的责任，故意不认定四航局的责任，错误判决四航局不承担责任，中远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显失公允。一审判决没有正确认定合同性质是国内沿海货物运输航次租船合同，合同的约定应优于法律规定适用。＂拒装声明的函＂和＂保证书＂构成了本案合同的补充和变更。一审判决对合同约定的责任风险的划分认定错误。２、本案大量证据证明四航局违约，并存在严重过失，依法应承担本案全部责任。根据四航局作出的保证书，其应承担全部责任。四航局提供的小沉箱不符合海上运输要求，严重违约。四航局制订的装卸计划不符合安全要求，构成违约。＂在坞内给沉箱加压水＂卸货方案不适合本案卸货，四航局的计划是＂小件沉箱卸船离开船坞时往里面压水＂。四航局对小沉箱绑扎不符合安全要求，在卸货中指挥失当，拖轮未及时带上缆绳和拖带及现场指挥和作业人员缺少与船方足够的和必要的协调和配合，根据＂ＧＥＮＣＯＮ＂金康１９９４合同版规定，四航局对＂沙河口＂轮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３、中远公司在本案事故中没有违约，没有过失和违规操作。＂沙河口＂轮船员按四航局制订的卸货计划进行卸货，船长使小沉箱在空载状态下起浮是按四航局卸货计划进行的，四航局已同意４月４日早上打压舱水和卸货。中远公司依约平稳调整压舱水，无过失和违约。中远公司和四航局均认为卸货时海况适合卸货。本案中船长只负责调整压舱水协助卸货，不负责卸货工人的组织及拖轮的安排指挥。四航局是负责卸货，组织和指挥工人及拖轮在沉箱起浮后，将沉箱拖出船坞灌注压舱水，然后拖往工地，四航局是卸货总指挥，因本案卸货造成的损失应由其承担责任。４、一审判决推翻、歪曲了海南海事局作出的调查报告。即使根据海南海事局的调查报告，四航局亦应承担本案事故的责任，而不是没有责任，一审判决偏袒四航局。５、海南海事局作出的调查报告不应作为认定本案责任的主要或唯一依据。

五、一审判决对人保广东公司主张的检验费１３９５００元的认定，是错误和不清的。

六、中远公司在一审中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未准许是错误的。

七、人保广东公司保留随时追加或变更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１、撤销一审判决；２、判决四被上诉人连带赔偿全部损失１８３２２５００元及利息；３、判令四航局承担本案全部责任；４、请求对事故原因和责任进行鉴定；５、本案诉讼费和交通、电信、差旅费和律师等其它费用由四被上诉人连带承担。

四航局答辩称：

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１、本案的案由一审法院认定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和上诉答辩中均主张以本案《海上运输合同》来判定双方责任，故案由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异。２、本案主要适用的法律是合同法。本案既为沿海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基本法律就是合同法第１７章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的规定，中远公司作为承运人对运输中的货物承担的是严格责任。该章无规定关于托运人或收货人对承运人船舶损失负责的条款，若中远公司要求四航局承担责任，则举证证明四航局违约及违约行为造成船舶损失。３、合同的有效并不排除合同法的适用。上诉人人保广东公司诉称本案合同性质为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航次租船合同而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合同的条款并不排除合同法的适用，合同法３１１条已有明确规定。本案合同中也无免除承运人货损责任的条文。上诉人人保广东公司以合同约定作为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错误的理由无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内涵包括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航次租船合同，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上诉人以此认为一审法院对合同定性错误亦无根据。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１、有关本案事故过程及原因的唯一有效证据是海南海事局的调查报告。海南海事局作为法定的水上交通安全主管机关，对涉案事故所作的调查是履行法定职权，其所作的调查报告具有法定性、权威性、公正性，应作为认定本案事故原因的有效证据。退言之，该调查报告也是依上诉人的请求调取的。一审法院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来认定事实无违法之处。２、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交海事报告以外的有关事故事实的证据或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３、海事局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的最终结论是＂由于船员过失所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海事局调查报告对本次事故的船舶概况、货物概况、天气和海况、事故经过作了准确详细的调查，对事故原因作了综合、全面、公正的分析得出上述结论，其中并无一个字涉及到四航局责任。４、上诉人上诉状中多处故意歪曲事实，前后矛盾。

三、一审判决的程序合法有效。１、一审法院已经准许了上诉人的调查取证请求。一审中上诉人在向法院申请向海事局调查取证的同时，也申请法院对事故进行鉴定，两个申请目的都是一致的即查明事故责任和原因，一审法院同意调查取证即调取了海事局调查报告，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调查报告的证据力无庸置疑，据此认定事实符合程序法律规定。２、一审法院没有准许上诉人的鉴定申请是合法的。首先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属于法定的司法鉴定的范畴。一般而言，事故鉴定只能算物证类鉴定，此类鉴定无疑申请人需提供物证材料方可，申请时距事故发生已１年４个月有余，事故现场、船、货早已不在，无法实施鉴定。其次即便准许，该鉴定也不可能操作而达到查明案件事实的目的。因海事局的调查报告更具说服力和法定性，对海事局已调查完毕的事故再作鉴定违反海上交通安全法，无疑是不合适的。二审中上诉人再提出鉴定更无法律依据。

四、一审判决对责任和损失的认定公平、公正，本案损失的责任应由中远公司承担。１、中远公司依法应承担本案货损责任，依据合同法第３１１条及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规定，中远公司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全部货损责任，而同时造成的船舶损失亦由其承担。２、中远公司依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应承担货损责任，依合同１６条约定，货物未浮出承运船仍处于承运人责任期间，依约应承担责任。３、中远公司要求四航局承担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依据合同约定和海事局的调查报告，四航局无违约之处，也无违约的过错，海事局报告最终结论只认定了中远公司对事故的单方面责任，而未认定四航局的任何责任，故中远公司要求四航局承担责任无事实根据。４、中远公司要求四航局承担事故责任无合同或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四航局不承担任何责任，退而言之既使四航局有违反义务之处，双方运输合同也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四航局承担何种责任。至于金康合同，中远公司一审中承认未在签约时将金康合同附在合同之后交四航局，更未对特别条款作出说明，四航局并不知道金康合同的内容，实质上双方未对金康合同达成合意，金康合同与本案无关。既使按金康合同的约定，其中的装卸人员是第三方，与本案由中远公司卸货的情况并不相同，对此应依双方合同的第１６条来划分责任。船舶损失海事局已明确船方违反操作规程所致，四航局不负责任。查合同法第１７章的规定中均无四航局应承担船舶损失的法律依据。５、保证书与本案事故无关。首先四航局未签署该保证书。该保证书是由船方草拟，欧毓浩在其上的签字只是表明收到该保证书，无四航局的盖章，中远公司无证据证明欧毓浩有授权签署该文件。其次保证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收的，因而是无效的。货方为了工程进度及运费已付的原因，不得不屈从船长的要求签收保证书，该行为无效故四航局不受保证书约束。再次不论该保证书效力如何，保证书本身措词说明该保证书只是为了满足船长对于装货时的安全要求所出具的，与卸货根本没有关系，双方意图没有涉及卸货方式，船长也承认此点。最后退一万步而言，既使认定保证书有效，也不足以要求四航局对船舶的损坏负责，因船长对船舶的安全责任不能因任何理由推卸，这是海商法规定的原则。中远公司没有理由根据保证书来要求四航局承担责任。６、人保广东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不成立，无权向四航局追偿。依据海商法第２５２条的规定，代位求偿权的成立条件之一是保险标的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但本案事故造成的船舶损失并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一是依保单和保险条款，＂沙河口＂轮是一切险，其除外责任规定：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疏忽或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不予赔偿。本案是由于船员过失造成的，船长、船员及货运技术总鉴邱晓虹均是中远公司的代表，故该损失不属保险责任范围。二是保险条款四规定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是海上直接装卸货物，而本案施工方案及合同约定的是海上直接装卸货物的情形，在中远公司未举证证明已事先通知人保广东公司并征得同意或增加保费外，此损失不属保险责任范围。人保广东公司不应赔付，即使赔付，也不符合代位求偿权成立的条件，故代位求偿权不成立。证据证明人保广东公司同中远公司是协商赔付的属于通融赔付，而通融赔付是不能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人保广东公司作为代位保险人，法律地位同中远公司，因此没有理由要求四航局承担船舶损失。７、人保广东公司提起代位权之诉，除证明有合法的代位求偿权外，还应证明赔付的损失金额合理合法，否则不应支持。但人保广东公司缺乏证据。一是有关船舶损失的索赔金额１４５８．７７９５万元无证据支的。如按广东海事咨询检验公司的报告，＂沙河口＂轮的修理费大约为１３３９万元，如果按推定全损，以船舶价值减去＂沙河口＂轮的出售价则为１４１７．６９３１万元，比索赔金额低。二是若按推定全损赔付，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若按修理费１３３９万元，加上拖带费３６２万元，计１７０１万元，尚未超过保险价值３００万美元，故推定全损赔付是不合理的。三是若按推定全损赔付，则＂沙河口＂轮的残值应归保险人所有，应当减去＂沙河口＂轮出售价１０６１．８０６８万元；四是人保广东公司未证明出售价格１０６１．８０６８万元是合理的，若该轮报废应公开招标决定价值，但人保广东公司无此方面证据。五是支付给广东海事咨询检验公司的检验费１３９５００元依法不属于代位求偿范围，是人保广东公司委托检验的是为理赔发生的费用，而非合同项下的损失和已赔付给中远公司的费用，故不属代位求偿的范围。

五、人保广东公司无权在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应就其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人保广东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安游项目部答辩称：

一、安游项目部为四航局内设部门，依法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人保广东公司将安游项目部列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其上诉状通篇针对四航局的，无事实和理由针对安游项目部。

二、人保广东公司在一审中只是提交了有关索赔的证据，没提交关于事故原因的证据，故唯一证据是海事局的调查报告，一审法院依据海事局调查报告驳回了人保广东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上诉无理。

三、安游项目部支持并采纳四航局在本案中所有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南分公司答辩称：

一、海南分公司并非涉案合同主体，人保广东公司也没有证明海南分公司与涉案合同有任何关系，一审中亦未提出任何具体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是为了避免所谓诉讼风险而胡乱起诉，因而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状通篇针对四航局的，未针对海南分公司。

二、人保广东公司在一审中只提交了有关索赔的证据，没有提交关于事故原因的证据，故唯一证据是海事局的调查报告，一审法院依据海事调查报告驳回了人保广东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上诉无理。

三、海南分公司支持并采纳四航局在本案中所有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公司答辩称：

一、本案案由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体应依合同来确定，而合同并非由第三公司同中远公司签订，人保广东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同第三公司有关，其起诉是错误的。其上诉状通篇是针对四航局的，无事实和理由针对第三公司。

二、人保广东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有关索赔的证据，没有提交关于事故原因的证据，故唯一证据是海事局的调查报告，一审法院依据海事调查报告驳回了人保广东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上诉无理。

三、第三公司支持并采纳四航局在本案中所有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中远公司同人保广东公司签订关于半潜船的特别约定的协议约定，鉴于中远公司的＂沙河口＂、＂发展之路＂为自航式半潜船，保险人人保广东公司同意承保以上船舶，同时明确同意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船舶保险条款（１９８６／１／１）中的第四条＂海运＂项下的第（二）款：＂被保险船与他船（非港口或沿海使用的小船）在海上直接装卸货物，包括驶近、靠拢和离开＂删除，即本除外条款不适用于＂沙河口＂、＂发展之路＂等半潜船。本特别约定在以上船舶为保险承保船舶期间内长期有限，在年度续保谈判中无须另作约定。特别约定仅适用于＂沙河口＂轮及＂发展之路＂轮。

＂沙河口＂轮事故后，人保广东公司委托广东海事工程咨询检验公司进行检验。人保广东公司支付检验费１３．９５万元。

中远公司将＂沙河口＂轮残值以１０６１８０６８．７８元出售给了广东江门新会区古井镇奇乐轧钢厂。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２日，安游项目部（租船人）与中远公司（船东）签订的海上运输合同还约定：１０．海上运费１２万美元，ＦＩＯＳ。１４、承运人的责任：①作好各项装卸准备工作；②向托运人递交书面船舶抵港３／２／１天通知；③负责调整压载水、协助对所载货物的装卸；④免费提供船上现存衬船材料供租船人使用；⑤负责办理船舶进出口手续并支付船舶码头使用费、引航费。１５、托运人的责任：①提供合适安全的装卸作业地点；②提供适合海上运输的、合法的、不对人员造成危害的货物，办理装卸货手续并承担相应的费用；③制定装载计划，负责货物的装卸及其费用；④负责货物的加固绑扎和解绑及其材料并承担费用；⑤负责安排拖轮协助船舶离靠泊、货物装卸并承担费用；⑥负责承担其他与货物有关的税费。１７、其它以＂ＧＥＮＣＯＮ＂金康１９９４合同版本为准。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沙河口＂轮靠泊三亚港务局码头进行装货中，＂沙河口＂轮船长致函安游项目部称：今早在货场观察工人搬运小水泥沉箱过程中，发现该型号水泥沉箱稳定性极差，根据合同１５、１７条规定，本人认为该货物目前的状况不能满足安全装卸之要求。虽欲改进成２个并在一起滚运，但本人认为这种方式装船操作安全隐患极大，为了船、货操作安全，本人特要求贵部在装货前申请相关部门对这种装货方式进行评估、检验，出具货物适装证书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否则，本人不同意装此规格货物。同日，安游项目部向＂沙河口＂轮船长出具保证书称：安游项目部租用＂沙河口＂轮承运水泥沉箱，由于货物结构和搬运稳定性的原因，现改为２个为１组进行装卸，由该种操作可能引起的船、货、码头损坏及人员伤害的风险和费用均由本公司承担。特此保证。

经本院委托海南省诉讼证据鉴定中心进行＂沙河口＂轮事故原因鉴定，鉴定中心转委托广东华南海事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广东华南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粤海司鉴中心（２００６）海损证字００２号司法鉴定书证审查意见书，其中第五部份＂结论＂称：１、将两个小沉箱捆绑在一起：定倾高度ｍ＝０．３５３＞０．２ｍ，干弦高度Ｆ＝３．６８１＞２．７０３ｍ，因此，只要捆绑牢固，不需加任何压舱水，浮游稳定性和干弦高度均符合《规范》要求。２、在不压水的情况下，此次将两个小沉箱捆绑在一起的捆绑方法不能满足《规范》的要求。３、此次卸货作业中，拖轮没有参与其中，故谈不上托轮配合是否恰当。４、在船舱内给小沉箱加压舱水１．２米后，＂沙河口＂轮到达最大下潜深度６．３米时，船舱内的水深不能使小沉箱起浮。５、＂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书＂所述的施工方案，不适合卸小沉箱。６、假如船、货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用将两个小沉箱捆绑在一起装卸，应当重新制定装卸方案，包括计算浮游稳定性、如何捆绑牢固、如何滚运、下潜步骤、沉箱压载时间、压载量、如何拖带、如何卸绑……等等都应重新充分考虑，并形成书面方案供有关方熟知、执行，保证沉箱装卸安全。７、事故发生时的海况不是造成沉箱翻沉的原因。８、船货双方的现场指挥和作业人员缺少足够的和必要的协调配合，对装卸沉箱方案的安全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细节缺乏足够审慎的核算、审核和沟通。９、＂沙河口＂轮发生下沉坐底事故的原因是：（１）＂沙河口＂轮下沉坐底的直接原因是３个小沉箱在短时间内相继沉没；（２）小沉箱沉没为以下两个原因之一：①假如双方已决定将两个小沉箱捆绑起来卸载，则小沉箱翻沉的直接原因是捆绑方式方法不当，致使起浮后两个小沉箱散开。另外，没有重新制定卸货方案，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一个诱因。②假如没有改变卸货方案，仍然维持单个沉箱状态进行卸货，则小沉箱翻沉的直接原因是没有在小沉箱起浮前往沉箱里压水。（３）船货双方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协调配合，对装卸沉箱方案的安全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细节缺乏足够审慎的核算、审核和沟通，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列事实，有关于半潜船的特别约定、＂沙河口＂轮检验报告、＂沙河口＂轮船舶买卖合同、付款回单、海上运输合同及金康１９９４年合同版本、＂沙河口＂轮船长致安游项目部拒装的函、安游项目部的保证书、司法鉴定书审查意见书为证，且经庭审质证确认，足资认定。

除二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外，一审认定的其它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船舶保险合同的效力等有关问题。人保广东公司同中远公司签订的船舶保险合同及关于半潜船的特别约定，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依法确认为有效合同。＂沙河口＂轮坐底沉没后，人保广东公司对＂沙河口＂轮进行了检验，并支付了检验费１３９５００元。嗣后，人保广东公司同中远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书，人保广东公司向中远公司支付＂沙河口＂轮保险赔偿金２２０万美元，中远公司向人保广东公司出具了赔款收据和权益转让书。依照海商法第２５２条的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保险人。故人保广东公司依法有权行使代位求偿权向四航局要求追偿。因人保广东公司在本案中代位的是被保险人中远公司在海上运输合同项下的法律地位，故应受海上运输合同的调整，并依据海上运输合同履行中四航局的过错程度来确定人保广东公司受偿的数额比例。人保广东公司对＂沙河口＂轮进行检验并支付检验费１３．９５万元，依照法律规定，该费用不属于被保险人为减少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故不予支持。

二、关于中远公司同安游项目部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的性质、效力及履行的有关问题。本案合同约定的内容表明该合同系国内沿海货物运输航次租船合同。该合同虽由安游项目部同中远公司签订，但安游项目部系四航局的内设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依法由四航局承担。该航次租船合同主体适格，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法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为有效合同。中远公司＂沙河口＂轮船长关于拒装的函及安游项目部的保证书系双方当事人对航次租船合同的变更，其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约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亦应依法确认有效。依照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的保护。本案证据表明：双方约定安游项目部负责制定装卸计划，负责货物的装卸及其费用，负责货物的加固扎绑和解绑及其材料并承担费用，在装卸施工中，安游项目部将原定１个１个装卸的小沉箱改为２个为１组装卸，并向＂沙河口＂轮承诺保证由该种操作引起的船、货、码头损坏及人员伤害均由其负责。依照海南海事局调查报告认定小沉箱倾到沉没是＂沙河口＂轮艉部坐底的直接原因的结论及广东华南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审查意见书认定的小沉箱沉没的原因是当２个小沉箱捆绑起来装卸，则小沉箱翻沉的直接原因是捆绑方法不当，致使起浮后２个小沉箱散开的意见，及没有重新制定卸货方案，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一个诱因的意见，造成＂沙河口＂轮艉部坐底沉没，主要是安游项目部违约所致。其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依审查意见书和海事调查报告认定的船货双方缺少足够的和必要的配合等，也是造成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远公司对造成本次事故亦存在次要的责任，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中远公司主张四航局赔偿的请求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四航局等抗辩称应维持原判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损失及责任的承担问题。依合同约定和本案证据，四航局应承担本案事故的６０％的责任，中远公司应承担本案事故４０％的责任。人保广东公司赔偿中远公司２２０万美元，依赔付时人民币同美元的中间价计折合人民币１８１８．３万元。四航局应赔偿人保广东公司６０％的损失即１０９０．９８万元，人保广东公司自负４０％的损失即７２７．３２万元。

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第（２）项、第（３）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１０７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２５２条第１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１、撤销海口海事法院（２００４）海商初字第０２７号民事判决。

２、四航局１０日内赔偿人保广东公司１０９０．９８万元及利息（从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３、驳回人保广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２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６７５４４元，二审案件受理费６７５４４元，鉴定费１０万元，合计２３５０８８元，由四航局负担６０％即１４１０５２．８０元，由人保人保广东公司负担４０％即９４０３５．２０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忠 审判员 戴义斌 审判员 高江南

二００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芸芸

第二篇：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保险合同纠纷案

特别说明：此案例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作为典型案例刊登，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使司法判决归于统一。

[裁判摘要]

根据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有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是否履行该项告知义务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原告：段天国。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负责人：娄伟民，该分公司总经理。

原告段天国因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段天国诉称：2008年3月24日，原告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签订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2008年9月11日，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在龙铜线上村西段与案外人王大伟驾驶的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王大伟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额支付保险金，遭到被告无理拒绝。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据保险合同向原告支付保险金72 825．68元。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辩称：1．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九条的约定，即使理赔，也应扣除20％的免赔率。2．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约定，对于伤者的4080．20元的医保外用药费用不应理赔。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8年3月24日，原告段天国为苏 0141557拖拉机在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期间自2008年3月25日至2009年3月24日，双方特别约定，保险车辆车主为段天玲，被保险人为段天国。涉案保险合同第六条第七项第二款约定：“驾驶人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则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九条第一项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 20％”，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该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载明：“保险人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段天国在投保人声明栏签字确认。

2008年9月11日，原告段天国驾驶苏0141557号拖拉机在龙铜线与案外人王大伟驾驶的二轮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王大伟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段天国负事故全部责任。王大伟遂向法院起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480号民事裁定书，判决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段天国另行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王大伟 111 075元，段天国、段天玲连带赔偿王大伟55 923．68元。判决生效后，段天国向人保南京分公司要求理赔被拒绝。

另查明，案外人王大伟伤后抢救医疗费2402．30元未在(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 480号案中处理，庭审中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对上述抢救费用真实性无异议。故原告段天国在该起事故中未获保险公司理赔的损失有垫付的医疗费14 500元、连带赔偿款55 923．68元、抢救医疗费2402．30元，合计72 825．98元。涉案事故发生时，段天国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B型驾照。上述事实，有保险单、投保单、医疗费票据、机动车驾驶证、生效判决书和裁定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理赔，如果应当理赔，如何确定理赔数额。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段天国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保险公司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应按照双方当事人在涉案保险合同中的约定予以赔偿。本案发生于2008年，应当适用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

关于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能否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问题。涉案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对于该条规定，原告段天国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有不同的理解。人保南京分公司认为，该条规定的含义是“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段天国认为，该条款中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并无明确具体的含义，人保南京分公司将其定义为“医疗用药的范围”无法律依据。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在涉案保险合同争议条

款的涵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人保南京分公司的解释。即使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该条款的效力也应当结合保险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全面加以分析。从保险合同的性质来看，保险合同是最大的诚信合同，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决定着投保人的投保风险和投保根本利益，对于投保人是否投保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是指经过专业培训而具有从事保险资格的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如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否明确说明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负有证明责任，即保险人还必须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南京分公司为证明已经尽到告知义务而提供的证据是涉案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以及段天国的签名，但该段声明的内容并没有对争议条款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解释，不能证明人保南京分公司已经向段天国陈述了该条款包含“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即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涵义。因此，即使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也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此外，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保险制度。旨在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避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为了控制医疗保险药品费用的支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限定了药品的使用范围。而涉案保险合同是一份商业性的保险合同，保险人收取的保费金额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投保人对于加入保险的利益期待也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如果按照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就明显降低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风险，减少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义务，限制了原告段天国的权利。人保南京分公司按照商业性保险收取保费，却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理赔，有违诚信。

综上，被告人保南京公司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段天国未投保“不计免赔附加险”，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条款已明确驾驶人在事故中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20％，人保南京分公司辩称应扣除 20％免赔部分再予理赔的意见，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应予以支持。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判决：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给付原告段天国保险理赔款58 260．78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篇：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保险合同纠纷案

特别说明：此案例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作为典型案例刊登，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使司法判决归于统一。

[裁判摘要]

根据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有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是否履行该项告知义务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原告：段天国。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负责人：娄伟民，该分公司总经理。

原告段天国因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段天国诉称：2008年3月24日，原告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签订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2008年9月11日，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在龙铜线上村西段与案外人王大伟驾驶的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王大伟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额支付保险金，遭到被告无理拒绝。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据保险合同向原告支付保险金72 825．68元。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辩称：1．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九条的约定，即使理赔，也应扣除20％的免赔率。2．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约定，对于伤者的4080．20元的医保外用药费用不应理赔。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8年3月24日，原告段天国为苏 0141557拖拉机在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期间自2008年3月25日至2009年3月24日，双方特别约定，保险车辆车主为段天玲，被保险人为段天国。涉案保险合同第六条第七项第二款约定：“驾驶人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则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九条第一项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 20％”，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该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载明：“保险人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段天国在投保人声明栏签字确认。

2008年9月11日，原告段天国驾驶苏0141557号拖拉机在龙铜线与案外人王大伟驾驶的二轮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王大伟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段天国负事故全部责任。王大伟遂向法院起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480号民事裁定书，判决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段天国另行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王大伟 111 075元，段天国、段天玲连带赔偿王大伟55 923．68元。判决生效后，段天国向人保南京分公司要求理赔被拒绝。

另查明，案外人王大伟伤后抢救医疗费2402．30元未在(2009)

江宁民一初字第 480号案中处理，庭审中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对上述抢救费用真实性无异议。故原告段天国在该起事故中未获保险公司理赔的损失有垫付的医疗费14 500元、连带赔偿款55 923．68元、抢救医疗费2402．30元，合计72 825．98元。涉案事故发生时，段天国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B型驾照。

上述事实，有保险单、投保单、医疗费票据、机动车驾驶证、生效判决书和裁定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理赔，如果应当理赔，如何确定理赔数额。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段天国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保险公司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应按照双方当事人在涉案保险合同中的约定予以赔偿。本案发生于2008年，应当适用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

关于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能否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问题。涉案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对于该条规定，原告段天国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有不同的理解。人保南京分公司认为，该条规定的含义是“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段天国认为，该条款中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并无明确具体的含义，人保南京分公司将其定义为“医疗用药的范围”无法律依据。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在涉案保险合同争议条款的涵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人保南京分公司的解释。

即使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该条款的效力也应当结合保险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全面加以分析。从保险合同的性质来看，保险合同是最大的诚信合同，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决定着投保人的投保风险和投保根本利益，对于投保人是否投保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是指经过专业培训而具有从事保险资格的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如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否明确说明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负有证明责任，即保险人还必须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南京分公司为证明已经尽到告知义务而提供的证据是涉案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以及段天国的签名，但该段声明的内容并没有对争议条款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解释，不能证明人保南京分公司已经向段天国陈述了该条款包含“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即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涵义。因此，即使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也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此外，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保险制度。旨在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避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为了控制医疗保险药品费用的支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限定了药品的使用范围。而涉案保险合同是一份商

业性的保险合同，保险人收取的保费金额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投保人对于加入保险的利益期待也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如果按照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就明显降低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风险，减少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义务，限制了原告段天国的权利。人保南京分公司按照商业性保险收取保费，却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理赔，有违诚信。

综上，被告人保南京公司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段天国未投保“不计免赔附加险”，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条款已明确驾驶人在事故中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20％，人保南京分公司辩称应扣除 20％免赔部分再予理赔的意见，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应予以支持。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判决：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给付原告段天国保险理赔款58 260．78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第四篇：上诉人高天琦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上诉人高天琦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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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长中民一终字第0167号

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天琦，男。

委托代理人刘泉，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167号。

负责人贾庆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高，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天琦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湖南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于2008年10月13日作出（2008）开民一初字第428号民事判决后，高天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高天琦于1995年7月进入人保湖南公司工作。2005年12月15日，高天琦(乙方)与人保湖南公司(甲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期限自2005年12月15日-2008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未满，甲方违反《劳动法》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提前解除本劳动合同的，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依据《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提前解除本合同或擅自离职的，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下列公式确定：违约金＝乙方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总额*(劳动合同未履行月数／劳动总月数)工资总额按照国家规定的统计口径确定，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各项税前收入。2006

年9月25日，高天琦(乙方)与人保湖南公司(甲方)签订了《员工培训协议书》，于2006年9月24日-2006年9月30日参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举办的“财会预算管理技能香港培训班”学习，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自学习、培训期满之日起，应为甲方工作一年(自2006年10月1日-2007年9月30日)”；第五条约定“如乙方违约，应偿还甲方为乙方支付的培训费(场租、资料费、教师费用等)、交通费、食宿费和零用杂费。其培训费用自培训结束之日起乙方为甲方工作每满半年扣减50％”。人保湖南公司支付了高天琦培训费9100元，报销培训差旅费1322.50元。2007年6月27日高天琦向人保湖南公司递交《辞职报告》。高天琦递交辞职报告后，离开了人保湖南公司。人保湖南公司随即向湖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高天琦向人保湖南公司支付违约金45 748元、培训费11 274元和人保湖南公司为高天琦垫付的7月份医疗工伤保险费376.32元，共计57 398.32元，高天琦则在仲裁中提出反诉，要求人保湖南公司为高天琦足额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湖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7年12月28日作出湘劳仲案字[2007] 139号仲裁裁决书，高天琦对仲裁裁决不服，遂诉来本院。

另查，高天琦辞职前12个月工资总额为89 154元。

原审法院认为：高天琦与人保湖南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均应严格履行；高天琦在向人保湖南公司提交辞职报告后不到一个月即离开人保湖南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承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约责任；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该条款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认可；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从2005年12月15日至2008年12月14日，劳动合同期限是36个月，至2007年6月27日辞职已履行了20个月，还有16个月未履行，依照双方劳动合同约定，高天琦应支付人保湖南公司违约金39 624元(89 154元×16

／36)；双方签订的《员工培训协议书》约定服务期为一年，自培训结束到高天琦离职已满半年，按协议约定应扣减培训费用的50％，即5211.25元；(10 422.50×50％)；对于高天琦要求人保湖南公司支付2007上半年标准业绩奖的诉讼请求，因高天琦该项诉讼请求未经过仲裁程序，故本案不予处理；对于高天琦要求人保湖南公司为其足额购买养老保险及公积金的诉讼请求，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社会保险的缴纳、征收，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社会保险费的费基、费率均由国家行政机关确定，故该项诉讼请求属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属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原审法院不予处理。

高天琦不服，上诉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违约金条款侵犯了高天琦的择业自由权和辞职权，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违约金条款的签订不是高天琦真实意思的表示；由于双方地位不平等，不应约定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承担惩罚性违约金，除非劳动者的离职给用人单位造成了损失，但人保湖南公司不能证明高天琦离职造成了其任何实际损失，故要求高天琦支付违约金没有事实根据。请求二审法院判处高天琦无需支付人保湖南公司违约金并判令人保湖南公司承担案件全部的仲裁及诉讼费用。

人保湖南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主要是违约金条款的效力问题。高天琦与人保湖南公司签订的违约金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签订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按照当时法律法规，对劳动者违约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或擅自离职而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没有禁止性规定，本院与原审法院对其效力问题认定一致，即合法有效，高天琦作为劳动者一方应该依约定严格遵守。高天琦上诉认为违约金条款侵犯了其择业自主权、辞职权，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应有相应证据证实或法律规定，高天琦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订立违约金条款（即行为）与择业权、辞职权的侵害（即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

系，故其上诉观点纯属主观臆断、牵强附会，本院不予支持。高天琦还上诉称违约金条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高天琦没有提交相应证据并足以证明违约金条款违背了其内心真实意思，故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高天琦上诉认为违约金的支付应以离职给单位造成实际损失为依据的理由，因该观点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也没有相应的理论依据，故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10元，由上诉人高天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刘应江

审 判 员刘英

审 判 员王勇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毛发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