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作为被执行人需什么条件

第一篇：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作为被执行人需什么条件

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作为被执行人需什么条件

2016-06-07 范向阳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作者：范向阳

来源：法客帝国（EmpireLawyers）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出资不实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有观点认为，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已经对注册资本登记制度进行了改革，除了一些特殊的公司外，取消了法定最低资本和验资程序，所以也就不存在出资不实的问题了，执行规定的该条规定也应取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并未取消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只是将注册资本的行政监管改为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仍有依照公司章程规定足额出资的义务。因此，股东出资不实的，仍可依照执行规定第80条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具体而言，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公司的债务给付责任，需要具备以下要件：

一、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

追加出资不实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并非随心所欲，前提是先要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执行，如果对被执行人穷尽执行措施仍然找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方能启动追加程序，这即是股东的“先执行抗辩权”。说明出资不实的股东在执行程序中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它是执行程序和执行权在涉及第三人财产时“内敛”或者“谦抑”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如果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人有财产，还是先要对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人先行执行，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去追加第三人。这里有一个对“穷尽执行措施”标准的把握问题，怎么样才算穷尽呢？

2009年全国清理执行积案活动验收时，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规范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结案标准的通知》（法发[2009]13号）中提出，执行案件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作为结案方式时，根据被执行人为法人还是自然人的不同，执行法院事前要对相关的财产信息进行调查，概括而言就是所谓“六查”，以证明执行法院确实穷尽了执行措施而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笔者认为，“六查”作为穷尽执行措施的标准比较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即：“查银行存款、查工商登记、查土地登记、查房产登记、查车船登记、查到期债权”。什么是无财产清偿债务呢，也涉及标准把握问题。事实上无财产清偿债务，除了指没有任何财产的情形之外，实践中更多是指没有方便法院执行的财产，它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客观上无任何财产。经过“六查”之后确实无财产的，应当视为没有财产。

2.有财产但是豁免执行。有的被执行人虽然有财产，但法律禁止流通，例如军事单位持有的枪支、弹药。或者虽然可以流通，但法律基于特殊的价值考虑豁免执行。例如，承担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学资产，依照最高法院的批复不能被执行。

3.有财产但是难以变现。有的公司有财产，但存在权利瑕疵，例如，违章建筑。或者，有财产但变现能力差，例如，小公司的股权。这类财产经过公开拍卖程序流拍的，也应视为无财产。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前述变现能力差的财产，有的股东主张，债权人应当接受以该财产抵债而不应追加股东。例如，被执行人甲光学仪器公司存有一批从俄罗斯进口的光学精密仪器，由于该批仪器用途有限，虽经法院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后法院以其股东乙公司出资不实为由追加为被执行人。乙公司提出异议称，申请执行人不愿接受该批仪器抵债，是自愿放弃受偿，不属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笔者认为，接受抵债应当遵循债权人自愿原则，不能强迫。此类情形属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4.有财产但因其他机关在先查封而无法处置。有的被执行人有财产，但财产被其他法院另案查封，导致执行法院无法处置。此类情形也应当作有利于债权人的理解，视为没有方便法院执行的财产。

二、追加的对象为股东

遗憾的是，执行规定第80条并没有使用“股东”一词，而将追加的对象限定为“开办单位”。这一不太确切的用语，实践中给一些被追加的自然人股东提供了异议的口实。自然人股东认为，其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追加的对象。

应当说，“开办单位”一词深深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体现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在计划经济时期乃至于公司法出台之前，由于国家税收、物资供应、以及用工政策的限制，私营企业极为罕见，除“三资”企业外和个体工商户外，开店办厂均需有开办单位，甚至乡镇企业也要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开办单位。

1982年8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工商企业申请筹建或者开业登记时，应当根据国家规定开办工商企业审批程序及有关规定，分别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文件副本：

（一）开办企业申请报告及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二）县以上计划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批准文件；

（三）其他有关文件。”可见，申请开办企业必须有主管部门或者开办单位，还要计划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批准。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开办单位已经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对其应当作扩大解释，准确来讲应当是指作为投资者的股东，既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当然也包括自然人。

三、存在出资不实的事实

在追加被执行人之前，首先要确定股东有出资不实的事实。问题是如何判断出资不实？在出资不实的三种情形中，出资不足和瑕疵出资的情形比较容易判断，难的是如何确定虚假出资的情形。因为，股东即使是虚假出资，表面上也会伪装成已经足额出资。尤其是2014年公司法修订之前，申请工商登记时必须提供会计审计机构的验资证明，虚假出资实际上伴随的是会计审计机构的失职、懈怠或者共谋行为。

这里，涉及出资不实的事实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应当由被追加的股东承担已经足额出资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则应推定出资不足。理由是目前股东出资不足是普遍现象，由于出资的信息都掌握在股东和企业掌控中，让债权人举证责任实在是勉为其难。

二是应当由债权人承担，理由是被追加的股东出资情况已经验资证明或者股东之间约定的方式证实，如果要推翻，当然要由债权人或者执行机构承担举证责任。

笔者认为，此问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分配角度来看待，从被追加股东的角度看，其并非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人，让其承担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尤其是在股东按照修订前公司法的要求，已经经过验资程序证明其出资的情况下，除非法律有倒举证的要求，债权人当然要承担举证责任。但是，也要考虑距离证据的远近情况，离证据近的人应当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因此，对债权人举证证明出资不实的证明标准不可要求过高。债权人或者执行法院有证据证明股东可能存在出资不实的证据的，举证责任即发生转移，由相关股东承担证明足额出资的责任。如果其举证不能，即应认定出资不实。

具体而言有以下证据证实股东出资不实的，即可转移举证责任：1.债权人举证证明据以出资的银行凭证或者出资凭证为虚假。2.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所推翻。3.其他证明出资可能存在不实的证据。如果出资是否不实难以确定的，也可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确定。

四、承担的责任为限额责任

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仅仅是应付的出资义务，执行程序中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责任，也应当是股东应缴出资与未缴出资的差额范围之内，不能让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疑问的是，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能否要求股东承担未缴出资的利息损失，笔者认为，按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对公司仅仅有补足出资的责任，如果这一责任可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那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十三条，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规定，可见，债权人请求的范围除了本金还有利息，既然债权人对股东直接请求出资的基础源于债权人代位权，对利息部分的请求权自然也能够代位，为避免对同一主体的一个纠纷分两次解决，股东未出资的本息应当一并在执行程序中作出判断。

第二篇：股东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

股东出资不足的股权转让 出资不足的股东有权将其股权转让，但转让合同的效力会有不同。

一、对内效力

股东不按期缴纳所认缴纳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此种违约责任专属于该出资不足的股东，不能由股权受让方承担。

二、对外效力

（一）如果该股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将自己出资不足的事实如实相告，致使受让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事实，则：

（1）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2）受让方与转让方应当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二）如果转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隐瞒了自己出资不足的事实，致使受让方不知道这一事实，并因此而受让转让方出让的股份，则：

（1）受让方有权以其被欺诈为由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股份转让合同；

（2）受让方不能对抗不知情的公司债权人。如果公司的债权人能够证明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实际到位，则有权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册的股东（包括受让方）与公司一起列为被告，追究其连带责任。但是，受让方在向公司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以后，有权向转让方追偿，或者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提起股份转让合同变更或者撤销之诉。

股东出资不足的法律责任

股东若没有按章程约定的义务缴纳出资额，应该承担三种责任：

一是民事责任，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内部责任

一是向公司补足出资；二是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三是该股东的股东权利受到限制，比如只能按照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行使表决权等。

在股东拒绝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得以自身的名义向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

（二）外部责任

出资不足的股东，对于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实出资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二是行政责任，因其出资不足面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行政处罚。

三是刑事责任，可能因其出资不足，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篇：最高法院裁定：可直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

最高法院裁定：可直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

最高法院裁定：认可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的做法梳理|赫少华，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广东省法院民四庭，贺伟法官的《债务人及其配偶涉离婚背景的民间借贷案件的处理》一文中，提出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63号案件，对于借款人蔡毅在诉讼中认可案涉致债务的问题，若判令蔡毅偿还债务而张琛（蔡之配偶）不承担责任，则基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可能会在执行程序中出现出借人申请追加张琛作为被执行人及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并提出，从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复字第3号执行裁定结果来看，该院已在实质上认可了下级法院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的做法。查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执行中配偶追加的条款，仅在第三条中涉及，原文为：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离婚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分割给其配偶，该配偶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关话题，先前曾梳理成文：部分高院关于执行涉诉当事人及配偶名下共有财产的审判视点关于最高法院的裁定，重新编辑如下（原文可在裁判文书中自行检索）： 吴思琳、王光与林荣达合同纠纷、申请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案件执行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复字第3号申请复议人(第三人)：吴思琳。申请执行人：王光。被执行人：林荣达。吴思琳因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2013）闽执异字第4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光与林荣达合同纠纷一案，福建高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闽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

一、解除双方于2010年11月30日及2010年12月8日订立的《协议书》；

二、林荣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王光转让款750.681万美元（折合50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损失。林荣达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民四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林荣达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王光向福建高院申请执行，并于2013年8月13日向福建高院提交《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以第三人吴思琳为林荣达之妻为由，申请追加吴思琳为本案被执行人。福建高院认为，被执行人林荣达所欠申请执行人王光的转让款系被执行人林荣达与第三人吴思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由夫妻共同偿还。因此，第三人吴思琳应当对其与被执行人林荣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该院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2013）闽执行字第1-5号执行裁定：

一、追加吴思琳为本案被执行人；

二、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吴思琳所有的银行存款或价值相当的财产，暂以人民币5723万元为限。吴思琳不服该裁定，向福建高院提出异议，主要理由为：

一、其与林荣达不存在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其从未与林荣达在政府婚姻登记机构登记结婚，申请执行人提交的1996杭旧字第208号《结婚证》是虚假的，该事实有上杭县旧县镇民政办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

二、其一贯以来有自己的产业，先是办服装店，后开办汽车驾驶培训，并担任法人代表，其财产与林荣达无关。申请执行人王光答辩称，吴思琳与林荣达确系夫妻关系，主要理由为：

一、2010年5月，林荣达为法定代表人的荣达矿业公司在向银行申请最高额抵押贷款时，吴思琳、林荣达向银行提交《结婚证》复印件，吴思琳还在该复印件上签名；

二、荣达矿业公司在申请最高额抵押贷款时，林荣达以其所有的两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时，吴思琳以其妻子的名义在相关合同和文件上签名；

三、生效法律文书（2013）杭民特字第3号民事裁定已确认吴思琳与林荣达的夫妻关系；

四、林华拯、林惠甜的户口信息显示，林荣达系其父亲，吴思琳是其母亲，证实二者的夫妻关系。福建高院认为：吴思琳主张1996杭旧字第208号《结婚证》是虚假的，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八条的规定，1996杭旧字第208号《结婚证》一经发放，即表示在法律上确认了林荣达与吴思琳的夫妻关系，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办理该《结婚证》的程序是否合法，须由上杭县人民法院的相关行政诉讼审判程序认定，非属执行程序审查内容，据此，福建高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闽执异字第4号，驳回异议人吴思琳的异议请求。吴思琳不服上述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主要理由为：

一、其与林荣达并非夫妻关系，对被执行人林荣达的债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二、申请人已向上杭县人民法院提起对于双方婚姻关系不存在的确认之诉，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不存在夫妻关系，但福建高院强行裁定，偏袒对方，枉法裁判。申请执行人王光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理由与异议阶段一致，另向本院提交了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岩中院）（2014）岩行终字第24号行政判决，以证明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吴思琳要求确认婚姻行政登记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查明：吴思琳要求确认其与林荣达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无效，向上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3）杭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予以驳回，吴思琳又向龙岩中院提起上诉。龙岩中院认为，婚姻登记的性质是婚姻登记机关代表国家对要求结婚的男女确立夫妻关系的确认，也是男女双方结婚真实意思表示在程序上加强的体现，一经结婚登记，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登记就产生了信赖利益，形成了相应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就该案而言，在颁发结婚证之前，吴思琳就与林荣达已共同生活并生育两个孩子，结婚证颁发后，两人还凭结婚证办理了两个孩子户口迁移手续，且在办理最高额抵押贷款时，吴思琳在讼争结婚证及借款合同上签字，可见吴思琳与林荣达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吴思琳是因被人民法院追加为被执行人后才提起该案之诉，并非夫妻感情不和提起，虽然上杭县旧县镇人民政府在颁发结婚证时，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案不存在《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任何一种情形。吴思琳以旧县镇人民政府颁发讼争结婚证的行为及结婚证无效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旧县镇人民政府颁发讼争结婚证确实存在没有档案材料、结婚证重号等程序问题，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办理该结婚证的婚姻登记员不能正确履行工作职责，以及被上诉人在婚姻登记工作的内部管理上存在漏洞所造成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应当对吴思琳与林荣达的婚姻效力产生影响。综上，龙岩中院作出（2014）岩行终字第24号行政判决，驳回吴思琳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申请复议人吴思琳与被执行人的婚姻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吴思琳是否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林荣达个人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分析如下：《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可见，我国对于婚姻关系的确认是采取婚姻登记制度，男女双方在结婚时必须到法律规定的国家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经过审查符合结婚条件的准予登记，婚姻即告成立，结婚证是婚姻关系合法有效的证明。本案中，申请复议人吴思琳与被执行人林荣达取得了1996杭旧字第208号《结婚证》，虽然申请复议人提出该《结婚证》是虚假的，并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其从未前往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但龙岩中院（2014）岩行终字第24号行政判决中已经认定：虽然吴思琳与林荣达办理结婚登记时，民政部门确有程序瑕疵，但双方具有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婚证办理过程中的瑕疵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真实性，本案亦不存在《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婚姻关系无效、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据此，该行政判决确认吴思琳与林荣达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在此情况下，执行程序不再对吴思琳与林荣达的婚姻关系效力问题进行审查。从行政判决的结果来看，福建高院依照婚姻法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吴思琳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林荣达个人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结论具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综上，福建高院（2013）闽执异字第4号执行裁定关于吴思琳与林荣达婚姻关系效力的结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吴思琳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裁判结果：驳回申请复议人吴思琳的复议请求。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刘立新

代理审判员朱燕

代理审判员马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魏丹之律分享公司治理与诉讼、房地产争议、金融与担保等民商事法律实务与资讯

第四篇：关于在执行阶段追加股东个人为被执行人

原始股东已将股权转让给了他人，在新股东经营期间对外发生了债务，原股东是否对新债务承担责任及不经实体程序，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是否可直接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

一、原始股东已将股权转让给了他人，在新股东经营期间对外发生了债务，原股东对股权转让后发生的债务不应承担责任。理由如下：

1、公司对外的债务是发生在股权转让后。股权转让后，出让人已经脱离了公司，受让人已成为公司的新股东，股权变更已经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完成了股权变动公示。这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了公示公信力，在公司外部的债权人看来，就产生了权利上的外观；受让人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公司股东，相对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股权公示的股东即为真实的股东，从而，其在交易过程中基于这种信赖而发生的法律行为，和原股东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2、债务形成于受让股东正式成为公司股东后发生的，若要让不知情的原始股东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就原始股东而言，就算其出资不到位的责任，也因为股权的出让而免除，在受让股东不能偿还公司债务时，原始股东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不是单纯的财产权，受让人在任何情况均不得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在股权转让后，受让人即是公司股东，而在此期间发生的民事责任显然不应再由不是公司股东的转让人继续承担，如果再要原股东承担不知情的责任显然加大了原股东的民事责任有失公平，也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有关条款的本意。

二、不经实体程序，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明显错误。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法释[2011]3号）第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4号）（下称解释一）中将股东的瑕疵出资（开办企业）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瑕疵出资但具备企业法人资格条件，瑕疵出资股东应在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二是瑕疵出资致使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条件，瑕疵出资股东将承担清偿债务责任。第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下称解释二）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适用该条款因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被追加的主体必须是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申请人属于自然人股东，而自然人股东并非单位，因此主体上不符合该条要求；第二，开办单位必须存在注册资金出资不实(虚假出资、未出资、少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情况存在，除了这两种情况外，开办单位不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而本案中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原股东也实缴纳了出资，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证实，另外本案从提交的证据来看，公司也不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因为当公司成立之初，由于没有开展业务，故将注册资本中的298万元借给其他公司，这是企业之间的正常借贷。到2003年6月30日公司已收回了借款的290万元。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公司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幕足了注册资本，本案不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本能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

2、不经实体程序，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明显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的规定，债权人应依法向该股东提起诉讼，而不是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因为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机关无权在执行法律规定之外直接运用《公司法》这样的实体法，不通过正当实体诉讼程序，不经过开庭、举证、质证、辩论及两审终审制度就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予以裁定处理。执行是实现生效裁判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司法活动，执行必须以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人为被执行人。依据既判力扩张理论，在执行过程中不得随意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必须严格依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审查确定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而不能由法官依自由裁量权而任意扩张，以保障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而目前也没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股东承担责任。尽管《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在执行过程中，未经审判而直接依据实体法的规定追加股东承担实体责任，就剥夺了股东举证、抗辩等获得公正审判的诉讼权利，违反程序公正和既判力扩张的法理基础。对股东是否承担实体责任必须通过审判程序来加以确定，而不能以执行程序来代替审判程序，否则就超越了执行的职能。故本案不应当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应当由债权人另行起诉。

第五篇：执行程序中对增资不实股东的追加

内容提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80 条规定，申请人执行人可以申请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出资是否到位的认定，应适用公司法。根据公司法规定，对于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公司未实际使用且未办理权属转移手续的，应认定为出资不实。法院在审查此类追加案件时，应坚持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同时，申请执行人也可选择诉讼程序追究出资不实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

■案号(2011)西执异字第 6365 号

【案情】

申请追加人(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

被执行人：北京百源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源物业www.xiexiebang.com)。

被申请追加人：李立新。

被申请追加人：李世田。

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诉百源物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6年9月作出(2006)西民初字第10190号判决书。根据该判决，百源物业应归还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190万元借款。2006年12月，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0年5月，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与长城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对百源物业的190万元债权转让于长城公司，后双方联合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公告。执行中，经长城公司申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以(2011)西执异字第3421号裁定书裁定变更长城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申请追加人长城公司辩称，被执行人百源物业现无财产可供执行，且被执行人股东李立新、李世田于1996年增资时存在出资不到位的情形，二人分别用于增资的房产、汽车尚未办理过户手续，故应追加李立新、李世田为被执行人，要求其二人在增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

被申请追加人李立新、李世田辩称，1996年增资时，李立新以房产作价增资201万元，李世田以奔驰牌轿车作价增资99万元，二人出资均已到位，有中财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为证。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被执行人百源物业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本为60万元，初始股东为李立新、李世田。1996年，百源物业注册资本增至360万元，其中李立新以位于朝阳区首都机场89号的房产增资201万元(该房产评估价为201.77万元)，李世田以车牌号为京AP3999www.xiexiebang.com的奔驰牌小轿车增资99万元(评估价为99.37万元)，中财经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增资进行了审查验证，并出具了验资说明。

经向工商局、车管所查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发现，李立新用于增资的朝阳区首都机场89号的房产和李世田用于增资的京AP3999的奔驰牌小轿车均登记在他人名下，且百源物业名下未曾登记有过该处房产、车辆。故本案争 议 焦 点 是 百 源 物 业 股 东 李 立新、李世田于1996年的增资是否到位及增资不实股东可否追加为被执行人。

【审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以非货币性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二被申请追加人李立新、李世田分别以房产、机动车等非货币性财产进行出资，但二被申请追加人未将作为出资的房产及机动车过户登记至被执行人百源物业名下，应认定为出资不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之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由于股东李立新、李世田二人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且被执行人百源物业已无清偿债务能力，故追加李立新、李世田二人为被执行人，该二人应分别在201万元、99万元的出资不实范围内对长城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裁定书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复议。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

现行法律法规中，惟有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工作规定》)第80条涉及到对出资不实股东的追加。执行阶段的追加程序，从性质上来看，仍隶属于执行程序，仅是为了执行效率及便利当事人的需要，才将原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前移到执行程序中来，因此追加程序的启动及开展仅能适用执行方面的程序性法律法规。关于出资不实的认定，显然又属于作为实体法的公司法的调整范围，这就要求执行裁判法官在对股东出资是否到位进行判断时应援引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类似于诉讼程序，执行追加程序具有实体性法规与程序性法规交叉适用的特点。具体而言，在对出资不实的认定上，应适用实体性法规，在审查出资不实是否构成追加情形时，应适用程序性法规。

二、对《执行工作规定》第 80条的解读

对《执行工作规定》第80条规定进行文义分析，可以看出，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为被执行人应包括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前提条件，被执行人须无财产清偿债务。被执 行 人 存 在 财 产 可 以 清 偿 债 务时，即使存在股东出资不实的情形也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第二，实体条件，开办单位存在出资不实。第三，时间条件，开办单位的出资不实情形须在开办时就已存在。关于第一点前提条件，较好判断。一般而言，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就不会进入执行追加程序。关于第二点实体条件，第80条仅规定可以追加出资不实的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开办单位是在我国经济转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一支独大时期所特有的时代用语，在企业转制告罄、公司制企业普遍的今天，开办单位应作扩大解释，即所有按照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的投资者都应对自己的出资不实承担责任，这既是满足资本充实、投资者权利平等的需要，也是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惩处规避执行行为的需要。关于第三点时间条件，从出资形式及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具体表现上来看，开办阶段的出资不实与增资阶段的出资不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出资不实股东都应对自己的出资不实行为承担责任，无疑追加被执行人程序是出资不实股东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因此，追加增资不实的股东是第80条的应有之义。

三、关于出资不实的认定

如前文所述，审查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为被执行人案件时，对股东出资是否到位的认定，应适用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即只有股东的出资行为不符合公司法具体规定时，才可以认定为出资不实。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出资不实：一是以货币出资，未将出资金额打入指定的验资账户的;二是作为出资的非货币性财产，其实际价值显著低于评估作价价值的;三是未将非货币财产转移过户至公司名下的。本案中涉及的出资不实属于第三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