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司法新模式下关于救助贫困人员的经验材料

第一篇：XX年司法新模式下关于救助贫困人员的经验材料

XX年司法新模式下关于救助贫困人员的经验材料

月13日,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的**籍学生唐金娥给**法院写了一封感谢信:“当听到母亲说父亲因车祸丧生的案子得到司法救助时,我和在河南财经大学读书的哥哥心里万分感激„„也许对别人来说,5000元不算什么,但对于十分拮据的我家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这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在全国率先启动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机制的一个案例。近日,记者带着“**模式”是在什么背景下“破冰”、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效、是不是在为“老赖”开脱、是否会滋生法院执行不作为等疑问到实地展开调查。

困惑:执行难生存更难

现年78岁的浦周兰是来宾镇来宾村委会大块田村村民,自从她患有精神病的儿子被同村村民李容高打死后,她便与在上学的孙子相依维命,靠种菜卖维持生计。**市法院虽然判决了李容高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万元,但李容高家仅有一间土屋,且年均收入不到600元。拿什么执行?这让执行法官犯了难。从XX年开始,这个案子就“挂”起成了执行积案。

执行难问题不仅是长期困扰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突出问题,还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全市140多万人口中,有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占**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的贫困人口,使得法院涉诉特困人员案件也占有相当比例。截至去年底,**市法院未执结的578件积案中,申请执行人为特困人员的案件142件,占总积案的%。这几项数据表明:一是法院执行难,二是由执行难引发的涉诉特困人员生存难。涉诉特困人员打赢了官司,却因被执行人无经济能力执行等原因,而无法执行判决。本身就处于低保线的涉诉特困人员,身心受到伤害之后,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更加陷入困境。

已在**市法院执行局从事执行工作10年的孙亚东法官深有感触地说,在执行案子的过程中,有些来申请执行的人车旅费都靠借,要求法院执行的愿望非常强烈。法官们去执行时,发现对方条件也非常差,把牲畜和家具等财产协商一个价格执行给对方,就会出现被执行人与法官发生冲突的事,每年都会遇到,有的执行法官甚至还被打伤。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削弱了法院的执行能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尝试:缓解“两难”困境

大量的执行案件得不到解决,特别是涉诉特困人员,因法院穷尽了所有执行手段和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得不到应有的损害赔偿,不断引发上访、信访等,这不仅使司法机关案件了结的功能受到削弱,而且极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究竟该怎样破解法院执行难和涉诉人员生存难这座“两难”冰山呢

XX年7月,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在**调研时思谋:以往,政府给笔钱,由法院发给有关案件当事人的做法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因为法院不是社会救助机构,什么样的当事人才符合救助条件,在认定的客观标准以及救助程序上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现在我省已有相对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不去依托它呢?再说,当财产权和生存权发生冲突时,生存权永远高于财产权,司法必须关注民生。为此,他明确提出建立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制度的工作思路,并决定以**市作试点,探索开展这项工作。随即,**市启动了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机制。该机制在运作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推动为基本思路,与民政、医保等部门紧密沟通协调,以财政预算、社会筹集资金作保障,并与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运作模式。**市政府首拨50万元作为该项工作的启动资金,并从今年开始,财政每年预算安排5万元,省高院和曲靖市中院分别注入资金30万元和10万元。今年1月,**市还向社会募集到救助金80多万元,为涉诉特困人员执行救助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去年12月2日,当浦周兰接过执行救助金3000元时,不识字的她双眼噙泪、百感交集:“我孙子王怀忠上高中的学费有着落了!我自己脚疼的老毛病也可以去医院治疗了!”**市民政局还给她享受了低保待遇,学校还为其孙子免除了学费和住宿费。

执行救助不仅解决了涉诉特困人员的基本生存、看病等问题,还破解了这类案件执行难的问题。通过执行救助机制,**市像浦周兰一样领到执行救助金的涉诉特困人员已有189人,先后两次共发放救助金约70万元,其中有74人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10余人纳入医疗保险,消化了全部未执结案件的%。此项制度使申请执行人与法院和被执行人之间的矛盾出现了缓冲,这不仅体现了法院对涉诉特困人员的司法人文关怀,而且对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维护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建议:长效机制需完善

把低于生活保障标准或处在保障边缘的执行申请,在穷尽一切措施依然无果的情况下纳入民政救济的“**模式”,切实带来了执行合力:对法院来说,缓解了执行难;对当事人来说,解决了涉诉特困人员生产、生活、看病和子女就学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对社会来说,救助民事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和刑事案件被害人,使当事人双方对立、对抗的情绪得到消减,一些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少,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稳压器”的作用。

但是,也有人认为,涉诉就是法院的事,法院是裁办者,怎么变成了救助者?有的单位或部门甚至认为,搞救助是政府在替被告人“埋单”、替“老赖”开脱。**市法院院长刘建刚认为,这些议论可以理解,但透过“**模式”可以看出,执行救助机制涉及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以党委领导、政府为主导,由法院积极推动与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医保等部门协商对接,如果缺少党委、政府的支持,这件事是肯定办不好的。法院参与恰恰体现了司法关注民生,司法贴近涉诉特困人员,诠释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谈到“以救代执”可能会造成案件承办人通过对案件申请人的救助,免除其执行责任,造成怠于执行的问题,**市法院负责调研、起草救助办法的朱泽法官认为,救助的首要条件必须是穷尽执行手段,救助办法中穷尽执行手段的硬性规定,保证了法官必须履职到位、穷尽执行手段才能进行救助;另一方面,在终结执行裁定书中必须明确,一旦对方有履行能力,申请人就有权申请恢复执行,法院就必须重新启动执行程序,怠于执行就得到有效防范。谈到涉诉低保与实际的困难群众产生矛盾该怎么处理时,朱泽认为,涉诉特困人员所面临的困难和伤害比一般困难群众要大得多,因为打官司身心疲惫,只是在同等贫困条件下,涉诉人员优先。在确定涉诉人员救助条件时,首先要实行公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达不到救助条件,就要组织当地基层组织及村民和当事人进行听证后,确实符合条件的才进行救助。

“**模式”这一涉诉特困人员的“救命机制”,到底能否一路走好,除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外,关键是能否得到立法机关及各地政府相关配套政策的大力支持,最终能否融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正如**市市委书记许玉才所言:执行难不是法院的一家之事,要加强党委领导,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解决执行难,建立救助长效机制,让涉诉特困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二篇：司法新模式救助贫困人员经验材料

1月13日，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的**籍学生唐金娥给**法院写了一封感谢信：“当听到母亲说父亲因车祸丧生的案子得到司法救助时，我和在河南财经大学读书的哥哥心里万分感激……也许对别人来说，5000元不算什么，但对于十分拮据的我家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这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在全国率先启动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

助机制的一个案例。近日，记者带着“**模式”是在什么背景下“破冰”、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效、是不是在为“老赖”开脱、是否会滋生法院执行不作为等疑问到实地展开调查。

困惑：执行难生存更难

现年78岁的浦周兰是来宾镇来宾村委会大块田村村民，自从她患有精神病的儿子被同村村民李容高打死后，她便与在上学的孙子相依维命，靠种菜卖维持生计。**市法院虽然判决了李容高刑事附带民事赔偿1.8万元，但李容高家仅有一间土屋，且年均收入不到600元。拿什么执行？这让执行法官犯了难。从2005年开始，这个案子就“挂”起成了执行积案。

执行难问题不仅是长期困扰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突出问题，还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全市140多万人口中，有38.1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占**市总人口的26.71%，四分之一还多的贫困人口，使得法院涉诉特困人员案件也占有相当比例。截至去年底，**市法院未执结的578件积案中，申请执行人为特困人员的案件142件，占总积案的24.57%。这几项数据表明：一是法院执行难，二是由执行难引发的涉诉特困人员生存难。涉诉特困人员打赢了官司，却因被执行人无经济能力执行等原因，而无法执行判决。本身就处于低保线的涉诉特困人员，身心受到伤害之后，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更加陷入困境。

已在**市法院执行局从事执行工作10年的孙亚东法官深有感触地说，在执行案子的过程中，有些来申请执行的人车旅费都靠借，要求法院执行的愿望非常强烈。法官们去执行时，发现对方条件也非常差，把牲畜和家具等财产协商一个价格执行给对方，就会出现被执行人与法官发生冲突的事，每年都会遇到，有的执行法官甚至还被打伤。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削弱了法院的执行能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尝试：缓解“两难”困境

大量的执行案件得不到解决，特别是涉诉特困人员，因法院穷尽了所有执行手段和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得不到应有的损害赔偿，不断引发上访、信访等，这不仅使司法机关案件了结的功能受到削弱，而且极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究竟该怎样破解法院执行难和涉诉人员生存难这座“两难”冰山呢？

2008年7月，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在**调研时思谋：以往，政府给笔钱，由法院发给有关案件当事人的做法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因为法院不是社会救助机构，什么样的当事人才符合救助条件，在认定的客观标准以及救助程序上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现在我省已有相对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不去依托它呢？再说，当财产权和生存权发生冲突时，生存权永远高于财产权，司法必须关注民生。为此，他明确提出建立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制度的工作思路，并决定以**市作试点，探索开展这项工作。随即，**市启动了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机制。该机制在运作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推动为基本思路，与民政、医保等部门紧密沟通协调，以财政预算、社会筹集资金作保障，并与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运作模式。**市政府首拨50万元作为该项工作的启动资金，并从今年开始，财政每年预算安排5万元，省高院和曲靖市中院分别注入资金30万元和10万元。今年1月，**市还向社会募集到救助金80多万元，为涉诉特困人员执行救助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去年12月2日，当浦周兰接过执行救助金3000元时，不识字的她双眼噙泪、百感交集：“我孙子王怀忠上高中的学费有着落了！我自己脚疼的老毛病也可以去医院治疗了！”**市民政局还给她享受了低保待遇，学校还为其孙子免除了学费和住宿费。

执行救助不仅解决了涉诉特困人员的基本生存、看病等问题，还破解了这类案件执行难的问题。通过执行救助机制，**市像浦周兰一样领到执行救助金的涉诉特困人员已有189人，先后两次共发放救助金约70万元，其中有74人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10余人纳入医疗保险，消化了全部未执结案件的24.57%。此项制度使申请执行人与法院和被执行人之间的矛盾出现了缓冲，这不仅体现了法院对涉诉特困人员的司法人文关怀，而且对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维护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建议：长效机制需完善

把低于生活保障标准或处在保障边缘的执行申请，在穷尽一切措施依然无果的情况

下纳入民政救济的“**模式”，切实带来了执行合力：对法院来说，缓解了执行难；对当事人来说，解决了涉诉特困人员生产、生活、看病和子女就学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对社会来说，救助民事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和刑事案件被害人，使当事人双方对立、对抗的情绪得到消减，一些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少，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稳压器”的作用。

但

是，也有人认为，涉诉就是法院的事，法院是裁办者，怎么变成了救助者？有的单位或部门甚至认为，搞救助是政府在替被告人“埋单”、替“老赖”开脱。**市法院院长刘建刚认为，这些议论可以理解，但透过“**模式”可以看出，执行救助机制涉及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以党委领导、政府为主导，由法院积极推动与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医保等部门协商对接，如果缺少党委、政府的支持，这件事是肯定办不好的。法院参与恰恰体现了司法关注民生，司法贴近涉诉特困人员，诠释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谈到“以救代执”可能会造成案件承办人通过对案件申请人的救助，免除其执行责任，造成怠于执行的问题，**市法院负责调研、起草救助办法的朱泽法官认为，救助的首要条件必须是穷尽执行手段，救助办法中穷尽执行手段的硬性规定，保证了法官必须履职到位、穷尽执行手段才能进行救助；另一方面，在终结执行裁定书中必须明确，一旦对方有履行能力，申请人就有权申请恢复执行，法院就必须重新启动执行程序，怠于执行就得到有效防范。谈到涉诉低保与实际的困难群众产生矛盾该怎么处理时，朱泽认为，涉诉特困人员所面临的困难和伤害比一般困难群众要大得多，因为打官司身心疲惫，只是在同等贫困条件下，涉诉人员优先。在确定涉诉人员救助条件时，首先要实行公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达不到救助条件，就要组织当地基层组织及村民和当事人进行听证后，确实符合条件的才进行救助。

“**模式”这一涉诉特困人员的“救命机制”，到底能否一路走好，除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外，关键是能否得到立法机关及各地政府相关配套政策的大力支持，最终能否融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正如**市市委书记许玉才所言：执行难不是法院的一家之事，要加强党委领导，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解决执行难，建立救助长效机制，让涉诉特困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三篇：司法新模式救助贫困人员经验材料

1月13日，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的**籍学生唐金娥给**法院写了一封感谢信：“当听到母亲说父亲因车祸丧生的案子得到司法救助时，我和在河南财经大学读书的哥哥心里万分感激……也许对别人来说，5000元不算什么，但对于十分拮据的我家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这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在全国率先启动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机制的一个案例。近日，记者带着“**模式”是在什么背景下“破冰”、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效、是不是在为“老赖”开脱、是否会滋生法院执行不作为等疑问到实地展开调查。

困惑：执行难生存更难

现年78岁的浦周兰是来宾镇来宾村委会大块田村村民，自从她患有精神病的儿子被同村村民李容高打死后，她便与在上学的孙子相依维命，靠种菜卖维持生计。**市法院虽然判决了李容高刑事附带民事赔偿1.8万元，但李容高家仅有一间土屋，且年均收入不到600元。拿什么执行？这让执行法官犯了难。从XX年开始，这个案子就“挂”起成了执行积案。

执行难问题不仅是长期困扰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突出问题，还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全市140多万人口中，有38.1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占**市总人口的26.71%，四分之一还多的贫困人口，使得法院涉诉特困人员案件也占有相当比例。截至去年底，**市法院未执结的578件积案中，申请执行人为特困人员的案件142件，占总积案的24.57%。这几项数据表明：一是法院执行难，二是由执行难引发的涉诉特困人员生存难。涉诉特困人员打赢了官司，却因被执行人无经济能力执行等原因，而无法执行判决。本身就处于低保线的涉诉特困人员，身心受到伤害之后，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更加陷入困境。

已在**市法院执行局从事执行工作10年的孙亚东法官深有感触地说，在执行案子的过程中，有些来申请执行的人车旅费都靠借，要求法院执行的愿望非常强烈。法官们去执行时，发现对方条件也非常差，把牲畜和家具等财产协商一个价格执行给对方，就会出现被执行人与法官发生冲突的事，每年都会遇到，有的执行法官甚至还被打伤。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削弱了法院的执行能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尝试：缓解“两难”困境

大量的执行案件得不到解决，特别是涉诉特困人员，因法院穷尽了所有执行手段和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得不到应有的损害赔偿，不断引发上访、信访等，这不仅使司法机关案件了结的功能受到削弱，而且极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究竟该怎样破解法院执行难和涉诉人员生存难这座“两难”冰山呢？

2011年7月，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在**调研时思谋：以往，政府给笔钱，由法院发给有关案件当事人的做法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因为法院不是社会救助机构，什么样的当事人才符合救助条件，在认定的客观标准以及救助程序上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现在我省已有相对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不去依托它呢？再说，当财产权和生存权发生冲突时，生存权永远高于财产权，司法必须关注民生。为此，他明确提出建立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制度的工作思路，并决定以**市作试点，探索开展这项工作。随即，**市启动了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机制。该机制在运作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推动为基本思路，与民政、医保等部门紧密沟通协调，以财政预算、社会筹集资金作保障，并与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运作模式。**市政府首拨50万元作为该项工作的启动资金，并从今年开始，财政每年预算安排5万元，省高院和曲靖市中院分别注入资金30万元和10万元。今年1月，**市还向社会募集到救助金80多万元，为涉诉特困人员执行救助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去年12月2日，当浦周兰接过执行救助金3000元时，不识字的她双眼噙泪、百感交集：“我孙子王怀忠上高中的学费有着落了！我自己脚疼的老毛病也可以去医院治疗了！”**市民政局还给她享受了低保待遇，学校还为其孙子免除了学费和住宿费。

第四篇：和谐社会下司法救助制度之浅谈

司法救助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的重要因素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司法救助对构建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就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把“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十六届

五中全会上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从上所述，我们清晰地看到党的执政理念实现了由追求社会稳定到追求社会和谐的重大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而作为人民法院，根本职责就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它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又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

一、和谐社会与司法救助

司法救助是世界各国目前普遍实行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步的表现，又称诉讼救助，有的学者称之为诉讼费用豁免制度，或者用最先的术语叫“穷人规范”。对于我国穷人，弱者的诉讼救助，始终是司法救助制度的核心内容，经过数年的发展，一些欧美国家的司法救助制度已形成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对救助对象、范围、主体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有力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是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发生矛盾冲突时能够有效化解的社会。在法治社会中人民法院无异就成了专门处理社会矛盾的机构，人民法院职能的发挥，对于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今我们的社会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和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等不同方面利益也进一步加剧，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不协调。对这些经济困难群众进行帮助，使他们不因经济原因和认识能力而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法律保障，这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这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人道的、正义的阳光事业。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基石――司法为民

目前，司法救助已成为我国公民实现权益保障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弱势群体，请不起律师，交不起诉讼费，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会因面对被执行人，也是弱势群体执行难以到位，权益实现不了，同样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陷入困难。因此实行司法救助制度，不仅帮助他们打得起官司，而是还要保护有理有据的弱势群体打得赢官司。所以司法救助制度，有利于树立人民法院司法为民、亲民的良好形象。

（二）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实现平等原则

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下需要司法救助，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还有在一部分公民因经济困难支付不起必要的费用，不能平等地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要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对这部分公民提供司法救助。司法救助制度是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制度化的阐释。它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上的价值体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体现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三）和谐社会的外在表现――有效化解矛盾

实行司法救助，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对弱势群体实现司法救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切实保护特困群体的利益，帮助实现他们的权益，就会减少不和谐因素。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弱势群体的案件因得不到救助而上访，有时当事人采取各种办法甚至极端手段寻求问题的解决，致使大量涉诉信访案件及不稳定因素发生，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的救助，有利于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司法救助制度的缺陷

我国司法救助制度起步较晚，相关规定最先见于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助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规定是200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一次提出了司法救助这一概念，并将司法救助定义为“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规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确立。从上述可见，司法救助制度的设立，的确让有困难的当事人获得了司法救助，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理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维护作用，在看到好的一面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司法救助制度仍存在

第五篇：认真对待司法经验下研究与分析

认真对待司法经验下

四、司法经验的功能分析

前已述及，司法经验在为立法完善提供实践基础和素材、“无法”司法、填补法律空白和漏洞、影响甚至指导法官进行法律思维、进行法律选择、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等方面具有诸多功能。但是在我国的成文法背景下，司法经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法官的事实审理过程中。具体地讲，司法经验在司法认知、事实推定、法律和证据选择、证据判断和证据采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司法经验在司法认知中的作用

司法认知是指对于应当适用的法律或某些待认定的事实，法官依申请或者依职权认定其为真实的一种诉讼证明方式。司法认知具有客观性(司法认知的事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公认性(司法认知的事项为大众所知晓并得到普遍认同)和绝对性(司法认知的事项双方无提出反证的可能性)三个特征。

司法经验在司法认知方面的作用可从司法认知的对象中集中得到反映。法学界一般认为，司法认知的对象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和科学原理”以及“法律”三类。“众所周知的事实”又称为常识性事实，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一定区域到底是多大一个范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们也大多语焉不详。有人认为：“在审判程序中，判断一项事实是否众所周知的事实，应以审理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为准。在审理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内为公众所普遍知悉的事实，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1]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理由在于：第一，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不在审理法院的辖区怎么办?采用审理法院的辖区作为判断标准是否有失公正?第二，即使双方当事人均在审理法院的辖区，但是上诉

法院的辖区显然更大，上诉审法官认为不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怎么办?第三，以审理法院的辖区为判断标准必然造成全国各级法院的判断标准不一致，案件审理结果自然也会不一致，势必影响法制的统一。因此，判断是否众所周知的事实只能由经验法则来完成，由审判法官根据司法经验进行自主判断。“自然规律和科学原理”有的为公众熟知，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日出日落，四季更替，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等;有的尽管不为众人所知，但是通过一定的原始资料可以迅速确定其科学性，法官也可以直接进行司法认知。对于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的“法律”，一般认为，法官必须认知法律是一条基本的法律原则。但是对于外国法是否是司法认知的对象，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外国法不应当是司法认知的对象，因为司法认知是建立在经验法则之上的，而本国法官对外国法一般知之不详。

2、司法经验在事实推定方面的作用

推定有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之分。这里主要讨论事实推定。所谓事实推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根据已经确认的事实，按照一定的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推断另一事实的存在。其中“已经确认的事实”称为基础事实，根据基础事实而假定存在的事实，称为推定的事实。法律上的推定法则把两种事实之间的关系规范化，只要确定了基础事实，就可据以假定推定事实存在，如果没有提出反证，就应当认为这种假定能够成立。事实推定免除了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是另一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反驳。因此事实推定的实质意义在于举证责任的转移。在诉讼实践中，事实推定作为一种替代证明的技术性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事实推定是在直接证据不能获得或者难以取得的情况下，采取比较容易的然而也是不很精确的先验性的推理方法，因此推定源于经验，并且随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事实推定只具有高度盖然性，而非绝对真理。

3、司法经验在法律和证据选择方面的作用

法律是立法者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就各种具体社会关系归纳、概括、分类和定型后的产物，抽象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之一。纸上的法律要适用于具体的案件，需要法官的创造性工作，法官需要根据案件事实选择适用最为恰当的法律，这是法官的“一次选择”。但是由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和法律语言的开放

性(法律规范的“语境含义”)，法官还需要对法律进行加工和理解，形成对法律的“二次选择”，以填补“法的空缺结构”。在此过程中，法官的司法经验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空脑袋’这样的东西，不能把人们从他们的语境中抽象出来，所以，法官纳入个人经验是因为这些经验与合理人的认知和信念一致” [2]。在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对法律的适用是以对有限的证据可以还原为多个“事实”的选择和法律规范的选择为前提的。证据的选择涉及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证据的可采性又称为证据能力，即在诉讼证明中能够成为证据的资格。证据的可采性实质上是指证据是否需要排除的问题。英美法系设置了庞大的排除规则，通过证据开示等程序在审前对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审查，以确定证据在审理过程中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但是判断证据可采性的标准是“普通的人”的标准，并不具有客观性。大陆法系对于证据的可采性很少加以限制，交由法官通过良知和理性来判断。无论是采用“普通的人”的标准，还是法官通过良知和理性来判断，都离不开经验法则。

4、司法经验在证据判断和采信方面的作用

事实上，证据是介于事实与法官内心之间，使二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当事人向法官提出证据，逐步深入法官的内心，并向其心幕映射出自己的影像。主张事实的一方不断提出证据(本证)，企图明亮和巩固法官脑海中的影像。而对方当事人则不断地提出相反的证据(反证)，以模糊和消灭其影像。

于是在证据媒介的作用下，反映在法官大脑中的关于案件事实的影像，将在清晰和模糊之间不断变化，法官关于主张事实的存在与否的心证处于动摇不定之中 [3]。这种对于法官在证据判断时心证过程的描述表明，法官的司法经验无时无刻不起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广泛的背景知识对于发现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证据的逻辑性取决于常识性的推理，因而经验非常重要” [4]。在对证据进行选择和判断的基础上，法官认证得出的结论必须内涵对一切证据进行的衡量和分析，每个证据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彼此印证的。特别是在间接证据的认定和证据效力的评判方面，法官利用经验法则在所难免，但是必须形成“内心确信”才是可靠的，才能对全部案件事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五、我国现实中的司法经验问题

我国法官队伍的主体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法官的来源主要有四：一是从党政机关调入，二是从复转军人中安排，三是从企事业单位职工中选拔，四是从社会待业青年中招考。这些人员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就走上了审判岗位。长期的审判实践，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逐渐成为中、基层法院的工作骨干，其中很多已经成为中、基层法院的院、庭领导。人们把这些法官称为经验型的法官，他们的特点是：第一，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善于审理常见的各类案件，有很高的办案效率;第二，学历大部分为大专或专业证书层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在进入法院后依靠各种成人教育取得;第三，讨论案件较少从法理上阐明理由，多从常理或情理上分析;第四，对新型案件和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依靠层层请示解决;第五，能够熟练引用相关法律条文处理案件，但是对于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原理却不善于研究;第六，法律文书缺乏深入的说理和分析，使人对判决结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验型法官当然主要依靠经验办案。由于我国法官队伍的主体或骨干均为经验型法官，换句话说，我国的司法现实中主要或者相当程度上是在靠经验办案。

但是，这是一种扭曲了的司法经验观。因为在我国，“经验”一词常常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实践经验”。而“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常常是相对应或者对立并且被关联使用。我国经验型法官的经验型司法实际上是将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对立起来了，因此成为人们诟病我国法官素质低下的主要理由，“靠经验办案”也常常成为人们的批判对象。那么，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64条的规定是否有不合时宜之嫌呢?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64条的规定非常及时，也完全正确，关键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这条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具体有以下几点：

1、全面理解日常生活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将日常生活经验概括为经验法则，强调了司法经验在事实审理和证据判断中的作用。但是司法经验的作用关涉司法过程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其内含的“无法”司法原理重要性的认识不能有些许忽视。所谓“无法”司法原理是指在法律没有规

定、法律规定不明或者法律规定相互冲突等情况下，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理念的要求，法官必须解决现实的社会纠纷。此时法官必须运用自己的司法经验和人性良知，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判。因此笔者认为，将日常生活经验简单地概括为经验法则，忽视了司法经验在整个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是对“无法”司法原理认识不足的反映。当然，尽管“无法”司法在司法过程中客观存在，但“无法”司法毕竟与严格依法原则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严格依法是原则，“无法”司法是补充。“无法”司法必须进行严格的制度规制，必须控制在既不影响严格依法原则的贯彻，又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的合理维度范围内。

2、依法和运用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是运用日常生活经验的前提。在我国，许多民间纠纷特别是大量基层民间纠纷不是依照法律或者法学理论而是凭借法官的司法经验去解决的[5]。这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条件下，似乎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这既符合我国的民事司法传统，又符合我国的民事司法现实。从传统方面看，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直作为我国民事司法的基本精神得以代代传承，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一位民事司法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马锡五不可能接受法律职业的专门训练，但是他所创立的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原则，司法人员与群众共同断案的方式以及简便利民的诉讼程序至今在我国基层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见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我国有3000多个基层法院，1.2万个人民法庭，80%以上的审判人员在基层工作，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基层审理。基层法官的司法专业素质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密切的联系，民间纠纷的发生也往往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处理民间纠纷，既符合基层法官的职业经验和习惯思维，又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可接受度和社会的认同感，也符合解决纠纷的民事司法目的。但是，传统和现实的状况不能妨碍我们对“依法治国”目标的追求，在严格依法前提下合理运用日常生活经验，摒弃将司法经验与理论知识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培养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知识型法官，在纠纷解决和依法办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3、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经验主义是反对逻辑推理的，而理性主义又特别强调逻辑推理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从《证据规定》第64条的规定看，我国是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加以规定的。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理由在于：无论任何法系，任何国家，司法审判都是按照三段论的逻辑形式来进行的，法官首先认定事实(小前提)，然后适用法律(大前提)，最后得出判决(结论)。当然，这里的“法律”应当作广义的理解，既可以是成文法，也可以是判例法或者习惯法，有时也包括抽象的正义观念和公平原则等。从民事司法过程看，法官做出判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和行为过程，其中融科学性、技术性、形式性和实质性于一体。事实认定需要质证、认证和证据判断，适用法律则需要理解法律的本旨和真意，这些都需要将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结合运用。即使是特别强调“背景知识”作用的判例法国家，法官在运用判例法解决纠纷的时候，也离不开类比推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等逻辑推理方法。因此，片面的过分强调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不是辩证的态度。正如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是完全无视道德与社会方面的考虑，也不是错误地把逻辑认为是机械式的推理行为，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出结论说，逻辑和经验在行使司法职能过程中与其说是敌人，毋宁说是盟友。”

4、认真对待司法经验

诚然，日常生活经验无时无刻不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司法经验，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合理利用司法经验。但是，司法经验重要性的强调，意味着允许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审判上的恣意和司法的随意性，使社会对司法的认同感降低，民众对司法甚至法律的尊重变得可有可无。因此，防止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将司法经验的使用限制在合理的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就成为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提升程序法的作用。程序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小、重要性越低，诉讼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越低，法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第二，完善立法，增强法律的明确性，杜绝法律漏洞，减少法律规范的内部冲突，压

缩司法经验特别是恣意司法的空间;第三，加强基本原则立法，发挥法律基本原则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第四，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判决是法官道德过滤后的法律” [7]，法官的职业道德越低，就越容易受到法外因素的影响，审判的恣意性就越强。司法经验特别强调法官的良知和理性，这与法官的职业道德实际上具有同质性。第五，法官司法经验中的“错误信息板块”最小化。由司法经验的个性化特征所决定，法官的司法经验中必然包括一些偏见的成分。司法实践中，许多冲突的解决并不取决于程序形式的有效，而取决于法官以经验为支撑的直觉，以及在这种直觉基础上所选择的行为。“直觉判断和行为越有效，就越能强化法官的经验偏见” [8]。而法官存在或坚持这种偏见的必然后果是：“把水源搞坏了”。所以，笔者认为，在对待司法经验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客观而辩证的态度。司法经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应该正视司法经验的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忽视司法经验的负面影响。一句话，认真对待司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