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北京榜样、国企楷模”的获奖人员,看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方向
从“北京榜样国企楷模”的获奖人员,看未来几年北京的发展方向
12月16日,随着“北京榜样·国企楷模”十大人物评选活动的终结和颁奖典礼的公布。我们欣喜的看到“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十大国企楷模陆续出炉,他们或是普通职工,或是企业高管,或是技术专家,或是业界泰斗,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开拓进取、改革创新、仁和友善,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影响周边,感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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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楷模 北京榜样十大人物分别是:民族奶粉倡导者——首农集团 吴松航;大气清洁师——首创集团 王薇;最美的微笑——首发集团 方秋子;汽修“侯大师”——祥龙集团 侯振芳;平凡的英雄——中铁十六局 吕兆起;北京公交活地图——公交集团 张鹊鸣;创新追梦人——中建一局 陈蕾;爱心公益使者——北京银行 黄迪;安牛班班长——同仁堂集团 张冬梅;突击队先锋——外企集团 刘明建;
公共交通政策北京市民最关注
在这份由市民投票产生的榜单中,我们把所有人文情感因素排除在外,不难发现公共交通相关企业在十大企业中独占3席,可见出行问题仍然是北京市民未来几年最为关注的问题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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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状况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未来几年内,如何有效地解决行路“难”、“堵”的出行问题;第二,如何为上班族在途中提速。
从第一点看,未来北京市私家车的数量依然还会不断增长,在治“堵”有效办法出台之前,市区内限号限行政策有望成为北京市的基本市策,而北京摇号难度则可能会逐年递增屡创新高。高速路口方面则随着高速主干道的增加和ETC的普及而有望缓解。
从第二点看,随着公交车专用道的出现和地铁的增设,上班族在路途上所花费时间越来越少,但随着市政交通新价的出台,未来影响尚不可知。
治霾将促成京津冀携手
随着APEC成为过去式,APEC蓝也重归于雾霾灰,口罩又开始在北京市民间讯速普及„„
在这次榜单中,我们看到以绿肺防霾治污染见长的科学精英王薇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帘。足见人民大众对雾霾的厌恶和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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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表明北京南部气流中多常携带较高浓度的二次无机气溶胶和含碳气溶胶,西北向的气团则含有较多的土壤尘和含碳气溶胶。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成为北京pm2.5污染的主要来源。看来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京津冀重工业的转移和北部土壤流失整顿也必将提上日程。
国产奶粉将重回大众视野
民族奶粉倡导者吴松航“面对进口奶粉的围追堵截,面对国内市场的不屑一顾,吴松航深知擎起这杆民族品牌大旗的分量,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准定位,锐意进取,狠抓质量,突破重围,创造了销售连年翻番的奇迹,让业内望其项背,无不称赞。这个七尺男儿的心里始终铭刻着一句话:卖出的不仅是品牌,更是企业的诚信,民族的良心和国家的未来。”
(图为三元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吴松航)
婴幼儿配方奶粉这个牵动国家神经的重要食品再次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把树立民族奶粉倡导者吴松航作为十大人物榜首可谓“用心良苦”。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出台国产奶粉企业的提振计划,奶源问题将进一步得到改善;制作工艺将更加先进;奶粉配方将更加科学;检测标准将更加严格;与此同时将启动奶企重组合并法案,预计未来3到5年内,国产奶粉将不仅仅只是重回大众视野这么简单,还将夺回市场的主动权。
第二篇:国企楷模北京榜样京煤工人刘士海
国企楷模北京榜样之企业的忠诚奴仆刘士海
有一种追求,看似平凡而渺小,它却成就着不凡的业绩;有一种追求,看似朴实无华,它却辉煌着一个人的一生,在昊华精煤公司高家梁煤矿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属于他们的世界,铸造了美丽的人生。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是企业的忠诚奴仆,我们身边的标杆。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昊华精煤公司高家梁煤矿审计科科长刘士海同志的故事。
高家梁煤矿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南方向,项目建设于2006年5月,该项目是昊华能源公司战略转移、走向京外的第一个项目。项目建设人员是从北京京煤集团公司内部选聘的优秀人才,刘士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已满46岁他,是一名有着丰富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面对茫茫荒漠,他没有退却,面对语言无法正常有效的沟通,他努力学习,他怀揣着建设强大京煤,再造昊华的梦想,舍小家为大家,头顶风沙、脚踏荒原与一群和他有着同样梦想的人们在鄂尔多斯那片已酣睡了百年的荒原上勾勒自己人生蓝图,他和他的战友们用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把那里建设成了年产近千万吨的现代化矿井。高家梁煤矿现已建成投产,他也已年过半百、两鬓斑白,但他说:“我无悔”。
刘士海同志是2006年5月调入昊华高家梁煤矿,担任财资部副科长,主要负责人才招聘工作,那时企业人员紧、底子薄,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人力成本费用,确保项目建设资金的正常运转,刘士海同
志还兼任财务出纳和后勤管理等工作。其岗位职责跨度大,限制了他让自己慢下来的思想,每天加班都要到深夜。在负责人才招聘工作期间,他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精挑细选,严把质量关,引进各项专业技术人才200余人,时至今日,这些人仍然在企业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财务出纳工作方面,他一丝不苟的办理各项费用开支,经常往返北京和鄂尔多斯之间,每月按时发放职工工资,及时转交住房公积金、保险及税金等。他从严管理重要空白凭证,如实登记其保管、领用、使用情况,定期进行帐实核对,保证了帐实相符。同时兼职后勤管理工作的他,要为项目前期建设人员搞好日常的后勤保障工作。在当时没有雇佣厨师的情况下,他积极组织并参与到伙食供应工作中,保障了前期项目建设人员的日常饮食。此外,为了保障项目建设指挥部的环境卫生,方便项目建设人员如厕,他还主动承担起来了清理生活区化粪池的工作,刘士海同志凭借“忠于企业、爱岗敬业、服从需要、务实创新”的从业态度,出色的完成了高家梁煤矿项目建设期间的各项工作任务,为此,昊华能源公司授予他“优秀建设者”的荣誉称号。
高家梁煤矿建成投产后,刘士海同志因工作需要,先后担任了矿工会副主席、审计科科长兼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工龄的老同志,他没躺在功劳簿上,依然立足本职工作,始终牢记艰苦创业宗旨,宏扬艰苦创业精神。他在担任矿工会副主席期间,他深知矿工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和难度,他努力探索新知识、不断超越自己,在他的积极组织下成功的举办了多次内容丰富的大型运动会、文
艺演出及安康杯知识竞赛等活动,同时他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加强了矿工会的组织建设、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学习制度,为矿工会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企业逐步走向完善,2013年3月高家梁煤矿为了更好维护企业的财经纪律,改善和强化经营管理状况,提高经济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他被任命为审计科科长。由于岗位特殊,他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他人所关注,自己的任何一点不慎都将会给领导和企业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他始终保持在工作中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多年来,由于他长时间的过度劳累,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严重的颈椎病一直折磨着他,但他从不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记得2013年6月30日,鄂尔多斯地区受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侵袭,接到抗洪命令的他,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病痛,带领支部青年一起奔赴抗洪一线,在他的带动下,党员群众争先恐后的抢挖排洪沟,在这次战斗中,因为抢险及时、组织有力没有给企业和人员带来财产损失,但因雨水受凉,他的劲椎疼痛愈发强烈,但他依然拖着病痛的身体工作,没有因为病痛而导致工作的拖延,也是因为这次抗洪任务,每到阴天下雨他的劲椎就会隐隐作痛。
在同事眼中的刘士海同志是一个现实的人生导师,很多年轻的同事都愿意和他聊天。有一次,一个同事和他说:“刘科长,您工作了一辈子,差不多该歇歇了”,他说:“歇歇,企业给我发着工资,我不能白拿企业钱,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那位同事半开玩笑的接着说:“您是不是还想继续升官呀“?他说“我要真正体现自己人生价值,我要为你们年轻人做出榜样,企业需要你们前赴后继”,他的一席话
只是随口一说,但却使那位同事感受很深。
创业艰难、守业艰巨,多年来,刘士海同志就是这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工作了近10个年头,他奉献着自己,鞭策着我们。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对于成绩他不自满,对于困难他不服输,对于工作他不放松,这就是他,企业的忠实奴仆刘士海。
陶立国2014年7月4日
第三篇:从当前聚酯化纤业行情看中国国企如何应对竞争
正文显示: 在线词典
【行业分类】化纤制品
【地区分类】中国
【时间分类】20030527
【文献出处】国际商报
【标 题】从当前聚酯化纤业行情看中国国企如何应对竞争(2003年文献)(3701字)
【副 标 题】邢华
【正 文】
当今聚酯化纤业迅猛发展,已形成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及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相互竞争的格局。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市场日趋国际化,境外企业以其高附加值和高新聚酯纤维生产技术的优势进入中国市场,更有一些企业已在中国投资办厂,其产品直接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民营企业产能快速膨胀,生产能力占国内总量从1999年初的不足10%到目前已接近40%,并且以其投资省、人工成本低以及经营机制灵活等长处,逐鹿市场。国有聚酯化纤企业面对前推后挤的竞争新格局,出路在何方?差别化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已成为当前国有聚酯化纤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国内聚酯业生产能力的急剧膨胀,到2002年底聚酯聚合生产能力已达到1000万吨/年的水平,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聚酯生产国。然而国内的市场需求并未随着生产能力的急剧上升而放大,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大幅下跌,一直在“低谷”徘徊。
据统计,2002年12月31日的价格比2001年的10月1日的价格普遍下滑30%以上。绝大多数化纤企业处在亏损状态,甚至已有一些企业正在申请破产。不仅如此,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聚酯生产的大国,但决非是聚酯生产的强国,绝大多数企业只能生产常规普通产品,许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差别化产品还不能生产,仍依赖进口解决。甚至有一些乡镇、民营企业受利益的驱使,大多以聚酯和涤纶短纤维生产中产生的废料以及废聚酯瓶片为原料,生产一些低档的涤纶短纤,估计目前这类再生涤纶短纤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30万-40万吨,并且因原料来源广泛且价格低廉而在继续扩张之中,等等。这些无疑扰乱了聚酯市场的秩序,国内化纤业利润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冷观生产总量相对过剩的聚酯化纤市场,市场十分清醒地告诫我们:如何从低层次、常规产品的“拼杀”中,从非理性“价格”大战的硝烟中走出,把竞争的重点由量转为质才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由聚酯生产大国转向聚酯生产强国的关键所在。
产品差别化关乎企业生存
从下游需求情况看,化纤生产链的下游———纺织面料工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后,首当其冲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其在劳动力、资源、加工能力等方面的优势都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带动了企业技术装备的提升,伴随着的是追求纺织产品的差别化、高附加值,因而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原料也需要有高技术含量的差别化产品。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化纤市场尽管生产总量过剩,许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差别化产品仍不能生产,难以满足其需求,纺织面料企业所需产品的原料大量从境外进口。据海关统计,仅合成纤维这个品种,2002年全国进口量达150多万吨,同比增加23.26万吨,增长幅度为18.68%。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追求舒服、高档、保健、自然等成了新时尚,对服饰的追求出现了多样化、功能化,使得一些具有新颖功能的聚酯纤维普遍受欢迎。卫生功能型如抗菌纤维、消臭纤维;服装用功能型如吸湿性纤维、抗静电导电纤维、抗起球纤维;保健功能型如远红外纤维、抗紫外线纤维;产业用功能纤维如阻燃纤维、高强高模工业用丝等。专家分析目前我国涤纶短纤维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潜力巨大。正因此,我国聚酯行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问题不是产品没有市场,而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市场日趋国际化,正受到进口产品、外资企业产品的猛烈冲击和竞争。必须在成本、质量及技术等方面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对于国企来说,加大力度开发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的差别化产品既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自身生存的需要。开发生产差别化产品,规避常规产品竞争风险仍是国有化纤业发展壮大的惟一出路。
开发差别化产品所面临的“坎”
企业的竞争在于市场,市场的竞争在于品牌。然而,国内绝大多数化纤企业的眼光仍局限在有形市场上,忽视了企业形象的提升和品牌的打造,产品还停留在技术门槛低且竞争异常激烈的常规品种上。近几年来,大陆涤纶化纤市场高附加值产品市场绝大多数被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化纤企业所占据。这正是大陆化纤企业与海外先进化纤企业的差距所在。具体表现又在哪些方面呢?
技术层面———开发能力不足。许多聚酯化纤企业的研究开发力量薄弱,产品开发总是建立在别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并没有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缺少市场竞争力,这也是导致聚酯化纤企业经营效益下降和进口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企业的市场关注度显然不够,处于单打独斗式的新品开发模式,忽视了与下游结合起来共同开发新织物、新面料,因而大部分品种中,真正有影响、创出品牌的产品可谓是凤毛麟角。
意识层面———市场开发不够。提起杜邦莱卡这个工业品牌,国内消费者熟知,是高品质的象征。究其原因,这是杜邦莱卡一方面长期品牌经营理念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是他们一贯坚持产品品牌宣传所致。目前国内很多面料生产企业都与它攀亲结盟,来提升面料的档次。
而反观欧美、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一些化纤企业,把开发生产各种不同性能的差别化纤维列为工作的首位。例如美国杜邦公司现在生产的涤纶长丝,60%以上是以细旦、异型截面为主的差别化纤维,使生产的纤维有较高的技术含量,纤维的附加值也比较高。日本等化纤企业近几年进一步采用了生产自发伸长性长丝及改性微细的纤维等技术,所生产的化纤产品功能性都体现在服装面料上,有的企业差别化率高达90%左右。所开发出的高度多孔中空纤维、高收缩纤维、抗静电、阻燃、防水吸湿、抗菌保健等差别化纤维在国际市场相当红火。随着WTO大门的打开,境外一些化纤生产企业已在中国境内以独资或合资方式设厂生产聚酯产品,来挤占中国这块化纤大市场。而且随着聚酯产品的关税逐年下降,各种非关税壁垒逐步并将全部取消,境外同类产品将长驱直入,因而国内聚酯市场份额的竞争将会空前激烈、残酷。
境外企业挤占中国化纤市场、国内聚酯生产能力的过剩等发出的“警报”,理应使我们的国内聚酯化纤企业警醒。今后加快调整产品结构,做大差别化“蛋糕”对国有聚酯化纤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国有聚酯企业存在着历史负担重、人工成本高以及经营机制不灵活等弱点,这就决定着国企必须在实施减员和降低成本的同时,靠自身产能规模大、技术力量强、高素质人才多等方面的长处,扬长避短,利用新技术来带动传统装置工艺的升级。同时集中科研力量,来加快新产品开发进度,提高产品档次,顶替进口,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差别化如何才能高附加值化
近年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对所属的化工板块经济责任考核中,纤维差别化率已列为刚性指标,其重视程度不言自明。在实际工作中,各企业凭借自身的技术实力,也相继加大了差别化产品的研发力度,很多新产品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与进口产品相比,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然而,一些企业追求产品差别化的同时,却忽视了另一端:差别化真的高附加值化了吗?差别化是相对于常规产品而提出的,特指一些技术含量高、利润空间大的产品,差别化与高附加值化,这个从理论上应该划等号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却未必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差别化产品制造成本高或由于市场开拓力度不够,致使差别化产品未能显现出其高附加值,利润空间未能有效撑开等等。仪征化纤公司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及时提出了产品高附加值战略,着力解决差别化如何才能高附加值化的一系列问题。
差别化产品开发与提质降耗相结合。我国是服装生产和需求的大国,每年的缝纫线国内需求量在几十万吨左右,主要依赖进口。客户迫切需要化纤企业能尽快开发出有光缝纫线纤维。为了尽快开发这一产品,仪化大胆突破日本东洋纺装置工艺,并集中全公司涤纶短纤维专家的智慧,一次次地向新产品开发发起了冲击,终于取得成功。然而公司在测算该品种效益时,虽然每吨毛利要高出常规产品500多元,但由于产品的消耗偏高等因素,利润空间并未有效撑开,反而遭遇了销售毛利还低于常规产品的尴尬。对此,仪化科研人员并不气馁,在倾听用户要求的同时,加大了现场工艺攻关的力度,使得吨产品消耗降低了12公斤,终于使差别化效益得以显现。
差别化开发与市场开发紧密相连。仪化差别化纤维的“开路先锋”———7500吨多功能短纤装置于去年3月底投产后,很快便开发出三角异形短纤等差别化新品,许多品种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然而由于短纤产品市场需求季节性强、用户认知度不足等原因,造成装置陷入了产品积压、亏损的境地。在查找原因时,科研人员深切感到,新产品开发成功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还必须要得到客户的认同。也就是说,科研开发与市场开发二者缺一不可,产品开发应该等于科研开发加上市场开发,这才是完整的等式。
为此,科研人员加强市场调研和用户走访的同时,利用公司召开用户座谈会、江苏国际服装节、全国纺织新产品、新技术应用研讨会等有利契机,进行新产品推介,使得现场与市场得以很好的链接。
很多经销商以及纺织企业还真诚邀请仪化科研人员到其驻地进行宣传、推介,协助他们一道开发新产品。正因此,产品订单随之逐步放大,取得了较好的差别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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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0804_财新网—从中国PPP发展历程看未来
财新网—从中国PPP发展历程看未来
2014-08-04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在当前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着力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广使用PPP模式,不仅是一次微观层面的操作方式升级,更是一次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变革。
当前,PPP成为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希望能对吸收PPP适于中国国情的经验,并推动PPP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至今,PPP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迈入第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中国PPP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探索阶段。
探索阶段的出现有两个背景:第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中国,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地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为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建设-运营-转让)模式,然后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中国。
当时,中国没有与BOT直接相关的法规,也没有规范的审批程序,地方往往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并获得首肯后执行。
探索阶段的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沙角B项目作为BOT模式的案例,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并已在15年特许经营期满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由于时间较早,该项目的文件较简单,只有几页纸。项目的外商是广东华侨,其在商业因素外还有回报家乡的考虑,这也是在合同简单的条件下项目能顺利执行的原因。当然,项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训。比如,投资商是按照特许经营期限设计项目的,很多设施在移交给政府后需要重新建设,这个经验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时被写入报告,后
期大岳咨询公司做的BOT项目中对移交时项目设施的状态都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探索阶段的项目都是投资人发起、通过谈判和政府达成一致,没有招标过程。这些项目也是地方政府自发推进的,没有中央政府的关注、总结和大规模推广。
第二阶段:试点阶段
1994年到2002年是中国PPP发展的第二阶段,即试点阶段。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PPP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试点阶段的工作是国家计委有组织地推动的,这与探索阶段不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及当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3年底,国家计委有官员下海成立了博拓投资公司,博拓就是英文BOT的音译。博拓公司成立后,开始运作北京的京通快速路BOT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成功,最后首创公司代表政府投资建设。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五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当年底,又有一批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其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缩写也是BOT。大地桥成立后开始为来宾B电厂项目做准备,1995年5月来宾B获得了国家计委的批准。由此可以确定,1994年是BOT试点项目的起点,可以称为中国PPP元年。
1995年8月,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通知是试点项目启动之后颁布的,从通知中可以看出,第一,试点的重点是电力和交通项目;第二,以外资为主。后来地方政府推出自己的BOT项目时,无论水务、燃气和区域开发等领域的项目,还是内资参与的项目,也是以这个《通知》为法律依据。试点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帮助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准备了一份《BOT法》草案,但最终不了了之。
1994年,北京市计委成立课题研究BOT,本人有幸担任这个课题组的组长。当时经费有限、专家缺乏、资料少,但研究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果,出版了《BOT项目指南》一书。应该说,当时取得的认识非常重要,对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改革
有启发和参考作用。1996年本人到大地桥公司担任了半年的顾问,当时正值来宾B电厂BOT项目的谈判,我全程参与了谈判,在和项目国际顾问及国际投资人的接触中,做课题期间的很多谜团逐步解开。
除了国家的试点项目,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PPP项目,比较典型的有上海黄浦江大桥BOT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北京西红门经济适用房PPP项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项目等。大岳咨询公司1996年底成立后,作为英国泰晤士水务和日本三井物产联合体的投标顾问参加了成都第六水厂BOT项目的竞标,后来较多参与了地方BOT项目的咨询。严格地讲,这期间的地方BOT项目也是试点性质的,BOT没有成为地方常规的投融资方式。1997年,大岳咨询联合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戴公兴,结合北京BOT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家计委BOT试点项目经验编写出版了《BOT项目运作手册》,这本书成为后期各地运作BOT项目的指南。
当时国家和地方的BOT试点项目涉及的行业很多,包括电力、自来水、污水、燃气、大桥、区域开发等。这些试点项目有的成功执行,有的在运作或执行时失败了。无论成败,都为后来的BOT项目运作积累了重要的知识。中国PPP文件形成的脉络基本是:来宾B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北京第十水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西红门经济适用房。其中,前两个项目侧重国际经验的引进,后三个项目的重点是国际经验的消化和本土化,第十水厂项目相当于从引进向消化的过渡。这些本土化项目的合同文本直到现在仍被广泛参考,起到了准标准文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尽管该项目后来经历了工业企业外迁、密云水库没水、申奥成功引起引水管道改线、南水北调上马、欧盟成立导致英国企业回防、法律变更等历史事件,但在中国BOT发展史上是改变历史的支点项目。该项目是汪光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主持的,前期非常规范顺利,招标效果非常好,水价只有预测水价的三分之一,这个结果使汪市长强烈意识到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在第十水厂草签协议后,汪光焘主张对第九水厂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岳继续担任项目顾问。在第九水厂项目方案完成但尚未实施时,汪光焘调任建设部部长并很快启动了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工作,我们协助建设部城建司于2002年底完成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该文件的发布使BOT从2003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推广阶段
2003年到2008年是PPP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推广阶段。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PPP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十六大精神是建设部2002年底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大背景。随着PPP项目的推进,建设部又陆续出台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的“126号文”(《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及各地出台的特许经营条例是这一时期开展PPP项目的基本法律依据。
借指导意见的东风,2003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了PPP高潮。2003年春天发生了SARS,为了完成当年的经济指标各地又临时推出一批PPP项目。从大岳咨询公司提供PPP咨询业务的发展情况能够感受到当时市场的火热程度。2003年大岳进入了七八个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同时进行的PPP项目从以前每年3个左右超过了10个。
在推广阶段,PPP项目最多的是污水处理项目。当时正值全国各地建设污水处理厂的高峰,此外,也有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比较著名的PPP项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来看,当时PPP项目很多,但第一个官方称PPP的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在此阶段,市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第一,外企、民企、国企同台竞争;第二,项目竞标过程公开透明,竞争达到白热化;第三,溢价频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第四,传统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尽管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项目数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区思想不够开放、项目运作方法不够科学,也出现了一些失败案例。
200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股思潮对改革进行反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争论。由于PPP领域的失败项目,市政公用行业的个别老同志也开始反思市场化改革并提出质疑,在“铁证”面前主管部门也开始犹豫,市政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开始降温,甚至“市场化”这个词都变得非常敏感。
西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终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兰州自来水改制成功的影响,2007年西安自来水公司管理层开始积极谋划市场化改革,大岳咨询被聘为
顾问。业内个别同志认为应该阻止西安自来水的市场化改革,否则整个自来水行业的国有体制将会受到冲击。他们一方面指责威立雅等国际水务公司,另一方面以供水安全为由影响当地主要领导,最后西安自来水改革终止。尽管没有威立雅等国际公司在中国严重违约的记录,而且兰州、深圳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很显著,但西安自来水终止改革以后,市场化在水务行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
应该说,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改革出现几个失败项目是正常的,业内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相比较,市政公用行业在此期间的改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任何其他行业的改革都规范:业内的研讨会层出不穷,媒体高度关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项目在运作时都会聘请咨询公司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竞争公开透明。
曾经一度,人们对高溢价出现过担忧,现在回头看,在市场启动初期出现一定过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场不可缺少的阶段,从结果看,王小郢等项目的溢价并没有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水平,兰州自来水的溢价虽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回报,但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改革滞后。只要兰州自来水价调至省会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资回报就能满足要求,溢价完全是效率提高的体现。
第四阶段:反复阶段
2009年到2012年是中国PPP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反复阶段。这段时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几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年底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成为PPP受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大岳提供咨询的很多PPP项目都停止了。比如,中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地铁项目完成了PPP方案,本来需要100亿资金,后来国内三家国有银行自担风险给项目贷款100亿元;沿海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引水项目当时正在准备PPP方案,忽然我们的项目组找不到客户了,他们全都到北京来等“大馅饼”了,资金轻松解决。银行无条件提供贷款,有的为了放贷甚至送礼,像一场洪水淹死了所有农作物一样,社会投资主体彻底失去了讲条件的资本,PPP生态遭到破坏,有些执行中的PPP项目被政府提前终止。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政府再次开始重视民间投资。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而2009年以来外资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能力减弱,银行担心私人老板跑路等原因导致私人资本也很难得到银行授信,私人资本和外资犹犹豫豫,“新36条”的效果不明显。
这个时期,国企尤其是央企拿到大量银行授信,其中一部分用于向私企放贷。渐渐地,地方政府与央企对接开始流行,央企成为了如火如荼城市化运动的重要角色,央企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是以PPP方式进行的。央企成为主角改变了PPP的规则,既然是对接,那么地方书记、市长和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吃饭时定的调子就是PPP的准则,竞争、透明等市场规则退居二线。以前做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在这个阶段,开发一个新城或一个新区写几页纸说明就行。
当然,这个阶段有些地区还是比较规范的,继续推出一些竞争性的PPP项目,私人资本、外资和国资同台竞争。如大连垃圾处理PPP项目经过充分竞争,垃圾处理费每吨只有50多元。央企的新做法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央企学习,寻求规避竞争,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国有资本的合作以利用其优势。这个时期的PPP市场没有出现充分竞争、溢价频发的火爆场面。
尽管没有政策禁止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进入,但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强大政府资源支持下的做法,使私人资本和外资无法参与竞争,社会上出现了玻璃门、弹簧门和国进民退等说法。为了促进民间投资,2012年国务院各部委出台了20多个落实“新36条”的细则,客观地评价,这些细则没有太多新意,PPP市场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个阶段PPP项目很多,前提是把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也视同为社会投资人(Private一方)。粗略估计,到2013年全国PPP项目有7000到8000个,其中很多项目没有公开招标,不被外界了解。
反复阶段的后期,PPP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有不少并购整合的案例,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并购整合在下一阶段应该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第五阶段:普及阶段
2013年开始,中国PPP发展进入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故事正在发生。很多人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期待,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叫作普及阶段,希望PPP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常态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论基础。2013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结束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做了关于PPP的专题报告,对PPP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财政体制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高度期待。进入2014年,财政系统组织了多次官方PPP培训,地方财政厅局的PPP培训也接连不断。住建部和财政部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准备有关指导意见,地方政府积极上报PPP试点项目。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特许经营立法工作,学术界、咨询界也热闹起来,各种研讨、沙龙层出不穷,各种文章不断问世。最近财政部还专门成立了PPP中心。
实际上,这次推动PPP发展有很强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城市化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房价见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超过20万亿元,还在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浪费惊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城市建设的央企负债率快速攀升,融资和抗风险能力快速减弱。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一定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对解决当前问题有益。
咨询公司处于PPP产业链的上游,可以比较早的感受到行业的变化。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大岳咨询的PPP项目咨询业务量明显增加,从平均每个月签四五个合同增加到差不多八个。本人作为PPP咨询专家,参加的各种研讨会、审查会明显增多。各地政府、各种机构委托大岳咨询起草政策文件、合同范本的情况也在增加。接下来,投资机构、设计建设机构、材料设备供应机构、运营机构都会逐步感受到PPP热潮的影响。相信PPP在很多行业会越来越普及。
在普及阶段,PPP会出现新特点。第一,并购机会增多。国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购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多个PPP项目同时推进的情况会增加。多个相关项目综合考虑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PPP的情况会增加。第四,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推广会受到新一届领导的重视,只有傻子才会允许同一种错误重复发生。
站在普及阶段的起点上,我们对PPP的大发展有所期待,比如:中国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公用事业企业、PPP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中国不
仅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反而还迈上了新的台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短期内,我们无法对特许经营立法有过高期待,因为那需要太多时日,做好PPP的当务之急是规范、规范、再规范。选择投资主体要公开、竞争,政府在严格监管社会主体的同时自己也要守信,要充分发挥中介的作用少交学费,要千方百计扫除阻碍“新36条”落实的种种障碍。从PPP近30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做好PPP工作,前景美好、任重道远,切忌一厢情愿。
第五篇:从深圳经济转型看“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展调研报告
从深圳经济转型看“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展调研报告
小组成员:
除此以外,四位成员共同完成了此次调查的选题,问卷调查以及对下沙制造业的考察,并由小组成员共同整理。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全球化也日趋成熟。中国作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已在全球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制造”的名词已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充斥在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然而,在大批“中国制造”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调整和转型迫在眉睫,本文将以深圳经济转型为例,主要结合资源禀赋理论,从“中国制造”带来的影响分析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未来发展。
实践对象:下沙制造业者、高校大学生、老师等
实践时间:2011年11月12日-2011年11月27日
实践方式:问卷调查、考察
基本观点:
借鉴深圳的城市经济转型经验,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也应当有所转变。
首先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产业应该逐渐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过渡。其次,应当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实现东西部并行发展。西部地区目前主要任务是加大在科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当地企业获取外资的溢出效应积极创造条件。同时,西部应发扬自身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营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降低物流、贸易成本,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最后,中国应整合制造业的整体格局,实现更加精细的贸易和分工。使得我国制造业拥有更加完善的产业链。只有这样,中国的制造业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贸易中取得长远的发展。关键词:“中国制造”;制造业;经济转型;国际贸易
正文: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全球化也日趋成熟。中国作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并成功加入了世贸,如今已在全球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制造”的名词已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充斥在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然而,经历过09年21世纪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以及近来的欧债危机,全球金融环境的动荡让中国认识到:在大批“中国制造”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调整和转型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及时作出分析和判断。
二、“中国制造”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
观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的相关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并不协调。在研究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时我们知道要素价格等化是要素禀赋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其基本涵义是:随着自由贸易的发生,两国间产品的价格将趋于均等,并将使得两国间要素的价格也趋于均等。即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能得到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都能得到同样的土地报酬率,所有的资本都能得到同样的收益率,而不论两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禀赋状况有任何差别。很显然,对于后进国家如果依照要素禀赋理论去安排本国的产业结构,并允许自由贸易,随着贸易的进行,本国的要素报酬将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要素报酬水平,这就意味着依照要素禀赋理论,后进国家的经济将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对于后进国家来讲,依照要素禀赋理论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无疑是很好的理论参照。然而这一结论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尤其是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出口贸易的深化,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差距反而在拉大。飞快增长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带动着国民经济,但并不能在工资增长中具有明显的体现。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实施了农业部门生产要素低价格和城镇职工低工资的政策,由此导致的资本与劳动力使用权的长期不公平交易是低工资的重要成因。基于对所谓“比较优势"的普遍认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延缓了劳动成本提高的速度供给过剩的劳动力市场、工会组织的虚设,进一步加剧劳资力量博弈的高度倾斜然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工资水平的提高。事实上,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出口经济确实走在世界前端,但一定程度上,这只是量的增长而非质的进步,且这并未能给中国的低工资带来显著的改变。显然,低成本的劳动制造在中国出口战略的初期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低成本的劳动力作为该阶段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确实符合情理。但是,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贸易的日趋成熟,低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逐渐削弱,调节出口战略及产业转型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他的“中国制造”不仅仅只影响中国的出口经济和劳动生产。“中国制造”与其背后的劳动力已对世界产生了微妙的改变。中国的低工资现象无疑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对于相关行业就业的影响、挤压不可避免。它必然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并不能就此说明这是导致发达国家失业率的直接原因。全球化的进程让一个国家更快的失去其比较优势,但正因如此,刺激了更多新兴行业的生成,由此产生了更多新岗位以接替旧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多的资源用以提高科技和劳动效率。由于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除了节省了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同时在此基础上节省了福利成本;而这部分节省下来的成本又将投入于国家福利的建设。由此,劳动密集型失业率的增长就只是表象,即使少部分人失去工作仍然可以在国家福利的回馈中获得补偿。最终,技术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使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巨大飞跃。这恰好说明国际贸易中的双赢。
纵观国内国外,“中国制造”都是不可忽视的研究问题。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全球范围的国际贸易,同时也为经济理论提供着实践参考,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我国在国际贸易结构上还存在的种种缺陷,产业发展的单一性也仍然是我国出口经济的局限。所以,我国需要加快产业转型并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调整更符合实际的出口战略,为“中国制造”带来更长远的考虑和发展。
三、深圳制造业的问题及发展
回归现实,要谈中国的制造业,很多人会联想起“义乌小商品市场”或是“海宁皮革城”,会想起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许多城市的发展。但相比之下,地处珠三角的深圳在经济转型上显得更为迫切,制造业对其的影响也更颇为深远。在此,将深圳当做分析例证对于本文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首先回顾深圳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GDP总量从1979年1.96亿元,到2009年的8201.23亿元,30年间增长了4184倍,年均增长率26.81%。巨大而迅速地发展离不开制造业的繁荣。福田华强北的山寨电子产品和廉价配件,罗湖东门的小商品市场及批发城,各类低成本制造品的流通吸引了巨大的商机。无疑,制造业的发展对于这座城市的初期发展有着重大地推动效果。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成熟以及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劳动密集型
产业也使深圳经济的发展陷入瓶颈。与往年相比,深圳的年均增长率日趋下滑;与国内其他几个新兴城市相比,优势也日趋减弱。应该承认,和GDP增长速度相比,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稍显缓慢。从2002年开始,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就持续低于GDP增长率,GDP增长没有表现为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以后在逐年减小,从1995年的65%降到2008年的30%;居民内部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大。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土地成本逐渐增加。应当作为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要素日趋丧失,深圳的“用工荒”等问题使得本土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反而会制约深圳产业转型及城市发展的进程。在这样的危机现状之下,深圳经济面临迫切的改革与转型。近年来,深圳不断提出经济转型和产业格局升级,并提出了“三位一补”和“双轮驱动”的发展方针。而深圳未来的经济发展重点在于产业转型和需求改进。
在产业选择上,深圳实现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双轮驱动”。从一般制造工业到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这是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由之路。深圳应抓住当前跨国公司高端制造、研发和现代服务业持续向中国转移的契机,着力解决过度依赖一般制造业的问题,推动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和“深圳营销”的延伸,努力扩大高端产业的比重,实现IT、互联网、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微笑曲线”本土一体化。同时,积极发展金融业、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会展旅游业,形成二、三产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彻底改变“加工贸易基地”的产业形象。
在需求方面,深圳将实现外需市场和内需市场的“双轮驱动”。超高的外贸依存度反映出深圳的经济国际化水平较高以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能力,但同时也导致深圳工业经济受国际市场变动、汇率政策及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极大。不难预期,即使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结束后,中国近些年来出口约30%的持续高速增长将很难再现。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世界级的消费中心,深圳产业应对原有的市场定位作战略性的调整,适度减少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并支持主导产业和本土企业大力开拓日益扩大的内需市场。当前要特别重视加强在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形成内外两个市场并重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随着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和进展,深圳的经济转型已有所进展。而深圳的转型经验无疑对我国制造业提供了良好的改革模板。
四、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规划
借鉴深圳的城市经济转型经验,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也应当有所转变。
首先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产业应该逐渐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过渡。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高端制造、研发服务业持续向新兴工业化地区转移的趋势很明显,中国应力争在产业高端化方面有重要突破,促进产业升级,由“中国制造”逐渐发展为“中国创造”,向着高端制造业不断迈进。
其次,应当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实现东西部并行发展。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制造业转移出现新的战略动向。研发环节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趋势在不断加强。当然,核心研发仍然留在跨国公司的总部,其地区总部或分部从事的主要是本地化的研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研发环节的转移加快了其技术的转移,同时也加强了对其投资企业的技术控制。相应地,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更多地采取了独资的形式,并购投资的增长也明显加快。尽管这一阶段外资对技术壁垒设限甚高,但溢出效应仍不可避免。内资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才能更好的消化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东部地区在今后的外资引进工作中,应更加重视外资质量,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将最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对于西部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还无法承接外资的溢出效应。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选择的引进,而不应该盲目地追求较高的技术水平。西部地区目前主要任务是加大在科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当地企业获取外资的溢出效应积极创造条件。同时,西部应发扬自身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营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降低物流、贸易成本,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最后,中国应整合制造业的整体格局,实现更加精细的贸易和分工。使得我国制造业拥有更加完善的产业链。只有这样,中国的制造业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贸易中取得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湖南:湖南科技技术出版社,2008.7.[2]厉以宁.国际竞争和中国制造业的前景[R],2011.[3]经济转型:深圳的变与不变[N].深圳:深圳商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