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某诉某公司综合营业部拒不对其所售空调保修案
李某诉某公司综合营业部拒不对其所售空调保修案
［案情简介］
1996年7月9日，消费者李某在某公司的综合营业部以3 2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单冷分 体式空调机，并由营业部开具了发票和保修单，保修单上注明保修时间是两年，从安装之日起算。由于天气炎热，在李某的反复要求下，7月20日由该营业部负责免费安装调试。在酷暑中等待了好久的李某一家以为终于熬到了头，但是却没想到这却是一系列烦恼和伤心的开始。当天使用中，空调机就出了问题。送风口漏水、噪音大、制冷效果不理想。李某当即就向综合营业部提出修理或更换的要求，但营业部考虑到当时正是空调销售的旺季，员工的工作量极大，人手忙不过来，而且李某家的空调制冷效果勉强说得过去。于是，在征得李某的同意后，答应到明年再作修理。
第二年，李某多次打电话要求综合营业部派人对空调进行维修，综合营业部每次都口头上答 应，但却没有一点行动。天气又逐渐变热，李某只得向本地消费者协会投诉。消协经过调查，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在征求双方的意见后，于1997年6月20日下达调解意见书。意见书要求综合营业部和生产厂家在7月10日之前对空调进行修理，如果不能近期保质修理，则依法 由经销单位负责进行换机或作退货处理。综合营业部在消协规定的时限内对空调进行修，确认是压缩机、风扇电机质量问题。经修复后，空调能够正常制冷，而且噪音也小了不少。但是，当年8月份，空调机旧病复发，送风口再次漏水、噪音变大、制冷效果变差。8月底，综合营业部的维修人员为李某的空调免费更换了毛细管、过滤器和一些部件，并对压缩机再次进行了检修，使空调机能够顺利地运转。
1999年6月，空调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氟利昂大量泄漏的现象，制冷效果也越来越差。到了6月底，压缩机彻底报废，空调完全不制冷了。李某再次要求综合营业部修理时，营业部以空调保修期已过，营业部不再承担维修责任为由拒绝了李某的要求。
李某认为，空调在1996年安装之后就出现了问题，是营业部提出明年再修的要求，故当年的时间不应当算在保修期内，现在空调应当仍在保修期内，营业部仍然负有维修的义务。
［法律问题］ 经营者履行法定“三包”义务的认定及其处理。
［法律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50条。
［法理和法律分析］
经营者应当履行的法定或约定义务，是指经营者必须依法履行其法定义务，与消费者有约定时，按约定履行义务。法律义务包括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即法定义务和经一定法律行为而设置的义务，即约定义务。约定义务本身虽由当事人约定，但履行依法约定的义务则是一种法定义务。
履行法律义务首先要求经营者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履行法定义务本身就是经营者的义务之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6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根据不同情况对经营者的义务进行了规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时，必须严格履行这些法定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逃避这些义务的履行，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各类消费者保护法中规定的对经营者的要求，是经营者的义务，经营者严格履行这些法定要求亦是经营者的义务，这种义务是作为法律主体的经营者守法义务的一种表现。履行法律义务还要求经营者严格履行其与消费者约定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6条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是权利义务产生的一种形式，当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时，其约定便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形成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依法律强制当事人履行的义务。作为合同之当事人，任何一方都有义务履行，这种“履行合同”的义务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不管在合同中有无约定，当事人都负有这种义务。
然而，合同法律效力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当合同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时，就不会产生法律效 力，其约定亦不能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故对违背法律规定的合同，当事人不仅没有履行义务，反而负有不得履行的义务。可见经营者履行合同的义务是以合同本身的合法有效为前提的，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从保护消费者的需要来看，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中，由于双方当事人交易能力悬殊，经营者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通过合同，尤其是标准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作不公平约定便是其最常见的表现形态。不公平合同的履行实际上就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因此，为消费者的利益考虑，一方面要强调经营者必须严格履行其在合同中与消费者约定的义务；另一方面更应强调这种约定不得违背法律的规定。其次，从保护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来看，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对其签订的合同虽然都负有严格履行的义务，但若合同约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则双方当事人都不得履行。
经营者履行法定义务中的一个重要义务是承担对销售的商品“三包”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对于包修、包退、包换的大件商品，消费者要求经营者修理、更换、退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经营者彼此间签订的合同不得免除各自依法应承担的“三包”责任和义务。国家鼓励经营者制定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三包”实施办法。
“三包”适用的范围包括国家法律规定以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约定。凡法律规定或者经营者 与消费者约定实施“三包”的商品或者服务，都应当实施“三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对“三包”适用范围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家有关部门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或者实施细则。具体地讲，目前应当实行“三包”的商品或者服务包括三大类：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规定、规章或者地方法规规定了“三包” 具体责任和义务的商品，包括《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明确规定实施“三包”的家电等部 分商品，《摩托车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实施细则》规定的摩托车，《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涉及的农业机械产品，《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明确的商品住宅及其部分部位、部件等。二是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承担“三包”责任的商品或者服务。三是除上述第一、二两类之外，根据《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应当实行“三包”的其他商品。
应当注意的是，“三包”不免除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的其他义务。“三包”是经营者的主要义务，但不是其售后服务的惟一义务，也不排除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的其他义务。经营者承担“三包”义务的同时，对其他义务，如对消费者的承诺，与消费者所作的其他约定等都必须履行，否则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李某在综合营业部购买空调机的行为，使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消费合同关系。李某作为消费 者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而综合营业部则相应地依照法律规定负有经营者所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对空调予以“三包”的义务。
作为国家法规所特别规定的大件商品，空调在“三包”的期限内出现问题，经营者应负责包修、包换和包退的义务，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推延。李某在空调出现问题后要求修理，综合营业部却一拖再拖，怠于履行义务，这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李某可以依法向法院起诉以保护其权利。
综合营业部所提出的1999年6月底空调已过保修期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依照《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附件的规定，对于家用空调的保修期，整机的“三包”期限是1年，而压缩机、风扇电机和温控器的“三包”期限则是3年。李某在1996年7月9日购买的空调，按正常情况计算对压缩机和风扇电机的保修期应是到1999年7月8日。况且，依照该规定第8条的要求：“三包有效期自开具发票之日起计算，扣除因修理占用和无零配件待修的时间”。显然，该空调并没有过保修期。综合营业部仍应承担对空调保修和支付必要的运输费用的义务。
第二篇：陈逸飞诉大一公司等擅自加印其作品挂历侵犯著作权案
案 情
原告：陈逸飞，男，美国籍。
被告：上海大一包装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被告：陈云龙，男，上海霞飞印刷厂承包户。
第三人：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
第三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4年9月初，原告陈逸飞与第三人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下称中图公司）达成合作出版与销售1995年《陈逸飞油画作品选》挂历15000本的口头协议，由陈逸飞提供挂历的版模，中图公司负责安排联系出版书号及印刷，挂历最低销售价不得低于每本44元。
同年9月7日，中图公司与被告上海大一包装设计印刷有限公司（下称大一公司）签订《印刷合同》，该合同内容为：“品名全开95版陈逸飞油画精品挂历（柒张），数量15000本，单价16.65元，彩色7幅，交货日期9月20日交5000本，总金额249750元”。9月8日，大一公司开出《工程单》，主要内容为：“客户中图公司，印件名称陈逸飞月历，样本数量5000本”。9月11日，第三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下称世图公司）应中图公司的要求，开出《印订施工单》，该《印订施工单》内容为：“承印厂大一公司，书刊号ISBN7－5062－2025－3／J.06，书名陈逸飞油画作品选，定价108元，印数5000册”。上述《印刷合同》和《印订施工单》均由中图公司委托被告陈云龙交给大一公司。9月12日，因挂历封面印刷要求高，陈云龙即以大一公司的名义，委托案外人中华印刷厂印刷，印数为2万份。大一公司共印制了19900本挂历的6幅内页，由案外人青浦盈盈装订厂装订后交给陈云龙。同年9月、11月、12月，大一公司共收到中图公司支付的印制费304250元，其中124250元由中图公司支付给世图公司后，再由世图公司支付给大一公司。同年12月，大一公司应陈云龙的要求，出具了3张“上海市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的数量共计15000本，单价分别为16.65元、17.55元和19.80元。陈云龙将该3张发票交给了中图公司。印制的19900本挂历均以世图公司名义和出版书号出版，中图公司收取14900本，其余5000本陈云龙称由其销售4150本、送人850本，中图公司收取陈云龙返还的现金64291.80元。
原告陈逸飞以被告大一公司未经其许可，擅自加印挂历5000本并由被告陈云龙销售，侵犯了其著作权为理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该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2万元。
被告大一公司答辩称：其受陈云龙委托印刷挂历，陈云龙受中图公司委托。我公司印刷2万本挂历是依据中图公司15000本的印刷合同及世图公司5000本的印制单，最后按实际印量19900本与中图公司结算。我公司没有擅自加印，没有侵权。
被告陈云龙答辩称：中图公司委托其联系印制挂历为2万本，有15000本的印刷合同和5000本的印制单为证，其行为得到中图公司认可，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
审 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考虑到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将该两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第三人中图公司述称：其与大一公司签订15000本的印刷合同后，先委托世图公司开出5000本的印刷单给大一公司，后又口头通知大一公司再印1万本，未开印制单。
第三人世图公司述称：其根据中图公司的要求向大一公司开出5000本的印制单。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中图公司的经营方式为进出口、发行、代销和经销；被告大一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不包括书刊印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陈逸飞系1995年《陈逸飞油画作品选》挂历中七幅油画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该七幅油画作品的著作权。被告陈云龙在整个挂历印制过程中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知道实际印制挂历的数量与开出的发票不符，并实际处分了加印的挂历，此行为构成对原告享有的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陈云龙辩解其系代理行为，不构成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大一公司应委托人要求印制了19900本挂历，故原告诉称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挂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中图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加印原告油画作品选挂历，其行为构成对原告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中图公司另辩称其未加印挂历，但其出具的《印刷合同》、要求第三人世图公司开具的《印订施工单》、付给大一公司的印制费、接收大一公司开具的发票和陈云龙处分挂历后返还的部分现金等证据证明，其该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人世图公司虽未经原告同意开出《印订施工单》，但因原告对该挂历以世图公司名义出版已予认可，故世图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对于本案原告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请，应在扣除挂历的合理制作成本后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云龙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应停止对原告陈逸飞著作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云龙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应共同赔偿原告陈逸飞经济损失141800元，其中陈云龙赔偿4万元，中图公司赔偿101800元，并对陈云龙的赔偿数额负连带责任。上述款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完毕。
三、原告的其他诉请不予支持。
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出上诉。
评 析
本案是一起违反印刷、出版管理规定与侵犯著作权行为相交织的案件。审理主要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正确区分侵权行为与违反行政法规行为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1988年联合发布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承印图书必须持有许可证。新闻出版署1989年发布了《加强书报刊印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对出版社、期刊社委印的正式出版物实行书刊定点印刷制度。被告大一公司非书刊印刷定点单位，也不持有印刷许可证，故不具备印刷的资格，不能承揽印刷业务。第三人中图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书刊的进出口、发行、代销和经销，非出版单位，与被告大一公司签订印刷合同，超越了经营范围。第三人世图公司将《印订施工单》发给不具有印刷资格的被告大一公司，其选择的主体不合格。上述当事人的行为均违反了我国有关印刷、出版管理的行政法规，属违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著作权包括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等人身权、财产权。该法第四十六条第2款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是侵犯著作权行为。本案原告系七幅油画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被告和第三人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加印挂历并出售牟利，其行为属侵犯著作权行为。由于违反印刷、出版管理法规的行为，应由新闻出版署等行政管理部门处理，非法院管辖范围，现原告以侵犯著作权为诉由向法院起诉，故法院在审理中不处理当事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只根据原告的诉请，对被告及第三人是否构成侵权进行审理。
二、确定本案的侵权责任人
本案原告起诉时未将中图公司、世图公司列为本案当事人。但从侵权行为的发生来看，原告与中图公司订立了出版销售挂历的口头协议，中图公司与大一公司签订了印刷合同，与陈云龙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世图公司向大一公司开出了《印订施工单》，基于该两公司与被告之间的这种联系，考虑到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与该两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法院将中图公司、世图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本案的侵权责任应由被告陈云龙和第三人中图公司承担。中图公司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加印原告作品选挂历，诉讼中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只要求大一公司印制15000本而非2万本挂历，故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并应负主要责任。被告陈云龙明知实际印刷挂历的数量与开出发票不符，又未经原告许可销售了加印的挂历，故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由于第三人中图公司与被告陈云龙是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负连带责任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行为属违法行为，二是被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的行为违法，又不表示反对或听之任之。本案第三人中图公司在诉讼中虽否认同意被告陈云龙销售加印的挂历，但又实际收取了陈返还的部分销售所得，应视为对陈违法行为的认可，故应对陈的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
本案被告大一公司和第三人世图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诉称被告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挂历，但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审理中查明大一公司承印19900本挂历是应中图公司、世图公司的要求，其既无侵权行为，又无侵权故意，故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第三人世图公司开出《印订施工单》虽不是受原告委托，但其出版行为原告已予认可，可视为是一种经追认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可免除代理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世图公司可不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原告诉请被告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和公开赔礼道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前两个诉请。侵犯著作权的经济赔偿计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侵权行为给著作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另一种是侵权人的全部非法所得。本案原告要求按其实际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即未经其许可加印的挂历数5000本，乘以合同约定的每本挂历最低销售价44元，共计22万元。法院认为，最低销售价中应包括成本，故应将最低销售价44元减去成本价15.64元，再乘以5000本的数量，得出赔偿额为141800元。对于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由于原告在出版作品选挂历的过程中，未按我国出版、印刷管理的有关规定直接与有出版权的出版单位签订协议，而是以口头合同方式与无出版权的第三人中图公司合作，故有一定的责任；同时，从侵权行为看，被告陈云龙侵权在于帮助委托人销售加印的部分，被告大一公司不构成侵权，所以法院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不予支持。
责任编辑按：
本案原告陈逸飞所享有的著作权确实受到了侵害，并且是其对作品享有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受到了侵害。但使用权是一项概括性的权利，其具体内容因使用方式及其许可范围不同而可表现为更具体的权利。就本案情况论，原告许可中图公司出版发行其作品挂历，行使的即为以挂历方式出版发行其有关作品的权利，可简称为作品出版发行权。出版发行权的具体内容如何，包括出版方式、印刷数量、何种文字及至销售地区等等，都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著作权人与出版商签订的出版合同，为著作权人授权的实际限度，又为出版商因此而取得的出版权的限度及其应履行的义务的限度。出版商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所为的出版发行行为，可产生著作权人两种请求权——合同违约和侵权（侵犯许可权），因该两种请求权发生竞合，故著作权人可择一而诉。但本案著作权人对与之有出版发行合同关系的中图公司并未主张任何权利，而是向与之没有合同关系的大一公司和陈云龙主张了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这说明其无意追究其合同对方的违约或侵权问题，仅有意追究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侵权责任，而且其事实理由为大一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加印及由陈云龙销售。原告的此项主张，基于其对作品享有的许可他人以某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但是，该项使用许可权所针对的应是对著作权人负有著作权法律关系义务的人。大一公司如果是自己出版发行他人作品，则对著作权人负有取得许可的义务，否则即为侵犯著作权人使用许可权的侵权行为；但大一公司在本案中仅是居于承揽人的地位，而不是为自己的出版发行行为而印制挂历，其仅对与之有承揽关系的定作人负有承揽合同上的义务，对著作权人的义务是由定作人承担的。因而，认定大一公司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在事实上应限于其是否在承揽合同以外加印挂历并自行发行销售、赠送，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即应驳回原告对其提出的侵权诉讼请求。同理，陈云龙与中图公司有印制挂历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对中图公司负责，中图公司对原告负责。从本案事实来看，陈云龙代理中图公司向大一公司订作的19900本挂历，无论中图公司事先的主观想法如何，中图公司事实上是依19900本挂历数与大一公司及陈云龙结算的，即认可了陈云龙的代理后果，中图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即应对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风险责任。据此，原告与中图公司合同约定的印量是15000本，中图公司实际接受的印制发行量是19900本，是中图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或者侵权。在这里，陈云龙作为代理人是否应当负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虽然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是基本条件，但一方面代为寻找承揽人的行为及印刷承揽行为本身并不属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还要看受托人有无审查委托人是否违反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义务，显然，陈云龙作为一般公民是没有这种义务的。因此，陈云龙虽有销售超印的挂历的行为存在，但因中图公司认可了全部印数及按此全部印数承担了全部印刷费用，并向陈云龙收回了应收款，故陈云龙的行为均应视为是中图公司的行为，包括授权的、追认的和默认的在内，陈云龙既无侵犯原告著作权的独立责任，也无与中图公司一起的连带责任。
由此，本案实体责任应由中图公司单独承担，原告对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基于法院应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审判案件的原则，原告未在本案中对中图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即应直接驳回原告对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否再诉中图公司由其自行权衡，不必追加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显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性质。但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其参与的一方当事人的依附性来论，该第三人在诉讼利益上与所参与的一方当事人一致，应支持该当事人，从而该当事人胜诉，该第三人没有责任；该当事人败诉，该第三人负有替代履行的责任。在本案中，中图公司显然与大一公司及陈云龙之间没有一致的诉讼利益，两被告胜诉不等于中图公司没有责任；两被告败诉，中图公司可免除责任。这是不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依附性特征的。在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诉讼中，该第三人应是与不参与的一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律关系的，只通过与其参与的一方与不参与的一方发生间接事实关系。在本案中，中图公司与原告有法律关系，大一公司及陈云龙与原告只有间接事实关系，即如原告诉中图公司，大一公司及陈云龙应作为依附于中图公司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该诉讼。据此，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要求上，中图公司（也包括世图公司），也是不应当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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