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分田单干

第一篇：老骥：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分田单干

老骥：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分田单干

老 骥中央已连续12年颁发一号文件专门针对三农问题，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同时也折射出三农问题的顽固性，三农问题为何这么顽固呢？我们知道凡问题都有个根源，只有抓住根源才是抓住牛鼻子，否则，就可能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其实，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源就是分田单干。1979年我国进行农村改革，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单干，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人民公社到底该不该解散？我的看法是，它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对不成功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成功的则应该保留，不能一风吹。我认为至少有许多的大队是可以继续办下去的，这些大队都是先进大队，生产条件好，社员觉悟高，集体观念强。对解散了的也不应该搞分田单干，可以退回到合作社，即，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改为社员家庭，真正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模式。如果说办人民公社的时候犯了一刀切的毛病，“大包干”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毛病。据“三农”专家李昌平调查，全国农村从1988年后除了几个集体典型外统统都成了分田单干，尽管官方一直忌讳分田单干这个词，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违反新宪法的。当局宣传 “大包干”即分田单干后，农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获得了极大地成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可否认，分田单干与小农意识相结合，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田间管理更加精细化，的确能够促进增产。但这离不开人民公社打下的基础，如水利建设，化肥农药工厂设备，发明的杂交水稻和改良了的小麦、玉米、油菜、棉花等种子，不应该贪天之功为己有。粮食增产并不意味农民就能增收，当时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为了保证改革成功，国家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这的确让老百姓的荷包鼓起来，许多农民家庭翻修或新建住房。但同时也让国家财政发生了严重危机，从而拉开了以印大额钞票为标志的中国通货膨胀的序幕。当时流传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不过实践证明田野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希望。九十年代开始，农民的负担逐年加重，沉重的提成摊派让农民活不下去了，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朱总理信中“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描述是当时全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于是，农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谋生。人民公社可以养活社员，分田单干反而养活不了农民，这个事实让力推农村改革的人非常尴尬。有人说：正是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让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可以外出打工。这是搂草抓兔子——意外收获，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初衷。再说，人民公社难道就不能输出劳务？当年不也派社员外出搞副业嘛。之所以没有改革后的规模，是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如果有，集体外出打工照样可行，甚至更好。分田单干后假如没有经济特区，农民不能外出打工，就不能缓解尖锐的矛盾，农村的“三农”问题必将不可收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一幕就可能重新上演。有人可能会用“粮食产量十一年增”来证明分田单干的效率，但我认为这个统计是可疑的。说这话我是有根据的，根据一，我看到农村有大量的撂荒田地，我分别询问过农民、村干部和乡政府干部，得出的结论是撂荒面积在20%——30%。一叶落知天下秋，估计全国大同小异，这么大的了撂荒面积能不减产吗？何况城镇化让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哪来的增产呢？我还看到农民们都将原来的一年一麦一稻改种成一年一季稻，小麦不种了，按老百姓的话说：“只要种的粮食够吃就行啦”，而小麦的产量约占水稻产量的一半，也就是说粮食减产30%多。根据二，我国原来是粮食净出口国，现在变成了粮食第一进口大国，2013年进口比上年增长了1300万吨计8300万吨。估计占粮食产量的13%左右，进口年年加码，由100多万吨增长到2013年的8300万吨。中国人口年增长维持在700万人，年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人，年新增口粮只需200亿斤。这说明什么？说明粮食减产而且幅度很大。吹嘘粮食产量十一年增恐怕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文革是粮食产量十年增，逻辑上改革岂能不如文革？对照制度的优劣，不能光看经济指标，还要看政治、社会、治安、精神、道德、风尚、环境等综合指标。当年人民公社，干部廉洁，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社会风清气正；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绿色食品，人和自然和谐。分田单干后这些方面无一不倒退，有的方面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结化，石漠化，沙漠化，毒化，水源减少，水质恶化，地下水枯竭，农业发展不可持续性颓势尽显。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丧失殆尽，许多地方黑社会已经取代了村支部，宗教邪教势力、宗派门头控制了广大农民群众，治安事件频发，社会秩序混乱，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由此看来，分田单干的“大包干”其实是失败了，不但失败了而且还后患无穷。今天三农问题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城市化掩盖不了分田单干的失败和为资本下乡腾空的真相，城市可能就是农民未来的贫民窟；“三权分置”为土地兼并创造了条件，“土地确权”最终也阻挡不了土地私有化的步伐。在分田单干的局面下，土地流转做不到集约化大规模农业生产，任何一个农户都可能是它的阻力，也都可以将它破坏。即使土地私有化，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台湾私有化后的小农经济就是这方面失败的典型。只有集体化或土地兼并才能解决“现代农业”问题，但看来我们既不想恢复集体化又不敢搞土地兼并，一直在那里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只好在惠农政策上大做文章。然而时不我待，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新型发展中国家也难逃劫数，中国的发展速度已明显下滑，房地产面临崩盘，城市化将遭受严重打击，农民工返乡潮在所难免，而现在的农村已无法养活农民，一旦农民工大规模返乡，三农问题的爆发就是迟早的事。2015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