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坦体会

第一篇：援坦体会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下午好！感谢你们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我一起分享援外的经历与收获。我是2008年8月主动报名参加援坦桑尼亚医疗任务的，经过国内10个月的英语培训，2009年8月离开祖国，离开你们，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征途。今天，再次面对这一张张久违的熟悉的面孔，心情有些激动。

援外生活是艰苦的，回首往事，很多酸楚涌上心头。两年来，思乡、语言、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记得去年凤凰卫视去坦桑采访我，当时正值女儿探亲，当问及我在坦的一些困难时，我禁不住泪如泉涌。尽管出国前做好了迎接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可是去了才知道，能想到的困难根本不算困难。且不说那边蔬菜短缺、物质生活匮乏、物价贵，一棵两斤重的大白菜折合人民币就15元，基本的生活用品价格大约是国内的3到5倍。

如果说生活上的艰苦是可以靠精神来支撑，而精神上的无助却是我们常人所无法忍受的。每天无数次甚至连续好多天的停电使我不能顺利地与家人、与朋友在网上交流，那份思念、那种牵挂简直是无以言表。想想身为母亲和女儿的我，却远在万里之外，无法向年迈的母亲和孤独的女儿尽到我应尽的责任，这种痛楚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凤凰卫视播放之后，有的朋友给我留言“全世界人民看见你在流泪，他们都心疼你！理解你！”其实，我多么想向全世界展现我的一张笑脸，可是，我没有做到。多少次，我都忍不住产生背起行囊立即回家的冲动，但哭过之后，我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不想再过多的诉说我的不易，因为有放弃才有收获，毕竟两年来自己在各方面有了突破性进步。我更愿意与大家分享收获的喜悦。下面我先做一下坦桑境况的简单介绍。

坦桑尼亚位于东部非洲，东临印度洋，是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以前

是英国的殖民地，上世纪60年代独立，这儿土地贫瘠，矿产资源丰富，但缺乏技术，工业、文化落后，发展基本靠援助。这里气候炎热，缺水缺电，蚊虫种类繁多，疟疾发病率跟国内普通感冒一样高，艾滋病发病率普通人群7.8%，住院病人高达30%，伤寒及其它热带传染病发病率也很高。

中国从1968年开始派遣医疗队，距今已经是40多年了，我作为高密42年以来的第二名援坦医疗队员深感荣幸。多年来中国医疗队为坦桑的医疗事业和坦桑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坦赞铁路、中坦友谊纺织并称中国在坦桑的三大基础事业。目前中国在坦桑的援助事业遍布于医疗、军事、通讯、建筑、修路、商业等各个领域。随着中国产业在坦桑越来越多，西方列强也感受到了我国的强大，受此影响，我们的工作难度也越来越大，每年都发生多起中国公司被抢劫、中国人被杀害的案件，我们这批首都医疗队就参加过驻坦中资机构抢劫案的抢救工作，当时死亡一人，受伤数人，形势非常严峻，至今回想起来还为逝去的同胞感到痛心。我大概总结一下，这两年的进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方面：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援外期间，利用电视、电脑等媒体关注国内外时事动态，努力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学习各种外事纪律，领会上级部门重大会议精神，保证在实践工作中不偏离正确的轨道，始终坚持外事无小事，事事要回报的原则。凡事以祖国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与时俱进，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认真细致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以及医疗队交给的各项任务。同时，认真学习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国际医疗卫生理论及技能，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努力用理论指导实践，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争取做到紧随国内医疗改革政策并利用外语优势掌

握先进的国际医学理论。

二、医疗工作方面：我工作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姆希比利国家医院，援外期间，始终严格恪守医院的门诊值班及病房查房制度。坦桑国家医院的医生与南非、印度、挪威、英国和德国的技术交流比较多，大部分医生都到国外获得过PHD学位，与我工作在一起的一位名叫酿噶撒的医生曾经在中国上海医科大学留学8年。语言的优势使他们很容易掌握国际上先进的理论知识，近些年，坦桑医生的技术水平和医疗理念也在不断提升，这无疑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尽快赢得坦桑医生的认可，我不得不翻阅大量的中文和英文医学书籍，并将先进的医学理念结合在实践中。日常工作中，我不失时机地发表自己独到的医疗见解，记得第一次赢得坦方医生的信赖，是就一个心衰病人因洋地黄用量不足还是过量，我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我断定病人是因洋地黄过量加重了心衰，当时坦方医生却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也许是出于礼节上的尊重，勉强采纳了我的意见，将地高辛减量，病人病情很快好转，他们赞赏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以后的工作中，每次遇到疑难病症，他们都会首先咨询我的意见并热情邀请我参加各种大小的学术活动及病例讨论。病房工作中，我负责带教达市大学的临床医学见习和实习医生，要想用流利的医学英语给他们讲解病情和如何查体可不是件容易事，毕竟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每一次带教，我都提前熬夜加班备课，尽可能向他们宣教我国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操作技术，长期以来，不但提高了英语水平，而且巩固了医学理论知识。除了他们相对过硬的理论水平，坦方的医疗工作中还存在极大的弊端，那就是对病人缺少足够的责任心，不能综合分析判断病情，往往延误治疗。这让我不得不担负更大的责任，国内多年养成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使我不能怠

慢每一个病人，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抢救机会，我珍惜每一条生命，这给坦方医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的密切合作中，我与坦方医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真正实现了友谊使者的使命。医院工作之余，我还担负着我国驻坦桑使馆、经商代表处和部分中资机构人员的医疗保健任务。没有节假日，不分白昼，毫无怨言地为他们解除病疼，并进行卫生知识宣教，遇到急诊急救他们首先想到的更是我。有次夜里我正在沉睡中，中国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的王总突然给我电话，有一名职工怀疑疟疾合并急性肝坏死肾衰竭，很为难的提出想请我帮忙诊断一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让他们去车接我（这是医疗队的规定，为了安全，我们出门必须坐车，而且车进院内方能上车下车）当时病人烦躁不安、无尿，我一看病情危重，赶紧把他送进了首都一家有名的印巴人开的私家医院-阿格汗医院（这家医院ICU病房设备齐全，而且血液透析水平很高），过去我看过的河南国际的一名疟疾病人合并急性肾衰就是在这家医院抢救成功的。那一夜，等我把病人安顿好返回驻地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白天还要坚持去医院上班。由于中土公司的领导恳切地希望我能继续关照病人，病人病重期间，我不得不在病人和所工作的医院之间穿梭，利用下班时间与印巴医生一起讨论协商处理方案，每次看完病人，中土公司的干部职工总是把我送下楼梯，感激不尽地围着我说：石大夫，太感谢了，只有你看了病人我们才能放心啊！后来病人病情脱险，中土公司专门为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大使和代表也对我的工作进一步做出了肯定。也许是专业的需要，两年来，我还负责大部分国内访坦团的医疗任务。商务部、人社部、外交部长及其随同人员访问坦桑期间，由于疲劳和环境的改变，经常导致他们出现发热、头痛、头晕、腹泻等症，加之对非洲传染病的恐惧更是加重了心理负担，为了及时解除压力，缓解病疼，即使深夜，我也

会尽快为他们医治。记得商务部访坦团回国时，我代表医疗队去机场送行，陈德铭部长拉着我的手再三对我表示感谢，其实，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我所作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去年春节前，斯达公司（驻坦中资机构）的一名职工患有脑梗塞，需回国治疗，公司请求医疗队派一名医务人员随同回国，经过国内卫生部和卫生厅的同意，使馆和经商代表处下达了紧急命令，医疗队又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国内的气温可是零下啊，因为接到任务需要马上出发，再加上在那边根本没有什么厚衣服可准备，尽管公司接机时为我准备了一件呢子外套，可里面穿的却是单薄的夏装，当我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浑身冻得直打颤。由于温差的突然改变，身体一时难以适应，再加之旅途疲劳，回国第二天我就发烧了，但是，短短一个周的时间，我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按时返回了工作岗位，公司对此感激不尽，领导们对我的工作更是信任有加。

三、外语学习方面：自决定援坦桑之日起，坚持不懈地学习外语始终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光珍惜国内外语培训期间的分分秒秒，为了更好地学习，甚至杜绝了与朋友间的往来。在坦桑的两年我更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进行听说读写实践，阅读英文医学书刊，参与编写英文医学科普及论文，曾经在《中坦医药》上发表医学英文论文2篇。他们都夸我是第21批援坦医疗队员中英语进步最大的，我笑着回答：“因为我的进步空间大啊”我自己知道这其中蕴含了我的多少心血。语言难关的攻克，让我有了更多的信心开展业务，发挥特长，也能更好的与坦桑及其他国家的朋友进行交流、沟通，更好地了解世界文化，加深了国际友情。

回国前，除了坦方卫生部为医疗队举行的盛大告别宴会，我所在科室的全

体医护人员还自愿凑钱专门为我举行了告别party，赠送了纪念品，这对黑人朋友来说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他们习惯向别人索要物品，却很少能送对方礼物。

援外生活考验和提高了一个人多方面的能力，丰富了内涵，更多的是磨练了意志，拓宽了视野，为今后人生旅途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因为援外，让我认识到祖国的强大和繁荣才是我们真正的骄傲，同时也让我对祖国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憧憬和责任。无论工作在任何岗位，我有信心和决心干好以后的工作。我愿意为祖国更美好的未来贡献我的一份微薄之力。

最后，让我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感谢你们在援外期间为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你们的帮助和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甚至不能平安归来。对于你们，我始终怀有感恩之心，我会加倍努力工作，好好生活，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谢谢！

第二篇：援缰工作体会

时光匆匆，转眼间三个月的援疆工作已结束。自从2011年4月积极响应省厅东西合作交流号召，自愿报名参加了此次援疆工作，到克州公安局执行援疆任务以来，本人认真履行职责，按照援疆工作的具体要求，认真学习、积极工作，无论在锻炼自己、提高境界、丰富阅历，还是在发挥作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收获，基本实现了援疆工作组提出的“留下点什么，学习点什么”的工作目标，较好地完成了援疆工作的各项任务。回首援疆工作的时光，本人有几点感受颇为深刻。

一、搞好民族团结

首先，尊重当地公安领导和人民群众。我始终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如果说我们是新援疆干部，那么在新疆有不少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老援疆干部，他们大都政策观念强，个人素质高，具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因此，我始终注意找准自身位置，以甘当“小学生”的思想，与当地干部、群众合作交流，以当地干部、群众在艰苦的环境中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动力，自觉做到“到位不越位、参与不干预、干事不添事”。抱着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来积极工作，既主动给领导当参谋当助手，又独挡一面，在全局信息化建设中发展自己的光和热，起到了抛砖引玉引玉的作用。

其次，注重民族风情、促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是援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克诈地处南疆最偏远地带，全县97%是维吾尔族群众。在援疆工作中，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一方面特别注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觉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和当地干部、群众融为一体，千方百计为边疆公安工作奉献自己的知识和思维，并自觉、主动的与州局业务骨干结对互帮互助，经常交流业务上的知识和生活中的感受，以实际行动促进民族团结，加深民族友谊。

第三，经常和民族同志交流。兄弟般的相处、兄弟般的沟通，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要处处替他们着想。克州地理位置的偏僻加上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当地公安人员在晋职晋级等方面存在了很多问题。我在工作上除了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以外，还积极主动的给新入警干部培训信息化知识，引导他们利用信息化手段破案和处理日常工作，将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深入应用引进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帮助他们业务工作上的实际困难，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第四，深入基层考察学习。通过下乡考察各县区和派出所信息化水平，直接基层所队领导和干警接触，为其解答信息化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提供专业咨询，普及网络基础知识，把宣传党的政策和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使基层所队的领导和同志从省厅东西合作交流活动中受益。

二、以身作则，勤奋工作

首先，做到廉洁自律。在新疆三个月期间，我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苦乐观，时常提醒自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受得了艰苦，自觉遵守各级政府关于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从而树立了援疆干部勤奋好学、务实高效的好形象。

其次，公安工作是一项特殊的行业。信息化在公安工作中应用时间不长，但深度很难掌握，除了自身具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提高当地公安机关的业务技术水平和专业技术知识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是这样安排的：⑴制定教学计划。重点讲解计算机网络知识和操作使用，及办公软件的日常问题处理和内地信息化水平及可借鉴的地方。并随时根据工作的变化，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将工作变化所涉及到的新知识、新理念传授给业务骨干，使其更加直观的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达到完全理解掌握。⑵利用网络发挥全体援疆干部的能力。建立东西合作交流Q群，相互之间交流日常工作情况，分享各地的信息化材料和课件，使其各述己见，培养了大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⑶实地考察，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利用州局安排的跟随公安部领导一起走基层、了解基层，历时2昼夜，行程近千公里，考察了克州边境地段的无线通信状况，实地分析当地地理环境，配合克州通信科完成了微波通信测试。

第三，积极开展新业务。由于克州公安局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州局工作处在一般的常规化范围之内，新业务的开展既可以提高业务水平，又可以发挥现有资源作用。经过多方面的协调、努力，在州局升级改造办公楼互联网系统，一方面解决了原来设备老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节省了费用，同时为公安干警更好、更快了解外面的信息化，提高其学习计算机、掌握办公自动化水平的兴趣。

第四，认真带教。从基础理论着手，逐步扩展到信息化业务工作，有重点地培养了新参加通信工作的干警的独立工作能力，使其在350兆水平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实现了“留下一支永久性医疗队的目标”。

一年半的时光匆匆而过，但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无论在民族团结方面还是在专业技术指导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深深体会到：民族团结需要我们每一位援疆工作者除了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外，还要设身处地的帮民族同志办实事，帮助他们解放思想，接受现代新思想、新理念，尽快适应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脚步。

第三篇：援疆工作体会

援疆工作体会

说说我的援疆生活

如果没有这次援疆机会，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走街串巷穿梭在疏勒县方圆2262平方公里、107所中小学之间，深切感受这方热土，品味维族人聚居的异域教育风情。

我在疏勒县教育局督导室工作，督导室在岗3个人。日常工作状态是下乡督导，每周下乡督导3-4天，每月对全县107所中小学随机督导一遍。

这里最远的学校离督导室约105公里。下乡通常用一辆小型五菱面包车，面包车后部透风撒气，汽车尾气总能被风翻卷着钻进车里，车内的汽油味特别大，不晕车的人坐在里面都有恶心的感觉。属于“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肚里跳”的“三跳”路段，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车子开得比较猛，虽然头顶距离车顶棚有20多公分的距离，还是会有几次被颠起来，头重重地顶到车棚上，又重重地被车顶“拍”到座子上。两手抓住前排座椅，身子除了前后摇还穿插着左右晃，多亏我的腰杆子硬且直，否则真享受不了这坐花轿的福分。

督导室在疏勒教育系统承担着“鲶鱼”的角色。传说，以前挪威人的渔船返回港湾，多数渔民捕来的沙丁鱼已经死去，只有汉斯捕来的沙丁鱼还是活蹦乱跳的。原来，汉斯将几条沙丁鱼的天敌--鲶鱼放在鱼箱中。因为鲶鱼是食肉鱼，放进鱼箱后使沙丁鱼们紧张起来，为了躲避天敌的吞食，沙丁鱼自然加速游动，从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它们才存活下来。如此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为“鲶鱼效应”。这里的督导室，在教育系统这个鱼箱中恰恰发挥着鲶鱼的作用。

督导工作扎实务实、严肃认真，真刀实枪，没有漂浮扯皮。3个人不多，但发挥的作用真可谓“以一当百”。每天出发时，在车上进行工作分工，临时确定督查的学校，没有事先通知，想到哪里查直接插进学校，查的就是学校的工作常态。走进学校，分头行动，各司其职，由传达室开始查起，从到校率到教育>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稳定、教师队伍建设、中职招生等各个方面，利用1个小时左右，把学校查个“底朝天”。然后将乡镇教育党总支（职能相当于教管办）、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叫到一起召开反馈会，有时乡镇分管教育的副镇长也到场。反馈会上，基本不表功，谁也不会顾及谁的颜面，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宿舍、沟渠（引水灌溉用，这里干旱少雨，每个学校都有沟渠）、厕所等处存在卫生死角；各类制度牌匾、奖状等悬挂歪斜，破损标语清除不及时；宣传栏内容陈旧，有的宣传栏空白无内容；学习园地内容更新不及时，班级标识牌调换不及时；玻璃破损，瓷砖掉落，校园杂草丛生„„只反馈缺点，不提工作亮点。从乡镇教育党总支书记到校长，乃至学校中层干部，俯首帖耳地认真听记，眼睛纯净的如一汪清水，心底没有丝毫怨恨，真诚接收批评指导。督导组提出整改要求、限定整改时间，校长、书记签字确认，下一轮检查时，整改项目是重点检查的内容。学校管理差、问题多的校长，在每月的综合反馈会上做检讨。问题特别严重的，督导室有权提议校长免职，或调离工作岗位。返回督导室之后，我们汇总情况，行文通报。督导通报经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亲自签发。

下乡督导没有事先通知，入校即开始检查，学校自然没有茶水等准备，每个工作人员都是自备水壶。上午查完，在伙房里吃拉面、喝水，饭后坐车赶往下一所学校，由于校际间路途较远，到达下一所学校时，基本赶上下午的入校时间。

我们的常规工作模式就是“下乡督导--总结通报--再下乡督导--再总结通报”，一月一轮，每月15天以上在学校转，剩余的时间总结、反馈、通报，穿插其他常规工作，循环往复。

在援疆期间，我积极推介潍坊、高密优质教育经验，做好高密经验与疏勒教育结合文章。期间，起草了《疏勒县关于聘任兼职督学的通知》、《疏勒县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疏勒县骨干系列>班主任评聘、考核暂行办法》、《疏勒县名校长评选和名校长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疏勒县名师评选与名师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等10多个推广经验的文件，多次举办兼职督学工作常规>培训会，“一砖一瓦”地打造，手把手教他们如何胜任督导工作。由此，疏勒县教育督导室被喀什行署作确定为>经验交流单位，作了题为《加强督学责任区建设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经验交流。针对当地暴恐事件频发实际，为摸清辍学学生去向，杜绝辍学学生参与恐怖组织，起草了疏勒县《关于组织人员赴外地寻找辍学学生的意见》、《关于申请赴外地寻找辍学学生活动经费的报告》，县政府拨款11万元，成立两个工作组分赴新疆内外寻找辍学生。

积极推广高密市教育文化管理经验，受到疏勒县教育局的高度赞扬，疏勒县教育局以便函《关于邀请杨宗荣同志到疏勒县考察指导教育工作的函》（勒教函【2013】17号）的形式，发传真邀请杨宗荣局长赴疏勒县考察指导教育工作，活动因故推迟。

在下乡督导期间，注意发现当地典型，发挥个人特长撰写《在平凡中孕育不凡--记疏勒县塔孜洪乡克然木兰小学体育教师安外尔阿卜杜热合曼》，被《喀什日报》2013年12月6日第9版采用，《今日疏勒》2014年1月1日第4版全文转载，《中国体育报》2014年4月11日以《平凡中孕育伟大》报道，喀什电视台、疏勒电视台“百姓>故事”栏目先后采访报道，安外尔老师被标树为疏勒县“>群众路线教育”先进典型。这是近年来当地免费大篇幅报道教师个人事迹的鲜例，被当地教育系统传为美谈。疏勒县教育局领导高兴地跟我约谈，要求我为机关人员培训写作技能。

因为维族人的汉语水平有限，每月一次的督导通报，均由我执笔，督导室向县委、县政府以及喀什行署上报的各类交流材料、请示汇报、>工作计划总结等文字材料，也全部由我撰写，所有日常文字材料，都由我最后把关才能印发。得益于我在研究室工作多年的经历，公文虽多而杂，但工作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我春节返乡探亲期间，恰逢新疆清退机关借调人员，开展“万名机关干部下万村”活动，疏勒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由原来的84名，减少到20多人，多数科室只有1个人在维持常规运转。督导室主任借调到政府部门工作，现在督导室由我这个主任助理领着下乡督导检查，工作任务更加艰巨与繁重。

疏勒，离高密9800里路，可谓万里之遥。尽管临行前已经做好了各种吃苦的心理准备，可是进疆之后，面对着巍峨的雪山，穿梭于辽阔的戈壁滩，我还是有些茫茫然，我那兴奋的心情慢慢冷却。在这块风沙怀抱的偏远国土上，农村不是富饶，而是让人心痛的贫穷和落后。离家遥远，饱受思念亲人和恶劣环境之苦。背井离乡，里面的苦楚没经历的人难以体会。我知道，援疆一年的付出，对新疆教育可能是杯水车薪，我也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我会真情付出，真心工作，用实际行动为民族融合和新疆发展努力工作，当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的援疆人生没有虚度，我为祖国的教育发展作出过贡献。

朋友们关心我过得好不好，亲人祈祷我平安，感谢大家对我的牵挂，我一直安好，请大家放心！遥祝家乡的亲朋好友幸福安康！

2014年4月7日夜 《>援疆工作体会》

第四篇：援疆工作体会

说说我的援疆生活

如果没有这次援疆机会，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走街串巷穿梭在疏勒县方圆2262平方公里、107所中小学之间，深切感受这方热土，品味维族人聚居的异域教育风情。

我在疏勒县教育局督导室工作，督导室在岗3个人。日常工作状态是下乡督导，每周下乡督导3-4天，每月对全县107所中小学随机督导一遍。

这里最远的学校离督导室约105公里。下乡通常用一辆小型五菱面包车，面包车后部透风撒气，汽车尾气总能被风翻卷着钻进车里，车内的汽油味特别大，不晕车的人坐在里面都有恶心的感觉。属于“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肚里跳”的“三跳”路段，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车子开得比较猛，虽然头顶距离车顶棚有20多公分的距离，还是会有几次被颠起来，头重重地顶到车棚上，又重重地被车顶“拍”到座子上。两手抓住前排座椅，身子除了前后摇还穿插着左右晃，多亏我的腰杆子硬且直，否则真享受不了这坐花轿的福分。

督导室在疏勒教育系统承担着“鲶鱼”的角色。传说，以前挪威人的渔船返回港湾，多数渔民捕来的沙丁鱼已经死去，只有汉斯捕来的沙丁鱼还是活蹦乱跳的。原来，汉斯将几条沙丁鱼的天敌--鲶鱼放在鱼箱中。因为鲶鱼是食肉鱼，放进鱼箱后使沙丁鱼们紧张起来，为了躲避天敌的吞食，沙丁鱼自然加速游动，从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它们才存活下来。如此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为“鲶鱼效应”。这里的督导室，在教育系统这个鱼箱中恰恰发挥着鲶鱼的作用。

督导工作扎实务实、严肃认真，真刀实枪，没有漂浮扯皮。3个人不多，但发挥的作用真可谓“以一当百”。每天出发时，在车上进行工作分工，临时确定督查的学校，没有事先通知，想到哪里查直接插进学校，查的就是学校的工作常态。走进学校，分头行动，各司其职，由传达室开始查起，从到校率到教育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稳定、教师队伍建设、中职招生等各个方面，利用1个小时左右，把学校查个“底朝天”。然后将乡镇教育党总支（职能相当于教管办）、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叫到一起召开反馈会，有时乡镇分管教育的副镇长也到场。反馈会上，基本不表功，谁也不会顾及谁的颜面，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宿舍、沟渠（引水灌溉用，这里干旱少雨，每个学校都有沟渠）、厕所等处存在卫生死角；各类制度牌匾、奖状等悬挂歪斜，破损标语清除不及时；宣传栏内容陈旧，有的宣传栏空白无内容；学习园地内容更新不及时，班级标识牌调换不及时；玻璃破损，瓷砖掉落，校园杂草丛生……只反馈缺点，不提工作亮点。从乡镇教育党总支书记到校长，乃至学校中层干部，俯首帖耳地认真听记，眼睛纯净的如一汪清水，心底没有丝毫怨恨，真诚接收批评指导。督导组提出整改要求、限定整改时间，校长、书记签字确认，下一轮检查时，整改项目是重点检查的内容。学校管理差、问题多的校长，在每月的综合反馈会上做检讨。问题特别严重的，督导室有权提议校长免职，或调离工作岗位。返回督导室之后，我们汇总情况，行文通报。督导通报经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亲自签发。

下乡督导没有事先通知，入校即开始检查，学校自然没有茶水等准备，每个工作人员都是自备水壶。上午查完，在伙房里吃拉面、喝水，饭后坐车赶往下一所学校，由于校际间路途较远，到达下一所学校时，基本赶上下午的入校时间。

我们的常规工作模式就是“下乡督导--总结通报--再下乡督导--再总结通报”，一月一轮，每月15天以上在学校转，剩余的时间总结、反馈、通报，穿插其他常规工作，循环往复。

在援疆期间，我积极推介潍坊、高密优质教育经验，做好高密经验与疏勒教育结合文章。期间，起草了《疏勒县关于聘任兼职督学的通知》、《疏勒县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疏勒县骨干系列班主任评聘、考核暂行办法》、《疏勒县名校长评选和名校长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疏勒县名师评选与名师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等10多个推广经验的文件，多次举办兼职督学工作常规培训会，“一砖一瓦”地打造，手把手教他们如何胜任督导工作。由此，疏勒县教育督导室被喀什行署作确定为经验交流单位，作了题为《加强督学责任区建设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经验交流。针对当地暴恐事件频发实际，为摸清辍学学生去向，杜绝辍学学生参与恐怖组织，起草了疏勒县《关于组织人员赴外地寻找辍学学生的意见》、《关于申请赴外地寻找辍学学生活动经费的报告》，县政府拨款11万元，成立两个工作组分赴新疆内外寻找辍学生。

积极推广高密市教育文化管理经验，受到疏勒县教育局的高度赞扬，疏勒县教育局以便函《关于邀请杨宗荣同志到疏勒县考察指导教育工作的函》（勒教函【2013】17号）的形式，发传真邀请杨宗荣局长赴疏勒县考察指导教育工作，活动因故推迟。

在下乡督导期间，注意发现当地典型，发挥个人特长撰写《在平凡中孕育不凡--记疏勒县塔孜洪乡克然木兰小学体育教师安外尔阿卜杜热合曼》，被《喀什日报》2013年12月6日第9版采用，《今日疏勒》2014年1月1日第4版全文转载，《中国体育报》2014年4月11日以《平凡中孕育伟大》报道，喀什电视台、疏勒电视台“百姓故事”栏目先后采访报道，安外尔老师被标树为疏勒县“群众路线教育”先进典型。这是近年来当地免费大篇幅报道教师个人事迹的鲜例，被当地教育系统传为美谈。疏勒县教育局领导高兴地跟我约谈，要求我为机关人员培训写作技能。

因为维族人的汉语水平有限，每月一次的督导通报，均由我执笔，督导室向县委、县政府以及喀什行署上报的各类交流材料、请示汇报、工作计划总结等文字材料，也全部由我撰写，所有日常文字材料，都由我最后把关才能印发。得益于我在研究室工作多年的经历，公文虽多而杂，但工作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我春节返乡探亲期间，恰逢新疆清退机关借调人员，开展“万名机关干部下万村”活动，疏勒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由原来的84名，减少到20多人，多数科室只有1个人在维持常规运转。督导室主任借调到政府部门工作，现在督导室由我这个主任助理领着下乡督导检查，工作任务更加艰巨与繁重。

疏勒，离高密9800里路，可谓万里之遥。尽管临行前已经做好了各种吃苦的心理准备，可是进疆之后，面对着巍峨的雪山，穿梭于辽阔的戈壁滩，我还是有些茫茫然，我那兴奋的心情慢慢冷却。在这块风沙怀抱的偏远国土上，农村不是富饶，而是让人心痛的贫穷和落后。离家遥远，饱受思念亲人和恶劣环境之苦。背井离乡，里面的苦楚没经历的人难以体会。我知道，援疆一年的付出，对新疆教育可能是杯水车薪，我也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我会真情付出，真心工作，用实际行动为民族融合和新疆发展努力工作，当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的援疆人生没有虚度，我为祖国的教育发展作出过贡献。

朋友们关心我过得好不好，亲人祈祷我平安，感谢大家对我的牵挂，我一直安好，请大家放心！遥祝家乡的亲朋好友幸福安康！

2014年4月7日夜

第五篇：坦赞铁路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坦赞铁路。铁路从坦桑尼亚旧时首都、海滨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出发，跨越东非大裂谷带，横贯坦桑尼亚后进入赞比亚，一直行进到其首都卢萨卡以北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5公里。

铁路于1970年10月动工，1976年7月建成，从此赞比亚等内陆国家获得了出海通道。15000名中国工人参与了这一工程。

坦赞铁路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典范和缩影，是中国外交中的一笔无形资产，它甚至被看作中国与非洲甚至中国与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丰碑；30多年后，如今的坦赞铁路也面临着冗员负担沉重、资金不足和管理不力等经营困难。据《新闻晚报》、《齐鲁晚报》报道

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一条长达1860.5公里的铁路，记载着一段中非人民相互支援、友好合作的历史。这条铁路就是中国在非洲迄今为止最大的援建项目、著名的坦赞铁路。从修筑到建成，60多名中方人员为坦赞铁路献出生命。曾担任坦赞铁路勘探队政委、前后在坦桑尼亚工作11年之久的靳辉，讲述了修建坦赞铁路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期阵眼

当地地形奇特，铁路还要穿过原始森林，还要面对各种凶猛的动物。为修建坦赞铁路牺牲的烈士约有30%死在工地，40%死于交通事故，30%被恶性疟疾等疾病夺去了生命。远赴非洲 大多数人坐船去,晕得一塌糊涂

1968年，靳辉和一支350人的技术队伍前往陌生的非洲。当时中国外汇紧缺，买飞机票的美元成了大问题。靳辉是政委，是为数不多几个坐飞机前往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上海港坐远洋轮船前往。“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海上风浪大，晕船晕得一塌糊涂。”

到了坦桑尼亚，住处成了大问题。由于勘测队需要不断迁移，通常用的固定工棚很不方便。“那些非洲工友出主意，让我们就地取材建非洲小草棚。大家现和泥，做成一团团的泥巴块垒墙。垒到了一米高左右，便在上面插小木棍。房梁用的是当地一种叫栲胶树的木材，房顶盖些长草。做这些事情，他们当地人比我们擅长，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勘探艰难 地形奇特，还要穿越原始森林、动物保护区

在非洲大陆上进行道路勘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东非大裂谷的奇特地形，铁路还要穿过原始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

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去不到一百公里，勘测队就遇上了矮树林和原始森林区，各种麻烦也随之而来。

在树林里勘探，大树成为最大障碍物。“都是一米多的直径，勘测队曾经想用推土机开路，但两台推土机都起不了作用。”当地工人给了勘测队最为实际的帮助。他们手持非洲砍刀，见树砍树，见草砍草。“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活，我们的队员曾经也尝试过，但不到一天手就肿得抬不起来。”

由于不熟悉地形，坦军方还给勘测队提供了军用地图。在这份宝贵的机密地图上，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山包都有标注。“这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动物凶猛 蟒蛇缠狗，犀牛疯狂追汽车

有一次进入基达杜地区的森林，勘测队把营地临时扎在了树林空隙里。一天中午，大家都出工了，就剩厨师留守。突然他听到外面“嗷”的一声惨叫，出门一看，发现自己养的狗快被一条巨蟒缠死了。“当时他也急了，冲进屋里拿了非洲大砍刀，冲着蟒蛇就过去了，一刀下去就把它砍断了。”事后他才感到有些害怕。

勘测队进入野生动物保护区后，由于队员大都分散行动，在这一区域极易遭遇野生动物，当地政府专门给他们配备了猎警保护。

1969年8月的一天，靳辉的勘测小组开着一辆解放车进入保护区，结果遭遇了犀牛挡道。“犀牛堵在路上，一动不动。我们以为等一会儿它就走了，但半小时它都不动，按喇叭也没

有用。”大伙决定绕开犀牛，结果犀牛突然像发了疯似的狂追汽车。“当时汽车也开不快，眼瞅着犀牛越来越近了，这车要是被它一掀就得翻了。”卡车上的猎警犹豫了一下，最终选择了开枪。两声枪响之后，犀牛才倒地。“当地人对野生动物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把犀牛角和牛尾割下，拿回警所备案登记。”

草原上另一种危险的动物是野牛，很多地方草有一米多高，勘测队员经常不知道扒开前面的草丛会发现什么。小组中有个队员叫李经纬，有一次在依法卡拉附近勘测，一头野牛突然从他身边的草丛里冲出来。“他的大腿被牛角刺穿了，鲜血直流，幸亏没有挑破大动脉，捡回了一条命。”当时正好没有猎警跟着，其他队员也没有办法，只能对着野牛嚷。时任坦桑尼亚的总统知道这件事后，立即特批给勘测队几十条半自动步枪用以防身。危机四伏 曾发生车祸，用炸药时也危险

1970年，在坦桑尼亚的伊丁贾附近，中方的一辆车走山路时翻下了山崖。结果车上7个人4人死亡、3人受伤。当时一名当地人开车经过事发地点，黑人司机爬到山崖下，把我们的伤者都救了上来，开了好久的车，把人送到医院。“黑人司机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留下。我们后来一直找这个人，想感谢他，为此还在报纸上登了告示。”

在坦桑尼亚动物园区施工时，施工队遇到了一种硬土，需要用炸药开路。有一次，施工队在放炮前清点人数，但不管怎么点都少一个。“因为语言不通，不管我们怎么喊都无济于事。我们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就怕他在爆炸点附近。”中方施工负责人决定停工找人。“最后我们在一个已经清查过的洞口里找到了那名工人，他因为不了解爆破程序，竟然自己跑到了爆炸点呆着。如果我们稍微一松懈，这条人命就没了。”

长眠异国 69名中国人为援坦牺牲

在修建坦赞铁路中，中方共有69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51人安葬于坦桑尼亚、17人安葬于赞比亚，还有一人牺牲在中国赴坦桑尼亚的客轮上。

在达累斯萨拉姆西南24公里处，坐落着中国援坦专家公墓，坦赞铁路从其附近通过。公墓内安葬着51名援建坦赞铁路牺牲的烈士，其中包括在修建坦赞铁路中牺牲的铁路专家和技术人员47人，以及在随后的坦赞铁路技术合作中牺牲的4名烈士。另外，还有18名在其他中坦合作项目中献出生命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安葬于此。

1973年4月，原中国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的李新民乘坐“建华”号远洋客轮离开广州前往达累斯萨拉姆，但在途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当时，客轮即将驶入国际海域，经商中国国内有关部门，所有乘坐“建华”号的坦赞铁路建设者和全体船员整齐地聚集在甲板上，神情肃穆地为李新民举行了隆重的海葬仪式。

“这条铁路是多少人的心血啊！坦桑尼亚工人也有100多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殉职。”1999年，靳辉曾经去坦桑尼亚考察铁路维护。当年的很多好友失去了联络，但对于这段友谊他不能忘怀。“他们救过我们的命，我不会忘记这些事情。”

1976年7月，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耗资9亿元人民币，这条曾被西方舆论断言不可能建成的铁路比预期时间提前建成了。

40%的烈士死于交通事故

曾担任隧道工程队队长的李景普1970年受命来到坦桑尼亚后，给远在国内的家人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对无法陪伴在即将分娩的妻子身边深表歉意，并叮咛妻子注意身体，代他好好照顾孩子。

谁知这封家书竟然成为烈士的绝笔。李景普在转赴新工地时，所乘坐的吉普车整个冲进一辆巨型卡车的底盘下面，他的身体被撞进驾驶室的汽车引擎紧紧地挤压在坐椅上，不幸遇难。他是坦赞铁路建设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最高职务的工程技术人员，时年44岁。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专家小组组长杜坚介绍说，为修建坦赞铁路牺牲的烈士约有30%死在工地，40%死于交通事故，30%被恶性疟疾等疾病夺去了生命。

长眠在达累斯萨拉姆中国专家公墓的除了殉职的坦赞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外，还有中国援助坦桑尼亚穆巴拉里农场、姆索尔瓦农场、基围那煤矿、多多马军营区等建设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

以上故事介绍了中国专家，工人在坦赞铁路建设中牺牲的光荣事迹。在这些故事中有做好事不留名的非洲兄弟，有在海上为逝世专家默哀的非洲伙伴。这些故事成为了中国人在坦赞人心中高大形象的最好佐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在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中积极运作，使得中国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树立了好兄弟的形象。坦赞铁路作为中国整体援建非洲国家的典型范例，是中国人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