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历史典故：大清灭亡前三件无法解释的怪事
历史典故：大清灭亡前三件无法解释的怪事
第一个故事
发生在旅顺(大连市)，1894年11月甲午战争，日军攻进了这座城市，在这座城市展开了对军民的大屠杀，从21日到26日，这座城市成了一片地狱。但在一片让人头皮发麻的惨叫中，新街的集仙茶楼剧场，却悠然传来京剧演出的腔唱和锣鼓声。日军进入剧院后惊得目瞪口呆：
10岁到15岁的少年戏子约有上百人，包括大人在内，总计有200多人，他们像无生命的木偶一样鬼气深深。在没有一个观众的剧场里，他们沉默的上台按顺序演出，他们是旅顺官员从天津北京请来的戏班子，旅顺被攻破后，官员逃跑，有胆子走出剧院探究情况的17个人全部死在剧场外面。留下这些京剧演员，他们不知逃跑，只能机械的一遍遍重复他们最熟悉的事——演戏。
第二个故事
发生在武汉附近的沙市，就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一个名叫堀口的日本外交官来到湖北沙市，依照条约为即将开设的领事馆选择地址。可他居然发现，当地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人理解他是来干什么的'。
难道他们没有接到北京的公文吗?
最后堀口很快得知了一个令他无法理解、无比骇异的事实：这些清朝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才发生的那场甲午战争!
实际上清朝有专门供官员看的邸报，类似于今天的人民日报，让官员对国家发生的大小事有个了解，但居然沙市的官员对这么大的一场战争一无所知，只能猜测他们根本没有连看邸报的兴趣都没有了。
第三个故事
发生在3年后山东日照。德国强占胶州湾，德国派出了120名士兵，乘坐四艘小船靠近山东日照海岸。
这个叫石臼所的滩头砌有高大的石墙，盘着辫子的中国人正平静的向海上凝望。把枪托握出汗的德国士兵对中国人的平静姿态感到万分惊奇。这时，传教士用中国话喊起来，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下水把德国人背过去，会给他们一些钱。
“大胆的人真的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向我们走来，第一个刚过来，其他人也都跟过来了。于是，每个‘敌人’竟然都把一个德国军人背到了自己背上，而德国军队是骑在中国人的背上进入敌国的。”
当晚，德国军队兵不血刃占领了日照县城。
第二篇：大清崩溃前紫禁城里的哭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大清崩溃前，紫禁城里的哭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大清崩溃前，紫禁城里的哭声 作者：黄波
来源日期：2011-4-28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武昌一声枪响。与精心谋划但终告失败的黄花岗起事等暴动相比，这一次，革命党可谓仓猝而应，事前并无成算，但却取得了如孙中山事后所承认的“意外的成功”。
从黄花岗到武昌，革命党的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但相形之下，厌弃大清王朝的阵营却是明显扩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作为孤城的武昌一声号召，居然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而且在这些响应的地方，出面主持独立的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循环的定理再一次显露了它的伟力：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军队要在皇室手里”
慈禧光绪死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摄政王载沣实在有点力小而任重。
载沣身份颇为特殊，他既是光绪之弟，又是慈禧最宠爱的大臣荣禄之婿，故当慈禧不惬于首席军机奕劻之际，乃命载沣入军机以分其势。这就是载沣进用之因。
载沣此人其实也没有多少明显的缺点，但能力平庸却是不可讳言之事实。能力平庸一点，如果谨慎小心，不乱变更，也许还可以维持守成的局面，但载沣却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确保清皇室的万世基业。清季革命党以满汉民族矛盾作为他们向清王朝攻击的利器，如何防范?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1901年到德国去了一趟之后，自以为取得一条真经，即“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派遣满洲少年亲贵们放洋学习军事乃流行开来，年轻人当然都是有权力欲的，亲贵们回国后在这一点上便很容易和载沣达成了共识。
不论是非，单纯从统治效果上分析，让所谓自己人抓兵权当然是不错的，但也要看时机是否得当情势是否许可。对于在种族革命风暴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在军队中排汉不是正好给革命党提供了攻击的炮弹吗?而就当时的客观情势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在军队中苦心经营多年，手下高级军官均唯其马首是瞻，又怎能通过换上一些并未打过仗的满洲少年亲贵统领，就令军队改心归顺?
载沣把袁世凯驱赶回乡，逼使后者以息影山林的方式韬光养晦，这是其权力攀上顶峰的标志，也是他决心要干一件大事的开端。开端似乎很成功很顺利，袁世凯猫在乡下装作以垂钓赏雪打发光阴，北洋武人发了几句牢骚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哗变，但成功的开端却隐藏着失败的结果。当武昌枪响，曾到德国学习军事的旗人荫昌奉命率军前往镇压，而袁世凯的旧部均不听其号令时，载沣还是得把袁世凯请回来。尽管时移势异，这一次，再回来的袁世凯的要价比当初高出了许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请来救命的“催命郎中”
清廷前倨后恭地请回袁世凯，实为万般无奈之举。袁世凯势力在清末逐步发展，渐成尾大不掉之局，其实不仅被载沣等满人视为大忌，另外一些忠于清廷的汉族大臣也对他充满了疑虑。
曾为军机大臣做秘书的高树所撰《金銮琐记》录有一诗，专门写袁世凯当年进京的气派，诗曰：“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玻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诗后自注：“项城(“项城”为袁世凯的郡望，编者注。)在湖园入觐，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觐之概，王、瞿两相国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王、瞿两相国”，就是两位军机大臣王文韶和瞿鸿机。当时慈禧犹在，袁世凯会不会像东晋权臣桓温一样威胁皇室，已经是有眼光的人们挥之难去的阴影。现在，袁世凯刘郎重到，而且所攫取的权力更大，皇室所能制衡的牌更少，当年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更加尖锐更为紧迫了。
在清廷被迫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的时候，中外朝野都在严重关切袁世凯下一步的动作。但袁世凯却还在发挥他的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忠诚溢于言表”的袁世凯看来不会辜负“救命”的重托了，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发誓的同时，套向大清王朝的绳索也越收越紧。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对奏事。内阁一成立，袁氏开单列举的事项大要为：
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应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
清廷无可奈何，一一从其请，并下诏：此后奏事人员，于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务有所陈述者，均暂呈由内阁核办，毋须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
袁世凯这一步棋的要害在于，将入对奏事之权，都集中到了以他为首脑的内阁，各衙门对内阁负责，听内阁号令，不再像过去那样还要向皇帝“请旨”，而他自己什么时候面见皇帝，可以随心所欲，这意味着国家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理大臣是否想让皇帝知道，什么时候想让皇帝知道，都由总理大臣所掌控。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当然是虚君立宪之本义，否则袁世凯所组建的也不配称为“完全责任内阁”了。遗憾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袁世凯集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
袁世凯集权的第二步是逼摄政王辞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诏准摄政王退位，并再次强调“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经过政治上的集权，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装，这个时候，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的条件可以说已完全成熟。难道中国历史上夺权篡位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吗?
中国人对这样的一幕当然太熟悉了，而且谁都知道，只要以武力作后盾，几乎没有不成功的。然而这种做法也有一个缺点，尽管历史多由胜利者书写，但到底不是多么光彩的事情，道德上的骂名有留存到身后的危险。
历史上有人为了让犹豫不决者狠下心来，大胆篡弑君上，劝其“勿慕虚名而遭实祸”，现在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当然不想遭实祸，但也并不想拒绝虚名而背上恶名。
袁世凯到底是袁世凯，他要做权臣，要夺人之国，也会大不一样。
怕不怕法国大革命?
辛亥革命大幕揭开之后，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对峙双方于此当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凯以重权乃至全权，只求保住皇位;革命党一方，当日既把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视为终极诉求，对袁世凯也极尽游说、笼络之能事。而袁世凯，当然乐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于是，表现在战场上，袁世凯的北洋武装和革命党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对南北双方都带有挟制性的筹码，而私底下，却是信使不断，经过几轮交易，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只要不维系清王朝政权，则革命党拥护袁世凯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南北双方对袁来说，既是需要震慑的对象，又都可以拿来利用。两者比较，袁对南方革命党施展手段相对容易，只要军事上维持高压态势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个绵延了两百余年的政权，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无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负孤儿寡妇的千载恶名。
不动武力，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对清廷的手段无非两个字，哄与吓。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谆谆教导王公大臣们，“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当过首席军机的奕报效不过十万两，余者二三万两。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救亡策失灵
清王朝立国两百余年，其制度之成熟和完善已达传统社会的顶点，在对内治理上，也常自夸其所谓迥异于前朝的深恩厚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什么到了最后却被一个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看袁世凯的绳索越收越紧，它就全然没有补救和反抗的办法吗?
清廷当然是不甘心覆亡的，它也采用了一些救亡策，只是时移势变，均归无效。
武昌起义后六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即请状元实业家张謇草疏，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联衔入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处分酿乱祸首，提前宣布宪法。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挽救人心的办法。可是清廷却把这一道奏疏“淹”了，即既不公开也不批复，算是冷处理。不料，驻军滦州(今河北滦县)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因受革命党游说，联合其他军人列举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特赦党人、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充任国务大臣等十二款，给清廷发了个电报。滦州就在京城的边上，这份武人的电报等于就是兵谏。而这时又传出离北京不远的太原宣告独立、巡抚被杀的消息，京城里盛传张军即至，人心惶惶。在武人的威胁下，清廷下诏罪己：
“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武人干政，动辄就要发一道通电，众所周知此乃民国时期的奇特景观。开此例的，就是张绍曾，然而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对此却要大加赞扬。
清廷罪己的同时，又下诏准组完全责任内阁，不再任用亲贵。诏书中“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合”云云，本来是国人早就一再指出的，现在进入诏书真令人感慨。
更大的动作是下诏解除党禁：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特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兹特明白宣示，与民更始……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罪己，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解除党禁推行政党政治，清廷的这几步都是为了唤回已经流失的民心，特别是对立宪派来说，现在清廷所允诺者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诉求—以和平的方式走宪政的道路，但为什么即使是立宪派，对清廷抛出的最后的救亡策也无动于衷呢?
原因简单得很，人心已冷，谁也没有再耗下去的兴致了。
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帝国这时就像一棵大树，蠹虫在里面刨其根本，外面有人推搡，还有一些人则冷眼旁观，这样一种局面，它哪有不倒的道理呢?
隆裕掩面而泣
南北相持，最大的受益者将是袁世凯，这种趋势已经明朗。而革命党的激烈行动又加速了这种趋势。
首先是潜伏于京城的革命党激进一派暗杀袁世凯未中，倒帮了袁的大忙。隆裕太后倚袁世凯益专，清廷中对袁不利的话都不能入隆裕之耳了，而袁于案发后，更以休养为名不再入朝，以示要挟。其次，革命党的炸弹帮助袁世凯消灭了一个有力的敌人，即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代表良弼。良弼抵制袁世凯，反对议和、清帝退位，正组织“宗社党”与袁抗衡。良弼被炸死，亲贵皆胆落，纷纷离京走天津、青岛、大连等处，避居于租界，无人再敢反对议和。
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弱，袁世凯的逼宫则步步为营。在袁世凯心腹、邮务大臣梁士诒的奔走策划下，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不久，更有所谓前敌四十二将领的联名请退位的电报。在这封以北洋大将段祺瑞为首而签发的电报中，武人们赤裸裸地威胁道：“虽祺瑞等公忠自励，誓死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族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最后的崩溃终于来了。公元1912年1月间，《申报》的一篇报道赫然题为《清皇族的哭声》，记述的是隆裕太后于清帝正式下诏退位前召集的御前会议的情形。私底下，隆裕的表现更为凄惶。《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中记录了谱主梁士诒的一段话，“当国势危时，清廷所以饵我者甚至。御赐物件前后十余种，又赏紫禁城骑马及赏紫缰等等。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而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赵秉钧先大哭，誓言保驾，我亦不禁泫然。”梁士诒时任袁内阁的邮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而胡惟德则系外务大臣，都是袁系的重要人物，隆裕向这三位哀哀求告，当然是说给袁世凯听的。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正式发布皇帝退位诏书。从此，“皇帝”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几乎所有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写到这一重大事件时，都会宣告：这代表着君主专制在中国的终结。其实“君主”和“专制”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并不是国体先进，政体就会自然先进。有君主未必一定专制，君主立宪国的代表英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反过来，没有君主，也未必就一定没有了专制。君主国体的被埋葬，的确掀开了中国新的一页，但这一页对民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纸皇帝退位诏书并不能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
著名作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一直服务于故宫，他的《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记下了一件趣闻，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后，起初“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见有奏国事者，乃问奏事处太监曰：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方告以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乃爽然。”自己丢失了一件早已习惯使用的东西当然难免惆怅的，何况这件东西里包含家国之重呢?
吴瀛所著书中还存有袁世凯一个墨迹的书影，系袁在清皇室优待条件之末的一个亲批，“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至今耿耿”，一代枭雄也会有这种心理负担吗?也许这就是人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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