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精选5篇）

第一篇：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

原载：大公网

市场经济是系统，市场化改革是系统工程，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系统工程。从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的原因、过程、造成经济低迷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的严重后果看，经济增长离不开经济发展，GDP增长指数离不开社会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涉及经济学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包括思想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

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但政府经济职能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如果只讲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很容易使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把政策制订、政策推行乃至司法解释作为实现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本部门官员灰色收入最大化与合法化的工具，政府部门与民争利、用部门利益侵害老百姓利益，损害中国人民的公平发展权，造成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甚至危及中国人的生存底线。片面强调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必然导致执政腐败、司法腐败，而执政腐败与司法腐败必然导致官商勾结、政商勾结、衙富民穷、官富民穷、两极分化与官民对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极权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能把政府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治——完善的法治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把政府包括法院、检察院的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才能成为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使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得到统一。以健全的司法体制、政府行为法制化为途径，以维护社会公平、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完善的司法体制是完善的市场体制的核心环节。司法体制不改革，司法无法有效维护社会公正，将严重制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经济转型升级将是一句空话。司法体制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一环。

司法体制属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实践证明，如果政治体 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治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无论是腐败盛行、数字泡沫经济还是两极分化都不但使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结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经济系统中，公有制不是只有一种形态，某种特定的公有制形态不是其中必要的环节。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经济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市场经济，就是以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治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司法公正是效率与公平对称的根本保证。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对称来实现。渐进式改革，不能成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土壤；稳定压倒一切，不能成为保护腐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非法既得利益的制度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能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国家，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到实处。

要有效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首先要搞清楚几个概念。

法制国家和法治国家。前者法律停留在法律条文层面，虽然制定了理论上很完善的法律体系，但不具备能得到切实贯彻落实的制度保证，在实行中往往以“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由”被打折扣，使法制不能形成法治。这样的国家往往是理论上的法治国家，实际上的有法无天 的国家，所以不能算法治国家。真正的法治国家既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又有使法律得到贯彻落实的制度保证。可以说，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制和法治是脱节的，必须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填补我国目前法制和法治之间的空缺，使我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

以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前者法治的主体在法治之外，是人治前提下的法治，法治是人治的工具和手段，法治为人治提供保证，或使人治法律化，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法律，或在执行中以“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由”变相更改法律、弹性执行法律，使王子犯法与庶民不同罪；后者法治的主体在法治之内，人治是法治的工具和手段，法治是人治的前提和基础，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里，即使皇帝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所以，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来考察，可以看到：在同样的法治的现象后面，可以是法治国家的本质，也可以是人治国家的本质。对于前者，现象和本质是直接同一的，现象是真象；对于后者，现象和本质是相反的，现象只是假象。而专制统治者往往用法治的假象来掩盖人治国家的本质。同样，在人治的现象后面，可以是人治国家的本质，也可以是法治国家的本质；对于前者，现象是真象，对于后者，现象是假象。而专制统治者也往往用人治的假象来攻击法治国家，借以鱼目混珠，以掩盖自己与其根本不同的人治国家的本质。以法治国的“法”，同人身依附关系是相容的；法治国家的“法”同人身依附关系是对立的。前者的法，不是真正的法，而只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装饰品；而后者的法，才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前者同人的本性、科学真理、客观真理、人的价值相违背；后者同人的本性、人的价值、客观和科学真理相一致。前者的法是镇压人民反抗的，后者的法才真正保护人民。体现、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只能是法治国家的法，也就是“法治中国”的法。

要有效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还要搞清楚几个关系。

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习近平强调“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而社会是否公正，则是决定人心向背的最大政治。社会公正，做到每个人权利义务统一，是社会最根本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法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公正与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法治本身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任何一级法院、任何一个法官，都要以严格依法办案作为最大的政治。法院严格依法办案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 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法治中国”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根本政治保证；法治本身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根据系统论，任何事物作为系统，其“系统质”由其整体决定，而事物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总和。作为共产党，其执政合法性由其先进性决定，其先进性由共产党整体功能决定，不由部分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和部分党组织决定。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某些党组织系统腐败违法乱纪，本身并不足以否定共产党的整体先进性与执政合法性，所以共产党没必要为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行为买单。有的党组织平时无法无天，利用其执政地位为了自身或某部分人的利益随意侵犯人民群众利益，一旦人民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诸法律时，就以“维护党的形象”、“讲政治”为由，要求法院为其违法行为网开一面；而目前中国法院和地方之间干部人事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之往往不得不满足地方党组织的要求。中国开明的封建王朝之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遵循法无例外原则。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违法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中处置，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违法都应该自己负责、做决策的主要负责人负责，不要试图以“维护党的形象”、“讲政治”绑架共产党为自己当挡箭牌，任何一级法院以“政治”为由钻法律空子为地方或部门党组织的违法行为开脱，实际上是在挖共产党执政的墙角。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严格执法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最根本途径。如果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那么最大的司法腐败就是组织与个人以讲政治为名明目张胆凌驾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最大的反腐败斗争就是杜绝各种权大于法、使法院地方化部门化黑社会化的现象。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以政治为名架空法律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忽悠老百姓让老百姓权利受到侵害后告状无门的说法和做法，在办案中把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保护甚至官商勾结、徇私枉法披上“维稳”、“保驾护航”、“讲政治”的外衣，表面上是为党组织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某些党组织的塌方式腐败、有组织的违法行为搬台阶留面子提供缓冲带和免责空间，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无法形成民族凝聚力以致软弱无力，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维稳与维权的关系。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了发展经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有利于招商引资成为不少地方法院办案的潜规则乃至显规则。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以“维稳”、“保驾护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坚定地站在官、强、富甚至黑社会一边，要么明目张胆剥夺老百姓诉权，要么胡乱判案让老百姓打不赢官司，在诸如老百姓遭强拆、拖欠工资、工伤赔偿、坑蒙拐骗此类黑白明显的案件以“保驾护航”为由不予立案或判老百姓败诉，老百姓合法权力包括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甚至黑社会杀人都可以不了了之。这样的“保驾护航”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首先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之所以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就是因为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法院按丛林法则办案不但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相反扩大强化社会不公正。我国多年来推行的司法保驾护航与维稳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对立的，和共产党的立党宗旨、社会主义事业本质上是对立的。为了使共产党不会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不使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成为统治阶级与剥削经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与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就必须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以维权而不是维稳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对司法腐败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彻底清算，以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中国的关系。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把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以及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法治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

人民民主专政与西方宪政的关系。西方宪政不是法治的代名词，西方宪政的缺陷不是法治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宪政和法治不能划等号，西方宪政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治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 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

党与法的关系。法是党制定的，那么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类似于牛顿大还是宇宙三大定律大的问题。诚然，宇宙三大定律是牛顿发现的，但不等于牛顿比宇宙三大定律大。牛顿发现了宇宙三大定律，但牛顿本身也在宇宙三大定律中生活，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宇宙三大定律支配，所以宇宙三大定律比牛顿大。同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制定法律，共产党制定的法律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反映，共产党在自己制定的法律范围内活动是自觉遵循社会规律的体现，法比党大保证了党的先进性。

法比党大保证了党的人民性。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区别在于：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法律，所以统治阶级比法大；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制定法律，所以法比党大。统治阶级也讲法治，但统治阶级讲法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共产党讲法治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区别在于：共产党除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法比党大，体现了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法作为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体现，是民主的提升与凝结；法比党大，体现了人民比党大，从制度层面真正体现了民主。

法比党大保证了党的合法性。法比党大有利于保证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法比党大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是党的领导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党提高自己执政能力的合法性基础。法比党大是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是瓦解关系网、杜绝系统性腐败的关键，是无为而治、治大国如亨小鲜的诀窍。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任何一级法院都不可能搞弹性执法、选择性办案，任何一级党组织都不可能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享受“治外法权”。

法比党大体现了法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法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宗旨就是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依法执政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执政就是按客观规律执政。按客观规律执政，可以使党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知错必改，犯错误能得到及时纠正而不至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可以无为而治、纲举目张、举一反三，提高执政与行政效率。靠破坏法治、牺牲公平、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来发展经济，违背了党的宗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法比党大体现了法的权威性。法制是制度，民主还是君主只是体制，制度高于体制。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在社会体系中的定位都属于体制的范畴。法比党大是社会科学分层的需要；社会科学分层，是社会规律层次的体现。社会高层规律制约低层规律，法比党大体现了法的权威性，体现了社会高层规律对低层规律的制约性，体现了共产党作为社会优秀主体对社会规律遵循的自觉性。

法比党大实现了法的稳定性。社会公平保障制度的核心是法治。所谓国家能力，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最根本的，就是政府管理能力；政府管理能力最根本的，就是法制化管理能力。法制化管理，包括社会法制化管理与政府自身行为法制化管理。社会法制化管理，包括执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把法律作为实现某项政策的根据，不会为了实现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目标而对部分人进行司法倾斜“保驾护航”，不会“即讲法治又讲政治”对执政党的某些党组织违法行为网开一面；包括社会行为尽可能全部纳入法制管理范畴，避免那些明显的侵权行为以“内部管理”为由法院不受理以致老百姓权利受严重侵害却告状无门的情况出现。政府自身行为法制化管理，包括法院行为法制化管理，最大限度缩小法官自由裁量权，杜绝审判行为行政化，以政治把关为由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严格依法办案，避免任何先富起来的人和地方政府、党委部门享受治外法权；包括严禁党政领导人对法院关说打招呼干扰法院公正办案；包括把政府行政机关所有行为纳入法制化管理范畴，所有行政违法行为都能纳入法制轨道纠正。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 型政府可以统一。

法比党大实现了法的可行性。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但完备的法律体系不等于完备的法治体系，最根本的原因是司法体系的漏洞——法制转变为法治过程中的漏洞；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地党组织以党的领导为由凌驾法律之上，利用执政权使法院地方化，先是肆意侵犯人权剥夺人权践踏人权，尔后使法院成为维稳的根据，使各地法院成为实现地方部门非法利益的工具；而跟党政部门有关的案件的不公正审理，将损害司法公信力，牵一发动全身使司法不公成为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使我国制定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使我国完备的法律体系泡沫化。长期实践证明：各地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以组织名义利用执政权、行政权随意干预司法、对司法公正的破坏是社会主义法治无法建立健全的罪魁祸首；只有确立法比党大，才能促使各地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严格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我国法律体系成为可操作的法治体系，使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

目前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司法系统腐败。

前段曝光得到查实和就直接事件本身而言得到处理的上海高级法院高级法官集体嫖娼事件，最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不是几个高级法官的生活作风糜烂，也不仅仅是几个高级法官生活作风糜烂后面的司法腐败个案，而是整个司法系统腐败。当负责终审再审机制的高级法院高级法官、足以组成完整合议庭和在无数个案子中分别担任审判长或主审法官的庭长副庭长、负责高级法院内部纪律监察的部门负责人都可以互相毫不避嫌相邀一起嫖娼，足以证明司法监督机制完全失灵，整个司法系统腐败。在蛇鼠一窝、猫鼠同流的完整严密全封闭的司法腐败系统中，任何冤假错案都可以在同级法院同一合议庭法官之间的默契配合中堂而皇之地批量生产、在上下级法院法官的遥相呼应互相关照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纠正也根本无法得到纠正。由于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处于社会公正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终端，且有着法院这一合法外衣的包装，包括高级法院在内的司法系统腐败使司法系统成为安全系数最高、风险系数最低、油水最多、隐蔽性最强、操作最简便、手段最恶劣、寻租频率与密度最大、对社会危害最严重的权力寻租的租源。正是这个权力寻租的肥沃土壤滋生了上海高院高级法官集体嫖娼这一腐化堕落行为。司法系统腐败使法院本来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却成为无底线破坏社会公正、强化扩大加剧社会不公正的陷阱；对于大多数不懂潜规则、不善于靠潜规则来打官司、打不起靠钱铺路以色铺路的官司的老百姓而言，走进这样一个陷阱 有可能使自己人生和家庭带来不幸甚至灾难。事实证明：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最主要根源。

解决司法系统腐败，目前司法体制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司法分立。法院、检察系统应分立于地方各级党委与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财务、人事应该直属全国人大。法官、检察官应职业化。

2、实行案件三审终审制，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有效瓦解司法腐败关系网使审判走过场、非法判决畅通无阻最终生效现象。

3、结案释法反馈备案制。判决书出来送达当事人5日内，主办法官必须约谈当事人，对当事人对于判决书提出的所有疑问、咨询应该全部做出释法解答，不管是否解答均应记录在案，现场应全程录像，作为二审、再审的依据，可以有效防止主审法官通过程序违法走过场。上诉时限应该在该程序基础上顺延。

4、利用现代信息工具与智能系统实行司法管辖权流动制，以避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瓦解由于长期固定司法管辖权形成的司法腐败关系网。

5、法官异地任职定时轮换责任终生追究制，以避免地方权力对法官审判的干扰。

6、法官责任硬约束，根本改变法官责任软约束、“法官终身责任制”虚化现象。彻底扭转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严格按法律审、判严格按政治判的现状。法官不管是由于受贿还是出于徇私、渎职、地方保护主义、受制于权势乃至仅仅出于趋炎附势，只要是刻意制造冤假错案或剥夺老百姓合法诉权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刻意制造冤假错案的，不能仅仅用程序纠正代罚。仅仅用程序纠正代罚，认为全部靠审判监督程序可以自动解决冤假错案，只能是既无纠正又无罚，使审判监督程序流于形式，使越来越多的审判按固定模式走过场，使法官随意制造冤假错案成为家常便饭。

7、法律条文要具体化，最大限度缩小法官自由裁量权，堵塞任何可供法官权力寻租的灰色空间。避免法官成为特殊既得利益群体、法院成为维护法官既得利益、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来冲抵法律以维护法官既得利益的权利部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只有法规效力，没有法律效力，在和法律有冲突时，从法律。杜绝法出多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副院长对着媒体喊话都可以成为实际法律乃至更有效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对于当事人提交法院的任何一个证据没有做出是否有效是否采信的认定并说明具体理由的判决或裁定一票否决，一律发回重审，并由该案原审法官自己个人承担当事人由于重审造成的全部诉讼成本开支。

8、检察院、人大对民事刑事司法监督要一视同仁，特别要堵塞司法程序监督的漏洞，根本改变目前检察院监督重刑事轻民事现象。

9、各级人大对当地司法机关没有财权、人事权，但有监督权，并实行有效监督。各级人大代表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

10、成立宪法法院，专门受理违背宪法的立法、行政行为与法官、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检察官、检察院（包括最高检察院）在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使宪法成为可诉之法，使宪法由虚法转变为实法，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地位，使部门、地方立法中的违法行为和法官、法院，检察官、检察院的执法违法行为也成为可诉对象。对法官与法院、检察官与检察院的执法违法行为的诉讼原则上可以和相关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诉讼同时进行，实现司法程序、司法监督的多元化，尽量保证司法程序本身就能解决司法不公问题，以有效遏制司法系统腐败。只有首先把司法部门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才有可能把政府其他部门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

目前当务之急是在地市级以上派驻中纪委、国家安全委联合工作组（最高法排除在外），专项复查当地老百姓反复申诉的案件，冤假错案发现一个当场纠正一个，而不必通过所谓再审程序由法院来纠正；对于制造冤假错案的司法人员和干预司法公正的党委政府官员不管渋及哪一级牵涉多少人都“零容忍”视情节轻重马上处理、全部处理。任何一级工作组只直接对中央负责，人员精心选择、定期轮换，在人员配备、工作范围乃至个人生活方面全方位切断和地方党政司法部门的任何公私关系，杜绝工作组人员权力寻租和地方保护的可能。待历史遗留冤假错案全部得到纠正、司法体制健全时再考虑工作组是常设还是撤销。要根据中国 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摸索一套完整具体的司法可操作体制，使社会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减少行政监督，强化司法监督、纪检监督与舆论监督。

第二篇：内蒙古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建议

内蒙古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建议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历史性转折新阶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内蒙古应正确研判我国农业发展新形势，树立新理念，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培育新动能，加快实现农牧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推进内蒙古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统筹保供给、保收入、保生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增加农牧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绿色发展、提质增效为重点，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支撑，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不断提高我区农牧业发展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一、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生产体系

优化农牧业产品产业结构。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统筹粮经饲协调发展。逐步改变我区玉米“一粮独大”的作物结构，形成以养带种、牧林农复合、草果菜结合的种植结构。粮食作物要巩固提升优势区，适当调减非优势区。本着适区适种的原则，在玉米优势产区重点发展高淀粉、高赖氨酸的加工型玉米；在农牧结合区坚持种养结合，积极扩种青贮玉米；适应市场需求，鼓励发展鲜食型玉米。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要保持适度扩大态势，优化品种品质和区域布局。继续加大设施蔬菜财政扶持力度，逐步提高市场供应能力。饲料作物要大力扩大种植面积，培育壮大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推进大小牲畜协调发展，改变“一羊独大”的养殖结构。坚持“稳羊增牛扩猪禽”发展方向，实施千万头肉牛发展规划，稳定奶牛养殖头数；顺应我国畜牧业生产区域“生猪养殖北上”的新布局，制定实施生猪产业发展规划，鼓励玉米主产区大力发展生猪养殖业。鼓励发展附加价值高的特色养殖、特色种植，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带动农牧民增收的大产业。开展马铃薯主食化行动，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马铃薯食物资源。

继续加大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畜于草”战略，严格保护基本农田草场，建设高标准农田草场，提升农田草牧场单位面积产出。大力?_展以水为中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推广以喷滴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种植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大设施农业特别是蔬菜产业发展步伐，积极开展标准园创建活动。稳步推进牧区高效节水灌溉饲草料地建设，配套建设暖棚、畜圈、人畜饮水井、储草棚等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草场质量，大规模推进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

强化农牧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创新农牧业技术体系和技术路线，为农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建立一批现代农牧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农牧业科技创新联盟，推进资源开放共享与服务平台基地建设。鼓励发展农牧业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对企业开展农牧业科技研发的引导扶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体。吸引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建设运营产业园，发展设施农牧业、精准农牧业、精深加工、现代营销，带动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和农牧户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推动农牧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

加强生产标准化管理。实施国家农业标准化战略，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健全农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收储运销全过程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加快实现内外标准的统一，用标准、规划来引领农畜产品的优质化。实施农业标准化发展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以粮食、蔬菜、特色林果、中药材等为重点，涵盖生产、加工、储存、包装、运输、流通等环节的标准体系。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等各环节的农业企业标准体系。着力培育和保护农畜产品的品牌，让品牌为农畜产品担保，通过品牌建设真正实现优质优价。

提升安全食品供给水平。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加强农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监管，着力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在重点产品生产企业推行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产品质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管控、责任可追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切实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源头治理。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加大农药残留、水源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快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农产品建设步伐。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强化风险分级管理和属地责任。

二、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

提升农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加快实施农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工程，重点开展初加工、主食加工、质量品牌提升、技术集成、综合利用能力建设。鼓励龙头企业打造全产业链，支持企业加强农畜产品深加工科技攻关和产品研发，促进农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2017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争达到65%，精深加工转化率超过30%。

促进农牧业产业链延伸。推进农牧民以土地草场经营权、农畜产品等入股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让农牧民既能获得生产环节利润，又能获得农畜产品加工、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利润，促进农牧民增收。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主产区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在优势农畜产品产地打造食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实施主食加工提升行动，大力推广“生产基地+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等模式。围绕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安全风险，积极推进产销对接、农超对接、农校对接。

实施“互联网+现代农牧业”行动。加快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分析模拟、冷链物流等技术在农牧业生产、流通、销售中的应用，积极利用电商、物流等现代商业模式对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改造。重点发展“互联网+农牧业+深加工”“互联网+农牧场+配送”等模式，鼓励对大田种植、畜禽养殖、特色农畜产品生产等进行物联网改造。

积极开发农牧业多种功能。着力打造体验型新业态，实现农牧业从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拓展。推进农牧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农家乐、牧家乐、采摘园、开心农场、开心牧场、葡萄酒庄、垂钓中心等体验型业态。充分利用生态风光、农牧文化、美丽乡村等元素，推动种养业、加工业、餐饮业、创意农牧业等互相渗透、互相提升，促进休闲观光农牧业提质增效。

三、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经营体系

鼓励引导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三大主体”，充分发挥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在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溢价收购、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形式，带动农牧民共同致富。

开发农村牧区人力资源。优化我区农牧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牧民队伍，把职业农牧民培养成为自治区现代农牧业发展的主力军。深入推进现代青年农场主、牧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探索培育农牧业职业经理人，培养适应现代农牧业发展需要的新农民、新牧民。

推进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培育专业化服务组织，建立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建设，提升农牧业生产过程和投入品的专业化管理水平。总结推广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经验，扶持培育农机作业、农田灌排、统防统治、烘干仓储等经营性服务组织。支持供销、邮政、农机等系统发挥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作用，促进传统农资流通网点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

完善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围绕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等利益联结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建立与农牧户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2017年全区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的比例力争达到50%。重点发展“订单农牧业”和股份合作。

四、深入推进农村牧区重点领域和关键性改革

积极推进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稳定农牧区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三权分置”改革。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引导农牧户自愿互换承包土地，实现连片经营。加快推进房地一体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推进集体的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实现农牧民对集体资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的权利，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道。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维护农户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实现农牧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自治区应及早明确村级集体经济的地位、功能，提出扶持和发展措施；安排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要给予税费减免、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扶持。从各地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

鼓励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现代农牧业和农村牧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鼓励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牧区。整合落实支持农村牧区创业创新的有关市场准入、财政税收、金融服务、用地用电、创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各地要加快建立返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创客服务平台，开设开放式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

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l挥政府支农投资的引导作用，积极探索资本金注入、以奖代补、担保、贷款贴息以及PPP等多种政府支农投资方式，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吸引社会投资，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从事农牧业生产。构建新型农村牧区金融体系，为农村牧区市场主体提供多元化、多样性的融资方案。

健全农牧业保险制度。农牧业保险要服务于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适应农牧业产业链建设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在横向上农牧业保险要尽快覆盖农林牧渔各主要产业；在纵向上，农业保险要与农牧业产业链加速融合，从农牧业生产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的加工、储存、流通、贸易直到终端消费等各个环节延伸。

（作者系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康红波

第三篇：商业银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使命与对策

商业银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使命与对策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的经济形态提出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是研究商业银行怎样才能满足供给侧改革的新态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关键字：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对策引言

今年初，我国银行业监管协会的会议要文中提出，要重点解决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去杠杆、补短板这几大重点任务，推动银行资金支持供给侧的改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要明确供应侧改革的背景和意义，把握供应侧的重点和改革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新常态的改革。

当前我国银行业的增长并不均衡，当前供给侧的改革对于商业银行的转型来说是一个机遇，应当明确商业银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地位和作用，把握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的良机，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实施。所以，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的主导作用，积极培育新的供给和创新的动力，既是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和保持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宏观经济供给方改革进程中的必由之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1 对商业银行供给端的影响

首先，资本工具创新为商业银行融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过去，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靠次级债、可转换债券，这占绝大多数次级债资本。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次级债，风险无法分散，在新的监管要求下，被认定为不合格的资本。现在，随着创新资本工具的引入，包括两个资本债券、优先股、资产证券化等创新资本工具，商业银行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并可以避免资本市场融资的影响。根据新华网的相关新闻数据整理，2008-2015年以来，多家上市公司已发行了两种资本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等形式的资本，主要是通过国内外两个市场进行的。

其次，利率下行趋势催生更多理财产品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存款利率的逐步下行通道，居民对理财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据中央证券登记处和清算公司全国银行业金融信息登记系统的数据，发布了近三年来中国银行金融市场报告，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产品在银行业的数量、产品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都在迅速上升。

2.2 对商业银行需求端的影响

第一，投资与贷款的联动为商业银行需求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银监会发布的最新消息，科技部、银监会、人民银行共同颁布的《有关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强化创新力度展开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相关细则》，确切指出要在部分金融机构及银行等展开银贷联动的试行点，具有十几家商业银行进入了试点的范围。供给侧改革下银贷联动的创新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是当前小微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同时还可以使得商业银行在业务流程、产品服务等方面得到创新，以便可以尽快满足当前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促进银行业增加盈利能力水准、解决当前融资渠道过小的现象。

第二，产生新的居民消费的需求。“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也即是在2020年的人均财富比2010年的相比翻一番。当前中国的GNP是八千美元，调研及数据显示，每当GNP达到八千美元的临界值的时候，就会使得生存型的居民消费类型转化为需求型。伴着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稳步上升，居民的消费水准将会产生多样化的发展，接着促进对消费信贷、信用卡、跨境支付等金融服务与产品的新的大量的需求。

第三，空间布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城市群的规划发展、东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区域战略布局的优化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商业机会。特别是随着我国已成为外商投资大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企业走出去将进一步开放空间，这也将为银行国际化战略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当前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全球经济环境愈加复杂，面临的是多样的产业分工调整，我国并未形成新兴的产业支柱。成立在过去资源禀赋与全球分工下，以扩大产能为主要驱动力的投资驱动型、外向型经济型，将慢慢被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全生产要素效率增加所引起的新消费拉动型经济方式代替。工业经济的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定位、金融模式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促进银行以往发展的种种红利慢慢开始消失，对银行提升推动要素效率、降成本、去产能、补短板指出了新的难题。首先是经济红利减少。经济的整体速度是缓慢的，实体经济发展得较慢；多年来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遭受产能过剩、债务瓶颈高，传统行业缺乏有效的信贷需求。其次是制度红利减少。我国的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并上市之后，基于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主体使得其主要动能释放。伴着民营银行加快了其审批的速度，慢慢开放了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失去了以往的政策支持。最后，不存在成本的优势。取消了存贷上限利率之后，使得商业银行失去了传统的低负债成本的优势，上升的资金成本是必然的趋势。同时，人力资源、固定资产、系统开发等成本增加，银行成本最终面临着系统的压力。

没有传统的盈利模式后，意味着商业银行需要加快其结算能力。在原商业银行需求侧被动的运作模式，从需求方面，产能过剩，过度的债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低效资产过剩。它要求银行加快调整，及时清算。同时，要有效降低成本。在利润增长放缓的前提下，以成本管理作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此外，它是效率的提高和模式的变化。按照战略和简单的模仿将失去空间，商业银行将难以通过更多的制度红利和落后的优势，去产能压力增大。4 商业银行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建议 4.1 发挥市场导向作用

目前的经济形势下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很难再产生有力的刺激，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已经不可取，存在各大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依靠政府制定政策来创造宽松的货币环境，其效应已经在逐渐减弱，因此商业银行要从供给侧方面寻求进一步的发展。以为经济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供给方面，目前商业银行需要引导市场在攻击及需求方面加以改善，商业银行应当限制市场上供给过多的行业，并对需求较少的行业加以扶持。但当前经济问题的关键并非总需求缺乏，而应是供给结构无法匹配需求结构的变动，因此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投放重心应逐步转变为产品以市场为导向，推动投资有效性与精准性的提高，从而规避过往那种对产能过剩产业只要仍然大而不倒，信贷资金就会持续供给，进而导致市场产能过剩问题恶化。

4.2 大力推动创业金融发展

创新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创业又是产生创新的关键途径，而只有大力推动创业金融成长，才能有效突破创业创新的融资困难，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需求。创业金融目标是基于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涵盖天使基金、新三板、私募基金与“四众”等方式，真正意义上解决初创企业者的融资困难。而推动创业金融的快速发展，急需加快商业银行的综合化运营，为创业创新企业进行结算、信贷、咨询等全流程、标准化的金融服务，针对具有广阔成长空间的项目与契合政府发展政策的企业提供优先金融服务，适当削减融资成本、降低授信条件要求，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也是在大幅拓展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因此商业银行应利用金融创新来满足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当前融资渠道创新的一大重要趋势为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为主逐渐过渡到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协同发展，尤其是着重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此外，商业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还需由有正现金流、稳健成长且盈利为正的企业，转向处于各个生命周期的企业，给予各个周期阶段的企业以金融资源支持。

同时，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融合。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创新，互联网金融实现了超常规的成长，将传统金融引导向着产品差异化、市场细分化、渠道移动终端化、跨界融合正常化等趋势变革，互联网金融也逐步成为推动小微企业发展、提高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水平的新生力量。而尽管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造成了一定冲击，但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并非矛盾对立，商业银行应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加快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积极发展互联 网金融，从而构建金融业态协调发展格局。为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应借鉴以下四点：其一，借鉴大数据思维，将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数据驱动”为主，从而推动其充分发挥海量交易数据的价值，通过大数据解析、归集、拼合，构建高效的客户需求分析与信用评价机制。其二，借鉴移动互联的平台思维，搭建以互联网平台为主的服务网络，加快设计银行APP客户端，从而突破传统物理网点的束缚，实现商业银行客户的流动性获取与管理。其三，借鉴商业逻辑，围绕客户体验的提高，从银行客户出发追求最大收益，实现客户满意度的大幅提升。其四，借鉴普惠金融思维，能够帮助银行解决难以服务中小企业的困境，将服务范围覆盖到小微企业、农村消费群体与传统意义上的劣质客户，为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提供创新活力，有利于商业银行进一步驱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4.3 主动服务实体经济

这些年来，实体经济的发展始终受到融资不畅等资金的制约，特别是中小企业对融资的要求尤甚，同时实体经济也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无法正常的运转则会导致经济下行，同时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无法达到指定的目标。所以，商业银行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但是有利于经济的健康运行，同时也有利于银行的发展。首先，需强化金融资源供给与各类经济实体的普适性。譬如努力延长并拓展金融的产业链，在关联配套与权益融资的投资银行和金融市场等角度，以符合初期项目、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推进并未成熟应用的新技术、仍在创业初期的公司及时获得充足的信贷资源。其次，商业银行还要积极展开投资银行的业务，基于帮助公司施行短期融资券、结构化融资、债券承销等途径，最大水准减少公司的信贷成本。在创建利率合理化信贷环境的前提上，商业银行还亟需规范治理中间业务，减少收费项目、优化费率，进而促进普惠金融，延伸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

在信贷上，坚持支持重点项目和薄弱环节相结合。商业银行在支持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既要支持大项目，做好“锦上添花”的工作，也要支持补短板，做好“雪中送炭”的工作。要紧跟“十三五”规划全面实施、财政体制改革等新形势、新要求，在支持“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贸区建设、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干流”项目的同时，重点支持省域区域等重点“支流”项目，以及基础设施、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大型项目。对接好城镇化、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新市民”消费升级等新热点，引人政府征信机制，挖掘县域资产业务新增长点。深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在引人政府风险补偿基金、增加信贷投放等方式基础上，加大普惠金融的力度和深度，通过金融机构和乡镇政府人员互派交流项目、支持扶贫产业链条上的农户等新方式，助力精准扶贫。4.4 持续提高现代化竞争力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对外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目标为基础的，因此“十三五”规划期间在商业银行中，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只有不断提高其现代化的竞争力，才能保证商业银行在国内外的竞争不弱，也是国家供应端结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应积极改善银行的营水准，增强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和专业水准，形成坚固的联合保障与协同合作机制，促进优化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高效水准。通过以为的管理经营经验，商业银行要积极改进各种业务，健全建立和目前市场形势及政策规定相符合、兼具协调机制的相关体制，加快实现用户需求和市场调整的及时响应和协同作用；第二，商业银行要大力培育和从事具有专业化和复杂背景的金融部门解决人才的人才，不断完善销售和服务体系的全过程，建立合理有效的战略协调体系、专业规划指导体系，及时响应服务保证体系，及时改变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充分解放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商业银行还需要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加快整合内部管理、风险控制、创新、技术等领域的应用，主动开展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5 结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处于经济与金融系统核心的商业银行，在其中所充当的角色举足轻重。在经济红利减弱、制度红利消失、成本优势不再的当下，着力发挥银行业对新经济的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既是实现自身突出重围、转危为机的难得机遇，也是银行适应经济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 陆岷峰, 杨亮.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机遇, 使命与对策[J].西南金融, 2016, 3： 002.[2]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 2016(2)： 12-17.[3] 叶东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商业银行金融创新[J].广西社会科学, 2016(02)

第四篇：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摘要：人口作为体育等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和消费者，是公共体育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基点。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发展变化，人口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当前广场舞之争现象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研究认为，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的不足只是广场舞之争的导火索，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才是这种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即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结构的不匹配，人口分布变动造成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是导致广场舞引发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盘活现有资源，对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给予协调性发展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人口变动；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广场舞之争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6.03.012

人口的基础数据是体育等公共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正因如此，公共体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脱离人口这一基点，掌握人口变动数据对于优化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至关重要。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3年针对20～69岁人群的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调查，中国居民健身需求日益旺盛，体育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但是，现有的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包含公共体育场馆、广场、公园、住宅小区空地等），却难以满足民众的健身需求，由此产生了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数量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并引发了诸如广场舞之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广场舞之争为例，对人口与城市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以期进一步改善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满足居民正常合理的健身需求。

一、人口变动对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影响的理论分析

人口变动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不但包括人口规模的变动，还包括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的变动。人口规模、结构、分布、迁移变动等均会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1]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按照公共经济学原理，公共体育资源与交通道路等资源相同，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特征，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也会产生“拥挤效应”。因此，人口规模越大，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和规模要求越多，而且在体育场地、设施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人均公共体育资源的拥有量就相对越少，从而影响人们对体育资源的利用率和享受度。此外，人口规模还与支撑公共体育资源的经济基础直接相关，人口规模越大，用于建设公共体育资源的经费投入与支出也越大。因此，人口规模对公共体育资源总量、人均公共体育资源拥有量和享受度、公共体育资源的经费投入等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而成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二）人口构成多元化要求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多样化

人口构成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涉及人口自然属性构成，如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又包括人口社会属性构成，如收入结构、受教育程度结构等。人口构成多元化要求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多样化，因为不同人口群体的体育参与意愿、体育参与时间以及体育服务的需求点等都有差异，例如，许多研究证明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对公共体育资源需求有所不同，文化程度与体育健身需求成正相关。[2]这就要求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与人口的需求相匹配，充分考虑不同人口群体特征的体育参与需求，采取差异化、具有针对性的供给策略。

（三）人口分布对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现代步行空间理论，空间可达性是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的基本决定因素，[3]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必须要有适当的服务半径，才能使居民方便享有公共服务。如果公共体育资源布点不均，人口分布与公共体育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空间错位，那么就会影响居民需求的可获得性。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可达性、可入性、适停性越高，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越高，每次体育活动的持续时间越长。[4]因此，在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中，需遵循空间区位理论，以一定空间尺度的人口分布情况作为单位，从而使居民方便、公平享有公共体育资源，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福利。

二、城市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实证分析――广场舞之争现象的人口学解读

如前所述，公共体育资源最终的服务对象是“人”。因此，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等因素就成为合理配置公共体育资源的主要依据。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状况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口城镇化规模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空间结构不断重构。与人口的快速转变相比，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回应速度则显得相对滞后，人口和公共体育资源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当前，广场舞之争现象就是这一矛盾的典型示例。因为从人口学视角看，广场舞之争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不能有效应对人口因素的变动。由此，本文以广场舞之争现象为例，对广场舞之争背后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进行人口学解读，具体如下：

（一）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数量不足

众所周知，广场舞之争的焦点在于广场舞“噪音扰民”和“争抢场地”，[5]在这背后，则是反映了人口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的不足。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数量达到7.31亿人，相比2003年，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了2.07亿人，乡村人口数量减少了1.39亿人，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了13.2%。从城镇的体育场地面积看，2013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体育场地中，分布在城镇的体育场地96.27万个，场地面积13.37亿平方米。以2013年末城镇人口73 111万人计算，全国城镇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3.1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3平方米，相比2003年，二者增幅均在40%以上。虽然公共体育资源增长的绝对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但这仅是全国平均水平，在不同的地区，由于人口基数、人口增速等都不一样，使得人口规模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挤压程度也不一样。例如，在上海（据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虽然2003～2013年间上海体育场地面积有了42%的增长，但是常住人口的增长率也达到了44%，使得人均拥有的体育场地面积不增反降（由1.75平方米降至1.72平方米）。再以武汉为例，武汉三镇的人均健身场地面积仅为1.29平方米，也大大低于全国1.83平方米的平均水平。[6]也就是说，在北京、上海、武汉、温州等一些大中城市，由于其就业收入、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人口增速加快，使得人口规模更为庞大，从而加剧了对城市公共体育活动空间的挤压。因此，在这些人口众多的大中城市，城市公共体育资源和活动空间更为紧张，“武汉广场舞被泼粪”等广场舞新闻事件也是发生最多的地方。而反观宝鸡、张掖等人口较少的西部城市，虽然也有广场舞，但公共体育空间相对充裕，广场舞扰民现象的发生也就更少。[7]

不仅如此，当前体育公共资源存在按“户籍人口规模”为口径进行配置的倾向，并未严格按照常住人口规模进行规划，也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体育资源数量的供给不足。例如，以上海为例，按照2013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1 432.34万人）为口径来分析，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6.8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90平方米。然而，若以常住人口（2 415.15万人）为口径来分析，则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仅有15.94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72平方米，比户籍人口的口径分别少了10.94个、1.18平方米，减幅将近70%。这说明，虽然上海市公共体育场地数量和面积等不断增加，但是，在以“户籍人口规模”为口径配置的路径依赖下，公共体育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却大幅下降，城市缺少足够的体育场地为广场舞等健身活动服务，也就容易引起抢夺公共空间资源的现象与纠纷。

（二）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的结构不匹配

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城镇老年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0.78亿，2000年为0.44亿，十年间增长了0.34亿人口。另据学者预测，到2025年，城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亿人，并会超过农村老年人口数量，从而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8]二是城镇女性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大幅增加。“六普”数据显示，我国乡村女性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74.1%下降到2010年的49.7%。与之相对应，2010年，我国城镇女性人口的比重为50.3%，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乡村女性人口的比重。

因此，我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中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比重在不断增加，而这也是广场舞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因为广场舞的参与者主要由中老年、女性人口群体构成，俗称“大妈”。首先，对于中老年人口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会受到高血压、脑中风等各种老年疾病的威胁，一旦疾病来临，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病痛的烦扰，同时也给家庭造成很大的经济和生活照料负担，因此，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使中老年群体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从而在体育参与意愿、体育参与频率等方面也表现得更为主动和积极。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1996年、2000年、2007年）及相关研究表明，60～69岁年龄段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比例最高。[9]其次，对于女性人口而言，由于我国女性退休时间比较早，50～55岁就退休了，而平均预期寿命能达到77岁，因此女性退休后，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并很快转换成体育休闲空间。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情感交流的需求更为突出，因此，更加需要通过这种集体活动的形式来获得快乐感、归属感等情感满足。

可见，中老年女性人口群体是广场舞等城市公共体育活动的最大需求人群。而按照供需结构匹配的原理，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应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考虑和协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人口群体的需求类型和数量。比如，未来我们都会变老，一些社区老龄化程度会比较高，同时女性老年人比较多，那么，有助于情感交流的养老设施就会要求多一点，这不仅包括室内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心，还包括室外的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等，从而满足中老年人疏通筋骨、强身健体，以及社会参与、愉悦身心的养老需求。然而，当前我国体育等公共资源的投放、公共空间的配置标准等主要根据以年轻人的特点或经济收益为主要考虑因素来加以确立，比如，一般的体育场馆都是为中青年服务的，和老年人跳舞的关系不大，而一般的广场和城市空地则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利益、商业设施的需要，也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因此，这种忽视人口结构变化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便难以满足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对体育健身的正常需求，无奈之下她们在小区等公共场所跳舞，扰乱了居民的休息权和安居权，从而引起广场舞者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

（三）人口分布变动造成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

广场舞之争的例子也是人口分布与公共体育资源分布空间错位的直观体现。也就是说，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忽视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使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下降，成为诱发广场舞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广场舞案例来看，“大妈们”选择小区、公园、广场甚至是马路等各种公共区域和体育场地跳舞，主要是因为“大妈们”活动半径有限，这些地方离家近、可达性、可及性好，而公共体育场馆一般分布在学校、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中，不仅远离人口居住区，同时也由于场馆开放率低、收费不合理等原因，具有“单位化”性质，使得“大妈们”往往望而却步。因此，这实际上反映了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公共体育场馆远离人口集聚区，由此形成公共体育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即社区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与单位公共体育场馆利用不足同时并存。

以上海为例，“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的趋势，2000～2010年间，中心城区（原黄浦区、原卢湾区、原静安区、长宁区和虹口区）常住人口减少14.08%，近郊区、远郊区常住人口增幅较大，分别达到69.91%、67.65%。然而，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却未跟上人口空间再分布的步伐，甚至与人口分布呈相反趋势。据相关研究资料，上海市公共体育的空间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特征，即城市核心区体育空间供给密度高、规模大，而外围边缘地带的体育场地则极为匮乏。[10]可见，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好于郊区，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错位，居住地与体育场地距离在500米以上，影响了“500m健身圈”目标的完成。

三、结论与建议――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性发展

以往文献普遍从公共空间角度对广场舞扰民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广场舞困境的本质是城市体育休闲公共空间的缺失，凸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空间管理乏力的现状。[11-14]然而，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缺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就要考虑人口因素的影响。由此，本文从人口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广场舞之争背后的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进行解读，认为公共体育空间不足只是广场舞之争的导火索，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才是这种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即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的空间移动则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体育资源的供需矛盾。

（一）按照区域人口的变动趋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广场舞之争的本质并不是城市社区公共体育空间不足，而是城市社区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没有充分应对人口的变动，包括数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广场舞之争所衍生的问题，只是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一个缩影。面对这一失衡现象，相关部门就应当按照区域的人口状况及变动趋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协调发展。

第一，构建以人口变动为导向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机制。人口变动有其自身的规律，首先，人口变动具有连贯性，今天的人口状况是由过去的人口变动决定的，同时也是未来人口变动的基础，其次，人口变动具有关联性，人口在数量、规模等方面的变化会引发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因此，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应以人口变动规律为导向，采取“全面掌握、瞻前顾后”的变动机制，[15]即建立人口数据平台，全面掌握和整合公安部、体育局等各个部门的人口信息，既要考虑当前人口总量、结构和分布等的影响，也要着眼长远，预测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从而调整各区域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构建以常住人口为基数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模式。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阻隔和财政分权机制等的影响，各个省、市、区县等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仅考虑了本区的户籍人口规模，而很少考虑实际居住人口，特别是将外来人口排斥在外。然而，与教育、低保等公共资源具有一定的分割性与封闭性不同，公共体育设施的受益范围更加具有公共性与开放性特征，原则上可供任何居住人口使用，但如果按户籍人口作为基数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便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的体育参与需求。因此，政府须根据属地化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以常住人口为基数，增加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数量，从而减少人口规模增加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三，按人口结构差异提供针对性的公共资源配置，同时向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倾斜。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不仅要以人口总量作为依据，同时还应根据社区内群体构成及其需求的不同，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差异化的公共体育资源服务模式，满足不同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居民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消费需要。特别是对于老龄人口、学龄人口等体育参与需求较大的特定群体，需要制定专门的特殊群体健身计划，加强社区体育场地、体育组织等建设，确保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向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倾斜。

第四，优化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盘活现有资源。当前，城市在公共空间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已经开始关注公共体育资源空间布局与市民的体育文化需求的匹配，但总体而言，其更加追求公共空间总量以及人均公共空间的平衡，没有考虑具体的人口分布状况，导致体育资源空间布局与市民需求的不相适应问题。例如，许多城市宁愿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型体育场地与场馆建设、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组织上，却不愿花资金建设更加贴近人口集聚区的社区公共体育空间。

（二）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盘活现有资源

作为城市管理者，在“十三五”期间，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盘活现有资源，提高现有资源的供给质量，使公共体育资源空间设计更加适应市民需求。

一是要改变公共体育资源投向大型体育场地（馆）、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政绩化、功利化的模式，加大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投入，以“最佳服务半径”为原则，在资金和规划上优先保证提供“群众身边的体育场所”，使得市民能够方便、就近参与体育健身。

二是协调好体育场、体育馆、文化馆、活动中心、学校操场等城市现有公共体育资源，强化公共体育场馆的公益属性、社会属性。

三是探寻将学校或单位体育资源调动起来的合理路径。例如，上海目前有市民卡，市民可以使用这张卡在每天及周末规定的时间里进入社区里的中小学进行各种形式的锻炼。但是，学校体育场馆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于面临场地保养费、场地维护费、卫生清洁费、水费、电费、安保费、管理人员工资等，学校难以承担；另外，体育场馆值班制度、现场管理制度、出入制度、活动记录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缺位，也使学校面临更大安全压力。经费和安全等问题给学校带来较大压力，使得市民卡的这项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因此，对有条件开放的学校体育场地，还需要提供安全、资金、人员方面的保障，解决好学校体育场地（馆）不想开、不敢开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将市民身边的体育资源调动起来。

四是积极营造更多的体育休闲方式，统筹兼顾好市民休息、锻炼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倡导市民以散步、纳凉、“乐跑”等相对安静的户外体育锻炼方式为主。与此同时，也可以借鉴“新加坡邻里中心”的模式，为社区居民的休闲、体育锻炼提供户内的公共活动空间，以缓解户外人口与公共空间的矛盾。

说明：本文系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研究”（14XQN07）、博士启动项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路径研究”（2014BQ05）、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2014GGY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孟兆敏，吴瑞君.人口变动与公共服务供给的适应性分析――以上海市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2]罗旭.基于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大众体育健身需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8）.[3]高军波，周春山.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进展[J].世界地理研究，2009（4）.[4]蔡玉军，邵斌.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3）.[5]史晓平，陈海松.我国城市噪声扰民的历史渊源及破局之道――以公园舞广场舞的群己权界争议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5（2）.[6]湖北频道―凤凰网.武汉三镇人均健身面积1.29平方米，低于全国全省水平[EB/OL].凤凰网，2014-08-12[2016-04-0420].http：//hb.ifeng.com/news/cjgc/detail_2014_08/12/2748597_0.shtml.20].http：//hb.ifeng.com/news/cjgc/detail_2014_08/12/2748597_0.shtml.[7]黄晨熹，魏丽冬.广场舞之争考验社会治理能力[J].社会观察，2014（9）.[8]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2）.[9]杨成，寿在勇.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缺位与补位――以广场舞为例[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5（2）.[10]蔡玉军，邵斌等.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结构现状模式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J].体育科学，2012（7）.[11]张信思，刘明辉，赵丽娜.“广场舞矛盾”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规划管理[J].中国园林，2014（8）.[12]袁继芳，陈建国.从广场舞扰民看城市体育休闲公共空间的缺失[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9）.[13]侯胜川，宋梁.“广场舞事件”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探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4]梁勤超，李源，石振国.“广场舞扰民”的深层原因及其治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1）.[15]高向东，吴瑞君.上海人口空间移动与公共管理和服务资源配置研究[J].科学发展，2013（3）.责任编辑：张炜

第五篇：中国的生态文明与乡村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试题

中国的生态文明与乡村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一.判断题

1.当前，产业集群叠加城市带造成严重污染。

正确答案： A

A.正确 B.错误

2.在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内在特质不可能被根除。

正确答案： A

A.正确 B.错误

3.生态文明需要发展战略和制度创新。正确答案： A

A.正确 B.错误

4.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双重过剩压力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能是转变生产方式。

正确答案： A

A.正确 B.错误

5.生态文明的实现要求社会广泛参与。正确答案： A

A.正确 B.错误

6.工业内生资本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造成产业集群和形成资本利益集团。

正确答案：A

A.正确 B.错误

7.全球化竞争是国家的竞争。答案：A

A.正确 B.错误

8．生态文明需要去激进的乡村改良。案：A

A.正确 B.错误

9.生态文明需要发展战略和制度创新。正确答案： A

A.正确 B.错误

10.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方式的重大变革。正确答案： A

A.正确 B.错误 二.单选题

1.乡村改良思想要以（）为本。正确答案：A A.人民生计 B.互助合作

C.多元文化 D.社会发展

2.社会生态农业（CSA）提出的消费者深入参与是指（）。正确 B A.种养殖全程不使用化肥农药及其他违背可持续原则的农业投入品 B.消费者成为农场投资人，与生产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C.减少传统农业销售模式的中间环节，提高生产者合理收益的同时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D.支持将生产、生态、生计相结合的生产者

3.社会生态农业（CSA）提出的服务于中小型生产主体是指（）。正确 D A.种养殖全程不使用化肥农药及其他违背可持续原则的农业投入品 B.消费者成为农场投资人，与生产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C.减少传统农业销售模式的中间环节，提高生产者合理收益的同时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D.支持将生产、生态、生计相结合的生产者

4.生态文明势必要求人类回嵌（）。正确答案：C A.农业 B.社会

C.自然 D.环境

5.乡村改良思想要以（）为根。正确答案：C A.人民生计 B.互助合作

C.多元文化 D.社会发展

6.全球三大资本过剩导致农业与生态环境危机，其中，（）拉长食品产业链吸纳过剩产能。正确答案：C A.生产资本过剩 B.金融资本过剩

C.产业资本过剩 D.商业资本过剩

7.“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农业是（）。正确答案：A A.大农场农业 B.中小农场农业 C.农户经济 D.个体农户

8.生态文明的基础是（）。正确答案：D A.属地化 B.多元化

C.多样化 D.在地化

9.国家的责任是（）。正确答案：A A.发展 B.富强

C.安全 D.环境保护

10.（）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社会农业大会。正确答案：B A.2014年 B.2015年

C.2016年 D.2017年

11.“东亚模式”的农业是（）。正确答案：C A.大农场农业 B.中小农场农业

C.农户经济 D.个体农户

12.乡村改良思想要以（）为纲。

正确答案：B A.人民生计 B.互助合作

C.多元文化 D.社会发展

13.“莱茵模式”的农业是（）。正确答案：B A.大农场农业 B.中小农场农业

C.农户经济 D.个体农户

14.生态文明势必要求经济回嵌（）。正确答案：B A.农业 B.社会

C.自然 D.环境

15.生态文明的内涵主要（）。正确答案：A.A.多样性 B.多元化

C.多重性 D.绿色化 三.多选题

1.农业自身内在具有（）高度结合的特征。正确答案：BC A.社会过程 B.自然过程

C.经济过程 D.生产过程

2.1980年，改革起步遭遇财政赤字造成5年支农投资过低，遂有（）三大改革，农民显著增收。正确答案：BCD A.宅基地 B.农户承包

C.乡镇企业 D.城镇化

3.城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是（）。正确答案：BC A.需求变化 B.生产过剩

C.“去工业化”

D.城市化

4.工业标准化及其就业标准化要求人才向城市集中的制式教育，必然摧毁生态化乡土知识体系，二元结构造成（）三要素长期净流出。正确答案：ABC A.企业 B.农村劳动力

C.资本 D.土地

5.乡村改良的基本原则是（）。

正确答案：ABD A.立足本地资源权益 B.推进社会多元联合C.维护农民权益 D.实现生态化的可持续安全

6.农业自身内在具有（）高度结合的特征。

正确答案：BC A.社会过程 B.自然过程

C.经济过程 D.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