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04年司法改革前瞻仰：让司法机关不再制造民怨（最终版）
2004司法改革前瞻 让司法机关不再制造民怨
本刊记者 刘爽
2003年12月17日下午，北京一个暖洋洋的冬日，贺卫方在与《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谈到司法改革这个话题时，第一句话就透露出了他对司法改革的急切和无奈。
贺的身份是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在学界一直被视为司法改革的坚定鼓吹者，在司法实务界，人们更愿意把他当作法律思想的虔诚布道者，而在一些官员的眼中，贺这个“活跃分子”会经常给他们提供一些新鲜而有趣的建议。
贺卫方是来参加由司法部主办的司法考试改革国际研讨会的。稍早前他刚刚作了题为“司法考试发展及问题”的主题发言。而参加像这样的由官方主办的有关司法改革的咨询会议，贺的感觉是“今年明显多了”。
“有些问题都是老生常谈了。”贺对本刊记者说，“一些10年前谈论的问题今天依然还是问题，一些不同指向的改革措施相互抵消，不仅没有解决旧问题，反而产生了新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时地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和检讨是必要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贺卫方的一些改革建议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并已变成了现实。他曾对以“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法官非职业化现象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后来国家实施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无疑采纳了他的思想。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军警式的制服而改穿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服饰，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并用上了法槌，检察官和民警也换了装。在常人看来，这些变化无疑会让它的推动者飘飘然并产生无法掩饰的成就感，可贺自己却不以为然。
“不能说这些改革措施不重要，但我们的改革本应做得更好，而不是着眼于这些细枝末节。”贺说，“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制度性的东西还在大行其道，宪法规定的独立司法原则依然还停留在纸上。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那种试图绕开制度瓶颈、以技术问题的解决推动整体改革的思路是过于简单和幼稚的。”
贺卫方此时的心态也许映衬出目前司法改革面临体制瓶颈制约的窘境。
几年来，贺和他的“改革同志”一直在痛贬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并设计了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贺的研究领域是外国法律制度和中外法律制度比较研究。贺曾公开说过“法制的祖国不在中国”，这让他的那些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同仁非常恼火。
与贺的张扬个性不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在接受《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采访时则显得异常沉稳，他一口气说出了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种种弊端及改革的具体方案。显然，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就在几天前，他参加了最高法院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当面向起草改革方案的有关人士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在学界，通常有改革的浪漫派和现实派之称。从贺与马的性格分析，他们应该是分属两派。可记者发现，在他们分析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时，观点竟如此相近：尽管问题千头万绪，但无论是司法不公还是司法腐败，归结到一点，都是由司法的不独立造成的，权力和金钱的影响使得法院和法官不再只对法律负责。
马怀德认为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是最后的公正。”马说，“我们要用制度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他们只服从于法律，排除任何干扰，作出公正的判决。”
贺曾多次向各种级别的官员直陈不改革和迟缓改革的危险性：混乱的制度运作所导致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已不断地伤害到我们国家的社会稳定。
“司法由于不独立而导致了它从一个本应该追求正义的机关而变成了一个追求邪恶的机关。”贺说，“它本应该是一个解决纠纷的机关，却变成了制造纠纷的机关；它本应该是消除民怨的机关，却变成了积累民怨的机关。”
贺、马应该略感欣慰的是，他们对现行司法体制的一些批评的观点得到了官方权威人士的部分回应。中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曾在一次论坛上，坦陈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并将其概括为“三化”：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和法官职业大众化。肖扬还透露了官方正在或将要采取的八项改革措施，并强调其中“实践证明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如法院产生体制、监督方式、审级制度、法官管理等”，需要通过修改宪法和有关法律才能解决。这是近年来，官方高层首次表示要通过修宪来推动司法体制的改革。
而更明确的改革信号来自中共的十六大。正是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专门列出一节谈司法体制改革。其中的“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等表述引人瞩目。
“由十五大的司法改革到十六大的司法体制改革，官方显示出的改革目标和改革决心显然是不同的。”一位了解内情但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官方媒体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2003年5月8日，正是非典肆虐的危急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了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并决定成立以罗干为组长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根据中央的要求，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也专门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研究小组，都在搞自己的改制方案，有些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四个多月前，南方的一家曾经很有影响力的周报曾透露说司法体制正酝酿重大变革，这让那些关注司法改革的人一度兴奋不已。但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短期内发生重大变革的猜想是有点过于乐观了。
2004年的“两会”，将再次进行修宪。早在数月前修宪的消息传出时，便有心急的人士猜测这次的修宪可能包含改革司法制度方面的内容，以便为下一步的司法体制改革解决合宪性的问题。可2003年12月2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表明，在14处修改中，只涉及“三个代表”、财产保护、保障人权、土地征用等内容，并没有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
“虽然都在说司法体制改革，但政治家和专家们的语义显然有点接不上茬儿。”那位媒体人士说，“不过有些改革方案的设计还是非常有新意的，与专家的设计非常接近。”
“增加各方之间良性的互动，这本身就是改革司法改革的一部分。”贺卫方说，“将司法改革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之中，对司法改革所涉及到的各个制度环节进行更具深度的分析和论证，使相关改革措施能够很好地回应社会需求，无疑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法律实务界与学术界的良好互动环境正在出现。”贺说，“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的改革，都越来越多地吸收学术界的观点，学术界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司法机构内部，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甚至担任领导职务。这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对话平台，对话途径的丰富、多样化，将有助于司法的决策过程越来越体现法学知识的力量。”
“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中，诸如设立分区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等问题应该是基本达成了共识。”马怀德对本刊记者说，“另外像司法判决执行权、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的问题也正在研讨，司法机关各部门之间职能调整的讨论也在更高层次上进行。”
尽管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平静的背后也许不平静。作为佐证，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肖扬日前在会见葡语国家和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代表团时说，目前中国正在酝酿新的更深层次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努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坚冰已破，法“制”之变已是潮流暗涌。
大区法院--不隶属地方政府
北京正合律师事务所的孟律师曾接手过这样一个案子：两家企业为了一笔债务纠纷官司，闹了一年多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案件审理阶段，原因是两家企业不是一个地方的，双方为了案件的起诉地点一直不惜血本地争来争去。
这个案子背后所蕴涵的东西是意味深长的：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由不同的法官审理，其法律后果是截然不同的。这鲜明地折射出当今中国在司法领域“诸侯割据”、法制不统一的现实。贺卫方形容这种现象是“主客场意识”，就像踢足球，在本地好打一些，到了外地，人生地不熟，就难了。
这是肖扬所称的“司法权力地方化”的一个注释。
马怀德从一个行政法专家的角度分析了司法“诸侯割据”的原因：我国的司法机构完全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在行政事务上由当地党政管理，法院的人财物完全受制于地方，不可避免地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
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的法院都是“地方”法院，惟一一个全国法院(最高法院)实际上已退出司法裁判领域，成为了一个司法政策法院。而最高法院的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并非开玩笑地说，你那个地方的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你那设立的法院，而不是你的“地方”法院。这话听上去有点拗口，但幽默的背后有点黑色的味道。于是便有了“打假英雄”王海在不同地方的法院要求依据《消法》索赔却导致截然相反法律后果的离奇境遇。
“行政、立法、司法三者跟行政区划完全重合，这是中国在治国方面一个很大的问题。”贺卫方说，“不是法官人不好，而是他们没有办法。一个院长要为全院的人考虑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同时又要求他能够公正，这是强人所难，这是要求他干超越人性的事。只有让法院非地方化，才可能解决司法公正问题。”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地方问题”不仅存在于司法领域，在国家土地管理、矿产森林资源管理、税收管理、金融管理等其他领域也极为突出，如何消解“地方问题”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目前，在省级以下的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已经实行垂直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了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为了解决中国司法体制的这个地方化顽疾，这些年来法律专家和司法实务界内部都开出了药效不等的方子。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案有司法机关垂直化管理、分设国家和地方法院、打破行政区划设立各级法院以及设立最高法院大区分院或巡回法庭等。
司法机关垂直化管理的呼声更多地来自饱受地方权力干扰的司法实务部门。所谓垂直管理，是指下级司法机关向上级司法机关负责，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免权、财权由上级掌握。
但一些法律专家对这个方案并不赞同，贺卫方称之为“出了虎口又进狼窝”，认为是一个新的误区。马怀德也认为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对于体系庞大的四级司法机关和几十万法官、检察官来说，有一个能否应付过来和管理效率的问题。
而分设国家法院和地方法院的设想主要受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模式的影响。在这个方案中，国家法院系统设国家最高法院、国家上诉法院和国家地区法院，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法院由原来的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组成，经费由省级财政统一拨款，法官仍然由地方人大及人大常委会任免。根据分权管辖的原则，地方法院只负责治安、刑事和普通民事案件的审理，其余的如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重大贪污贿赂案、跨辖区的经济和民事案件等则由国家法院负责审理。
对这个方案，贺卫方的评价是“操作难度大，况且我们不是联邦制国家而是单一制国家，两个法院系统间的协调也是问题”。贺自己倒是提出了一个打破按行政区划设立各级法院的改革设想，他称之为去地方化的“釜底抽薪”之策。
“改革实际上就像拆毛衣一样，要先找到一个线头。”贺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只要解决了法院和法官在人财物方面对地方的依赖，让他们只对法律负责，而不是什么保驾护航，司法的地方化完全可以解决。”
贺对本刊记者非常详尽地讲解了他的方案的细节，主要的原则就是按照人口和地域而不是行政区划重新划分司法区划：相邻的几个县合并成立一个基层司法机构，几个市合并成立一个中级法院，几个省区合并成立高级法院；由中央设立专项的司法经费，人财物完全与地方脱钩；上下级法院间除了管辖权和审级的不同外，也相对保持独立，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取消审判委员会，法院院长、庭长只负责法院内部行政管理事务，以法官为中心实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管理，除非遭到弹劾，法官职业实行终身制。
贺并不讳言实施这个方案的几个难点：一是经费，要改革现行的财税体制；还有就是法官的素质和民众认为特别重要的司法监督问题，这些可以通过精简法官队伍、改变法官产生体制和司法公开来解决；再就是与现行的人大制度和党政领导体制的冲突问题，贺认为像垂直化管理、分设国家和地方法院的方案也存在这个问题，可军队不对地方的人大负责和受地方党政领导，没有人说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它的建立就是国家化的思路，我们在司法方面也不应该有这方面的疑虑。
马怀德作为行政法专家，深感地方权力对行政类案件的干扰为害尤烈，它导致老百姓与行政机关打官司立案难、胜诉率极低和执行难。这几年，马一直在倡议成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分设三级，由最高法院直属。马认为由于我国已有专门法院的体制，比如军事法院、铁路法院等，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在现行的宪政体制框架内不存在太大问题，实施起来难度相对较小。
目前透露出来的种种迹象表明，由于上面提及的几种整体改革方案与现行的宪法有冲突，实施起来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官方的态度并不明朗。况且由于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成本如何分担也必然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实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相反，对于一些专家早些年提出的在基本保留现行司法制度的前提下，设立最高法院大区分院或巡回法庭的方案，官方人士倒是非常热心和感兴趣。
这种改革方案的思路是这样的：省级以下的三级法院体制保留不变，由最高法院在全国各区域设立8个大区分院作为派出机构，或设立数目不等、职能不同的巡回法庭，对那些易受地方权力干扰的行政案件、经济案件及特殊案件进行管辖、审理。
由于只是作为派出机构，并不作为单独的司法序列存在，因而现行的司法体制和宪政制度不必作大的改变，甚至不用修改宪法。从官方的角度看，这样的改革显然风险较小。据悉，有关部门正在对这个改革方案进行细化，相信不久就会对外有个明确的宣示。
但事情往往是辩证的，风险小常常意味着收益也小。有专家指出，这种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权力地方化的问题，可能一部分案件特别是较大的案件能够摆脱地方化的困扰，但绝大部分案件依然要笼罩在地方化司法的阴影中。另外有专家指出，这个方案与现行的审级和管辖制度的矛盾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也许就是权衡轻重缓急和利弊得失之后的妥协之策。
第二篇：改革纪检体制 让反腐者不再敲桌
改革纪检体制 让反腐者不再敲桌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7月08日01 版）
当下反腐败力度之大，从近来我遇到的一件事可窥见一斑：今年春节后与几个官员朋友小聚，当时忘记给某位官员带我出版的新书了，便答应给他寄。这几个月太忙，忘了寄书这事儿。前几天想起，便给那位官员的秘书发了条短信，问邮寄地址和电话。秘书回了个“哭脸”说：曹老师别寄了，领导已经落马了。这戏剧般的经历貌似个案，但如果放到反腐大背景下看，绝非个案。在这一轮的反腐风暴中，公众从媒体上看到的落马官员只是少数，都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和有新闻价值的案件，更多的处理都在舆论视野之外。不少官员昨天还在报纸上出现，在公共活动上作重要讲话，甚至上午还坐在主席台上，下午名字就出现在纪委的通报上了。无疑，高密度、大力度、铁腕的反腐败，树立了纪委的权威和党纪国法的权威，获得了支持，赢得了民心，更矫正和端正了官心。
反腐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和如此高的支持率，反腐者应欣慰和高兴才是，可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这种乐观。近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反腐，媒体对他的形容是“会场表情凝重敲桌”。
凝重的表情和敲桌的动作，让公众看到了反腐者的理智，并没有躺在反腐战绩上沾沾自喜，而是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一个个大贪的落马，公众感受到的是打大老虎的快意，而反腐者看到的是背后的问题；公众解读到的是纪委的强势和铁腕，而纪委部门看到的却是自身反腐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公众看到的是打虎成果丰硕，而纪委部门看到的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也许就是王岐山表情凝重和敲桌警示的原因，也是近来不断强调要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创新的原因所在。
老虎和苍蝇是打不尽的，这样打下去得把纪委忙死累死，只有深层次的纪检体制改革，才能找到反腐败的“钥匙”，也才会让疲于办案打虎的反腐者不再表情凝重敲桌。对于反腐败，王岐山有句名言：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可以看到，“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并不是拖延改革和治本的借口，而是务实之举。这一轮反腐所打的厅级以上干部，比过去很多年加起来都要多，治标确实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时间。
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就是在治标赢得时间后，开始以纪检体制改革为反腐治本破局。
纪检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破除“同体监督”这个难题，有调查发现，既有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中央巡视组和网络举报首先发现或曝光的，而同级纪检组织主 1
动查处的很少。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纪检组织，很难去监督党委书记和其他官员。而改革所着力推进的党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就是为了破“同体监督”的题。其实在此前查处诸如省部级以上官员时，已在实践这一制度安排，从季建业到姚木根，从令政策到万庆良，都是巡视组发现并在上级纪委领导下查处的。改革是将“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一成功实践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改革也是强化官员的“党章党纪意识”。相信每一个有党籍的官员都已经对过去很陌生的“党章”和“党纪”有了深刻认知，因为每一个落马官员的通报中都有“严重违纪”的字样。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作为官员要守国法，作为党员要守党纪，很多官员深陷腐败，与缺乏党纪意识有很大关系。执政的共产党管好了自己的党员，反腐败就找到了治本之策，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纪检体制改革是一个比打老虎苍蝇更艰巨的任务，因为改革面对的不只是一两个贪官，而是旧体制的强大惯性。
第三篇：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心得体会：让改革之荣光永伴前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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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心得体会：让改革之荣光永伴前行道
今天是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闭幕。又是一年的北京，又是五年时光的飞逝，又是一个改革的年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历七届三中全会，风雨35载。纵观历届三中全会无不是处于历史的潮头，无不是处于中国经济前行的十字路口上，也无不是我国进行一次次改革的号角。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转折，拉开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序幕。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政企分离，确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14个港口城市。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长期而又保证的拥有土地所有权。实行价格机制、流通机制、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消了实行千余年的农业税„„„以上的政策均是历届三中全会释放的重大利好，是给予广大劳动人民最好的红利。
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五年里，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2万亿，从改革开放前的第十大经济体跃居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等等。
然而当前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经济体制等渐渐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红利正被新的时代所渐渐的稀释，不能满足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改革是对于创造美好生活最大的支撑。
面对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世界格局，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上任之初便释放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等信号。全面阐述中国梦、重拳出击反腐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提出八项规定、转“四风”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中央改革的决心。十八届三中全会必将是一届改革的盛会，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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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解决民众期望拿下的硬骨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中国道路新的历史起点。
今天的中国危机并存，危在外是国际经济危机、外敌环伺周边，在内是国内矛盾重重，矛盾突出尖锐，贫富差距加大，另外，思想混乱、黑白不分、认知缺失；机在一是由于美英等经济危机，世界格局将要发生新的变化、二是虽然是“仔卖爷田”有点“缺德”，但多少也积累了些经济基础和国家势力、三是我们有前60年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只要客观对待，正确利用，都能发挥巨大“正能量”、四是我们有千年文化底蕴，今后任何改革都不应该数典忘祖，背离国情，应该本着“群众满意才是硬道理” 的原则，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中国改革永远没有什么难啃的“硬骨头”。
十八屇三中全会必将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针对这个问题，社会斗争比较尖锐，但是，面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再也经不起“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左右“折腾”了，时不我待，再也不能“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甚至有些人“摸石头摸上瘾”只顾摸石头了，不知道还应该总结脚下，致使中国改革滑进“深水区”。对此，xx最近的一句话比较客观诚恳，既不能用改革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改革30年。文革有真理，改革有谬误，彻底否定文革和完全肯定改革都是错误的！
“治大国，尤烹小鲜，战战兢兢，如屡薄冰”，不分黑白的治国方略，只是矫枉过正的权益之计，这正如开车，方向过左了应该急向右转，然后尽快回回方向，车子才能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南方谈话不但没有回回方向，还加大了右转力度，才致使中国改革滑进了“深水区”！金钱至上的“发展是硬道理更”是个错误，致使中国纲纪败坏、官场腐败、道德滑坡。
要彻底解决今天社会问题，文革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上次文革失败教训必须深刻吸取，经验要认真总结，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失控，因此，一、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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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控制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范围内。保钓运动虽然出现些问题，但总体讲还是不错；
二、文革时间不能持续太长。只要达到群众觉醒，官史觉悟，让他们真正感觉到只要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就没有执政可能，就要被群众“打倒，并掀翻在地”时，就应该尽快叫停，让国家建设回复到正轨上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吸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教训，认真总结前60年历史，必须让双方都清楚认识到极左或极右错误对国家对社会对子孙后代所造成的危害。历史是昨天人写的，认真总结历史只是“借鉴”，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建设初期所犯的错误，我们今天不能重犯！针对历史错误，不搞秋后算账，不搞反攻倒算；对待今天人们所犯的错误，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要诚心悔过，愿意继续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社会双方就都应该有宽容之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之过，尤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因此，要“既往不咎”，我们只负责写好今天的现实，这很重要。
总之，只要能认真总结历史，客观评价历史，吸取历史教训，认识到今天社会上谁的物质财富也不是海水潮来的，谁的资本积累也不是纯洁无瑕的，因此，我们必需本着“矛盾需逐步调和，利益应逐渐均衡”的原则，放弃前嫌，不得寸进尺，不搞窝里反，就能携起手来重新开创大唐盛世，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这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现实义务和应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只有这样，我们这一代人才能给后人留下一笔真正值得骄傲的辉煌历史！
资料来源：http://www.xiexiebang.com/data/xdth/
第四篇：让人民群众共享司法改革成果--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详解四中全会决定几大焦点问题
让人民群众共享司法改革成果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详解四中全会决定几大焦点问题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xiexiebang.com 2014-10-31 07:31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３０日电（记者 邹伟、王思北）１０月３０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介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大意义和司法领域的重大举措，并就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司法体制改革部署体现三个导向
姜伟介绍，《决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有三个特点：
第一，注重改革的全面性，体现需求导向。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全面规划，避免改革的碎片化。《决定》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充分反映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需求、对深化改革的期待。
第二，注重改革的针对性，体现问题导向。目前，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是司法不规范、不公正、不廉洁的问题。《决定》提出的改革部署，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健全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第三，注重改革的可行性，体现务实导向。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先易后难，有序推进。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从容易形成共识的事项做起、从有条件改革的事项做起，争取早日取得成效，让人民群众共享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招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针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将被追责的问题，姜伟说，《决定》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措施：
第一是全程留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要记录在案。
第二要公开通报，领导干部插手司法活动情节恶劣的要公开通报。
第三如果干预个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解决群众“信访不信法”重在三个环节
如何解决一些群众“信访不信法”也是各界关注的问题。姜伟表示，从实践来看，影响群众“信访不信法”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环节：
一是入口问题。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怎样能够纳入司法程序，让法院审理。四中全会这次提出了重大的改革举措，就是改革法院的立案机制，由立案审查制转为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二是程序空转问题。有些案件在司法机关审理，尽管法律程序走完了，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就是解决程序空转问题，让人民群众的合法诉求依照法律程序就能得到解决。
三是维护司法权威。确有一些案件经过法院的审理，判决是公正的，这时候我们要维护司法权威，要服从法院的裁判，但对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有关部门要通过司法救助等方式加以解决。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与“司法独立”是两回事
有记者问到，“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这和司法独立有何区别？”
姜伟表示，“司法独立”的概念是根据一些国家三权分立的政体提出来的。中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立法机关，而且是权力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与„三权分立‟政体下的„司法独立‟是两回事。”姜伟说。
“《决定》明确要求，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姜伟表示，这是对“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最好的阐释。
改革必须坚持于法有据
谈到改革和立法二者关系的问题，姜伟表示，法治领域改革包括司法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姜伟说，《决定》提出改革要于法有据，意味着这样几个要求：
第一，要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把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完善立法的决策有机衔接起来。在确定改革方案的时候，要与需要修改的法律同步研究。
第二，在改革中需要调整法律的，要先修改法律再启动改革，不能以改革为名，破坏现行法律，损害法律权威。
第三，一些改革举措，需要突破现行法律，但是修改现行法律条件又不具备，需要试行一些改革举措为修改法律积累经验、创建条件的，要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授权有关部门启动改革或者试行改革。比如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部分地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就是一个例证。
第四，一些不涉及法律调整的改革，比如工作机制的改革，鼓励地方在法律框架内积极探索。
责任编辑：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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