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班语言：幼儿园也是我的家

第一篇：小班语言：幼儿园也是我的家

小班语言：幼儿园也是我的家

活动目标

1．能跟随老师念儿歌，感受儿歌的韵律及欢快的情绪情感。2．产生喜爱上幼儿园的情感。活动准备

1．精心布置活动室一角的娃娃家。2．材料包：丁丁、爸爸、妈妈玩偶各一个。活动过程

一、看看丁丁的家

1．教师进入娃娃家，手持玩偶丁丁。这是丁丁，这是他可爱的家，丁丁是爸爸、妈妈的乖孩子。

2．自从他上了幼儿园后，他就有两个家了。他喜欢幼儿园就像喜欢自己的家一样。3．我们一起来看看丁丁的家吧！

二、观看玩偶表演

1．教师借助玩偶，边念儿歌边表演，从娃娃家中进入幼儿中。2．早晨，丁丁是怎样离开家的？他高兴吗？你是怎么离开家的？

3．到了幼儿园后，丁丁做了些什么事？他高兴吗？你在幼儿园会做哪些事情呢？

三、学念儿歌

1．老师把丁丁的事编成了儿歌，你们听！2．教师完整朗诵儿歌一遍。

3．教师以欢快的情绪带领幼儿学念儿歌。

4．教师与幼儿一起完整朗诵儿歌，念到“家”时加重语气。5．教师引导幼儿边自由地做动作，边完整地朗诵儿歌一遍。建议

让幼儿体味儿歌所表现的积极情感，并产生喜爱幼儿园的情感，是本活动的重点。用两拍子的节奏来朗诵儿歌，较宜表现儿歌的韵律及欢快的情绪。在“家”处加重语气是为了增强幼儿的朗诵兴趣。

附：

幼儿园也是我的家 亲亲爸爸，亲亲妈妈，高高兴兴离开家。做做游戏，听听故事，幼儿园也是我的家。（芮彭年/文）

第二篇：小班语言活动《幼儿园也是我的家》执教反思

小班语言活动《幼儿园也是我的家》执教反思

小班语言活动《幼儿园也是我的家》执教反思

为了让幼儿从想念家人的依恋中转移注意力，我尝试采用木偶表演的形式创设游戏情境，更符合小班幼儿的认知特点，更能吸引小班幼儿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对儿歌的兴趣。

在讲述故事和念儿歌的时候，我注意用夸张的面部表情，眼神和手势，能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声音和语调，这样也能一定程度上激发幼儿一起朗诵的兴趣。从孩子们跟随我念儿歌的表现来看，班中已经有一部分后孩子能和我一起轻轻念了，还有部分幼儿虽然没有念，却能被我的身体动作和儿歌语言吸引，用好奇的眼睛望着我。孩子们第一次学习儿歌，还不懂要跟着老师一起念一念说一说，也不知道说话的时候要先举手，所以我也尽量避免单独的提问，而是更大程度地去激发孩子们注意我的语言和体态动作，并能较积极地与我回应。

整个活动，孩子们跟喜欢手偶表演的形式，他们对丁丁上幼儿园的表现感同身受，当我念了几遍儿歌以后，一些孩子们也能一起跟着我念儿歌了。然后我又以表扬幼儿发放五角星的形式激发孩子们大胆地念出来，他们兴趣就更加浓厚了。而孩子们也非常喜欢一遍一遍地和我一起念儿歌，在重复朗诵的过程中体验了学习和表演儿歌的乐趣。

第三篇：幼儿园小班语言教案《我爱我家》及教学反思

《小班语言教案《我爱我家》含反思》这是优秀的小班语言教案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在看看、说说中理解儿歌内容。

2.根据生活经验学习仿编儿歌，体验仿编的乐趣。

3.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4.能安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并积极思考，体验文学活动的乐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活动准备：

PPT，图片。

活动过程：

1.引题激趣

(1)教师出示“家”的图片：小朋友老师带来了什么?

(2)你爱你的家吗?为什么?

(3)原来我们都爱自己的家，除了爱家我还爱很多很多。

2.看图学说理解儿

(1)教师完整朗诵儿歌，你们听到了我爱什么?

(2)(出示天空图片)我爱天空，为什么?因为天空有星星和彩霞。

(3)(出示大海)这是什么?(文.章出自快思教.案网)你怎么知道的? 你爱大海吗，为什么?

(4)根据幼儿的回答教师说“我爱大海，因为有小鱼和小虾”谁能把这句好听的话跟老师一样说一说。

(5)(出示大地)我爱大地，为什么我爱大地?你能和老师一样说一说吗?引导幼儿说“因为大地有小草和小花”

(6)(出示家)儿歌里还有一句谁会念?我爱我家，因为有爸爸和妈妈。

(7)你们说的太棒了，我们把这首好听的儿歌连起来说一说吧。(教师带领幼儿一起朗诵。)

3.仿编儿歌

(1)(出示家)这是我们小朋友的家。(天空是谁的家，还是谁的家。)我们也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说一说吧，根据幼儿回答仿编儿歌。“我爱天空，因为有太阳和月亮”

(2)谁能跟老师一样说一句好听的话：引导幼儿说“我爱天空，因为有……”

(3)大海里除了是小鱼和小虾的家还是谁的家，大地上除了小草和小花还有什么?

(4)小朋友说的都很棒，这个家是大海，这是天空，这是土地，他们的宝贝都在家里，等下你去喜欢的家拿两张不一样的图片，然后坐在位置上和好朋友说一说你拿了什么，记得两张不一样的图哦。

(5)集中交流，仿编儿歌。

①你拿的是哪个家的，原来你爱天空，看着图片你来说一句好听的话吧。“引导我爱天空，因为……

②说的真好，现在老师拿出家，你的图片是这个家的就站起来和老师一起说一说。(如：拿出天空……引导幼儿说我爱天空，因为……)

(6)小朋友说的真棒，等下可以和好朋友换一张图片再说一说哦。

教学反思：

《我爱我家》是一节下班的语言活动，主要让幼儿根据一定的句式进行仿编，小班幼儿的仿编能力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运动生活中的语言才能仿编，所以我在了解儿歌的基础上让幼儿学习仿编，为了让幼儿更好的掌握句式，精心的设计了PPT，准备了相关的图片，给孩子们一个直观的影像，这样有利于幼儿的仿编。

活动中孩子们对生活中出现的东西充满着兴趣，句式掌握也很好，能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一定的语言组织来仿编儿歌，活动中教师和幼儿间的互动和交流比较频发，教师利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了幼儿的讲述欲望，特别是引导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讲述时非常好，所以后来幼儿在和好朋友，和客人老师讲述时语言的运用非常好，完整而且大胆。

但是在幼儿自我单独仿编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可能是最后图片的利用不完整，幼儿拿着图片只是单独的一幅一幅的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所以完整想不够，也许可以改变一下图片教学效果会更好。

小班语言教案《我爱我家》含反思这篇文章共3788字。

第四篇：语言也是战斗力

语言也是战斗力

杨岚博士曾于1985年至1990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工作，1990年赴英访学，1996年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今，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东亚研究系，现为该系主任。本文谈的是她研究文革时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专著《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文革小说，依照杨岚统计的数据，从1972年开始恢复出版，到1976年秋天，共计126部。其中军事题材32部，农村题材24部，工业题材18部，知青再教育题材17部，而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只有李惠薪写医疗队下乡的《澜沧江畔》。这大体反映出文革时期以工农兵和知青为社会主体的状况。那么，为什么不采取数量更大的军事题材作品而以农村题材为样本呢？杨岚列出的理由有三：其一，相比于以战争描写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全部是反映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乡村生活的，这也反映出文革小说的主潮；这些农村题材小说主要表现当代乡村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这也正是文革现实和文革文学的主潮。其二，就艺术水准而言，农村小说在文革小说中是水平最高的。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批评家给予好评的四部文革小说，浩然的《金光大道》、克非的《春潮急》、谌容的《万年青》、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有三部都是农村小说。其三，这些农村小说，覆盖了50—70年代的农村生活。这在前文革和后文革农村小说中都是不曾有过的。

“英雄形象”的异同

《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ain Heroes”：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分别从主要人物的家庭背景、阶级属性、成长教育对其精神世界的影响，人物肖像描写（通常的“浓眉大眼”“目光炯炯”“声如洪钟”“身形强健”），意识形态的品质，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特点等角度，加以评析。比较醒目的，是论述主要英雄人物与其他人物关系的一章。与样板戏的那种抛弃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不同，在小说中，主要英雄人物大都是有家有口的，而且，他的家庭，往往成为其积极投入集体事业和路线斗争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也和前文革小说不同，在《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爱情与婚姻，都还是未知数，在《山乡巨变》中，刘雨生的妻子张素贞，不但是他克己奉公、热心集体事业的后顾之忧，还因为两个人的志向不同离了婚。文革小说中的主要英雄人物的妻子们，却都是丈夫的好帮手。同时，在作品中，通常会有非常活跃的女青年，在共青团或者生产突击队里生龙活虎、敢说敢闯，会有出身贫寒却思想糊涂的老贫农犯糊涂打横炮，当然最重要的是会有“阶级敌人”或者党内的走资派（许多时候是两者兼有）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这与前文革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图谱，大同小异。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呢？

语言学视角的新发现

杨岚文革时期小说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它对于小说作品的文学语言学分析。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建构的基本材料是语言，研究文学问题，当然应该以文学语言学研究为前提。但是，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它又是最薄弱的一环。这既和人们的关注热点有关——从启蒙和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的译介引进，在中国学界相继成为显学，在文学语言学的方法论方面，我们却一直缺少强劲的理论资源。同时，文学语言学研究，又是个笨功夫，耗时费力，在当下这个学术生产大跃进的功利氛围中，其投入产出，显然不成比例。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研究者的知识准备。它要求研究者要同时具有文学和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在当下的学科越来越细化的条件下，二者似乎难以得兼。国内研究文革样板戏的语言学力作《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的作者董克懿，就是凭借其语言学的基本功，对“样板戏”的语言特征作出了精到的分析，不仅讲语义、词汇，还讲到语音、频率、传统戏曲的音韵等。这些，都使得文学的语言学分析，有了更高的门槛，增加了登堂入室的难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杨岚对文革时期小说的文学语言学分析，就有着双重的意义：其一，是看其如何开拓了文革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可以说，文革时期的语言，是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集时代精神之大成，又以空前的力量操控了那个时代。在读书中，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文革时期是“被语言操控的时代”{1}，但是还没有能够予以展开，予以深化。从杨岚的《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中，我体认到了语言的操控性。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语言方式，既是时代性的独特反映，它将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语言凝定下来；同时它又通过阅读，通过电台广播（这是电视传播兴起之前最为广泛的社会传播和文学传播途径），将这种语言方式进一步流传开来。其二，是在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它也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缜密思路，具有很强的示范性。

十部小说如何选取？

杨岚的做法是，选取了十部小说为样本，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这十部作品，包括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谌容的《万年青》（1975），林予、谢树的《咆哮的松花江》（上卷）（1975）{2}，朱剑的《青石堡》（1976）{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的《雨后青山》，田东照的《长虹》（1976）{4}，古华的《山川呼啸》（1976），还有作为参照系的文革前出版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卷），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第一部）。后三部作品不必多说，都是1950—1960年代表现当代农村生活的典范之作，七部入选的文革小说，是杨岚精心的选择，也各有其道理所在。浩然不但是稀缺的跨时代的作家，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又经常被杨岚用作进行比较两个时期小说异同的范例。《咆哮的松花江》的作者林予和谢树，都是50年代初期出现的部队作家，后来又来到北大荒军垦总局工作，时为文学报刊编辑。《万年青》的作者谌容、《山川呼啸》的作者古华、《长虹》的作者田东照、《青石堡》的作者朱剑都是在文革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在新时期走向成熟和丰收，各有造就。而《雨后青山》的“三结合”创作组{5}，作为一种特定年代的产物，它对文学创作包括语言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而且，这十部小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严谨的考量。从时段看，它们涵盖了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60年代前期的包产到户和社教（四清）运动（《咆哮的松花江》《万年青》），直到文革时期的乡村斗争（《长虹》《山川呼啸》）等。从地域分布看，中南（湖南《山乡巨变》《山川呼啸》），西部（陕西《创业史》），北方（北京郊区《艳阳天》《金光大道》，山西《万年青》《长虹》），东部（江苏《青石堡》），西南（广西《雨后青山》），东北（黑龙江《咆哮的松花江》），分布合理，涵盖全面，且为后面的地方方言分析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前提。对上下卷本（及多卷本）小说只选其上卷，则把握了每部作品的长度，从《山乡巨变》上卷的215000字（实际字数，而非印刷字数），到《艳阳天》第一部的472000字，大部分作品则是在30—40万字之间。这样，限定了研究范围。在词语分类上，粗话，意识形态话语，谚语、俗语、歇后语和经典语言，地方方言，书面语和口语，军事用语，农业用语和气象用语，夸张性用语，被分别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辨析和评判。

意识形态话语的定量分析

就以最具有文革时代特色因而地位也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杨岚细化为几个类别。

意识形态的指称：革命，政治，社会主义等；

政治身份、政治组织及相关的名称：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卫兵等；

政治运动名词：土改，合作化，农业学大寨等；

阶级成分：贫农，贫下中农，地主，富农等；

政治口号：“造反有理！”“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

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语录的引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

政治文件：如《十六条》《前十条》等。

此外，还有一类，本来与政治无关，但是在时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政治色彩，成为政治用语，如“道路”“思想”“觉悟”“帽子”，以及“人还在，心不死”“一道金光照四方”，云云。

将这样的分类法具体应用到作品中，《山乡巨变》中的意识形态用语最少，在全文中占据604字，为2.81‰，《万年青》和《雨后青山》最高，分别为9.10‰和9.8‰。即便考虑到，描写60年代前期农村生活的作品，会回溯到50年代的农村形势，涉及到集体化时期的政治用语，出现增量，这样的比例，仍然是很高的。总体而言，前文革小说的意识形态话语所占比例为4.27‰，文革小说为7.23‰，后者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然要浓重得多。《金光大道》和《咆哮的松花江》在文革小说中意识形态话语是最低的，分别为4.60‰和5.96‰。杨岚将其归结为这是两位成熟的著名作家的个人风格，不必靠过多的政治术语去强化其政治色彩。

不过，这样的论断，还需要再深入。我想应该补充的是，浩然作为成熟的著名作家，他的《金光大道》，从直接的政治用语上，可能会比那些年轻作者们使用的少一些，但是，认真地读起来，他的文字使用的政治化，许多时候是“超政治”的。如人物的命名，正面人物系列是村子里的党员高大泉、区长田雨、县委书记梁海山，反面人物是村长张金发，区委书记王友清，县长谷新民，构成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完整体系。今日看来，从字面上没有多少说道，还原当年的历史语境，不但是高大泉直接谐音“高大全”，张金发之“金”和“发”，也都有深意藏焉。在那个只讲精神而摒弃物质，只讲质朴无华，厌弃金银雕饰的年代，“金”是颇有贬义的——扩展开来，在《红楼梦》所造就的审美情境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发”呢，直接对应张金发在乡村提倡的“要发家，种棉花”“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之个人单打独斗的“发家致富”。至于谷新民，直接喻指当年与毛泽东亟欲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而大批特批的刘少奇推行的巩固新民主主义之“新民”，而不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说之“新民”。而且，《金光大道》的许多章节，《理乱麻》《新街口巧遇》等，从字面上并不显山露水，暗中藏有机锋，莫不煞费苦心地加以很多政治寓意，犹记当年读《金光大道》，对浩然的这种机巧的情节构思崇拜得五体投地，今日看来，却是处心积虑地要将日常生活也隐喻化、政治化的拙劣行径罢了。

什么人？说什么话？

小说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除了一些客观性的描写，如墙头的标语口号，绝大多数是出自人物之口的。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分析，进入作为表述者的作品人物的身份界定，就是不同人物的直接引语中所采用的政治语词：

在《山乡巨变》中，主要英雄人物刘雨生一共说过2023个字，有关意识形态的话语为57个字，比例为2.82﹪。作为反面对手的龚子元总共说过765字，意识形态话语为4个字，0.53﹪。老贫农盛佑亭说过3173字，意识形态话语为27字，0.86﹪。青年妇女盛淑君说过1912字，意识形态话语为13字，0.68﹪。

作品所选取的老贫农盛佑亭（“亭面糊”），属于那种没有接受什么文化教育，也未必有先进的政治觉悟者，这样可以和主要英雄人物区分开来；选取活跃新潮的青年女性，是因为她们在同龄人中间讲话最多。

在文革小说中，这四类人物，除了主要的敌方对手口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升幅有限（从1.57﹪到1.74﹪），其他三类都有大幅度提高。主要英雄人物从2.39﹪到4.30﹪，即便是其中意识形态话语比例最低的《金光大道》的高大泉口中，也比前文革小说中意识形态话语最多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要高（2.93﹪对2.81﹪）。比较前文革小说，文革小说主要英雄人物的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会在特定场合，如召开进行阶级斗争的群众大会，和政治组织的会议上，以长篇演说的方式讲出来，例如《雨后青山》中的柳旺春，一口气讲了七个页码，2026字。这超过了《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所讲的全部话语的总和（2023字），也达到前文革小说中梁生宝的全部话语（5948）的三分之一强。在冗长的演讲中，柳旺春使用了139个政治名词。可叹！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例证，《咆哮的松花江》第13章，《金光照在心坎上》，从头到尾写的是在一个先进人物家庭中晚间举行的一场家庭政治学习会，学习内容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论述，一家人结合生产队和家中的现实进行对比和讨论，从村子里的阶级斗争征兆说到家中的可疑苗头，作者从329页写到348页，共计20个页码，约14000字，还直接引用两段毛泽东语录，其内容可想而知有多么政治化。

虽然说，文革小说着力于刻画主要英雄人物，把许多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都交给他们表述，但是，老贫农所说的政治话语也从0.97﹪猛增到2.62﹪，青年妇女从0.98﹪到3.15﹪。这些当然说明文革小说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性的增强，也表明原先作家喜欢写的“中间人物”（通常是政治觉悟低的中老年农民）如何让位给一般的“英雄人物”（相对于“主要英雄人物”而言），怎样将前者形成的参差对比改换为后者形成的水涨船高，以适应所谓“三突出”原则：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中间人物论”几经批判，这样的人物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人们肯定《艳阳天》，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它写了一群鲜活的“中间人物”，如“弯弯绕”“马大炮”、韩百安、孙桂英、马振茂等。在文革中，浩然曾经为写“中间人物”做过检讨。到《金光大道》，这样的人物群落不复重现，也是时代使然。同时，青年女性的言说中，其意识形态话语升幅最高，这是因为她们受的教育较多，多是农村的积极分子，也说明她们在文革时代的地位上升——不过，和样板戏不同，这七部文革小说中，还没有女性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这也是一个有待谈论的话题吧。

穷追不舍地，杨岚从十部作品中统计出了82个高频词，以其至少在一部或者多部作品中出现10次以上为度，计有：包产到户、大跃进、大字报、单干、道路、地主、斗、斗争、翻身、方向等。其中，既有在十部作品中都是反复出现的“斗争”“共产党”“党”“革命”，也有像“包产到户”这样，在围绕乡村中推行“包产到户”的**展开的《万年青》中出现达517次的词语。杨岚把这些高频词再次细分为特定时期用语（土改、大跃进、“包产到户”）和非特定时期用语（阶级、路线、斗争），政治专有名词（共产党、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和非政治专有名词（立场、思想）。它们相互交叉，特定时期用语往往和政治专有名词对应或者合二为一。统计的结果是，在特定时期用语和专有名词方面，文革小说低于前文革小说，其他两者则要高出许多。对此的分析是什么呢？

它表明语言的更加意识形态化。那些非特定时间用语和非专有名词，都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在社会生活和语言学领域内，都是如此。《咆哮的松花江》中，有一场发生在家庭中的对话，就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述，“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里的内容，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所谓“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所有制”问题等，也都是非特定时间的用语，有更大的普泛性（《咆哮的松花江》，335页—33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前文革小说则是集中在“互助组”“合作社”“入社”的具体时段和具体问题，而很少纯粹地从理论高度去讨论“革命”“阶级斗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补充说，这和作品对表现时代的选择的关联更为重要。前文革小说都是写互助组和合作社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时期，它的“长期性”“复杂性”似乎还没有表现出来，更多的，是要解决互助组和合作社如何建立、如何扩大的具体难题；一旦合作化、人民公社已经实现，接下来，可能在具体行动上，没有了特别的规定性，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贯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命题，泛泛而言，抽象而论，然后再去寻找或者制造敌人，也就在所难免了吧。

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文言词语

再说到杨岚对于文革作品成语、谚语、歇后语和经典性语言的统计和研究。这也是个非常有趣但难度颇大的题目。谁说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文化”呢？从这四类语言看，除了谚语一项基本持平，文革小说比前文革小说普遍有了新的提高。两组作品的对照（以每10万字中所占比例为依据——10万分之）：

前文革小说：成语140.15，谚语25.24，歇后语3.44，古典作品语言引用0.67。

文革小说：成语223.67，谚语24.14，歇后语6.49，古典作品语言引用1.21。

那么，这些数字后面有什么蕴含呢？就以成语为例。成语的大多数都是以四字一组为基本结构方式的。在历史的传承中，成语作为汉语的特有方式，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扩展了汉语的文化内涵，也使得它具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在恰当的时候采用成语入文，会强化文本的表达，也显示出作者的文化修养。但是，成语的频繁使用，也钝化了人们对它的感受性，失去了新鲜感。黄子平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遍体鳞伤”，我们几乎对其熟视无睹，但在翻译成英文时，它变成了“被殴打的全身像鱼的鳞片一样到处是伤”，就把它“擦亮”了，拂去遮蔽其鲜活形象的积垢，还原了其本意。在杨岚看来，文革小说对于成语的使用，许多时候都是只顾其表面上的装饰作用，恰恰是语言贫乏的一种标志。同出自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两者使用成语，每10万字的比例，分别是217.58和161.57。在数字后面，显然是江郎才尽的窘迫。如杨岚所言，“在《艳阳天》中从来没有发现在叙述者的不到30个字的一句话中，竟然会采用3个成语，《金光大道》则不然。”

他觉着这封信语无伦次，通篇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故意捣乱，真是岂有此理。

哪想到出师不利，遇上了这样的疾风暴雨，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为了补充成语的使用，文革小说喜欢使用四个字的词组或者准成语。它加强了文革小说的套话、空话，而失去了文学语言的鲜活生动。杨岚再次列举了两个例证作为对比：

远山，近村，丛林，土丘，全都懵懵懂懂，像是罩上了头纱……圆圆的月儿挂在又高又阔的天上，把金子一般的光辉抛洒在水面上，河水舞动起来，用力把这金子抖碎；洒上了，抖碎，又洒上了，又抖碎，看去十分动人。（《艳阳天》第357页）

今夜呀，虎龙荡上，春风轻拂，微波拍岸，满江里不见了半人高的白头浪，真个是细浪前冲，流水涓涓，像在倾诉，像在吟唱……天上繁星眨眼，月亮铺洒下万里清辉，映照着一江春水，陡峻岩壁……（《长虹》第532页）

在横扫一切中外文化传统的文革中，有一种复古主义或者说古典主义风格成为时尚。对仗、骈偶、散文体向诗歌体靠拢（后来推出的几部样板戏《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就尽力把台词诗歌化了），这在文革小说中也是一种新的现象。与之相照应的是，古典文学名句在文革小说中的使用增加了。如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相比，就是以五句比两句了。这些作品所引诗句，分别出自李白、王维、李贺、罗隐、王之涣、王实甫、关汉卿、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不过，在作品中引用这些古典诗句的人物，大都是那些反面角色的走资派，或者具有很浓的学生味而缺少实际工作经验的新干部，他们因为家庭境况，受过较好的教育，引用一些古典名句，是为了刻画他们的性格。在具体文本中，《红楼梦》被引用率最高，那些句子也是经常在报刊上被应用的，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当然和文革中后期毛泽东推荐干部读《红楼梦》，使得《红楼梦》阅读合法化和流行化密不可分。至于“山雨欲来风满楼”和“心有灵犀一点通”，则常常离开其本意，被染上了政治化的且带有否定性的色彩。这也让我们对文革话语的意识形态化有了更贴切的体认。

借用与延伸

杨岚的语言学分析，使用英文写作，她的预期读者是那些对汉语并不具有多么了解的人。为此，在其论著中，融入了大量的对现代汉语知识的阐述。有的时候会显得琐碎，但考虑到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中可以得到双重收获，了解了文革小说的创作态势，也普及了汉语的有关常识，是一箭双雕。

那么，在文本之外，还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论题呢？杨岚做了那么多的语言学统计，而且能够在数字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有深度的讨论，非常难得。不过，在统计资料的应用上，或许还可以做出一些文章。她把十部小说都分解开来，分门别类地进行统计和阐述，我想在此基础上，借用其成果，对《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也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比如，在许多研究者那里，至今都把《创业史》看作是1949—1966年间最优秀的小说，杨岚的数字统计显示，在意识形态话语方面，它不但是高于《山乡巨变》，而且也高于《艳阳天》，三者分别为6.08‰，2.81‰，3.57‰。作为作品主人公的梁生宝、刘雨生和肖长春，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意识形态话语，相应地分别为2.81%，2.82%，2.12%。刘雨生在《山乡巨变》第一部中，位置并没有那么显赫，工作组长邓秀梅和李乡长，并不比他分量轻，而与他成为三足鼎立，因此，要统计主要英雄人物的意识形态话语，就不应该只讲刘雨生。而在《创业史》和《艳阳天》中，梁生宝和肖长春可是绝对的主角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讲出来，其比重和刘雨生差不多，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增量，主要是体现在其他人身上，这能够说明，作家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可以有多种手段。前文革小说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注意，不会让其主要英雄人物满口都是“讲政治”。这与文革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之间，有着许多差别。

杨岚指出，意识形态话语内部进行区分，在“改造”“共产党（员）”“集体”“阶级”“毛主席”“党中央”“总路线”和“单干”“道路”“斗争（斗）”“资本主义”等褒贬分明、内涵对立的两个组别的高频词上，《创业史》和《艳阳天》各领风骚。据统计，“毛主席”“共产党”“党中央”及相关词语，在《创业史》中出现了420余次，《艳阳天》中的“斗争”“道路”等则是高频词。至于引用毛泽东语录，《山乡巨变》是37字，《创业史》是240字，《艳阳天》是0。

在使用两组不同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问题上，我也有补充推测。在柳青的预想中，《创业史》作为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斗争的激化或许会在其后的某一卷中出现，如《山乡巨变》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描写上，从上卷的和风细雨到下卷的明火执仗。所以，《创业史》第一卷所描写的主要内容，不是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如何组织互助组，在生产效益方面体现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以证明其历史的必然趋势，因此是一部强调正面力量的作品，用各种描写去肯定和强化集体化的势在必行。“毛主席”“党中央”和“总路线”云云，都是要从正面去强调集体化道路的“政治正确”。1956年之后，尤其是“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反复论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如上述那一段出自1957年2月而在公开发表时经过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强化和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引文。而《艳阳天》实际上是接着《创业史》往下写，选取的正是1957年夏天，城里有“右派翻天”，乡下有敌人鼓噪，敌人无所不用其极，直至穷凶极恶地杀人和聚众抢粮，因此而将“斗争”之类用语反复使用，也是情理使然了。

语言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1960年代初期，周立波曾经被赞誉为语言大师。《山乡巨变》中有个段落，盛淑君在纠集一群姑娘捉弄和惩罚符癞子之后，被团支部书记大春黑着脸批评一通，因为沟通不畅，大春愤愤然走开，盛淑君在后面边追边叫着：“团支书！大春同志！大春！”一句话里，换了三个称谓。有论者分析说，首先，盛淑君先叫“团支书”，因为大春是以团支书的身份在和她谈论如何正确地对待落后分子，要帮助他提高觉悟，积极进步，而不是恶意地捉弄之；但是，在盛淑君，这是因为符癞子不自量力地向她示爱，而且对她纠缠不休，这里就不是简单地用先进应该帮助落后的大道理可以摆平的。次之，她和大春都是进步青年，她有权要求大春了解事情的真相，她不能接受大春那武断的批评和生硬的态度。所以她又怀着埋怨的感情称呼他“大春同志”。再次，她喜欢这个有刚性、有威严的陈大春，她热恋着他，所以在这被误解的时刻，她企求他理解她，她无法遮掩自己的真情，亲昵地求援似的叫着：“大春！”

但是，比这样推敲而成的语言更为精彩的，还是周立波对湖南益阳方言的充分发掘和化用。《山乡巨变》的文学语言学研究为此提供了若干思路。在使用地方方言上，它的比重是19.60‰，远远高出《创业史》的5.91‰，《艳阳天》的3.51‰，在成语、谚语、歇后语和古典语言方面，也都成就可观（以每10万字占比为例）：

《山乡巨变》：成语143.26，谚语49.3，歇后语4.65，古典语言0.93，粗话50.23。

《创业史》：成语110.03，谚语11.14，歇后语0.28，古典语言0.84，粗话27.58。

《艳阳天》：成语161.65，谚语25.00，歇后语5.30，古典语言0.42，粗话30.93。

周立波的语言艺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大量的鲜活上口的湖南益阳方言的采用。周立波认为，采用方言可以使全民语言“词汇丰富，语法生动，使它更适宜于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6}50年代中期，写毕《百炼成钢》，周立波从北京回到家乡湖南益阳扎下根来，工作生活近10年。本来是陕北人的柳青，为写《创业史》而扎根长安县皇甫村。本来是唐山人的浩然后来主要是在北京郊区采访和体验生活，都缺少周立波的家乡语言优势。何况，周立波的语言自觉，他对于益阳方言的悉心掌握，都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他经常是随身带个小本子，把听到的生动口语记下来。这种刻意追求的态度也非他人可比。而且，他还不顾当代文学中语言逐渐“净化”的特点，把那些表达人物情感的粗话也都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生活的气息和人物的性格，也由此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有趣的是，据杨岚研究，在列入研究对象的作品中，《山乡巨变》中的粗鄙话语是最多的，例如：“你要死了，你这个鬼崽子！”（第273页）“我操你的妈妈！”（第83页）也许这和作家高度重视人物口头语的地域化、方言化、原生态化，而少了些“净化”“过滤”分不开。

由此再延伸出去，就是湖南方言和益阳方言丰富表现力的特征。湖南在语言学的区划上，是在大陆使用人口最多、流布最广的北方方言区，比起粤语和客家语，它的可接受性要大得多。同时，它又是处于北方方言的边缘地带，其语音和词汇，都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在湘方言支下的益阳方言，据有关资料，“益阳话也是新湘语中与普通话差异最大的方言，至今仍然保留了一些独特的特征。对于被官话腐蚀严重的新湘语区来说，益阳方言的研究意义不言而喻。益阳方言位于长株潭小片的北方，却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古语特点，受北方方言影响较前者小，也为官话者所不懂”。除了语音中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在词汇上也很有特色。有一篇在互联网上被许多益阳人转引的，女散文家叶梦的《乡音的尴尬》，就列举了若干益阳方言中讲颜色和味道的词汇，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新鲜感和冲击力：

益阳话形容颜色一般是：彤红的、浸黄的、刮绿的、嫩白的、抹黑的、翡蓝的。也喜欢用叠字。如：黄灿灿里、蓝映映里、绿也也里、白飘飘里、黑浸浸里、皮皱皱里、肉它它里、毛丛丛里、劲板板里、汗巴巴里、脚叉叉里、肿泡泡里、气鼓鼓里等。

益阳话形容味道与气色的词更多，用起来似乎更顺手更贴切。例如：挖苦的、沁甜的、津咸的、万酸的、巴甲（涩）的、攀捞（膻）的、喷香的、攀臭的。若用叠字，便是：苦阴阴里，甜浸浸里、酸就就里、巴甲甲里。益阳话形容感觉更有味：巴厚的、拎薄的、崩硬的、韧软的、滚嗫（热）的、冰冷的。我想若用普通话写来只能是：很厚、很薄、特软、特硬，如此而已，比起益阳话来，那味道全变了。

中国作家写乡土，一般都会采用一些地域方言，但是像湖南作家这样，对家乡方言感受如此之深，得家乡方言如此之助，却不多见。再举个例子，韩少功对方言的热爱，对人物口头语的大量采用，堪称一绝。他的“马桥”，在同样是湘北而与益阳隔洞庭湖相望的汨罗，一部《马桥词典》，全是用本地方言搭建起来，方言而有底蕴，方言而有文化传承，此等作为，很难有人步其后尘。这样丰厚的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资源，对几代湖南作家来说，都是得天独厚了。

注释：

{1}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当代语言迷信的顶峰，人们相信语言可以操控现实、指认现实的超凡力量，举凡赞颂（如“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诅咒（“罪该万死”“彻底砸烂”），自我命名（凡事都冠以“革命”二字）乃至紧急关头用毛泽东语录激励士气克服危难等，就都是这样的例子。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53—25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林予（1930—1992），原名汪人以，江西上饶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创作员，北大荒军垦战士，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哈尔滨市作协专业作家，哈尔滨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寨上烽烟》《有情人难成眷属》（合作），短篇小说集《勐铃河边春来早》，电影文学剧本《孔雀飞来阿佤山》《奸细》等。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合作）获国际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奖。

谢树（1926—1998），笔名严瑟，山东聊城人。1947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政治系，1946年参加解放军。历任军大吉林分校政治部宣传干事，军大总校编辑，黑龙江日报社副刊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小说组长、副主任，北方文艺出版社社长，编审，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理事、名誉理事。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咆哮的松花江》（合作）《诱敌出山》《惊雷》（合作），短篇小说集《野菊花》《追击路上》《渡江前后》，散文集《雪莲》《槐花冠》《冰灯虹影》等。《有情人难成眷属》（合作）获黑龙江省文艺大奖二等奖、哈尔滨天鹅文艺大奖赛创作一等奖。

朱剑（1949—），江苏东台人。1965年毕业于东台市廉贻中学，1968年从军，1983年转业到江苏盐城，历任部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盐阜大众报社编辑、记者，海霞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江苏盐城文联专业作家。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青石堡》《儿女三部曲》《酒红酒白》，长篇系列《人间烟火》（《太平庄白话》《唐山人家》《集仙巷纪实》），长篇纪实文学《黄海大躁动》《面向大海》《通榆河巡礼》《高涌海东头》《从士兵到董事长》，短篇小说集《警钟长鸣》等。电视剧《喊魂》（编剧）获第十三届飞天奖中篇奖，报告文学《老百姓的饭碗比天大》获中国第二届时代新闻人物优秀报告文学二等奖，报告文学《大禹壮歌》获1992年江苏省报告文学奖。

{3}田东照（1938—），山西兴县人。196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西大学校刊编辑，兴县文化局局长、宣传部副部长，吕梁地区文联副主席、主席，山西作协常务副主席，专业作家。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长虹》（上、下集）《龙山游击队》（合作），中篇小说《跑官》，长篇纪实文学《异国情缘》，作品集《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河缘》等。中篇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获山西省第二届文学创作金牌奖，作品还获多种刊物奖。

{4}据“广西文联网站”文章《广西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创和艰难曲折（1949—1976）》：《雨后青山》创作组由陈肖人、饶晓、梁学、赵宗两四人组成，陈肖人执笔。陈肖人，宾阳县人，1940年生，1961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戏剧理论专业，时为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现为广西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著有长篇小说《雨后青山》（执笔者）《斜阳脉脉水悠悠》《我这把生锈大刀》，中篇小说集《黑蕉林皇后》《实习在荒年》《举步》《命祭》，短篇小说《我与母亲》（是他1962年发表的处女作）《仲夏夜之谜》等。据陈肖人回忆，创作组的三位同志饶晓是“文革”中大学毕业的，时为中学教师，参加《雨后青山》写作组之前，参加了反映广西山区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专集《三陇新画》（这是《雨后青山》的蓝本之一）的写作组。梁学是百色地区文化局干部，热爱写作，但也似乎没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赵宗两是县委宣传部新闻报道干部，参加过《三陇新画》写作组写作。参看陈肖人《长篇小说？骉雨后青山？骍创作前后》，《南方文坛》2009年增刊第1期。

{5}周立波《方言问题》，《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10期。

{6}见《百度百科·益阳话》词条。“百度百科”我经常会查看，其科学性和可信性高下各异。这一条“益阳话”的词条，也很有意思。上半部非常专业，应当是从某专业论著中摘引而来。下半部却是把当下非常活跃的益阳籍作家叶梦的《乡音的尴尬》拼接在一起。

第五篇：幼儿园小班语言教学计划

幼儿园小班语言教学计划

教师：陈远蓉

幼儿语言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是根据语言教育的任务和幼儿的年龄特点及语言发展的规律提出的，在《幼儿园教育纲要》中对小班的语言教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内容：

一、听懂和学说普通话，学习正确的发音，培养他们逐步正确发出感到困难和容易发错的音。

二、丰富语汇，学习运用能理解的常用词，主要是名词、动词、人称代词和形容词等。

三、学会同成人或同伴讲话，愿意和别人交谈，能用简短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请求和愿望。

四、逐步学会用单句讲出图片的主要内容。

五、喜欢听老师讲述故事和朗诵儿歌，初步懂得作品的主要内容，记住八至十首儿歌。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复述一、二个简短的故事。

由于幼儿语言发展是能听懂语言意义向应用语言讲行交际发展，但在理解语言时往往受直接经验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幼儿期是掌握语言的关键时期。所以，在教学时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

1、通过语音示范教幼儿学习掌握正确的发音，采用直接示范和示范讲解相结合。

2、要引导幼儿多次重复某一言语的发音使这一发音得以巩固。

3、正音

4、通过发音儿歌的教学使幼儿练习一些较困难的发音或相似字音

5、通过拟声故事，带领幼儿进行发音练习。

由于幼儿的思维具有形象性特点，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大量的教具，动作、表情、来帮助幼儿理解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