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地方政府陷债务怪圈 上届“合法”过度举债不追责
地方政府陷债务怪圈 上届“合法”过度举债不追责
2013年11月13日 09:46 来源：中国经营网综合
【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今年2月，大同市市长耿彦波调任太原代市长。这次调任甚至引发部分大同市民春节期间上街挽留。据媒体报道，当地一些居民尤其是部分开发商担心后一任领导能否切实履行前一任主政时的征地、拆迁、安置承诺，也不知道政府到底有多少家底，究竟欠了多少债务。
数据显示，“造城市长”耿彦波主政大同期间，大同市主要城投公司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2008年末的81.82%增长至2012年末的85.34%，同期刚性债务余额由25.93亿增长至96.62亿元。随着组织部门的一纸调令，耿彦波离开大同，上任太原。
一般认为，其实离任审计原应作为调动官员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先调任，后审计”。因此，离任审计对党政领导履行经济责任的评价就大打折扣，对党政领导人的过度举债行为几乎不存在约束作用。
2010年，中办和国办联合颁布《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责审计规定》，首次将“政府债务的举借、管理和使用情况”一项纳入对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经责审计的范围。但这并未改变经责审计中政府债务审计处于边缘甚至被忽视的地位。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审计署经责审计课题组负责人蔡春表示，“虽然两办颁布了相关规定，但是和操作中对领导干部离任时的债务审计和规定还是有差距的，而且究竟该怎么开展离任时的债务审计，也没有明文规范。”
“有的时候，债务情况的变化很少甚至不会写入经济责任报告。”华南某市审计局人士对本报记者坦言，“因为政府机关报表体制是现收现付制，经责审计主要从财政资金审计入手，延伸至资金的去向、使用各方面，举债资金并非财政资金，所以审计也就不会把债务作为重点加以披露。”
此外，由于受人力、时间等审计资源因素的制约，加之中国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异常频繁，经济责任往往很难对一个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内全部时间范围进行一次性的完整审计。
“经责审计虽然范围很广，但是实务审计中审计机关关注更多的是重大经济决策的程序和效果、政府投资工程的实施等情况。债权债务审计现在也会纳入经责审计的内容，但一般不会是审计的重点。”东部某省审计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前述审计厅人士介绍，只要政府领导人在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举债，审计是认可的。如果债务风险过高，审计人员会在报告中提出建议，提醒地方地方政府注意债务规模，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强制性。从目前来看，尚无地方党政领导人因为债务风险过高而承担责任的案例。实务审计的时候，即使发现党政领导人任职期间有过度举债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其中存在问题，除非存在违规举债，比如夸大抵押资产价值、财政资金违规担保举债。
横亘在这一改革路上的难题是：两年前，中办和国办出台过类似规定，但是收效甚微;经责债务审计的操作细则并未出台。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尚无地方政府因过度负债而被处罚的先例。
蔡春称，离任审计的时候，领导干部已经离任，过度举债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任中审计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任中举债过多，我们在写审计报告的时候做出风险提示，建议控制一下债务规模。
今年下半年以来，湖南、安徽、厦门等地陆续出台债务管理办法，将政府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纳入党政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湖南省明确提出，对政府过度负债的行为，要追究相关地方政府和当事人的责任。
随着干部流动常态化，一届地方政府任期内有可能经历多位主政者。本报记者采访显示，几乎没有地方能就这些官员的举债行为进行详尽的评估。于是，正常的城镇开发与“换届经济学”交织在一起，主政者的压力更需要用准确的债务信息予以化解。《人民日报》近日甚至刊文指出，欠债越多的地方，官员提拔得越快。多地出台措施，欲强化对党政领导人的举债约束，被寄予厚望。
报道称，多方调查了解到，经责债务审计若要“还离任者清白，给接任者明白”，既要调整对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人的考核方式，更重要的是完善经责债务审计的制度设计。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