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的元代四等人制度为啥退出教科书

第一篇：熟知的元代四等人制度为啥退出教科书

熟知的元代四等人制度为啥退出教科 为啥退出教科书 □本报记者/王敏娜

陕北发现的元代壁画，表现元朝人的社会生活。

核心提示

根据传统的史学观点，元朝政府实行四等人制度，我国历史教科书在一段时期内也一直存在相关内容。

然而，近来关于元代四等人制度的争议颇多，特别是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将之删除之后，对于这一观点的讨论也愈加激烈。有专家公开称，证据表明，元代的四等人制度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后世的历史学者对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出来的。事实究竟如何？元代四等人制度这一说法到底从何而来？

元朝政府并未以法令形式实行过四等人制度

《射雕英雄传》再次搬上屏幕，成为当下热门剧，关于成吉思汗和蒙古族历史引起关注，巧合的是，近日来，高中历史教材中把元代四等人制度内容删除了也成为群众讨论的热点话题。

元代四等人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元朝政府将其治下的百姓划分为四个等级：地位最高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再次是汉人，地位最低下的是南人。

一直以来，史学界对元代四等人制度的主流看法持认可态度，该制度不仅被写入历史教科书，而且在中国古代通史类的书籍中也都提到过。对于最新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将元代四等人制度删除的原因，史学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月8日，沈阳市教育研究院高中历史教研员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元代四等人制度的删除与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不无关系。自2006年开始，高中的历史课程就开始有较大幅度的调整，与早前按照朝代编写的方式不同，新教材按照模块来编写，对一些内容进行重点介绍，还有些内容讲得很浅甚至不再列入必修课程，元代四等人制度的删除很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有学者从民族关系角度出发，认为四等人制度的删除是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因为元代的四等人制度带有民族歧视的性质。

此外，更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四等人制度，从这一制度本身寻找原因。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李玉君就是其中一位。

李玉君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法律史。她认为，将四等人制度从高中历史教材删除的主要原因，是四等人制度的说法本身就存在疑问。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元朝政府以法令形式实行过四等人制度。”李玉君告诉记者，即便是后来反对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历数元朝的罪状时，也没有提到四等人制度这样的民族歧视政策。况且，元朝统治者要优待本民族蒙古族，恰如金国优待女真族、辽国优待契丹人、清朝优待满洲人一样，完全没有必要制定一个刺激占全国多数人口民族的四等人制度，这不符合统治成本最小化原则。

“更重要的是，若元代实行过四等人制度，总要把四个等级的民族成分划分清楚。然而，元代各民族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其中色目人的界定至今仍存有争议。”李玉君还告诉记者，色目的含义是“各色名目”。一般认为四等人制中的色目人包括许多西域民族。理由是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人，他们熟悉的、经常接触的是汉人（包括女真人和契丹人），而汉人以外的在他们西方的各民族就被称为色目人，意思是种类繁多的不同种族，有时也称为西域人。但日本元史学者箭内亘认为“色目人”很可能只是个汉语词汇，因为蒙古语中找不到这个词。

李玉君讲道：“关于色目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但无论哪一种，都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元代四等人界定划分尚且不清，更谈不上制度层面的规定了。”

四等人制度是清代历史研究者对史料的归纳总结

既然元代的官方文件中并未记载四等人制度，那么此前的历史教材是不是错了？这种说法又从何而来？

李玉君说：“元代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四等人制，但很多政策带有民族不平等性质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入仕、科举、法律等方面都有体现。”

李玉君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入仕为官方面，元朝政府规定：“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元世祖忽必烈时规定得尤为详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论说：“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指的是史天泽、贺惟

一、哈散，作者注）。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汉人止史天泽、贺惟一耳。”

“元代担任过左、右丞相的大约有70人，赵翼的总结未必准确，但也大体概括了元代汉人在入仕为官上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李玉君说。

在科举取士的标准上，同样存在不平等，只不过在这里四等人制似乎变成了“二等人制”。比如在考试内容上，蒙古人、色目人相同，汉人、南人相同；殿试时，“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会试时共录取100名，这四类人各取25名，貌似平等，问题是汉人、南人在人口总数上超出蒙古人、色目人不知多少倍。

此外，在法律量刑方面也存在不平等，比如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受杖刑几十下，征烧埋银；如果是汉人打死蒙古人，则在各种处罚之外还要处死汉人。再如在持有兵器方面，汉人、南人除了特殊职业外不能持有兵器，蒙古人、色目人则不受限制。

鞍山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张士尊同李玉君持相同观点，他告诉记者：“基于元朝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对待的政策，后代的历史研究者据此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才有了四等人制度，由此可以说元代四等人制度的观点，其实是后代历史研究者对元代制度的重新构建。”

张士尊研究认为，四等人制度的说法，最早的原型来自清末咸丰三年（1853年）魏源撰写的《元史新编》，在书中，魏源提出“元朝中叶开始元廷在行政用人上分三等。”然后是1916年，日本元史学者箭内亘在其发表的论文《元代社会的三阶级》中也提到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的“三等人制”。

最早提出四等人制度的是1934年刊行的清末进士屠寄撰写的《蒙兀儿史记》。屠寄认为元代社会民族界限分明，严格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再后来，受清末民初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元代四等人制度被广泛引用，还被写进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如史学家钱穆先生1940年完成的 《国史大纲》和范文澜先生1946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等。

元朝时人有“内”“外”的区别

虽说元朝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四等人制度，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认为，元朝确实将人划为不同类，是核心和边缘的差别。

李玉君对此颇为赞同。她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元朝人自己曾用“内外”来形容。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 《草木子》 中批评元朝“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意思是说元朝总是把来自北方民族的这部分人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而把“中国”或“南人”的利益放在外围或边缘。他的批评用的就是内外，而不是上下高低。由此可以说，元朝的确存在基于不同人群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但不同人群的划分标准可能是地域、民族、背景等，后人一概用四等人制度来概括显然有失偏颇。

从根本上来说，元朝的不平等是阶级的不平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蒙古人都享有特权，普通蒙古家庭子弟或为小吏，或为士卒，和汉人、南人中下阶层并无不同；很多底层的蒙古人户、色目人户在繁重的军役和剥削的重负下，一样陷入穷困的境地。

“新版历史教科书由于这种说法存疑而将其删除，反映的是对史实的尊重和治学态度的严谨。至于所谓„四等人制‟说法背后所涉及的元朝的民族政策和法律制度问题，仍然有待于我们采取认真严谨的态度，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李玉君说。

(本文图片来源于相关资料)

延伸

元朝的很多不平等现象的真正原因是背景出身，即所谓的“根脚”。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中曾提到：“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

元朝做官主要有三种途径：“根脚”、为吏、习儒。后两种途径的晋升，通常最多做到中级技术官僚，想做大官就得看“根脚”。汉人中一样有好“根脚”的，如较早归附蒙古、于崖山海战中消灭南宋政权的张弘范、张珪父子，后来都做到高官。

有“根脚”的蒙古人远比汉人多。

来源：辽宁日报 2017年02月16日 版次：A10 “根脚”